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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審判改革的理念革新與路徑調適
    2019/4/14 16:17:14  點擊率[254]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民事訴訟法
      【出處】《當代法學》2018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17年
      【中文摘要】家事審判是以婚姻家庭案件為審判對象,以相應的訴訟程序、非訟程序和審判機構的組成和運作為主要內容的法院審判活動和機制。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一方面以財產案件的審判為本位塑造了民事訴訟的理念和制度,另一方面家事審判長期依附和混同于財產案件的審判機理,難以體現和適應家事審判的特殊規律性。近年來我國在家事審判改革探索的過程中,存在改革理念混亂、路徑偏差和措施隨意等問題,有必要借鑒域外家事審判改革的經驗,在家事審判改革的理念、程序設計和相關協同機制的設置等方面推進一攬子改革計劃。
      【中文關鍵字】家事審判改革;家事審判程序;家事審判機能;家事糾紛調解
      【全文】

        引 言
       
        家事審判,是指以家事案件(我國司法統計中一般稱婚姻家庭案件)為審判對象,以家事訴訟程序、家事非訟程序和家事審判機構的組成和運作為主要內容的審判活動和機制。經驗表明,無論在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家事案件的基數都比較大,屬于法院審判中的“剛需”。改革開放之初,法院受理的家事案件約占民事案件總數的60%,如1980年10月至1981年9月全國法院共辦理婚姻家庭糾紛36.5萬余件,約占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58%。近年來,家事案件總量急劇增加,全國法院每年審理的案件已突破150萬件,其中2013-2015年分別為161.2萬件、161.9萬件和173.3萬件,約占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40%左右。[[1]]隨著社會的發展,家事案件不但基數大,類型也日益多樣化、復雜化。[[2]]
       
        婚姻家庭關系雖屬私法關系,但卻是私法中公益屬性較強的部分,因為婚姻家庭不但是個人生活保障的城堡和要塞,還承擔著兒童初步社會化的功能,從宏觀意義上還具有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法院系統面臨巨大的經濟糾紛審判壓力,遂掀起了曠日持久的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家事審判改革卻遲遲沒有啟動,學術界也較少關注。[[3]]近年來,我國家事審判工作機制的不適應性逐漸凸顯:一是家事審判的專業化程度較低,難以適應家事審判工作的需要。我國在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中,除設置經濟審判庭、知識產權審判庭和海事法院等專門審判機構外,還設置一些專門的審判程序;但對于家事案件既缺乏專門的審判機構和人員,也缺乏獨立的審判程序,出現了家事審判與財產案件審判在審判機構和程序上高度混同的狀況。這種狀況,難以適應家事審判工作的特殊需要。二是家事審判的程序理念滯后,與家事審判的自身特點和規律不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訴法以財產類案件審判為本位,確立了處分原則、辯論原則等基本原則,強化了當事人主義和程序真實理念,這與家事審判中限制當事人處分權、酌采職權探知主義、崇尚實體真實、強調當事人本人參與的要求大相徑庭,家事審判的自身特點和規律無從體現。三是家事審判的制度設計和實踐運行,與我國社會快速轉型發展的形勢不相適應。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得家庭日益小型化,親屬關系的簡化和疏離使得家庭在緩解婚姻危機方面的功能開始弱化,離婚率呈攀升趨勢;與此同時,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觀念對婚姻家庭領域深度滲透,人們的婚戀觀發生重大變化,導致草率結婚和離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家庭暴力、家庭成員虐待和遺棄等現象較為突出,有子女的離婚案件比例攀升。[[4]]由于家事審判理念未能適時調適,導致司法在維系家庭和社會穩定方面的功能難以充分發揮。
       
        總體上看,我國目前對家事審判的重視還僅停留在憲法宣示層面,1982年《憲法》第 49條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在基本法層面,民法領域雖已形成《婚姻法》、《收養法》、《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六位一體的體系,民法典親屬法編也在起草之中,但專門的家事審判程序立法仍付之闕如。直到2016年5月,最高法院才宣布在全國118個中基層法院開展為期兩年的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試點工作,從試點工作情況看還存在諸多問題。推進家事審判改革必須厘清幾個基本問題:家事審判有哪些特點和特殊規律性?域外的家事審判經驗有哪些可資借鑒?我國家事審判改革試點工作一年來有哪些經驗教訓?家事審判改革的目標和基本思路應如何設定?針對這些問題有必要深入研討。
       
        錨點一、家事審判改革的域外經驗與中國實踐
       
        錨點
       
        (一)域外家事審判改革的經驗啟示
       
        重視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和弱勢家庭成員的保護,在國際社會具有共識。[[5]]在域外國家的家事實體法和程序法中,大多設置了一些特殊的家事司法政策,對家事審判機構、審判理念和審判程序作了有別于財產案件審判的特殊規定。雖然各國的法律傳統、民眾的婚姻家庭觀念和司法改革的價值取向不盡相同,家事審判改革呈現明顯的個性化色彩,但從中仍然可以發現一些值得借鑒的共性經驗。
       
        一是順應社會發展和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著力解決婚姻家庭危機和家事審判危機,是各國推進家事審判改革的共性社會背景。在19世紀中期以前的英國,婚姻具有濃郁的宗教色彩,離婚被嚴格限制;1858年《婚姻訴訟法》實施后才允許通過訴訟方式離婚,但由于受政治民主化、女權運動和契約化理念的影響,人們的婚姻家庭觀發生了重大變化,訴訟離婚率逐年攀升,從1858年的244件攀升到1942年的10萬件,這引發了英國社會對子女撫養、人權保障和社會穩定的極大擔憂。[[6]]經過長期爭論,英國繼1996年《家庭法》第1條將“維護婚姻家庭穩定”作為立法指導思想之后,2013年《犯罪與家庭法》決定設置獨立的家事法院系統,改變此前由郡法院和治安法院分散管轄的狀態,以更好地貫徹維護婚姻家庭穩定、一攬子解決家事糾紛和兒童利益最大保護等特殊司法政策。[[7]]日本在二戰后制定了新憲法,確立了個人尊嚴和性別平等原則,過去在家父制度基礎上形成的親族法和繼承法得到了全面修正;與此相應,日本于1947年頒布了《家事審判法》,增設了家事調查官、醫務室、家庭科學調查室、家庭協談設施和家庭裁判所委員會等輔助機構,以突出家事審判的個別性、科學性、社會性、非形式性和非公開性等與傳統法院相異的審判理念。[[8]]在我國臺灣地區,隨著近二十年來民眾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民法”親屬法編已做了四次修訂;近十年來,在新北、臺中、桃園等城市化和經濟發達的地區,法院受理的家事案件增長了64%,2012年受理案件總數超過了15萬件,受案數量激增成為2012年頒行“家事事件法”和設置專門的家事法院的重要原因。[[9]]可見,盡管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家事審判改革的時機、舉措上存在差異,但背后都有應對社會婚姻家庭觀念變遷和家事審判危機的政策考量。
       
        二是通過專門立法統合推進家事審判改革,已成為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共通性經驗。德國是較早對家事審判專門立法的國家,其1877年民事訴訟法第六編的標題就是“婚姻事件與禁治產事件”,后來隨著社會發展頻繁地修訂。2008年德國制定了單獨的《家事事件及非訟事件程序法》,將家庭事件從民事訴訟法中剝離出來,以統合推進家事審判改革,如審判中強化職權探知主義,創設子女利益保護人制度,強化訴外調解環節,明確家事法庭調整、治療和修復家庭關系的社會機能等。[[10]]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對人事訴訟程序單獨立法的國家,早在1898年就制定了《人事訴訟程序法》(2004年修訂后改稱《人事訴訟法》),主要涉及婚姻、收養和親子等身份關系事件,但不包括家事財產案件。二戰后,為適應家事案件中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相互牽連、訴訟與非訟法理交錯適用的特點,日本于1947年又頒行了《家事審判法》,增設了家事調查官制度、對部分家庭糾紛實行調解前置,以落實“維持家庭和睦和健全親屬共同生活”的立法宗旨(該法第1條)。近年來,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在加速推進家事審判改革,制定了一些專門的改革法令,如澳大利亞1975年的《家事法案》,我國臺灣地區2012年的“家事事件法”,英國2013年的《法院與犯罪法案》等。綜上,通過專門立法的形式,強化家事審判的專業化、個性化和社會化特質,貫徹家事審判領域特殊的司法理念和政策,已成為國際上常見的家事審判改革策略。
       
        三是遵循家事審判的特殊規律性,創設與財產案件審判差異化的程序理念和特色制度,構成了家事審判改革的主要內容。與財產案件審判相比,家事審判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家事審判主要涉及婚姻、收養、親子、親屬等身份關系,這是一個道德調控與法律調控交匯且公益屬性較強的領域,傳統的平等原則、處分原則、辯論主義等訴訟法理具有一定的不適應性;二是家事審判呈現身份關系與財產關系交叉關聯、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二元交錯適用的特點,傳統的財產案件審判一元化法理,以及身份關系與財產關系、訴訟與非訟二元分離的訴訟法理,均難以滿足家事案件混雜性的審判需求;三是婚姻家庭關系是一個社會政策性很強的領域,要求家事法院擔負更積極的婚姻家庭穩定、修復和治療的社會機能,要求在審判過程中導入專業化、社會化的力量,這對傳統的法院消極、中立的裁判者角色定位提出了重大挑戰。以上特點構成了各國家事審判理念修正和制度改革的基礎,也是改革中著力解決的問題。例如,在家事審判專業化方面,設置專門的家事審判機構,引入家事調查官、醫學、心理學等專業人士輔助審判法官妥善處理案件;在家事審判理念方面,采取限制處于分原則、酌采職權探知主義,導入弱勢家庭成員特別保護理念等;在審判程序上,采用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交錯適用的程序設計等。
       
        四是超越訴訟制度設計的狹隘視野,采用一攬子改革計劃統籌推進家事審判改革,已成為衡量家事審判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主要表現為:一方面,重視憲法、婚姻家庭實體法和其他法律的修改與家事審判改革的協同性。例如,英國2013年設置獨立的家事法院系統的改革,實際上只是一攬子家事審判改革中的一部分,1969年《離婚改革法》、1989年《兒童法》、1996年《家庭法》和1998年《人權法》等共同描畫了英國家事審判改革的漸進過程。[[11]]在大陸法系的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無論是人事訴訟程序法、還是家事審判法的制定與修改,幾乎都與民法典親屬編等法律的頒行或修改如影隨行,也可以說是相關法律的發展牽引了家事審判改革的進程。例如,德國《基本法》第3條規定,“男女具有平等的權利”,但實施效果差強人意;1957年德國頒行了《關于在民法領域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的法律》,聯邦憲法法院通過判例強化了這一精神,以致有學者認為,“通過法官實現兩性平等權”是德國家事法改革的特征之一。[[12]]另一方面,重視家事案件解決中的非裁判機制建設,推動家事案件從訴訟渠道向非訟渠道分流。因為,家庭關系事件是一個綜合涉及家庭倫理、情感和法律的領域,訴訟、特別是傳統的司法裁判機制并非家事事件最佳的解決途徑。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主要是通過強化法院調解來弱化法院裁判剛性給家事案件審理帶來的消極影響。而在西方訴訟文化的浸潤下,澳大利亞1975年《家庭法》發展出了頗具特色的PDR機制(Primary Dispute Resolution,糾紛解決先決機制),包括仲裁(Arbitration)、調解(Mediation)、調停(Conciliation)、咨詢(Counseling)、協商(Negotiation)等,要求任何打算訴諸家事法院的案件,均須先經過PDR程序處理。[[13]]總之,家事審判改革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應當重視家事審判程序與婚姻家庭實體法和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的協同構建。
       
        錨點(二)我國家事審判制度現狀與改革動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婚姻家庭觀念和法律政策發生了重大變遷:一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得家庭小型化、親屬關系簡化,傳統的家族、家長在婚姻家庭穩定方面的功能有待填補,家事審判機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選擇;二是婚姻自主等現代婚姻制度深入人心,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使得結婚、離婚漸成個人私權,婚姻的社會機能被淡化;三是市場經濟改革催生了拜金主義,夫妻財產取代了夫妻感情成為婚姻家庭危機的重要誘因。與此同時,我國家事審判改革遲遲未能啟動,僅在現行立法和司法解釋中零星存在一些特殊規定。[[14]]由于缺乏統籌設計,導致家事審判的專業化、個性化和社會化程度極低。在司法實踐中,不少法院和法官片面地認為婚姻家庭是私人領域,對司法在婚姻家庭穩定方面的機能強調不夠,對家事審判的特殊程序機理認知匱乏,將家事案件與財產案件的審判機理混同的情形非常普遍,這嚴重影響了家事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15]]
       
        我國家事審判改革試點工作就是在此背景下蹣跚起步的。更確地說,改革首先緣于部分地方法院的自發探索,[[16]]2016年才引起最高法院的重視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試點工作。從各地法院改革探索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第一,最高法院并未為家事審判改革提供統一、明確的改革指南,而是放任各地法院自由探索。于是,各地法院紛紛制定了本地的家事審判改革實施方案,[[17]]成立家事審判庭(或少年家事審判庭)或者家事合議庭是各地法院改革的首要舉措,同時輔以一些特色鮮明的具體舉措,改革呈現“模式化”、“便于媒體宣傳”的動向。從各地改革方案看,有倉促啟動、急功近利的嫌疑,而改革的系統性和內涵建設則相對缺乏。第二,家事審判機構專業化方面,除了建立專門的審判庭或合議庭之外,在審判人員的知識構成、遴選機制和審判場所建設方面,也進行了一些探索。如徐州賈汪法院2013年設立全國第一家獨立編制的家事審判庭,家事庭設三名法官助理,其中2人通過司法資格考試、1人通過三級心理咨詢師考試;2014年興建了1100 平方米的家事司法中心,設置婦聯工作室、心理疏導室、反家暴臨時庇護所、幸福家庭學校等機構和場所。[[18]]河南新鄉法院要求,家事法官需從符合已婚女性、精通審判業務、具有豐富的社會閱歷等條件的法官中遴選。[[19]]第三,從社會專業力量的引入方面,各地法院根據情況紛紛與心理學專業人士、社區組織和群團組織建立合作關系,最常見的是與婦聯合作。如浙江余姚法院就著重依托婦聯,推出了“一庭一室一站”的改革舉措,“一庭”即設置家事審判合議庭,“一室”即設置心理咨詢室,“一站”即設置家事糾紛調解站,三個環節均邀請婦聯派人參與。[[20]]第四,在家事審判制度創新方面,各地法院分別推出了“離婚冷靜期”、“離婚財產申報”、“婚姻狀況評估”、“心理咨詢”、“社會觀護”、“法院調解優先”等具體舉措;[[21]]這些措施紛紛見諸報端,在短時間運用后就作為經驗模式進行宣傳推廣,其真實適用效果有待司法實踐長期檢驗。第五,在家事審判理念方面,各地法院大多強調家事審判與財產案件審判的差異性理念,要求改變當事人主導或對抗式的訴訟模式,廢棄法官“坐堂問案”的審判方式,大力弘揚“和為貴”的訴訟文化。[[22]]第六,在家事糾紛解決方面,除了發揚“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中國司法調解政策之外,還探索構建起社會廣泛參與的訴調對接家事糾紛多元調解平臺,引導當事人更多選擇非訴訟方式化解矛盾糾紛。[[23]]
       
        總體來看,我國的家事審判改革缺乏統籌規劃,各地法院遵從嚴肅訴訟法理進行深層次改革部署的尚不多見,改革中存在淺層性、非理性、盲目性和急功近利性,這也是今后改革中需要重點厘清和矯正的地方。
       
        錨點二、我國家事審判改革中的誤區及其糾偏思路
       
        錨點
       
        (一)家事審判改革的方法論反思
       
        我國當前的家事審判改革總體上循著“最高法院動員、各地法院自行探索”的路徑開展,既非依據立法文件、也未取得立法機關授權,在改革主體權限、改革措施合法性方面存在一些疑問。
       
        家事審判改革涉及審判機構的設置,這受“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調整;具體的訴訟理念、訴訟制度和訴訟程序方面的改革,則受“民事訴訟法”的調整;前者涉及憲法性文件,后者涉及基本法的領域,即便最高法院自己推行改革尚存疑問,何況各地方法院自主改革探索呢?在我國早期的民事訴訟改革中,有些改革舉措因改革主體和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已經受到質疑,如最高法院在《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推出的“舉證時限”制度,《關于嚴格規范終結本次執行程序的規定(試行)》創設的“終結本次執行程序”制度等,均因涉嫌突破民訴法典而受到質疑。[[24]]而最高法院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改革和最高檢察院“試辦公益訴訟案件”的改革,均采取報請全國人大制定立法文件或者立法授權的方法,在改革策略上贏得了贊譽。在家事審判改革中不可避免地會觸及以下問題:地方法院是否有權設立“家事審判庭”?是否有權以本地規范文件的方式推動訴訟制度改革?[[25]]地方法院的改革文件中已經出現一些涉嫌突破現行法的“創新舉措”,如有的法院向當事人發送“離婚冷靜期”通知,限制當事人3個月內不得向對方提出離婚,這已涉嫌侵犯當事人訴權;[[26]]有的法院引入“社會觀護制度”,法院與民間機構簽署協議,由民間機構派員調查了解家事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心理、情感狀態、生活狀況、撫養狀況、雙方父母的撫養能力等問題,[[27]]這種調查的性質和調查權依據是存疑的;有的法院在離婚案件中導入“調解優先”原則、“調解前置”機制,甚至基于文化懷舊動機而機械地套用歷史上的“馬錫五審判方式”,[[28]]這種對程序理念和程序機制的重大調整是否契合家事審判的規律是存疑的。
       
        前述問題的出現,表明我國推進家事審判改革的方法論上存在偏差。雖然我國家事審判制度不盡如意,但冒著違法改革的風險,即便是“良性違法”,也是對法治精神的一種侵蝕。更為合理的改革策略是,先由最高法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申請獲得家事審判改革的授權,并要求各地法院就改革的方案向最高法院備案審查,待時機成熟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制定“家事審判法”;或者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法院先行制定司法解釋。
       
        錨點(二)家事審判的“專業化”與“社會化”辯證
       
        “專業化”是各地法院重點推動的改革舉措,似乎只要設置了家事審判庭(或合議庭)、選任了專業法官,家事審判中的問題就能解決。這是一個認識誤區,家事審判的專業化與社會化應當同時并舉,專業化中隱含著社會化,社會化中也包含著專業化的意蘊,二者相輔相成。
       
        一方面,家事審判的專業化需要借助于社會化機制來彌補。家事審判與財產案件審判相比,除追求公正、效率等傳統訴訟理想之外,還有一個顯著的個性化追求即通過審判來重建“人間溫情”,換言之,實現“家庭正義”。[[29]]為了達到這種司法效果,要求建立專門的家事審判機構(家事審判庭或家事合議庭),并配置專業化的家事審判人員。但家事法官在處理婚姻關系、親子關系、收養關系等家庭關系案件時,不僅需要法律專業知識,還需要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家庭生活經驗,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也不可或缺。國際上通常的經驗是,年齡35歲以上、有5年以上法律工作經驗,并接受社會學、心理學和婚姻家庭關系等方面知識的培訓,是家事法官任職的基本條件。[[30]]不過,凡事過猶不及,過于強調家事法官在社會學、心理學、調解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儲備,甚至不切實際地要求家事法官獲得此類專業資質認證,在改革中難以普遍推行。正確的定位是,家事法官主要還是法律專家,其他專業職能需要借助于社會組織,家事法官僅需懂得何時、如何讓其他專業人士協助其更好地完成家事審判任務即可。
       
        另一方面,家事案件處理的社會化也包含著專業化的含義。表現為:一是設置家事調查官。家事審判酌采職權探知主義,為保持家事法官必要的中立地位,需另設獨立的家事調查官。家事調查官不僅從事一般的調查取證,還應擔負起涉案家庭成員的性格特點、生活狀況、財務狀況和人際關系方面的調查評估職責,這需要綜合運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甚至是醫學和其他專業知識才能完成。調查官可以由法院聘任或委托,但不隸屬于家事法官,兩者是協作關系。二是配置社會化的專業服務機構和人員集群。它們可以設置在法院內部(如我國有的法院設置的婦聯工作室、心理疏導室、反家暴臨時庇護所),可以是由政府部門設立,也可以是其他社會組織和人員(如律師、醫生、心理咨詢師、調解組織)。社會化的專業服務機構和人員集群,既可以在審判程序中充當家事審判的輔助者,以社會化的形式彌補法官相關專業知識不足的缺憾;也可以獨立地以非訴訟的方式解決家事糾紛,或者作為家事案件的審判前置機制(澳大利亞的PDA機制就是范例)。
       
        錨點(三)家事審判程序理念的“二元對立”與“交錯適用”
       
        在我國家事審判改革中,各地法院總體上追求這樣一種改革目標,即構建一套與財產案件審判有別的家事審判程序機制。有學者也提出,家事審判程序應當限制處分原則、遵循職權探知主義和貫徹不公開審判原則,以與財產案件審判機理相區別。[[31]]這種認識暗含了一種“二元對立”的審判程序觀,與家事案件的混雜性特點和家事案件“一攬子解決”的審判理念不符。
       
        欲準確把握家事案件的特點和家事審判的特殊性,需首先澄清幾個概念:(1)“家事審判”與“人事訴訟”,不是等同的概念。人事訴訟是大陸法系常見的用詞,是指以處理特定的身份關系糾紛事件為對象的民事訴訟程序。一般認為,民事訴訟程序按其性質,可分為處理財產關系(如物權、債權關系)的訴訟程序和處理身份關系的訴訟程序;前者以尊重私法自治理念為前提,奉行形式真實主義、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和裁判效力相對主義;后者著眼于婚姻、血緣和收養等事實形成的身份關系,因觸及倫理性和公共利益,對應采用實體真實主義、職權主義、職權探知主義和裁判效力絕對性原則。[[32]]從大陸法系人事訴訟的適用范圍看,僅涉及人身或身份關系的部分事件(如婚姻、親子、禁治產和宣告死亡事件)、而非人身關系的全部領域,且僅限于爭訟事件;身份關系領域的非訟事件和其他爭訟事件并不適用人事訴訟程序,而是適用通常程序(即財產案件審判程序)。(2)“家事審判”與“非訟程序”,也不能等同。非訟程序是指以非訟事件為對象的審判程序,主要奉行法院職權主義、書面審理主義和不公開審理主義等程序理念。在大陸法系各國的立法上,非訟程序的適用范圍較為廣泛,既包括家事非訟事件,也包括其他民商事非訟事件,種類繁多,且存在一定的差異性。[[33]](3)“家事案件”的特點與“家事審判”的特殊性。家事案件既包括家事訴訟案件(如離婚之訴、解除收養關系之訴),也包括家事非訟案件(如確認婚姻無效、宣告死亡),[34]家事審判程序與傳統的人事訴訟程序和非訟程序相比具有混雜性的特點,因為,家事審判中廣泛存在著身份關系與身份關系(如離婚之訴中涉及親子關系確認問題)、身份關系與財產關系(如離婚之訴中涉及子女撫養費問題)、訴訟程序與非訟程序(如離婚之訴中涉及失蹤方的宣告失蹤問題)的“交叉牽連”,彼此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高度牽連,若由不同審判組織割裂審理會造成重大不便。這種混雜性、牽連性的特點,決定了家事審判宜奉行“一攬子解決”的司法政策。所以,家事審判與傳統的財產訴訟、人事訴訟和非訟程序均非呈“二元對立”的關系,而呈現出一種多種訴訟法理交錯適用的狀態,將家事審判與其中任何一種程序完全對立或等同起來都是不準確的。
       
        家事案件需統合處理,家事審判中宜交錯適用訴訟與非訟法理,是家事審判改革的世界趨勢。所謂“統合處理”,是指將家事案件的訴訟程序和非訟程序體系化,由同一部法典統一規定,由同一法官于同一程序中解決同一個家庭所涉若干相關的訴訟、非訟問題。[[35]]其核心,是家事訴訟與非訟程序的合并。我國臺灣地區2012年制定的“家事事件法”充分體現了前述“統合處理”的司法政策。有學者對此表達了擔憂,認為其動搖了程序法的基本原則基礎,多種程序法理的交錯運用導致司法過程過于復雜、難以操作。[[36]]但邱聯恭教授認為,為了適應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和糾紛解決方法的多樣化需求,應當拋棄傳統的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二元分離論,在訴訟程序與非訟程序之間創設“第三程序”或“中間程序”,適應案件審理需要交錯適用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37]]更有學者主張,“訴訟與非訟,不論是在程序上或者是事件上,其真正的本質都不是二元世界,很難回答某一件事情一定是訴訟或者非訟”,因此,從審判功能主義出發,根據家事事件類型和審理的需要,交錯適用訴訟法理和非訟法理是可行的。[[38]]我們認為,從各種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中抽象出一套統一的訴訟原則,或者賦予不同的程序以不同的程序原則,是一種傳統、但過時的陳舊理論,是類型化、模式化思維的極致表現,難以適應社會發展和司法案件日益復雜化的發展要求。特別是對于家事案件,根據其訴訟與非訟、身份與財產、身份與身份關系要素的多重混雜牽連的特性,在“一攬子解決”的司法政策下,針對不同案件要素交錯適用不同程序法理具有適宜性,也是我國家事審判改革中需要重點突破的環節,這有賴于我國將來制定“家事審判法”時予以明確。
       
        家事案件的混雜性特點決定了家事審判中部分案件需遵從傳統程序法理,部分案件(特別是家庭身份關系訴訟和非訟事件)又需要對傳統訴訟法理進行修正。這尤其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處分原則受制。關于程序啟動和訴訟標的確定,傳統民事訴訟以財產案件審判為本位,遵從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確立了訴訟中的處分原則。但家事審判中的家庭成員身份關系事項涉及倫理性和公益性,需對處分原則的適用進行限制。表現為:一是關于訴訟程序的啟動,檢察、民政等國家機關可針對部分案件(如婚姻、收養關系無效)依職權起訴;二是針對家庭身份關系事件,應對當事人的和解、撤訴、承認或放棄訴訟請求等處分行為進行廣泛地限制;三是對有關家事訴訟標的的確定,不宜完全由當事人處分劃定,而需要司法干預。(2)酌采法官職權探知原則。傳統民事訴訟奉行辯論主義,其理論依據是“尊重私權自治,而國家(法院)不能介入”。[[39]]但家事審判中涉及身份關系的事項,涉及家庭倫理、公序良俗和社會秩序,在事實發現方面具有追求實體真實的價值導向。因此,大陸法系的立法中賦予法院廣泛的職權調查的權力,裁判可以不受當事人主張的拘束,同時嚴格限制當事人的自認。[[40]]“無論是對審問請求權加以限制,還是予以全面否定,施行職權探知主義才是對第三者最好的保護”。[[41]]家事審判酌采職權探知原則,并非要絕對地拋棄辯論主義:其一,家事審判奉行“一攬子”解決的司法政策,審判中可能同時涉及婚姻、親子、收養等身份關系事實,也可能涉及財產分割、損害賠償等事實認定問題,在非身份關系事實方面仍有遵循辯論主義的必要。其二,即便法官在身份關系事實認定方面可以考慮當事人未提出的事實,“而‘必須’在多大程度上搜尋這一事實則是另一個問題”。[[42]]采用“法官釋明、當事人根據釋明進行舉證”為主、法官職權調查為補充的方式,既有利于調動當事人舉證的積極性,也能避免給法院帶來沉重的查證負擔,是更為合理的做法。其三,即便強調法官的職權調查,也不應恢復到傳統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由審判法官包攬審理權、調查權和裁判權。更為合適的做法是,設置專職的法官助理或者調查官,在審判法官認為需要調查收集證據時,由其履行具體的調查取證的職責,并在法庭上接受質證,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裁判法官中立的屬性。(3)不公開審判原則。審判公開是法治國家原則和民主原則的組成部分,服務于法官活動透明化和訴訟公正的目的。但當其與法律的另一重要價值目標即個人隱私的保障發生沖突時,就存在一個價值平衡與選擇問題。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第14條規定,“在保護公益或當事人私益所必要之一定范圍內,不公開審理。”在不少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中,對于親子關系、未成年人收養關系等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的重大隱私的,可能侵犯人的尊嚴、私生活隱私或者善良風俗的,以及家事調解程序等,均規定應采用不公開審判原則。[[43]]我國民訴法第131條對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對離婚案件實行申請不公開,這一規定對于家事審判來說在覆蓋廣度上尚有欠缺。考慮到我國對家庭關系和個人隱私保護不力的總體態勢,建議在家事審判改革中對家事案件一律試行不公開審判,實踐一段時間后再根據經驗適當調整。
       
        錨點(四)家事審判“裁判機能”與“社會機能”的整合
       
        傳統民事訴訟中遵循兩大基本理念:一是當事人平等,通過訴辯雙方的武器平等來保障當事人的機會平等;二是法官消極、中立裁判,以此達成個案程序公正,而較少關注裁判結果對社會關系的塑造和影響。但家事審判并非僅涉及個人私權,還兼及婚姻關系的穩定、未成年子女的成長、老年人的贍養等社會公共利益,具有強烈的公共政策考量傾向,[[44]]需要法院更積極的職權干預和政策引導。正如政策法學派所倡導的那樣,“法律生來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些問題最好看作是社會價值目標和這些目標的社會成就或所期望的成就之間的差異”,因此,“當今人類的緊迫需要是把法律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予以有意識的、從容、謹慎的適用。” [[45]] 我國在家事審判改革中,應當根據家事審判的特殊性,將家庭關系修復和弱勢家庭成員保護確立為核心理念。
       
        在域外家事審判改革中,已經將前述兩個理念作為家事審判的核心理念予以對待。(1)家庭關系修復理念,是對傳統的法官消極裁判者角色的修正,要求法官在裁判職能之外承擔貫徹家事政策的任務,這廣泛地體現在離婚、撤銷婚姻、解除收養關系等身份關系形成之訴中。英國學者認為,19世紀以來雖然作為權力和財富分配的家族格局沒落,但家庭保留了兩個至關重要的社會功能,一是兒童的初步社會化,二是維護成人之間關系的穩定性。[[46]]英國社會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就離婚政策達成了兩點共識,一是盡量維持婚姻關系的穩定;二是當婚姻關系已無可挽回地破裂時,應以最大公平和最小痛苦和屈辱的方式得到解除。為此,離婚訴訟制度的設計應確保離婚“不會非常容易,從而鼓勵雙方營造成功的幸福婚姻,特別是克服暫時的婚姻危機”。[[47]]這種認識最終導致1996年英國《家庭法》將“維護婚姻穩定”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加以規定。(2)弱勢家庭成員保護理念,是對傳統的當事人訴訟機會平等理念的修正,這在未成年子女保護、婚姻關系中男女平等和弱勢家庭成員的扶養贍養等方面有充分的體現。我國臺灣地區2012年制定的“家事事件法”第1條開宗明義地規定,“為適當、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并健全社會生活,特制訂本法。”此外,第8、16、32條就法官、程序監理人、家事調解員選任中的“性別平等意識的識別”做了規定;第100條規定法院命令支付生活費、撫養費和贍養費“不受訴的聲明”的限制;第24條就家事調解“不得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做了規定。英國家事法院也貫徹類似的理念,即除非離婚案件已就子女生活獲得妥善安排,否則法院不會作出絕對離婚判決。[[48]]總之,適度淡化家事法官的消極裁判角色,通過審判更加積極地貫徹一國婚姻家庭法律政策,是家事審判改革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錨點三、關于家事審判改革協同機制的思考
       
        家事審判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局限在法院審判理念、審判制度改革的狹隘視野。法院是家事審判改革的推動者,但絕非改革成功的最終決定者,協同機制的構建非常重要。家事審判改革的成功,不僅取決于法院審判機構的調整、審判人員的配置、審判理念和方式的革新,也取決于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和專業團體的參與度,還取決于家事實體法和家事非訟程序機制的協同構建程度。
       
        錨點(一)關于民法典親屬法編立法理念的調適
       
        在家事審判中,家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二者“雖旨趣相異,但彼此牽連,相互觸動”。[[49]]家事實體法定位了婚姻家庭關系的方針政策,家事審判程序不能游離于這種方針政策之外。馬克思有關“訴訟和法二者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與植物本身的聯系,動物的外形與動物的血肉的聯系一樣。使訴訟和法律獲得生命的應該是同一種精神”[[50]]的論述,用在這里恰如其分。英國家庭法將“維護婚姻制度穩定”作為立法指導思想,法律委員會認為,應最大限度地鼓勵離婚雙方達成調解,且司法程序設置“不能妨礙此項目的的實現”,[[51]]也是這種關系的絕佳注釋。
       
        我國民法典親屬法編應當遵循什么樣的立法理念呢?首先,需要在家庭自治與法律干預之間,尋找合理的平衡。一方面,放棄在夫妻姓氏、同居義務、忠實義務、扶養義務等方面設置強制性規范的努力,縮小法律強制的范圍,推動家庭事項自治或私化;另一方面,對婦女、兒童、老人等弱勢家庭成員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這是許多國家現代家庭法發展的兩個并行的立法趨勢。[[52]]就前者而言,既涉及家事關系立法調整和道德調整的邊界問題,也涉及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設置的立法技術問題;實體法立法科學,將降低家事審判中的復雜性;實體法立法不當,將引發家事審判領域的危機。其次,弱勢家庭成員的特別保障,特別是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理念,應當成為民法典親屬法編的立法指導思想。貫徹弱勢家庭成員保障理念,既要在立法技術上將《婦女權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相關內容吸收到民法典親屬法編中,也應在立法精神上對人身保護令、監護、代理等一系列方面嘗試制度創新。在民法典親屬編作出合理的制度設計之后,才有延伸到家事審判程序法領域的問題,這個立法邏輯不能顛倒。最后,應當確立維護婚姻家庭關系穩定的立法指導思想。婚姻是家庭生活的堡壘和樞紐,婚姻關系不僅僅是一種法律關系,也是一種倫理關系;不僅僅是夫妻雙方之間的事務,也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和社會穩定利益。所以,婚姻自主的理念,在離婚視角下應該受到一定的限制,即通過立法阻止離婚的任意性。馬克思曾說,“婚姻不能聽從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已婚者的任性應該服從婚姻的本質。”[[53]]在實體和程序法上,應協同設置感情咨詢、離婚別居、離婚冷靜期、離婚調解等制度,作為挽救婚姻危機、穩定婚姻關系的舉措;即便離婚,也要讓夫妻、子女和其他弱勢家庭成員在生活利益上都感受到公平,才是家事審判改革應當追求的司法正義。
       
        錨點(二)關于家事糾紛替代性解決機制的重塑
       
        家事事件的處理不獨是訴訟一種方式,全部涌入法院也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應當從司法解決、政府解決和社會解決的大視野中看待。綜觀各國的家事審判改革,替代性家事糾紛解決機制無非有以下幾大類型,即政府機構(如婚姻登記部門、收養登記部門等)在登記服務、居中調停等方面擔負一定的家事糾紛化解機能,社區、婦聯和專業機構成立的調解組織提供調解服務,律師、心理咨詢師、婚姻家庭專業咨詢機構提供法律和家庭咨詢服務,家事仲裁組織提供的仲裁服務,社會調停組織提供的促成和解服務等。考慮到我國民間社會組織發育的狀況,這類組織及其提供的家事糾紛解決服務的發展和成熟尚需時日,當前既不宜急于肯定、也不宜急于否定,只需立法進行必要的規范和指導。具體來說,可通過概括的“家庭ADR促進法”積極鼓勵和培育,推動其有序成長,不失為一種穩健的改革思路。
       
        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議題是,家事糾紛調解應當堅持法院調解為主、還是調解社會化?應當承認,重視調解是各國家事審判改革的共性措施之一,但調解制度的定位卻各不相同,有法院體制內的調解,也有第三方調解。[[54]]在西方國家,法官通常都不承擔司法調解的職能,主要是由法官指令當事人在一定期間內尋求社會調解或者專業人員調解;或者另行任命一位和解法官(與審判法庭無隸屬關系)或調解員,強制當事人參與促成和解的活動。[[55]]但在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則在家事審判法中明確實行“調解前置主義”,“只有當調解不成時,當事人方可以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而審理過程適用人事訴訟程序。”[[56]]我國臺灣地區2012年的“家事事件法”第23條亦仿效日本,要求除家事非訟事件外,“請求法院裁判前,應經法院調解”。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認為,沒有任何研究或實證數據能表明司法調解前置具有優越性,相比之下,“婚姻咨詢”在緩和矛盾、恢復關系方面效果更佳,立法混淆了兩種制度的定位。[[57]]我們認為,“調解社會化”是重構我國司法調解政策的基本思路,即便家事審判領域存在特殊性,也不宜重走“調解優先”、“著重調解”或“強制調解”的老路。宜通過以下思路貫徹落實家事審判中重視調解的司法政策:暫時保留家事法官調解的權力,但主要應通過邀請親屬朋友或者專業人員“協助調解”的方式實現;重心應放在法院附設ADR機制,即法院下達調解指令,鼓勵和指導當事人接受在法院備案的調解組織或調解專業人員的調解,法院經審查可直接認可調解協議的效力。

      【作者簡介】

      王德新,山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注釋】
       
       
        [[1]]數據來源于相應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規定,民事案由共分為十大部分424種。其中,家事類案件共有31種,包括第二部分“婚姻家庭糾紛”15種訴訟案由和第十部分“適用特殊程序”的16種非訟案由。
       
        [[3]]以“家事審判”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2017年3月31日僅能搜到281篇文獻(2017年11月11日已能搜到473篇,可見該主題正在成為學術討論的熱點)。最早一篇是河南大學尹緒洲于2001年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之后的研究以碩士論文和報紙文獻為主;2012年《法律科學》發表了陳愛武教授的《論家事審判機構之專門化》的論文,是學術期刊發表的第一篇有關家事審判改革的專題論文;截至2017年3月,除新聞報道外,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專題研究論文不足20篇。理論研究滯緩,是我國家事審判改革滯后的原因之一。
       
        [[4]]參見李洪祥:《我國離婚率上升的特點及其法律對策》,《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6期,第211-215頁。
       
        [[5]]例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宣示,“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并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6條宣示,“締約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系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宣示,“關于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
       
        [[6]]參見石雷:《英國現代離婚制度研究》,群眾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頁。
       
        [[7]]參見陳莉、向前:《英國家事審判制度及其啟示》,《法律適用》2016 年第11 期,第116-117頁。
       
        [[8]]參見張曉茹:《家事裁判制度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頁。
       
        [[9]]參見蔣月、馮源:《臺灣地區家事審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啟示》,《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第88頁。
       
        [[10]]參見楊臨萍、龍飛:《德國家事審判改革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法律適用》2016年第4期,第58-59頁。
       
        [[11]]參見前引[6],石雷書,第39-51頁。
       
        [[12]]王葆蒔:《德國婚姻法百年變革述評》,《德國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9頁。
       
        [[13]]衛杰:《澳大利亞家庭糾紛解決機制及其對我國的借鑒》,山西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6-18頁。
       
        [[14]]這些規定可概括為十個方面:(1)關于管轄,身份關系案件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22條);(2)關于訴訟代理,離婚案件原則上由本人參與訴訟(《民事訴訟法》第62條);(3)關于自認,身份關系的事實不適用自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條);(4)重視調解,離婚案件應當調解(《婚姻法》第32條),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不適用調解(法院調解規定第2條);(5)訴權限制,即判決不準離婚和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以及判決、調解維持收養關系的案件,無新情況、新理由,原告在六個月內不得再次起訴離婚(《民事訴訟法》第124條);(6)關于訴的合并,無過錯方根據婚姻法第46條請求損害賠償的,必須在離婚訴訟的同時提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30條);(7)關于審判方式,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判;離婚案件根據申請不公開審判(《民事訴訟法》第134條);(8)關于訴訟終結,離婚案件和追索贍養費、扶養費、撫育費以及解除收養關系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死亡的,裁定訴訟終結(《民事訴訟法》第151條);(9)關于審判程序,宣告婚姻無效的案件,以及申請確定監護人、變更監護人和撤銷監護人資格的案件,適用特別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第十部分);(10)關于裁判效力,離婚判決后,子女要求增加撫育費的,可以另案起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8條);離婚判決中未涉及的財產分割、探望權問題,可以另案起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382條)。
       
        [[15]]參見羅書臻:《家事審判改革為相關立法提供實踐依據:專訪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人民法院報》2016年3月3日,第1版。
       
        [[16]]早在2010年3月,廣東省就在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等7個中級和基層法院開展試點工作,試行家事審判“財產申報、不公開審理、當事人親自到庭”等新原則和新制度,成為我國家事審判改革的先行者。此外,武漢市硚口區人民法院、江蘇徐州賈汪區人民法院等,也自2012年起就開始探索家事審判改革。參見李強等:《粵全面推行家事審判改革》,《南方日報》2013年3月27 日,第A8版;李冀:《武漢有個“家事法庭”專管家庭糾紛》,《長江日報》2012年5月10日,第11版;張娜:《巧解家務事 社會升和氣:江蘇徐州賈汪法院家事審判工作機制調查》,《人民法院報》2012年5月10日,第5版。
       
        [[17]]參見《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的執行辦法》(2013);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人民法院家事與少年審判改革實施方案》(2016);廣西自治區高級法院《關于開展家事審判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2015);河南新鄉中院《關于推進家事審判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試行)》(2015)等。
       
        [[18]]參見王曉紅:《“賈汪模式”可復制的家事審判實踐樣本》,《江蘇法制報》2017 年4 月7 日,第00A 版。
       
        [[19]]參見張西:《家事審判機制改革的“新鄉樣板”》,《河南日報》2016年1月18日,第1版。
       
        [[20]]參見余國英:《“一庭一室一站”打造家事審判平臺》,《中國婦運》2015年第7期,第15-16頁。
       
        [[21]]參見李常瑜、胡曉蕾:《內蒙古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調研報告》,《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林昱鋼:《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 全面推動家事審判改革》,《廣西法治日報》2016年6月21日,第A1版;高敏:《我省家事審判首次引入社會觀護制》,《浙江法制報》2015 年4月8日,第1版;王道強:《在家事審判中調解優先原則的運用》,《人民法院報》2015年12月17日,第2版等。
       
        [[22]]參見蔡崇謀:《家和萬事興:泉州法院家事審判專業化建設工作紀實》,《人民政壇》2016年第8期,第33頁。
       
        [[23]]參見林昱鋼:《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全面推動家事審判改革》,《廣西法治日報》2016年6月21日,第A1版。
       
        [[24]]在2016年8月于遼寧本溪召開的第七屆“中國執行論壇”會議上,最高法院專門組織了“終結本次執行”問題的研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原副主任扈紀華針對“終結本次執行裁定”,當場提出了改革超出了民訴法規定、涉嫌違憲的質疑。
       
        [[25]]我國《立法法》第8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十)訴訟和仲裁制度;(十一)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26]]參見江超:《“離婚冷靜期”通知書發出網友“不冷靜”了》,《福建日報》2017年3月30日,第10 版。
       
        [[27]]參見高敏:《我省家事審判首次引入社會觀護制》,《浙江法制報》2015年4月8日,第1版。
       
        [[28]]參見曹思婕:《馬錫五審判方式對我國家事審判改革的啟迪》,《法制與社會》2016年第17期,第115頁。
       
        [[29]]前引[6],石雷書,第209頁。
       
        [[30]]例如,日本要求家事法官必須具有10年以上從業經歷的助理法官或者律師,且對處理家事案件懷有滿腔熱情、對家庭關系有足夠的理解力;澳大利亞、墨西哥要求家事法官須有5年以上法律工作經驗,年齡一般在30-65歲;我國臺灣地區要求,家事法官應從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多元文化并有相關學識、經驗及熱忱的人士中選任(“家事事件法”第8條);候補法官及未曾結婚之法官,原則上不得承辦家事案件(“家事事件處理辦法”第4條)。
       
        [[31]]前引[8],張曉茹書,第160-168頁。
       
        [[32]]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下),臺灣地區三民書局2005年版,第935頁。
       
        [[33]]在法國,非訟事件主要包括任命財產管理人、收養確認、婚后親子關系確認和戶籍確認等(參見[法]讓·文森等:《法國民事訴訟法要義》,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頁)。在德國、日本,則即包括宣告公民死亡、禁治產、失蹤人財產管理、婚姻及親權、收養、監護、繼承事件等家事非訟事件,也包括拍賣抵押物、信托事件、公司事件、海商事件、票據事件等民商事非訟事件(參見王祥遠:《非訟程序芻議》,《長沙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第72頁)。我國有學者認為,應將非訟程序限定為法院行使審判權、代表國家履行輔佐或者監護民事私法關系的程序,包括特別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家事審判程序及法院調解程序(參見郝振江:《中國非訟程序年度觀察報告 (2016)》,《當代法學》2017年第6期,第152-153頁)。
       
        [[34]]關于家事案件、家事糾紛、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的概念辨析,可參見趙秀舉:《家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方向與路徑》,《當代法學》2017年第4期,第123-124頁。
       
        [[35]]前引[9],蔣月、馮源文,第90頁。
       
        [[36]]許政賢:《人事訴訟的典范轉換——以家事事件合并審理制度為例》,《月旦法學雜志》2012年第10期,第209頁。
       
        [[37]]邱聯恭:《程序制度機能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版,第659頁。
       
        [[38]]呂太郎等:《家事事件法若干解釋上之問題——民事訴訟法研討會第一百一十五次研討會紀錄》,《法學叢刊》2012年第227期,第241頁。
       
        [[39]] [日]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頁。
       
        [[40]]參見我國臺灣地區“家事事件法”第10條:“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并依職權調查證據。”第58條:“關于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之規定,在撤銷婚姻,于構成撤銷婚姻之原因、事實,及在確認婚姻無效或婚姻關系存在或不存在之訴,于確認婚姻無效或婚姻不存在及婚姻有效或存在之原因、事實,不適用之。”
       
        [[41]] P. Sehlosser, Gestaltungsklage undGestaltungsreeht, 1966, S. 186.轉引自郭松美:《人事訴訟程序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5頁。
       
        [[42]]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劉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頁。
       
        [[43]]參見日本2003年修訂后的《人事訴訟法》第22條;我國澳門地區“民事訴訟法”第118條;我國臺灣地區“家事事件法”第9條。
       
        [[44]]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的解釋,“公共政策,是指不能有對公眾產生損害的趨勢或者違背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則。”參見Henry Campbell Black,Joseph R. Nolan, M. J. Connolly, Black’s Law Dictionary,5th ed., West PublishingCo.,1979, p.1041.
       
        [[45]]Harold D. Lasswell and Myres S. McDougal,Jurisprudence For a Free Society: Studies in Law, Science and Policy, NewHaven Press,1994,preamble,pp.33-34.
       
        [[46]] JohnEekelaar, Family Law and Social Policy,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8,pp.5-6.
       
        [[47]] TheLaw Commission, Reform of the Grounds of Divorce: The Field of Choice(1966,No.6), Paras.15 and 16.See http://www.worldlii.org/ew/other/EWLC/1966/6.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11月11日。
       
        [[48]]陳莉:《英國家事審判制度及其啟示》,《法律適用》2016年第11期,第18頁。
       
        [[49]]王德新:《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的協同構建》,《河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第57頁。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頁。
       
        [[51]]前引[47],法律委員會報告,第16段。
       
        [[52]]王洪:《家庭自治與法律干預:中國大陸婚姻法之發展方向》,載王文杰編:《月旦民商法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頁。
       
        [[53]]前引[50],馬克思書,第184頁。
       
        [[54]]參見湯鳴:《家事糾紛法院調解實證研究》,《當代法學》2016年第1期,第147頁。
       
        [[55]]參見陳莉、向前:《英國家事審判制度及其啟示》,《法律適用》2016年第11期,第118頁;楊臨萍、龍飛:《德國家事審判改革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法律適用》2016年第4期,第60頁;衛潔:《澳大利亞家庭糾紛解決機制及其對我國的借鑒》,山西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1頁。
       
        [[56]] [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訴訟法講義》,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57]]姜世明:《家事事件法論》,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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