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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論刑事案件量刑裁量權及運用
            2019/4/2 11:22:02  點擊率[7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19年
              【中文關鍵字】量刑裁量 評價體系 量刑建議
              【全文】

              論刑事案件量刑裁量權及運用

               

              內容提要:

              量刑裁量權是法律賦予法院的權力,量刑是法官的職責。在刑事案件審判中,除了對犯罪事實的認定以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定外,量刑就是最重要的環節了。對刑事被告人量刑精準得當是關乎于司法公正,有效發揮刑法功能,被告人認罪服罰,甘愿接受改造的重要的司法審判內容,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具體體現。由此,一份一流的判決,不僅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罪準確,而且要綜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犯罪動機,犯罪目的,悔罪表現等諸多因素對被告人作出適當的量刑。本文結合法官在實踐中對個案量刑的情況,論述法官應從案件的事實與證據、法律適用、刑罰裁量、訴訟程序四個方面建立評價體系之后,方可對被告人定罪量刑,作出公正的判決。(全文共計7566個字)

              關鍵詞   量刑裁量  評價體系   量刑建議

              主要創新觀點:

              1)法官擁有越強大的量刑裁量權,對法官的法律素養和綜合評判能力要求就越高。法官審理刑事案件說到底就是審理“量刑裁量權”。

              2)最能體現法官智慧和經驗的不是對案件事實,對證據采信的判斷權,而是對被告人的量刑裁量權。量刑裁量權是法官的經驗和智慧的結晶。

              3)法官的量刑裁量權是一個評價體系,這個評價體系包含法官對法律的認識、理解、適用,對人性罪惡程度的把握,對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辨識以及對被告人罪責的內心確信等等內容。

               

              一、量刑裁量權的原理       

                  通常情況,根據量刑規范化之規定,法官分兩步對被告人進行量刑。第一步是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弧度內取基準刑。在法定刑內確定基準刑相對固定,法官沒有多少可自由裁量的空間。第二步是根據案件情節對基準刑進行調節。法官的量刑裁量權主要體現在對基準刑的調節上。同一類型的案件,法定刑之范圍大同小異,不同的就是法官的量刑裁量權所確定的量刑。量刑裁量權在刑事審判中占據著極其重要地位,可以說,法官審理刑事案件說到底就是審理“量刑裁量權”。因為經過公安機關偵查,檢察院起訴的刑事案件中有99%的刑事被告人都是有罪的,犯罪事實都是清楚的,證據都是確實充分的。就法院審理的大部分刑事案件而言,查清事實,確認證據已經是進行最后一道工序的問題了。筆者認為,最能體現法官智慧和經驗的不是對案件事實,對證據采信的判斷權,而是對被告人量刑的裁量權。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對證據的采信固然重要,這是法官進行量刑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已經包含了公安機關、公訴機關以及辯護人的經驗和智慧,法官的經驗和智慧應當側重于量刑的裁量權。在控辯審的庭審模式下,犯罪事實以及證據經由公訴機關與辯護人通過對抗、辯論而澄清出來,法官可以直接取材享用,即法官依據經驗和智慧所進行的判斷權是建立在公訴人和辯護人的經驗和智慧之上的。量刑裁量權是法官經驗和智慧的結晶。由此,法官應當投入極大的精力去評判案件中的是是非非,從而得出一套完美的量刑設計方案。如果說每一個刑事案件都是一座大廈,公安機關、公訴機關和辯護人都是施工單位,而法官才是整座大廈的設計師。這座大廈要修筑幾層,修多高,主體結構是什么,規格大小,外觀造型如何等等一系列問題都應當由法官來設計。而這一設計圖的核心部位就是量刑,這一設計圖的美感和使用效果就是量刑裁量權。

              二、量刑裁量權的概述

              1、量刑裁量權的內涵

              “量刑活動是一種法官的裁量選擇活動而不是推理判斷活動;量刑權是一種裁量權而非判斷權。一般而言,司法權是一種裁判性權力,但是刑事審判中,定罪權與量刑權卻有區別。”

              定罪權與量刑權有何區別?定罪權就是法官根據法律規定的大前提、案件事實小前提進行邏輯推理,從而對案件的事實和證據作出“是”或者“否”的判斷性結論。法官根據判斷性結論對被告人進行定罪,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基礎,量刑是定罪的結果。兩者的關系是

               

               

               

                
               

               

               

               

              ①  肖波:《量刑建議權與刑罰裁量權關系之澄清》,載2011年第一期《法律適用》期刊。

               

              法官首先要對案件事實作出基礎性的判斷,在已確定的判斷之上才有量刑的可能性。倘若法官無法根據案件的證據作出犯罪事實的判斷,那也就無法進一步對被告人進行量刑。因而法官的量刑權必須建立在定罪權之上。法官的量刑裁量權就是法官根據已判斷的犯罪事實和已采信的證據,對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作出應當處罰的刑罰程度或強度后,給予被告人的罪責一個公正完整的評價。法官的量刑裁量權是一個評價體系,這個評價體系包含法官對法律的認識、理解、適用,對人性罪惡程度的把握,對社會危害性、被告人罪責大小辨識的內心確信等等內容。法官的量刑裁量權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里面由許多道工序組成,而每一道工序都必須由法官的思維判斷所完成。

                   2、量刑裁量權的范圍

              法官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來確立量刑裁量權的范圍。被告人的犯罪情節由兩個方面組成,一是法定情節,包括法定從輕情節,法定從重情節,法定減輕情節,免除處罰。我國刑法沒有特別規定法定刑的加重情節。原則上,法官不能升格法定刑,超出法定刑進行量刑。這是因為我國奉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則”,法官的量刑權受法律規定的范圍的約束,法官沒有超出法定刑對被告人量刑的自由裁量權。舉個例子說,詐騙罪的法定最高刑是無期徒刑,被告人無論犯多大的詐騙罪,都不能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當然也有法定刑加重的例外,比如在數罪并罰之中,對被告人可以判處數刑中的最高刑期以上,但法律規定了限制加重的原則,即數罪并罰時對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采取限制加重原則,即可以在所判數刑中的最高刑期以上,并可以超過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一般法定最高限度執行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原則上,法官只能在法定刑之內對被告人判處刑罰,如果要在法定刑之外對被告人減輕或者加重處罰,必須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至于法定的從輕、從重、免除刑罰的情節,根據法律規定的如自首、立功、累犯、主犯、從犯等等情節進行量刑。二是酌定情節,酌定情節是需要法官充分發揮量刑裁量權的量刑情節。酌定情節更能彰顯個案的特殊性,更能體現對被告人判處罪刑相適應刑罰的原則。筆者認為,在酌定情節中,有更廣泛的因素需要考慮,比如犯罪動機、犯罪目的、犯罪結果、犯罪手段、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引發犯罪的原因、防止犯罪結果的擴大、財物的歸還、賠償、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取得被告人的諒解等等諸多因素。酌定情節需要法官的經驗和智慧去挖掘隱藏在案情之中的值得商榷的酌定性。在挖掘的過程中,法官付出經驗、智慧,確立內心確信并在此上進行酌定量刑調節。我國法定刑的量刑弧度是比較寬松的,有的罪行量刑弧度甚至從最低跨越到最高。量刑范圍的寬松必然加大法官的量刑裁量權。法官擁有越強大的量刑裁量權,對法官的法律素養和綜合評判能力要求就越高。所以,筆者才認為法官審理刑事案件說到底就是審理“量刑裁量權”。

              3、量刑裁量權對刑事審判的作用和意義

              量刑裁量權對刑事審判的作用和意義體現在刑罰的目的和功能上。“刑罰目的的多重性決定了刑罰的不確定性。當代法治理念要求刑罰具有報應、威懾、剝奪(犯罪的能力)、復歸(社會)四重價值目標”報應體現的是刑罰的懲罰性,是罪犯理應受到的罪責擔當。威懾體現的是刑罰的權威性,是震懾犯罪的手段。剝奪(犯罪的能力)體現的是刑罰抑制、拘束犯罪的方法。復歸(社會)體現的是刑罰的教育功能。法官在決定刑罰時應當根據不同的案情需要選擇不同的價值,從而進行不同的量刑。比如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官判處刑罰應幫助未成年人改邪歸正,投入社會中重新生活,故應偏向選擇復歸(社會)的價值。從價值位階來看,筆者認為在刑事訴訟法中,理應復歸(社會)是首要價值、其次是剝奪、再次才是威懾和報應。教育是刑罰首當其沖的價值。幫助罪犯改邪歸正,重新回歸社會,這是刑罰最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懲罰不是刑罰的目的,只是刑罰的手段,教育才是刑罰的終極目標。刑事訴訟更需要法官充分了解刑罰的功能,以感化犯罪分子為己任,使壞人祛除邪惡,變成好人。在司法實踐中,我們更多的是剝奪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利,追求刑罰的懲罰功能,而忽視刑罰的其他功能。因此,如果法官要更好的處理刑事犯罪,并非進行機械化的技術處理,而是在法官的思索與探求之中,作出個人選擇與量刑裁量,使不確定性的量刑趨向于符合糅合了四種完美價值觀的確定性的量刑結果。

               

               

               

               

                
               

               

               

               

                  肖波、單人俊:《量刑程序形態的追問與設計》載2010年《法學》期刊。

               

                 由此,法官的量刑裁量權結合了法官個人的文化素養和價值觀趨向,是屬于法官自由心證的一部分。結合刑罰的四重價值目標,充分發揮刑罰的功能,完美體現法官在價值選擇,自由裁量中的經驗和智慧,這是量刑裁判權對刑事案件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三、個案中的量刑裁量權

              1、存于量刑裁量權中的評價體系。在刑事審判中,越頗有爭議的案件對法官的評價體系要求越高。法官對案件評價體系考慮得越周全,越完美,案件處理結果越得當,越能體現刑罰的價值功能,對案件的當事人和社會來說顯得越公平,越正義。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于歡犯故意傷害罪一案作出的(2017)魯刑終151號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直接把評價體系詳細列入其中。該判決書的評價分四個部分,一是關于事實和證據的評判意見;二是關于法律適用的評判意見;三是關于刑罰的評判意見;四是關于訴訟程序的評判意見。這四個評判意見構成了該案的評判體系。這一體系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互為映照,成為刑事判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關于事實和證據的評判,是法官進行量刑的前提和基礎。支持和駁斥辯護人的意見,是法官對查清案件事實的肯定和排他性。通過對事實和證據的評判,法官充分掌握案情的細節,對犯罪事實去偽存真,更加客觀真實地反映犯罪事實。關于法律適用的評判,這是對犯罪的定性、犯罪情節等方面的評判。在于歡案件中,主要涉及被告人于歡是否具有防衛性質,是否構成特殊防衛以及防衛過當,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是否構成自首?法官在此類問題的辨析之中,把法律適用同具體的個案案情結合起來,辨析出最符合案情本身的法律適用。法官經過梳理法定的從輕或從重情節后,對法律適用辨識出客觀的結論,為進一步對案件進行量刑打下堅實的基礎。關于刑罰的裁量。在于歡案中,主要涉及對被害人是否有過錯,案件發生的因素、犯罪目的等等問題的評價。筆者在前面已經論述過,對被告人量刑裁量權的運用最能體現法官的經驗和智慧。法官對案件是否作出適當的量刑取決于法官對法律的理解,對案情的把握,對犯罪心理學的運用,對道德人倫的態度等等相關問題。在二審中,有兩個因素無疑對于歡的量刑裁量取到了極大的作用和影響。一是受害人對被告人實施非法拘禁、侮辱、推搡、毆打等情節。二是受害人的辱母行為嚴重違法、褻瀆人倫,應受到懲罰和譴責。判決書所表述:“于歡及其母親蘇某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應當受到法律保護,但于歡的防衛行為超出法律所容許的限度,依法也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認定于歡行為屬于防衛過當,構成故意傷害罪,既是嚴格司法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的觀念。”這就是從社會道德體系的層面和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普遍性的觀念來對于歡故意傷害的行為進行評價。作出這樣的評價其目的就是使量刑更具有公正性。關于訴訟程序的評價。公正的實體需要公正的法律程序來實現,因此對訴訟程序的評價也是有必要的。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魯刑終151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

               

              2、量刑裁量權應建立在評價體系之上

              山東高院所作出的于歡故意傷害罪一案的終審判決為刑事犯罪量刑裁量權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范本。即便法官對此案的事實證據、法律適用、刑罰裁量、訴訟程序四個方面的具體評價不在法律文書內一一表述出來,但也應當對這四個方面的內容進行評價后才量刑。在我們審理的一起綁架案中,被告人李某系一名高中生。2017年1月1420時許,被告人李某想弄點錢來花,便產生偷盜他人嬰兒的想法,于是實施偷盜嬰兒的行為。本案在罪的定性上沒有什么爭議,在事實和證據上、法律適用上、訴訟程序上均沒有什么問題,但本案最值得評價的就是量刑裁量權。我們來看本案值得商榷的量刑情節。從犯罪動機上來講,李某是因為家里修房子,自己想減輕家庭負擔,臨時產生去偷個孩子弄點錢來用的想法。李某雖然剛滿18周歲,但其心智表現極其幼稚。在犯罪中,被告人看見孩子睡著后,又萌發了憐憫悔過之心,把孩子送到安全的環境中。可見被告人悔悟及時、良心未泯,善性仍然支配著被告人的行為認知。犯罪后,被告人第二天就到公安自首,使其犯罪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性和后果都得以減輕。縱觀其犯罪情節,被告人主觀惡性不大,主動積極悔過,是一個具備悔改條件的被告人。對于一個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高中生來說,其走上犯罪的道路與家庭、社會、教育等眾多因素有關。針對這樣的被告人,刑罰的教育功能遠遠大于刑罰的懲罰功能。當然本案還應考慮其他方面的情節。本案案發時,由于被害人找不到孩子,便在朋友圈瘋狂轉發微信尋找,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轟動。被告人的綁架行為給受害人的身心造成重大的創傷。為了維持社會的良好秩序,為了打擊犯罪,維護穩定、和諧、平安的社會環境,也不能縱容罪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規定,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被告人李某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并且留下字條勒索受害人,其行為已經構成綁架罪。由于被告人李某所犯的罪為重罪,起點刑比較高,縱使李某有自首的法定從輕情節,量刑也減不下多少來。這就需要法官在量刑時綜合考慮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根據案情的特殊性作出評價體系后得出一個量刑適中得當又有利于挽救失足青年的裁判結果。刑事訴訟事關人性、社會,國家、自由、秩序、價值、正義等等,相對于民事訴訟更需要法官的自由心證和全輻射思索。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侵犯的不僅是受害人的生命、健康、財產權利,而且也侵犯國家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利,即被告人侵犯的不僅是他人的私權利,也侵犯國家的公權利。刑事審判本身就是以國家的公權力對刑事被告人提起公訴,并對其判處刑罰的過程。因此,在刑事審判中,法官考慮的因素相對于民事審判來說就要多一些,考慮的范圍也要廣一些,考慮的層面也要復雜一些。

              四、量刑建議對量刑裁量權的影響

              1、量刑建議與量刑裁量權的關系

              在我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試行的《人民法院量刑程序規則》和訴訟實踐,可以發表量刑意見的有公訴人、刑事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但量刑建議權一般由檢察官以量刑建議書提出。庭審中,各方均有提出量刑建議的權利,也有對量刑建議進行答辯的權利。各方的量刑意見僅供法官參考,對法院并不產生拘束力。法官聽取各方對量刑發表的意見之后決定恰當的量刑對被告人宣告刑罰。對被告人量刑是法官的基本職責,是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力。“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只是公訴方的量刑主張,體現其代表國家的一種求刑態度,而不是量刑程序審理的訴訟標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法官量刑應當參考但不受量刑建議所限。”檢察機關在公訴過程中,完成了對被告人刑事犯罪的指控和證明后,量刑建議只是一個附帶提出的過程,對法官的量刑權并不具有強制力和約束力。換言之,法院在刑事案件審理中,關于罪的問題,檢察院指控什么就審理什么,證明被告人有罪,何罪,罪重、罪輕的問題是公訴機關的職責。對被告人確定有罪,何罪,罪重,罪輕,應處怎樣的刑罰的問題是審判機關的職責。法官在審理刑事案件中,必須充分意識到對被告人的量刑不受公訴機關量刑建議的影響,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只是一個參考意見,并不起決定作用。檢察機關應客觀看待自己的量刑建議不被采納。

               

               

               

               

                
               

               

               

               

              ①  肖波:《量刑建議權與刑罰裁量權關系之澄清》,載2011年第一期《法律適用》期刊。

              檢察機關不宜將量刑建議是否被法院采納而作為內部考核指標。倘若檢察機關認為法院對被告人的量刑過輕,檢察院可以提出抗訴,不得以法院未采納其量刑建議而進行抗訴。

              2、量刑裁量權不受量刑建議的拘束

              在實踐中,法官的量刑裁量權容易受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的影響。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權像緊箍咒一樣戴在法官的頭上。一般情況,法官都不輕易超出檢察院的量刑建議進行量刑。一是擔心超出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量刑,會被檢察院抗訴。二是在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內判處風險比較小。基于此,法官習慣性地被動接受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進行量刑,這就極大地削弱法官的量刑裁量權。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權若成為前置性的桎梏,法官的量刑裁量權就會成為空殼擺設。量刑是法官的職權,是法律賦予法院決定刑罰的終局性權力。量刑裁量權是一種法定權力,也是一種法定義務。法官應當獨立量刑,不受控辯雙方對量刑發表意見的影響。法官要根據案件的事實,量刑情節,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評判能力,結合自己的審判經驗和智慧,最終確定刑罰。在量刑裁量權上,法官應當表現出一種積極的職權主義精神,與控辯雙方的較量力量形成異質的關系,從而加強自身獨立行使量刑裁量權的能力。總而言之,法官必須牢記量刑裁量權不受來自各方的量刑建議的拘束,量刑裁量權是法官經驗和智慧的結晶。法官審理刑事案件大多時候其實就是在審理“量刑裁量權”。因此,筆者認為,每一個刑事法官應該把量刑裁量權置于刑事審判的重要位置,貫穿于整個刑事審判活動中,綜合被告人的犯罪情節、社會危害性以及主客觀因素對被告人作出一份量刑適當的公平公正的判決書。

               

              參考文獻:

              (1)張先昌、周明東《量刑調查制度研究》載北大法律信息網。

              (2)肖波單人俊《量刑程序形態的追問與設計》載2010年第十一期《法學》。

              (3)肖波《量刑建議權與刑罰裁量權關系之澄清》載2011年第一期《法律適用》。

              (4)陳瑞華《論量刑信息調查》載2010年第二期《法學家》。

              (5)楊靜《量刑規范化視野下的量刑調查制度研究》載2011年第五期《研究生法學》。

              (6)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魯刑終151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

              (7)云南省魯甸縣人民法院(2017)云0621刑初31號刑事判決書。

               

               

               

               

              【作者簡介】

              李才鳳,女, 業余時間,喜歡文學創作,2014年出版詩集《天使之糧》,論文《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警察改革的調研》獲省級調研論文三等獎。論文《初探合議庭制度改革的路徑和對策》獲全國法院系統第二十九屆學術討論會征文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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