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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鉤沉法理范疇 傳承法治文化
    2021/5/11 9:01:19  點擊率[30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理學
      【出處】檢察日報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法理;范疇;法治;文化
      【全文】

        □對于法理的價值,在古人的筆下,大體上作了如下幾個重要方面的概括:第一,法理是國家治理的根本;第二,法理是制度得失的判準;第三,法理是官吏尤其是司法官吏的必備素質;第四,法理是司法判案的準據。
       
        □法理或者說法律原理就是法律的總綱和法律的根本,只有熟稔基礎的法理,我們才可望對法律有全面的認識。傳承中國古代的法理文化,探求當代中國法律體系背后的法理,既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定程度上說,法律的歷史既是制度和文化的歷史,也是思想和概念的歷史。中華民族有幾千年連綿不絕的文化,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而構成中華文化傳統之一的法律文化與法律思想,同樣也以“中華法系”這一總體名稱影響古代東亞諸國法律并融入世界法律文明史之中。固然,在中國近代,隨著清末改制而導致的與傳統法律的割舍,制度上多參照大陸法系而建構起近現代型的新型法律制度,然而,歷史并不會隨著新制的出現而消失得無影無蹤,隱含于制度中的法律經驗與法律技藝同樣可以為今天的我們所繼承。“法理”作為一個為中國古人所創造的法學范疇,不僅代表著先賢們對法律背后原理、道理的重視,更代表著中國法律史上以理說法、以理用法的優良傳統。就此而言,鉤沉法理范疇,明確其內核、要義,歸納其功能、作用,揭示其發展、實效,對于更好地傳承中華優秀的法治文化,服務于當代的中國法治建設,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法理在中國法史上的源起及發展脈絡
       
        從現有的資料而言,中國古籍中首次提到“法理”一詞的是《漢書》。《漢書·宣帝紀》云:“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在此,“法理之士”固然是指精通法律的司法官吏,但“法”與“理”并言,則明確了法律的執行并非簡單地依據法條,還得窮理、說理。而在班固《漢書》之后,東漢劉珍等人所著的《東觀漢記》也出現了“以明用達法理”“明達法理”的說法,表明法理業已在漢代成為固定的法學詞組,用以指稱法律及其背后蘊含的原理、道理。承漢代余緒,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言說法理的高峰。僅以正史所載為例,就有幾十處關于法理的言說。曹操的“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告示開其先河,表明當時的統治者業已認識到是否精通“法理”是司法官的基本素質,否則,即不能操生殺大權,任典刑之事。自此之后,“留意於法理”“明練法理”“明於法理”“甚閑法理”“精練法理”“明法理”“雅長法理”在史書上不絕如縷。不僅如此,法理在此時還用來直接言說法律的原理、道理,如“王道貴產,法理尚恩”;也用來作為法律上的處置是否恰當、合理的評價標準,如“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為可”。
       
        隋唐時期,法理一詞繼續在典籍中出現,《隋書》《舊唐書》均有多處關于法理的記敘。唐律中雖無法理一語,但人理、事理、情理、理法則大量出現。并且唐代直言法理一詞者也不在少數,僅以《全唐文》為例,就有27處提及法理,其中“本人情而張法理”“本法理以平人心”的言說,就與我們今日所言的法理意旨相當。宋元時期,法理的論述仍在延續。更加值得注重的是,法理在司法裁判中也被大量引用。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提及的“豈法理之所容”“法理悉當追還”等語,表明以法理來作論斷的司法特色。而“當職于孤幼之詞訟,尤不敢茍,務當人情,合法理,絕后患”的論述,也是對司法官吏須謹守法理的規勸。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理學在宋代興起,“理”成為宋元以至明清最為重要的哲學范疇之一,法理的表述倒并不充分,許多專門的律學著作,也很少見到法理的用語。然而,隨著清末改制,學者們大量借鑒西方法學,法理大量出現在法學文獻中,成為法學研究的高頻詞,從而迎來了中國法學史上言說法理的第二次高峰。當然,由于法理既有中國傳統的基因,又受到國外法學特別是日本法學的影響,所以這時的法理范疇還未完全定型,甚至于和“條理”“學理”“性法”“理法”等并行不悖。論述法理的第三次高峰,則是在1929年民國民法典總則頒布之后。由于法典第1條將“法理”作為法律的正式淵源,引發學者們追溯傳統、比較中外,對法理的內涵、外延、功能、價值及其在司法中的適用進行了數量可觀的著述,也最終使法理定型為專有的法學范疇。
       
        法理的意蘊及其價值
       
        那么,什么是法理呢?遺憾的是,法理一詞在中國古籍中雖被屢屢提及,但卻基本上找不到對法理所進行的正面解釋,以至于專釋古漢語詞匯的權威工具書《辭源》也僅以“法則、原理”“法律、道理”來對法理予以釋義,明顯無法傳達法理一詞所包含的哲理意涵。為此,筆者認為,法理即法律原理,是在綜合各種法律現象的基礎上,由學者所抽象并為社會所認同的有關法律基礎、法律根據、法律判準、法律淵源的基礎性、普遍性原理。自然,這還是一個初步的界定,對于博大精深的中華法文化來說,這一嘗試性的解說遠非足夠,但卻也能大體說明,法理在中國法律文化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基礎范疇,需要進一步進行學理化的闡述和體系化的探討。
       
        對于法理的價值,在古人的筆下,大體上作了如下幾個重要方面的概括:第一,法理是國家治理的根本。據《南齊書》所載,孔稚珪曾上表言道:“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圣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奸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這是對法理所具有的價值、功能最為精煉的概括,依此而言,法理不僅是國家治理的依據,也是實行教化從而使人們遠離奸邪的憑藉。為此,當政者須“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柳宗元文集》卷10),即法理人情兩相兼顧,方能收治平之效。第二,法理是制度得失的判準。如《唐會要》所言:“今縱事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未正。”在此,法理成為評價制度得失的標準,國家各項制度須合“法理之正”。第三,法理是官吏尤其是司法官吏的必備素質。《通典》所載唐代選拔官吏的標準即明言:“不習經史,無以立身;不習法理,無以效職。”質言之,是否熟稔法理以及法理素質高下,是官吏能否得以任命以及所任官階高低的前提。第四,法理是司法判案的準據。在中國古代,“天理、國法、人情”并言,表明最為高明的裁判不僅要遵循國家法律,且要使判決內容上通天理,下合人情。“夫所謂嚴明者,謹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折獄龜鑒》卷8)。為此,“人情法理,兩得其平”(《名公書判清明集》卷8)方為最好的斷獄方式。如果只知照引律條而不考慮個案的特殊情形,司法就難以成為一門正確裁斷人生糾紛的藝術,也無法達到善與美的更高境界。
       
        更加需要提及的是,或許正是鑒于法理在法律中的特殊地位,民國政府1929年頒布的民法“總則編”中,其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其立法理由明言:“法理者,乃推定社會上必應之處置,例如事親以孝,及一切當然應遵守者皆是。法律中必規定其先后關系者,以凡屬民事,審判官不得藉口于法律無明文,將法律關系之爭議,拒絕不為判斷,故設本條以為補充民法之助。”這一立法理由的意義,一是確定了“法理”在法律適用中的地位,雖然其在法律、習慣之后,但仍為法律所承認的補充規范;二是將“法理”解說為“社會上必應之處置”和“一切當然應遵守者”,雖仍較為抽象,但奠定了大致的解釋空間;三是明確了適用法理的意義,在于防止司法人員借口法律無明文規定而拒絕受理案件,以穩定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傳承注重原理、以理說法的中華法學傳統
       
        對于法理一詞的意義,張文顯教授作了精準的概括,言道:“‘法理’作為詞語和概念,體現了人們對法的規律性、終極性、普遍性的探究和認知,體現了人們對法的目的性、合理性、正當性的判斷和共識,體現了人們對法律之所以獲得尊重、值得遵守、應當服從的那些內在依據的評價和認同。法理是一個綜合概念,包容了一切美好的價值元素……”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過程中,吸納和借鑒中國傳統的法理文化,是一個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選擇。如李鐘聲先生在《法理學大綱》中所言,“法理之成為常用名詞,經漢后歷朝文獻記載甚多足征,而且現行法制仍然通用”,而中國古籍中的“法理”二字,即“講中華文化傳統中法律的道理”。不僅如此,民國民法典中的“法理”一詞,雖是從日本法學語匯中的“條理”脫胎而來,然而,以“法理”取代“條理”一詞同樣可以視為是近代中國法制改革中的創新,是中國法制近代化先驅者們的理論自覺。借鑒本國的固有法律傳統,才能真正形成有特色的民族法學。蔡樞衡先生在《中國法理自覺的發展》早就斷言,“自然科學可以移植,法學則不可抄襲。法為國家社會組織之一形式,與本國現實社會有不可分離關系。法學不出于翻譯抄襲之境地,是謂法學亡國;所謂法學文化亦即殖民地文化之別名。今后中國真正的法學文化之建設,似應以法學之國家的民族的自覺或覺醒為起點。”張東蓀先生在《憲法與政治》一文中也有類似言論,他指出:“蓋法制與法理,非存于抽象之空論,乃實在具體之事實中焉。非徒為名理之正確,亦必實際之有效。易言之,即法度必適乎國情也。國情則由歷史而知,歷史示人以將來之趨勢,且示人其結果之將增將減,更以異時異地之現象,為之對比而證明。”此言頗有歷史法學派“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一語的哲理意味。當然,只重視歷史研究尤其是本國史研究一途,自然不是發現法理的唯一路徑,但數典忘祖,不知本國固有法律的法理,同樣也不足取。
       
        固然,時代在變化,社會在進步,中國傳統的法理不完全同于今日的法理,但是,把法理作為法律原理,并以此來解構法律問題與形成法學體系,則是一個值得尊重的法學方法與研究步驟。法律是一個規范性的整體,如不明確其基礎原理,則會因部門的繁多雜亂而茫無頭緒,也會因條文的千變萬化而失其要領。法理或者說法律原理就是法律的總綱和法律的根本,只有熟稔基礎的法理,我們才可望對法律有全面的認識。同樣,法學是一門科學的學問,而學問者,必須經歷從個別到一般的抽象過程,即從個別現象中發現同質現象,再抽取出普遍現象中的共通元素,以對事物作出統一的說明。這就是原理的發現過程。一般學問是如此,法學自然也不例外。法學作為有關法理的學問,并不是對個別法律、個別現象的了解,而是立足于所有法律規范與法律現象之上的原理追問,即研究法律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尋繹法律制度、法律部門、法律規則背后的原理,探求法律規則成立與運作的正當性標準。正因如此,傳承中國古代的法理文化,探求當代中國法律體系背后的法理,既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
      胡玉鴻,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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