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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論互聯網的規制體制
            —— 在政府規制與自我規制之間
            2020/5/7 17:30:45  點擊率[106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行政法學
              【出處】《環球法律評論》2014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14年
              【中文摘要】伴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規制對于網絡空間中秩序的維持和公民權益的保護,其重要性日益凸顯。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應成為互聯網的唯一規制主體,恰恰相反,自我規制組織在網絡空間中也應發揮重要的作用。互聯網法制建設的關鍵問題之一,是建立一個能夠充分發揮政府規制和自我規制各自比較優勢的規制體制。各國關于互聯網的政府規制和自我規制,各自有其特點。我國當下的互聯網規制體制,存在一定的缺陷與不足。我國未來互聯網規制體制的健全和完善,一方面應提高互聯網政府規制的法治化、規范化和公開化水平,增強其效能和正當性;另一方面應根據社會優先的理念,更多地放權于社會,讓互聯網行業團體在更大范圍和程度上發揮作用。此外,在政府規制過程中應促進行業團體對規制決策的參與,而對于自我規制政府也應發揮激勵與監督作用。邁向政府規制與自我規制互相補充、互為支持的合作式規制體制,應成為我國互聯網規制的發展方向。
              【中文關鍵字】互聯網秩序;政府規制;自我規制
              【全文】

                  一 引言
               
                  互聯網作為一個對于人類社會具有革命性影響的新生事物,自上世紀末葉以來在全球范圍內迅猛發展。2012年全球互聯網用戶已達24億。在我國,截至2013年9月底,網民數量已達到6。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5%。互聯網的出現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學習、消費和生活方式,“數字化生存”已然成為現實。但是,互聯網在帶來諸多便捷的同時,也成為形形色色社會問題的溫床。諸如網絡謠言、信息泄漏、不正當競爭、金融詐騙、侵犯知識產權、網絡色情和賭博、網絡病毒傳播等等,在互聯網中屢見不鮮,有的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些問題中既有虛擬世界所獨有的,如網絡病毒傳播;也有在物理空間中早已存在的,但因為網絡傳播的快捷、無國界、匿名等特征,而危害尤劇,如網絡謠言。如果說在互聯網發展的最初階段,有一些人對互聯網抱有許多玫瑰色的幻想,以為其能帶來一個無需規制的新世界的話,[1]伴隨互聯網發展而日益暴露出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已經徹底粉碎了這種幻想。完全依賴于網絡參與者的個人自律不可能保障網絡世界的安全和良性運作,“網絡無政府”[2]狀態和現實世界的無政府狀態一樣會導致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虛擬世界與現實物理世界同樣需要規制,已漸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互聯網具有高度的技術性、動態性、國際性和融合性,其發展日新月異,對于自由有著特別的需求,如何建構適合互聯網特征的規制體制機制,在保障公共秩序、安全和福祉的同時又能維護互聯網自由創新精神,保證互聯網發揮作為生機勃勃的社交平臺和經濟發展的動力引擎的作用,對此仍沒有太多成熟的經驗或先例可循。本文聚焦于互聯網的規制體制問題,其核心是政府和行業組織在互聯網規制中的角色地位與職能分配,也即政府規制和(行業)自我規制的關系問題。
               
                  二 影響互聯網規制體制的因素
               
                  在互聯網規制中政府和行業組織的角色,因規制對象、國別和互聯網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差異。
               
                  (一)對象因素
               
                  對互聯網的規制,涉及到互聯網物理設施、互聯網基礎結構和互聯網的使用等。規制對象或領域的不同,對規制權力的配置有很大的影響。[3]1.互聯網物理設施
               
                  這是互聯網的物理層面,包括電信網、廣電網、無線寬帶網等。相關法律問題包括物理網絡的運行和維護、網絡接入和互聯互通等。由于這一領域在傳統上即受到法律的調整,因此其中的法律問題往往是新老問題的疊加,并且政府規制和行業自我規制均可能發揮重要作用。
               
                  2.互聯網基礎結構[4]
               
                  這是互聯網的代碼或協議層面,是保證互聯網運行的一系列技術模型、協議、方式和標準,包括互聯網的架構、根服務器系統、域名和IP地址系統、網頁制作的技術標準等等,它們對于互聯網這一“萬網之網”的正常運行具有基礎性作用。在這一領域中,到目前位置,非政府、非營利的自我規制機構仍占據主導地位,其中較為重要的有:(1)互聯網名址分配公司(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這是一個非營利公司,其受美國政府的委托,分配IP地址空間和協議參數,管理國際域名系統和根服務器系統。互聯網名址分配公司相當于互聯網上的“交通警察”。(2)互聯網工程工作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這是一個大型的、開放的、國際性的共同體,由網絡設計者、運行者、商家和研究者所組成,向所有感興趣的人開放,致力于推動互聯網架構的發展。(3)萬維網聯盟(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聯盟由互聯網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于1994年發起創立,作為其成員的有約400家組織,均為互聯網行業的公司以及相關研究和教育機構。萬維網聯盟是互聯網標準方面作為權威的機構,在有關標準和協議問題上,聯盟所說的話就是互聯網上的法。為解決網頁應用中不同平臺、技術和開發者帶來的不兼容問題,保障網頁信息的順利和完整流通,萬維網聯盟制定了一系列標準并督促網絡應用開發者和內容提供者遵循這些標準,其中包括可擴展標記語言(XML)和層疊樣式表(CSS)等眾多對互聯網發展影響深遠的標準規范。
               
                  3.互聯網的使用
               
                  這是互聯網的應用層面,所涉及的是各類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普通網民對互聯網的使用,包括媒體應用、即時通信、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網絡娛樂等。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包括言論自由限制、網絡安全和國家安全、個人隱私保護、反垃圾郵件、知識產權保護等,焦點是互聯網的內容。因互聯網的使用而產生的法律問題是互聯網規制討論的重點。在這一領域中政府規制與行業規制均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具體比重在不同國家有很大差別。
               
                  應當注意的是互聯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網絡載體和內容之間的界限,網絡載體的運營商也往往同時提供與網絡內容有關的服務,這導致互聯網傳輸設施規制和內容規制之間的界限有時變得模糊。[5]此外,互聯網作為一個新興的綜合性媒體,其應用形式與傳統媒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但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其電郵email功能與傳統的郵政、網絡通話與傳統通訊、電子報紙與紙質媒體、網絡廣告與傳統廣告產業,等等,都是同中有異。這對各國如何進行有效的互聯網規制提出了挑戰。
               
                  (二)空間因素
               
                  在互聯網的規制領域,根據各國對政府規制態度的差異,可以區分為不同的模式。[6]1.自由至上模式
               
                  美國對互聯網規制采取的自由至上模式,強調行業自我規制,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規制。這集中體現在克林頓和戈爾于1997年7月1日發布的《全球電子商務框架》(A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報告中。該報告提出:“私人部門應當發揮引領作用。……政府應盡最大可能地鼓勵行業自我規制,而且當私人部門發展以促進互聯網成功運行為目標的機制時,為其提供支持。甚至當確實需要集體性的協議或者標準時,也應盡可能地讓私人機構對此類事務的組織發揮領導作用。就是在需要政府行動或者政府間協議時,例如在有關稅收問題上,私人部門的參與也應該成為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個正式部分。”[7]除了電子商務之外,對于網上言論自由的保護,美國法的標準也是全球最高的。
               
                  美國之所以特別強調互聯網的行業自我規制,首先是基于對互聯網特性的把握。在美國人看來,互聯網的發展,需要持續的創新技術、不斷的拓展服務、吸引廣泛的參與和提供低廉的價格,而這些都只有通過“市場驅動的競技場”才能實現,在其中必須由作為市場主體的私人部門而非政府發揮領導作用。但美國的立場也有其特殊的國情背景。一是美國具有根深蒂固的重視企業經營自由和個人言論自由、懷疑政府干預的傳統。[8]二是美國互聯網行業發展較早,實力雄厚,游說能力也很強,對于美國政府的干預企圖可以進行強有力的抵御。三是美國互聯網技術和產業的遙遙領先,其在國際競爭中具有顯著的優勢地位,提倡行業自我規制、反對國家過度干預,可以限制其他國家的政府對其本國互聯網企業發展采取保護性的措施,最終有利于美國互聯網企業在國際范圍內競爭。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美國沒有互聯網的政府規制,只是其范圍較為有限,主要目標是通過打擊壟斷和不公平競爭保證自由市場的順利運行,保護公民免受侵犯隱私、性剝削、欺詐等非法網絡活動的侵害。
               
                  2.互聯網規制的其他模式
               
                  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對政府規制作用之重視均遠超美國,可以將這些國家納入三類模式。其一是文化保護模式,強調維持本國文明或文化的獨特性,張揚友愛、平等等社群主義理念,對保護個人隱私和自尊極為敏感,努力抵御美國式的將互聯網過度商業化的趨勢,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為其代表。例如,法國人認為,互聯網并不是價值中立的,由于美國在互聯網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以及英語的強勢地位,互聯網實際上成為美國文化傳播的最佳平臺,為了保護法蘭西的獨特語言、文化和價值觀,法國必須對互聯網予以特別規制。[9]為此,法國要求設在法國的網站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法語內容。其二是社會控制模式,強調政府對互聯網尤其是網上信息傳播的嚴格控制,以防止西方意識形態的泛濫,或者維護社會的道德倫理。這一模式以越南、伊朗、新加坡等國家為代表。其三是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以亞非拉的多數發展中國家為代表,它們將互聯網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這里應當指出的是,一個國家的互聯網規制政策,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可能會符合不同模式的特點。特別是采取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因大多具有長期的權威主義和嚴格限制媒體的傳統,它們往往限制互聯網在經濟發展之外的功能,從而也符合社會控制模式的特點。
               
                  (三)時間因素
               
                  從時間上來說,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法,更強調互聯網成長的自發性和無邊界性,高度重視自我規制,這被稱為“第1版的賽博法”(Cyberlaw 1。 0)。從21世紀初開始,隨著互聯網發展日新月異,政府規制開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第1版的賽博法”為“第2版的賽博法”(Cyberlaw 2。0 )所取代。[10]這是因為,一方面,因為網民數量成幾何級數的增加,作為早期互聯網一大特點的網民同質性喪失,濫用互聯網的現象日益普遍,公眾的不滿情緒被催生,對政府規制的社會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政府也從原先對互聯網的茫然無措中開始覺醒過來,在對互聯網更多了解之后也開始有信心和技術對其加以規制。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業自我規制被拋棄,而是日益強調政府規制和行業自我規制的協調。
               
                  三 對互聯網的政府規制
               
                  (一)政府規制的利弊
               
                  根據規制的一般理論,政府規制相較于行業自我規制具有如下優勢:第一,政府比自我規制組織具有更高程度的代表性和民主正當性。行業自我規制往往缺乏對行業團體成員之外群體利益的關注,而政府規制可以擴大消費者等主體的參與,從而增強規制體系的正當性。第二,政府規制因為受公法的約束,往往比行業自我規制具有更高的公開性和透明度。第三,與行業自我規制相比,政府具有強有力的執行手段,這有利于克服集體行動難題并對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協調。第四,因為政府具有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有時其相較于行業團體更容易參與全球合作。
               
                  但另一方面,政府規制也有其自身缺陷。首先,政府規制的行政成本高,會增加國家財政支出和納稅人的負擔。其次,政府對行業發展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和充分的信息,對其未來發展趨勢不能進行準確的把握。再次,政府的官僚體制導致決策僵化、緩慢,往往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規制彈性、靈活性和動態性的要求。最后,政府規制受到國家主權范圍的限制,在處理某些跨國性或全球性事務會遇到障礙。
               
                  (二)國外互聯網領域的政府規制
               
                  在互聯網領域,有一些學者基于互聯網的匿名性、虛擬性、交互性、迅捷性、全球性等特性,認為政府不可能或者不應當對互聯網進行規制。關于政府沒有能力對互聯網進行規制的論點,已經被各國的實踐所證偽,也即各國都在實際上對互聯網進行規制,盡管其效果不一。[11]關于政府不應當對互聯網進行規制的論點,也由于互聯網中出現的大量反社會行為而日益衰落。目前在世界各國,互聯網運行和發展中的諸多問題都對政府構成了巨大壓力。歐盟將互聯網給政府帶來的挑戰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概括:國家安全(對炸彈制作的指導,非法毒品的制造,恐怖主義活動);對青年和兒童的保護(濫用的市場交易形式,暴力,色情);對人性尊嚴的保護(激發種族仇恨或者種族歧視);經濟安全(詐騙,竊取信用卡);信息安全(黑客攻擊);隱私保護(未經授權傳播個人數據,電子騷擾);名譽保護(非法的競爭性廣告);知識產權(未經授權傳播具有版權的著作、軟件或音樂)等等。[12]不同的國家基于其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等也有各自不同的關切,例如,法國對互聯網上法語內容的比重,社會主義國家對政治意識形態,韓國對與朝鮮關系,德國對納粹和反猶言論等。
               
                  縱觀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互聯網政府規制,大致可以發現如下特點:
               
                  其一,各國均未設立全方位規制網絡空間的專門性政府機構。各國一般認為,網絡空間無法與現實物理世界全然分離,對網絡空間的規制涉及到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多個方面,設立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來對網絡空間進行全方位的規制不具有可行性。
               
                  其二,關于互聯網物理設施的規制。在很多國家中,電信規制機構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這一方面反映了互聯網是通過傳統電信網絡平臺發展起來的這一歷史背景,另一方面是因為電信規制部門作為網絡傳輸設施和平臺的管理者,自然而然地參與到對互聯網的規制之中。但對于是否應當由電信規制機構來規制互聯網并非沒有爭議。例如在美國,對于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是否有權管轄互聯網服務也存在很大的爭議。這其中既有對法律解釋的問題,[13]也涉及到對聯邦通訊委員會這種特定部門型政府規制機構的懷疑。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擔心這種規制機構會采取針對電信產業的傳統模式,過度限制互聯網產業的自主性。
               
                  其三,關于互聯網基礎結構的規制。這一部分目前主要是由自我規制機構進行規制,但已經有很多國家與國際組織對此表達了不滿,它們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參與這一過程,尤其是國際域名與IP地址的分配。[14]例如歐洲聯盟建議互聯網名址分配公司在政策議題上應當征求政府的意見,并且只有董事會的三分之二多數不同意或推翻政府的意見時,該意見才能被否決。2001年聯合國法律顧問辦公室的一名代表提出,將域名管理交給一個私人組織而非一個國際代表性組織,是不正常的。他認為,互聯網要求多個層面的國際合作,而只有通過全球性的政府組織這樣的合作才能實現。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也主張,政府應在包括國際域名在內的互聯網治理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15]此外,對于互聯網名址分配公司所行使的職能,到底屬于公共規制還是“技術管理”性質的私人職能,也存在很大的爭議。[16]其四,關于互聯網內容規制。各國對于互聯網內容規制引起政治、文化等背景的差異而各有其特色。多數國家將互聯網內容規制職能交由廣播電視規制機構來行使,如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等,但這并不意味著其采取與廣播電視規制相同的規制方式,而是采用更加節制的方法。即使有些國家的法律初看起來非常嚴格,但這有時其實只是一種政治上的姿態,在執行上要緩和得多。多數國家原則上不要求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對網上的非法材料負責,以符合互聯網的開放性和即時性等特征,并防止對互聯網的發展產生阻礙作用。例如德國1997年《信息和通信服務法》中規定:“如果所提供的內容是他人的,那么只有在服務提供者了解這些內容并且在技術上有可能阻止、而且進行阻止并不超過其承受能力的情況下才負有責任。”
               
                  在一些國家,由于法律對互聯網內容規制的管轄權主體沒有明確規定,導致管轄權沖突現象時常發生。例如在英國對于互聯網廣告的規制就有多個機構主張擁有管轄權。另一方面,對于某些活動是否要由現存的政府規制機構進行規制也可能存在爭議,其結果可能導致管理真空。
               
                  (三)我國互聯網的政府規制
               
                  針對我國互聯網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例如信息安全、網絡謠言、侵犯知識產權、不正當競爭等等,我國政府業已采取了多種措施,有的也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有的則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總體而言,我國互聯網領域的政府規制在諸多方面尚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1.關于互聯網規制機構的職能
               
                  我國和各國相同,并無一個負責對互聯網領域進行全方位規制的專門機構。這或許也是互聯網發展之福,因為一個既能控制互聯網技術層面、又能控制互聯網內容層面的巨無霸型規制機構,對互聯網上信息的自由傳播可能構成很大的威脅,在法治尚不健全的社會中更是如此。
               
                  對于互聯網物理設施的規制,主要由被稱為互聯網行業主管部門的工業和信息化部負責,其規制的重點是互聯網的網絡運營、接入及安全問題。因為互聯網作為繼電信網之后崛起的信息基礎設施,二者長期相互交織、相輔相成,例如中國最為重要的三家商業性骨干互聯網服務商(ISPs),也即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同時也是中國最為重要的電信網絡運營商;而且近年來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二者的應用融合步伐不斷加快,因此由信息產業主管部門統一對互聯網物理設施和電信網進行規制,有利于整合規制資源、實現信息共享、發揮專業優勢。但由信息產業行業主管部門進行規制亦存在缺陷。一是不能適應有線電視網、電信網和互聯網三網融合的需要,有線電視網的規制仍未能納入整個信息網絡產業規制體系之中。二是由行業主管部門來進行規制,實行政策制定職能和規制職能的合一,由于行業主管部門可能出于行業發展的考慮而放松必要的規制,因此不利于保證規制的獨立性和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三是在2008年機構改革中撤銷信息產業部、成立工業和信息化部所導致的一個消極后果,即信息產業方面的行政職能受到工業行業管理的擠壓而被相對弱化,目前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直接與互聯網相關的司局只有信息化司和信息安全司。未來可考慮建立與宏觀決策部分相分離的獨立規制機構,統一規制電信、廣電和互聯網等領域的網絡設施。
               
                  在互聯網的基礎結構規制方面,除了具有全球性的標準設定、國際域名管理等事務以外,信息產業部的規章《中國互聯網絡域名管理辦法》和《互聯網IP地址備案管理辦法》,對互聯網絡域名和IP地址的管理作了詳細規定,各級信息產業主管部門依據這些規定承擔相關的規制職能。此外,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Center,簡稱CNNIC)在這一領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于1997年6月3日組建的互聯網管理和服務機構,其作為我國域名注冊管理機構,負責運行和管理中國頂級域名.CN、中文域名系統及通用網址系統。中國互聯網中心制定的《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域名注冊實施細則》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域名爭議解決辦法》是域名管理方面的重要規范。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運行和管理工作,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承擔。對于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行使的互聯網管理職能的性質,目前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屬于行政職能,但也有人認為屬于民事職能。目前法院判決傾向于后者。[17]在互聯網使用或內容規制方面,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要負責互聯網信息管理的相關事務,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負責監管視聽節目的網絡傳播,新聞出版總署負責監督管理全國互聯網出版工作和版權(著作權)行政管理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負責監管電子商務,公安部負責全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工作以及對網絡上有害的信息、網絡犯罪、網絡安全的規制,信息產業部負責網站和電子公告服務等的規制。根據國務院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除了對互聯網具有規制職能的機構以外,教育、衛生、藥品監督管理等有關主管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依法對互聯網信息內容實施監督管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門也發揮著重要的領導作用。由于互聯網所涉業務、事務的復雜性和融合性,各國對互聯網規制主體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管轄權沖突(包括積極沖突和消極沖突)等問題,在我國這一問題尤為嚴重。我國互聯網實踐中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大量的規制決策或行動由多個黨政機構聯合作出,這表面上體現了對相關問題的重視,但有時卻可能恰恰暴露了沒有哪一個部門能夠真正對該問題負責,這顯然會影響相關規制措施的科學性和實效性。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首先在于行政組織法不完善,我國政府組織的權力往往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主要依據國務院的“三定”規定。“三定”規定作為政策文件,表述上往往比較含糊,作不同解釋的余地很大。此外,我國各政府機構協調性差,本位主義嚴重,難于通過機構協商的方式尋求解決職能沖突的最優方案。而相關的議事協調機構也往往采取和稀泥的立場,希望兩邊不得罪,不能及時作出決斷,以至于貽誤最佳的規制時機。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完善我國行政組織法的框架,貫徹職權法定的法治原則,同時加強規制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和溝通協調機制。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作為國家互聯網信息內容主管部門,自2011年成立以來在我國互聯網內容規制體系中地位日益重要,但其職能行使的依據是中央的內部文件(到目前還未向社會公開),這對其有效行使規制職能構成了很大的障礙,在正當性上也有欠缺。不僅如此,從行政法原理的角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作為國務院的辦公辦事機構,是為國務院總理辦理某一方面事務的內部機構,本不應具有對社會事務的管理職能。因此,未來在修訂《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將“國家互聯網信息內容主管部門”載入其中并明確其職權的同時,應當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明確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改名為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局,改變其辦公辦事機構的性質。
               
                  在我國互聯網內容規制方面,公安機關的職能范圍非常寬泛。為了維護互聯網的安全,公安機關的作用確實是無可取代的。但公安機關因為其特有的組織文化、對秩序問題的高度關注、對互聯網發展所要求的公民自由不甚敏感,規制手段往往過于簡單,不利于維護互聯網的合作、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在內容管理方面,公安機關承擔過多的規制職能是不合適的。我國未來互聯網規制體系的重塑,需要慎重考慮哪些規制任務或事項適合交由公安機關,哪些規制任務或事項適合交由專業的規制機構,以更好地平衡互聯網秩序和自由的需要。
               
                  2.關于互聯網政府規制的理念
               
                  在互聯網政府規制領域,規制節制或者謙抑的理念極為重要。一方面,互聯網作為新生事物,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很多問題實際上可通過技術的發展或者市場競爭來解決,并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預,政府介入既增加成本,有時甚至還適得其反,使得問題最終無法得到合理解決,阻礙互聯網的健康發展。互聯網上的很多問題,例如一些網絡謠言的存在和廣泛傳播,有著復雜的社會背景和根源,其改變非一朝一夕之功,試圖在一定時間內通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畢其功于一役”地加以治理或者解決,這樣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正如桑斯坦教授所言:“治療可能比疾病更糟糕。明智的決策者都知道一些難題是無解的。”[18]因此,規制者對一些問題和現象,在缺乏深入了解之前,更多地采取寬容的態度有時是必要的。因此,《行政許可法》所確立的個人自治優先、市場優先、自律機制優先等理念,[19]不應僅僅適用于行政許可領域,而應成為中國規制體系改革的一個方向。在判斷是否確有必要就互聯網領域中某一問題進行規制時,應當進行規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保證規制收益大于規制成本,包括行政機關的執行成本和被規制者的履行成本等。此外,即使需要規制,也應優先采取對相關主體干預較小的措施。我國政府機構所習慣采取的規制工具和策略比較單一和僵化,主要是命令控制型與事先審批等傳統的規制手段,對于信息披露、激勵性規制等新型、柔性的規制手段比較陌生。在互聯網規制領域中這一點也得到體現。此外,中國政府機構仍慣于采取直接干預的措施,不善于利用民間組織如行業協會的力量,進行間接干預。這一問題在下文關于行業自我規制的部分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另一方面,尤其就網絡內容的規制而言,因其直接涉及公民的表達自由這一憲法基本權利,如果干預范圍過寬、用力過猛,會導致“寒蟬效應”,影響社會活力,弱化公民對公共人物與公共事務的監督。在我國,公民借助互聯網參與公共事務、發表意見,涉及到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的言論自由和第41條規定的監督權,這兩項權利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特別是監督權,不僅承載著意見表達的功能,而且承載著政治功能。基于言論自由和監督權所具有的特殊憲治價值,國家對網絡言論(特別是與公共事務有關的言論)的干預不能過度,以為人們監督政府、表達思想在制度上留下空間。對非法網絡言論過于寬泛地界定,勢必會限制或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監督權。在此應當適用公法上的比例原則,即國家為實現公益目的所采取的公權力措施,其給私人權益所造成的損害與該公共利益之間,應當保持均衡,不應過度干預私人的權益。
               
                  在規制理念方面的另一個需要關注的議題是互聯網政府規制資源的配置。網絡世界極為復雜,以有限的政府資源不可能完全解決網絡世界的問題,因此政府規制的配置應重點針對那些社會危險性大的行為。目前我國政府規制資源過多地向政治問題傾斜,而導致其他同樣重要的網絡空間中的問題被忽略。這不是說政治問題不重要,而是在實踐中,存在泛政治化或者泛意識形態化的弊病,對于很多經濟、社會和宗教政策層面的討論也視為政治問題,過于敏感,同時對于網民凡是涉及政治的一般牢騷或者理性談論容忍度偏低。另一方面對網絡色情、虛假網絡廣告、病毒防范等具有嚴重社會危險性的行為,所投入的規制資源過少,效果不明顯。我國政府需要慎重、均衡、合理分配互聯網規制資源,全面保障社會公共利益。
               
                  3.關于互聯網政府規制的法治化
               
                  政府規制的法治化,對于保護互聯網的自由創新精神、增強公權力行為的可預見性和確定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近年來我國互聯網政府規制的法治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離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1)我國互聯網規制所依據的大多是層級較低的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其中許多規定具有較大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在互聯網內容規制領域有時候所依據的是不公開的內部政策性文件甚至口頭指示,具有很大程度的隨意性和不可預測性,在合法性和正當性上都有很大欠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為我國互聯網規制的法治化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因為其以“決定”的形式出臺,規定的內容在明確性方面仍有很大不足。未來互聯網規制領域的法治建設,需要提升立法層級,并提高立法質量。(2)習慣于采取“運動式治理”模式,例如“打擊網絡色情的專項整治行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專項行動”,“嚴打網絡謠言專項整治行動”等等。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以垂直命令、政治動員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時期集中調動力量、配置資源,用以解決一些比較尖銳、比較突出的矛盾和沖突。這種模式往往具有行政主導、不計成本、“一刀切”、“一陣風”等特點[20],與法治對規制所要求的穩定性、常規性和可預測性不符。應盡量減少這種運動式治理模式,建立互聯網治理的長效機制。(3)缺乏有效的專家咨詢和公共參與的渠道。互聯網規制很多具有很強的技術性,政府需要咨詢專家意見;另一方面往往涉及數量眾多的網民,社會關注度高,政府作出決定之前應當傾聽公眾的意見。目前我國政府規制機構還慣于關門決策,這尤其不適合互聯網規制的要求。未來政府在互聯網決策方面應更多地聽取專家和公眾意見,以保證決策符合互聯網技術,并有效回應社會需求。(4)由于將互聯網規制過度政治化,導致對于很多規制措施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濟和渠道。因此,我國在互聯網政府規制方面,需要完善相關立法,健全行政程序,強化專家和公眾參與,暢通救濟渠道。
               
                  4.關于互聯網政府規制的國際化
               
                  由于互聯網的跨國界性,在規制時必須要有國際的視角,國際治理是互聯網規制的一個重要特色。在域名系統、數據保護、減少通信成本、提供稅收的確定性、電子認證、知識產權保護、兒童保護等等方面,都需要國際合作和協調。目前中國政府在進行互聯網規制領域的國際合作和協調方面尚缺乏主動性,未來一方面要通過中國在相關國際組織如WTO、國際知識產權組織、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和國際勞工組織,另一方面要通過多邊或雙邊協定等,更高程度地參與互聯網的國際治理。
               
                  四 對互聯網的自我規制
               
                  (一)自我規制的利弊
               
                  在關于互聯網規制討論中,自我規制是一個出現頻率頗高的詞匯,但自我規制是一個多義的概念。(1)自我規制有時是指企業等經濟主體出于社會責任感、建立聲譽或聲望或自律等動機,對于自己行為的自我約束和規范,這種意義上的自我規制與心理學上對自我規制的運用相似,是主體對自身行為的控制。(2)自我規制有時是指一個集體組織對其成員或者其他接受其權威的相關人員進行的約束和規范,即自我規制組織或者協會進行的規制。第一種意義上的自我規制在現代規制國家中也非常重要,但不應將其作為整個規制體制的一部分[21]。本文采用其第二種意義,強調自我規制的集體性,認為自我規制的本質是一種集體治理過程。[22]對于自我規制可以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類型劃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布萊克教授,將自我規制劃分為四種類型,對于我們理解自我規制和國家的關系很有幫助。一是委任型自我規制,這是指政府要求或指派一個集體組織,例如一個產業或職業,在政府通常以籠統的方式所確立的框架內設計并執行規范。二是認可型自我規制,這是指集體組織自身對規制進行設計,但其要經過政府的批準。三是被迫型自我規制,這是指產業界自身設計并推行規制,但這是對政府壓力的一種回應,如果它不進行自我規制,政府就會推行法定的規制。四是自愿性自我規制,這是指政府對自我規制沒有直接或者間接的積極介入。[23]自我規制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上主要存在于手工業、媒體、法律服務等自由職業領域,近年來在技術標準、金融服務和產業安全等領域也得到日益廣泛的運用。自我規制有如下優勢:[24]第一,自我規制主體擁有較高的專業技術水平、充分的“內部知識”和產業信息,這使得規制能夠針對該領域中確實存在的突出問題,其手段也往往較為有效。第二,可以依靠倫理標準、同行壓力或自愿性的行為準則運作,這有利于促進規范事項的廣泛性,并且在維持更高行為標準的同時獲得業界的自愿接受。第三,自我規制主體作為私人組織,其在制定規則時不需要遵循嚴格正式的法定程序,這樣,一方面規則制定的成本相對較低,另一方面也更加快捷,能夠及時回應技術發展或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同樣,規則的執行與爭端的解決也無需恪守僵化規則的要求,而是享有更高程度的靈活性,從而更能適應具體企業的特殊性。第四,自我規制的成本通常可以由被規制企業來承擔,而政府規制則往往要由納稅人來承擔成本。第五,自我規制也可以作為一種制度試驗。如果產業界為實施自我規制而制定的規則被實踐證明確實有效,也有可能轉化為國家的正式立法。行業自我規制在美國和歐盟的歷史都證明了其可以成為一個有效規制策略。
               
                  但自我規制也有其弊端。[25]一是在于“規制者被待規制利益所俘獲的風險”,因為自我規制機構往往不愿意懲罰業內人員的行為,其也可能服務于行業或職業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例如,對市場準入采取限制措施。二是自我規制往往具有溢出效應或外部性,也即對其行業自我規制成員之外的人產生影響,此時其正當性就會產生疑問。三是在自我規制中結合了規則制定、解釋、執行和裁決等多種職能,與分權的理念不符。四是自我規制缺乏政府規制應遵守的程序公開(透明度)和問責機制。五是自我規制機構作為私的機構,缺乏公共規制機構所掌握的某些有效的強制執行手段。六是當產業規模越是龐大、所涉及企業越是眾多,“集體行為的難題”就越凸顯,進行有效的自我規制越是困難。
               
                  經驗表明,自我規制組織要有效發揮作用,要具備一些前提條件。(1)私人部門具有進行自我規制的動力。這或者是經濟上的動力,來自于對本行業繁榮發展的關切。或者是如果不進行自我規制,政府將會直接介入。從業界的角度來講,一般不希望受政府的直接規制而喪失自由,它們自然更傾向于由“自己人”來規制。(2)要有一個較為權威、具有代表性的行業組織。(3)自我規制的程序比較公平,為利害關系人提供有效的參與途徑。例如,在制定規則時,要事先公布,邀請利害關系人評論,認真對待重要的、有價值的評論并加以回應。(4)提供外部參與的機會。自我規制的利害關系人不僅包含從業者,也包含公眾(公共利益)和使用者,自我規制的組織和程序設計應吸收更多的外部參與,以保證其決策的正當性。(5)政府要有權力和能力對自我規制進行監督。成功的自我規制,大多有政府監督隱藏于后。一個好的規制體制是能夠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并同時控制其濫用的體制。這也是西方國家自我規制模式發展的一個趨勢,即與不斷增強的監督機制相結合的自我規制,這種趨勢贊同使自我規制服從于更為緊密的控制或監督,即所謂政府監督下的自我規制或共同規制。[26](二)國外互聯網領域的自我規制
               
                  互聯網的特點使得政府規制的一些缺陷變得非常明顯。例如政府規制一般要受邊界和地域管轄的限制,但互聯網在一定意義上恰恰是沒有邊界的場域,而是開放的世界性網絡。網絡社會的信息傳播打破了原有的線性傳播方式,成為網狀的全球性傳播。世界上任何一地的網民都可以足不出戶,輕松訪問全球網站,而在全球任何一個網站上登載的內容都有可能為全球網民所訪問。在開放的互聯網中,信息可以進行跨國、跨地區地超大規模傳播。在這種情形下,相對而言不受地域管轄限制的自我規制團體就顯示出其優勢。另一方面,互聯網作為新生事物,政府對行業發展的情況往往缺乏足夠的知識和信息從而難于就行業的規制作出決策,但行業發展中又必然會產生諸多的問題,包括消費者利益的保護以及同行之間的競爭秩序等等,在這種情形下,行業性的自我規制就成為很好的替代。因此,各國在互聯網領域普遍都極為重視行業自我規制的作用。在美國,除了傳統的行業協會以外,專門針對互聯網活動的協會即有互聯網地方廣告和商業協會(Internet Lo-cal Advertising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ILAC);互聯網服務協會(Internet Services Asso-ciation);更佳商務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 BBB或BBBOnline );消費者銀行協會(Con-sumer Bankers Association, CBA);直銷聯合會(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以及互聯網隱私工作組(Internet Privacy Working Group,IPWG)[27]等。法國則先后成立了“法國域名注冊協會”、“互聯網監護會”和“互聯網用戶協會”等網絡自我規制機構。在自我規制組織所涉及的議題方面,則包括網絡廣告、電子商務、網絡色情、網絡隱私權保護、電子游戲、過濾軟件的準確性或其應用等等。由于這些領域往往涉及眾多的利益攸關方,行業協會的設立存在很大的集體行動困境,政府應采取措施促進行業協會的設立與發展,例如,政府可以向產業界釋放出這樣的信號,即“如果你們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我即將介入”,這對自我規制組織的設立可以發揮重要的激勵作用。
               
                  互聯網由于其所涉及范圍的廣泛性、復雜性和動態性,單純由政府來進行規制是不切實際的,而純粹的自我規制又有其缺陷,因此共同規制[28]和協作式治理也成為很多國家的選擇。例如,法國政府在1999年初提出并開始執行對互聯網的“共同調控”(共同規制)政策,并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擬定了《信息社會法案》。這宗“共同調控”是建立在以政府、網絡技術開發商、服務商和用戶三方經常不斷的協商對話基礎上的。為了使“共同調控”切實地發揮作用,法國還成立了一個由個人和政府機構人員組成的常設機構—互聯網國家顧問委員會。[29]英國在互聯網的內容規制上一貫倡導自我規制,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無為而治。1996年成立的互聯網觀察基金會(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 IWF)是對互聯網進行內容規制的自我規制機構,網絡基金會的資金主要由網絡服務提供商、移動開發制造商、信息內容提供商以及通信軟件公司等私人公司提供。董事會由12人組成,其中4人是網絡業主,8人是非網絡人士。但網絡觀察基金會實際上是由英國政府支持下設立起來的,英國貿工部在其中發揮了關鍵角色。[30](三)中國互聯網領域自我規制的問題與改進
               
                  中國作為網民人數全球第一的互聯網大國,近年來在互聯網領域的行業自我規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其作用發揮得仍有不足,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
               
                  1.關于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的數量
               
                  從國外來看,在與互聯網相關的諸多領域都有設立自我規制組織、進行行業性自我規制的需求。但在我國,由于《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等對設立社團條件的嚴格限制,行業協會的發展存在諸多障礙,已經設立的社團在代表性、民主性等方面也存在嚴重的缺陷,自我規制功能不彰,互聯網領域的自律組織更是寥寥無幾,作用有限。目前中國互聯網領域的行業協會在全國層面比較有影響力的主要是中國互聯網協會和中國電子商務協會等,在地方層面上數量也很有限,除了各省市的互聯網協會、電子商務協會外,為數寥寥。基于行業協會在維護公平競爭、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中所可能發揮的積極作用,應修改相關法規,為包括與網絡相關的行業協會在內的行業協會發展松綁,大力促進行業協會發展。
               
                  2.關于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的代表性
               
                  因為自我規制活動的溢出效應,產業自我規制組織的成員,一般不因限于一個產業的企業或從業人員,而應具有高度的開放性,這有利于提高自我規制組織決策的公益性。而在互聯網自我規制中,其溢出效應尤其明顯,幾乎所有的自我規制活動都不僅僅影響產業界的利益,也同時與普通網民利害攸關。在我國目前的互聯網協會會員中,除了一些大學等少數事業單位以外,缺乏具有較高信用度的非企業會員,這嚴重影響了其代表的包容性和決策的正當性。我國未來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在組成上應增強開放性和代表性,讓更多的普通網民、非政府組織或者公民行動團體及其代表參加進去。
               
                  3.關于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的民主性
               
                  我國目前的互聯網協會內部治理方面民主化有很大欠缺,其運作帶有嚴重的官僚化色彩,這導致成員的利益和關切不能得到及時、充分和有效的反映,成員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足。未來的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在內部治理結構上應體現民主性的要求,賦予普通會員及其代表在重大事項上更多的決策權,并通過程序設計使會員對協會決策的參與渠道更加通暢。
               
                  4.關于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功能的發揮
               
                  目前,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的功能尚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一方面,我國政府對行業協會仍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對于互聯網中很多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議題,政府仍事必躬親,不敢放手讓行業協會進行自我規制。未來互聯網行業協會自我規制的發展,需要政府更多地賦權。當然,如前所述,自我規制組織要發揮作用,政府監督仍然是必要的,但這種監督應當主要是對設立過程的督導和事后的監督,而不用是對行業協會組織與活動過程本身的直接介入。另一方面,政府在出臺互聯網規制政策或作出其他重大決策前,也沒有聽取相關協會意見的正式程序。行業自我規制不能取代政府規制,但即使是在政府規制的范圍內,規制機構在作出決策前也應當廣泛聽取、認真對待行業協會的意見,以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可接受性。
               
                  5.關于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的國際化
               
                  互聯網規制具有非常強的國際性,目前許多互聯網發展方面的重要決策,實際上由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作出,如互聯網協會和互聯網工程工作組。這些組織所制定的標準或者作出的決定對于互聯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中國人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基于這些組織的非政府性質,由政府出面并不合適,此時如果由我國的互聯網自我規制組織以自己的名義或者組織相關人員參加,將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五 結語
               
                  網絡空間并非世外桃源或者理想國,其中的問題甚至罪惡并不少于現實世界,單純依賴個人的自律并不能保證互聯網的良好秩序,這就使得集體性的規制成為必需。但互聯網的高度技術性、快速變化性、開放性和全球性等特點,要求我們不能將適用于傳統社會的規制模式簡單照搬到對網絡空間的規制中,以免阻礙互聯網在技術發展和商業模式等方面的創新、扼殺其發展潛力,并保證規制成效。一個成功的互聯網規制體制,應當能夠在自我規制和政府規制之間獲致恰當的平衡,以充分發揮二者的比較優勢。當然,由于各國互聯網發展階段、文化傳統、經濟社會條件和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差異,這種平衡點的選擇應有所不同,但總的目標都應是維護互聯網的自由創新精神,增進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促進互聯網的良性健康發展。我國未來互聯網規制體制的健全和完善,一方面應當加強政府規制的法治化、規范化和公開化水平,提高政府規制的效能和正當性;另一方面應根據社會優先的理念,更多地放權于社會,讓行業團體在更大范圍內和更高程度上發揮自我規制作用。此外,在政府規制過程中也應注意促進行業團體對規制決策的參與,而對于自我規制過程政府也應發揮激勵與監督作用。邁向政府規制與自我規制互相補充、互為支持的合作式規制體制,應當成為我國互聯網規制的發展方向。
               
                  

              【作者簡介】
              李洪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行政法視野下的自我規制研究”(項目號11CFX04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電子邊疆基金會”(EFF)的創始人之一、美國的約翰·佩里·巴洛1996年在網上發布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https://homes. eff. org/~barlow/Declaration-Final. html,訪問時間:2013年10月2日。電子邊疆基金會的前主席戴維·約翰遜和研究員戴維·波斯特還提出了“虛擬空間主權”的概念。David R. John-son&David Post, Law and Borders-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 48 Stan. L. Rev. 1367(1996).
              [2]Jack L. Goldsmith, Against Cyberanarchy, 65 U. Chicago L. Rev. 1199(1998).
              [3]本克拓和齊特林均將互聯網區分為三個層面,但具體分類有所不同。本克拓的三個層面分別是物理(如電纜)、代碼(如瀏覽器和IP)與內容,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83 -459;齊特林的三個層面則是物理、協議和應用,Zittrain, The Future of Internet and How Stop i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3-71.
              [4]互聯網的基礎結構也稱為“基礎設施”。但是考慮到在漢語中基礎設施主要用來指稱物理性的設施,容易與前述互聯網物理設施混淆,因而這里稱之為基礎結構。
              [5]Rob Frieden, Adjust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A Comparis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a New Layered Approach,55 Fed. Comm. L. J. 213(2003).
              [6]美國緬因大學的Lyombe Eko將當今各國的互聯網規制劃分為5種模式,即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模式,新重商主義者(Neo-merchantilist)模式,文化主義者(Culturist)模式,網關(Gateway)模式和發展主義者(Develop-mentalist)模式。I.yombe Eko, Many Spiders, One Worldwide Web: Towards a Typology of Internet Regulation, 6Comm. L. & Pol’ y 445 (2001)本文的模式劃分借鑒了這一分類,但在類型和表述上均做了很大的調整。
              [7]http://clinton4. nara. gov/WH/New/Commerce/read. html,訪問時間:2013年10月19日。
              [8]See Lyombe Eko,Many Spiders, One Worldwide Web: Towards a Typology of Internet Regulation,6 Comm. L.&Pol’ y465(2001).
              [9]這是所謂法國例外論的一個表現。Sophie Meunier, The French Exception, 79 FOREIGN AFFAIR. 104 (2000).
              [10]See Michael Geist, Cyberlaw 2.0, 44 B.C. L. Rev 323(2003)。
              [11]理論上的論證,see Timothy S. Wu, Cyberspace Sovereignty? The Intern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0 Harv. J. L. &Tech. 647(1997)。
              [12]見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于1999年通過的《(關于采取通過打擊全球互聯網上的非法和有害內容以促進更安全使用互聯網的多年度共同體行動計劃的第276/1999/EC號決定》。
              [13]一種觀點認為,互聯網服務屬于“信息服務”,而非“電信服務”(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因此聯邦通訊委員會不能根據1996年聯邦通信法第2節對公共運營商(common carriers)的規制權規定(其僅適用于電訊服務)來規制互聯網運營商。反對意見則認為,即使聯邦通訊委員會沒有根據通信法第2節對互聯網運營商進行規制的權力,仍可根據第1節的一般性權力進行規制,因其第1條規定,“為了規制在有線和廣播通信領域的州際和對外貿易”,設立聯邦通訊委員會;其第2(a)條規定,“本章規定應適用于有線和廣播通信領域的州際和對外貿易。”See James B. Speta, FCC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Internet: Creating It and Limiting it, 35 Loy. U. Chi. L. J. 15(2003)。
              [14]有些學者將這兩項事務合稱為互聯網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 , Volker Leib, ICANN-EU can’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Europe’s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19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59 (2002)。
              [15]關于對互聯網名址分配公司管理體制的批評,see Michael Geist, Cyberlaw 2.0 , 44 B. C. L. Rev 353 (2003 )
              [16]Jonathan Weinberg,ICANN an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50 Duke L. J. 187 (2000).
              [17]在“趙磊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等計算機網絡域名糾紛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7)海民初字第22111號)中,法院將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有關網絡域名的決定視為民事(違約)行為。另可參見李燕蓉:《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責任—關于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作為被告的域名案件的調查報告》,載《知識產權審判實務》(第2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頁。
              [18]Cass R. Sunstein,Republic. c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p.210.
              [19]我國《行政許可法》第十三條規定:“本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通過下列方式能夠予以規范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二)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三)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
              [20]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長治久安》,《領導者》2010年總第33期,第11頁。
              [21] Alan C. Page,Self-Regul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Dimension,49 The Modern Law Review 141(1986).Also see Angela Cambell, Self-Regulation and the Media, 51 Fed. Comm. L. J. 715(1999).
              [22]不過前述克林頓和戈爾報告中的產業自我規制,同時包含了自我規制的這兩種義涵。
              [23]Julia Black, Constitutionalising Self-Regulation,59 The Modern Law Review 27(1996).
              [24]Ogus, Rethinking Self-Regulation, 15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7(1995);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6-129.
              [25]Ogus, Rethinking Self-Regulation, 15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9( 1995).
              [26]Douglas C. Michael, Federal Agency Use of Audited Self-Regulation As a Regulatory Technique, 47 Admin. L. Rev. 171(1995).
              [27]這是一個由公益組織和私人企業組成的致力于互聯網上貿易和交流的非正式組織,其成員包括美國在線(Amer-ica Online)、迪斯尼、微軟、媒體教育中心(Center for Media Education)、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全國消費者聯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萬維網聯盟(W3C)和直銷聯合會等。
              [28]See Philip J. Weiser, The Future of Internet Regulation, 43 U. C. Davis L. Rev. 529(2009)。
              [29]《法國互聯網發展政策與管理體制特點》,法國中文網,http://www. cnfrance. com/info/pinglun/20110425/4748.html,訪問時間:2013年11月19日。
              [30]Cyber-Rights&Cyber-Liberties(UK) Report, Who Watches the Watchmen Part II: Accountability&Effective Self-Regul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eptember 1998 at http://www. cyber-rights. org/watchmen-ii. htm,訪問時間:2013年11月19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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