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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人格尊嚴條款與人權條款的關系分析
    2017/10/1 21:51:59  點擊率[62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憲法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17年
      【中文摘要】從憲法第33-50條規定的基本權利內容來看,第38條人格尊嚴條款屬于具體權利條款。該條款在條文結構上限制了人格尊嚴的內涵和外延,從公法人格權的角度來調整公民與國家政權之間的憲法關系。在中國的語境中,人格尊嚴主要指人在道德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尊嚴。人權條款的作用在于順應社會的發展形勢,及時接納和規范公民對國家權力的利益主張。二戰后,不僅國際條約將人的尊嚴作為基本的價值準則,而且德國、波蘭、韓國等國的憲法中均設立概括性人權條款,同時還明確人的尊嚴是人權的基礎。以人的尊嚴作為人權的存在基礎,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中文關鍵字】人格尊嚴;基本權利;人權條款;價值基礎;人的尊嚴
      【全文】

        《憲法》第38條規定的人格尊嚴條款是公民對抗濫用公權侵犯人格權行為的基本權利條款。公法上的人格權是憲法規定的人權包含的一項內容。因此,第38條不能成為第33條第3款的解釋依據。由于人權條款具有外延的開放性,所以需要借助“人的尊嚴”來界定“人權”的內涵。人的尊嚴既包括精神性的人格尊嚴,也包括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內容。將人的尊嚴作為人權條款的價值基礎,能夠為憲法基本權利的種類調整和內涵限定提供參照標準。有學者認為,“憲法基本權利是人的尊嚴具體化的結果。各項基本權利的正當性基礎是人的尊嚴,人的尊嚴是我國憲法中的不成文規范。對于已列舉的憲法權利,該權利內容和人的尊嚴可以互相印證,對于未列舉的基本權利,可以從人的尊嚴出發,通過‘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概括性條款而導出。”
       
        一、源自文革教訓的第38條
       
        我國現行 1982 年《憲法》第 38 條增設了保障公民人格尊嚴的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肯定的觀點認為,“1982年之前中國各時代的憲法均未規定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因應‘文革’期間個人受政府和他人恣意迫害、喪失做人尊嚴的嚴重后果, 憲法適時地增設保障人格尊嚴的條款。1982年《憲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赫然寫著‘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根本大法。” 對于文革這段歷史記憶的諸種原因與影響,尚須深刻反思。“‘文革’中造反派對‘牛鬼蛇神’實行非法拘禁、公開批斗、群眾專政。” 這一將社會成員劃分等類進行區別對待的重大歷史事件,正是由政權組織內的部分公職人員主導。
       
        同時,也有觀點指出第38條的局限性,認為“我國現行憲法中人格尊嚴規范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工具性突出,而價值性、開放性不足。” 針對該條存在的局限,學者們嘗試將“人格尊嚴”解釋為“人的尊嚴”。這樣做的一個理由就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 《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德國基本法》等重要的法律文件, 均將”人的尊嚴“作為法律的指導思想來對待。例如, 《世界人權宣言》在序言中明確規定: ‘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 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更進一步來講,人類出于對基本安全的渴望,需要對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做出必要的防范。“鑒于無限權力(如納粹國家)蔑視個人和過度權力(如蘇聯)貶抑個人的慘痛歷史,憲法規定‘人的尊嚴’旨在禁止把個體作為國家的客體。” 充分地理解第38條的文義射程范圍,是探討這一問題的前提條件。
       
        二、第38條是公民對抗濫用公權者的重要條款
       
        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在整個憲法權利規范的序列結構中, 第38條乃被置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條款 (第 37條) 之后、住宅不受侵犯條款 (第 39條 )之前, 而這種勾連結構的具體形態也意味著 ‘人格尊嚴’可被傾向于理解為只是一項個別性的基本權利。” 有觀點指出,無論從第33-50條對基本權利內容的體系安排,還是從第38條的條文結構來看,人格尊嚴的內涵與外延都被嚴格限定。 對該條款的現實意義予以肯定的觀點認為,“正確組織國家權力體系, 培養擁有獨立的人格理念與主體性意識、理性處理群己關系的現代公民, 乃立憲民主制的常識。”
       
        立足于釋義學的立場,“從歷史解釋的視角來看,憲法第 38條規定的人格尊嚴, 是指公民得到尊重的權利。” 具體而言,“侵犯人格尊嚴的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少數人或多數人,還可能是集體(如單位)、或是國家權力。國家權力直接侵犯人格尊嚴、或參與侵犯人格尊嚴可能危害更大,糾正更難,一個社會發生大規模的侵犯人格尊嚴的現象往往與權力的介入有關,甚至是由權力一手操辦。正因為此,憲法捍衛的人格尊嚴主要是防止國家權力侵犯人的尊嚴。” 例如,“受中國傳統道德的影響,社會公眾對于執法者侵害違法者人格尊嚴的行為,更多的是持寬容甚至是支持的態度。因而相對于其他社會性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自身權利更易受到國家公權力的侵害,且無法得到救濟。”
       
        這就意味著第38條著重調整的法律關系,首先是公民與國家政權之間的憲法關系。因此,有學者指出,“憲法上人格尊嚴須符合憲法關系的一般屬性,即其是在對抗公權力對個人施加的侵害之時才予成立的。雖然人的尊嚴在內容上既與刑事法律關系上的侮辱、誹謗、誣告、陷害等有重疊之處,又與民事人格權的內容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但終因法律關系屬性之差異而獲得分殊。” 當然,這一條款對與規范行政權運行的法律具有指導和約束作用。例如,2006年 3月生效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5條規定:“實施治安管理處罰, 應當公開、公正, 尊重和保障人權, 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
       
        三、人格尊嚴側重指稱精神方面的人的尊嚴
       
        為挖掘第38條在人權保障方面的潛在意義,有觀點曾呼吁,“‘人權入憲’在目前看來,其宣示意義遠大于規范意義。因為‘人權’之內涵與外延的理解上的分歧,‘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在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略顯突兀,缺乏實在支撐點。唯一可以被用來作為這一宣示的規范落腳點的,似乎就是人格尊嚴。” 反對的觀點認為,“我國憲法第 38 條人格尊嚴的哲學基礎不同于其他國家的人是目的、人格發展、交往理論,而是著重于個人的名譽與榮譽保護;憲法文本表述并非人的尊嚴、人性尊嚴,而是人格尊嚴,且該條既未規定在總綱中,亦未置于‘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之首,即使與‘國家尊重與保護人權’一款結合起來閱讀,亦無法取得與其它國家憲法上的規范地位。人格尊嚴在我國憲法上屬于獨立條款,也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因此,人格尊嚴條款作為一項基本權利條款,不宜成為人權條款的價值基礎,而人的尊嚴作為國際通行的價值準則可以被用來擔此重任。“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的尊嚴業已普遍地見諸各種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中。可見,人們對‘二戰’的反思,更多地集中于極權主義時期人的尊嚴的失落。而正是這一重大的歷史反思,使人的尊嚴成為”二戰“后世界各國公認的法律上的最高價值準則,并由此成為各國法律及國際公約中的基本條款。”
       
        有學者從語義區別的角度指出,人的尊嚴與人格尊嚴之間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在中國的語境中,人格尊嚴主要指人在道德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尊嚴。然而,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尊嚴只是人的尊嚴的一個方面,除此以外還包括人的非道德、非精神方面的尊嚴,如人在物質生活方面、政治生活方面、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尊嚴。將人格尊嚴和人的尊嚴同義化理解,或許在德國法的語境中能夠成立,但在我國的語境中,顯然超出了人格尊嚴的文義承載范圍。” 人的尊嚴作為價值理念可以借助人權條款的實定法形式,與具體的權利形態之間形成緊密的輻輳關系。“當我們承認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時候,那么,每個人根深蒂固并且是最為本質要求的人的尊嚴,自然就對國家和法律的管理范圍、運作方式提出了現實的要求。” 因此,將人的尊嚴作為人權條款的價值基礎更具可行性。“20 世紀人權曾經遭受嚴重踐踏的國家,不僅在憲法中設立概括性人權條款,同時還明確人的尊嚴是人權的基礎。德國、波蘭、韓國等國的憲法堪稱這方面的典范。”
       
        四、人的尊嚴是人權條款的價值基礎
       
        人權條款的作用在于順應社會的發展形勢,及時接納和規范公民對國家權力的利益主張。因此,“在形式上,憲法人權規范應當具有高度的開放性,以適應人的尊嚴隨時代變遷而不斷豐富發展。” 人的尊嚴作為維護社群存續的重要價值導向,側重于描述和規范社群成員在重要社會關系中的相對地位,而非在社群活動中必要的利益分配方案。“人的尊嚴”和人權的主要差別在于:首先,分析的視角不同。人的尊嚴是從人的本質著眼,而人權則是從人的行為著眼;其次,具體內涵不同。人的尊嚴意味著行為人相對于國家、政府或社會所處的地位,而人權意味著一種資格,要求國家的平等對待;再者,所處地位不同。人權是保障人的尊嚴得以實現的手段。 因此,“人的尊嚴”并不因為列舉權利增加而萎縮,相反,首先作為道德權利存在的“人的尊嚴”,其含義日益豐富,并可以析出列舉權利,是憲法權利體系發展的重要因素。
       
        相對于既往的論證方式,人的尊嚴可以在共同的理性討論基礎上成為社群內部重疊的共識。“在已經去魅化、世俗化、價值多元化的現代社會,自然權利說、天賦人權論作為人權的基礎已經難以成為共識。在我國當下的社會背景下,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突出。人具有尊嚴是一個經驗性命題,是人日常生活中都能夠感知得到的,以人的尊嚴作為人權的存在基礎,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例如,“《歐盟基本權利憲章》在序言中不再沿用《世界人權宣言》對人的尊嚴的表述方式,而是將憲章所載明的基本權利作為歐洲歷史傳統的精神與道德遺產,承認尊嚴、自由、平等與團結為共同體承認的共同與普遍價值。” 但這并不意味著人的尊嚴可以被無限地抽取到花樣繁多的利益主張中作為論據。人的尊嚴僅支持被社會共識賦予正當性的利益主張。“與人的尊嚴密切相關的權利,是指直接影響人的尊嚴真實性、完整性、延續性的權利;那些僅僅為人的尊嚴提供條件或保障的權利,并不屬于‘人的尊嚴必須負載的人的正當權利’范圍。一句話,人的尊嚴所能發散出的權利,只能圍繞著人的尊嚴的核心內容來設定,而不能從人的尊嚴的外圍部分來獲取。” 過分地為權利增量的努力,并不必然為人權增值。若將人權條款比喻為公序良俗通過憲法,與公眾的利益主張進行溝通的橋梁,那么人的尊嚴在過去和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則仿佛是人類青睞的橋墩與護欄。
       
        五、人的尊嚴源于個體獨特性對社群存續的價值
       
        人的尊嚴是權利、義務、責任共同的價值基礎。“根據人的尊嚴的內涵, 人既是法律上的權利主體, 也是法律上的義務主體和責任主體。” 二戰以來,人的尊嚴作為法律體系價值基礎的嘗試,源自對國家權力濫用的恐慌與防范需求。“回顧西方的憲政史,雖然早在 1937 年愛爾蘭憲法的前言部分就已提及對于公民人性尊嚴的保障,但對‘人的尊嚴’最早作出完整的憲法規定的是德國基本法。” 學者們對于這一做法展開了翔實的論證工作。例如“在哈特的正義觀中,人的尊嚴是其實質,公正或正義只不過是人的尊嚴的社會顯現,人的尊嚴由此成為評價制度與行為是否正義的最終標準。” 再如,“人的尊嚴、民主選舉是現代國家正當性的兩個重要來源, 已經成為世界憲政不可抗拒的潮流。”
       
        按照規范憲法學的論證方法,可以將人權定義為依據社會重疊共識認定的人的尊嚴而應當享有的正當利益。“通過憲法解釋的技術,將憲法第33條第3款的‘人權’界定為‘人基于人的固有尊嚴享有的權利’。這種解釋根本上仍然屬于目的解釋,但它不存在背離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的問題。從文義解釋上說,人權定義為‘基于人的固有尊嚴而享有的權利’,完全在人權概念的文義射程之內。從體系解釋上講,人權概念所在的條款處于公民基本權利一章的首條,將其定位為我國憲法基本權利保障的原則條款在邏輯上能夠成立。” 對于人的尊嚴的理解建立在重視社群成員多樣性對于人類進化的必要性。“尊嚴是一種超驗的價值,它不像成就、財富那樣純屬一種形諸于外的價值,而是內在于每一個生命體之中,因為這一生命體是獨特的,其思想、形貌、經歷、社會關系都是不可復制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的獨特性成就了人的尊嚴。” 通過人的尊嚴觀念對依憲釋法活動的指導作用,可以為促進規范、文明執法提供倫理資源。“在目前我國行政法律法規不斷地將執法者的執法權力納入到法律監督和制約框架的情況下,公權優位傳統思想的影響與執法者自身執法理念的偏差是導致暴虐執法行為頻發的更為重要的根源,而非完全歸咎于相關行政立法的缺失。” 人的尊嚴理念是治療官本位社會中權力崇拜、身份歧視之宿疾的一劑良方。

      【作者簡介】
      劉輝,男,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注釋】
      [1]胡玉鴻:《“人的尊嚴”思想的法律意蘊》,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2]胡玉鴻:《“人的尊嚴”的法理疏釋》,載《法學評論》2007年第6期。
      [3]胡玉鴻:《“人的尊嚴”在現代法律中的地位》,載《公法研究》(第六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胡玉鴻:《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的尊嚴》,載《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
      [5]胡玉鴻:《人的尊嚴與弱者權利保護》,載《江海學刊》2014年第2期。
      [6]李海平:《憲法上人的尊嚴的規范分析》,載《當代法學》2011年第6期。
      [7]李海平:《論人的尊嚴在我國憲法上的性質定位》,載《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
      [8]李累:《憲法上“人的尊嚴”》,載《中山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9]林來梵:《人的尊嚴與人格尊嚴——兼論中國憲法第 38條的解釋方案》,載《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10]劉志剛:《人格尊嚴的憲法意義》,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1期。
      [11]馬嶺:《國家權力與人的尊嚴》,載《河北法學》2012年第1期。
      [12]馬平:《憲法上的人格尊嚴:一個中國語境下的詮釋》,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8年第2期。
      [13]石畢凡:《作為基本權利的人格尊嚴及其規范意涵——以“賣淫女示眾事件”為例》,載《現代法學》2008年第5期。
      [14]王世濤、楊海濤:《違法者人格尊嚴的法律保護——以“掃黃”行動中曝光性交易者為例》,載《法治研究》2012年第5期。
      [15]謝立斌:《中德比較憲法視野下的人格尊嚴——兼與林來梵教授商榷》,載《政法論壇》2007年第4期。
      [16] 章劍生:《“人的尊嚴”之下的行政權》,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17]鄭賢君:《憲法“人格尊嚴”條款的規范地位之辨》,載《中國法學》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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