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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治社會建設的主要力量及其整合
            2020/12/25 8:36:28  點擊率[52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理論法學
              【出處】《法律和政治科學》2019年第1輯
              【寫作時間】2019年
              【中文摘要】“法治社會建設”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三大核心任務之一,其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涉及范圍廣,要素關系雜,規劃貫徹難,成效待期長,需要黨的堅強領導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法治社會建設之成果最終體現為全民法治觀念的增強,規則意識和法治意識與公民血液的深融,懂法守法成為公民的日常生活習慣。而這一理想結果的達成,有賴于建設過程中各種社會主體和力量的共同參與、調整優化、協同補益,著重發揮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律師等主體作用。各建設主體在其原有角色分工、職能定位的基礎上,于合法行動空間內。根據基層場域的現有勢態,靈活轉變角色,整合新型優勢,齊助法治社會建設。
              【中文關鍵字】法治社會;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律師
              【全文】

                一、政府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角色、職能和方式
               
                (一)法治社會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法治社會中的政府,不再是傳統意義的社會管理種的控制者。現代社會治理中對合作、多元的強調,使得政府的角色必然發生改變。在傳統的行政視角下,政府行為被認為是對立法機構體現出來的國家意志的執行,因此政府更像是一個控制者。后來,由于政府面臨效率低下、腐敗等問題,人們逐漸認識到,政府對社會和市場的管制不應該過死,強調市場和社會的積極作用,主張政府下放權力,將有些公共事務交給市場和社會。在此背景下,政府承擔著多種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場景下,可以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執行者、合作者、服務者、監管者等。
               
                1.執行者
               
                政府是國家行政機關,需要執行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立法體現出來的國家意志。在中國的黨政體制中,基于以黨領政的黨政關系,政府也需要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執行黨的路線,引導社會向黨的法治社會目標靠攏。在法治建設過程中,政府應注意全面合理實施有關法律法規,實現法律法規的精準落實,積極行使好法律賦予的權力,承擔法律法規中的責任,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與利益。
               
                2.合作者
               
                法治社會建設中,政府只是眾多主體中的一個。政府常常會作為協作者與法治社會建設中的其他社會主體相處,與其他社會組織共同進行法治社會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不是政府單獨建設,社會治理多元化、社會建設主體多元化才是法治社會的發展趨勢。法治社會建設的任務是全面的、多元的,因此建設主體也需要是多元的,各主體各負其責,互相合作,才能完成法治社會建設任務。在此進程中,政府特別需要正確處理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并與之一起進行科學的建設,共同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進程。
               
                3.服務者
               
                法治社會建設需要多元主體、多元參與格局,但在多元主體和多元格局中,政府與其他主體之間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地位,而是責任更多。除了承擔自身在法律和政策執行方面的責任外,還有責任對其他法治社會建設的主體給予引導、幫助和服務。法治社會建設需要多元主體和多元參與,但在此過程中,需要政府作為支持者、服務者幫助、引導其他各方開展法治社會建設。對于在企業、社會組織、基層自治組織等在參與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遇到困難的,應當依法予以充分的幫助與支持,引導它們按照法治社會的需求參與,承擔起服務者角色。在政府引導、支持、幫助、服務下,多元參與可以更好地服務于法治社會建設,實現民眾多層次的現實需求和利益。
               
                4.監督者
               
                政府的更多責任,還包括監管。在法治社會建設中,主體多元化、參與多元化要求多方參與,但在此過程中,政府應當承擔監管責任,對其他參與方的行為和活動進行監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社會組織等多種主體都會有自身的利益,也會有自身的價值觀和政治傾向。如果缺乏監管,這些主體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就可能無限膨脹,逾越職業倫理、行業規則、法律的范圍。因此,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政府在其它角色之外,還應當充當監督者,以提高企業、社會組織等多種主體的參與限制在合法范圍,從而保證法治社會建設的有效性。
               
                (二)法治社會中的政府職能
               
                法治社會中政府職能的定位,實質上涉及到的是如何定位政府與社會、公民之間的關系。在法治社會中,政府不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唯一主體,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民眾都是參與主體,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法治社會建設,治理工具也是多元的。各主體之間的職責如何分擔銜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解決各參與主體的職責界限模糊問題,其結果可能導致職能不清,最終導致多元參與合作的失敗。對政府而言, 在多元主體中明確職責,其實就是定位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民眾之間的關系。在與市場、社會的關系中,政府充當何種角色,履行何種職能,這是重要問題。
               
                1.管理社會組織和個人
               
                在法治社會建設中,雖然政府服務與引導社會的比重呈上升之勢,但依然脫離不了對社會的必要管理,行政管理依然是政府的最核心職能,政府要對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組織和個人進行有效的管理。這種治理要將政府的意志轉化為行政管理的具體措施并付諸實踐,這些具體措施包括行政登記、行政許可、行政命令、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監督。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政府與各種社會組織和個人之間形成的社會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自然也應當是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調整這些關系也已形成體系化的法律規范。就普遍適用各管理領域的法律而言,有《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強制法》《行政監察法》等。就調整某種行業性的事務的法律就更多了,如《食品安全法》《城鄉規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毒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雖然這些法律中存在大量管理性的法律規范,但調控、引導性的法律規范也普遍存在。
               
                2.調控公共服務供給
               
                現代法治社會的發展,標志之一就是政府放松管制,發展調控職能。放松管制意味著,政府直接管理的領域和手段減少,給社會其它主體創造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發展調控意味著,政府不再只通過直接命令、控制、管理的方式來達到目的,而是在法律范圍內,發揮創意,以更加彈性、“糅合”、便捷的方式完成任務、達到目標。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對公共服務進行調控,包括公共教育服務、公共就業服務、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社會保障服務、科技服務等。在政府調控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政府與社會主體之間會形成一系列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需要對政府有一系列的職權賦予和責任配置。在調控公共服務領域,目前所形成的法律規范,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已成規模。例如,在公共教育服務領域,調控性的法律至少包括《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教師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國務院還制定了《教學成果獎勵條例》《殘疾人教育條例》等行政法規。在科技服務供給方面,調控性的法律至少包括《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科學技術普及法》《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一方面明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義務和職權,另一方面提供企業、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依據和規范,確保其公共服務供給符合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確保市場競爭關系的有序公平,保障政府與社會的良性合作關系。
               
                3.引導社會健康發展
               
                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隨著利益多元化的加劇,傳統的直接管理模式在信息收集、行政成本、政府責任等方面都遭遇挑戰,對社會健康發展的引導也不充分。政府以教育、指導、激勵等方式引導社會健康發展,越來越獲得廣泛的認同,收到明顯的成效,能夠明顯提升社會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也提高了治理效率。政府引導甚至已經成為一種理想的治理方式,包括行政指導、行政獎勵、政府采購、行政公示、行政資助等一系列具體工具。憲法中就存在不少指導、引導、提倡、幫助、鼓勵、獎勵等表述,它們就是對政府引導社會健康發展的原則性規定。各具體部門法中更是有各種具體規定。例如,《農業法》第37條規定:“國家鼓勵和引導農民從事多種形式的農產品流通活動。”《人民警察法》第34條規定:“對協助人民警察執行職務有顯著成績的,給予表彰和獎勵。”《城鄉規劃法》第8條規定:“城鄉規劃組織編制機關應當及時公布經依法批準的城鄉規劃。”行政指導、行政獎勵、政府采購、行政公示、行政資助等方式,通過對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各種主體的鼓勵、支持和指引,從各自不同的具體途徑著手,引導社會健康發展。
               
                (三)政府建設法治社會的方式
               
                1.設定目標、標準和檢驗方法
               
                法治社會是指社會生活的法治化,但政府又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參與主體。政府參與法治社會建設,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參與,即政府直接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具體過程,直接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二是間接參與,即政府通過某種制度安排,激勵企業、社會組織或個人提供產品或服務。直接參與方式中政府直接充當當事人,可以直接實現意圖,但也存在不少弊端,間接參與模式越來越成為主流。在間接參與模式中,政府主要是借助于企業、社會組織等的參與來實現目標、提高效率,此過程中政府并不是撒手不管,無所作為,放任企業和社會組織任意作為。總的來說,政府主要是在設定目標、標準和檢驗方法方面起作用,從這些方面推動企業、社會組織參與法治社會建設,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 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制定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目標、標準和準入門檻。若公共產品和服務沒有相應的標準,完全交由市場或社會組織,企業可能出于利潤最大化而降低產品和服務的標準,其結果必然是效率雖然提高了,產品和服務質量降低,從而最終損害民眾利益;社會組織則可能將自身的理念絕對化,其結果必然是將個別群體的觀念和標準強加給其他群體,從而招致不滿。因此,在法治社會建設中,政府必須主動為企業和社會組織設定目標、標準,敦促企業和社會組織等遵循目標和標準運轉,或者按照目標和標準選擇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企業和社會組織等。第二,政府還應該運用一定的檢驗方法來評價、評估法治社會建設主體。按照設定的目標和標準,用一定的方法對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企業、社會組織等社會主體,監督其運轉和參與,評估其法治社會建設績效。政府將法治社會建設中的公共產品、服務的任務交給企業或社會組織后,按照要求檢查其成效、服務水平、產品質量等,督查其執行標準的情況,對違法標準和目標的行為予以處罰,對促進目標的行為予以獎勵。
               
                2.推動合作治理、協商治理
               
                合作治理是指多種治理主體如政府、企業、 社會組織等在平等、主動、自愿的原則下合作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方式。協商治理,是多種治理主體以協商和對話的程序和形式達成共識或者協調分歧,以實現公共治理和利益目標的機制。合作治理、協商治理都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容許多元價值的存在,強調合作與協商對話,以協商解決分歧,通過對話來凝聚共識。凝聚治理共識是合作治理、協商治理的前提。不同治理主體合作治理、協商治理,有助于保持社會凝聚力與向心力,提升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在當今利益主體的多元化背景下,合作治理、協商治理尤其必要,合作治理、協商治理是社會力量成長的必然要求。合作治理、協商治理是對行政管理型治理模式的揚棄,政府與其它社會主體的關系趨向于分權、和諧共治。與傳統的行政管理相比,合作治理、協商治理有著不同的特點,它打破了權力的單一性,在合作治理、協商治理下,行政權力的唯一性遭到削弱,治理主體不再依靠權力去直接作用于治理對象,權力在某種意義上遭到了削弱。因此,合作治理、協商治理的發展,實際上需要政府主動為之,主動削減自身的權力。 對于政府而言,推動合作治理、協商治理的發展,首先就要擺脫傳統行政思維方式的桎梏,切實轉變過去那種全面撒網型統管的行政作風,為更有效適應時代發展的創新思想開掘適宜土壤。其次應當對舊有意識做出及時更新,定植有利于新型政府建設、國家平穩健康發展的合作、協商意識,重置政府與社會組織、企業之關系,從地位不等的上下屬關系,至合作伙伴間協商共處關系,實現從政府派任務和強制要求到社會組織與企業獲得獨立地位,自愿參與法治社會建設,雙方合作共進的良性變革。最后政府還應當增強推動合作治理、協商治理的能力。合作治理、協商治理以社會主體廣泛參與和合作治理為核心,要求政府有相應的能力。合作治理、協商治理牽涉多元主體的相互依賴、持續互動的網絡,需要政府有維系這個網絡的能力,這對政府的制度、工作人員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推動合作治理、協商治理是政府建設法治社會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和任務就是動員多元社會主體參與治理,這需要政府有意愿去做,并有能力做到。
               
                3.培養公眾法治素養、培育社會主體能力
               
                培養公眾法治素養、培育社會主體能力,是政府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另一重要方式。法治社會之建設離不開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人民的共同參與,法為民生,民為法正,民需法護,法需民信,只有當人民真心擁護、尊崇、敬畏和信仰法律,方能以法之威平亂抑邪,共促社會和諧。在邁向法治社會過程中,需要提升全民族的法治素養,形成尊法的氛圍和習慣,形成運用法律的意識和風氣。這需要政府積極作為,盡力推進。對政府而言,應既抓“關鍵少數”的黨員干部,出臺有力責任措施予以約束,又引領“絕大多數”的群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對不同的群體探索使用各種不同的傳播手段,讓他們徜徉在法律的瓊宇內,自覺做法律知識、法治精神、法治信仰的施用者和傳播者。這些都需要政府積極推動。運用黨政體制內的組織載體(例如各地的法治辦公室),更好地協調普法宣傳和國民教育,協調普法工作和各個行業規范要求,使普法工作能夠有明確的工作要求,有具體的考核標準。 同時,對于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政府采取鼓勵、支持、引導、獎勵、幫扶等方式培育其能力發展,也是法治社會建設的方式。具體方式包括:一是政府對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進行能力幫扶;二是通過服務購買對企業、社會組織等進行經濟資助。具體而言,一方面,強調資源到位,從資金、信息、政策等各方面為社會主體提供諸如場地設備、補貼資助、項目信息、法律咨詢、財務評估、注冊協調等資源,幫助社會主體存續;另一方面,強調專業能力支持,通過培訓規范社會主體運作,提升社會主體在鏈接資源、獲取項目、開展活動、提供服務等方面的專業能力。當然,政府還需要提供一些基本保障的職責。例如完善社會主體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維護有序的市場秩序,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社會主體與各方面之間的沖突,保障其正當利益。只有培育了社會主體的能力,社會主體才能真正意義上參與法治社會建設過程,政府的負擔才可能真正減輕,其肩負的責任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向其它社會主體的轉移。
               
                (四)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責任
               
                1.制度供給責任
               
                強化政府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責任,需要形成比較健全的法治社會制度體系,對法治社會的總體規劃、目標、體制、機制予以明確,規范和協調各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對各社會主體的權力、權利、義務、職責等加以明確規定。制度供給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前提和基礎,法治社會的建設過程必然伴隨著相關制度的完善。縱觀各國法治社會的發展歷程,它們都是以法律和各項制度的建立作為法治社會建設的基礎,并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制度來建成法治社會的。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最重要的法律制度當然是由立法機關供給的。但是,在細節處,在中觀的體制上,在微觀的機制上,制度都是由政府供給的。法治社會建設的政府主導性,決定了政府在制度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責任。 在這方面,政府最核心的責任就是進行科學決策,制定合理的制度,并保障制度的有效運行,創造民主公平,有助于有序競爭、和諧穩定、社會發展的環境。
               
                2.財政支持責任
               
                法治社會建設是需要相當的財政能力作為基礎的。各項制度的實施,各種權利的維護,各種活動的開展,都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在多元社會治理格局下,法治社會建設的各個主體都承擔了相應的成本,其中承擔成本最多的毫無疑問是政府。政府對科技創新、基礎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司法服務等事業的發展都擔負著主要的財政支持職責,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保障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多元物質文化需求。財政支持是法治社會建設的經濟基礎,是達到法治社會建設目標的基礎性物質條件安排。通過財政支持,將科教文衛等事業納入財政支出體系中,并不斷增加政策、財政支持力度,是政府的責任所在,也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法治社會發展的實踐與理論都表明,政府在法治社會中擔負著不可推卸的財政支持責任。落實財政支持責任,才能提高社會凝聚力,實現法治建設的各種目標。當然,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財政支持有著各不相同的渠道和方式。
               
                3.實施、監管和評估責任
               
                制度供給和財政支持是基礎,但法治社會建設的順利推行,還離不開政府在既有財政支持下,貫徹實施既有制度,履行監管和評估責任。既有制度的運轉,雖然由不同的社會主體推進,但其運轉空間,在實際上受政府的制約,政府給予的空間和支持力度必然影響制度運轉的成效。企業、社會組織、公民概莫能外。制度實施、監管和評估,是不同階段不同環節的工作。在制度實施前,應當有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制度的實施可能會引起何種效果和反映,應當有事先的預判。制度實施過程中,應當有快速反應機制和協調機制,出現問題立即協調解決。制度實施全程,需要監管各社會主體行為的合法性,及其對法治社會建設的合目標性。法治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各種項目只有切實執行才具有真正的意義,從這層意義上說,實施是法治社會建設的核心。此外,對于法治社會建設,政府還應當履行評估責任,評估是衡量效果、監督社會主體的重要手段和收效途徑,通過評估來衡量各社會主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績效,提高各社會主體的責任意識,以便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激勵。
               
                4.風險兜底責任
               
                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是法治社會建設的當然前提,沒有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法治社會建設就是空話。只有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經濟、社會發展才有依托,法治社會建設才有可能。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黨領導下的政府有提供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責任。換句話說,政府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應當承擔風險兜底責任。法治社會建設中,各種社會主體有其不同的風險,企業需要面對市場的風險,社會組織也存在政治風險和腐敗風險。它們參與法治社會建設,依托于某種具體的平臺和項目,但這些平臺和項目的運轉也可能受政治風險和社會風險的沖擊。一旦遭遇風險,在社會主體自身無法抵擋風險的情況下,政府應當承擔兜底責任。也就是說,政府需要提供最終的底線救濟,一定程度上為各社會主體的風險“埋單”。其終極意義上的原因在于,法治社會建設最終意義上是“政府負責”的。
               
                二、社會組織在法治建設中的意義、功能和作為
               
                (一)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的意義
               
                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中有著重要的意義,這已經被西方實踐所證實。在中國的法治社會建設中,社會組織的意義同樣重要,而且還可能有著中國特色的取向和意義。
               
                1.促進國家與社會分野及有機團結
               
                在西方國家,社會組織十分發達,這有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基礎。在理論上,西方的國家建立在社會契約論基礎上,結社自由被認為是訂立契約的一部分。在實踐中,當今西方國家民間社會和社會組織的興起,是對福利國家危機、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以及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的一種反應,在根本上是展現個人自主能力和共同參與精神的一種嘗試和努力。在西方,社會組織是國家與社會分野背景下的產物。而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國歷史上是中央集權的國家,有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封建皇權統攝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實踐中,中央也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實行高度控制,國家權力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同樣少有社會組織發展的空間。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組織開始出現并發展,與個人權利觀念的增長、社會自治的訴求幾乎是同步發展的。進入新時代,進行法治社會建設,顯然離不開社會組織的發展和職能發揮。社會組織的職能發揮,必然使國家權力一元化的局面進一步松弛,促進社會從國家中逐漸釋放出來,國家與社會的功能呈現分化局面,朝著改革開放以來“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發展,或者更多人期待的“強政府、強社會”的目標發展,從而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分野,促進法治社會建設主體的多元化,并進而打破過去那種機械團結的局面,形成社會有機團結的局面。
               
                2.促進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
               
                在中國,受幾千年封建文化傳統的影響,也受社會主義實踐時期計劃經濟體制及其思維的約束,至今較為強調行政管理,單向的行政管理思維影響巨大、范圍廣泛。在從上到下、全方位的行政管理思維下,單向的、父愛主義的社會管理模式是常規社會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與法治社會是有所齟齬的。法治社會建設中,社會組織是多元主體中的重要主體之一,必然發揮重要作用。社會組織的興起,必然伴隨著政府權力的轉移、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社會民主的發展、社會自治的發育。這必然促進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從行政性的社會管理向多元治理、合作治理、協商治理轉變。在治理方式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組織正好填補政府退出留下的一些空白,解決政府不能解決或不好解決的某些問題,提供公共服務,承接政府的部分職能,滿足社會更加多樣化的需求。社會組織天然反對政府權力的干預、垂直管控,強調民主參與和自主管理,主張不同利益群體的理性互動和多元訴求的對話協商,這也必然倒逼政府社會管理思維和權力運作方式的轉變。同時,社會組織還可以促進不同人融入具體群體,提高社會自治能力,推動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培養民眾的民主意識、公共精神、自治能力。
               
                3.促進社會價值和法治觀念的更新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雖然社會主義實踐在理念上極端強調平等,改革開放后繼續如此,但封建特權、尊卑秩序的觀念并未沖擊殆盡,反而有因為市場經濟下的經濟不平等的發展而抬頭的趨勢。因此,在中國社會中,人們平等意識、權利意識、結社意識、公共精神都還存在很多缺陷,社會上官本位思想仍然存在,個人對國家責任的期待較大,缺乏通過社會組織去解決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問題的習慣和意識。與此同時,社會個體的自主意識不高,自主能力也較為有限,由于社會組織發育不夠,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也還有待發展。在這種背景下,社會組織的發育和發展,必然帶來社會價值和法治觀念的更新。社會組織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們對政府、官員的依賴心理弱化,遇事不再僅僅依賴政府,可以通過社會組織自主解決。在社會組織中,人們可以接受民主和法治訓練,通過民主的方式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在法治的框架和要求下解決問題。這些都將促成國家與社會的分立,沖擊既有的官本位思想和政府責任理念。通過社會組織的運轉,從民眾切身的生活體驗和感知出發,培養民眾的自主意識、互助精神、公共精神、民主精神、權利意識、法治觀念,發展民眾的民主參與能力、法治操作技能、自治能力等,在具體層面和細微之處促進社會價值和法治觀念的更新,培育了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根基,從而推動中國的法治社會建設。
               
                (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中的功能
               
                1.承載民眾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相對于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概念,它是指社會主體之間緊密聯系的狀態及其特征,其表現形式有社會關系、社會網絡、互相信任、權威結構、行動共識等。社會資本存在于社會結構之中,是無形的。在社會資本豐富的地方,人們之間存在共識,可以有效合作,從而有較高的社會整合度,社會效率因此更高。個人并不能直接占有和使用社會資本,只有成為關系網絡中的一員,建立起網絡連帶關系,才能有效利用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一樣,可以給人帶來的收益。在傳統時代,社會資本存在于傳統的關系網絡和組織結構中,如宗族、行會、基層市場區域等。而在當今時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越來越陌生化,傳統的組織結構日趨崩潰,傳統型的關系網絡也逐漸消失,人與人之間的關聯薄弱化。在陌生化的社會中,社會資本難以在既定的組織結構中存續。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新的組織形式,它可以承載新時代的社會資本。社會組織其實是擁有相同或類似價值傾向和利益目標的人的群體性集合,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組織網絡,可以承載新時代的社會資本。在現代社會組織構成的網絡結構中,社會資本可以促進民眾的團結,推動不同利益群體與國家、市場的合作互動,維持以社會成員的自主交往行動及其社會資本的生產為基礎的自發秩序,提高社會安全、增進社會效率,增強社會整合,推動微觀領域的民主治理,為法治運作提供社會基礎。可以說,在當今時代,社會組織可以承載民眾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是法治社會的黏合劑。
               
                2.充當社會秩序的衍生平臺
               
                社會組織是一個制度性的平臺,有相同或類似利益訴求的民眾聚集在此平臺中,形成共同的利益表達,可以與政府或市場主體進行有力的利益協商。作為特定社會群體利益偏好的聚集,社會組織可以對民眾利益偏好有著更加快捷的把握,可以對利益訴求做出更為及時的反應,然后聚集相同和類似的利益訴求,通過一定的渠道加以表達。社會組織有一定的資源動員能力,在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的驅動下,能夠動員民眾參與社會組織,將其活動納入社會組織的目標中。社會組織存在內部治理機制,以使其決策和管理既能適應環境,又能有創新性,服務于社會組織的目標,從而保證社會組織的持續和健康發展。社會組織內部一般存在強有力的激勵機制,物質激勵不足和精神激勵乏力并存,往往使得社會組織成為一個生活共同體、精神共同體、事業共同體。相對于政府和企業,社會組織有著不同的激勵機制,這種機制甚至更有優勢,能夠使社會組織成員將自己的命運與組織的命運緊密結合,在實現組織使命、公共利益的同時也實現個人的價值目標。如此,在法治社會建設進程中,社會組織其實是可以演變而產生秩序的,因此可以說,社會組織充當了社會秩序的衍生平臺。
               
                3.供給公共領域的運行機制
               
                在現代法治國家中,國家與市民社會往往有所分離,國家主要指代公權力系統或者官僚制機器之內的范圍,社會主要指公權力系統之外的生活系統。但是在社會生活系統中,也存在公共領域,事關眾人便屬公共領域。中國傳統社會,家國同構,家庭、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有共通性,均以血親 - 宗法關系來統領。家族是家庭的擴大,國家則是家族的擴大和延伸,國家內部各個部分和板塊之間的關系,按照親屬關系比擬。這種政治結構中,并不存在國家與社會的分野,市民生活中的公共領域也不彰顯。新中國成立后,在黨政體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與社會仍然缺乏分野,市民社會中仍然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改革開放后,社會開始發育,社會生活逐漸獨立于國家機器和公權力系統。市民生活中存在公共領域,它構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間領域。在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中,社會組織提供了一種具體的中間機制,促進社會資本的自由自主性價值,培養市民的公共精神。在現代社會,由于理性化的發展,民眾表現得越來越個體化、松散化,而國家公權力系統和科層機器越來越組織化、官僚化、形式主義、保守僵化,個人如何面對國家機器,社會如何有效組織,成為重要問題。在此背景下,社會組織成為市民社會中一種個人的自愿性聯合,個人在其中可以自由自覺地進行社會協作,滿足不同生活領域、不同生活方式下人們的不同需求,填充、豐富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從而實際上供給了公共領域的運行機制。經由這種機制,社會成員可以獲致合理角色、提高參與能力、培養合作與秩序精神,克服個人的孤立性,培養社會責任感和公共精神。
               
                (三)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中的作為
               
                1.在社會角落提供公共服務供給
               
                在現代社會,社會組織是與政府同樣重要的社會服務的供給者。而且,與政府有所不同,社會組織可以更加人性化地提供服務,回應不同人群不同層次的服務需求。社會組織是有理念主導的,不同社會組織有著各不相同的理念。在理念的驅使下,社會組織在廣泛的領域中提供公共服務,包括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基礎設施、養老助殘、特定群體幫扶、社區團結、抗災扶貧、預防犯罪、環境保護等眾多方面。其中不少領域是政府通常難以顧及的、關注不夠的,或者不方便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在這些領域卻可能有天然的優勢,可以更方便地去關注更具體、多元化的需求,而且通過組織有理念的人來提供公益性的服務,從而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社會組織可以整合社會上的各種資源,其整合形式靈活多樣,可能更好地實現特定社會群體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政治利益,提供政府和市場不能或不好提供的公共服務。正在此意義上,法治社會中,社會組織是在在社會角落提供公共服務供給。
               
                2.從細微處培育民眾的民主和法治素養
               
                目前,我們已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力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盡管這些建設都很有必要,但又遠遠不夠,因為法治社會的建成,絕不僅僅依賴制度體系及其實施體系,還需要民眾的觀念和素養能跟上法治進程。法治很重要的層面是實踐操作上的,如果民眾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切身體驗和感受,法治建設始終停留在制度和國家機關的執行層面,難以深入到民眾觀念中,更難以變成民眾自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選擇。社會組織則可以在此方面發揮作用。社會組織的成立和運轉基于民眾的自主自愿,需要成員的合作精神;社會組織的活動是在民主自治、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進行的,以民主參與的方式反映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社會組織實行民主管理、依法管理、自主服務。社會組織在運轉的過程中,完全貫徹了民主、平等、自治等原則,主張不同群體的對話協商,倡導合作,強調自律,反對特權和權力的不當干預,這些在一定意義上阻止了國家權力的濫用和擴張,構成了抑制法律工具主義、抵御國家理性規則泛化的重要屏障。總之,社會組織可以給民眾帶來切身體會,培養、塑造民眾的民主觀念、法治意識,促使他們養成法治化的行為習慣,可謂從細微處培育民眾的民主和法治素養,培育了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根基。、
               
                三、企業的社會責任約束
               
                (一)企業在法治社會中的角色
               
                1.民主管理和權益實現的重要場域
               
                與社會組織一樣,企業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制度性平臺,企業家、投資人、工人、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都聚集在此平臺中,即為共同的利益而奮斗,也為各自不同的利益進行協商。企業既是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的平臺,也是勞動者、管理者權益實現的平臺。企業的民主管理和權利實現,是構建企業民主管理體系、推進企業民主管理進程的基礎,既關系到職工民主權利和法定權益的實現,也關涉到企業的認同感的培養,還關涉到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企業民主管理,既需要通過工會組織實現對企業的管理參與和監督,促進企業決策民主,對勞動者權益保護到位,各種利益關系公平公正;也需要在企業制度和日常工作中實現企業家、投資人、工人、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等不同群體和個人的利益協商,保障所有企業管理者和員工的合法權益。在企業民主管理和勞動者權益實現過程中,職工通過各種形式參與企業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等各種事務,參與民主決策、民主參與、民主監督等過程。如此,企業實際上構成了工作在其中的各個人群參與民主管理、實現權益的重要場域。相對于國家和社會而言,企業是一個微觀的場域,是人民生活休戚相關的場域,其決策和管理需要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協商治理,需要不同群體的對話協商。這一場域平臺可以給民眾帶來切身體會,培養、塑造民眾的民主法治觀念和權利意識。
               
                2.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法治主體
               
                市場經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相較于舊有經濟體制,其所體現的優勢特征極為明顯,平等性、競爭性、開放性為社會經濟發展搭建了廣闊公平的平臺,且在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中,不斷促進內在革新,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下的商業運作往往缺失規范引領,偏離正常法律軌道,而法治則由此成為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經濟的市場化要求社會的法治化,通過規則來約束超出血親、宗族、行政權力范圍的社會活動。法治約束的主要對象,必然是企業這一核心的市場主體。市場經濟要求以法立權,特別是要發揮法律的“名片”“證文”“護盾”之用,明確產權,確立企業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主體,能夠進行經濟利益需求的自主表達,并有權對其財產自由分配和使用,同時對企業這一市場主體之財產權加以保護。同樣,企業還是參與市場公平競爭的法治主體。市場經濟是公平競爭的契約經濟,競爭性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推動力。但是市場的公平競爭并不會自然達成,企業可能有各種越軌行為來謀取非法利益,從而破壞公平競爭的環境,因此需要法治約束企業的市場競爭行為。此外,企業還是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行為的約束對象。市場調節存在缺陷,因而可能失靈。市場機制有效發揮作用離不開宏觀調控,這需要得到法治的保障。另外,企業常常還會以一般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生活,參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的建設,從而成為社會生活的法治主體。
               
                3.法治宣傳和法律實施的協助者
               
                作為市場主體,企業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陣地,企業自身因此也成為法治宣傳的重要協助者。企業對外能否遵守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規則,遵守國家宏觀調控的規則,需要有足夠的法治意識;對內充分保障勞動者權益,實行企業民主依法管理,也需要有足夠的法治意識。因此,企業作為法治社會的主體,需要積極開展法治宣傳,同時這也是法律實施的重要環節。一方面,法治宣傳和法律實施要針對管理人員、工人等員工,不斷增強他們的法治觀念,使他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理性表達訴求,用法治方式解決企業民主管理中的問題,用合法的方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法治宣傳和法律實施還要針對領導干部、產權人、投資者等,增強他們的法治觀念,把領導干部帶頭守法、模范守法作為樹立法治觀念的關鍵,提高他們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發展的能力和水平,讓他們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讓產權人、投資者等樹立誠信守法、依法經營、依法辦事的觀念,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提高依法經營管理的水平和依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的能力,不違法行使權利、法外追求利潤。作為市場經濟中的法治主體,企業需樹立有權利就有責任、有權利就有義務的觀念,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提高法治意識,這些需要企業內的產權人、投資人、管理者、勞動者等共同努力來實現,需要通過法治宣傳和法律實施來達到目標。在此過程中,企業作為一個法治主體,成了法治宣傳和法律實施的協助者。
               
                (二)企業的作為
               
                1.重點領域:生產經營、勞動者權益、企業治理、環境保護等方面
               
                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企業的作為體現在許多方面。在生產方面,法律風險防范建設是法治建設的重點,生產經營活動所涉及的業務流程,其中面臨的各種法律風險,需要通過風險評估加以確定,建立防范、控制措施并加以實施;在經營方面,從招標投標、合同管理等各方面都應當有嚴格的制度規定,從項目立項、招標、合同簽訂、履行、結算等方面都應當依法進行。在經營過程中,相關的治安保衛、商業秘密保護、廉潔等也應當有所考慮,符合法律規定,規范雙方的經營行為, 保障合法經營, 維護企業利益。在企業民主治理方面,也有大量可以作為的空間。企業的重大方案、企業的生產經營、發展規劃、規章制度等應當經過各種民主協商和決策程序,涉及職工切身利益方面的重大問題也需要事先提交職代會或工會審議,涉及勞動者權益的事務應當公開,保持與工會的信息溝通,與利益相關群體及時溝通。對職工較為關注的福利待遇、獎金分配、勞動保護等問題,應當及時溝通,協商督促,依法妥善處理。國家規定的有關勞動與社會保障的標準,企業應當落實,依法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按時足額交納社會保險費。此外,環境保護方面,也是企業作為的重點領域。企業在生產、再生產過程中,必將消耗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同時對環境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環境污染在所難免,企業提供的產品本身也可能產生環境污染,如產品包裝、廢棄電池等。企業對自身產生的環境污染和公害,應當盡可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害的發生,把環境保護工作納入計劃,建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
               
                2.行為傾向: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對抗法律
               
                雖然在法治的理想中,人們很容易把法治主體想象成遵循法治的楷模,把法治描述為單一的法律理想狀態。實際上,現實生活中,社會主體對法治的態度是復雜多元的,呈現出多種不同的樣態。美國學者在描述人們面對法律時呈現出三種不同的態度: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對抗法律。其實,在法治社會進程中,企業作為法治主體,往往也持有各不相同的態度,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對抗法律的都存在。“敬畏法律”,法律被想象為一種關于已知規則和程序的正規有序的理性的的系統,社會主體忠誠地接受法律的建構,相信法律程序能夠提供正義和公正。應該說,多數企業的行為傾向都是如此,相信并遵守市場競爭、宏觀調控、勞動者保護等方面的法律。“利用法律”,法律被認為是一種游戲,并不是持續地或平等地能為每個人所利用,技巧、經驗水平、法律資源的不同,參與法律的結果也會不同。應該說,持這種觀念的企業也不少見,它們將法律實踐視為游戲,重視經濟、法律、財務、貿易等方面的專門知識和技能,鉆法律的空子,并利用法律漏洞來謀利。“對抗法律”,社會主體認為法律無法有效地解決糾紛、發現真相或維護公正,因此根據特定情境運用資源而進行應付,包括暴力、自助等方式。這種企業總量雖然不多,但也經常見到。一旦認為法律沒有維護自身利益,便拋開法律,訴諸社會輿論,甚至走上信訪不信法的道路。企業不同的行為傾向在實踐中都存在,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意義當然各不相同,“敬畏法律”是積極的,“對抗法律”則是消極的;“利用法律”則可能積極與消極意義并存,消極意義在于不利于樹立法律威信,積極意義則在于可能促進法律的完善。
               
                (三)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在商業運作過程中,不應當只將利潤收益作為其長久穩態運營的絕對重心,而失卻對次重點的有效關注,表現為極端弱化對其他關系的處理。首先是企業與利害關系人之間的良性互利關系。利害關系人是圍繞企業可能產生被動雙重影響的個人和群體,例如合作伙伴、投資者、供應商、企業員工、顧客、社會公眾等,前四種群體對企業有著主動性影響,為企業發展注入了原始資本,提供了人力、物力等基本保障,但也自然受企業盈虧的反向影響,而后兩種群體,是在企業作為施力端,企業產品滿足個人需求并產生吸引影響的主效應后,受其影響的個體和群體,但也會相應地形成產品使用和售后保修滿意度評價,對企業口碑形成反影響,忽略其中任何一重影響,則無法保證企業協調高效運作,由此企業應改變固有的自保自贏模式,而應當對其利害關系人負起相應責任,以求擴衍優勢影響,提早消除不利影響之隱患。其次是企業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要求平衡此關系必須牢固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企業考量體系需同時包含自身的經營、市場收益、誠信建設和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這兩大部分。再次還應注意對企業與社會之關系的把握。企業的活動、產品和服務,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會帶來社會成本和效益,因此企業不能只考慮經營的技術可行性和經濟收益,還要考慮對社會的影響。由于企業對社會問題有重要影響力,包括勞動者權益、人權、環境保護、社會主流價值等,因此社會就有權利要求企業運用影響力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公認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權和勞動者權利保護,包括企業應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支持并尊重人權、消除任何形式的強制勞動、切實有效地廢除童工、杜絕在用工與職業方面的差別歧視;二是環境保護,包括企業應對環保問題未雨綢繆、主動承擔環境保護責任;三是反腐敗,企業應當積極采取措施反對腐敗行為;四是開展公益慈善事業,重視扶貧濟困,積極為國分憂,扶助弱勢群體,投入醫療衛生、教育和文化建設。綜合上述幾個方面,企業的社會責任,從企業內部看,就是要保障員工的尊嚴和福利;從外部看,就是要發揮企業在社會環境中的良好作用。企業不僅要為自己創造利潤,還應當為社會創造財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為員工提供良好的勞動環境,為社會提供良好的示范、積極的價值導向。目前,中國社會處在一個快速轉型的階段,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還做得不好,這體現在很多方面。一是誠信意識不好,功利心過重,為最大限度獲得一己之私,有些企業全然不顧商品質量是否達到質檢標準,便貿然出售,甚至夸大產品功用,制造虛假噱頭欺騙消費者,未完善售后退換維修機制,損害消費者利益。二是無視勞動法的相關規定,以不正當手段榨取企業職工的合法收入和福利所得,且心存僥幸,逃稅避稅,少繳甚至不繳社保費用。三是可持續發展意識薄弱,未將環境保護納入企業經營體系,不計環境代價地盲目生產,導致嚴重的環境破壞和污染。四是缺乏提供公共產品的意識,完全規避對公益事業的一切活動參與。而以上問題的最終糾改則依賴于企業責任的貫徹落實,正是在這一理念的約束下,資本趨向于更為理性地追求利益,假冒偽劣產品減少,消費者權益得到維護,環境得以保護,社會愈加和美。企業的社會責任,本質是如何擺正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在法治社會中,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是其所依的理論之源。無論從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涵來看,還是從中國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來看,企業的社會責任都需要法治保障。對違反社會責任的企業,單憑原有的倫理領域的企業社會責任來規范管理,顯然只起皮毛之用,無關痛癢,若望成效盡現,還需重拳出擊,即需要法治化的企業社會責任制度來加以控制和約束,充分運用有效的法律手段來加以規范。就企業運營而言,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顧及了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從而獲得更廣泛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從健康的市場經濟來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提高企業的聲譽,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多利潤。法律應當從企業收益的角度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從而形成良性反饋。當然,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法治保障,并不是否定其他方式的保障。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深入開展多層次多形式法治創建活動,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在企業社會倫理的建設上,應該遵此,發揮各種社會規范的作用,這才符合法治社會建設的初衷。
               
                四、律師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角色和工作方式
               
                (一)律師在法治社會的角色
               
                1.法治社會的重要標識和象征
               
                律師制度本身有作為民主與法治標識的象征意義,因此是法治社會的重要標識和象征。律師最為典型、傳統的業務活動就能鮮明體現這一點。作為代理人或辯護人,律師出席法庭陳述當事人的主張,尤其是刑事辯護中,律師的業務實踐本身就顯示出政治權威對社會成員權利的尊重,昭示政治權威的嚴肅態度和法治思維。即使道德判斷中的壞人,在法律上也有獲得律師幫助和辯護的權利。在現代法治國家的社會生活中,在私權利與公權力的制衡中,在社會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的較量中,律師是私權利一方不可缺少的民間代表,也可能成為弱勢群體尋求幫助的力量。在與公權力的沖突中,如果沒有律師的參與,私權利一方將更難以制衡公權力。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是強勢群體更容易獲得律師的幫助,但如果沒有律師,弱勢群體可能會毫無出路。這些都表明律師在法治社會中不可或缺。從理想的角度推演,律師制度不僅可以與民權結合從而外化出民主精神,而目可以與治權結合產生出法治化的社會秩序。因此,在律師這一職業的設定上,部分地寄托著社會成員民主與法治的社會理想與期望。在當代中國,律師的活動空間和領域越來越廣泛,與市場經濟結合越來越緊密,與國家法治化進程也越來越契合,因此律師成為法治社會的標識的意義越來越大。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中提出“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其中就包括“發展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業”。
               
                2.法律專業工作的引擎
               
                律師主要以市場化的方式為社會公眾提供法律服務,用專業化的技術和能力對社會需求進行回應,并因此賺取服務費用。在市場經濟時代,市場經濟廣泛而深刻地影響甚至決定所有社會成員的生活境況;由于市場經濟規則普遍法律化,社會對律師的專業需求也越來越迫切,律師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市場經濟。律師基于社會公眾需要法律服務這一特殊的職業服務,以法律及其運用的專業化、技術化為出發點,延展當事人在法律社會交往中的能力,幫助當事人在法律程序和實體利益中采取正確的決策和行為方式。在所有的法律職業中,律師是最深入市場經濟的,最市場化的,因此對市場的反應也最為敏感。律師的一切作為圍繞市場利益而來,工作力度圍繞利益展開,工作心態更積極主動,工作效度與自身存在感和價值的關聯度也更高。在這種情形下,律師對法律技術的發展、法律制度的缺陷、立法的完善都會更有動力去關心、思考。正因此,在所有的法律職業中,律師可以成為法律專業工作的引擎。很多法律技術、制度方面的問題,都是律師最先感受到、提出來,然后才促進法律進步的。與法官、檢察官可能依附于權力相比,律師是無法依附權力的,只能依靠法律,因此他們天然是法律的最忠實的實踐者。因此,律師對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與不足有充分的發言權,對法治的社會體驗也最深,因此在促進國家立法的權威性、科學性、 統一性、可操作性方面,可以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國家法律完善、法治進步的重要力量。
               
                3.公眾與法律專業系統的媒介
               
                律師執業作為法治社會一種基本構件,其基本屬性就是媒介,是國家權力系統與社會的中介,更是法律專業系統與社會公眾的媒介。按照現代法治社會中國家和社會的二元構造,國家沒有必要也很難把提供一切法律服務作為自己的職責。法律服務大多由社會來提供,律師則是專門從事服務的職業。中國律師業最初從國家公職范圍中脫離出來,切斷與國家權力的關聯之后,律師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市場化主體,在社會中為民眾提供服務,獲得收益。這種身份位置實際上就成了公眾與法律專業系統的媒介。法律職業有專業技術門檻,雖然國家不斷強調普法,但一般民眾要弄懂法律術語、理清法律關系并沒有那么容易,必須求助于律師才能處理與法律有關的事務。如此,民眾實際上就是通過律師與法律專業系統打交道的,律師成了民眾進入法律專業系統的入口。同時,由于律師的職業活動在復雜的現代法治社會中的高度專業化,以及律師對當事人、對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對社會所應負的責任,律師業在自身的組織和管理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自律性。律師通過獲得自治的權利來實現職業使命,開展法律服務,從此成為民眾與權力系統的一個通道,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中介。這就需要律師業加強職業倫理建設和監管。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發揮律師協會自律作用,規范律師執業行為,監督律師嚴格遵守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強化準入、退出管理,嚴格執行違法違規職業懲戒制度。”
               
                4.政治和社會參與的先鋒
               
                現代社會是建立在尊重民眾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基礎上的法治社會,從權利保護和滿足社會需要的角度看,獨立于國家公權力系統且有權專門從事法律活動的獨立的律師,可以進行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參與,從而對公權力進行監督,防止公權力的濫用,從而更好的保護個人權利。在政治和社會參與過程中,律師往往會超出法律領域,而在更廣泛的社會事務管理上發表意見、發揮作用。在西方法治國家,律師的作用從來都不限于法律事務,而進入了政治社會事務環節,而不少律師也因此被稱為“律師 - 政治家”或“政治家型律師”,律師在議會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律師最后成為政治家,以政治為業的概率也相當高。在中國,雖然情況有所不同,但律師在政治社會事務中參與越來越頻繁,發言越來越積極。尤其是互聯網通信技術的發展,微博、微信等媒體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律師通過微博、微信平臺發表對政治社會事務的看法,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律師學習、實踐的是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之間的關系,面對的是繁紛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利益格局,在政治和社會參與有天然的專業優勢。律師又是社會中的自由職業者,當中國律師從“國家工作人員”轉變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時,律師就回到了這一職業的固有屬性,與國家權力相切割,因此律師很容易成為政治與社會參與的急先鋒。
               
                (二)律師的工作手段
               
                1.參與商業性訴訟和非訴業務
               
                律師的工作手段首先是參與商業性訴訟和非訴訟業務。在民事訴訟案件中,對客戶的訴求、事實、理由和相關證據進行初步審查和分析,必要時進行調查取證;進行訴訟策劃,包括確定訴訟思路、訴因、訴訟請求事項、事實理由陳述等,對對方當事人可能的應訴方案作出預測、提出對策;書寫民事起訴狀、答辯狀、代理詞等各種文書,參加庭審、發表代理意見。在刑事訴訟中,會見被關押人員,了解基本案情,作出診斷;向犯罪嫌疑人宣講相關法律規定和辦案程序規定,讓犯罪嫌疑人端正態度,也防范犯罪嫌疑人遭受逼供、誘供之害;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幫助,包括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申請取保候審,向偵查機關了解案件情況并提出意見,如果發現有逼供、誘供等情況時為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訴等;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以實現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輕罪的目的;提出律師辯護意見,出庭辯護。非訴訟業務的范圍則很寬泛,是指律師為當事人處理不與法院、仲裁委員會發生關聯的法律事務,主要包括咨詢、代書服務、專項法律服務和法律顧問服務及其他服務。律師的所有這些工作都是商業性的,律師充當的是私人利益的代言人,民眾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通過付費獲得服務。律師的商業行為尤其需要強調合法,以合法的方式從事職業,以合法的方式幫助當事人謀取利益,一切非法和灰色手段應當受到排斥,那種片面強調律師無限忠于當事人而無視法律的說法只是一種非法行為的托詞。在這種商業性的活動中,法治社會建設得以鋪開,社會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動。
               
                2.提供法律援助、參與公益訴訟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的律師,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 特殊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也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法律援助是一項扶助貧弱、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社會公益事業。 目前中國,仍有不少人由于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陷入困境,屬于處于不利社會地位的人群,即所謂的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就是要向這些缺乏能力、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使他們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護。法治社會要求所有人都能享受必需的法律服務。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加強民生領域法律服務。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援助范圍,健全司法救助體系,保證人民群眾在遇到法律問題或者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及時有效法律幫助”。實踐中,律師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公益訴訟是指組織和個人都可以根據法律法規的授權,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起訴,由法院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活動。公益訴訟的目的是促進和保護公共利益,從理論上說,公益訴訟提起的主體包括一般民眾、社會團體和檢察機關;實踐中,律師是提起公益訴訟較為常見的主體。律師提起公益訴訟,運用司法程序,可能矯正在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管理過程中出現的損害群眾利益的某些偏失。法律援助、公益訴訟都屬于公益性活動,是律師進行商業性活動之外的重要活動,是律師參與法治社會建設又一渠道和手段。
               
                3.充當政府法律顧問,參加聽證、信訪等
               
                法治社會建設牽涉到社會管理者對社會的管理,因此,律師參與政府事務不僅屬于法治政府建設的范疇,也屬于法治社會建設范疇。政府在社會管理中,需要法律專業人士為依法行政提供建議參考,為社會治理提供法律服務,這一群體就是法律顧問。在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法律顧問逐漸成為各級政府的“標配”。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機構人員為主體、吸收專家和律師參加的法律顧問隊伍,保證法律顧問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積極作用”。目前,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政機關普遍設立法律顧問。黨政機關政府法律顧問,一般以黨內法規工作機構、政府法制機構人員為主體,也有法學專家和律師參與。法律顧問為政府為重大決策、重大行政行為提供法律意見,參與法律法規規章草案、黨內法規草案和規范性文件送審稿的起草、論證,參與合作項目的洽談,協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書或者以黨政機關為一方當事人的重大合同,為處置涉法涉訴案件、信訪案件和重大突發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務,參與處理行政復議、訴訟、仲裁等法律事務。這些問題中,律師們可以大顯身手,他們對不同利益有著敏銳觀察,他們對法律規范能夠精準把握,他們能夠熟練運用論辯技巧和說服藝術。更重要的是,律師來源于社會,在社會管理中有著相對獨立的身份和地位,有時更能讓民眾接受和相信,在處置涉法涉訴案件、信訪案件和重大突發事件,參與處理行政復議、訴訟、仲裁等法律事務中有著難以替代的優勢。這些使得律師成為與政府事務相關的法治社會建設中成為重要角色。
               
                4.通過媒體和自媒體參與政治社會事務的討論
               
                在當今中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民眾知識水平的提升,民主與法治意識逐漸高漲,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民主與法治意識逐漸在媒體和自媒體上充分展示出來。互聯網技術平臺契合了人們參與政治社會事務討論的語境要求:公開、自由、平等、開放。人們可以通過媒體和自媒體平臺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發表看法和建議。其中,律師是非常典型的參與群體。媒體和自媒體平臺為律師提供了展示自我、實現價值的途徑,滿足了他們對言論自由、民主討論、社交網絡的渴望。作為典型的法律人代表,他們在媒體和自媒體上發聲,積極參與討論,常常將這種討論作為一種法律事件營銷與政治營銷的策略,將自己與社會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律師常常以“維權”、“公民權利”、“民主”等為主要內容,圍繞“強拆”、“公權力”以及一些敏感的刑事案件、社會事件等展開,因其維護法治、訴求公正、不懼公權力的形象獲得公眾和特定群體支持。很多熱點社會事件的發展,都離不開律師在媒體和自媒體上的營銷,雖然律師在這種營銷中個人獲得了名譽、金錢等,但他們對事件作出的情節分析、提供的法律幫助、法律適用意見、法律解釋策略等,也對事件的發展產生了影響。當然,這種影響有時是積極的,有時可能也有消極的一面。在法治社會進程中,律師在媒體和自媒體上的活動,幾乎不能忽略,他們經營微信公眾賬號,不斷更新微博,在全國范圍內演講授課,各種方式層出不窮。無論是出于營銷效益,還是從事公益活動,樹立自身形象,律師介入政治社會事務的討論,都是其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維度和手段。
               
                五、法治社會建設主要力量的分工與整合
               
                (一)在有機的法治社會理想下合理定位不同力量的角色
               
                法治社會建設要求在有機的法治理想之下,各主要力量有序的分工協調,并得到有效的整合,從而提高整體的治理能力,這首先需要合理定位法治社會建設各種主要力量的角色。由于現代社會治理強調合作、多元治理,因此法治社會中的政府角色也發生了很大轉變,從傳統的社會控制者向多元角色轉變。在法治社會建設的不同場景下,政府是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法律的執行者,多元社會治理格局中的合作者,各種社會主體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服務者,社會主體行為和活動的監管者。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中的角色,也應當明確并重視,它是打破國家權力一元化局面,促成國家與社會分野及有機團結的媒介,是社會治理方式從單向度管理向多元治理變革的促進者,是自主意識、互助精神、公共精神、民主精神、權利意識、法治觀念等現代社會價值和民主參與、法治操作、自治等能力更新的實踐平臺。企業在法治社會中的角色,同樣不容忽視,它是民眾民主管理和權益實現的重要具體場域和制度性平臺,它還是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和日常性的社會生活的法治主體,也是法治宣傳和法律實施的重要協助者。律師在法治社會中的角色同樣不可或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法治社會的重要標識和象征,他以市場化方式為社會公眾提供法律服務,是法律專業工作的引擎,他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構成了公眾與法律專業系統的媒介,他獨立于國家公權力系統,是進行廣泛政治和社會參與,監督公權力的先鋒。只有上述法治社會建設的主要力量的具體角色得到合理定位,有機的法治社會理想才有可能實現;不能合理定位法治社會建設力量的角色,它們的功能發揮勢必紊亂,法治社會建設從而受到影響。
               
                (二)對各主要力量進行明確的制度賦權
               
                自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提出以來,黨和國家根據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社會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法治社會建設的要求相比,當前治理體系對法治社會建設的回應和支撐仍然不夠,對法治社會各主要力量的明確賦權不夠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在社會治理體制上,政府和社會的關系還沒有完全理順,法治社會中社會主體的地位有待進一步的制度化明晰。法治社會中的政府角色,雖然在理念上有了不少新提法,但落到制度上還不夠徹底。國家和政府的管理仍然較多,管了很多不應當管理的事項,相關法律規定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在社會組織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社會組織缺乏基本法立法,總體上立法位階不高,已有規范多是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范內容不齊,關于登記程序和政府管理的內容多,而社會組織行為規范和權利保障的內容很少。這些都表明,社會組織的制度賦權做得相當不夠,亟待完善相關立法,通過賦權來發揮社會組織特別是公益慈善類、城鄉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中的活力和作用。于企業而言,目前有諸多立法,但都不是直接針對企業在法治社會中的角色和功能,因此,企業在法治社會中的作用發揮也有賴于制度賦權,尤其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除了考慮自身的經營和市場收益以外,還要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的考量。為了促進社會責任的承擔,也需要明確賦予相應的權利。同樣,目前雖然法治體系日益完善,法治觀念深入人心,但律師的職業權益和社會權利仍然未得到較好賦權和執行,律師在職業過程和社會公共領域的越軌行為也多有發生,尤其是律師在法治社會中的權利和義務考慮不足,從而限制了其功能發揮,因此也需要通過制度賦權來保障律師職業和參與社會公共活動。有必要提及的是,對法治社會各主要力量進行的制度賦權,應當從總體上著眼于法治社會建設,合理定位不同力量的角色,既有利于這些主要力量的在法治社會中的分工,也有利于各種力量大整合。
               
                (三)各主要力量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責和權利
               
                法治社會建設的各主要力量,應當享有互相監督的職責和權利,如此,一來可以有利于各社會主體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權益實現和能力發揮,二來可以有效整合各種社會力量,從整體上服務于法治社會建設。法治社會建設,僅僅有社會主體行為的規范還不夠,還必須解決規范的實施機制和社會主體行為的有效監督機制。不健全完善這兩個機制,法治社會建設仍然不可能動員有效力量。因此,必須讓各種社會力量可以互相監督。以政府和社會組織的關系為例,政府有責任和職權對社會組織進行監督,以防止社會組織受自身利益、價值觀和政治傾向的不良影響,保證其不逾越職業倫理、行業規則、法律的范圍。反過來,社會組織也可以監督政府是否忠實、有效執行了法律和政策,是否依法監督了社會組織的行為和活動,是否充當了社會治理格局中的合作者、服務者。政府和企業、律師等社會主體之間也是如此。社會組織、企業和律師之間也可以互相監督。通常,人們較為關注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但社會主體的監督和制約也很重要。缺乏監督,行使社會權力的社會主體同樣會腐敗,從而影響法治社會建設的績效。從理論上說,政府之外的社會主體行使社會權力,其監督制約機制包括多個環節:政府的監督、社會組織和企業內部員工的民主監督、社會公眾的監督等。而各社會主體之間的監督之所以重要和凸顯,就在于其在法治社會建設進程中的權利和職責具有相互性,利益具有連帶性。良好的互相監督,將會在實踐中保障制度初衷不變形走樣,從而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四)政府應主動發揮統籌作用共同應對問題
               
                法治社會建設中,政府是最主要的公共事務主管者,自然也是法治社會建設的最主要擔當者。但是,這并非要求政府將法治社會建設的事務大包大攬,政府更重要的是應當發揮統籌作用,將各種社會主體的力量統一起來。通常情況下,法治社會建設按照既有的制度運行,尤其在遇到問題時,政府主動發揮統籌作用共同應對問題的必要性就凸顯出來。發揮“統籌謀劃、協調指導”作用,幫助協調解決法治社會建設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推動各種社會力量充分發揮作用。倘若缺乏政府的有力統籌,很多需要不同主體共同協調解決的問題就難以獲得解決,各社會主體就會陷入“孤島”之中,各自優勢難以有效發揮,更難以創造性破解難題。企業、社會組織、律師等各種社會主體都是法治社會建設的主要力量,但在很多具體問題中,各社會主體的有效性不一定能夠充分發揮出來,主要是因為這些主體的力量存在分散化、微弱化、相互適應差、相互聚合難等問題,尤其是面對困難事務時。此時,尤其需要依靠政府的有效統籌組織,社會力量才可能克服各種問題,很好發揮和實現各自的有效性,聚合成有益于法治社會建設的推動力。例如,在化解“信訪不信法”現象時,任何社會主體的單方面努力、作用可能都是有限的;統籌發揮政府、司法、社會組織、企業、社區、律師等各方面的力量,才可能有一定的收效。實踐表明,政府在統籌各種力量發揮其各自作用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指令、引導、指導和幫助主體更積極地參與法治社會建設,也包括限制、克服或化解它們可能出現的消極作用。因此,在法治社會建設中,遇到困難和問題時,政府主動發揮統籌作用,這應成為共識,也應成為政府的職責。

              【作者簡介】
              陳柏峰,法學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才工作辦公室主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北省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學會法律社會學研究會副會長、第九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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