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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構建我國生物安全法治保障體系
    2020/9/4 16:11:45  點擊率[16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立法學
      【出處】光明網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關鍵字】生物安全;法治保障;法律體系;法制建設
      【全文】

        自上世紀80年代起,生物安全問題開始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之所以如此,緣于現代生物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給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自身健康造成了潛在的威脅。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簽署的《21世紀議程》和《生物多樣性公約》堪稱國際社會較為全面的與生物安全相關的法律框架。2000年1月加拿大蒙特利爾會議通過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從目標、適用范圍、事先知情同意、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標識、國家主管部門和國家聯絡點等方面對于生物安全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在我國,盡管還沒有專門的生物安全法,但相關的立法一直都在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而不斷跟進。即便如此,我國還是發生了眾多的生物安全事件,如2003年非典疫情、2009年H1N1流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等。為什么會這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國缺少相對完善的生物安全法治保障體系,對于生物安全法應建立什么樣的法治保障體系還不夠清晰。
       
        對于生物安全,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國就開始重視并根據當時的生物安全形勢推進生物安全法治保障體系的建設,只是把重點放在了生物安全立法上面,對于生物安全及其相關的立法缺少宣傳普及,生物安全的守法、司法、監督等環節還比較薄弱,對于相應的職業道德精神和法治素養缺少必要的教育培訓,這些事實上也是造成生物安全事件頻發的重要原因。總體來說,當前我國生物安全法治保障體系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生物安全立法存在相對滯后的問題,比如2000年就制定了《中國國家生物安全框架》,但一直未能建立科學完備的生物安全法律制度體系;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的協調性不夠;生物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方面的倫理與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相關人員的素質有待提高;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法理體系、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等等。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諸多生物安全方面的短板、弱項和漏洞,為我國構建生物安全法治保障體系提供了契機。
       
        構建我國生物安全法治保障體系決不能按照過去“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靶向思維和機械思維,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加強構建以生物安全法為基礎的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處理好生物安全法同現行相關法律的關系、生物安全和有效利用的關系、生物安全和現代科技的關系等,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綜合治理體系和法治保障體系建設,全面提升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實現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一,強化政治和組織保障。要從講政治的高度全面認識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并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加強黨對生物安全工作的領導,進一步建立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與制度保障體系;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職責,加強組織領導,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生物安全工作。
       
        第二,人才和物質保障。要從講政治和講科學的高度全面提升加強生物安全工作的隊伍建設,既要加強生物安全工作一線人員的培養、分級等制度建設,又要健全與生物安全工作相關的執業人員的培養、準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推動生物安全工作及相關工作的高效協同、無縫銜接,健全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同時要繼續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堅持新發展理念,把握新發展格局,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為加強生物安全提供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第三,法治意識和法治精神保障。要加強生物安全方面的法治宣傳和法律服務,培養公民生物安全法治意識和促進生物安全的法治精神,依法支持和配合生物安全工作,加大對破壞和損害生物安全的違法行為的打擊和懲治力度,努力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的守法社會氛圍,更好地促進生物安全法治體系和法治能力現代化。

      【作者簡介】
      耿步健,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師范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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