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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節v騰訊案管轄爭議評述
    2021/2/26 14:10:13  點擊率[30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民事訴訟法
      【出處】微信公眾號:中國法律評論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字節跳動;騰訊;管轄爭議
      【全文】

        根據媒體披露,福建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以下簡稱福建字節)訴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公司(以下簡稱騰訊)不正當競爭的案件,被告提出了管轄異議,福州中院近日做出裁定,支持了管轄異議。福建字節已經提出上訴,該案的管轄異議將由福建省高院繼續審理。

       
        騰訊和字節跳動都居于我國互聯網企業中的頭部方陣,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大鱷。二者就不正當競爭展開的這場備受爭議的訴訟啟動于2019年9月,在經過了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后,福建中院方才就管轄異議做出一審裁定,盡管可能有疫情的原因,但更合理的懷疑是福建法院系統在管轄問題上已經感受到了壓力。
       
        那么,對于這一飽受關注案件的管轄問題,在法律上究竟應當如何評判呢?本文將試圖從民事訴訟法學中管轄部分的知識圖譜出發,對此予以回應。在討論前,還需要說明的兩個問題是:
       
        (1)本案是多個原告對多個被告提起的訴訟,涉及訴的合并進而可能因為合并產生牽連管轄,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對此進行討論,下文將預設福建字節和騰訊作為訴訟的對抗兩造來加以討論。(2)從一般的學術倫理上看,本案目前屬于未決案件,正在福建高院的審理過程之中,原則上不應在公共輿論做過多的討論。但是,由于程序問題的特殊性,一旦福建高院就管轄做出終審裁定,該問題將無回旋余地。
       
        因此筆者不揣冒昧,對這一未決案件發表觀點,其目的并非想影響正在審理案件的福建高院,而是希望在供讀者諸君批評討論之外,還能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注意,進而及時行使法定權力,為本案作出指定管轄的裁定。
       
        管轄協議不構成本案的管轄權依據
       
        騰訊提出管轄異議的主要理由是,原告為使用被告的服務,已經同其訂立了《開發者協議》及關聯協議,而本案正是因為履行該協議發生的糾紛。因此應當依據《開發者協議》中的管轄協議條款,確定本案的管轄權。而騰訊的《開發者協議》中載明:
       
        協議的簽訂地為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若你和騰訊之間發生的任何糾紛或爭議,首先應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功的,雙方均同意將糾紛或爭議提交本協議簽訂地有管轄權的法院解決。
       
        從福州中院支持管轄異議的裁定看,也認可管轄協議的效力,認為:
       
        上述約定系當事人對爭議解決地域管轄的真實意思表示,亦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本案應以開發者協議約定的合同簽訂地確定管轄。
       
        那么,本案中管轄協議是否足以確定深圳法院的管轄權呢?
       
        首先,本案雖然并非合同糾紛,但依然在管轄協議射程范圍之內。福建字節以不正當競爭為案由提起訴訟,根據《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不正當競爭隸屬的一級案由是“知識產權與競爭糾紛”,并不在合同糾紛范圍之內。
       
        但是,2012年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已經將管轄協議的范圍擴展到“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而《開發者協議》中的管轄協議也將糾紛范圍限定為“任何糾紛和爭議”。因此無論原告以何種案由起訴,只要涉及到財產爭議,理論上都在管轄協議的射程范圍內,并不能當然地跳過管轄協議的約定。
       
        其次,本案中的管轄協議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的相關條件。《民事訴訟法》第34條除了規定案件范圍條件外,還規定了管轄協議必須要以書面形式訂立,需要選擇有實際聯系的連接點等積極條件,以及不得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消極條件。根據案情,本案中的管轄協議的確如福州中院認定的,并不違背《民事訴訟法》第34條的規定。
       
        但是,必須強調的是,《民事訴訟法》第34條雖然是民事訴訟法典中關于國內民事訴訟管轄協議的唯一條款,但卻只是管轄協議生效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換言之,管轄協議的效力還應當參照適用合同法的規則,從締約主體能力、意思表示真實等要件上進行多重分析。
       
        之所以要參照適用,是因為管轄協議本質上屬于訴訟行為,應當由《民事訴訟法》規制。但其又不同于一般的訴訟行為主要發生在法院與訴訟參與人之間,而是發生在當事人之間的基于意思表示一致所形成的訴訟契約。《民事訴訟法》對此類訴訟契約既缺乏總則性的規范,在具體條款上也只規定了某幾個特別要件,因此必須參照適用合同法,方能體系性地完整審查管轄協議的效力。
       
        福州中院的裁定也意識到這一點,明確指出本案中雙方的管轄協議是真實意思表示。但是,本案中管轄協議面臨的疑點問題正在于此,騰訊以格式條款形式生成的管轄協議,真的能夠代表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嗎?
       
        《民法典》第496條和第497條承繼原合同法的規定,一方面強調格式條款提供者應當盡到提示說明義務,一方面明確規定如果格式條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或者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直接無效。在《開發者協議》中,的確以加粗字體強調了管轄協議條款,可以視為格式條款提供方盡到了提示說明義務。

       
        而關于排除限制對方當事人主要權利,在我國司法傳統上,似乎較少認為強制當事人到某一法院起訴解決糾紛,構成對當事人主要權利的限制排除。然而,本文認為這種一刀切的觀點既不公平也不精細,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一,不同類型的主體在格式條款的適用上應當有所區別。例如,在ofo小黃車退還押金案中,當事人的訴請為退還不足200元的押金,但由于服務協議中約定的糾紛解決機構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而根據貿仲2015版規則,爭議金額在1000元以下的,收取最低100元案件受理費與6000元案件處理費。該部分款項雖然最終是由敗訴方承擔,但申請人仍需預交,相較案件不足200元的標的金額與可能存在的風險,絕大多數消費者不可能選擇申請仲裁。進而,消費者將因此實質上喪失利用司法(包括仲裁)維護合法權利的機會。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的教訓是,當消費者與電商平臺或電商經營者訂立管轄協議時,就應當將強制到特定糾紛解決機構解決爭議的條款作為限制當事人主要權利的格式合同,進而認定其為無效。這是因為一般消費者在締約時并無能力預見到糾紛解決條款對其權利的影響,與其在個案中判斷,不如直接從締約能力上否定消費者訂立糾紛解決條款的資格。
       
        在比較法上,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條明確將管轄協議的締約者限定為商主體和公法人,而法國民事訴訟法第48條也將管轄協議的締約主體限定為商人。中國法上也有類似的案例,在“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限公司訴王旭春格式合同糾紛案”、“周建成訴浙江天貓網絡有限公司等網絡購物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案”中,法院均認為,經營者提供的協議管轄條款要求消費者到網站所在地應訴或起訴,對消費者而言不公平、不合理,加重了消費者的訴訟負擔,故管轄條款無效。
       
        因此,今年引起爭議的另一個公共案件(王某訴騰訊侵犯隱私案),哈爾濱香坊區法院受理案件后,騰訊以管轄協議為由提起異議,最終得到哈爾濱中院的采納,其正當性可能就存疑了。

       
        而本案所涉及的平臺和開發者之間的關系雖然并非自然人和消費者,但鑒于目前平臺的強勢地位,也有必要參照適用。現實中大量的開發者就是普通程序員或者創業公司,他們與騰訊這樣的平臺公司訂立的《開發者協議》時,其地位與消費者和經營者,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一樣,都存在明顯的地位差異,并非平等民事主體。
       
        參照上述規則直接限制其在管轄協議方面的締約能力,是避免格式條款中管轄協議對其發揮作用的有力手段。當然,本案中的原告福建字節代表的也是平臺方,恐無法以此為由排除格式條款中管轄協議的效力。
       
        第二,不同效力的管轄協議在是否構成排除主要權利上應當有所區別。在比較法上,根據管轄協議是否排除法定管轄確定的連接點,可以將其分為排他性管轄協議和并存式管轄協議。我國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民訴意見》第24條規定,管轄協議“選擇兩個以上人民法院管轄的,選擇管轄的協議無效”。該條款強調管轄協議的唯一性和明確性,因此我國司法傳統只承認排他性管轄協議,一旦管轄協議生效,就只能由管轄協議確立的唯一法院來管轄。
       
        然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民訴解釋》第30條第2款規定,管轄協議約定兩個以上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原告可以向其中一個人民法院起訴。這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允許約定多個并存的連接點,在此基礎上,并存式管轄協議也就有了生存的空間。因此,如果格式合同中的管轄協議是在法定管轄之外,增加新的連接點供當事人選擇起訴,自然不能視為排除限制當事人主要權利。
       
        相反,如果格式合同的目的是只允許當事人在唯一連接點提起訴訟,通過格式條款中的管轄協議實現了專屬管轄的功能,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構成對對方當事人訴權的限制的排除。尤其是類似本案中的《開發者協議》,通過格式條款將與合同有關的所有爭議的管轄權都固定在格式條款提供方所在地的深圳法院,完全可以適用《民法典》第497條宣布其無效。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能否適用格式合同規則認定管轄協議效力時,應當注意擺脫兩個傳統思維的束縛:其一是“意思自治”,不加區分地認為管轄協議對所有主體都是平等適用;其二是“協議優先”,只要存在管轄協議就一律排除法定管轄。在此基礎上,有區分地辨識蘊含在格式條款中的管轄協議的效力。
       
        具體到本案,此種由騰訊提供又將管轄法院排他地限定在騰訊所在地的格式條款,應當視為對對方主要權利的限制排除,應當無效。
       
        福建法院不宜對本案行使管轄權
       
        在管轄協議無效后,本案應當根據法定的連接點來確定管轄法院。本案系原告以不正當競爭案由提起的訴訟,由于不正當競爭糾紛系因被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引起,因而無論學理還是實務中,都認為應當參照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而根據《民訴解釋》第24條和第25條,原告住所地法院往往可以通過侵權行為地這一連接點,獲得管轄權。因此,本案中原告福建字節選擇在其住所地福州中院起訴,于法有據。
       
        但較為蹊蹺的是福建字節是今日頭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今日頭條”)的全資子公司,今日頭條又是字節跳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字節跳動”)的全資子公司。字節跳動和今日頭條都是注冊于北京市海淀區的公司,其通過股權控制著全國上百家公司。
       
        本案折射的字節跳動與騰訊兩大互聯網企業之間的競爭糾紛,如果字節跳動性意圖對騰訊提起不正當競爭的訴訟,更為合適的連接點應當是自己的總部所在地北京市。現實中字節跳動系旗下的訴訟也主要是由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字節跳動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作為當事人完成,為何本案要通過福建字節在福建提起訴訟呢?
       
        本文未對原告進行調研,無從得出準確的研究結果。但是有兩條公開信息值得分享:第一,今日頭條創始人、原CEO、字節跳動的創始人和實際控制人皆為張一鳴先生,出生于福建省龍巖市,現為福建省政協委員。第二,通過公開數據庫可以查詢到的福建字節跳動自成立以來參加的民事訴訟只有一起,即福建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在福州中院起訴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該案中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也提起了管轄權異議,并且認為北京字節跳動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才是該案適格的原告,但福州中院和福建高院兩審均駁回了愛奇藝公司的管轄權異議,而實體判決方面福州中院支持了福建字節的大部分訴訟請求(起訴50萬元,判決支持35萬元)。

       
        上述兩條信息當然并不足以得出本案字節跳動選擇由福建字節在福建提起訴訟是希望獲得特殊保護的結論,然而,鑒于本案特殊的影響力,福建法院恐也并不適宜行使管轄權。正如雖然“南山必勝客”的稱呼已經廣為流傳,但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我們決不能認為深圳法院已經被騰訊俘獲一樣,上述信息也不足以證明字節跳動已經影響福建法院的公正審判。
       
        但是,從樸素的法感情出發,任何一個公司都會對在對方公司根據地提起訴訟心存疑慮并進而質疑裁判結果的合法性。畢竟,無論是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馬化騰還是福建省政協委員張一鳴,在當地的影響力都絕非僅僅限于經濟領域。
       
        本案合理的管轄確定方案應為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轄
       
        在此背景下,本文認為最佳的管轄確定方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款的權力,做出裁定指定管轄。
       
        我國的指定管轄制度是指上級人民法院在法定情形下,做出裁定確定個案的管轄權,其具體的情形由《民事訴訟法》第37條的兩款分別規定,第1款規定的是“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轄權”;第2款規定的是“人民法院之間因管轄權發生爭議,協商解決不了”。然而現實中,絕大多數指定管轄裁定都是第二種情形,當兩個法院對管轄權發生爭議——包括爭奪管轄權的積極爭議和排斥管轄權的消極爭議——后,由其共同的上級法院作出裁定。而第一種情形的少量案件主要集中為顯性的整體回避,即一方當事人是法院干警的情況。
       
        本文認為,本案應當符合第37條第1款的“特殊原因”導致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轄權的情形。盡管福建字節在福州中院起訴,符合既有的管轄規則。
       
        但是基于下列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做出裁定,指定其他法院管轄本案:
       
        第一,提升司法透明度,避免當事人和社會公眾對司法地方主義的擔心。本案從2019年6月受理,至今剛剛做出管轄異議的一審裁定,顯然說明雙方當事人都十分看重管轄問題,為此在幕后展開了激烈的博弈。而本案的兩造高度對抗決定了無論最后由福州或深圳哪一家法院行使管轄權,對方當事人都會有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擔憂,社會公眾也難免產生懷疑。因此,由更為中立的第三地法院來管轄本案更為合適。
       
        第二,契合案件性質,不知道競爭案件更須確保審判法院的公信力和公正性。本案的性質是不正當競爭案件,雖然其具體審理的事實也是具體的合同條款或侵權行為,但其與一般的民事案件的最大區別在于,不正當競爭案件的裁判關涉的并不僅僅是一個民事主體的私權利,而是會直接決定一個行業的產業政策,塑造某一領域的商業形態,判定整個社會群體的經濟社會福利。
       
        尤其是對于互聯網行業來說,其天然的跨地域性決定了相關產業政策、商業形態和經濟社會福利的輻射面絕非一城一池,而很可能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在此背景下,當地法院只要有一絲一毫的鄉土之情,也可能對全國全行業造成不利影響。而由中立的第三地法院管轄本案,在利益無涉的前提下,全方位地平衡產業保護和社會福利,方能確保法律適用的準確合理。
       
        第三,確定必要先例,避免后續纏訟和矛盾裁判。由于本案的當事人雙方都是我國互聯網企業的巨擘,都具備打持久戰的經濟實力和智力儲備,如果認為裁判不公,必將提起新的訴訟。事實上,在2021年2月,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就已經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了針對騰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的訴訟,并得到了受理。如果可以統一確定這一系列案件的管轄法院,不僅可以節約司法資源,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做出具有先例效力的裁判,為可能的后續案件提供標桿。

       
        第四,激活僵尸條款,發揮指定管轄裁定的功能。指定管轄雖然是我國民事訴訟法一直存在的制度,但實踐中關于“特殊原因無法行使管轄權”的適用并不多見,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對該條款做出過明確的司法解釋。如果能夠借此案激活指定管轄的僵尸條款,為未來司法實踐中解釋“特殊原因”和破除司法地方化做出先例性的解釋方案,無疑對我國的程序法治也有重要貢獻。
       
        事實上,相較于福建和深圳的地方法院,我國有一些專門法院可能更為適合審理字節跳動和騰訊的糾紛。
       
        首先,從功能上說,北京四中院和上海三中院是我國目前設立的兩家跨行政區劃法院。跨行政區劃法院設立的重要意義就是打破訴訟主客場,避免司法地方保護,管轄具有跨行政區劃影響的案件。其次,從業務上說,我國目前設立了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而從法院的業務條線來看,競爭案件和反壟斷案件長期以來都劃歸知識產權審判,三地知識產權法院都具有較為豐富的審判經驗。最后,從行業上說,我國在北京、杭州、廣州設立的三家互聯網法院,對互聯網行業生態和政策較為了解熟悉,在證據保全、事實調查等方面都具有優勢。當然,由于北京是字節跳動的總部所在地,因此由北京的專門法院審理可能也有瓜田李下之嫌,可以考慮適當回避。
       
        固然這些專門法院也有各自的弊端,例如跨行政區劃法院系由鐵路運輸法院改造而來,在業務能力和人才儲備上恐稍有欠缺;知識產權法院和互聯網法院要管轄轄區內的所有知識產權和互聯網糾紛,本身已經有較重的案件負擔,尤其是互聯網法院的級別為基層法院,管轄本案還可能存在級別管轄上的障礙。但是,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指定管轄裁定,不僅此類專門法院獲得管轄權的制度障礙都將全部消除,并且我們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被指定的法院會集中資源,發揮優勢,審理好這一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案件。
       
        結論
       
        面對這樣一個具有較大影響性的案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市場監管部門都會保持對這一案件的關注,因此本案無論最終在哪里審理,其實體審判都會受到較多的制衡。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本案的案件管轄無足輕重。無論是當事人的心理感受,還是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乃至受案法院自身的責任壓力,都會使本案管轄成為一個焦點問題,影響實體裁判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也決定著是否會有后續系列案件的提起。
       
        最高人民法院若能及時通過裁定來確定本案的管轄,不僅能夠在本案中確定中立、公正的第三方法院,為后續實體審判提供保障,同時也是激活指定管轄條款,為我國具有公共影響力的民事訴訟案件的管轄確定提供了先例。因此,無論是從服務實體裁判的角度,還是從開創程序法治的角度,指定管轄都將有助于增加法院公信力,提升司法權威。
       
        我們飽含期望,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
      劉哲瑋,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注釋】
      本文在北京中周法律研究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組織的討論會議上進行過口頭發表,感謝李昊教授和劉曉春教授的組織安排,感謝與會師友的討論、批評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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