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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法治思想從哪里來
    2021/4/22 8:44:12  點擊率[99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理論法學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偉大實踐中創立的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其緣于經驗的升華、理性的凝結、歷史的淬煉,具有鮮明的實踐邏輯、科學的理論邏輯和深厚的歷史邏輯。認真研究、科學把握、深刻領悟這三個邏輯及其內在聯系,必將深化對習近平法治思想時代背景、基本精神、核心要義、實踐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必將增強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必將增強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信念偉力、思想定力、前進步力。
      【中文關鍵字】習近平法治思想;實踐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
      【全文】

        2020年11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時刻,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既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又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經驗和成就的科學總結,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是引領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取得更大成就的思想旗幟。
       
        習近平同志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創立者和主要貢獻者,他所發表的數以百計堪稱經典的法治專題講話、文章、批示,他所提出的數以千計理義精深的法治新概念、新命題、新話語,他所集成凝練的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深刻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政治方向、發展道路、價值功能、基本原則、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等根本性問題,系統闡述了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為什么要實行全面依法治國、如何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如何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戰略性問題,既集中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在現時代的創新發展,又生動展現出他對創立習近平法治思想所作出的獨創性、集成性、原創性貢獻。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創立,具有鮮明的實踐邏輯、科學的理論邏輯和深厚的歷史邏輯。認真研究、科學把握、深刻領悟這三個邏輯及其內在聯系,必將深化對習近平法治思想時代背景、基本精神、核心要義、實踐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必將增強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必將強化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信念偉力、思想定力、前進步力。
       
        一、實踐是理論之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邏輯
       
        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土壤中萌發、孕育、成長,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中應用、檢驗、升華,并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事業闊步前行。實踐性是其本質屬性,實踐邏輯是其根本邏輯。自1982年以來,在數十年領導實踐中,習近平同志始終高度重視并親自研究部署法治建設,積累了依法治縣、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國、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經驗,形成了對縣域、市域、省域、國域不同層面法治規律的科學認識,提出了許多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的法治新理念新思想新論斷。
       
        (一)在建立“社會主義新秩序”中萌發依法治理理念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習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縣擔任縣委副書記(1982年3月至1983年10月)、縣委書記期間,面對“文化大革命”遺留的經濟落后、社會失序、思想混亂、精神文明衰敗的艱難局面,他在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同時,富有膽識地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新秩序”,并以精神文明建設和法制建設相結合作為建立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重要抓手。他大力推進法制建設,開展“三網一賽”,實現了由“亂”到“治”的根本轉變。他大力加強農村法制建設,創新社會治安機制,對封建宗族勢力、黑惡勢力嚴加防范,露頭就打。在習近平同志和縣委集體的堅強領導下,經過三年的努力,正定縣的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層社會治安狀況和社會秩序得到根本扭轉,為經濟改革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在全面開展縣域社會治理、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過程中,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積累了以法制建設保障經濟建設、支撐精神文明建設的豐富經驗,形成了依法管理經濟、治理社會的法治理念。
       
        (二)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中孕育法治思維
       
        1985年6月至1988年6月,習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廈門市委常委、廈門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分管經濟改革、財政稅收、城市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重要工作。他獨具戰略思維,堅持把廈門經濟特區建設放在國家改革開放全局和世界經濟發展大格局中謀劃和布局,致力于全面推進廈門改革開放。習近平同志較早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概念,強調在改革開放中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并前瞻性地指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經濟體制和民主法制的辯證關系,強調了法制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中的引領和保障作用,大力開展法律法規宣傳教育,積極引導執法機關、司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等熟悉法律、嚴格執法、依法辦案、依法監督,注重培養法律工作人員運用法律想問題、辦事情、做決策的能力。
       
        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實踐中,習近平同志展現出了較強的法治思維和運用法治方式的領導水平。一是在全國地級市率先提出“小政府、大社會”原則,推進政府職能轉換和行政改革,實行大部委制改革,簡化企業審批、放權給企業,建立精簡、高效、廉潔、團結的政府;二是提出公民、個人和企業“依法納稅”,黨委、政府和司法機關“依法治稅”,實行稅務執法與涉稅司法銜接;三是提出對環境問題進行依法治理、綜合治理;等等。
       
        (三)在踐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中闡明民主法制原理
       
        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習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這期間,北京等地發生了波及面廣泛的學潮和政治風波,國際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面臨劇變和動蕩,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谷、社會主義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這種復雜的社會背景下,習近平同志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全面剖析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原理。主要包括:第一,社會主義建設不僅需要民主與科學,更需要法制,民主與法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二者不可偏廢。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所決定的,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代議制的政治制度;第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要在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作用的前提下,認真處理好黨委、人大、政府之間的關系,發揮黨委領導責任、人大決策責任和政府執行責任;第三,規范有序推進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民主素質和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第四,從嚴治黨,凈化黨內生活,推進廉政建設,完善監督體系,把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第五,高度重視社會治安整治工作,為人民群眾營造安居樂業的法制環境。
       
        (四)在探索市域“法制經濟”和“社會管理”中提煉法治新概念新命題
       
        1990年4月至1996年4月,習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福州市委書記(1990年4月至1993年9月),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1993年9月至1995年9月),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州市委書記(1995年10月至1996年4月)。在六年的市域治理實踐中,其法治實踐不斷深化、法治視野愈發開闊、法治思想更加成熟,提出了諸多法治新概念新命題。例如,將法制作用延伸至經濟改革、社會治理、城市管理等領域,高頻運用“法制”“法律化”“法制化”“地方立法”“經濟立法”“法制軌道”“依法管理”“依法監督”“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等法制(法治)話語;把法治上升為市域治理的基本方略,明確提出“依法治城”“依法治市”等法治理念和法治方略,主張擺脫運動式、突擊型治理,努力向正常化、規范化、法律化方向發展;科學把握經濟與法制的必然關系,創造性地提出“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經濟的成熟度與法制建設成正比”“努力營造國際化的投資環境,不斷完善法制環境”等命題和觀點;堅持以法治地、依法用地 ,強調“要深化農村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流轉制度,堅持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活化使用權,依法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嚴厲打擊各種坑農、害農行為”;等等。
       
        (五)在推進“依法治省”、建設省域“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中升華法治思想
       
        自1996年4月至2002年10月,習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委副書記(1996年4月至1999年8月)、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1999年8月至2002年10月)。這一時期恰逢世紀之交,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成功加入世貿組織等新變化對法治建設進度和質量都提出了新要求。習近平同志作為省委領導班子主要成員和一省之長,適應時代新變化新需求,在依法治省實踐中革故鼎新,堅定了法治信念、積累了法治經驗、升華了法治思想。主要體現為:第一,明確提出“依法治省”,推動出臺了《中共福建省委關于依法治省的決定》,開辟了福建省法制建設的新征程。第二,深入推進法治經濟建設,為經濟改革和發展提供法治保障。習近平同志將此前提出的“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命題升華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從“制”到“治”,一字之變體現了法治思想的升華,體現了經濟市場化、全球化時代的法治理念變革。第三,全方位推進社會治理,建設法治社會。2001年4月,習近平同志提出“法治社會”概念,強調全方位推進社會治理,加強食品安全治理,全力維護社會穩定,積極化解矛盾糾紛,落實綜治措施,確保一方平安。
       
        (六)在建設“法治浙江”中基本形成法治理論體系
       
        自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習近平同志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2003年1月至2007年3月),期間曾任代省長(2002年至2003年)。21世紀以來,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階段。習近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省的主要領導同志,站立時代前沿看問題、立足改革全局謀發展、堅持擴大開放搶先機,致力于全面推進依法治省、建設法治浙江、建設平安浙江。
       
        主政浙江初期,習近平同志就在“依法治省”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省”。隨著全面依法治省、建設法治社會和法治經濟的持續推進,法治深入到全省各領域各項工作之中,并釋放出越來越強的治理效能,人們對法治的需求越來越多、要求越來越高、追求越來越好。習近平同志在深入思考和論證后,對社會主義法治發展形勢作出科學預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和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不斷提高,對進一步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的深化和各種利益關系的不斷調整,對從法律和制度上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形式發生的深刻變化,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依法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的增強,對強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這一切,都對黨的執政能力特別是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基于這樣的新情勢新要求,他強調指出,“必須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積極建設‘法治浙江’,逐步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從而創造性地提出了“法治浙江”概念。2006年4月26日,在習近平同志的親自主持下,中共浙江省委審議通過《中共浙江省委關于建設“法治浙江”的決定》,對建設法治浙江進行了總體部署。習近平同志指出,從“依法治省”到“全面推進依法治省”再到“建設法治浙江”,是“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對浙江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的進一步完善”,也體現了對充分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關鍵作用的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建設“法治浙江”,是建設“法治國家”在浙江的先行探索。在建設“法治浙江”的同時,習近平同志科學分析了我國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經濟社會結構調整等深刻變化,精準把握了浙江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和人民群眾的新期盼,更加認識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極端重要性,作出了建設“平安浙江”的重大戰略決策。“全面推進依法治省”“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等命題和理論的提出,標志著習近平同志的法治思想進一步成熟,表明其法治思想的內在邏輯已足夠清晰、理論體系已基本形成。習近平同志領導的建設“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實踐,為黨的十八大之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和建設“平安中國”積累了實踐經驗、提供了理論準備和制度樣板。
       
        (七)在推進國際化大都市治理現代化中深化法治思想
       
        2007年3月至10月,習近平同志任上海市委書記。雖然時間只有7個月,但其法治思想在這個超大規模國際化大都市治理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深化和拓展。他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市,提高城市法治化水平”的上海法治建設總目標,并就依法執政、權力監督制約、科學立法和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建設、打造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作出了全面部署。
       
        (八)在加強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建設中創新法治理論
       
        2007年10月22日,黨的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習近平同志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其后,他于2008年、2010年相繼擔任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在分管黨的建設工作實踐中,他創造性地發展了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理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民主集中制原則,制定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準則和具體制度,形成了黨在組織建設上的鮮明特征。”“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必須充分發展黨內民主、充分尊重廣大黨員的主體地位,確保黨員按照黨章規定充分行使黨內民主權利;另一方面必須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和活力之源,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基礎。堅持黨和國家的集中統一,維護中央權威,是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內在要求,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習近平同志還充分論述了黨和國家制度體系中民主集中制的顯著優勢。
       
        (九)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拓展法治理論
       
        黨的十七大至十八大期間,習近平同志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協助國家主席進行國事活動,參與了一系列重大外交和全球治理決策,出席了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出訪了50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會見了200多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各界政要、國際組織負責人。他以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戰略思維,著眼于在激烈復雜的國際競爭中不斷拓展我國的發展空間、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深入推進雙邊外交、多邊外交、周邊外交、區域外交、中美(以及中俄、中歐)大國外交、聯合國外交,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朝著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的方向變革。在豐富的外交實踐活動中,習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大國風范的國際治理概念、命題和論語,初步形成了富有時代精神和人類情懷的“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思想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強調“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程中,中國將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華民族將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十)在邁向“法治中國”進程中錘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2012年11月15日,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2013年3月14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是黨和人民作出的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正確決擇。以此為起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新的偉大實踐中,創立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實踐特色和理論風格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最初理論標識是“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法治領域的理論創新成果加以集成,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命題,習近平同志將其表述為“十個堅持”,把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標志著習近平法治思想體系的形成。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正式明確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同志在會上發表了以“十一個堅持”為主要內容的重要講話,全面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建設取得的顯著成就,系統闡述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科學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刻闡明了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點任務、重大關系、重要保障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與“十個堅持”相比,“十一個堅持”在形式上更加完備、在邏輯上更為嚴密、在表述上更為科學。從“十個堅持”到“十一個堅持”,從“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到“習近平法治思想”,既體現了概念的精準化、命題的科學化,又體現了理論體系臻于成熟、內在邏輯更加完善。
       
        二、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邏輯
       
        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立足已知、研究未知、探索新知,既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法治理論的繼承、豐富和拓展,又有許多重大突破、重大創新、重大發展,呈現出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邏輯,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
       
        (一)繼承、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
       
        “在人類思想史上,沒有一種思想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產生了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博大精深,內含著豐富的法治理論。它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深刻揭示了法與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內在聯系、法與國家和政權之間的必然聯系、法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因果聯系、法在不同社會形態和國家形態中的不同功能和價值。他們深入到法現象內部和法實踐之中,撥云見日般地揭示了法的本質、特征及發展規律,推動了法學由“偽科學”“淺科學”到“真科學”“深科學”的革命性變革,使法學成長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他們透徹分析了法律、法治和法學的基本原理,剖析了民主、法治、人權、公正、正義、自由、和平等法治基本價值,提煉出一系列反映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的法理命題、格言和論語,構筑起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創立了科學的法學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論。繼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法的原理與俄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著力探索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推進法制建設,以全新的經驗和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
       
        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習近平同志為自己設定的必修課。上大學前,他就反復鉆研《資本論》等著作,不僅熟稔于心,而且寫了厚厚的十八本讀書筆記。他的一系列著作《知之深愛之切》《擺脫貧困》《之江新語》《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和講話,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文章,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社會革命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融貫著馬克思主義法律觀、民主觀、國家學說、政黨學說、權利義務觀、權力觀、法治價值觀、法治文明論等法治理論。他在許多著作和講話中十分精到地直接或間接地引用過《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中的科學觀點和精辟論述,廣泛汲取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精華。
       
        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要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化的新境界。他指出,我們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習近平同志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法治原理回答時代之問、實踐之問、人類之問,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新境界。我們有充分的理據說,在習近平同志關于法治的重要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得到了充分釋放,人民性和實踐性得到了充分貫徹,開放性和時代性得到了充分彰顯,習近平同志不愧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法治思想的忠實繼承者、堅定捍衛者、偉大發展者。
       
        (二)繼承、創新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法治理論
       
        20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蘊含著豐富的法治理論,諸如國體和政體的理論、新民主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法制的理論、憲法理論、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理論、刑事政策理論等。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是有關國體和政體的理論。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政權、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革命和建設時期,國體和政體問題是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毛澤東思想的法治理論也就集中體現在國體和政體問題上。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等經典著作,科學闡述了國體和政體理論。毛澤東指出:“國體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國體決定政體,政體表征國體。我國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思想的國體政體理論是建立、發展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石和根本指南。
       
        習近平同志始終堅持并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國體和政體理論。首先,他強調了我國國體政體的歷史邏輯、實踐基礎和中國特色,指出:“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提出了關于未來國家制度的主張,并領導人民為之進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進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確立并鞏固了我們國家的國體、政體、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次,他點明了我國國體政體的憲法依據和法理根基,指出:“起到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繪了建立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我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斗爭和根本成就,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最后,他分析了我國國體和政體的顯著優勢和制度效能。一是,能夠有效保證人民享有更加廣泛、更加充實的權利和自由,保證人民廣泛參加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二是,能夠有效調節國家政治關系,發展充滿活力的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三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促進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促進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四是,能夠有效維護國家獨立自主,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福祉,必須長期堅持、完善發展。
       
        關于我國政體,習近平同志還明確提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民主協商制度是我國政體的一大特色”等理論命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體理論。習近平同志關于國體和政體的重要論述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國體政體理論的創新性發展,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理論的原創性貢獻。
       
        (三)繼承、創新和發展鄧小平理論的法治理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透視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歷史性劇變的根源,反思僵化社會主義理論的嚴重缺陷,力挽狂瀾,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鄧小平理論包含豐富的法治思想,諸如,“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我們要在全國堅決實行這樣一些原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等等。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是黨和國家制度理論。鄧小平深刻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三十年間的經驗教訓,并得出一個科學結論,即黨和國家制度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大問題。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鄧小平看來,制度建設、體制改革是一場革命,是與資本主義政治法律制度的競爭,必須以改革精神加強制度建設,“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使我們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來,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習近平同志全面貫徹鄧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深刻把握鄧小平制度理論的精髓和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的戰略思想,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構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體系,使鄧小平制度理論綻放出新的時代光芒。習近平同志對黨和國家制度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刻的論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其主要內容包括: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造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規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制度立國與制度治黨,國家制度是國家治理的制度根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中國特色制度話語與制度思維,構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體系的議題與方法等,為黨和人民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四)繼承、創新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法治理論
       
        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歷史交匯點,以江澤民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科學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包含著豐富的法治理論,且有諸多創新思想,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1996年2月,江澤民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1997年9月,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進一步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并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江澤民還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命題,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根本標志,指出“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他還富有深意地提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習近平同志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實踐中,認真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和奮斗目標,在福建提出“依法治省”,在浙江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省”“建設法治浙江”,在上海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首先,他強調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而提出了法理更為深刻、內涵更為科學、表述更為精致的“全面依法治國”概念,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之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把“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從“依法治國”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再到“全面依法治國”,命題的變化表明全面依法治國的思路越來越清晰、概念越來越精準,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更加重要。其次,他提出“法治中國”的科學命題和建設法治中國的重大任務,“法治中國”比“法制國家”“法治國家”的內涵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深刻、形態更加生動、意義更具時代性。建設法治中國,就是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從“法治國家”到“法治中國”的轉型,意味著我國法治建設的拓展、深化和跨越。再次,他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科學命題,并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總抓手,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中國的必由之路。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的升級,是對法治建設規律認識的又一重大突破。復次,他豐富和創新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理論,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提升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則之一,強調“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最后,他還深刻闡述了全面依法治國的一系列辯證關系,如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民主和專政、發展和安全、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等。
       
        (五)繼承、創新和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法治理論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
       
        科學發展觀包含著豐富的法治理論,蘊含著一系列創新思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法治理論的重要內容。胡錦濤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是在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 “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和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原則,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為發展提供良好社會環境。”
       
        依法執政、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是科學發展觀另一標志性的法治理論。胡錦濤在運用和發展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中,進一步發展了依法治國理論,系統闡述了“依法執政”理論,強調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的基本方式。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同時,他強調指出:“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確立和“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法治理念的樹立,是對依法執政和依法治國關系的深刻認識,是對依法執政科學內涵的深刻闡釋,是我們黨依法執政意識的升華、依法治國理論的重大創新。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科學闡釋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法治理論,實施依法執政,建設“法治浙江”“平安浙江”,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了許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依法治國實踐中,他創造性地發展了科學發展觀的法治理論,并將其推向新境界。習近平同志科學闡明了法治與和諧社會的關系,提出“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的命題,指出,“法治通過調節社會各種利益關系來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法治為人們之間的誠信友愛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法治為激發社會活力創造條件,法治為維護社會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為人與自然的和諧提供制度支持。”同時,習近平同志還創造性地發展了“以人為本”的善治理念,指出法治建設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人民為中心”,法治建設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法治建設依靠人民、為人民所掌握所運用。
       
        習近平同志在堅持依法執政的實踐中,進一步深刻論述了依法執政的戰略地位、重大意義和實現方法。一是把依法執政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本質特征,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二是豐富了依法執政的科學內涵,指出:“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依法執政,具體體現在“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上”。三是將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依法執政基本方式有機結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四是強調依法執政對于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依法治國是我國憲法確定的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國,關鍵在于黨能不能堅持依法執政,各級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五是強調法治建設要體現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把依法執政貫穿于依法治國全過程各領域。六是在法理上充分論證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指出,“憲法……是國家各種制度和法律法規的總依據”“憲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依據”“憲法是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法律依據”。所以,“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發展的理論邏輯,體現了習近平同志守正創新的科學精神,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毛澤東思想的法治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深刻把握、對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理論自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方法升華,前所未有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當代化的大手筆、大格局、大境界。
       
        三、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歷史邏輯
       
        習近平法治思想不僅是在實踐中生成、在理論中升華的思想創造,也是在歷史中傳承和凝練的思想精華。習近平同志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堅持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深度考察了人類社會法治發展的歷史,深刻把握了人類法治進步的規律,深層汲取了中國傳統法治文化和世界法治文明的精華,使習近平法治思想潛涵著深厚的歷史邏輯。
       
        (一)在歷史考察反思中,豐富和創新歷史唯物主義法治原理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注重從歷史考察分析中汲取治國理政智慧、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這在習近平同志身上十分鮮活地體現了出來。習近平同志富有深情地指出:“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基于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習近平同志堅持察古知今、鑒人知己,對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系統考察和深刻反思,為奉法強國、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了歷史依據。
       
        1.對人類法治發展史的洞悉考察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在科學洞悉和系統考察人類法治發展史的基礎上生成的,是對人類法治文明成就的理性提取。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指出,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例如,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最終促成了秦始皇統一六國。漢高祖劉邦同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為其一統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漢武帝時形成漢律六十篇,沿用于兩漢近四百年。唐太宗以奉法為治國之重,一部《貞觀律》成就了“貞觀之治”,以《貞觀律》為基礎修訂而成的《唐律疏議》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他又指出,從世界歷史看,國家強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三千多年前,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即位后,統一全國法令,制定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漢謨拉比法典》,并將法典條文刻于石柱,推動古巴比倫王國進入上古兩河流域的全盛時代。
       
        習近平同志非常重視從中華法治文明演進中深入挖掘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經驗智慧。一是構建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在數千年的文明演進中, 我國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縣制度、土地制度、稅賦制度、鹽鐵專賣制度、科舉制度、監察制度、軍事制度等在內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這套制度和治理體系總體上有效地保障了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社會發展、文明傳承進步。二是發揮大國體制的治理優勢。自秦朝結束分封制、改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以來,單一制的大國體制使國家能夠集中國力和民力治水、屯田、戍邊、治亂,開辟大運河、建設都江堰、構筑萬里長城、無數次成功抵御大規模外敵入侵, 都體現出大國體制的顯著優勢。三是良法善治。唐代長孫無忌制定唐律,法理為基,以禮入法,塑造了德法共治這一中華法系的鮮明特色,形成了源遠流長的良法善治的文化傳統。
       
        習近平同志在深入研究人類法治文明史之后,對法治規律有了更清晰、更全面的認識,得出一系列科學論斷。他深刻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的。相反,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種情況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人類社會發展的事實證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當今世界,法治逐漸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共同選擇,但其具體模式千差萬別。這也表明,法治沒有永恒不變的標準,實行法治只能是根據本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傳統的實際情況,加以借鑒參考,而不能照搬照套。”“從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像英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呈現出來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會演進模式,即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發展需要,經過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內生演化,逐步實現法治化,政府對法治的推動作用相對較小。像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呈現出來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幾十年時間快速推動法治化,政府對法治的推動作用很大。就我國而言,我們要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在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向互動推進法治化。”據此, 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主題,也是隨時代變奏、應實踐發展、受文化形塑的差異文明。這些科學論斷極大地豐富和創新了歷史唯物主義法治原理。
       
        2.對中國近代政治法律制度探索歷史進程的理性反思
       
        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向何處去,在中國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為解決這一歷史性課題,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辛探索。辛亥革命之前,各種變法新政、思想啟蒙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嘗試過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制度模式,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紛紛登場,都沒能找到正確答案,中國依然是山河破碎、積貧積弱,列強依然在中國橫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難和屈辱之中。習近平同志對近代以來中華兒女的艱辛探索、中華民族的發展命運進行了全面反思,指出:不觸動舊的社會根基的自強運動,各種名目的改良主義,舊式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種方案,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都不能讓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穩定下來,也都談不上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只有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法統,結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命運。這些認識生動地提供了開辟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道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法律制度的歷史理據。
       
        3.對新民主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曲折前行的經驗總結
       
        習近平同志善于總結黨和國家歷史上法治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以史為鑒、教育黨和人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奮力推進法治中國建設。20世紀以來,中國先進分子和革命力量在馬克思主義真理旗幟下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致力于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新政權新制度。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在江西中央蘇區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啟了探索建設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偉大征程。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建立了以延安為中心、以陜甘寧邊區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立邊區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則,以參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建立了各級立法、行政、司法機關,創造了“馬錫五審判方式”。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之際,我們黨在東北解放區、華北解放區等地建立了人民政權,組建了具有未來中央人民政府雛形的華北人民政府。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的這些偉大探索為建立新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積累了寶貴經驗。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把在局部地區執政的新民主主義制度建設經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法制,實現了從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統治向人民民主法治的偉大飛躍。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的同時,積極運用中央蘇區和革命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和人民政協的偉大成果,抓緊建設社會主義法制。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規定了我國的國體、政體、國家機構、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實現了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為建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奠定了憲制基礎。之后,我國又根據憲法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并著手起草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然而,后來受各種主客觀因素影響,我們“逐漸對法制不那么重視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法制遭到嚴重破壞,付出了沉重代價,教訓十分慘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定不移地推進法治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重視法治建設,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并將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法治中國,開創了經濟持續繁榮、社會和諧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的新局面。
       
        習近平同志在全面總結和反思中國近現代法治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深刻地揭示出法治與國家前途、人民命運息息相關的歷史邏輯:“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這一論斷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以歷史的證明力和理論的解釋力堅定了黨和人民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強國的信念和意志。
       
        (二)對中華優秀法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習近平同志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法治文明和法治思想,將其精神標識和思想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實現在思維中鑒古知今、在實踐中以史資政。
       
        習近平同志十分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法治文化的傳承、發展和創新。他指出:“我國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在中國法治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精神之中,有許多超越時空、普遍有益、飽含精華、體現法治文明的經典命題和論語,如 “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經國序民,正其制度。”“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君書·更法》)“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準,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等等。
       
        習近平同志對這些優秀文化遺產和法理精華如數家珍、信手拈來,將它們恰到好處、栩栩傳神地引用在自己的講話和文章中,并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而消除了近代以來文化虛無主義對傳統法文化的誤解和曲解,使中華法文化的精髓得到傳承,使法治的中國精神和民族品格得以彰顯。閱讀習近平同志有關法治的論述,之所以感受到其濃郁的文化底蘊、深厚的思想積淀、明快的修辭風格,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廣征博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善于激活優秀傳統法文化的生命,賦予其當代價值和時代意義,讓法治傳統智慧在中國法治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中煥發出時代光彩。
       
        (三)對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擇善而用、兼容并蓄
       
        習近平法治思想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最新成果,又是人類法治文明成果的集成創新,具有全球化背景下法治上的可鑒性、法理上的共識性。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才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他強調指出:“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不等于關起門來搞法治。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
       
        千百年來,世界不同國家和法系中都生成了許多跨越時空的理念、制度和方法,反映了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凝聚著法治的人類精神,諸如依法治理、權力制約、權利保障、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約自由、正當程序、無罪推定等法理命題,以及有關法律、法治和法理的許多學說。在世界不同民族的歷史上都產生過許多杰出的思想家和廣為流傳的經典著作,這些經典著作包含著很多迄今仍有借鑒意義的法治思想精華。習近平同志自知青年代起就博覽群書,博采中外哲學社會科學之智識,汲取人類各領域思想之養分,這使他的法治思想具有更寬闊的知識視野、更厚重的理論品質、更強大的思維力量。習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能在世界舞臺上彰顯話語魅力、思想活力和實踐偉力,正是因為它吸納了世界法治文明成果,凝結著人類共同的治理智慧,分享著極其珍貴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法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出國訪問期間,在講話、報告、會談中時常言及外國思想史的經典人物及其思想學說。他引用過很多外國法學論述、法治格言和法理金句。例如,“盧梭說,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羅馬帝國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滅亡而消亡,宗教隨民眾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等等。
       
        習近平同志在借鑒吸收國外法治理論和法治文明成果時,始終堅持辯證思維,反對不加甄別、全盤照搬、機械復制國外法治思想和學說,指出:“對世界上的優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積極吸收借鑒,但也要加以甄別,有選擇地吸收和轉化,不能囫圇吞棗、照搬照抄,否則必然水土不服。”“不能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我們有我們的歷史文化,有我們的體制機制,有我們的國情,我們的國家治理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也有我們自己長期積累的經驗和優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底氣、有自信,要努力以中國智慧、中國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建設作出貢獻。”
       
        綜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不是偶然的,而是蘊含著深厚的實踐邏輯、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這三個邏輯是內在融貫、有機統一的,共同詮釋著習近平同志在數十年領導實踐中敢于實踐、勇于創新、善于總結的思想創造力,刻畫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恢復法制、完善法制、厲行法治的實踐生命力,彰顯出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爆發力,共同匯合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三個邏輯真實揭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生動的實踐體系、科學的真理體系、包容的文明體系,它的形成發展緣于經驗的沉淀、理性的凝結、歷史的淬煉,其體系構建是實踐的需要、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喚。這三個邏輯串聯起法治思想成長的客觀規律、法治真理發展的一般規律、法治文明進步的共同規律,牽系著偉大領袖的法治情懷、偉大道路的法治真諦、偉大時代的法治精神。沿著這三大邏輯繼續前行,我們必將續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新篇章,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新境界。

      【作者簡介】
      張文顯,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法學學部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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