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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事實認定中經驗法則的理解與適用
    2021/4/6 9:33:24  點擊率[13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檢察日報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犯罪事實;經驗法則
      【全文】

        準確認定犯罪事實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司法實踐中大量疑難案件,除了難在法律的理解和適用,還難在事實認識的模糊。模糊的原因,既有個人偵查能力和整體偵查技術的局限性,也帶有一定客觀因素。從還原方法論角度看,待證事實由于時過境遷,在進行案件化處理時不可能將所有片段及細節截取為證據,有些細節和片段在隨時空消逝后也無法還原。司法人員認定犯罪事實時還要依靠邏輯和經驗法則對證據反映的殘缺事實進行適度補充。其中,經驗法則作為一種來源于哲學術語體系的認知系統,在司法實踐中雖然經常應用,但還缺乏清晰的分析和深入研究,筆者試從犯罪事實認定角度,對司法實踐中經驗法則的理解和運用作如下探討。
       
        可用于犯罪事實認定的經驗。從哲學意義上看,經驗作為一種“概念術語”并沒有準確范疇,什么是經驗直到現在也沒有共識和定論。但從符合認定案件事實規律的角度,可將一些類似于常識的經驗納入司法認定范疇。這些經驗一般符合以下條件:(1)可重復性強,這類經驗不僅適用于一個案件,在其他類似案件也可適用;(2)在其他領域已得到認可,無需在法庭上再次論證,如來自于倫理道德、科學知識等;(3)內涵穩定性較強,經驗的內涵至少在一代人認知中不會發生顛覆性改變;(4)不排斥偶然性或隨機事件,經驗只針對一般情況,公眾對特殊情況永遠持保留態度且不會首先考慮。結合實踐案例,這些經驗一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方面:
       
        一是人的趨利避害性。人作為生物,趨利避害是生物應激的自然反應。法律對這種應激性大多持承認態度,如明確為緊急避險、正當防衛等。在認定犯罪事實上,這種趨利避害性有重要作用。例如,民商事活動引發的詐騙犯罪案件,對行為人是否因詐騙獲利常被用于判斷行為人到底有沒有騙他人。一些案件的證據無法證明行為人獲利,只能證明被害人有損失。對這樣的事實,司法人員大多對詐騙是否存在持懷疑態度。這其中人的趨利避害性就是一種懷疑理由。該理由成立的前提在于這樣一種經驗:一般人不會故意去做損人不利己甚至害己的事情。
       
        二是人際關系的親疏遠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基于親人、朋友、同學等人際關系遠近會有不同程度的行為表現。各國訴訟法設立回避制度也是為了避免人際關系對司法公正性產生影響。在認定事實上,人際關系有時會作為司法人員判斷行為正當性的理由。比如,賄賂犯罪案件中,人情往來常被作為受賄不成立的辯解理由,司法人員判斷這類辯解理由是否成立,經常會先考察送禮人與受禮人之間人際關系的親密程度,判斷收受禮金的次數和金額是否正常。
       
        三是在被詢問或者訊問時故意說謊。在中國,故意說謊一直是一種值得懷疑深究的表現。中國古代斷案常用的“五聽”之一就是“觀其出言,不直則煩”。在一些案件偵破過程中,偵查人員一旦發現嫌疑人或證人故意說謊,一般會引起對案情走向的警覺,查明案件事實容易出現轉機或突破口。對司法人員而言,在法庭上無論說出的謊言是否與待證事實有關,一般都會影響說謊人言詞證據的證明力。
       
        四是陌生人之間痕跡的殘留。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進步,人與人之間痕跡提取保存可能性有所增加。通過提取DNA、指紋等痕跡,可以鎖定人與人之間是否發生過物理接觸。根據陌生人之間殘留的痕跡,一般認為兩人接觸絕非偶然。對司法人員而言,嫌疑人和被害人如果案發前并不認識,此時提取的痕跡會讓司法人員更傾向于采信被害人陳述。
       
        運用經驗認定犯罪事實時要注意的問題。犯罪事實認定方法中,經驗之所以能與邏輯相提并論,并不是借助經驗得出的結論無懈可擊,而是社會公眾對經驗得出的結論寬容度高,得出結論的環境契合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和科學技術條件。雖然社會公眾能接受,但這并不意味著經驗運用就不需要嚴格謹慎。恰恰相反,經驗運用有著方法上的局限性。
       
        一是不能將概率統計結論等同于經驗結論。在借助證據得出事實結論過程中,有的試圖運用貝葉斯方法、似然率模型等概率統計方法推導出犯罪事實結論。這種概率統計方法先要通過歷史資料計算出事實認定“先驗概率”。舉例來說,妻子被謀殺,司法人員可以先考慮在丈夫沒有外遇和負債情況下,一般丈夫有嫌疑殺害妻子的概率有多大。表面看,使用概率統計方法得出結論似乎與經驗很類似,都是一種歸納,實際上兩者有著質的區別,概率統計方法帶有高度理性,并不考慮結論的可接受度問題,而經驗得以運用的基礎在于結論的可接受性而非純粹理性。兩者的差異決定了犯罪事實認定所依賴的經驗不能與概率統計結論混同。
       
        二是經驗結論無法反駁但可以反駁經驗基于的基礎事實。司法推定常運用經驗與基礎事實建立常態聯系。運用經驗建立常態聯系得出的推定事實結論與運用邏輯得出的結論不同,通過反駁經驗推翻事實結論的可能性一般很低。但如果反駁針對的是基礎事實,同樣會達到推翻結論的效果。
       
        三是司法人員可以發現經驗但不能創制經驗。在我國,犯罪事實認定所依賴的經驗有的已被法律、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確立為一些法律適用慣例。如規定“不能說明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等。但就司法人員個體而言,用以認定犯罪事實的經驗只能基于既成社會經驗的選擇,不能個人創制。證據采信、事實認定、法律適用都要依賴于各種集體的經驗與智慧,司法人員只負責在其中選擇和執行,這樣才能做到個人經驗與社會經驗的辯證統一。這里的創制一般包含以下情形:(1)將一些還未成為社會主流或國家不提倡的價值觀或做法作為判斷事實的依據;(2)想要適用的經驗同時存在與之相反的經驗,且兩種經驗的沖突較長時間沒有定論;(3)在事實認定與經濟社會發展因素有關時,將其他國家經驗應用于本國,或者將某一地區經驗適用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之差異較大的其他地區。

      【作者簡介】
      范思力,單位為貴州省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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