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k id="dw34f"><ruby id="dw34f"><menu id="dw34f"></menu></ruby></track>
  • <pre id="dw34f"><label id="dw34f"><xmp id="dw34f"></xmp></label></pre>
      1. <table id="dw34f"></table>

          <td id="dw34f"></td>

          1. 法律經驗研究的微觀過程與理論創造
            2021/4/6 17:02:36  點擊率[22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理學
              【出處】《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年第2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法律經驗研究包括經驗材料儲備、田野的學術發現、理論構思、物化等不同階段,其目標是理論創造。經驗材料儲備是研究的起點,田野調研則是獲得經驗材料的最優方式。學術發現是從經驗現象中看到新特征、新成分、新關聯的過程,是既有理論視野的“意外”,是邁向理論創造的必由之路。理論積累和經驗質感訓練可以強化學術發現的能力。在前述基礎上,下一步是通過理論構思得出恰當的理論命題,安排理論命題的表達形式,包括結構方式和表達手法。理論構思的重點是經驗呈現和理論概括,經驗呈現追求內蘊的真實性,理論概括著眼于經驗的代表性特征。理論構思沿著“經驗現象—因果關系—事理—法理”的路線進行。理論構思最終經過物化過程被落實為物質性文本。在物化過程中,語詞提煉和文本推敲尤為重要。在法律經驗研究過程中,存在普遍性的心理機制,包括直覺與靈感、沉思與討論、回憶與聯想、理智與情感等等。對法律經驗研究方法論進行探討,旨在追問知識、經驗、理論從田野生產出來的過程和機制。
              【中文關鍵字】法律經驗研究;經驗現象;理論;法理
              【全文】

                2017年,張文顯教授提出法理學研究應把“法理”作為中心主題,倡導部門法學與法理學共同關注“法理”問題,并預測中國法學必將迎來法理時代,“法治中國”必將呈現出“法理中國”的鮮明品質。[1]法理,是法律和法律現象的根本性、普遍性原理;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法律現象是法律調整社會關系而形成的現象。因此,對法理的提煉與推導,需要以法律規范的社會關系的規律為基礎,法律經驗研究從而是提煉法理的一種重要方法。[2]法律經驗研究需要研究者對通過經驗感知到的法律現象進行機制分析,從經驗層面洞悉法律現象之間的關聯機制。它要求先正確解讀法律現象,再著力解釋法律現象。法律經驗研究需要在宏觀理論前提下,從經驗進路展開解釋,辨析因果關系,探究因果關系鏈條。[3]它是從發現社會現象之間的關聯出發,進行理論創造的一種思維活動,其過程復雜而細微。每一次社會現象之間關聯的被發現和被書寫,既展現了具體的特殊性,又體現出研究過程的一般性。法律經驗研究的過程可以被分為經驗材料儲備、田野的學術發現、理論構思、物化等不同階段。本文將從這些不同階段構成的微觀過程切入,以研究體會為基礎,解析法律經驗研究如何實現理論創造。
               
                一、經驗材料儲備
               
                (一)經驗材料的性質
               
                在法律經驗研究中,理論創造必須基于一定的經驗材料。無論多么具有獨創性的理論,都必須以一定的經驗材料為基礎和內容而被建構起來。對經驗材料的積累,是問題意識產生的基礎;理論創造所必需的學術發現,依賴于經驗材料而產生。經驗材料既是理論創造的第一要素,也是經驗研究過程的起點。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4]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這段講話概括了經驗材料的內涵,指出社會生活是創作素材的來源。同樣,法律經驗研究也需要面對實在的社會生活和法治實踐,并非建立在先驗的基礎上。
               
                理論創造是一種有別于物質生產的獨特精神生產。理論創造的材料與一般物質生產的材料有很大不同。法律經驗研究所依賴的經驗材料,不是獨立于生產者(研究者)之外的物質,而是被儲備進他們的頭腦,作為一種精神現象而存在著。經驗材料內在于研究者,是外在物質世界在研究者頭腦中的反映。經驗材料是研究者從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中有意收集或無意接受的信息,它們是生動的、豐富的,同時是原始的、粗糙的。法律經驗研究的理論創造,就是要以這些經驗材料為基礎和內容,通過研究者的加工和改造,對經驗材料進行抽象和一般化處理,提煉其背后的一般性規律和普遍性關聯,從而生產出創造性產品。
               
                經驗材料以精神現象的形式被儲存在研究者頭腦中,它們不是先驗的,無法在辦公室里被憑空想象出來,它們源自客觀的社會生活。經驗研究者從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中獲得經驗材料,這種獲得過程并非像容器承收物品那般直接地簡單接收。經驗材料作為對人構成外在刺激的信息,被人的大腦所吸收、存儲,構成一種精神現象的過程,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心理活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最關鍵的是記憶與重組。外來信息的刺激在被人的感官接收后,被傳達到大腦。到達大腦的刺激信息,要遠遠比人們意識到的多,其中的大多數信息在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時就被過濾或遺失了,只有一部分被選擇記憶下來。[5]被選擇的信息被轉換為某種有意義的符號,進入短期記憶。在短期記憶信息中,有的不經處理就被作為精神材料直接進入長期記憶,這些信息往往是刺激強烈的,或與研究者的某種需要、某種經歷高度相關;有的信息則經過研究者的進一步加工,被轉化為更永久的形式,從而進入長期記憶。[6]
               
                研究者在田野調研中獲得的信息,最初會以在地調研材料的形式進入短期記憶中,其中一些最終會進入長期記憶中。信息從短期記憶進入長期記憶中的過程,具有一定的確定性,卻并不完全確定。研究者可以在理論創造動機的指引下,有意識、有目的地對短期記憶進行分析、重組,從而使短期記憶的信息進入長期記憶中。同時,短期記憶的信息也可能在研究者無意識的狀態下,實際上進入長期記憶中,未來在某種刺激下重新被調用激活。長期記憶最終會促進研究者“經驗質感”[7]的發展。甚至可以說,經驗質感是被儲存于長期記憶中的經驗材料及其關聯的綜合。
               
                “經驗質感”是研究者對經驗現象的質性感受和把握能力,其實質是研究者在廣泛接觸社會現實和經驗現象后,對研究領域的事物和現象進行總體把握,從貌似龐雜的現象中抓取關鍵,準確判斷現象的起因與發展方向,并在現象之間發現關聯的能力。[8]經驗質感雖然是一種綜合的能力,但是建立在研究者對經驗材料及其關聯的長期記憶的基礎上。它首先意味著研究者對經驗現象的廣泛熟悉,見多識廣;它其次意味著穿透力,即研究者能透過龐雜經驗現象看到本質;它最后還意味著“悟性”,即研究者能在眾多經驗現象中發現關聯,提出問題、把握問題。經驗質感好的研究者,往往有更好的問題意識,更能從實地調研中提出有價值的學術問題,而這一切,都建立在研究者對經驗材料的長期記憶的基礎上。
               
                有效的經驗材料,是那些直接進入研究者頭腦中,并在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記的刺激和信息。在經驗研究過程中,通過喚醒或聯想機制,這些材料被調用,從而進入理論創造過程。
               
                (二)經驗材料的獲取
               
                法律經驗研究者獲取經驗材料的方式,從意圖上可以被分為有意獲取和無意獲取,從渠道上可以被分為親歷獲取、調研獲取和文獻獲取。
               
                有意獲取,是指研究者就某一主題開展專門研究,采取各種方式去積累經驗材料。無意獲取,是指研究者在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中接觸到了相應的信息刺激,沒有有意地從研究目的出發去積累經驗材料,而是在無意狀態下讓這些信息進入了大腦,讓這類經驗材料在大腦中扎根。無意獲取的經驗材料,既可以源自研究者從事學術研究之前的個人成長經驗、工作經歷,也可以源自從事學術研究過程中的無意識獲取。
               
                親歷獲取、調研獲取和文獻獲取是按照獲取材料的不同渠道被劃分出的三種方式。親歷獲取主要是指經驗研究者在生活和工作實踐中,以親身經歷的方式直接感知、經歷與獲得經驗材料。調研獲取是研究者基于研究目的,通過觀察、訪談、問答等方式對親身經歷者進行調查研究,從而獲取感知和信息的方式。文獻獲取則是研究者從前人或古代人留下來的文獻中獲取經驗材料的方式,因此,研究者通過這種方式獲取的是間接材料,例如,從《水滸傳》中研究宋代的法律實踐。
               
                文獻獲取需要研究者從古人或其他人留下的文獻中尋找經驗材料,其缺陷較為明顯。這是因為文獻記載是作者按照自身需要留下來的作品,蘊含著個人偏好、個人目的或者那個時代的特定要求、風尚,而不可能按照今人的研究需求來記錄社會生活。相對而言,研究者親歷獲取的經驗材料較為牢靠。然而,就從事經驗研究而言,事物和信息很難都依靠研究者的親歷而被獲得。因此,調研獲取成為法律經驗研究中最為常用的材料獲取方式。研究者可以通過田野調研從相關實踐者那里獲取第一手材料,熟悉法律實踐場域中的各種關系,理解其中各種現象的意義。由于相應的經驗現象正在發生,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需求,運用科學的方法持續地從田野中“索取”。
               
                在法律經驗研究中,研究者獲取經驗材料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方式是調研獲取和有意獲取。然而,親歷獲取、文獻獲取、無意獲取等方式的作用不能被輕視。通過親歷獲取、無意獲取方式取得的信息,屬于長期經驗積累,可以被內化為研究者的“經驗質感”。研究者從成長過程、工作經歷中親歷獲取、無意獲取的信息,有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經驗質感”,不是一般研究者經過短期的經驗訓練就能輕松超越的。研究者所處的時代背景、生活環境、階層環境、家庭環境、工作環境等,都可以培育他們的經驗質感。在復雜的環境中,人們能夠潛移默化地獲取很多有助于全面深入認識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的信息。反之,簡單環境所能提供的信息的豐富程度相對低,生活或工作在其中的人所能接受的信息較為有限,難以做到見多識廣,難以形成強大的經驗質感。無法從成長過程、工作經歷中親歷獲取經驗質感的研究者,需要在田野調研中投入更多精力,進而培養經驗質感。
               
                田野調研是法律經驗研究最主要的材料獲取方式。田野調研具有開放性,研究者從中可以獲取的信息量是巨大的。研究者只要愿意浸泡在田野中,持續觀察有關法律的生活和實踐,花時間進行深度訪談,就可以獲得研究所需要的材料。不進入田野,這些材料是無法被空想出來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巨型社會,且處于巨大轉型的時期。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法治領域、法治實踐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成為有學術意義的田野,研究者可以從中獲取大量作為學術資源的經驗材料。田野調研與日常生活拉開了距離,研究者不會如同在日常生活中那樣,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相反,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他們可以將實踐中的一切當作經驗素材進行收集。田野調研中的一切都具有開放性,法律經驗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需要、研究意圖相對自由地收集經驗材料。生活和法律實踐一直進行,研究者只要有恰當的理論視野,愿意深入調研,往往可以收集到足夠的經驗材料。
               
                二、田野的學術發現
               
                (一)學術發現的性質
               
                經驗材料只是法律經驗研究的最基本條件。研究者要想創造理論,必須有學術發現;否則,經驗材料不過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原料。法律經驗研究不只是在田野中收集素材,還要在收集材料的同時在學術上有所“發現”,從素材中發現法律現象的一般性、普遍性的規律。學術發現,是指經驗研究者在積累了一定經驗材料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學術問題,作出新的學術判斷。發現常常發生在田野調研的過程中,是研究者在既有理論視角的指引下,根據某種立場和方法觀察、認識、分析經驗材料,審視、評價經驗現象時所得到的獨特領悟。
               
                學術發現不是尋找奇聞軼事,也不是窺探研究對象的隱私,而是研究者從他人習以為常的經驗現象中獨具慧眼地看到某種新特征、新成分、新關聯,從常人熟視無睹的現象中覺察出蘊含其中的特別意涵。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經驗研究的典范,它在儒家視角和功能主義社會學理論的指引下,以農村生活日常經驗為基礎,從社會秩序的建構這一視角來討論“鄉土中國”,描述了儒家傳統下中國人的生活模式。在生產力水平低下、較為靜止的農耕社會與主要社會關系是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社區中,儒家傳統的政治社會制度、規范、禮教、習俗和思想發揮著重要功能,維系著長期穩定的生產和生活秩序。[9]《鄉土中國》呈現了大量的學術發現,作者從經驗現象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原理,并將其以概念化的方式表達出來,而這些“學術發現”卻是生活在田野中的農民“日用而不知”的。[10]
               
                學術發現可能十分微小,卻可能成為理論創造的突破口。在田野調研中,研究者能以獨特的眼力,從常見的事物中“發現”新特征、新成分、新關聯。學術發現對于整個經驗研究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決定了研究的創新性,是理論創造所必需的。沒有學術發現,就沒有具有獨創性的學術產品,經驗研究就徒有虛名。
               
                是否要求有學術發現,是法律經驗研究與司法者所進行的法律案例分析的根本不同之處。法律案例分析往往需要司法者介紹案件情況,對案件進行法律要件分析,對法律適用給出意見。對于有爭議的案件,司法者還要厘清應當適用的法律條文的含義,運用法律解釋方法確定法律條文的含義、適用范圍、條件等,從學理上分析立法本意、法律規范漏洞、修補辦法等,辨析應當適用的法律條文與其他法律條文的關系,討論案件所可能牽涉到的歷史、文化、經濟、風俗等問題,預測案件處置結果的政治社會效果。法律案例分析的面向可能很廣,然而,它并不要求司法者在學術上有所發現。案例分析是否透徹、到位,并不以學術發現為標準,而主要看事實分析和法律適用分析是否準確恰當。
               
                學術發現是經驗研究者的“頓悟”。在調研和思考過程中,研究者的心思都放在相應的事物和現象上,在某個時刻,研究者可能突然頓悟,發現事物似乎從未被洞悉的特征、現象之間的別具意味的關聯。頓悟是一種驀然領悟,它是研究者在長久凝視相關事物和現象后的突然發現和深刻體會。
               
                在法律經驗研究中,研究者對經驗材料的思索、對事物的分析、對現象之間關聯的思考,都不是完全結構化的。完全結構化意味著不再有學術發現和創新的空間。在研究者對事物和現象缺乏學術發現時,研究往往是半結構化的。研究的半結構化,是指在研究者在進行田野調研、經驗材料分析時,有一定的研究目的、前提預設、理論框架和方法準備,有相應的結構性目標,研究過程卻不完全受制于既有的目的、預設、理論和方法,不是直奔目標,而是允許超出框架和預設的經驗知識進入研究之中,允許學術思維在既有目標和框架之外“行走”,讓經驗材料所展現的事物和現象的復雜邏輯“自主”展開。例如,在田野訪談中,研究者應當保持開放的心態、發散的思維,要容忍訪談對象講述與預設研究主題相關程度不那么高甚至有些離題的事物和現象。在廣泛聯想和深入檢視中,透過訪談對象“偏題”的講述,研究者可能發現問題,產生頓悟,從而形成對經驗現象的重新認識。
               
                “頓悟”有一個從感性困惑到理性領悟的過程。經驗研究不是純粹經驗的,而是基于研究者的理論“偏見”。任何經驗材料、事物和現象,都需要在特定的理論框架中被呈現、被理解。研究者進入經驗研究之前的理論積累,既是經驗研究的向導,又構成了一種障礙。研究者總是會用既有理論框架去看待事物和現象,從而形成“偏見”。學術發現產生于“偏見”無法持續的地方,即經驗材料呈現出來的邏輯無論如何都無法自圓其說,總是存在理論解釋的“悖論”。[11]研究者一旦有了困惑,他們的經驗研究就必然需要沿著經驗的邏輯去解惑。研究者需要進一步深入經驗,走向田野或搜尋史料,從經驗的邏輯去探尋實踐的自洽性。實踐總是自洽的,經驗研究就是要從發現經驗悖論開始,走向經驗自洽的理論解釋。“頓悟”就是研究者對經驗自洽性的突然領悟。法律經驗研究的最大優勢在于,研究者可以通過田野工作不斷返回現場,不斷觀察、討論法律現象,甚至與研究對象發生互動,直到探尋到經驗自洽性。
               
                學術發現是經驗研究者的“意外”發現。“頓悟”本質上是一種“意外”。經驗研究要從整體上理解事物的邏輯和現象的關聯,而不僅僅是完成事先設計好的某一項研究課題。只有在開放的結構中,頓悟才有可能發生,學術發現才有可能顯現。每一次頓悟,都是研究者視野中的“意外”,也是既有的半結構化理論框架的“意外”。在完全結構化的研究框架下,經驗材料注定只能成為證明或證偽某種理論的“跑馬場”。在開放的研究框架下,研究者不斷產生頓悟,有了新的學術發現,對經驗現象的邏輯的認識不斷展開。在此基礎上,新的問題意識得以產生,學術研究的前沿得以被推進,半結構化的經驗研究框架不斷被更新。
               
                意外是指在研究者的意料之外的未曾被事先料到的情況。經驗研究的大多數學術發現都是意外的。如果學術發現可以被意料,其創造性就值得質疑。由于經驗研究和田野調研是半結構化的,因此必然出現偏離預設的主題和內容的情況。研究者轉而關注預設之外的現象、事物或特征,為學術發現留下空間。研究者在進入調研現場時,本來為了研究A,卻意外地發現了B,發現了B與A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聯,在進一步調研后,研究又被擴展到C。A、B、C可以是經驗現象,也可以是特定現象之下的某種因素,或者是事物的某種特征,還可以是事物、現象之間的某種關聯。從A到C,每個環節都是“意外”,每個新的現象、因素、特征、關聯進入研究框架,都是頓悟的結果。在經驗研究中,研究者要允許這些“意外”的發生。正是這些“意外”,才構成了學術發現,才是通向可能的理論創造的中介。在某種意義上,經驗研究就是要求研究者不斷審視經驗材料,在此過程中有所頓悟,發現“意外”,形成理解經驗材料和現象的新視角和新框架,進而重組經驗的邏輯,走向建基于實踐的理論創造。
               
                (二)學術發現的能力
               
                學術發現是經驗研究者獨特眼光和非凡觀察力的產物。“頓悟”是一個深層的心理過程,其原理和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言說、不可分析的,潛意識、無意識可能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學術發現只是這個心理過程的結果,它極其富有個體特征,可以說是研究者在心靈深處觀察、分析事物和現象的結果的外化。然而,對于相應的外化機制,研究者自己很難講清,認知科學的研究也較為有限。學術發現反映研究者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深入解析問題的能力、判斷和分析事物的能力。這些能力建立在研究者的理論儲備、經驗質感等基礎之上。學術發現的外化過程,是研究者的理論儲備、經驗質感與外在事物的融合過程。優秀的研究者在面對經驗材料時能有高明的學術發現,作出有洞察力的理論創造,不是因為他們見識的事物、獲取的經驗材料與一般人所見的不同,而是由于他們使用的理論工具有力,看事物的視野和框架不同,是由于他們的經驗質感好,面對法律現象時的感受能力和把握能力強。經驗研究者的獨特理論儲備、經驗質感與經驗現象在學術發現中實現了融合。學術發現事實上是外在事物和現象的特征契合了研究者的理論框架或個人內心體驗的結果。
               
                研究者之所以在經驗研究中產生了困惑,就是由于研究者既有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框架還不能容納事物或現象,從而需要尋求新的理論解釋。此時,研究者擁有足夠的理論儲備就非常重要了。理論儲備不僅是研究者發現悖論的基礎,還是研究者組裝新的理論解釋框架的素材。研究者的理論視野越狹窄,理論積累越薄弱,就越難于應對問題。閱讀更多理論著作,儲備更廣泛的理論視角,是研究者在經驗研究中的制勝法寶。古今中外的理論、不同學科的視野,都可能在特定場合起到關鍵性作用,成為研究者理解經驗困惑的鑰匙。經驗質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它反映研究者對經驗現象的質性感受和把握能力,表明研究者見多識廣,接觸、記憶了足夠多的經驗,能夠對研究領域的事物和現象進行總體把握,明白其中復雜的關聯,能夠從雜亂的現象中抓取關鍵,準確判斷現象的起因與發展方向,并在眾多的現象之間發現關鍵性的關聯,看穿事物的“真相”。
               
                學術發現雖然是不可完全言說的過程和體驗,具有很強的個體色彩,但是并非無跡可尋,探尋有效的訓練方法仍然是可能的。研究者在基礎層面上可以增加理論積累,強化經驗質感訓練,在具體研究層面,可以從以下兩點入手:
               
                第一,研究者在研究某一具體問題前,可以通過文獻閱讀來增加具體知識。學術發現是研究者的理論儲備、經驗質感與外在事物的融合,是研究者的思維與事物或現象的契合的結果,其前提是研究者對相應事物有足夠的了解。從思維活動的特征看,研究者只有全面掌握事物和現象的特征,才可能擁有從不同的視角觀察事物的意識,進而調動思維深處的長期記憶,讓經驗質感發揮作用,從而提高“頓悟”出現的概率。
               
                第二,研究者可以將經驗材料從日常生活和具體工作中抽離,從而將它們“陌生化”。學術發現的前提條件是研究者在事物或現象上投入足夠的注意力,用學術眼光去審視它們。只有將研究對象從現實生活中抽離出來,這種審視才有現實可能性;否則,研究者容易陷入生活或工作上的具體操作問題,卻缺乏學術性的問題意識。研究對象可能就在日常生活或工作環境中,研究者已經對它們“熟視無睹”了,只有“日用而不知”的“理所當然”,難以對它們進行學術檢視。研究者若要從熟悉的事物或現象中“頓悟”,發現“新”的學術點,就應當將這些事物或現象與日常生活適度分離,進行“陌生化”的觀察,發現被日常生活視角所遮蔽的事物“真相”。
               
                三、理論構思的性質和任務
               
                經驗材料儲備和學術發現都還只是開始。在有了學術發現之后,經驗研究的最核心階段就是理論構思。理論構思上承學術發現階段,下接論文寫作階段。如果說論文寫作是要實際完成理論創造的任務,其目的在于以文字形式最終將理論構思的內容轉化為定型化的作品,那么,理論構思的目的則是要從觀念上實現或基本實現理論創造意圖,將學術發現以理論化的形式固定下來,為寫作階段準備好基本的概念、架構和思路。
               
                (一)理論構思的性質
               
                理論構思是在經驗材料儲備和學術發現的基礎上,研究者通過整體性、系統性、有中心和層次化的思維活動,對經驗材料進行分析和概括,創造完整理論命題的思維過程。構思是理論創造活動中承前啟后的環節,決定了理論研究成果的水平,是法律經驗研究孕育和創作理論作品必經的思維活動。它在研究者的分析、概括、想象和推理中形成,是貫穿著一定思想的關于經驗現象的內容和形式的總觀念。它呈現出中心與各層次之間具有邏輯關聯性的總體性結構,其中的各種觀念又具備邏輯命題的結構。就詞義而言,構,不僅指結構,還指整體;思,是人們針對經驗現象所進行的,由邏輯思維為主導的,包括形象思維、靈感思維、潛意識思維在內的心理活動;構思,就是指研究者通過思維活動,建設出理論命題的整體和結構。
               
                不只是理論創造,人類的很多活動都有構思環節。人們在陳述一件事情時,需要構思;人們在表達一個觀點時,需要構思;日常生活中人們所說的主意、點子、計策等概念的本質都是構思。構思是一個創造過程,是一種個體性心理現象,是研究者的創造意念。由于過程和機制不可言說,難以被重置,所以這種心理活動有其含糊性甚至神秘性。學術發現是理論創造的靈光,而理論構思則是捕捉靈光、實現創造的關鍵環節。理論創造是一個系統、開放、循環的過程,包括一系列環節:從研究沖動或接受任務開始,繼而著手調查,收集、整理經驗材料,觸發聯想和學術發現,進而進行理論構思,隨后進行文字表述和理論寫作,再向學界發表論著、接受評論,進行理論論辯和修正。學術發現和理論構思是理論創造之中最重要的兩個環節。田野調研和經驗材料儲備,是為學術發現而進行的基礎性工作。構思是將學術發現呈現出來的關鍵環節,其后的階段是它的自然延伸,文字表達和發表都是構思的當然后續。沒有理論構思,論文寫作就沒有中心。沒有靈魂,就不可能有理論創造,研究注定只可能是拼湊、模仿或重復。
               
                學術發現往往只是靈光一閃,而要將靈光系統化表達出來,成為系統整體的理論命題,研究者還需要經歷艱深的理論構思過程。例如,本人在研究基層執法時,梳理出鄉鎮執法權的配置呈現出縱向“重心過高”、橫向“分布過散”等特征,[12]聯想到了調研中曾獲取的經驗材料,即林業行政執法人員在森林中的巡查實態。本人由此悟出,鄉村基層執法受到了空間的嚴重制約:執法事務發生在廣闊的地域空間,而廣闊空間必然稀釋權力的密度,降低執法支配力。這可以說是一個“學術發現”。就這一點而言,將城市執法和鄉村執法相比,對比結果十分鮮明;將林業、國土、環境等執法空間范圍廣闊的鄉村執法事務,與城管、交警的街頭執法事務相比,對比結果更為鮮明。進一步思考,本人還領悟到,很多執法制度、體制、機制、組織、措施和方法,可能都是基層執法者面對空間制約的能動性反應。[13]上述“學術發現”從林業執法的一副具象圖景展開,有直覺成分,有靈感成分,也有想象成分。這些“學術發現”能否成立,能否適用于更普遍的鄉村基層執法,能否在經驗和邏輯上言之有理,研究者能否從中提煉出新的理論命題,都需要進一步的周密構思和論證。
               
                理論構思強調創造性。創造性是構思的靈魂所在,是構思最顯著的特性。構思因此構成理論創造的核心環節。任何有價值的經驗研究作品,都應當有或大或小的獨創性,其理論命題不應該與其它作品雷同。理論命題的獨創性是構思的生命線。當然,這種獨創性有著層次性的差異。原創理論是層次最高的,是獨創性、個體性都極強的理論創造;體現出中間層次的獨創性的,是一般性的創造或創新,多是對既有理論命題的改造或革新;獨創性層次最低的是有新穎性的研究,多是在形式上或者某些次要方面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研究者在理論構思中應當堅持客觀性的標準。雖然構思是個體性極強的環節,是研究者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階段,但是客觀性是理論構思的前提。無論是在按照規劃進行的調研中,還是在不期而至的體會和體驗中,研究者對經驗材料的分析都應該客觀。研究者在面對經驗材料和理論工具時應當暫時“懸置”個人偏好,不因個人好惡而有所偏廢。構思應建立在研究者對經驗材料全面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建立在研究者正確選擇理論工具的基礎之上。研究者在理論構思中應當堅持總體性的標準。研究者需要從研究主題的整體出發,把握所有的經驗材料,全面概括經驗材料體現出來的事物特征,時刻注意克服認知的片面性。
               
                理論構思對此后的研究過程具有指導性。理論構思的成果會成為整個研究活動的核心,對法律經驗研究起到指導和觀照作用,它會在此后的其它環節不斷“閃回”。
               
                (二)理論構思的任務
               
                理論構思的任務和成果,體現在理論命題及其表達形式上。簡而言之,理論構思,就是研究者提煉理論命題,并思考如何表達、論證理論命題的過程。構思及其成果的作用,在于指導寫作實踐。
               
                理論構思的首要任務就是得出有價值的理論命題。法律經驗研究中的經驗材料、學術發現、表達形式、寫作策略等,最終都要服務于理論命題,受理論命題的檢驗。理論命題是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最終在學術史上可能留下的、被表述的、研究者所特有的標記。正如理論思維能力決定了研究者的學術水平,理論命題決定著研究產品的質量。因此,真誠的研究者一定會竭盡全力發揮主觀能動性,讓理論命題達到更高的層次。
               
                理論構思的另一重要任務是思考理論命題的表達形式,即思考如何表述理論命題,論證如何展開,怎樣安排論證架構等。理論命題的表達形式主要有結構方式和表達手法兩個面向。
               
                理論命題的表達,需要有一個好的結構方式,由這個結構來容納整體內容。結構服務于理論命題,有利于理論命題的鋪陳與展開。高明、巧妙、嚴密的結構是構思的目標、任務和內容。結構方式是構思理論命題的表達形式的重點。需要強調的是,結構方式不僅僅是形式,它還在本質上涉及理論命題的實體,取決于事物或現象本身的規律,因為理論命題本身會影響到研究者對于展開論述的最適當的方法的選擇。一般來說,結構方式有遞進式、對照式、并列式等等。在實際運用中,還常常出現對多種方式的嵌套使用。
               
                第一,遞進式結構,是研究者按照事物或現象的發展規律以及邏輯關系,一層一層地安排組織材料和論證,使層次之間深化遞進的結構方式。在遞進式結構中,后面的論證是在前面論證的基礎上進行的,前后之間是逐層推進、逐步深入的關系。各個層次之間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前后順序不能隨意變動。這種結構布局需要研究者有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它環環相扣、層層遞進、不斷深化,富于邏輯效果,符合人們通常的思維結構,容易被讀者接受。遞進式結構是經驗研究中最常見的結構方式,包括幾種不同具體進路:一是從事物或現象發展的自然進程或邏輯順序逐步深入;二是從現象到本質的漸次深化;三是從因到果的逐層遞進,或從果到因的層層剝離;四是從發展規律及關系上,由一般到特殊、由部分到整體漸進推演,或從特殊到一般、從整體到部分進行推演。爬數據可恥</button>
               
                以蘇力對送法下鄉現象的分析為例,其文章結構可以被概括如下:送法下鄉的經驗材料—可能的理論理解之狹隘—國家權力在鄉村空間的支配力不足—送法下鄉是重建權力關系的方式—村干部是國家權力運作的管道—村干部在糾紛解決中的實際角色—送法下鄉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略意義。[14]文章沿著事物發展的邏輯順序和法律經驗現象的因果關系逐層深入,邏輯結構的展開非常有特點,一是層次多,二是層層相扣。常人看問題,一般只能看到直接原因或者宏觀原因;學者在分析問題時,能圍繞經驗現象揭示出三四個遞進的分析層次,已屬高手,而蘇力的分析在總體結構上就呈現了至少五個遞進的分析層次。
               
                第二,對照式結構,就是研究者從事物或現象的不同方面、種類出發分別闡述,將論證內容構成正反對比或相關比較的關系,通過對比來安排論證的結構形式。對照可以是用一種事物或現象來映襯另一種事物或現象,也可以是把兩種事物或一種事物的兩個方面加以對比。對照既可以是“橫比”,即將發生在同一時期、同一區域的兩種性質截然相反或有差異的事物進行比較,從而凸顯事物或現象的某種特征,也可以是“縱比”,即將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的不同情況進行比較。
               
                對照式結構方式因為思路明晰、對比鮮明,有利于突出事物或現象的特征,常常在法律經驗研究中被研究者采用。本人在討論農地承包實踐時,就將湖南新邵、河南汝南、湖北荊門等地的土地調整經驗、地方性規范的性質、基層政府的角色等反復比較,將各個研究對象置于相互對照的位置上。[15]在討論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安排時,本人也將英國和美國的土地發展權制度與中國的現實制度進行對照分析,將這種對比置于主要結構方式中。[16]由于對照式結構方式在表達因果關系上并不具有優勢,因此常常被嵌套在其他結構形式中。例如,本人就曾將制度預設的理想場景、城市執法場景、鄉村執法場景三者置于“作為執法場景的治理空間”這一分論題中進行對比。[17]
               
                第三,并列式結構,就是研究者在論證思路中,對理論命題進行析解,分出幾個并行的分命題,使它們共同來闡述中心命題的結構方式。這是一種“橫式結構”。當然,有些分命題只是形式上的“并列”,在內涵上可能有遞進關系。并列式結構方式其實暗含了一種總分關系,因為對中心理論命題的分解,必然需要“總論”來完成,而對分命題的闡述則屬于“分論”。幾個并列的分命題一般不可交叉、不可重復、不可包容、不可矛盾。如果研究者能將一個理論命題恰當地分解成幾個命題,然后各個擊破,分頭闡述,就較容易作出內容充實、結構嚴謹、主題突出的法律經驗研究成果。本人在討論空間區域化機制對執法權的再造時,就將區域化機制分成空間的局部化、執法機構的統合與區域化、時空分區三個方面,分別展開論述。[18]
               
                表達手法也很重要。研究者選擇并組合巧妙的表達手法,可以更好地表達理論命題,增強說服力和論證水平。在法律經驗研究中,描寫、敘事、說明、論證都是研究者常用的表達手法。進一步而言,場景描寫、心理描寫、事件記敘、主位表述、舉例子、列數字、作詮釋、引資料、畫圖表、作比較、分類別等手法,都可能在法律經驗研究中被用到。這些手法在一項研究中,可能被組合使用,也可能被反復使用。研究者采用何種表達手法,取決于理論命題的需要。例如,在描述無理上訪現象時,本人就花了不小的篇幅,采用敘事的方式,講述了一個老上訪戶的上訪經歷、訴求及其與基層政府的復雜互動過程,力圖通過具象快速向讀者展示不同于維權的上訪現象。[19]在研究群體性涉法鬧訪現象時,本人在論文開篇就直接列舉數個上訪案例,以之作為后文分析群體性涉法鬧訪的特征和機制的經驗材料。[20]
               
                四、理論構思的重點
               
                理論構思是指研究者在經驗材料基礎上,通過創造性的思維活動,創造出理論命題及其表達方式。它同人類的其它創造性活動一樣,是主體與客體交互的、自覺的創造活動,因此有其遵循的原則和思維進程。作為認識活動,理論構思有著社會事實認知與經驗呈現的內在要求;作為創造活動,理論構思有著分析概括、理論提煉的內在要求。這兩個方面的內容相互連接,相互制約,在邏輯上存在先后順序,構成了理論構思的進程和重點。
               
                (一)經驗呈現
               
                法律經驗研究是研究者認識、反映和闡釋法律實踐的創造性活動,其中的歸納、演繹、提煉和推理,都建立在經驗基礎上。在理論構思和寫作中被呈現出來的經驗,其實是研究者對生活世界和社會事實的簡化和概括。在理論構思過程中,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如何進行經驗呈現,即研究者如何將紛繁復雜的法律實踐和巨量的社會事實呈現出來,并且使它們服務于之后的分析概括、理論提煉。經驗呈現既是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成果被表述的需要。經驗研究者在既有經驗和理論基礎上進行理論創造,展現研究者對法律現象規律的洞察。因此,研究者需要深入認識、體驗社會生活,實現理論視角與生活世界的融合,從而將經驗有效呈現出來。經驗呈現是理論構思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理論創造的必由之路。
               
                在經驗呈現中存在真實性問題。真實性是經驗研究的生命,是經驗研究發揮功用的基石。然而,經驗呈現不是研究者對法律實踐完全真實的臨摹,而是他們帶有主觀性的反映。也就是說,經驗呈現是研究者對法律現象進行認識、感知、抽象的產物,其中既有理性的體察,也有感性的直覺把握。正是在這種理性體察和感性把握的心理機制和思維活動中,在一定的理論框架的指導或束縛下,研究者透過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的表層,進行經驗呈現和理論創造。經驗呈現中的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應當具有真實性,但并非原始狀態下的客觀真實。經驗呈現其實是社會生活、法律實踐與研究者的主體性、能動性結合的產物,帶有理論價值判斷的色彩,并非完全是客觀真實的再現。
               
                經驗呈現是研究者根據需要對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所做的截取和加工,是對法律現象的能動反映。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包羅萬象、紛繁復雜、變化無窮,研究者沒有必要且不可能將其中的全部事物和現象都納入經驗呈現的范圍,選擇、截取、概括必不可少。因此,經驗呈現是一個材料和經驗被簡化的過程。在理論構思階段之初,研究者需要根據研究需要,在一定的理論視野下,對廣泛而零散的經驗材料進行選擇并加以表述,力圖呈現出經驗現象的特征。
               
                經驗呈現的真實性是研究者從生活真實中提煉、加工、概括和創造出來的,它反映了事物和現象的本質性特征。它是經驗研究作品應具備的重要品格,是經驗研究功用得以有效發揮的重要條件。理論創造只有建立在真實的經驗呈現的基礎上,才有現實可能,才可能成就真正有價值的理論,才會對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具有解釋力。相反,如果研究者沒有真正地貫徹真實性原則,那么虛偽的理論創造遲早會露出破綻,被建立在經驗呈現真實性基礎上的研究所否棄。
               
                經驗呈現所要求的是一種內蘊的真實性,它是由研究者篩選的經驗所呈現出來的、符合事物內在邏輯的、能顯示法律現象本質的、具有理論價值的真實。生活真實,是社會生活的自然形態,是理論研究的對象。衡量經驗呈現的真實性,需要研究者對照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卻不能過分拘泥于其中的所有細節。當研究者選取一個案例、一個社區、一項工作、一個法律過程、一個法律運作場景展開研究時,研究者需要在研究中真實反映案例、社區、工作、過程、場景,卻不是要將它們的一切都呈現出來,更不是要將所有的案例、社區、工作、過程、法律運作都呈現出來。事實上,完全真實地呈現現實也不可能被做到。內蘊的真實性不是對社會生活的機械記錄、簡單描寫,而是研究者根據感受、理解、體會對自然形態的生活真實所進行的經驗呈現。經驗呈現雖然充滿個體性理解、選擇和組合,但是仍然需要反映事物和現象的內在邏輯和本質。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研究者以文藝作品作為經驗材料,圍繞其中的經驗呈現展開研究是可能的,因為文藝作品可以具備內蘊的真實性。作為“假定的真實”,[21]虛構的文藝作品表現了社會生活的某種本質性,符合生活的內在邏輯或規律,同樣具有真實性。文藝作品沿著“生活真實—虛構概括—藝術真實”的軌跡創造真實。藝術真實直接來源于社會生活。藝術家以生活真實為基礎,按照生活發展的必然邏輯和自己的美學理想,對生活進行提煉加工和集中概括,形成文藝作品。文藝作品既可以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為基礎,也可以以生活為基礎進行藝術改造,并不必然照搬生活場景,不排斥想象和虛構。只要文藝作品符合社會生活的內在規律,是對生活真實的內蘊性反映,就可以作為經驗研究的材料。蘇力早已用文藝作品作出有影響力的法律經驗研究,并從理論上給出更多的理由,指出文藝作品在經驗呈現上的優勢。[22]優秀的文藝作品可以成為經驗研究的良好材料,拙劣的文藝作品則可能提供不真實或不完全真實的經驗呈現,從而誤導經驗研究,進而使得研究者難以從中得出有力的理論創造。
               
                增強經驗呈現的真實性,需要做“正確的調查”。毛澤東同志曾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23]當然,何謂正確,并不是絕對的。然而,經驗研究中普遍存在著一些明顯錯誤的做法,它們會危害經驗呈現的真實性。這提醒經驗研究者,應在田野工作和經驗呈現中保持價值中立:一是不能用受到干預的樣本、案例、數據作為概括事物或現象一般特征的典型樣本;二是不能使理論或結論先行,將田野調研變成搜尋經驗材料來印證已有結論的過程,不能讓經驗呈現變成研究者頭腦中先行理論的注釋;三是應有意識地克制自己的價值傾向,不能讓這種傾向誤導甚至主導經驗材料的選擇,更不能讓研究者的價值傾向影響研究對象的表述甚至行動。
               
                增強經驗呈現的真實性,應當追求經驗“飽和”。經驗的“飽和”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研究者多地點調研經驗的“飽和”,這可以保證研究者的經驗質感;二是研究場域各方面經驗現象的“飽和”,這可以保證準確的整體認知和現象關聯認知;三是研究對象經驗把握的“飽和”,這可以保證研究者擁有更準確的具體現象認知。[24]在“飽和”的經驗下,經驗呈現就可能更真實,研究方法也更靈活多元。在表達形式上,研究者可以讓經驗“自己說話”,通過經驗呈現事物的內在邏輯。這樣,理論切割經驗的現象就不容易發生。在經驗不夠“飽和”時,偏見、想象等就容易填充經驗的空白,研究者更易以既有理論認知替代經驗現象。
               
                (二)理論概括
               
                經驗呈現建立在研究者的感受和理解的基礎上,帶有一定的主觀性。研究者在田野調研中對調研對象、現象、個案的選擇,帶有偶然性。然而,經驗呈現所要求的內蘊真實性與機制分析所要尋找的因果關系規律,都帶有規律性和本質性,與法律現象的普遍性、必然性相聯系。在經驗研究中,兩種看似對立的性質是如何統一的呢?達到統一的手段和途徑是“理論概括”。我們可以認為,經驗呈現是法律經驗研究的理論化準備階段,而理論概括則是理論化的實施階段,是決定能否有效提煉理論的關鍵步驟。
               
                法律經驗研究需要研究者對通過經驗感知到的法律現象進行機制分析,從經驗現象分析事物的作用機制,分析現象之間的關聯機制,特別是分析因果關系。完整的機制分析模式是“解讀+解釋”模式:研究者先對事物、現象進行解讀,再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解釋。這一過程離不開理論概括。就思維規律而言,研究者在進行理論概括之前,通常會有經驗概括。經驗概括是研究者以對個別事物或現象的觀察認識作為基礎,將經驗上升為普遍性的認識的過程,即經驗由個別的特性的認識上升為研究者對其所屬種類的特性的認識的過程。在經驗概括中,研究者的認識上升是通過歸納的方法進行的,沒有脫離認識的表面性。經驗概括往往只是偶然性的概括,而不是規律性的概括。因此,經驗概括只有結合理論概括,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另外,經驗概括是從社會現象中概括出的一系列經驗命題,抽象程度較低,與經驗對象的聯系較緊密,理論化程度不高。
               
                理論概括是研究者在經驗概括的基礎上,結合理論的演繹解釋來判定現象之間的關聯,達到規律性的認識的過程。理論概括從經驗觀察開始,建立在經驗呈現的真實性基礎之上。研究者一般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而是不帶理論預設進入田野,在實地調研中生發經驗性的學術發現。研究者對事物和現象進行經驗呈現,用一系列經驗命題的形式加以陳述,在大量經驗觀察和經驗呈現的基礎上,結合理論構建最有概括性的理論命題,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在理論概括過程中,研究者并用歸納方法和演繹方法,在諸多經驗概括的基礎上,通過觀察和思辨建構出新的抽象理論。歸納的目的在于發現各種經驗規律,演繹的作用在于檢驗理論的可靠性。理論概括過程是建構性的。這一過程力圖在經驗和既有理論的基礎上,創造新的理論命題。
               
                經驗研究從微觀的具體經驗現象出發,其抱負卻在于作出理論貢獻,這集中體現在理論概括的建構性之中。微觀研究和局部經驗,指向的都是理論,正如格爾茨所說:
               
                研究地點并不是研究的對象。人類學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鎮、鄰里……);他們只是在村落里研究……異域見聞之所以具有普通意義,是因為它們以實實在在的材料滋養了社會學思想。……幾乎過于詳盡的田野研究所產生的材料,那些使當代社會科學痛苦不堪的巨型概念……才能得以具有可感覺的實在性,從而有可能不僅現實地和具體地對它們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用它們來進行創造性和想象性思考。……理論建設的根本任務不是整理抽象的規律,而是使深描變得可能;不是越過個體進行概括,而是在個案中進行概括。[25]
               
                經驗研究要從田野經驗走向理論創造,就決不能局限于經驗呈現和經驗概括。經驗材料必然是特殊性的,關鍵在于研究者如何從特殊走向一般,完成理論建構,實現理論創造。經驗材料的特殊性并不妨礙其中展現出的事物或現象特征的代表性或一般性。關于經驗研究能否走向理論創造,常常遭遇到的一點質疑就是:田野調研的特定地點、經驗呈現中的個案或者經驗概括的某點指向是否具有代表性?其實,這類質疑混淆了特殊經驗材料的代表性與經驗材料體現的事物特征的代表性。經驗研究從特定經驗材料出發,卻絕非止步于此。“研究者研究的是個案特征,而非個案。個案可以是非常獨特的,甚至是偏離正常狀態的,但它體現出的某些特征卻具有重要的代表性。這就從理論上回答了異域見聞為什么會具有普遍意義。”[26]
               
                格爾茲主張“在個案中進行概括”,認為研究者要概括個案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特征。這種概括使偶然性的材料甚至看起來片面的經驗,有了指向理論建構的意義。格爾茨從巴厘島的奇風異俗中看到了不同尋常的集中、專制的國家權力運作方式,從經驗上呈現了展示性和表演性的國家權力運行模式,并提出“劇場國家”的理論概括。[27]法律經驗研究的理論概括,常常也在個案中進行,或者從特定的經驗呈現中展開。本人在討論“彈性執法”這一基層社會中十分常見的執法不嚴現象并且總結各方主體的互動格局及其塑造機理時,就是以湖北某市禁止機動三輪車的交警執法個案為例展開論述的。[28]本人對傳媒監督的法治的討論,也是從個案展開的,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的熱點案件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傳媒監督的內在規律。[29]
               
                理論概括體現出經驗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分野。實證研究是建立在抽樣調查基礎上的定量研究,有其“科學性”外表,有一整套以統計學為基礎的抽樣、調查、分析、建模過程,有很強的技術性外表,對調查數據的使用存在技術規范,對定量結論的描述和推論存在學術規范。經驗研究者無法像實證研究者那樣,通過概率抽樣獲得有“代表性”的經驗材料,也無法從技術性環節著手進行“科學性”推論。經驗研究者“偶然”地獲得的經驗材料,就是總體和全部。因此,理論概括才是經驗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經驗研究的方式是進行理論概括,而非統計概括。統計概括是從樣本推論到總體,經驗研究無法走這樣的路線。理論概括依賴經驗歸納和邏輯演繹。推理的有效性不取決于經驗呈現的代表性,而取決于理論推理的力量。當然,理論概括的前提是普遍性規律的存在,而這一前提并不是必然的。因此,經驗研究可以以新的經驗事實否定既有的理論概括。
               
                按照經驗研究的一般規律,理論概括應當沿著這樣的路線進行:經驗現象—因果關系—事理—法理。理論概括的本質是對因果關系的解釋,辨析因果關系是經驗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務。理論概括需要研究者在經驗現象層面辨析因果關系,從經驗進路切入經驗現象,關注中觀或微觀層面的因果關系,分析具體的因果機制。當經驗材料和因果關系被置于日常生活和法律實踐場景中時,事理就變得可以被言說。類似的因果關系會穩定出現,相應的行為和現象反復出現,并具有在地合理性。這種使相應行為和現象獲得合理性,使相應因果關系穩定發生的機制,就是事理。在經驗研究中,“事理”類似于一種價值中介:它反映社會主體作出某些行為選擇或者判斷的原因,同時也成為反映更深層次“價值”或者“法理”的材料。[30]事理是經驗現象背后的“一般性”,在理論概括中被總結出來。
               
                事理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的因果機制。要從“事理”中推出“法理”,就必須將日常生活中的因果機制納入法律規范和法治過程的視野,進行進一步的理論概括。例如,蘇力在分析一起強奸“私了”案件時認為,“私了”恰恰是理性的行為:在較為封閉的農村熟人社會,這種做法可以維護名聲和未來的婚姻利益,避免二次傷害,這講述的就是“事理”。從法治視野出發,蘇力則進一步提煉了法律規避、法律多元、國家法的實際功能、國家法與民間規范的沖突及互動等一系列“法理”。[31]事理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理性,而法理則建立在法律規范和法治的價值基礎上。因此,從事理進一步提煉法理,研究者還需要借助法律理論和法治理論,在事理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概括,納入法律和法治因素,形成具有一般性的法理命題。
               
                五、理論創造的物化
               
                “物化”一詞借用自文學創作,它指寫作者的思維語言向作品的外部語言形式的轉化和實現過程。思維語言可以被物化成口頭語言、書面語言、形體語言、音樂語言、繪畫語言等等。[32]在經驗研究中,物化就是研究者將學術發現和理論構思轉化為文字形態并形成作品的過程。這是一個從“心”到“物”的過程:理論構思被落實為物質性文本,成為可以被消費和流通的作品。物化是經驗研究的最后一個階段。經過理論構思,研究者已經從經驗材料中提煉出理論命題,思考了理論命題的表達形式,完成了經驗呈現和理論概括。只不過這些成果還只是存在于研究者的頭腦中。要生成可供讀者閱讀、欣賞、評判的文本,研究者要將這些思維成果落實到文字形態,形成文本。從理論構思到文字表達,研究者要經歷艱苦的過程。當然,先有理論構思,后有物化寫作,這只是一個邏輯過程,在研究實踐中,構思與物化常常是交叉進行的。
               
                (一)寫作的一般過程
               
                寫作要先擬定標題。標題只有寥寥數字,卻是論文最核心的要素,需要用恰當簡明的詞語搭配,反映出論文的核心論題和主要內容。標題服務于理論命題,可以反映研究的范圍、方向和深度,體現研究者的學術境界和文字能力。在寫作過程中,標題可以被更換,論題卻不可能被隨意更換。標題是期刊編輯、審稿人和讀者看到的第一個信息。好的標題如同畫龍點睛,能夠快速地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拙劣的標題則可能不會吸引讀者繼續閱讀。標題還應為文獻檢索提供關鍵信息,使有需要的讀者更容易搜索、發現相應研究作品。法律經驗研究作品的標題,應當讓人感受到經驗的“氣息”。
               
                論文寫作常常是從列提綱開始的。提綱體現研究者對表達形式的構思。提綱既重要又必要。論文寫作應當有簡要的提綱,卻不一定嚴格按照提綱推進。提綱既是作者對邏輯關系的展示,也是他們對經驗呈現的事物規律的展現。在法律經驗研究中,提綱往往如同田野訪談,是半結構化的。研究者經過構思,寫出一個簡明提綱,即按照提綱開始寫作。然而,寫作常常會超過提綱事先劃定的范圍,因為寫作要沿著經驗的邏輯,順從事物發展的邏輯。提綱更多起著參照的作用,在寫作過程中會被不斷修改完善。有的研究者可能會編寫細致的提綱,然后不斷充實,最終在提綱的基礎上寫就初稿。有的研究者則可能只有一個粗糙的提綱,待到寫作時,田野經驗不斷被呈現出來,經驗的邏輯如行云流水一般得到展現,研究者對現象之間關聯的分析自然水到渠成。一般來說,理論構思需要提綱,而研究者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又要適時地擺脫提綱的束縛。
               
                提綱應當暗含論文結構的安排,與理論命題表達的結構方式同步。結構方式服務于理論命題,體現理論命題的鋪陳與展開。它本質上是理論命題的展開形式。在某種意義上,理論命題決定了結構安排。論題表達的結構方式有遞進式、對照式、并列式,以及多種方式的嵌套,提綱也應按相應的方式被擬定。結構安排應當特別顧及事物和現象的經驗性發展規律。這些規律一般被分為兩類:一是縱向發展式,按照事物發展的時序或過程進行;二是橫向發展式,按照事物構成的序列展開。例如,項飆對“浙江村”的經驗研究就遵循縱向發展式規律,按照“浙江村”發展的時序和過程進行經驗敘事。[33]
               
                在正式開始寫作前,研究者往往還會提前列舉要點。要點一般包含兩類信息:一是對提綱中的每一部分的主題和寫作意圖的設計,二是對案例、個案、例證等經驗材料的使用作出的預先安排。如果將經驗研究作品比作一個生命體,那么理論命題就是核心精神,線索是脈絡,結構形式是骨骼,表達方式是皮膚,材料是血肉,語言文字是細胞。在確定論題、結構形式之后,研究者就會預先安排每一部分的脈絡、骨骼、皮膚、血肉。它們都構成論文寫作過程中的要點,可以提前準備。這種準備可以用相對小的成本將零散的思考系統化。
               
                在寫作開始后,經驗呈現與理論命題可能產生矛盾。研究者可能會發現,理論構思并不適應經驗呈現的邏輯,必須修正甚至改變理論命題。一方面,這表明物化活動開始后,理論構思還在繼續;另一方面,這表明在物化活動完成之前,理論構思都未必完全可靠。當理論命題尚處于構思階段時,研究者容易誤以為,經驗的邏輯已經被“理順”。其實不然,由于構思本身帶有跳躍性,研究者常常會在無意識中忽略某個重要的邏輯環節。一旦到了物化階段,研究者試圖用文字表達構思時,就會推敲段落與段落之間、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聯,邏輯“跳躍”就可能被暴露出來,成為需要過去的“坎”,從而需要研究者再進行構思。在這個意義上,寫不出作品,常常是由于研究者的構思還沒有完全成熟。在寫作過程中,當經驗呈現的構思要被物化時,經驗就在研究者頭腦中被激活,從而獲得自己的“生命”,要按事物本身發展的邏輯來呈現自我,而不可能“遷就”研究者之前“跳躍”了的理論概括。此時,研究者必須順從經驗自身的邏輯,豐富、更新或修正理論概括。這才是經驗研究的正確態度,才能確保經驗呈現的真實性和理論概括的準確性。
               
                (二)語詞提煉和文本推敲
               
                語詞提煉是寫作過程中的細節,卻并非不重要。寫作的整個過程都需要遣詞造句,而最需要語詞提煉的是理論命題表述的關鍵環節。那種認為只要在心中塑造出理論命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其轉化為文字表述的想法不符合實際,顯然輕視了語詞提煉。詞語提煉的任務是尋找最恰當的詞匯和短語,最準確地將理論概括的意涵予以表達。研究者對從經驗研究中領悟到的因果關系、事理、法理進行準確生動的表述,實際是將研究者的“心象”刻畫出來,以求更為有效地將相關內容傳達給讀者。語詞提煉要為物化“心象”服務。“心象”就是研究者意圖傳達的事物本質或現象的規律,是經驗研究的發現和所得,是要被表達出來的理論貢獻。也就是說,“詞”要為“物”服務。當事物的本質或現象的規律,在研究者內心形成而需要被表達出來時,研究者選擇的語詞的“所指”需要符合“能指”。在把握事物或現象的內在規律的基礎上,研究者如果能夠巧妙而準確地運用語詞,就可以增強概念和理論的活力。
               
                法律經驗研究中的因果關系、事理、法理,固然都可以以細致的論證形式被表述,研究者可以通過卷帙浩繁的文本呈現理論,然而,理論有效傳播需要借助簡潔的詞匯或短語。這個詞匯或短語在詞義上要有一定的具象,能夠讓同一領域的研究者在看到語詞時,根據具象就可以接收到相應的有效信息,理解作者要表達的經驗現象和理論命題。更進一步,這個詞匯或短語在表達上還要符合專業習慣,與理論傳統對接,能夠準確描述相應的經驗現象并表達理論命題的意涵。杰出的經驗研究中的理論命題經過語詞提煉,能夠被表達為有生命力的學術概念。“內卷化”就是這樣一個概念,且在學術傳統中被不斷發展。早期,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用內卷化一詞描述文化藝術“沒有創造的精致化”形態:藝術品達到了結構特征固定化形態,而創造的源泉枯竭,取而代之的是形式的不斷精細化發展。[34]格爾茨用“農業內卷化”來描述爪哇島農業發展的自我戰勝過程,黃宗智用“內卷型增長”來描述中國農業的“無發展的增長”,[35]杜贊奇則以“國家政權內卷化”來描述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國家政權擴張,稅收增加而效益遞減的現代化進程。[36]
               
                寫作是一個研究者綜合運用腦力和體力的過程,其中既有研究者快速、順利、暢意地寫作的情況,也有研究者反復推敲、權衡選擇以求表意準確妥帖的時刻。在暢意寫作時,研究者在合適的外在條件和心境下,能夠快速地對理論構思進行物化。此時,研究者文思泉涌,其大腦處于高度興奮狀態,思維運轉極快,腦中往往同時有幾個邏輯線條在發展。這種暢意寫作的狀態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由于研究者的經驗材料積累和理論構思都已經相當成熟。暢意寫作,是研究者厚積薄發、長期醞釀的結果。此時,他們腦中有豐富的經驗材料,對材料的使用已經逐漸成熟,對理論命題及其表達形式早已清晰,結構安排也逐漸被建構形成。暢意寫作,反映研究者的綜合心力,是其體力、腦力、材料積累、理論構思的綜合產物。然而,研究者暢意寫作形成的文本,還需要被仔細推敲,才能使表達更加準確。因為當暢意寫作時,研究者往往只求用詞與“心象”大體對接,不會過多推敲,以免影響寫作的流暢性,使想要表達的邏輯線條丟失。研究者在暢意寫作時不加推敲,是為了將主要邏輯線條優先表達出來。
               
                在理論構思的物化文本形成后,研究者還需要仔細推敲文字表述。推敲是一種精雕細刻,是研究者反復選擇、調動詞句,以求準確、妥帖地把心象物化為定型作品的過程。它既表現為研究者對語詞的選擇,也包括經驗呈現、因果關系機制安排、事理鋪陳、法理提煉等流程。被推敲成熟的文本,往往語詞準確、意象鮮明、機制清晰、事理明白、法理精到,能使人感受到研究者的匠心獨運。暢意寫作與文本推敲是理論創造物化的不同側面,研究者需要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在構思相對成熟后,一旦有恰當的氛圍和契機,研究者就應當放開暢意寫作,及時捕捉思維成果,甚至不惜廢寢忘食,直到文本初成,再以理論概括的“心象”為準繩,對文本進行細致推敲,反復比較、刪改、調整、充實文本。
               
                六、經驗研究的心理機制
               
                法律經驗研究是研究者在田野調研和經驗材料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創造性思維活動,其目標和任務是進行理論創造。它是在主體與客體世界交互作用下完成的,其包括直覺與靈感、沉思與討論、回憶與聯想、理智與情感等幾個相對的范疇。無論是在學術發現階段,還是在理論構思階段,抑或是在理論創造的物化階段,上述的心理機制在經驗研究的所有階段幾乎都存在。
               
                (一)直覺與靈感
               
                直覺,就是直觀感覺,它是一種省略了推理過程的思維方式,具有迅捷性、直接性、本能性等特征。直覺能使人快速識別、敏銳感知、直接理解、綜合判斷問題、事物、現象及其關系。直覺在經驗研究中極為重要,它常常在研究的關鍵階段發揮重要作用。人們通常認為直覺是一種本能,這固然不錯,然而,這種本能不是無源之水。研究者通過直覺認識事物并非沒有推理過程,只是省略了推理過程,依賴的是過去積累的知識和經驗。這些知識和經驗在研究者過去的推理中往往曾被反復適用。如此,當某一事物初次得到呈現時,研究者在利用感官獲知事物、現象的同時,就能從感性上迅速猜測、判斷其背后的規律,抓住事物和現象的本質。“某方面的知識、經驗沒有達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在這方面產生直覺。”[37]研究者之所以能夠省略推理過程,是基于過去深厚的知識積累,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經驗質感”。
               
                靈感,是指研究者在經驗研究過程中瞬間產生的富有創造性的突發思維狀態。它往往發生在對某一事物長時間思考而未有收獲之時。當研究者放松思維后,他們可能突然會有所頓悟、豁然開朗。靈感的產生,既可能受到其它看似不太相關信息的觸發,也可能沒有信息觸發。直覺產生的模式是從問題到直覺(判斷或領悟),而靈感產生的模式是:問題—長時間思考—思考中斷—(其它信息介入)—觸發靈感。[38]靈感具有突發性,難以被預料和控制;靈感具有短暫性,稍縱即逝,需要被快速記錄下來;靈感具有創造性,研究者通過其得出的是創新性認識。靈感往往發生在研究者久久醞釀并接近思考成熟的階段。雖然在靈感爆發的時候研究者放棄了專注思考,但是靈感其實是研究者長期思考之后無意識的產物。由于某種因素觸發了靈感,暫時中斷的思考突然被接通,從而出現研究者對事物認識的飛躍。靈感是建立在思維勢態和大量信息的必然性之上的偶然性。當研究者的心思長時間放在相關的事物和現象上時,其就有可能在某個時刻驀然領悟,發現研究對象的奧秘。因此,在法律經驗研究中,長時間深入思索經驗現象十分必要,它很可能在某個時刻偶然觸發靈感。專注思考,研究者未必一定有所得,但不專注思考,注定不會有靈感。
               
                (二)沉思與討論
               
                沉思,就是深思,是研究者在寂靜和孤獨中對事物或現象的深沉思索。在經驗研究中,沉思往往被某一經驗現象觸發。研究者沉潛于經驗現象中思考,思維可能逐漸脫離之前的經驗現象,被偶然所想到的因素轉移到其它方向,在無所得的情況之下,或許又回到原來的現象,繼而又受觸發而轉移。研究者如此始終沉浸在某類經驗現象及其關聯因素之中,在某個時刻可能突然“頓悟”。沉思是艱苦孤獨的思維過程,是研究者應有的獨特體驗。沉思時,研究者的潛能最可能被發揮出來。理論創造常常在研究者的沉思中產生,因為沉思是對事物的深入思考,思考的牽涉面廣,研究者可以沿著事物和現象的邏輯不斷深挖。沉思有時可能“走入死胡同”:研究者沉浸在既有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框架中,無法獲得突破。尤其是,研究者如果走在錯誤的慣性思維軌道上,僅僅沉思而不與人交流,缺乏糾偏的外在因素和力量,往往會難以自拔。
               
                在法律經驗研究中,沉思應與討論相結合。討論,是指研究者針對學術問題,與其他研究者交換意見或進行辯論。討論可以使研究者快速了解其他研究者對同一問題的認識,并與自己的思考方式進行碰撞,激發靈感,從而重新評估自己的認識,進而豐富、優化研究思路。討論可以克服沉思可能引發的思維偏狹問題。集體調研和討論在學術研究中起到的作用尤為突出。由于不同研究者的理論儲備、生活經驗、經驗質感不一樣,所以他們在田野調研中提的學術問題會有所不同,從而更容易在思維碰撞中產生學術火花。有的研究者經驗質感好,能夠迅速排除虛假問題意識的干擾,快速進入問題域,但容易沿著舊有的思維模式前行,而來自新手的刺激常常可以推動其突破慣性思維的束縛。新手在進入田野時往往缺乏經驗質感,對很多現象都不了解,對任何現象都會好奇,常常會提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回答這些問題,就是對人們理所當然、熟視無睹的日常邏輯進行學術解釋。這就會觸及更多的經驗和現象。在集體討論中,每個研究者都需要進入其他研究者思考問題的邏輯中,以理解其他研究者陳述的經驗、困惑和思考,從中受到觸動,然后激發自己的思考。在討論中被提出的任何疑問、質疑或補充,都需要研究者進一步回應。在高強度的現場討論中,研究者可以在短時間內深化問題意識,不斷清晰對經驗現象的認識,理清因果關系機制。
               
                (三)回憶與聯想
               
                回憶,就是指研究者把以前產生的對事物的反映在頭腦中重現出來,以達到再認識的目的。它是一種基本的心理機制。人類就是在回憶中認識自己、認識世界、認識過去、認識現在、展望未來的。回憶的前提是有記憶,沒有記憶就沒有回憶,人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也就缺乏基礎。在經驗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占有大量的經驗材料,才能產生和形成豐富、具體、全面的對事物和現象的認識。這些材料必須進入研究者的記憶之中,才能在其后的理論構思中成為被分析的對象。回憶是把經驗材料和理論構思連接起來的中介。
               
                聯想,就是指研究者由某事物或現象而想起其他相關的事物或現象。聯想是研究者的思維活動對事物之間聯系的反應。事物或現象之間是有聯系的,這種聯系被記憶在人腦中,使研究者在特定的時候就會產生聯想。一般來說,在空間上和時間上同時或相繼出現、在外部特征或內涵上相似或相反的事物或現象,很容易在人腦中留下記憶并引發聯想。聯想有四種:一是類似聯想,是指研究者由某一事物或現象想到與它相似的事物或現象;二是接近聯想,是研究者根據事物之間在空間或時間上的彼此接近而產生的聯想;三是對比聯想,是研究者根據事物相反或相對的性質或特點而產生的聯想;四是因果聯想,是研究者對邏輯上有因果關系的事物產生的聯想。回憶的產生和接續與各種聯想有內在的聯系,包括連續性聯想、相似性聯想、關系性聯想等等。[39]
               
                回憶與聯想都與實踐密切相連,建立在經驗把握的基礎上,與經驗研究具有親和性。回憶與聯想通常會使研究者產生新設想,這在法律經驗研究中可能帶來學術發現或理論概括創新。經驗積累是產生回憶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經驗積累就不會產生有價值的回憶和聯想。研究者如果沒有在田野調研中與研究現象進行接觸,就不會留下對相應信息的記憶,不會產生信息的輸入、儲存、選擇、處理、整合、輸出等過程和機制,就不會形成與研究對象相關的事物、現象的認識,就不會由此產生靈感、獲得學術發現、實現理論創造。經驗研究力圖通過田野調研的“飽和經驗”培養研究者的“經驗質感”,其前提就是要求研究者多參加田野調研,積累大量的經驗材料,認識其中的現象和規律。有了這樣的基礎,研究者在研究中就可能不斷觸發回憶和聯想,調動記憶深處的經驗材料儲備和規律認知儲備,從而獲得靈感。例如,本人在成長經歷和多次調研積累的經驗材料、生活體驗和機制認識的基礎上,將“祖業”現象置于地權結構和地權秩序層面進行分析,[40]這一研究過程富含回憶和聯想。
               
                (四)理智與情感
               
                理智,就是研究者對事物進行認識、理解、思考和決斷的理性能力,還同時意味著研究者在研究中能夠保持冷靜、辨別是非、洞察利害關系、控制行為方式。在經驗研究中,理智是研究者對事物或現象進行觀察、比較、分析、綜合、抽象與概括的前提,它建立在經驗證據和邏輯推理的基礎上。與理智相對的是情感。情感是人對事物或現象的態度和體驗,可以被分為情緒和感情。情緒常被用來描述個人的心理反應,感情則更常被用來描述態度評價和體驗。人在社會活動中必然帶有情感因素,在經驗研究中也不例外。研究者在觀察經驗現象時,可能產生情感反應,在與訪談對象接觸時,可能對具體人或事產生情感態度,甚至關于是否研究某一問題的決定也往往是在情感驅動下作出的。理智和情感在經驗研究中既不可或缺,又不能被避免。
               
                理智是研究思維的基礎,也是研究者研究能力的體現;情感是研究者進行研究的動力因素,也可能是干擾因素,理應受到理智的規范和制約。在經驗研究中,在大腦中被存儲的經驗材料不是單純的材料,而是帶有情感能量的記憶。當被儲存于人腦中的對事物的認知被記憶喚醒時,它所蘊含的情感必然被同時喚醒。經驗材料的積累與經驗現象的反饋都可能激發研究者的某種情感傾向,從而對理論構思產生影響。有些研究甚至是研究者在強烈的情感體驗下完成的。情感可以成為深入研究的動力,然而,研究者需要警惕的是因情感而失去了研究的客觀性。例如,研究者在面對信訪、維權這類現象和研究主題時,對當事人的同情與憐憫,可以成為深化研究、改進制度的驅動力,但不能因此而夸大其詞,甚至鼓勵當事人走向極端。研究者可以因情感因素而給予當事人實際幫助,卻不應將因此受到干擾的經驗現象作為客觀經驗材料帶入理論分析中。
               
                結 語
               
                法律經驗研究主張研究者對通過經驗感知到的法律現象進行機制分析,本文則是對經驗研究和機制分析方法的二階分析,即對法律經驗研究過程進行機制分析。這是對本人學術團隊所用的研究方法的剖析。文章從個人和學術團隊的研究體會出發,從經驗進路展開,揭示了經驗研究如何從經驗材料走向理論創造。從知識社會學的立場上看,對方法論的這種探索,旨在系統化地追問,知識、經驗和理論是如何從田野中被生產出來的,并且意圖發掘與這些生產相應的“過程”和“機制”。
               
                在當代中國法學乃至社會科學場域中,研究方法早已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理論研究、制度分析、規范研究、個案研究、定量分析等研究進路各有特色。雖然經驗研究方法有深厚的理論和研究傳統,但是深入田野的經驗研究者對方法論的總結還不夠豐富。本文及本人之前的一系列文章旨在樹立經驗研究方法的“靶子”,深化關于經驗研究方法的討論。這可能在兩個方面對研究者有所助益:一是經驗研究者可以借此增強方法論自覺,強化經驗研究的自主性,增強研究的科學性和深入程度,提高經驗研究成果的水平;二是采用其他方法的研究者可以借此了解經驗研究,理解和借鑒經驗研究方法。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形形色色的經驗現象都具有極大的新穎性,經驗研究方法大有用武之地。在方法論自覺的基礎上,研究者們深入法律經驗研究之中,一定可以有所作為。

              【作者簡介】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注釋】
              [1]參見張文顯:《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注》,《清華法學》2017年第4期,第5-14頁。
              [2]參見陳柏峰:《從事理出發提煉和檢驗法理》,《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5月13日,第6版;陳柏峰:《事理、法理與社科法學》,《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18-22頁。
              [3]參見陳柏峰:《法律經驗研究的機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44-54頁。
              [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61頁。
              [5]參見張旭、溫有奎:《基于認知的知識內化和外化研究》,《情報雜志》2008年第3期,第61-62頁。
              [6]See Nelson Cowan,“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ong-term, Short-term, and Working Memory?”,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Vol.169, No.7(2008), pp.323-338.
              [7]參見呂德文:《談談經驗質感》,《社會學評論》2014年第1期,第13-16頁。
              [8]參見賀雪峰:《飽和經驗法——華中鄉土派對經驗研究方法的認識》,《社會學評論》2014年第1期,第4-12頁;陳柏峰:《法律經驗研究的機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44-54頁。
              [9]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頁。
              [10]參見陳柏峰:《“走出鄉土”的“后鄉土中國”——評陳新想著作〈走出鄉土〉》,《學術界》2017年第10期,第239-245頁。
              [11]參見黃宗智:《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讀書》2005年第2期,第3-14頁。
              [12]參見陳柏峰:《鄉鎮執法權的配置:現狀與改革》,《求索》2020年第1期,第95-105頁。
              [13]參見陳柏峰:《鄉村基層執法的空間制約與機制再造》,《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3-19頁。
              [14]參見蘇力:《送法下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3頁。
              [15]參見陳柏峰:《地方性共識與農地承包的法律實踐》,《中外法學》2008年第2期,第295-308頁。
              [16]參見陳柏峰:《土地發展權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前景》,《法學研究》2012年第4期,第99-114頁。
              [17]參見陳柏峰:《鄉村基層執法的空間制約與機制再造》,《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3-19頁。
              [18]參見陳柏峰:《鄉村基層執法的空間制約與機制再造》,《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3-19頁。
              [19]參見陳柏峰:《無理上訪與基層法治》,《中外法學》2011年第2期,第227-247頁。
              [20]參見陳柏峰:《群體性涉法鬧訪及其法治》,《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4期,第17-28頁。
              [21]參見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頁。
              [22]參見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0頁。
              [23]《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頁。
              [24]參見陳柏峰:《法律經驗研究的機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44-54頁。
              [25][美]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3頁。
              [26]盧暉臨、李雪:《如何走出個案——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第122-123頁。
              [27]參見[美]克利福德·格爾茲:《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頁。
              [28]參見陳柏峰:《基層社會的彈性執法及其后果》,《法制與社會發展》2015年第5期,第154-167頁。
              [29]參見陳柏峰:《傳媒監督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69頁。
              [30]參見楊子瀟:《經驗研究可能提煉法理嗎?》,《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3期,第221頁。
              [31]參見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7頁。
              [32]參見何宇平:《寫作思維動因簡論》,《江蘇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第167-171頁。
              [33]參見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目錄第1-5頁。
              [34]參見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5期,第96-110頁。
              [35]參見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7頁。
              [36]參見[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頁。
              [37]張榮潔:《同中有異——靈感與直覺差異探析》,《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8年第5期,第21頁。
              [38]參見閻力:《淺析科學創造中的直覺、靈感和頓悟》,《哲學研究》1988年第8期,第79頁;張浩:《直覺、靈感或頓悟與創造性思維》,《重慶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第84-89頁。
              [39]參見倪梁康:《回憶與記憶》,《浙江學刊》2020年第2期,第31頁。
              [40]參見陳柏峰:《“祖業”觀念與民間地權秩序的構造》,《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1期,第194-217頁。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