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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李強案 從死刑立即執行到死緩:救援隊長被救援?
    2018/1/31 13:30:40  點擊率[254]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微信公眾號:中外刑事法前沿
      【寫作時間】2018年
      【中文關鍵字】聶李強案;死刑;死緩
      【全文】

        自古以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被視為民眾樸素正義觀和價值觀的集中表達,即使步入現代法治社會,上述樸素的正義觀念仍然影響著公眾的行為和思考方式。近期,陜西省高院一份“手下留情”的二審死刑判決引起了公眾熱議,輿情反響強烈,將這樁兩年前的惡性案件重新拉回公眾視野。
       
        一、 案件概述
       
       
        2016年1月15日凌晨4時許,陜西應急救援總隊特勤支隊隊長聶李強在西安市高新區甘家寨西區東門外等候女友時,發現倆女孩乘出租車回家,遂起性侵之念。聶李強從自己車內取出一把榔頭,尾隨二人至甘家寨東三排12號樓5單元門前,持榔頭連續猛擊倆女孩頭部,致二人受傷倒地。其中一女子倒地掙扎中,聶李強拽掉其褲子進行猥褻。隨后,聶李強逃離現場。
       
        事發后,倆女孩被送往高新醫院進行搶救,兩人是一對姐妹,陜西彬縣人,姐姐16周歲,妹妹14周歲。2016年1月25日,姐姐搶救無效死亡,妹妹一度昏迷不醒。經法醫鑒定,姐姐頭部遭受鈍性外力作用,致重型開放性顱腦損傷死亡;妹妹屬重傷二級,傷殘程度八級。
       
        2016年12月5日,西安中院對聶李強案開庭審理。在一審中,法院認為聶李強的投案自首不足以輕判,而且對于受害人的賠償沒有到位,加之聶李強釋放5年內有過強奸罪前科,構成累犯,所以最后判處聶李強死刑。之后聶李強提起上訴。
       
        最終,今年1月20日,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撤銷原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聶李強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由于聶李強屬于累犯,對其限制減刑。
       
        終審判決一出,輿論一篇嘩然,一邊倒的全是討伐批撻之聲。
       
        二、案件熱點剖析
       
        輿論之所以呈現出一邊倒的趨勢,根本上原因是判決結果嚴重超出公眾合理預期,行為之惡與制裁之重極度失衡。
       
        聶李強案在性質上不同于一般的性侵案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被害人的身份特殊
       
        此案的被害人是一對未成年姐妹花,姐姐16歲,妹妹14歲。未成年人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屬于弱勢群體,受到特殊保護。本案犯罪嫌疑人不僅對被害人實施嚴重暴力打擊,而且對其進行了性侵害,挑戰了法律和社會公眾的底線,致使姐妹花一死一重傷的結果,也是民眾最為憤怒、最不能接受的。對于成年人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的犯罪,法律也一直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依法從嚴從快批捕、起訴,加大指控犯罪力度,通過發揮法律的威懾和教育作用實現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
       
        (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殊
       
        首先,聶李強原是應急救援總隊特勤支隊隊長,雖然應急救援總隊特勤支隊并非官方組織,而是民間機構,但其仍是一個掛著救援旗號的救援性質的組織,聶李強的犯罪行為沉重打擊了公眾的信賴感和安全感。
       
        其次,聶李強有過前科,屬于累犯。其在2001年因盜竊罪被判刑,在2011年1月犯強奸罪入獄,2016年“性侵”姐妹花。即便如此,案發前其仍擔任著應急救援支隊隊長的職位,時刻能接觸到放下戒備的公眾!誠然,社會對刑滿釋放人員要抱有寬容之心予以接納,要讓這類群體更好地融入社會,而不能戴著“有色眼鏡”。但包容不是毫無底線的放縱,不是毫無原則的讓步。捫心自問,聶李強能否承擔其救援隊長的職責?事實卻是,聶李強用應急救人的榔頭狠狠地揮向了兩個花季少女的腦袋,將自己定格在“累犯”的標簽上。
       
        (三)行為性質與裁判結果“特殊”
       
        除了前述原因,聶李強的犯罪行為本身也令人心有余悸:第一,兇器殺傷性較大。聶李強將救援所用的榔頭作為行兇工具,而榔頭屬于用法上的兇器,具有較大的傷害性;第二,手段殘忍。面對手無寸鐵,毫無防備的花季少女,聶李強持利器連續猛擊被害人的頭部,而且事后拽掉被害人褲子進行性侵,手段極其惡劣;第三,危害后果嚴重。聶李強的暴行致使其中一名被害人死亡;另一被害人重傷二級,傷殘八級。可以將其犯罪行為總結為“手段極其殘忍、情節極其惡劣、后果極其嚴重。”
       
        聶李強案之所以受到這么多的關注,不僅僅是因為上文所提到的幾點,最為關鍵的一點是犯下罪行的聶李強的生死逆轉,即一審中聶李強被判處死刑,而二審中而被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也就是說,一般情形下,聶李強不用以死償命了。
       
        三、死刑立即執行到死緩
       
        聶李強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樣的判決似乎符合人們的心理預期,而在經歷二審之后,又將聶李強從“鬼門關”邊拉了回來,社會大眾不禁疑問:犯罪手段惡劣、犯罪后果嚴重的聶李強為什么改判死緩?
       
        (一)90萬的賠償金
       
        對于二審法院的改判,社會民眾大多把矛頭指向了聶李強賠償即付被害人家屬的90萬元。許多人認為,聶李強曾因犯強奸罪被判刑,此次故意行兇殺人致一死一重傷。情節如此惡劣,手段如此殘忍,罪刑如此嚴重,二審改判死緩量刑不公!不僅僅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顯失公平,且不足以遏制類似犯罪。二審改判死緩的判決也讓很多人認為這是花錢買命。但是從媒體報道來看,缺少對被告人及其家屬,被害人家屬的采訪,即便是被害人家屬接受了九十萬賠償,也是因為小女兒尚在醫治醫療費不足的無奈之舉,本就非富庶之家遭此滅頂之災,被害人家屬不接受這90萬又能怎樣呢?
       
        此案涉及未成年人以及當事人隱私,一審、二審兩份判決書并沒有公開,社會民眾并不知道法官在判決書中給出的二審改判的理由是什么。即便從我個人角度我認為法官也是站在利益衡量的現實考慮,為了傷重的小女兒填補后續的醫療費。說一句比較現實的話,聶李強被執行死刑了誰來承擔后續賠償?這也直接暴露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不足。本文不能冒然斷定這賠償的90萬元在二審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畢竟,就司法實踐來說,兇手及其家屬的主動賠償以及是否給付,屬于法庭酌定的情節,客觀上會影響法官的裁判行為。作為一名法科生,我們應該排除輿論對我們的干擾,單純地來看案件本身。
       
        (二)自首的認定
       
        本文認為,此案中被告人地自首情節十分重要,如果沒有自首地法定從寬情節,很難因為這90萬而改判成死緩。《刑法》第67條規定,犯罪后自動投案,向公安、司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視為自首行為,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盡管對自首的“從寬”處理,在《刑法》中明確規定的是“可以”,而不是“應當”,但法定“從寬”的精神,仍應當在司法審判中得到體現。從之前的司法判例看,不乏因為自首得到從輕,或減輕處罰,甚至免于一死的情況。自首制度,對于鼓勵和引導犯罪分子自動投案,改過自新,對于爭取、挽救、改造犯罪分子中的多數,孤立、打擊少數,分化瓦解頑固的犯罪分子,從而有效地實施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對于自首的法定情節不予理會,由此釋放出的不良訊號,無從引導更多犯罪分子主動投案,更會侵害司法的公正性、法治的權威性。
       
        四、聶李強案背后的反思
       
        跳出聶李強案件本身,可以看到案件背后隱藏的問題所在,引發了兩個亟待重視的問題:一是法官釋法的重要性,一是司法救助的缺失。
       
        01
       
        法官釋法的重要性
       
        近年來,隨著輿論對司法案件的關注度不斷提升,由司法案件引發輿情不斷增多。聶李強案本身就因其案件性質的嚴重,發生之初,就引起公眾的關注,等待了兩年之久,終審判決撤銷原判決而改判再次引發強烈的輿情反彈,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官是有責任站出來釋法,解開民眾對案件的疑慮和猜疑。當我們在判定是否是好的法律理由時,公眾的可接受性是重要的考慮標準之一,為了達至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判決理由需要具備可接受性。判決說理必需考慮它所面向的受眾,并在此基礎之上,說服這些受眾確信、認可并接受裁判活動及其結論。而法官釋法是法律適用的重要環節,對于公眾認同度具有重要意義。法官釋法有利于正義的實現,法官釋法如果能夠得到公眾的認同,法官釋法就是正義的。公眾對法官釋法的評價,暗含了公眾對杜會價值標準選擇,表明了公眾的價值偏向,這樣,從正義的外部標準上也有利于法律適用者依此來把握刑法的解釋促進正義的實現。同樣有利于提升法律權威,法律權威的建立不只是依靠其強制力來建立的。法官釋法依賴于刑法規范,法官釋法的公眾認同帶了法律公眾認同的效果,公眾內必深處對法律的信服成為了法律權威建立的一個關鍵要素。在很多輿論關注的司法案件中,法官釋法都起到了很好的正面引導作用。2017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誰執法誰普法”的通知,法官以案釋法,通過案件實現普法的效果變成了法官的責任和義務。
       
        改判是二審法院的權力,而且在司法判例中,這種情況也很多,但是對這個案子我們只想知道為什么?
       
        司法救助的缺失
       
        02
       
        據網上所可以看到的消息,被害人的家里生活本就困難,現又承擔著妹妹的巨額的醫藥費,接受賠償的90萬元對于被害人的家庭來說似乎是無奈之舉,這就引發了一個亟待重視的問題: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不到位。刑事犯罪不管在哪國都是對國家穩定和社會秩序的一種侵犯,因此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是維護國家秩序,保障國家公權力的體現。但基于此,往往會產生被害人的地位被“邊緣化”的后果,缺乏對被害人有效的救助機制。雖然我國近年來在特困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基礎上,擴展了司法救助的對象,也提高了救助標準,但可以拿到的救助金是及其有限的,而且對于司法救助仍然還沒有國家層面的統一立法。在此呼吁進一步完善救助制度,繼續擴大司法救助的對象,提高救助標準,能夠讓法官可以僅僅根據案件事實、證據和情節即可下判,而不再承擔過多的案外義務。
       
        當把視線再次投到聶李強案時,我不禁感嘆生命之脆弱,想起一死一傷的未成年的兩姐妹以及她們可憐的父母,我惋惜;看到司法判決被公眾口誅筆伐,我也擔心,擔心在案件事實還沒披露時民意過于洶涌而出現“李昌奎”案的悲劇,擔心司法過于恣意而出現“司法暴力”。正義是法律的精神與理論依據,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都應符合正義的精神;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靈魂,是法律人永恒的價值追求。對于任何案件,我們都應該堅持為正義發聲,為正義而審判!

      【作者簡介】
      胡昊,東南大學法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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