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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例“微信號解封”入罪案的刑法分析
    2021/4/19 8:46:41  點擊率[927]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2021年《人民檢察》第6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微信號解封”入罪案;刑法;分析
      【全文】

        全國首例“微信號解封”入罪案,折射出網絡犯罪治理發展方面的新態勢。隨著網絡犯罪的異化和演變,相應的幫助行為隱蔽性強且查處難度高,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來規制,有助于彌補傳統共犯理論打擊網絡犯罪方面的不足。可以說,在打擊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方面,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正日益成為整治網絡黑灰產業的有效武器。
       
        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立法背景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旨在處罰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提供幫助的行為。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的規定,此類幫助行為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提供技術支持,包括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二是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立法上設立專門條文對利用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作出規定,原因主要在于:將現有的共犯原理照搬適用于網絡犯罪的場景中,存在明顯的短板。
       
        按照刑法理論上的共犯從屬性原理,共犯行為的違法性取決于正犯行為的違法性。也即,對共犯行為的處罰,需以正犯實施了符合構成要件、違法的行為為前提。只有這樣,相應的教唆行為或幫助行為才能因作用于現實的法益侵害而具有可罰性,從而可作為共犯來予以處罰。據此,幫助犯的成立,除了客觀上對正犯的行為具有因果貢獻或促進作用之外,還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備雙重故意,即不僅需要與特定正犯之間存在犯意聯絡,還需要具有或者至少認識到正犯所實施特定犯罪的故意。
       
        然而,就網絡犯罪而言,其具有以下三個明顯特點:一是網絡空間的匿名化特性,使得提供幫助的行為人即幫助犯可能根本不認識正犯,甚至對于正犯想要具體實施何種或哪些犯罪,也沒有明確的認知。二是網絡空間的多節點特性,導致共犯與正犯之間可能形成一對多或多對多的局面,關系變得多元化與復雜化。三是網絡犯罪本身可能具有產業性或多鏈條的特性,在某一環節提供幫助的行為人,對其上下環節或鏈條中的其他共同犯罪行為人可能缺乏認知。基于此,幫助犯與正犯之間往往無法建立起線下共同犯罪那樣確定的犯意聯絡與犯罪故意。而且,具體實施特定犯罪的正犯可能難以到案,或者由于達不到入罪標準而無法啟動刑事追訴。因此,將共犯的一般原理在網絡犯罪領域予以推行,會面臨諸多的問題,導致大量的處罰漏洞。
       
        二、依據傳統共犯原理對網絡犯罪幫助行為定罪處罰面臨的困境
       
        依據傳統的共犯原理,不一定能認定高某等人與實施詐騙犯罪的正犯之間形成詐騙罪的犯意聯絡,從而成立詐騙罪的共犯。這是因為高某等人對實施詐騙的正犯具體實施詐騙行為的情況往往并不知情,包括實施多少次詐騙、如何實施詐騙、對哪些被害人下手以及具體詐騙金額是多少等,均缺乏相應的認知。就此而言,其一,如果按正犯實施的所有詐騙行為與騙取的全部金額來認定高某等人作為詐騙罪共犯的刑事責任,從實質處罰必要性的角度來看未免過重。這會導致罪刑倒掛的現象,即對高某等人作為詐騙罪共犯的處罰,可能比具體實施詐騙行為的正犯的處罰還要重。其二,高某等人在明知幫助解封的某些微信號可能用于實施詐騙的情況下,單純提供微信號解封的幫助行為,是否就足以認定行為人已然與正犯達成詐騙犯罪的犯意聯絡,也存在相當的疑問。犯意聯絡的因素不僅表征著共犯的主觀不法程度,也決定性地影響對其歸責范圍的認定,即是否需要對其他共同犯罪人(尤其是正犯)所實施的行為及其導致的結果負責。主觀認知雖為成立共同犯罪所要求的犯意聯絡所必需,但它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其三,若以詐騙罪共犯對高某等人的行為進行追訴,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何判斷罪數與計算詐騙金額的難題。該案中的共同犯罪類似于輪式結構,高某等人通過微信號解封業務與眾多詐騙分子產生關聯,形成類似一個中心與多個節點之間單線聯系的關系。高某等人跟各正犯之間存在較為松散的單線聯系,但各正犯彼此之間卻是獨立的,并不成立整體上的共同正犯關系。如此一來,不僅如何認定高某等人的行為數及其罪數會面臨困難,變得極其復雜,而且將所有正犯的詐騙金額都籠統地歸于高某等人名下,也有違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
       
        由上可見,基于共犯從屬性的原理而將高某等人的行為認定為詐騙罪的共犯,不僅在刑事政策上并不合理,而且在刑法理論上也存在較大的障礙。反之,倘若對高某等人做無罪處理,任由此類行為在網上滋生與發展,則勢必嚴重危及網絡空間的正常秩序與他人的合法財產權益,也導致難以對網絡犯罪展開有效的打擊與預防。
       
        三、應對網絡犯罪幫助行為的新路徑
       
        在有關共犯處罰根據的問題上,存在共犯從屬性說與共犯獨立性說之爭。那么,是否可以通過調整共犯從屬性原理,甚或一頭倒向共犯獨立性原理,來解決與該案類似的幫助行為的可罰性問題呢?不難發現,刑法理論上支持共犯從屬性說的陣營中,出現不斷放寬從屬性要求的傾向,轉而支持共犯獨立性說的人日漸增多。盡管二者在具體的學說主張上可能存在差別,但在基本走向上其實是一致的,即都在向共犯獨立性說的方向靠攏。但問題在于,通過整體性地調整共犯處罰根據,一方面固然有助于合理地處理網絡共同犯罪所面臨的某些問題,另一方面也未免過于擴張線下或其他共同犯罪的處罰范圍。換言之,在共犯的處罰根據上由從屬性原理轉向獨立性原理,由于需要在所有的共同犯罪中一體予以適用,那么,其在部分地解決網絡犯罪處罰范圍合理性的同時,也必然會帶來線下或其他領域中不當擴張共犯處罰范圍的問題。
       
        直面網絡時代的犯罪特性,我們顯然不能局限在原有的理論框架中思考問題,只在要么堅持共犯從屬性要么支持共犯獨立性之間搖擺。在維持共犯從屬性基本立場的基礎上,立法層面通過設立專門的法條,就網絡領域常見犯罪的幫助行為作出例外的禁止性規定,可謂是另辟蹊徑的第三條道路。這在國外立法中(如英國)也有相應的先例。這種例外性的規定,實質上往往遵循的是共犯獨立性說的立場,其有助于擺脫共犯從屬性原理的約束,對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進行有效的打擊與預防。同時,也可以避免因整體上放松共犯從屬性要求或倒向共犯獨立性說而過于擴張處罰范圍的弊端。
       
        在此種意義上,刑法修正案(九)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稱得上是重大創新之舉,既維持了作為共犯一般原理的從屬性要求,確保其在一般的共同犯罪中予以適用,又能有效地解決網絡共同犯罪中出現的新問題。這意味著,硬要套用共犯從屬性原理來解讀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認為“該條屬于量刑規則,并未改變共犯一般原理的適用”的觀點,既無視網絡犯罪的特性,也難以合乎社會治理的客觀需要。
       
        四、防止不當擴張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適用范圍的思考
       
        當然,這不意味著量刑規則說沒有任何合理之處,其對共犯處罰范圍擴張的憂慮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設立在有效解決對網絡犯罪幫助行為打擊的同時,也容易引發不當擴張適用范圍的問題。因此,如何防止對本罪的不當擴張適用,的確是刑法理論與司法實務必須直面的問題。為確保該罪處罰范圍的合理,有必要從主客觀兩個層面來進行限定。從客觀層面而言:一是行為人客觀上所幫助的對象必須是達到犯罪程度的正犯;二是行為人所提供的幫助必須違反相關行為規范,即創設的是不容許的風險。這兩方面的要求缺一不可。從主觀層面而言:一是雖然不需要行為人對正犯所實施的特定犯罪有準確的認知,但其主觀上必須對正犯所實施的行為構成刑法上的犯罪具有認知;二是行為人必須對正犯所實施犯罪的事實達到確定或至少是高度蓋然性的明知程度。這是因為,網絡時代無論是提供技術支持,還是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幾乎不可避免地都會被犯罪分子所利用。倘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認定,只要求客觀上為他人實施犯罪提供了幫助,主觀上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在幫助他人實施犯罪,則幾乎所有的網絡科技企業及其技術人員,都有可能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這樣理解與把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成立要件,無疑對網絡從業人員與相關單位施加了過重的注意義務。這對于網絡時代的經濟與法治而言,顯然是不可承受之重。
       
        值得指出的是,該案可能存在是否成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詐騙罪共犯想象競合的爭議。對此,筆者認為,在明知會被用于實施詐騙犯罪的情況下,客觀上仍為他人的詐騙行為提供相應技術支持的,是否進一步成立詐騙罪共犯,主要取決于行為人主觀上犯意聯絡的程度,包括對正犯詐騙犯罪計劃的知情程度等。應當根據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要求行為人具備雙重故意,即不僅應對特定正犯和相應詐騙犯罪的內容有實質性的了解,而且與正犯之間的意思聯絡應達到較為密切的程度。該案中,就高某等人對正犯詐騙行為的松散參與程度來看,不應認定其同時構成詐騙罪的共犯。

      【作者簡介】
      勞東燕,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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