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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夫妻一方打賞主播的錢,另一方有權要求返還嗎?
        2021/3/1 13:08:58  點擊率[18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婚姻、家庭法;民法典
          【出處】中國法學創新網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直播平臺;打賞;夫妻一方;返還
          【全文】

            近年來,隨著直播平臺的興起與發展,夫妻一方打賞網絡社交平臺直播主播,另一方請求法院判令被打賞主播及直播平臺返還充值、打賞款案件時有發生,不同法院對此會作出不同判決:有的法院認定打賞人與被打賞主播及直播平臺構成贈與關系,打賞人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屬于無權處分,應予返還;有的法院不予支持,駁回其訴訟請求,且不同法院給出的法律依據和裁判理由不盡一致。筆者圍繞這類案件涉及的諸多焦點問題展開分析與探討,希望為統一司法見解及裁判標準提供參考。
           
            一、直播表演中的打賞行為應如何定性
           
            在江某某訴某公司及鐘某(原告江某的丈夫)案中,一審法院認為打賞人鐘某與某網絡社交平臺之間既存在網絡服務合同關系,亦包含贈與法律關系。其給出的理由是:1.充值刷禮物打賞屬于自愿行為,不需要直播平臺或主播為此支付相應的對價,這符合贈與關系的構成要件;2.雖然鐘某充值購買虛擬禮物是直接打賞給主播,但主播必須按照事先約定的程序和比例與直播平臺進行結算后方能兌現收益,故鐘某贈與的對象是網絡社交平臺而非主播;3.通過網絡觀看主播表演與傳統演藝模式存在區別,即除用戶直接付費打賞外,直播平臺通過提供免費觀看表演的方式,吸收大量流量和廣告收益,故不能簡單地將打賞行為認定為支付觀看主播表演的對價。筆者認為,這一說理值得商榷。
           
            俗話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充值打賞雖然看似完全自愿(不打賞仍可觀看主播的表演),且不需要主播對此予以物質化的對價或回饋,但用戶在刷禮物后,獲得了個性化的尊榮感、優越感及愉悅感等身心體驗,實質上是在消費精神文化產品。法官認為這是一種贈與關系,但其實,虛擬空間中的直播表演是對傳統演藝場景的模仿和改良。在一些老電影或紀錄片中常常能夠看到,舞臺下捧場的看客或戲迷是可以通過直接給正在表演的戲曲演員打賞而獲得一種精神享受的,而臺上的演員并不需要對此做出特別額外的回應,且也需要事后與演出組織者分配打賞收益的。與此稍有不同的是,打賞用戶可以在直播間里得到即刻反饋——優先與主播互動的資格、用戶名帶上皇冠標志、“閃亮登場”的特效、管理直播間的特權、要求主播進行特定表演的權利以及平臺不定期禮物贈送等等。由此可見,打賞的對價不但真切存在,而且借助數字技術更加精準、多元、全方位。給直播表演打賞和贈與的區別在于贈與是有緣由的,是可以基于生活常理推斷出來的,如贈與人和受贈人之間往往存在血緣或親屬關系,或出于慈善、救助、教育、環保等公益目的。在觀看直播表演語境中,用戶與主播事先并不認識,也不存在需要扶貧救困的情形,打賞人獲得的是一種生理、感官意義上的滿足,故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是一種贈與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單純觀看直播表演的用戶、觀看表演并打賞的用戶還是進行直播表演的主播,都是網絡平臺上的用戶,都需要與平臺經營者簽訂《用戶服務協議》。只是打賞的用戶還簽署了《充值協議》,而作為主播的用戶則與平臺經營者簽署了《直播主播簽約協議》,故打賞人、主播與平臺經營者之間是一個圍繞“網絡直播相關服務”的三角法律關系,其各自的權利義務體現在:打賞人觀看直播、購買虛擬幣、將虛擬幣打賞給主播、在線即時互動及消費精神文化產品;平臺經營者進行人力物力智力投入,搭建虛擬直播平臺,創設平臺規則、充值方案,為用戶、主播乃至廣告商提供相關技術服務并就此獲取收益;主播進行直播表演,植入廣告、以特定獎勵、互動或表演回饋打賞人,與平臺經營者分享收益等。
           
            二、直播表演與打賞行為是否有違公序良俗
           
            在“婚內打賞主播”案件中,原告主張應當返還充值款的理由通常是該行為違背了公序良俗,即身為已婚人士的打賞人與直播平臺上的主播之間產生了曖昧關系,破壞了夫妻感情,法律不應當支持將夫妻共同財產作為贈與標的物用來建立和維持網絡婚外戀。
           
            筆者觀察發現,有的法院認定,在案證據(如主播獲得虛擬禮物的多少、打賞人與主播之間的微信聊天記錄、雙方從未線下見面也從未發生線下錢款轉賬或禮物贈送等行為)不足以證明或推定打賞人與主播之間存在破壞婚姻關系的不正當行為。有的法院認為,用于打賞的充值款是由平臺經營者收取,而直播平臺是經有關部門批準后設立,具有互聯網信息服務許可證,主播的表演內容并不存在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網絡直播平臺規定或違反公序良俗的情形。
           
            筆者認為,是否有違公序良俗,應當在兩個不同語境下加以探討:
           
            其一,誠如前文所述,涉案法律關系發生在打賞人、主播與平臺經營者三方之間,其合同內容不是贈與。打賞人與平臺之間、主播與平臺之間都是網絡服務合同關系。打賞人購買虛擬禮物,并將虛擬禮物“打賞”給主播的行為,是為了獲得精神愉悅的精神文化產品消費行為。無論是網絡直播平臺的設立還是其提供的服務行為和表演內容,都受到國家政策法規的嚴格監管,在原告不能舉證證明這些服務內容存在色情、暴力或其他違反法律強制性禁止性規定或違背公序良俗之情形時,則無法主張其消費行為無效。
           
            其二,如果原告確實能夠證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配偶一方與主播為維持不正當關系而進行線上打賞。在此語境下,尤其是當前法律要求服務提供者應按最小必要原則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情況下,平臺并沒有法律義務,事實上也沒有能力去核實打賞人的婚姻狀況、財產支配權利狀況。作為善意第三人,原告對平臺的返還主張并無法律依據。
           
            三、以夫妻共同財產用于充值打賞是否構成無權處分
           
            這是此類案件的一大焦點甚至是難點問題。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注:本文所提《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釋均為《民法典》生效前法律規范,但由于本文所涉案例在發生及審理時,這些法律規范仍然有效,故引用之)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言外之意,未經權利人追認的無權處分合同無效,又由于“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在我國并沒有得到普遍認可,故因無權處分而取得的財產原則上應當返還。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17條規定“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規定:“(一)夫或妻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任何一方均有權決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學界通常將配偶任何一方對夫妻共同財產及其他共同事務的平等處理權稱之為“家事代理權”。顯然,立法者根據夫妻共同財產的不同用途和數額對家事代理權的范圍和效力做了區別性規定。
           
            在“婚內打賞主播”案件中,原告往往主張其對另一方配偶將夫妻共同積蓄用于購買虛擬禮物打賞網絡主播并不知情,且這筆開銷金額不菲,給家庭造成嚴重損失,應屬無權處分。對此,有的法院認為,刷禮物者長期頻繁打賞,累計打賞數額較大,顯然不屬于家庭生活經營需要,其通過編輯虛假信息隱瞞另一方配偶,構成無權處分夫妻共同財產;有的法院認為,現金系普通“物”,非特定物,夫妻之外的第三人不能判斷該財產的性質,共有人對其他共有人的處分行為不能因其不知情而隨意主張無效,一般可以向擅自處分人主張賠償;還有的法院認為,打賞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主播在接受打賞時,沒有義務去探究款項是否是夫妻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且現金或虛擬幣均為種類物,而非特定物,相對人一般以持有狀態來分辨歸屬情況,且主播取得該打賞款項系基于其自身的直播服務,故主播屬于善意取得相對人,夫妻一方不能以另一方共有人未經其同意相對抗。
           
            筆者認為,其一,前述婚姻法司法解釋說得很清楚,只有在“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時,才應當征得夫妻雙方一致同意。本文討論的案件中,用于打賞的充值行為往往具有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小額、高頻率的特點,每次均系一次獨立的轉賬消費,不應累計后再行評判。其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觀念的轉變,“日常生活需要”的外延在不斷擴大,除物質需求外,以滿足精神愉悅為目的的休閑娛樂活動亦屬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智能手機App”更成為當下人們幾乎每天都離不開的社交工具和消遣渠道。因此,合理限度內的精神文化消費或休閑娛樂開支并未超出家事代理權的范圍,也就不需要事先征得夫妻雙方一致同意。其三,退一步講,即便家庭重要事宜需要由夫妻雙方共同決定,作為配偶的一方當事人很難說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間,對另一方長時間通過手機觀看直播表演、充值刷禮物的行為自始至終全然不知,甚至可能如某些判決所言“即便確實不知情也存在對于夫妻共同財產疏于管理的較大過失”。其四,再退一步講,作為夫妻共同財產處分合同相對方的平臺經營者,已經在與用戶簽訂《服務協議》及《充值協議》時盡到了必要的提示義務,且基于對一般人格權的尊重和個人信息的保護,直播平臺無權詢問用戶的真實姓名和婚姻狀況進而施以強提醒或嚴格審查與監控。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用戶應當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負責。其五,貨幣乃種類物,交易相對方可以基于“誰占有貨幣即推定其為所有人”的經驗法則而成為善意第三人,除非主張合同無效者能夠舉證證明平臺經營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用戶系無權處分夫妻共同財產。
           
            綜上所述,拿夫妻共同財產打賞平臺主播所引發的糾紛,看上去是一個因新的娛樂方式而帶來的時髦話題,但并非既有的法律規范難以解答或無從應對,只要理順和厘清其中涉及的商業模式、經濟本質、生活觀念和法律關系,妥當合理的評價結論也就水到渠成。

          【作者簡介】
          熊文聰,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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