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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關聯互構
    2020/12/25 15:33:37  點擊率[51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中國憲法
      【出處】《政法論壇》2020年第6期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不僅在形式上有直接勾連,而且在實質上也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依照語言學人權能指與人權所指這對范疇,揭示出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的繁復交織的邏輯關聯。人權概念向人權話語轉換,通過組合型模型和聚合型模型進行互構,前者由人權概念的分解與推演,并進行簡單組合構成;后者則有賴于對同種類型、同種性質的人權概念展開進一步的詮釋,兩者應當被平衡使用。從共時性與歷時性的角度來看,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轉換機制應考察兩者在具體社會中發生的變遷,并從中尋找語境中的歷史線索。在中國語境中,人權話語的言說格局表現為官方主導、學界論證的二元主體模式,為了進一步提升人權話語權,重構一種相輔相成、互動平衡的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關聯機制成為必要。
      【中文關鍵字】人權概念;人權話語;關聯互構;中國人權話語體系
      【全文】

        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提升中國話語能力日益成為學術界的關注主題。“話語”成為各學科研究的重要范疇源于中國話語權在國際輿論場中的缺失,而此現象與中國的大國敘事形象和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的發展水平極不匹配。因此,學界從側重于分析、思考“內部治理”的學科任務、視角方法及制度策略逐漸轉換到治理與話語“內外兼修”的新時代學術研究范式。其中,人權學范疇作為國家話語體系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則需要從既有人權話語體系的建構路徑的自主反思中,拓寬人權話語體系的認識視域、厘清其內部的學理細節,并因此改進、完善乃至重構人權話語體系的邏輯進路,從而完成以提升人權話語能力來服務于國家話語體系大局的功能實現。
       
        人權學界對既有人權話語體系研究的自主反思過程中,形成了視角獨特且富有學理深度的相關成果,為進一步加深對該問題的思考與研究提供了學術支撐。一類代表性觀點認為,中國人權話語體系由人權話語的客觀基礎、基本原則、核心概念及主要觀點構成;{1}中國特色人權話語體系可以從話語權、話語束、話語場三個維度闡釋。{2}此類觀點對人權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進行了分解,但仍然是從靜態的角度展開觀察,因而未觸及人權話語體系的內部邏輯及話語的生產機制問題。另一類觀點則認為,人權話語體系內部存在從一階概念到二階概念的縱向結構,{3}或者存在“核心—支持”式的橫向結構。{4}這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人權話語體系的內部結構,發現概念對于人權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意義,但關于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存在何種具體的邏輯關聯則語焉不詳。應當說,上述成果未對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這對重要范疇作全面深入的闡述。本文認為,領會和闡發人權話語體系應當具有更為基礎也更加細致的視角,即如何把握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的關系本質,為中國人權話語體系研究開啟被“真正思想捕捉,并能夠以學術的方式課題化”的實體化內容之中。{5}因此,本文首先考察了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邏輯關聯。其次,從構造論的角度分析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轉換機理。其三,將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轉換放入中國語境中進行考察,并指出當前中國人權話語模式的局限性。最后,進一步提煉出理想的中國人權言說模式,重構一種相輔相成、交互平衡的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互動機制。
       
        一、關聯論: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內在勾連
       
        (一)人權概念的生成理路
       
        人權概念所要指涉的含義,并非是從人權的來源、人權的哲學基礎、人權的論證范式這些本體論角度進行解讀與闡釋,而是一種從“概念上的人權”如何認識的理解視角。在認知功能模式理論看來,人權概念是一個具有心理反映和人權表達關聯互動的思維特征的認知系統,同時也是一個包含社會人權文化信息的系統。[1]其一,人權概念是本土人權思想體系的結晶,高度概括了人權思想對于人權一詞的論題闡發與知識構成,建構了人們關于人權的理論圖式與精神世界。譬如,以西方人權概念來看,從古希臘、古羅馬推崇的精神、人格平等觀念到歐洲啟蒙運動、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主體文化勃興,這條以自由主義人權思想為底蘊的概念生成理路對西方社會和民眾心理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6}相比較而言,《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在此基礎上制定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構成了當前國際人權憲章體系的核心框架,我們從以上國際人權規范中提取人權概念,并對其中的規范內涵進行中國古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語境下的闡釋,[2]進而形成一條賡續歷史文化資源到現代人權價值融入的本土化概念生成進路,此種具有地方化知識特色的人權概念便深刻影響了中國民眾對于人權的觀念認知。其二,人權概念體系是在既有概念存在的基礎上,以體系的開放性面對人權實踐的變遷,并由此形成從經驗實證到理論抽象的新人權概念生成路徑。“人本身是施動者,可以建構世界——我們總處于我們的建構之中”,{7}(P.53)這就是說,既然人權概念為行為主體和社會的互動提供了語境和意義基礎,于是,對此觀念的行動實踐,要么采取認同與遵守的方式加強概念的力量,要么采取選擇與調適的方式對其減弱。可以說,在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既有的人權概念也不斷被形塑與構成,形成一種動態意義上的體系更新。因此,人權概念的基準參照在于人權思想與人權的實踐經驗總結,而后兩者實際上都是涉及到了對于人權的觀念形態及認知想象。
       
        (二)人權話語的多重形態
       
        人權概念是人權思想的高度凝練和對人權實踐經驗的抽象化總結,反映了人們對于人權一詞的普遍認知與理解。通常認為,與內在的人權概念對應,將人權話語作為其外在的、具體的表達形態。人權概念需要人權話語作為外在形式為外界所感知與認識,人權話語則需要人權概念作為其內在的指稱意義。然而,“話語”以語言的外在形式表現,但不能從工具主義的角度片面地理解它,因為話語不僅內在地包含了“思想以及相應的歷史”同時也聯結了話語實踐,故話語具有人文與實踐的二重性。{8}進而言之,人權話語不但是人權概念與內容的表意形象,而且常常還受到人權傳播立場、形態、渠道的制約。在此人文與實踐二元張力的視角下,人權話語得以展現為三類形態:斷言與指令性、描述與說明性、承諾性。{9}斷言與指令性人權話語基于主體性原則,經常作為國家的話語霸權及實力展現的中介,因此對外給予的人權信息只是其人權實際圖景的一部分。而描述與說明性人權話語則基于客觀性原則,是對人權實踐和人權保障水平的真實表達。最后,承諾性人權話語主要基于平等性原則和商談性原則,強調各自的責任與義務,目的在于形成人權保護的聯合體或共同體。從人權話語的分類及性質可以看出存在多種指涉含義,即使表達的是同一種人權概念,但卻在具體的語境中呈現出不一致的言說語義,其言說效果也差異明顯。由此說明,人權話語不完全是人權概念的體現,還因具體時空、現實語境及權力場域的影響導致其處于一種動態形塑過程中。因此,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不僅在形式上直接勾連,而且在實質上也存在著繁復交互的關系。
       
        (三)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邏輯關聯
       
        依憑符號學上的“所指”與“能指”這對理論范疇,可以將概念與話語的細致辨析放置在語言與符號的視域下加以考察。[3]如果說人權符號是概念與話語的結合,那么概念就是人權所指,話語則是人權能指。索緒爾形象地把所指與能指的關系比作紙的正反兩面,但紙的比喻并不完全充分,因為紙的正反兩面都“實存”,而概念并不同于音響形象是實存的。[4]可以看出,人權概念、人權話語和人權能指、人權所指存在耦合關系。在此視角下,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核心關聯可概括為四個層面:首先,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相互依存。人權話語是人權概念的載體,而人權概念是人權話語的內容,二者不可分割。其次,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有機結合。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最初結合是任意,但結合后便固定下來。[5]在特殊語境下,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使用可以相互轉換、相互補充。[6]第三,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交互平衡。人權概念抽象,而人權話語“實存”,因而人權話語可觀察性、可操作性強,但人權話語需要受人權概念的意義規約,才能實現創造性與規約性對立統一。{10}(P.126)第四,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存在主體間性。人權話語對人權概念的表達不免融入個體主觀前見,帶來人權話語的差異性。因此,通過語言學能指與所指概念,能夠揭示出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的復雜交織的邏輯關聯,從而避免了在論證過程中對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誤讀。
       
        二、構造論: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雙軸轉換
       
        盡管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存在緊密的關系,但并非意味著二者可以混用。只有進入人權話語的內部視角——人權概念,通過分析人權概念的組成與構造,才能考察出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轉換邏輯,從而在此基礎上尋找提升國家人權言說能力的方法。通常而言,人權話語從組合軸和聚合軸兩個向度展開,實現其表意活動。{11}(P.159)言說過程中被有條件、有序化排列的不同類型話語單元之間是組合關系,相同類型話語單元的彼此關系是聚合。{10}(P.300)從組合軸的向度來看,通過連接含有不同類型人權概念的人權話語而構成完整意義的話語鏈條,形成了對人權概念內容的直接理解;從聚合軸的向度來看,含有相同類型人權概念的人權話語被比較和選擇來加以利用,形成了對人權概念的聯想理解。
       
        (一)組合軸轉換模型
       
        人權話語在組合軸上的運用,由人權概念的直接分解,并進行簡單組合構成。人權概念從縱向上可以分解為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子權利,每個子權利構成獨立的話語單元,通過設定一定的條件和目的來連接這些子權利,形成表達整體人權意義的話語段落。人權概念的縱向分解遵循“一階—二階—三階……”的邏輯規則,從而對人權概念展開抽象到具體、概括到細分的演繹推導。{3}首先,人權概念作為一階概念可以被分為四類二階概念,分別是基礎人格的人權、自由的人權、經濟的人權、參政的人權。[7]第一,基礎人格的人權關涉人的基本生存與發展,也可以劃分為三類三階概念,分別是人格尊嚴權、生存權、幸福權,其中生存權還可以細分為生命權、健康權、環境權、和平權等四階概念。第二,自由的人權主要指精神自由與身體自由,因此可以被劃分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等三階概念。第三,經濟的人權是指人享有的參與經濟活動、獲取私人財產的權利。可分為財產權、營業自由、遷徙自由、居住自由的權利,還包括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勞動權,而其中勞動權可分為就業權、獲取報酬權、休息權等四階人權概念。第四,參政的人權主要指公民享有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主要分為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兩類三階概念。{12}(P.139)圖式如下:
       
        (圖略)
       
        如圖所示,人權話語由一些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人權子概念構成,這些人權子概念因其推演路徑不同導致其性質也相互有所差別。譬如,在四階概念層次,環境權與和平權具有顯著的差異,前者以人體之外的環境要素為權利對象、以環境利益為權利客體,{13}而后者則以控制和消除直接暴力及其威脅作為權利對象,以集體的安全利益作為權利客體。{14}另外,須指出的是,作為四階人權概念層次的環境權與作為三階概念的人格尊嚴權與幸福權也不同。比如環境權與人格尊嚴權相比,環境權具有社會性與公共性,同人格尊嚴的個體性與私人性有著本質差異。{13}然而,正是由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人權概念組成的話語單元才使人權言說在組合軸上表達意義。首先,組合關系視角下的人權話語作為整體,這個整體限定了每個人權子概念的功能范圍。人權子概念發揮的作用與價值受它在整體的地位決定。其次,在人權話語內部,各人權子概念相互制約、相互影響。雖然人權子概念指涉含義交叉,但由于每個話語單元的內容都是不同類型的人權概念,彼此須保持內涵、外延的相對獨立。另外,人權話語在組合軸上可以擴展,這取決于單個人權概念的不斷推演。也就是說,通過增加部分內容的體量而實現人權符號整體的擴展。{10}(P.310-311)因此,人權話語在組合軸上運用需要恰當調適內部的各個話語單元的組成,才能最大限度表達出內容和意義。
       
        (二)聚合軸轉換模型
       
        人權話語在聚合軸上運用的功能在于產生對人權概念的聯想式理解,具體到聚合軸上的操作有賴于對同種類型、同種性質的話語單元展開進一步的詮釋。“一個命題,從而在另一個意義上的一個思想,可以是信念、希望、預期等等的‘表達’,但不是思考”,{15}(P.180)對同類的人權話語單元的詮釋和闡發不能再局限于組合關系中的物理性聯結,而必須突破這種結構的限制來尋求精神科學視角下的意義理解,由此才能從樸素的語義展示到對人權概念的思考與聯想。海德格爾認為,若要確保論題的科學性需要通過控制主觀預期從而在事物本身中獲得理解。{16}(P.312)這就是指,解釋者在詮釋人權概念的時刻已經融入了自身的“前見”,而且此種前理解無法避免,但應當控制主觀前見在詮釋過程中的任意性。當然并非說,前見就是一種錯誤的判斷,其本身既否定也包括肯定的價值。{17}(P.349-350)而從接收者的角度來看,在聽取和理解人權話語之前,就已經形成接收者關于人權概念的預期,而理解則變成從人權概念中尋找確認自我主觀預期的意義。其結果是誤解與偏見形成。處理此種話語的對立問題,精神科學有其獨特的方法論特質。[8]即對于人權話語而言,不應從現有的標準與條件出發,而要求進入話語的歷史視域,站在歷史處境去思考人權概念。{18}那么,人權話語所要面對的是“文本”與解釋者、“文本”與接收者、解釋者與接收者三重視域融合。第一層的緊張關系產生于文本與解釋者之間。當解釋者面對既有人權話語與個人主觀前見沖突時,需要進入人權話語的內部視域,觀察人權概念的提出目的,并經過解釋者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作出與文本內容不完全相同的人權概念解釋,實現第一層的視域融合。第二層的緊張關系來源于文本與接收者之間。國家間的人權話語背后通常有著對立的價值立場與話語訴求,集中體現于對人權概念意涵的理解、認知、判斷存在沖突,因此,在接收者的角度來看,同樣需要從體察對方人權概念的歷史傳統,而與自我的人權概念認知進行調適與整合。第三層緊張關系來源于解釋者與接收者之間。解釋者居于文本與接收者的中間地位,那么要實現解釋者與接收者的視域互動、視域商談,解釋者就必須扮演溝通者的角色,不僅要求解釋者在解釋文本過程中克服自身的歷史前見,也要包含“想象他者”的維度。因此,人權話語在聚合軸上的運用,需要經過多層次多維度的聯想互動與視域融合,才能使話語行為實現“主觀的言語行為向普遍的語言行為轉換”。{19}(P.78)
       
        (三)雙重模型的互動平衡
       
        人權話語在組合軸與聚合軸的互動方式決定了表意效果的實現程度。如上所述,組合關系是通過一些不同類型和性質的人權子概念的連接來構成人權話語。聚合關系則在于視域融合視角下對相似類型和性質的人權子概念的深入闡釋,強調話語單元原本存在的意義與品格。那么,組合型的人權話語具體的、個別的、地方的,與它所處的時空語境緊密相關。比如,我國強調生存權與發展權是首要人權,這就是對生存權與發展權兩種子概念的直接使用,具有地方性。但聚合型的人權話語則是抽象的、普遍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具體時空語境的限制。{11}(P.165)比如,有學者指出,生命權不僅作為生存權的核心權利,也是整個人權體系的基礎權利,因而為保障生命權作為優先的人權,應當對生命權的正當性依據進行闡釋。{20}所以,可以推論出,如果進行人權言說,那么應是組合軸與聚合軸的雙向展開,如果偏向組合軸運用就側重于人權話語的現實主義立場,而偏向聚合軸運用則側重人權話語的規范主義立場。一方面,現實主義立場下的人權概念組合,采用直白的話語敘事方式,對于人權話語的受眾來說,主觀上是一些無意義的符號形式,難以引起真正的共鳴,無法形成良好的話語效應。故而,在另一方面,需要在人權言說中增加“刺點”,{11}(P.167)即突出拓寬某個話語單位的指涉含義,讓這個部分凸顯于話語整體中,從而沖擊受眾的人權歷史前見,引起受眾的驚奇,進而使人權話語達到說服、感召的效果。組合軸與聚合軸的運用需要掌握交互平衡的方法,如果徹底地滑向組合軸,必然導致人權話語產生了“符號式出場”的固化形象。質言之,經過反復申說、反復連接其人權概念來建立人權形象,而不論他國是否接受這種形象,最終只能陷入人權能指的自我迷醉與狂歡。因此,為了重建已然缺失的人權概念意義,我們應當逐漸增加聚合軸上的應用,即建立“批判式重估”的經典形象。這就要求,在人權言說過程中,需要對人權話語進行深度的詮釋,不斷去尋找其正當性確據以及經驗根據,從而闡發它對于人權實現的的意義和功能。{21}
       
        三、語境論: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本土模式
       
        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轉換機制在各種語境中并不完全一致,因為概念與話語應被理解為各個時代思想產品的例證,而非完全與自身相連續的精神、意義系統。{22}對此的討論必須與特定語境中的政治及社會文化聯系起來,這就要求從共時與歷時的角度來看待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轉換機制在具體社會中發生的變遷,并從中尋找語境中的歷史線索。從人權話語的共時性角度來看,它是在一段時間能夠被集體意識所感覺的具有穩定性的語言實存;從人權話語的歷時性角度來看,它則是在時間流程中,意義處于不斷變動的語言形態。{23}進而言之,若排除時間的干擾,可以研究出語境中人權話語的各結構之間的關聯及轉換邏輯,而如果納入時間的要素,就可以考察出語境中人權話語的結構變化與意義變遷。
       
        (一)人權話語轉換的靜態格局
       
        在中國語境中,人權話語的靜態格局表現為官方主導、學界論證的二元主體模式。如上所述,聚合型人權話語的特點是抽象性、規范性、普遍性,強調隱藏在話語背后的意義基礎。那么,學術界的任務在于人權話語的聚合運用,即通過描述、分析、概括、闡釋人權概念,主要是為既有的人權概念尋找規范來源與經驗支持,實現人權概念的證成。而組合型人權話語,特點是具體性、現實性、本土性,主要是關注人權發展與社會變遷,發現并提出新的人權概念,并加以敘事與表達。二者的關聯是,學界對人權概念的分析與闡釋側重人權話語在聚合軸上的運用,可以拓寬官方人權話語的闡釋空間,深化官方人權話語的學理基礎。官方對于人權話語的傳播與表達側重于組合軸上的運用,推動人權概念發揮實際的話語效果,并且官方人權話語的現實性向度決定其必然建立對變遷中的社會信息要素、國際人權的快速回應機制,無疑再次為學術界提出重要的人權概念命題,促進學界對人權概念研究的理論創新。可以說,共時性視角下靜態格局能夠在每個歷史階段中得以穩定呈現,因此,我們將官學二元格局作為分析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在具體語境中的關系的基礎。
       
        (二)人權話語轉換的歷史線索
       
        從語境主義方法論來看,對人權概念、話語的關注不能只停留在文本主義,即“概念不能僅僅歸結為意義,相反,一個概念的意義維度始終與語言行動有關”,{24}(P.38)我們必須進入特定的社會語境,追溯它們的語言背景,解碼特定作者在提出如此命題的實際意圖。也就是說,融合文本、語境、行動三重視野,從歷時性的視角來考察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關聯互構,實際上是在回答過去及當下的官方與學界如何參與建構的問題。{21}從1979年-2020年間CSSCI來源期刊中以人權為主題發表的文章共8276篇。這些成果呈現了階段性的特點:第一階段(1978-1991):時值改革開放初期,人權觀念與思想尚處于啟蒙狀態。人權研究在覺醒與徘徊中反復追問,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人權理論。{25}直到1991年首部人權白皮書的發布,官方人權話語為學術界深入闡發人權理論提供契機,而核心是闡釋作為人權研究邏輯起點的生存權概念。{26}第二階段(1992-2003):在官方人權話語層面,中宣部組織編輯《人權研究資料叢書》、國務院新聞辦持續發布《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我國還分別簽署一系列國際人權公約。在此影響下,學界從意識形態之爭走向學理之爭,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形成人權來源、人權主體、人權國際保護等一階人權概念的重要范疇。生存權概念的內涵不斷擴大,從狹義生存權到囊括和平權、環境權、采光權等子概念。國際人權體系被學界廣泛引入人權概念框架。{27}第三階段(2004-2020):“人權入憲”形塑人權法律關系,人權從政治話語轉向規范話語、制度話語層面。“以人民為中心”“人民幸福是最大人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官方人權話語的提出,為學界論證、闡釋、提煉新的人權概念提供了學術資源。圍繞這些重大的學術議題,拓寬了學界的問題視域,不僅從學理上繼續深入研究理論人權概念與規范人權概念,也漸漸重視中國之于世界的人權方案主張。{28}可以看到,由官方人權話語表達、學界人權概念闡釋的二元格局,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話語范疇,顯著提升了中國的人權話語權。
       
        (三)本土化模式的構造局限
       
        從歷時性梳理來看,中國人權話語體系由官方人權話語表達與學界人權概念闡釋構成,但二者之間存在雙重面相。也就是說,盡管在二元格局模式下,官方與學界共同合力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權言說能力,但同時應看到此種格局的構造局限。其中最主要的局限是,官方人權話語較多地在組合軸上運用人權話語,也即是從人權概念簡單組合的方法進行表達,而官方人權話語表達要取得良好的話語效應,需要在表達過程中突出“刺點”,即加強話語在聚合軸上運用。{11}(P.168-169)其次,官方人權話語是學界人權概念的命題來源,而學界人權研究對于社會變遷中的新興人權概念闡釋力度不足。“以不同的初始概念構建我們面臨的世界,世界就會呈現不同的圖景”,{29}這就是說,學界用邏輯思辨提煉的概念來解釋人權現象,從而塑造了人權的觀念與文本。但概念的來源局限于官方人權話語,就使概念的解釋力難以跳脫官方話語的初始設定。第三,學界人權概念沒有形成規范性意義制約。官方人權話語的可觀察性與可調控性強,可以在不同語境中得以創造性運用,但其內在的人權概念須形成意義的制約性,才能實現創造性與制約性的統一、人權所指與能指平衡。因此,在官方人權話語與學界人權概念的二元并存模式中實際上存在著結構性的局限性,而此種局限性帶來了“話語人權”“功能弱化”“規范性基礎消退”三種困境。{30}“話語人權”是“人權話語”的異化,導致在言語行動過程中消解了人權背后的豐富意涵,形成以話語為價值、人權為形式的發展困境,即“人權的勝利并不意味著人權保障的真正實現”。{31}另外,功能主義人權觀的旨趣包括人權之于證成國家權力正當性的基礎地位,{32}以及人權之于個體尊嚴實現的核心價值,[9]而這兩個維度的人權功能意蘊其實都在語境論的局限性中遭遇一定程度的限制。尚須指出的是,語境主義方法論雖然有利于恢復人權概念的經驗性根基,但容易走向主觀任意的誤區。這就是說,即使從地方化人權經驗與實踐提煉的概念具有相當的確切性,但也需要交往理性與商談倫理的檢視,才能從人權的地方價值走向共同價值。
       
        四、重構論: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互構機制
       
        盡管在既有的官方主導、學界論證的二元格局下,官方人權話語表達與學界人權概念闡釋的關聯互動建構了當前中國人權話語體系,然而,此種模式除了積極面相,也存在消極面相。因此,如何形成一種相輔相成、互動平衡的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關聯機制,將成為進一步提升中國人權言說能力的學術關注。
       
        (一)理想言說模式的系統論方案
       
        為了尋找理想言說模式的方案,我們將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放入系統論的視域下進行考察。如此分析的原因在于,系統論可以超越孤立的、靜止的人權符號、文本,而將參與者的身份、意圖、智識結構也納入進來,這就進入一個立體化的研究范疇。在盧曼“社會系統演化”理論中,社會子系統獨立承擔了不同的功能,實現了“運作上封閉、認知上開放”,建立了各自的“符碼”。{33}各子系統不受其他子系統運作狀態的支配,易于應對外部變遷的復雜環境。{34}因此,社會系統分化為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法律系統、教育系統、科學系統等子系統,而官方人權話語就內在于政治系統,按照政治系統“有權/無權”的模式在運作。但在國際人權領域,外部環境不斷“激擾”政治系統,促使其通過自我反思機制,即系統內部就“我是誰”或“我是什么”進行反思,{35}所以在這個維度上,經由政治系統與科學系統的溝通機制,官方人權話語的信息得以進入科學系統,并按照“真理”為標準的運作邏輯建立了對人權話語的“二階觀察”——人權概念研究。換言之,學界的著力在于為官方人權話語體系輸送聚合型人權話語。這就要求,學界不斷推演與闡釋人權概念的內在意涵,并再度通過系統間的溝通機制回溯進入官方人權話語體系。
       
        因此,政治系統需要發揮出“化約社會剩余復雜性”的功能,{36}官方人權話語既要對需要快速針對國際人權評價的信息進行識別,這些信息在轉譯進入政治系統后,就應借助科學系統進行闡釋,避免滑向組合型人權話語的桎梏。另一方面,科學系統的符碼是“存真/驗誤”,所以,學界人權概念自主性研究須按照科學系統的符碼運作,持續建構科學的、客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從而提升人權概念體系的學理深度來支撐官方人權話語體系。
       
        (二)官方人權話語表達的雙重反思
       
        官方人權話語能力的提升需要政治系統發揮其功能,即將全球人權話語競爭場域中的利益和要素轉化為話語體系內部的信息要素。人權話語在全球化背景中已經脫離過去完全以防御為主導的封閉自守型模式,逐步走向多元共存、倡導理性商談的開放競爭型模式。因此,我國人權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完善須立足于全球化語境,特別是官方人權話語應當關注全球人權話語競爭場域中的網狀敘事結構。{37}全球化語境可以概括為具有開放的中立性與全球公共討論兩大特征。{38}開放的中立性是一個理想的言談原則,指言說主體的主張、意見完全合乎理性,而全球公共討論即在此原則上,借助國際商談規范體系來形成一些客觀、中立的重要判斷。這就是說,全球人權公共討論是一種去中心化、非等級式的話語沖突解決機制。這些人權話語沖突既可能是國家話語權地位大致相等的“橫向沖突”,也可能是國家話語權落差較大的“縱向沖突”。因此,參與全球語境中的人權公共討論,實際上面對的是一個基于不同人權話語訴求、卻在相互交織的話語結構中動態共存的網狀平衡結構,而對抗帶來的壓力都轉化到其內部的網絡節點。因此,我國官方人權話語應當對各網絡節點的壓力保持敏銳的自主反思性,才能在網狀平衡結構中與多方利益主體協調共存,獲得更多的話語認同與尊重。此種自主反思需要從“外部反思”與“內部反思”兩個向度展開。其一,首先是對國際人權話語溝通機制中的信息保持敏感性,充分認識到其他國家人權話語背后的概念意義,并將這些信息要素轉譯進入政治系統內部。各國家的人權話語都有一套地方性倫理文化的概念內容作為支撐,包含其他國家民眾關于人權一詞的觀念想象;與此同時,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中的人權話語同樣由一套普遍性道德文化作為價值來源。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論角度來看,這些普遍性道德文化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方性倫理文化,具有普遍認同感。因此,對于這些外部環境中的人權話語信息要素應保持積極開放的態度,即以一種理解地方性倫理文化與認同普遍性道德文化相統一的視角參與人權話語的言說與商談。{39}其次,基于人權所指與人權能指二者之間存在主體間性的原理,官方人權話語在表達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在對人權所指融入了主觀認知,換言之,在官方人權話語表達與學界人權概念闡釋之間存在著差異性,而正是這種差異性使得官方人權話語在實踐運用中產生創造性,但人權話語的創造性需要受到人權概念意義的規約。譬如,“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與“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人權”都涉及到人權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問題,但二者如何區分,還需要經過人權概念上的細致辨析。
       
        其二,官方人權話語外部反思性的實現需要內部反思性作為基礎和支撐。政治系統應當將轉譯過后的人權話語要素盡快地向科學系統溝通,為學界的人權研究提供更豐富的人權話語命題,并由學界對此展開抽象概念層面的闡發。由于當前學界的人權研究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官方人權話語的問題意識輸送,因而在此現狀下需要官方人權話語及時將外部環境中捕捉的人權信息要素溝通進入科學系統,進而轉譯為科學系統中的人權命題,由學界針對這些命題進行深入的闡釋和論證。另一方面,內部反思基于政治系統的自律性。當人權話語要素進入科學系統后,只能按照科學系統的符碼來進行知識生產與命題判斷,而不能預先假設人權命題為“真”。政治系統不能持續地“激擾”科學系統作出判斷,因為科學系統應當按照自身獨立的符碼進行運作。也就是說,官方人權話語針對學界的闡釋與論證,只能采取接受或者排除的態度,而不是用政治系統的邏輯來影響甚至決定學界作出判斷的過程。
       
        (三)人權概念闡釋的范式轉換
       
        從學界人權概念闡釋的維度來看,學術研究須按照科學系統的符碼運作,持續建構科學的、客觀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從而提升人權概念體系的學理深度來支撐中國人權話語體系。具體言之,學術界應 當拓寬人權命題的來源,而非僅從官方人權話語中汲取養料。如果說既有的主流研究可以稱為政治人權學,那么, 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視人權法學研究與人權社科研究。人權法學研究是以人權規范體系為基礎,采取釋義 學的方法發現“個別法規范、規整之間,及其法秩序主導原則間的意義脈絡”,{40} 從而以概念體系的方法將其表現出來。比如,從我國的人權法規范體系中,人格權編作為民法典中最具獨創性的亮點,特別體現了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對于人權的保障落實。{41} 那么,以憲法基本權利與民法典人格權為思考對象,從釋義學的角度探討法體系內的融貫性方案,提煉出一系列彰顯中國特色人權治理體系的概念與范疇,就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此,人權法學可以從人權規范體系中提煉并闡釋制度人權概念。與此不同的是,社科研究的任務是“呈現社 會事實,并以此為理據理解社會”,{42}所以人權社科的研究可以廣泛地融入中國的人權實踐,從“實證”與“經驗”中尋找概念并加以解釋。又比如,因智慧社會、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在促進人權保護的同時,也存在侵害 人權的風險,而這為人權研究提出了挑戰也帶來了發展的機遇。{43} 第二,人權描述性研究與人權批評性研究并重。人權描述性研究是運用學術的方法對官方人權話語要素的概念復寫,而在此基礎上需要價值批評性提升事 實描述性的研究品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10] 這些共同價值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與意蘊,如和平、發展都可以從人權視域中實現直接轉換,而另外一些概念則 需要更深入和細致的闡釋。人權研究應當在共同價值的涵攝視域下,逐漸縮小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差距。概言之, 只有同時運用事實描述性研究與價值批評性研究,才能夠使學界的人權概念闡釋形成官方人權話語表達的意義 規約,從而實現話語創造性與概念規約性的統一。最后,人權國內研究與人權全球化研究互補。人權國內研究 的對象局限于國內的人權規范與人權實踐,從整體上的角度來看仍然是一種地方化的知識,而面對全球化世界 中更為宏大復雜的學術問題,人權研究應當具有更廣闊的視野。然而,從實質上看,人權的國內研究與全球化 研究之間潛在地存在人權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之爭,此種對立源于各言說主體對于主體性哲學的理解。因此,學 界人權論證理論應當因應時代變奏,實現從主體性到關系性的范式轉換,促進以溝通理性、交往共識為旨在的 全球人權協商機制的形成,從而化解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對立。{44} 在關系性范式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思考全球人權保護實踐中事關人類命運的難題。
       
        結語
       
        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不僅在形式上直接勾連,而且在實質上也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依照語言學人權能指與人權所指這對范疇,能夠揭示出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之間的繁復交織的邏輯關聯。人權概念向人權話語轉換可以通過組合型模型和聚合型模型,前者由人權概念的分解與推演,并進行簡單組合構成,后者則有賴于對同種類型、同種性質的人權概念展開進一步的詮釋。為了實現良好的表意效果,組合型模型與聚合型模型應當被平衡使用。在中國語境中,人權話語的言說格局表現為官方主導、學界論證的二元主體模式,因此,由官方人權話語表達與學界人權概念闡釋構成了中國人權話語體系,顯著提升了中國的人權話語權。但是,此種格局主要的構造局限是,官方人權話語較多地在組合軸上運用人權話語,忽視了在表達過程中突出內容上的“刺點”。重構一種相輔相成、互動平衡的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的關聯機制的核心在于,其一,在官方層面,應當將全球人權話語競爭場域中的利益和要素轉化為話語體系內部的信息要素。進而使轉譯過后的人權話語要素盡快地向學界溝通,為人權研究提供更豐富的人權話語命題,并且在人權概念闡釋的過程中保持政治系統的自律性。其二,在學界層面,應當不斷更新人權學術研究范式。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視人權法學研究與人權社科研究,運用價值批評性研究實現事實描述性研究的意義規約,人權國內研究與人權全球化研究形成知識互補,從而提升人權概念體系的學理深度來支撐中國人權話語體系。

      【作者簡介】
      劉志強,廣州學者特聘教授,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1]認知功能模式強調概念內容和語言表達、理念層面與技術層面、價值維度與程序維度的對立統一關系。參見程琪龍:《概念框架和認知》,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2]譬如,劉明指出,我國傳統文化中就蘊含著一些人權觀念,特別是儒家思想中有很多主張涉及經濟平等、教育權益、言論自由的人權思想。具體參見劉明:“政治哲學語境中人權話語建構及中國視角”,載《南開學報》2018年第5期。
      [3]語言學家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連結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如果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那么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參見[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02頁。
      [4]陳嘉映指出,聲音(音響形象)與概念兩者的本體論地位不同,聲音是實存的,概念并不在同樣意義上實存。參見陳嘉映:《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頁。
      [5]人權的所指與能指遵循符號的任意性原則,即能指與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而符號一旦在語言集體中確立,個人對它再無法改變。參見[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02-104頁。
      [6]人權符號的理據性保證其不變性,但其連續性則使其總是處于變化的狀態之中,這種變化無論是孤立的還是結合的,都會導致能指與所指關系的轉移。參見[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12頁。
      [7]關于人權分類的學說紛呈多元,耶利內克、凱爾森、小林直樹等學者都對人權類型作出劃分,本文認為,小林直樹從組到類的劃分法更為全面科學,故采此觀點。參見徐顯明:“人權的體系與分類”,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8]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顯著差別在于,前者重視經驗與量度的標準,但自然科學無法以量度作為研究價值與重要性問題的基礎,因為我們對于對象的精神層面的認識,不能消除它在不同時間展現出來的不同的歷史意識,這些方面獨立存在,需要人為結合起來。而精神科學的研究則是以當代的動機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某種程度上帶有建構歷史事實的意味。參見[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頁。
      [9]對于“人的尊嚴”,康德曾敏銳地指出,“你人格中的人性,還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時候都同時當做目的,絕不僅僅當作手段來使用”,如果我們承認人權乃是基于個體的人格中的人性,那么各種人權實踐活動的意義與價值在于維護其基準——人格中的人性。而人格中的人性并不等同人性,不能說人所有的自然屬性都與人格相關。我們把其中最體現人的高貴價值的概念剝離出來,并用現代學術話語進行表述,即此種人格中的人性就應當是人之尊嚴。參見[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道德形而上學奠基》第4卷,李秋零編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頁。
      [10]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4/c416126-29746010.html, 2020.9.10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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