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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文化認同:人的革新與尋根
    2019/9/18 16:58:27  點擊率[21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理論法學
      【出處】《法學論壇》2019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19年
      【中文摘要】法治文化認同是當代中國法治實踐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認同是關于人的本質的人的自我同一性,關涉“我是誰”、“我們是誰”等問題。法治文化認同是法治文化實踐中人的同一性問題,解答了人在多元文化下的法治實踐中如何看待“我是誰”、“我怎樣做才是我”的法治自我認同。以人為主體存在為視角審視中國的法治進程,發現雖然國家主導的法治模式完成了制度建設,而大眾缺乏對制度之上的觀念認同;急速的現代化進程造成了人的情感和理性的斷裂。因此,要實現法治文化認同應始終圍繞兩大主題:人的革新與人的尋根,應以人為主體在中國的法治實踐中不斷地通過革新和尋根的方式來實現認同。
      【中文關鍵字】法治文化;認同;人的主體性;全面依法治國
      【全文】

        法治文化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實踐中突顯的新問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正式明確“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這是中國共產黨針對我國當下法治建設面臨實踐問題與社會訴求做出的科學判斷與正確決策。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深層的、最持久的力量,也凝聚和體現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追求與價值共識,是人民群眾行為選擇的內心認同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需要全社會法治觀念增強,必須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1]人民對法治文化的認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治文化能否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更深層地決定了法治是否能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否能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制度選擇,因此,法治文化認同是全面依法治國和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問題。
       
        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恢復近四十年的當下,無論是黨和政府還是社會公眾,都意識到推動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離不開法治文化的發展。盡管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之爭仍存,但無論何種意義上的法治都離不開主體對法治精神的追求、對法治理念的尊崇和對法治文化的認同。因此,以主體性存在的“人”的視角來檢視中國法治實踐,以人對法治文化的認同來審視法治建設的成就與問題,是深刻總結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維度,也是融貫法治的普遍價值與中國特色道路的一種嘗試,這也正是法治文化認同的研究緣起。
       
        一、法治文化認同的概念定位和意義分析
       
        (一)法治文化認同的概念定位
       
        認同(identity)是由西方哲學發展至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對認同的回答可以追溯至哲學中關于自我同一性的問題。identity的拉丁文詞根idem的意思即為“同前”或“同上”。自我同一性是關于人的本質屬性的問題,解決了“我是誰”的根本問題。自我同一性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含義:一個人如何將自身描述為一個個體,并將自身與他人區別開來;一個人如何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保持自我的一致、連續性;一個人在保持自身獨特性的同時,如何看待自身與他人、以及自身與共同體的關系。[2]自我同一性是人認識自身、自我與他者以及個體與群體關系的根本問題,擴展開來也包含“我們是誰”的問題,即主體是復數的情形下,一群人如何在歷史進程中保持族群的一致、連續性。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學者多使用這種認同概念來研究一個群體(或個體)是如何在更大的群體中認識自身并尋找自身歸屬和價值的。例如在多移民國家中,新移民如何看待自身歸屬。
       
        文化的概念有上百種界定方式。梁簌溟說“文化就是吾人所依之一切文化之本意,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3]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魯克洪說,文化是“某一個人類群體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整套的‘生活式樣’”。[4]法治文化是法治與文化兩個概念結合之后形成的新領域,對于其概念的外延不同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5]劉作翔曾將法治文化劃分為廣義、中義和狹義三個維度:“廣義的法治文化包含所有與法治相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中義的法治文化包含法治的制度和觀念;狹義的法治文化僅包含法治的理念。”[6]本文借用這種法治文化的劃分方式,并在中義的維度上使用法治文化的概念。法治文化是一個社會法治的制度以及法治制度之上人們所形成的相應法治觀念(或稱意識形態)。法治本身是動態、實踐的過程,法治的實踐由人展開,因此法治文化即是作為主體的人以法治的制度、理念來統領自身“生活樣式”的實踐過程。眾所周知,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產物,是現代化的重要成果,因此,中國的法治實踐也與現代化建設同時展開,法治的過程既是制度現代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人的現代化過程,而后者居于更為根本的地位,即人的現代化程度決定了制度的現代化程度。
       
        法治文化認同是法治文化實踐中關于人的同一性問題。從哲學上的自我同一性到社會學、心理學的認同概念,可以總結出認同的一般概念和機理。認同是尋求人的同一性的過程:人在他者的眼光中審視自我、界定自我;并且主動按照這種界定的自我為自身尋找歸屬。認同的過程是人在社會中不間斷互動的過程,即人會按照自我(行動)——他者的眼光——反身自我(修正行動)的循環方式不間斷地與社會進行互動并調整自我。法治文化認同是主體按照法治的理念和規則來定義自我,并以法治預設的他者眼光來反思、修正自我行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以法治文化而非其他文化來定義自我、指導自身行為,并且以法治文化尋求自我的歸屬、將自我與他者以及共同體連接起來。法治文化認同的概念將有助于以“人”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法治實踐和國家法治文化建構。認同的概念表明:從群體的角度來看,個體對群體的認同程度高低決定了共同體的凝聚力和穩固性;從個體的角度來看,認同的程度與個體的自尊有密切的關系,人總是傾向于認同那些更能使自己獲得更高自尊的群體。因此,在法治國家中人對法治文化的認同程度直接決定了法治國家的凝聚力和穩固性;而法治國家中對個體權利的保護也使人更傾向于認同國家統治的合法性。
       
        (二)法治文化認同的意義分析
       
        法治文化的重要性已經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自2014年后以法治文化為主題的研究較之以往有明顯增加。這種數量上的增長與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主張有密切的關系,更是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法學界關于法律文化研究主題的深化和延伸。需要明確的是,官方和學界之所以提倡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和強化法治文化研究,原因在于法治文化在中國的認同缺失之客觀現實,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的法治困境與問題,明確這些因法治文化認同缺失引發的問題是準確分析法治文化認同之積極意義的前提。
       
        第一,法治文化缺乏大眾認同導致法治建設實效衰減。治理轉型時期的中國存在多種文化的交織碰撞,法治文化是其中一種。相對于人治文化,法治文化是新文化;相對于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形式合法性、形式正義法治思想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其中一元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7]人在新舊、多元文化中選擇認同哪一種文化關涉到“我是誰”、“我們是誰”的回答。而中國大部分民眾尚未在法治實踐中形成以法治規范來認同自我身份的文化,這使得法治更多地淪為政府與法律人“自說自話”式的信仰提倡和政治宣傳。第二,法治文化建設忽視“人”的主體性需求,影響了社會公眾對法治的積極參與。法治文化強調人在社會互動中主動認知法治的規范并通過規范來界定自我、反身自我,并且按照法治的理念來指導和修正自身的行動,使行動符合法治的理念要求和行為選擇。法治文化認同關涉人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我怎樣做才是我”,這是作為主體的人主動在法治中尋求自我身份的認同。因此法治文化認同與法治教育、法治宣傳有根本性的區別。改革開放以來的法治教育、法治宣傳主要側重于具體法律法規知識的社會普及和領導干部學法用法的考核要求,這在法治建設初期無疑起到了巨大作用;但隨著法治建設的深入推進,公民個體與社會公眾對法治不斷產生明確的期待與訴求,也希望以主體身份參與法治建設,則傳統普法教育等形式已經無法滿足人們對法治文化的認同需求。因此,要發展法治文化、并實現推動法治一體建設的目標,應當關注絕大多數人對法治文化的認同,以及人在法治文化中的主體作用。
       
        明確法治文化認同缺失產生的現實問題,目的就是要在問題和困境中準確定義法治文化認同之于全面依法治國的價值和功能,分析作為主體的人對法治文化認同的積極意義。
       
        第一,人對法治文化的認同直接推動中國法治文化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個人”、“權利”的概念不突出,因此對“我是誰”的回答在人治文化中多為:臣民、子民、百姓;而在法治文化中的回答則為公民。這一主體地位的轉變直接決定了法治文化的實踐和創造主體應當是中國的人民大眾。只有人民大眾認可和接納的法治文化才能從根本上推動法治文化的發展。第二,人對法治文化的認同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理論內容。法治作為一種文明秩序,其根本是人的革新。人在法治文化中重新認識自我并且將自我型塑為共同體的一員,在法治的秩序中感受到個體的自尊,才能在法治中國的建設中找到自我并且界定自我的歸屬。如果能夠以“薄”和“厚”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法治建設的話,人對法治文化的認同必將是由“薄”轉“厚”的一環。這一轉變的過程正是在實踐和理論上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模式的過程,其內容豐富了新時代法治中國的理論內容、并從根本上增強國家的穩定性。第三,人對法治文化認同將化解法治建設的社會參與困境。法治文化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動力源泉和內生性要素。多年來普法宣傳培育了民眾對法律常識的基本了解,從而形成了尊重法律、畏懼法律的普遍心理。而法治文化認同則是在普法的基礎上提高公眾對法治的崇尚和對法律的信賴,有效擴大全社會對于法治的共識性認識。只有充分實現民眾對于法治的認同,才能使普通人實際、有效地參與法治的實踐,推動法治的建設。
       
        二、法治文化認同的主體與主題
       
        法治文化認同以人為主體展開。因此,以“人”的主體性存在為視角審視法治的制度與觀念,是分析法治文化認同現狀的基礎。其中,人的主體性集中體現為人在社會中的身份變遷,同時也包括主體性生成的妨礙因素。在主體性視角下,法治文化認同是人在法治文化實踐中實現人的同一性過程,這一過程始終包含著兩大主題:人的革新與人的尋根。
       
        (一)法治文化認同的主體實現背景:制度轉型推動“人”的身份轉變
       
        中國的法治實踐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展開的。從清末卷入全球化浪潮中來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逾百年,百余年的現代化也是人的現代化歷史。這一過程中,中國實現了經濟上的市場化、政治上的法治化,同時也在實踐著人的現代化。以下分別從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經濟制度轉型推動“人”的經濟身份轉變。中國近現代逐步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轉型,人也逐步在經濟上實現了從群體身份到個體身份的轉變。中國傳統文化由農業經濟生長而來,并未產生諸如個人、權利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觀念。傳統文化中的概念如義利、身心等等雖然重視道德修養和個人修身之道,但對人的理解不是從個體出發而是群體出發的。如果用認同的概念來理解,人是在家庭、血緣、宗族中來認識自我的。例如,“我”是父親的兒子,“我”是宗族的一員。這種自我更多的是以某種關系和身份在道德規范中進行表達,而不是在經濟或政治的領域進行。這一點可以在法律嚴禁成年男子在父親健在時進行分家這種規范中體察。財產制度是建立在家族單位之上的而不是個人之上。從清末被迫開放口岸,中國已經不可更改地踏入了國際市場。國際市場交易規則、國際貨幣秩序所需要的經濟制度文化不斷沖擊甚至摧毀傳統的農業經濟制度基礎。這種與國際接軌的經濟需要最終以改革開放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得到滿足。市場經濟呼喚法治秩序,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短時間內制定的《民法通則》《合同法》以及經濟法等等正是市場的需要。市場經濟和法律規則共同型塑著“人”的觀念。個人財產權的保護表達了以市場經濟制度為基礎的人的法治觀念的更新。中國人開始以個人而不是以家族為單位來認同自我,這種認同不再以關系或身份來考量自我,而是以平等的主體來看待自我。這種個人的自我在經濟領域中往往與某種利益或權利相連。例如,“我”是這輛汽車的所有者,“我”是債權人。
       
        第二,政治制度轉型推動“人”的政治身份轉變。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締造了成熟的人治模式。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身份關系也影響著人對自我的認同。因此根據人的身份不同,人對自我的認同也不相同。在政治上,士大夫和官僚階層在享有特權的同時也產生一定的責任,其自我認同是在家國的秩序中產生的自我認識。而普通人僅僅將自己視為皇上的子民,幾乎沒有權利也不認為國家與自己有多少關系,對自我的認同更多是在家族中的自我,而非政治上的自我。近代以來,中國在政治制度與政治理念方面逐步實現了從人治向法治的轉型,人的政治身份也隨之由子民轉變為公民。中國百余年的法治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舊制度中關于人的觀念。當下的中國人無論其政治身份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夠從公民的角度認同自我,將自我與國家相連。
       
        人的經濟、政治身份的急速轉變,開啟了中國人以法治的制度來認識自我的實踐。而短時間內人的自我觀念則未能與制度同步,阻礙了法治文化認同的實現。
       
        (二)法治文化認同的主體實現障礙:制度與觀念的斷裂
       
        法治文化是一個社會法治制度以及法治制度之上人們所形成的相應法治觀念。在正常的狀態下,一個社會在慢慢形成法治制度的過程中自然會產生相應的法治觀念,并最終形成大眾認同的法治文化。但中國由于國家主導型法治模式的迅速推進,在較短的時間里就建立起形式完備的法治制度,大多數人是被國家、執政黨的決策推動轉換為法治國家中的公民。雖然制度的轉型推動了人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上的身份轉變,但大多數人并沒有因為身份轉變而形成相應的觀念,甚至很多人缺乏對公民身份的正確認識,由此導致人在法治制度與對自我認同的觀念上產生了一定的斷裂。法治觀念的荒疏進一步加劇了法治制度的實踐困境,這種困境在法治不成熟不健全的基層社會尤甚,在廣大基層尤其是農村,個人所處的環境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治社會,而仍舊是中國人所熟悉的人治社會、人情社會,個人在社會中仍然會按照慣常的人情社會角色來認同自我,并指導行動。法治在基層社會遭遇到人情、習慣、潛規則等非現代性觀念與規則的抵制抗衡,并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然無法消除這些觀念與規則的影響。
       
        日本法學家川島武宜認為主體的法意識具有基礎性的作用,這種法意識包括兩方面的要素:其一是主體的自由——權利主張,其二是主體對他人權利的尊重。[8]如果以這兩方面要素來衡量中國的法治文化認同,個體的自我認同在現代化進程中已經比較顯著,即個體的自由——權利主張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追捧;而對他人權利尊重的認同卻相對較低。在中國的法治現實中我們常常看到公權力組織不習慣、或者是不能夠運用法律程序處理與私權利相關的事件和糾紛;而私權利主體也往往不信賴法律而將實質正義的訴求寄托于法律以外的他物。例如,一些過度維權和上訪事件就是僅從個人角度看待權利的方式,而并不尊重他人權利或相對的義務。這些現實都表明了當代的中國人雖然身處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建設進程中,卻往往并不以法治文化來認同自我的身份。
       
        這些現象反映出急速的現代化進程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現代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疏離,城市生活中物質文化的主宰使人孤立、異化,城市生活流動頻繁導致傳統情感的埋葬,這些現象被哲學家稱為現代性斷裂。馬克思形容為“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因素被遵從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9]這是現代化過程中泛濫的現代性弊病,這種斷裂描述的問題實際上正是人在社會中缺乏自我同一性的表現。中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完成了西方兩百年實現的現代化進程,其間亦經歷了一系列新舊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斷裂: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之間的斷裂、情感與理性之間的斷裂、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斷裂、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的斷裂。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中國人實現了物質生活極大改善的同時,也經歷著精神的締造。很多人在傳統文化與法治精神之間難以接續自我的同一性,傳統道德的修身要求壓抑個人的利益主張,而現代經濟制度則支持個人積極表達利益主張。極速的社會改革遠遠走在了文化的前面,人在制度上的身份轉變也脫離了人的觀念,使人對自我的認識常常發生斷裂。
       
        (三)實現法治文化認同的兩大主題
       
        法治文化認同正是力圖在法治實踐中接續”人“在制度上與觀念上的斷裂,實現人的自我同一性。五四運動以來兩波大的法治浪潮均由國家主導、學者推動,中國也從整體意義走上法治的軌道。若進一步推動法治的發展,除國家和少數學者推動的制度建設以外,發展真正被廣大民眾接受的法治文化已經勢在必行。發展法治文化離不開人,文化的本質是”人化“和”化人“,即人的生存發展的內在過程和樣式[10]。法治文化認同即是民眾以法治所尊崇的價值來安排引導自身的生存發展,在法治文化實踐中實現自我同一性的過程。同時,這個過程本身又是人在創造法治文化的過程。因此,要實現法治文化認同,離不開人的主體性。
       
        法治文化認同以人為主體圍繞兩大主題展開:法治文化不同于舊有的人治文化,需要主體在法治實踐中不斷通過革新的方式認同法治文化的價值取向;同時,法治文化也并非無本之木,需要主體在法治實踐中不斷通過尋根的方式在傳統文化中尋找中國式的內涵表達。人的革新與尋根是主體在認同法治文化的實踐中不斷交互進行的兩大主題。人在以自身為主體的法治實踐中不斷接納法治的價值、創造法治文化,這一過程即是法治文化認同的過程。
       
        三、人的革新:認同法治文化的價值取向
       
        (一)兩次精神革新與人的自我認同
       
        法治文化認同,是人在法治實踐中認識自我的過程,也是人在精神領域的革新過程,亦即拋棄舊有的與法治文化相左的其他文化因素,選擇在法治文化中認識自我的過程。近代以來中國人曾經經歷了兩次類似的精神革新:
       
        第一次精神革新始于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國先進分子的推動下西方哲學東漸開啟了中國大規模引進西學的潮流。期間”經歷了一個從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的選擇過程“[11]。法治作為一種文明秩序逐漸取代了人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這種革新最初雖由少數仁人志士和先進政黨所推動,但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對自我的認同。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個人脫離傳統的家族捆綁,轉變為國家公民的寫照。
       
        第二次始于20世紀80年代,[12]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開啟依法治國實踐。人在經濟活動中以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表達、分析、規范人的利益和訴求,用規范化的規則來解決利益沖突并將其固定下來。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即是理性經濟,理性是引導人去發現真理和確定真理的獨創性理智。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指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重視以法治的理性精神來管理國家,防范違法肆意。改革開放四十年實踐表明,法治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是以人的規則理性為經濟和政治戴上法律鐐銬的制度選擇,強調權力對規則的服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是運用理性精神在實踐經驗總結中發現真理的過程,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精神的一次重要革新。
       
        在法治的兩次精神革新中,中國人始終追尋著”我是誰“的根本問題。從傳統的人治文化到法治文化,從健全法律規范到依法治國的兩次法治浪潮,中國實現了法治成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目標。但是,國家主導型法治的現實意味著這一進程是由政黨和少數精英所推動的,并非大眾自發形成的理性化過程。因此民眾的理性精神與國家制度理性、知識精英理性之間勢必出現一定程度的脫節。要避免國家主導型法治對個人塑造的有限性,彌補個體與國家法治認同的脫節,需要個人在國家法治環境中實現進一步的精神革新。
       
        (二)法治文化認同實現人的精神革新
       
        要實現法治的深入發展,實現法治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全面塑造,單純依靠官方和少數學者推動仍不充分,應當轉而從個人作為法治建設主體的角度建構民眾對法治文化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治文化認同即是中國人精神的新一輪革新。之所以稱法治文化認同為新一輪的革新,是因為法治始終是一個歷史的實踐過程。法治文化認同仍是以往法治實踐的繼續;同時,法治文化認同亦是中國人的再一次精神革新。前兩次法治浪潮基本實現了國家和政府層面的法治規范,而法治文化認同則意味著不是少數掌握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而是法治社會中的普通公民在精神上實現法治的精神革新。認同法治文化是人對法治所追求的特定價值的崇尚,也意味著人遵循這些價值來安排、引導自身生存發展的樣式,并理性、自由地追求理想的生活。這一認同的過程即是在法治文化中尋找”我是誰“、”我怎樣做才是我“的過程。法治文化認同強調人在法治文化中認同自我,亦是人的現代化的過程,是人從過去的權威、蒙昧中擺脫出來,重新審視自我、認同自我,并根據現代法治精神型塑自我。
       
        法治文化推崇一系列特定的價值追求,張文顯將中國的法治文化內涵總結為十個方面,包括規則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權文化、自由文化、正義文化、和諧文化、理性文化、普世文化。[13]這十個方面基本涵蓋了法治文化所包含的價值追求。其中,有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已既有的資源,例如正義文化、和諧文化;有的則是中國推進法治實踐中才慢慢生長出的文化,例如規則文化、人權文化。因此,如果我們認可中國的法治文化至少包含這十個方面,那么我們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方面在中國當下的法治文化實踐中并非等值的。有些傳統的文化已經比較成熟,例如對正義的追求、對和諧的重視等,有些現代法治所提倡的文化仍處于不成熟的階段,例如程序文化、規則文化等。我們今天在一些個案中觀察到民眾缺乏對法治文化的認同,正是法治文化的諸多價值未能形成一個和諧統一的文化體系。因此,人很難在這種斷裂的文化中尋找到連續性的自我。
       
        一個社會中新舊文化融合為和諧的體系需要時間和實踐的磨合,但其中最核心的因素乃是人的主體地位。要將過去較為成熟的文化與現代的法治精神凝結成和諧的中國法治文化,其路徑仍然離不開人的認同。法治文化所包含的價值雖有歷史的長短之分,但在本質上卻并不沖突。認同新文化的過程要求人敢于在精神革新,并以理性的精神接納法治的價值進而以法治的規則統領經濟、政治生活。理性是根據經驗發現真理的能力,這正是啟蒙運動所開啟的人的啟蒙,康德稱之為”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14]中國自清末以來的兩次法治浪潮,均是人在當時的環境中以理性的法律來引導、規范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啟迪民眾的成果。理性的精神氣質被福柯視為現代性的根本特點,它塑造了現代社會中人的氣質、品格,是”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選擇,一種思考和感覺的方式,一種行動、行為的方式“,[15]并最終成就了現代人的自我創造品格。
       
        理性精神使人敢于在當下的實踐中運用自身的理性規范人類生活并創造自身的文化。只有絕大多數的公民能夠以法治文化認同自我,以理性的精神從他者的角度審視自我,才能真正將權利和義務對應思考并且重新型塑自我;才能拒絕那些與法治文化相左因素的干擾,也是法治文化所崇尚的價值追求得到民眾真心接納的根本。這樣的人能夠在主張權利的同時尊重義務的必要性;在捍衛利益的同時尊重程序的價值;在享有自由的同時肩負共同體的責任,這樣的人正是康德所說的敢于運用理性的成熟的人。這種以理性精神統領的人才是現代經濟、政治社會中的人,也是真正能夠制約公權力腐敗、凝聚共同體責任的公民。
       
        四、人的尋根:探索法治文化的中國內涵
       
        法治文化認同是人以革新精神拋棄了舊有文化的糟粕,同時也在法治實踐中不斷接續傳統法治文化的過程。認同的本意即是一個人在時間的流逝中保持自我的連續性,因此法治文化認同既不是對過去文化的抱殘守缺,也不是對域外文化不加分辨的全盤接受,而是在實踐的歷史中不斷以革新和尋根的方式尋找”我是誰“的過程。無論包含何種價值的文化,其內核始終是人,應當立足于人本身的實踐和體認才能生發出蓬勃的文化。法治文化認同的過程中,似應側重以下諸方面:
       
        (一)法治的一般經驗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
       
        中國早在古代法家時期就提倡嚴刑峻法的工具主義法治文化,雖然重視用法,但是僅僅將法視為維護獨裁統治的工具。因此也形成了民間社會厭法尚情、追求實質正義的文化。而西方的法治文化無論是形式合法性思想還是形式正義的法治思想,都崇尚價值中立的原則,反對將善的原則置于規則的中心。中國近四十年的現代化進程基本是與法治實踐同步展開的,這個過程里中國立足自身的實踐也借鑒了許多外來的法治經驗。但是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法治思想所崇尚的形式合法性理念和價值中立原則等形式法治在中國民眾中并不具備文化基礎。中國民眾認可的法治文化不僅是形式正義的法治,更是實質正義的法治。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人精神的革新需要啟蒙理性精神,但是這種理性精神不應當是脫離本土文化的革新。很多發達國家現代化中將理性作為絕對的至上權威已經顯現了不可調和的弊端。無論是韋伯對工具理性和實質理性沖突的發現,還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異化,都以不同方式揭示了資本和理性的絕對化所帶來的問題。針對現代性的弊病,很多學者也給出了診斷的藥方。列奧斯特勞斯在《現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根據對現代理性主義和理性之現代信仰的批判,認為應當回歸到西方傳統的前現代民主制度。而福柯、德里達則對現代性徹底喪失了信心,踏上了后現代的全新地帶。發達國家中已經出現的現代性弊病至今也沒有得到完全的醫治,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過程中更應當以這些尚未提出治理良方的現代性弊病為鑒。
       
        (二)中國傳統德法互補文化的借鑒
       
        於興中在《法治東西》中比較和總結了中國、西方和伊斯蘭的精神,認為中國重感情、西方重理智、伊斯蘭重宗教;并將這種偏重對應于人的心性、智性和靈性。[16]人具有心性、智性和靈性是西方人生哲學中較為普遍的認識,是否能夠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融匯尚需要時間的檢驗。但是於興中總結的不同文化所側重的規則秩序,以及其對應的人的秉性是符合當今世界不同法律文化的現實的。中國傳統對道德秩序的推崇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關系、血緣基礎上的,人在社會環境中對自我的認同常常以情感為主導,而非以理性來塑造。這種情與法、情與理的沖突在司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宗教自古以來就沒有在中國形成主導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人在現代化中所出現的斷裂,不是起于理性與宗教權威的分手,而是起于理性與情感的斷裂。西方法治所面臨的文化環境與我國并不相同,單純套用西方經驗抽象出的法治模式也并不能助益我國的法治文化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以道德秩序建立的規則體系重視情感在人際關系中的作用,也將情感因素滲透進法律的規則當中。這種對人際關系的情感重視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看待法治的態度,例如對實質正義、對和諧價值的重視。然而單純以情感為主導的道德規則在今天已經不能有效地約束人的行為了,甚至由于多元文化的沖擊,中國不同群體間、不同年齡間的人對道德規則本身也缺乏足夠的共識。例如,對待同性戀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問題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就表現得差距明顯。因此認同法治文化是能夠有效凝聚不同階層和價值觀的方式,在法治建設中將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有效連接起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談到的:”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17]
       
        (三)以經世致用思想探索法治形態的多樣性
       
        中國的法治現代化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的同時,在以往的傳統之上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這種道路的選擇正是在繼承傳統文化和接納理性思想的過程中,圍繞著中國人自身的實踐不斷摸索前行的。在引進西學的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試圖以中國文化為本體,接納、吸收西學的法治文化。這一理路從近代的梁啟超、嚴復到當代的法學家蘇力、梁治平等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努力。雖然很多堅持理想主義法治的學者認為這樣的解讀可能存在偷換概念或導致法治形同虛設的危險,但是文化的復雜連續性已經揭示了一個現實:人不可能完全脫離舊的文化而創造自我;人更傾向于在新的文化群體中認同自我,這是保持自我同一性、連續性的必然結果。因此,比較理智的進路是拓展更多的渠道和程序,能夠使中國的大眾融入進法治的實踐中參與法治建設,真正形成一種新的中國式的法治形態。這樣的法治形態不僅能夠包容法治的普遍規律,更能夠形成廣泛的法治文化認同。
       
        (四)法治文化中國式內涵的探索實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應當是”中國的“而非其他的,這種文化的基因既來自于中國人追求實質正義的傳統之中,又應當源自理性選擇法治規律的革新之中。中國共產黨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建設已經取得的經驗就已經證明,文化的認同離不開法律制度和法治體制的保障,通過廣泛地聽取民意制定出公平正義的法律是取得人民對法治文化認同的首要前提。
       
        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人對法治文化尋根,核心是保證和強化法治文化建設的人民主體性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人民當家做主的主體地位,也保證了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區別于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所在。“[18]發揮人民主體性需要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依法治國就是全體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管理國家事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19]把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愿景、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中,使法律成為充分體現人民的意志,這就需要執政黨能夠最廣泛地聽取人民的法治意見,汲取人民的法治智慧。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20],正是以拓展民主的渠道和形式來實現法治文化的認同。協商民主是有序參與政治生活表達民意的方式,通過商談和程序來表達對關于正義的情與理的不同認識,以凝聚廣泛的共識。有效的民主形式是形成法治文化認同的前提,也是人在當下時代尋求自我認同的反映。同時,在社會層面發揮社會習慣、行業規章、團體規章等軟法的作用也是擴大民眾對法治文化認同的途徑。”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等基層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培育社區居民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意識和習慣,使大家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21]
       
        結語
       
        只有在法治的文化認同中,人才可能逐步擺脫舊有的文化藩籬,以法治文化中他者的眼光審視自我,反身自我,從而型塑一個法治文化中的自我。這樣的自我是以理性精神革新的現代公民:在法治的實踐中以權利捍衛自身的利益,以義務尊重他者的權利,以程序保障意見的表達,以責任凝聚共同體的情感。這樣的自我不必訴諸于西方的某種”主義“,而是通過在中國已經走過的法治實踐中不斷地革新和尋根來實現認同的自我。

      【作者簡介】
      王曼倩,法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注釋】
      [1]習近平:《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求是》2015年第1期。
      [2]參見[美國]羅伯特C所羅門:《哲學導論》,陳高華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51頁。
      [3]參見梁簌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世紀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4][美]克魯克洪等:《文化與個人》,高佳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
      [5]法治文化概念既是對法律文化概念的延伸,又是一個本土化的概念,國外學者基本都使用法律文化概念。國內已有不少學者界定過法治文化的概念,例如劉斌:《中國當代法治文化范疇研究》,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李德順:《怎樣理解法治文化》,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李林:《中國語境下的文化和法治文化概念》,載《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2年第6期。
      [6]劉作翔:《法治文化的幾個理論問題》,載《法學論壇》2012年第1期。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頁。
      [8]參見[日本]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
      [9]參見[德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頁。
      [10]參見李德順:《重視中華文化主體的整體認同》,載《中國文化研究》2017冬之卷。
      [11]黃見德:《略論四百年來的西方哲學東漸》,載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西學東漸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7頁。
      [12]參見喻中:《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國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載《法學論壇》2012年第1期。
      [13]參見張文顯:《法治的文化內涵——法治中國的文化建構》,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4期。
      [14][德國]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2頁。
      [15][法國]福柯:《福柯集》,杜小真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頁。
      [16]參見於興中:《法治東西》,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頁。
      [17]習近平:《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求是》2015年第1期。
      [18]同上。
      [19]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載《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79頁。
      [20]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頁。
      [21]習近平:《在福建調研時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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