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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司法理論中“人民”的多重意涵研究
    2021/5/27 8:14:03  點擊率[1082]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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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司法制度
      【出處】《法商研究》2021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在我國司法理論與實踐中,以人民為中心是一項基本要求,但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擁有多重意涵,包括:法律程序中同質化的“當事人”、社會學意義上分化的“群眾”以及政治學意義上作為正當性來源的“人民”。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以專業化為指針的司法改革中,復雜多樣的群眾被塑造為同質化的當事人。然而,理想的當事人更多停留在概念之中,現實司法中的人民是分化的。在程序中得不到滿足的當事人會借助信訪等途徑恢復其政治身份,退出法律程序之網,也解構了司法公信力的社會基礎。在當前的司法改革中,應該避免“一刀切”誤區以面對真實而分化的社會大眾及其多樣化訴求,重視作為正當性基礎的整體意義上的人民,并借助政法體制實現對人民的實質代表,踐行以人民為中心司法的初心與本意。
      【中文關鍵字】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當事人;群眾;政法體制
      【全文】

        一、司法理論研究的人民維度
       
        “為人民服務”是新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石之一,群眾路線是其基本底色,在司法中體現為“司法為民”的司法政策。[1]“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2]是司法為民的初心和基礎,也是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的必然選擇。黨的十九大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評價司法改革的效果離不開人民的感受,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3]因此,在司法中也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不過,司法理論中人民的意涵是動態發展的,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權利本位和公民邏輯的興起,司法理論中的人民也經歷了從“群眾”到“當事人”的轉變,在以司法專業化和職業化為主導的司法改革中,人民不再是中國共產黨倚重的被動員的革命力量,也不再是需要被司法不斷馴化的法盲,而是責任自負的理性當事人。近些年來,隨著司法責任制等措施的推進,人民法院大踏步地邁向形式主義法治;但與此同時,源自基層、注重調解的“楓橋經驗”也成為司法改革的風向標之一,專業化浪潮中又出現傳統經驗的復歸。對此,本文認為,理解司法政策的變化,需要引入司法的“人民維度”,在司法研究中找回人民。司法理論并非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世界之中,司法研究不僅需要“面對中國”,還要面對中國的人民。[4]將法官與訴訟參與人一并考慮是理解司法的正確方式,蘇力教授將之歸結為司法的“合成理論”, [5]顧培東教授稱之為司法應該尊重“消費者體驗”。[6]不同時期的改革都會訴諸“司法為民”的支持,關鍵是其中理解的人民是不同的,這要求在司法理論的研究中關注人民的多重意涵。人民不僅僅是抽象的概念,更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
       
        在“人民”的多樣化區分中,最基本的分野來自社會經濟層面:人民到底是責任自負的理性當事人,還是“馬錫五審判模式”或“楓橋經驗”視閾中的群眾?不同群體對待法律訴訟的態度不同,統治精英和社會上層更傾向于采取法律途徑解決糾紛,中下層社會階層成員——在數量上占據多數——更信賴黨政機關,進入訴訟之后也更期待法院能夠幫他們維護實質正義。[7]本文將對司法理論中的人民形象進行歸納分類,并對訴訟法理論中的當事人概念與模式進行反思,運用社會分化理論重新認識真實的當事人構成,主張重新激活人民背后的政治意涵,通過借助政法體制下的實質代表機制,以實現對底層群眾司法訴求的維護,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改革進路。
       
        二、法律程序中同質化的當事人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司法工作中,以人民為中心是一項基本要求,傳統上的“人民”被理解為人民群眾,但是在改革開放后40余年的法治建設中,司法之中的人民逐漸被當事人概念所替代。從群眾到當事人的轉變賦予了抵制司法群眾路線以正當性:既然人民已經從落后的群眾變成精明、理性的當事人,司法專業化就自然是最好的選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學術界進一步提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從“人民”到“公民”,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已經打破過去的政治思維慣性,實際上是一場“去身份化”的法律轉型。“八二憲法”激活了公民的概念、明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法理論上“公民”概念的興盛,為訴訟法上“當事人”的出現奠定了基礎,這種變化在實體法中亦有體現,對司法之中人民的全新理解,是經由實體法與程序法共同塑造而逐漸清晰起來的。
       
        (一)“當事人”概念的法律塑造
       
        “當事人”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無論是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經濟活動中的外資企業,還是更為常見的公民個人,在訴訟中都是當事人。對實體法律中自然人的關注使得公民個人獲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進而夯實了程序法中當事人的理論基礎,這一趨勢可以從合同法的立法過程中看出來。改革開放之后,為了給經濟活動提供法律保障,根據主體的不同制定了3部平行的合同法:198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198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和198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3部法律都沒有將自然人放在重要位置,農民彼此間關系也主要借助傳統規范來維持,他們處在熟人關系網絡,而非合同法打造的私法關系中。對于城市居民而言,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海潮”到來之前,辭去體制內工作去經商還不普遍,也很少有動力和能力直接參與經濟活動。進入20世紀90年代,自然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與鞏固,經濟活動也不能因為主體的身份不同而施予區別對待,制定統一合同法勢在必行。[8]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2條明確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其中,自然人已經成功取代法人、其他組織,成為第一位的主體。與此同時,“當事人”借助程序法的塑造成為訴訟活動中最重要的主體。
       
        198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試行)》]2條立法宗旨條款中并未提到當事人的概念,立法者所設想的訴訟參與人還是實體法中的具體形象——“國家、集體和個人”,并未抽象出統一的當事人概念,而且將公民個人排在訴訟主體的末位。1991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2條直接引入“當事人”概念,這條規定一直持續到今天。當然,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中并非沒有當事人概念,只不過并未像今天那樣成為基石性概念;“當事人”一詞在司法話語中的流行可能更晚,直到1997年前后,“當事人”一詞才頻繁地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中。
       
        隨著當事人理念的興起,司法工作的重心也開始發生變化,從為群眾服務轉向協助當事人進行訴訟,司法中的“兩便原則”得以重構。傳統“兩便原則”應對的是民事立法不足、司法遠離人民群眾的狀況,為此需要在司法中貫徹便利群眾的原則;而現在當事人是積極主體,可以獨立提出自己的訴訟主張、完成訴訟過程,司法所要做的只是提供一個平臺。法官承擔的僅僅是服務工作,不需要像過去那樣為民做主地代勞——后者恰恰被認為忽視了當事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如果說以前司法工作中群眾路線關注的是如何能夠節省農民的訴訟支出,很好地“進行”訴訟,新千年后的司法制度所關注的就是如何讓當事人很好地利用司法制度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在前一種語境下,農民被動地進行訴訟,像完成任務一般地經過起訴、立案、審判、執行等系列司法活動;在后一種語境下,當事人“享受”著訴訟的過程,他們“利用”這一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二)當事人主義的隱秘邏輯
       
        現代法治所期待的是同質化的公民,農民或市民的身份區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合同法》規定的“自然人”,都是《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法官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的訴訟請求,以此減輕法官區別化對待的工作壓力。理想的當事人具備訴訟能力,責任自負,在“案多人少”的壓力之下,司法決策層更有動力將舉證責任轉嫁給當事人,這從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便可初見端倪。《若干規定》不僅縮小了法院依職權調取證據的范圍,而且對當事人舉證施加了較為嚴格的舉證期限并規定了證據失權規則。民事訴訟理論將從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的轉變視為一種歷史趨勢,責任自負是現代當事人的核心特征,其基本假設是當事人具有訴訟能力,對群眾進行訴訟的過分照顧反而是沒有突出當事人的訴訟主體地位的錯誤思想。民事訴訟中的三大原則——處分原則、辯論原則、法院調解原則——都折射出自我責任的法理,法官不應該替當事人決定,“當事人擁有判斷自己利益的信息優勢,應自主作出選擇”。[9]當事人不再被動接受法院和法官所提供的法律服務,而是訴訟過程中能動的主體,是平等的訴訟參與人。
       
        當司法褪去職權主義色彩之后,舉證責任改革使得當事人承擔起更為沉重的訴訟責任。法官致力于雙方當事人積極舉證基礎上的中立裁判,“訴訟雙方當事人都充分行使訴訟權利,相互對立地舉證、質證和進行辯論,有利于法官居間問案,兼聽則明,公正裁判”。[10]司法改革中的許多措施也推動了理想當事人的成熟,《若干規定》施行后,出現了千方百計甚至不擇手段(收集證據)的訴訟當事人。新的法律逼著當事人在法律話語中成為只顧法律的“壞人”。[11]這樣,進入司法之中的“當事人”就必須具備風險意識:你可以千方百計地收集證據,但是你不能錯過舉證期限;法院為人民服務,但是不會保護不及時行使權利的當事人。司法的“為人民服務”與“為當事人服務”存在實質區別,更不能也不應該遷就和保護當事人訴訟不當的行為,不能因保護個別不正確及時行使訴訟權利的當事人而犧牲法律的尊嚴,影響法院為人民服務的整體效應。[12]法院對訴訟當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具備舉證能力,并且會“及時、充分、全面”提供證據。
       
        然而,當事人主義的理想當事人更多停留在設想中,《若干規定》并不能解除法官判案的實質負擔。雖然有些法官對《若干規定》持“興奮和歡迎態度”、理論界對此“比較肯定”,但審判一線經驗反饋來的是,“在現今當事人法律素養不高的情況下,規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證據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過于理想化”。[13]在社會轉型帶來的司法壓力下,和諧社會框架下的法官不得不轉變立場,執行《若干規定》的態度從剛性轉為柔性。在具體司法過程中,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和法官調查取證的案件數量增多,也更為容忍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和變更訴訟的請求;[14]尤其是對于對案件有重要影響的證據,即便過了舉證期限,只要在做出裁判之前提出都予以認定。因此,當事人概念在話語與實踐之間產生了一定的背離,有學者認為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因“市場向右,社會趨左”而面臨內在張力:市場經濟鼓勵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但是政治和社會管理則傾向于職權主義,為了彌合兩種模式的分歧,未來的民事訴訟制度發展方向應該是“以職權主義模式為主,兼采當事人主義模式”的“第三條道路”。[15]
       
        理想當事人在不同地區出現的速度也不同。在將群眾改造為當事人的過程中,在農村培育法治精神比城市更為困難,法治情感的培育、當事人的角色期待不是法律一規定就能立即塑造成功的,而是需要借助各種手段去培養法治的素養和信仰,在此過程中關鍵是不能毫無原則地向人民群眾的非法要求妥協,“人民的利益需要有序的法律秩序來保障,需要法官通過高超的審判水平,找到既合法又會產生最佳社會效果的契入點來科學處理案件”。[16]按照通常的理解,只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法院借助高超的審判水平,才能真正維護人民的利益,實現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也就是說,群眾的落后意識需要向先進的法律理念靠攏,村民們樸素的權利意識必須要符合法律條文的規定,唯此才有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司法給人民群眾提供的司法產品不以受眾是否理解為改變,因此“秋菊的困惑”不重要,甚至官司的輸贏本身也不重要,“秋菊的官司輸也好,贏也好,都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影片向我們展示了改革時代覺醒之后的農民形象”。[17]在全新的學術話語中,為權利而斗爭的“秋菊們”就是我們期待的樣子。在樂觀的法治主義浪潮背后,法院和法官眼中的人民群眾的形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期,無論是人民法庭的工作對象,還是告訴立案程序中減輕人民訴訟負擔的對象都是農民,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后,法院系統也很快有了配套的政策,希望在訴訟活動中減輕群眾的負擔。[18]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發生了重組,進入訴訟的主體也不再以農民為主體,法官眼中的人民不再是農民,而是合同法中的自然人或法律擬制的法人,他們都是當事人。覺醒的群眾應該有能力自己“為權利而斗爭”,權利話語的興起使得維權成為司法重要使命。在人民群眾利用法律的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他們已經接受了現代法律的規訓——做一名合格的當事人,這便是現代法治的隱秘治理邏輯所在。[19]
       
        三、社會學意義上分化的群眾
       
        當事人主義需要建立在嚴格的條件之上,如國民的收入水平、公眾的文化素質與法律知識、法官和律師隊伍的水平,等等。當下這些條件還不完全具備,我國依舊存在大量的不太理解法律、徘徊在法律之門外的當事人。當弱勢群體無法在訴訟中找到令自己信服的解決方案時,他們必定會訴諸其他方式,這突出表現為民事一審案件受案量的下降和信訪數量的上升。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專門提到涉訴信訪高漲的問題,涉訴信訪主要與底層群眾有關,程序主義無法化解的就是這些“不懂法”的人的訴求,有研究發現,“申訴上訪人員絕對多數都是社會底層的群眾,許多人還是文盲或半文盲……”[20]從精英主義視角出發理解我國的法民關系,忽略了我國司法中大多數的“人民”是普通人,如果普通民眾持續地無法參與到訴訟過程中,那么最終會導致司法公信力的流失。[21]對于底層群眾而言,當無法在精巧的訴訟程序中獲得實質正義時,他們就會通過信訪等方式向法院之外的政治機構尋求幫助,即便司法程序已經終結。重建司法公信力的核心,恰恰也就在于重新發現司法之中真實的人民,傾聽其呼聲,尊重其訴求,唯此才能再次將他們帶回到司法程序的網絡之中。這項工作的第一步便是要認識到:司法之中的人民是高度分化的。
       
        (一)當事人的真實社會構成
       
        法治話語塑造的理想當事人在現實中并不是唯一的,真實的訴訟參與人是具體的人,不同訴訟參與人在司法中的訴求也迥異。并非所有進入到訴訟中的人都是理想的當事人——他可能不懂法律、可能沒有能力查找所有的證據。理想當事人要求當事人尊重司法裁判的權威,但是在現實中,當事人并不一定會接受公正審判后對其不利的判決,這種角力會反映到具體問題上來,如送達制度。民事訴訟中的送達制度預設了當事人對訴訟過程的理解、認可與配合,理想當事人在收到法院的送達時會主動配合、推動訴訟過程的進展,然而現實中的當事人并不全都接受這套程序主義的預設。有研究發現,當事人一再拋開責任自負的當事人形象及其應該承受的負擔,借助群眾路線等政治話語,以上訪等方式來對抗法官的專業裁判,最終使得黨政機關采取涉訴信訪等政治的方式予以“兜底”式解決。[22]進入21世紀以來,司法公信力并未隨著專業化、職業化的加強而提升,這提醒我們,中國司法所面對的人民不是西方那樣的法律人職業共同體,而是普通大眾。當事人社會身份的差異,必然會影響他們對待訴訟的態度。
       
        在當下公布的司法統計數據中,當事人的社會構成情況并沒有得到顯示。盡管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社會身份等信息在立案時被采集,但是并未被納入表層數據中,因此幾乎不能直接從現有的統計數據或查詢系統中檢索到,只有使用技術手段對底層數據進行挖掘才可能獲得。
       
        在裁判文書網公開的裁判文書中,當事人的社會情況(如職業信息)一般也會被隱去,要獲得當事人的社會構成情況,只有通過對卷宗進行分析統計才有可能獲得。[23]例如,有研究者對某基層法院的360件離婚案件的卷宗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原告的職業分布情況如下:農民127件(35.3%)、工人81件(22.5%)、無業86件(23.9%)、公司職員18件(5%)、教師8件(2.2%)、公務員8件(2.2%)、其他從業人員32件(8.9%)。[24]不同職業的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表現存在重要差別,直接影響其收集證據等方面的訴訟能力,尤其是當事人經濟能力與社會身份上的差異,會顯著影響他們在聘請專家輔助人出庭方面的選擇。[25]
       
        訴訟參與人的真實社會構成的影響在行政訴訟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在已公布的司法統計中行政訴訟的信息比較翔實,恰好能夠為本文提供一定的印證。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公布的司法數據中比較容易獲得的“2008年全國法院審理民事/刑事/行政一審案件情況統計”為例,民事案件僅僅粗分為“婚姻家庭、繼承案件”“合同案件”“權屬、侵權案件”3類,刑事統計數據主要是根據刑法分則章節進行分類。這種分類方式也影響了學術研究中的研究框架。例如,有實證研究在比較不同民事訴訟的調解率時,正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3類劃分為基礎,并發現婚姻家庭類案件的調解結案率遠高于合同類案件,而合同類案件又高于權屬侵權類案件。[26]相較之下,行政訴訟的統計數據最為詳細,不僅根據領域劃分為公安、資源、城建、工商、技術監督、環保、交通、勞動和社會保障、鄉政府、其他共10類,而且對案件的審理結果還細分為維持、撤銷、履行法定職責、確認違法無效、賠償、駁回起訴、撤訴、行政賠償調解共8種。[27]行政訴訟“民告官”的特殊設計使得學界特別關注行政訴訟的當事人、勝訴率等問題,不少學者研究過行政訴訟的原告構成問題,企業和公民參與行政訴訟的行為模式和追求有著很大區別,并不能簡單地以“當事人”“行政相對人”等抽象概念等而視之。一般而言,企業財力雄厚、訴訟能力強,而公民訴訟能力弱很多,因此我們在分析行政訴訟的案件數量、勝訴率,或者為行政訴訟提供改革建議時,需要具體分析行政相對人的真實構成,行政訴訟中當事人的分類與分化,為本文所關注的當事人的社會分化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證。[28]
       
        (二)分化群眾的不同訴訟期待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對原先的社會基礎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中國社會中原本統一的人民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分化成為21世紀以來社會發展變化的主要特征,也成為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命題。各個階層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格局錯綜復雜,彼此的社會訴求和法律主張時常處于沖突之中,尤其是在難辦案件中圍繞熱點、難點的爭鋒其實是社會沖突與矛盾在司法中的映射。[29]總的來說,中國逐漸形成兩個差異明顯的社會階層:一方是通常理解的中國老百姓,主要的生活來源是體力勞動所得,日常生活中的糾紛主要是婚姻家庭糾紛、土地糾紛;另一方是以政府雇員、專業技術人員、中高級知識分子、企業家為代表的中國人民,他們有知識,從事腦力勞動,常見糾紛集中在財務、知識產權、貿易糾紛和與政府的矛盾,這兩重意象構成中國法院的“雙城記”。[30]
       
        一般而言,馬錫五審判式的司法群眾路線更加適用于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特別是偏遠的農村地區;而城市地區的司法更需要正規化、專業化和技術化,“現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適用于城市社會、工商社會、陌生人社會”, [31]農民的訴求和習慣并不能夠被同樣地代表,當某些人民群眾還無法收集證據、制定預案、參加訴訟的時候,正規化、規范化和復雜化的訴訟程序所打造的司法門檻,必會將這部分當事人拒于法律之門外。
       
        在法學的通常理解中,正當法律程序乃是為了消除具體當事人與抽象規則之間的差異和距離,以實現程序公平,但實際效果卻有可能相反。如果強行按照現代法治的方式來推行訴訟,形式平等背后可能隱藏著更大的實質不平等,現代審判制度顯然是帶有強烈指向性色彩的,不同司法模式針對的人民群眾是不同的,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差距仍未消除,我們很難將中國視作同質化的整體來看待,因此有學者提出以“二元化”模式去理解中國的調解制度。[32]
       
        分化人民的司法需求都應該得到滿足,然而,我國的司法改革大部分時候采取的則是“一刀切”標準,推行對社會精英有利的專業化改革。人民的真實差異被抽象的“當事人”所掩蓋,抽象的司法為民政策施于分化的人民群眾,帶來迥異的司法效果,已經有不少實證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例如,就訴訟能力的差異而言,訴訟中有能力的一方更具有可能性去影響判決,商事案件中的企業當事人比公民個人更有能力通過法律之外的方式影響法官,進而爭取對自己有利的結果;[33]而從判決結果來說,政府部門在訴訟中享有明顯的有利地位,更可能獲得有利判決,而農民則處在最不利的地位上。[34]這一點在行政訴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行政訴訟中存在著“案件數量少、判決結案率低、原告勝訴率低、撤訴率和駁回起訴率高、上訴率和申訴率高”等難題。[35]
       
        失語的社會底層群眾會以各種方式反饋或者抗爭,進而導致人民法院自身的合法性危機。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6次出現“群眾反映(強烈)”,群眾反映的問題是什么?通過檢索發現,群眾的不滿集中在法院辦案超期、“告狀難”、基層法院和派出法庭審判質量和效率低等問題上。也就是說,如果司法不能為他們提供“看得見的正義”,他們將會采取諸如信訪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導致司法政策大幅度地向“司法為民”這一傳統話語回歸。其實,當事人很多時候將法官當作“父母官”,希望法官能夠超越中立被動的裁判者身份,為他們帶來實質正義——無論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還是接受較高水平教育的人,都是如此。[36]
       
        四、政治學意義上整體的人民
       
        理想的同質化當事人是由形式主義法治所塑造出來的,更多停留在概念之中。揭開當事人的面紗后就會發現,司法之中的人民有著多重面孔,他們是由豐富的社會主體所構成的:社會學層面的多元、分化的群眾才是司法之中人民的真實形象。在法律程序中失語的大多數并不會在政治上失語,對司法不滿的當事人會繼續通過其他方式尋求正義,導致信訪、上訪的劇增,也在司法活動中帶來了判決結案的限縮和法院調解的回歸,進而形成判決與調解之間的“鐘擺”。[37]一旦跨出司法范疇進入到上訪、信訪領域,人民群眾就重新獲得了政治的形象;借助信訪解決糾紛補充了司法的程序正當性,重新釋放了我國政制中的各種正當性資源。[38]由此我們也發現了司法理論中人民的第三重形象:作為正當性來源的整體意義上的人民。在司法理論中,法律效果指向案件的訴訟當事人,社會效果指向群眾的認可,政治效果指向政治正當性的維持。從司法研究的人民維度來說,則是要實現從個人、群體向政治上的人民的轉化,這一變化需要借助司法和其他政法制度的不斷塑造。
       
        (一)從群眾向人民的司法塑造
       
        政治學意義上“人民”并非僅僅將人民聚集起來而已,正如法國哲學家盧梭所指出的,沒有形成政治共同體的一群人僅僅是“聚集”,只有借助公共幸福來馴化私人的利益后,才有可能形成“結合”。[39]這種共同性塑造是盧梭理論中“公意”形成的基礎,也是依據盧梭社會契約理論建立國家所必須經歷的一個前提塑造。[40]在我國的政法體制中,個人是集體的一部分,但集體不是個人的簡單相加。以工人階級與單個工人的關系為例,盡管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的主人翁,但是普通勞動者的訴求很有可能超越甚至違背公共利益。作為整體意義存在的“工人階級”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面對具體的工人——搬運工人、建筑工人、女性工人、國有企業工人、私營企業工人——的時候,只有經過社會主義的政治塑造,才能夠將分化的工人打造成作為主人翁的工人階級。[41]
       
        本文所討論的司法理論中的人民亦是如此,分化當事人的利益也必須借由相應機制的凝聚,這既是從社會層面的群眾向政治層面的人民轉變的關鍵,也是避免抽象、泛泛談論人民而失焦的一種必然選擇。“人民”和“群眾”都指人口中的大多數,兩者的區別在于,人民是一個政治概念,帶有總體性含義;群眾更多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包含多個社會階層,包容著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訴求,在“群眾路線”等用法中,整體的群眾也具有政治含義。在社會主義的政法實踐中,群眾動員不僅是手段,還是價值本身的要求,通過對底層的調動實現了對人民的改造與教育,使他們能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司法理論中政治意義上的抽象“人民”也只有借助政治塑造,才可能實現從具體個人向整體人民的轉變,這在我國政法體制中的體現也較為明顯。
       
        傳統中國人沒有集體意識,依賴家庭家族,將分散的中國老百姓納入國家的制度和法律之中將單個的人轉變為整體的人民,乃是現代國家建設的重中之重。在司法理論與實踐中,我們發展出了較為成熟的轉化手段,借助精巧的組織、動員技術,不僅將單個人納入國家的治理網絡中,還實現了對他們的政治塑造,這種操作早在陜甘寧邊區的司法實踐中就已經存在: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代表的司法群眾路線最終服務于爭奪民心和話語權的戰略,進而成為復雜治理網絡的組成部分,形成了“中國法律的新傳統”。[42]在革命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司法為政治秩序的重構提供了精巧的技術性手段,如人民法庭為消滅、改造地主階級提供了權力容器,借此黨所培養的新社會精英取代了劣紳在鄉村的統治,從而鞏固了黨在鄉村的社會基礎。[43]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曲折法治發展進程中,法律在人們生活中的影響一度被壓縮至很小的范圍,改革開放后法治建設的目標,便在于通過司法將國家權力的觸角伸到基層,借助“送法下鄉”完成現代國家建構這樣的宏大命題。其中,人民法庭提供了可接近的司法服務,20世紀90年代人民法庭工作的重點就在于調整法庭的布局,設置告訴、申訴接待點,方便人民群眾將糾紛轉入法律程序之中,通過巡回審判、就地開庭等形式將法律產品送到農民的家門口,解決群眾“告狀難”問題。[44]在此之前,還有一個前提性工作需要準備,即要讓人民群眾有了糾紛之后能夠想到法院而不再依賴于鄉村精英的調解。塑造國家的而非地方自治的司法審判的管轄權,乃是國家建構的基礎,這也是將近一千年前諾曼公爵入主英倫后、推行巡回審判背后的政治技藝所在:借助王室中央司法的壓倒性優勢,逐漸取代貴族領地、郡和自治市的古老的地方法庭的管轄權。[45]
       
        在轉變農民意識的過程中,公開審判是一種具有劇場效應的普法舞臺,公開審理不僅解決了兩造的爭議,還給旁聽群眾帶來了一場生動的法制教育課。例如,湖南省臨澧縣人民法院曾經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里就公開開庭近4000次,旁聽群眾達12萬人次,“起到了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46]在法制教育課堂上,群眾的司法需要借由法律構建起來,人民可以獲得服務的方式和手段也受到法律限制,在“教魚游泳”式的普法過程中,不斷地制造“法盲”、教育“法盲”,使得人民群眾最終成為現代司法中被馴服的參與者;在為人民群眾送法上門的同時,也將人民群眾納入到法治精密的治理網絡之中。[47]
       
        (二)司法對人民的實質代表
       
        在社會分化的背景下,不同人的法律世界觀差異巨大,許多案件借助網絡等形式獲得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在社會轉型和分化所導致的紊亂的法律世界觀中,無論是宏觀的司法政策還是微觀的司法判決,都不應該貿然行動、撕裂社會,而是應該滿足民眾對公正的心理需求,以此彌合社會與法律的差距。司法應該發揮橋梁作用,借助司法審判,使得抽象的立法與具體的個案得以結合,并且在追求司法的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過程中,反饋立法本身,由此實現多個維度的意義整合。借助司法的橋梁作用彌合分化當事人的司法訴求,就是要將人民從同質化的理想當事人想象中解放出來,尊重社會底層的司法訴求,這既是做到司法為民的政策要求,也有新媒體時代的現實考慮。網絡的發達使得信息的流通更為扁平化,底層群眾的呼聲不僅能夠傳播到全國,而且更有可能引起人民對司法的普遍質疑。在這個意義上,司法所追求的“人民”的政治認可,關鍵在于回應底層群眾時而溢出司法程序之網的訴求。
       
        在分化的人民群眾中,一般認為具有較高法律素養的理想當事人更多居于城市,普通大眾更多生活在邊遠的農村和城市邊緣,進而形成“中心-邊緣”格局。隨著網絡新媒體技術的進步,法治的邊緣與中心之間的關系會發生轉變,發生在邊遠農村的司法不公事件經過網絡上的民意發酵之后,反而更容易成為牽動全國人民的焦點事件。社會學的研究發現,社會轉型時期的“強弱”糾紛非常容易因為同情弱者的普遍情感而被轉化為道德命題,弱者的反抗更有可能成為壓垮司法公信力的最后一根稻草。[48]在新媒體時代,對遙遠山區的一個敏感案件處理不妥,很快就會導致對中心或全局性的司法的不信任,這也是發生在云南的“李昌奎案”告訴我們的,技術的進步大大縮短了空間的距離和溝通的時間,中心與邊緣的區分不再那么明確和嚴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律精英所維系的法治夢想必須有底層群眾的參與才能得以繼續。“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不僅僅是黨的政治承諾,更是維持司法公信力的基石所在,這就需要具體地面對真實的、多樣化的案件當事人。
       
        現代法律是一種“去身份化”的裁剪術,司法程序抹掉了“人民”概念背后的那些雖然重要但沒有法律意義的民族、種族、貧富、教育程度、職業等因素,從紛繁復雜的客觀事實所構成的生活世界中抽象和構建出一個關系清晰、邏輯嚴密的法律事實之網絡。[49]然而,統一的法律條文或精巧的法教義學無法裁剪現實的世界,看似平等對待的法律條文在司法運作中很有可能造就實質不平等的結果,權利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會弱勢群體勢必會求助于法律之外的途徑,造成社會失范的風險和司法公信力的危機。司法改革需要更為重視被忽視的弱勢群體、底層群眾,以實現“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在司法理論和實踐中,如何借助中國司法制度的優勢資源實現對群眾的實質代表,實現對多樣化人民的事實上的尊重?當前可以采取的具體措施大致包括以下兩個層面,即宏觀上要求司法政策上的調整,平衡專業化司法與調解等技術之間的關系,避免“一刀切”誤區;微觀上則要求在具體的司法審判中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
       
        首先,在宏觀上,需要執政黨的司法政策來協調和平衡,如在判決與調解之間鐘擺的司法政策,便是為了回應不同的司法需求,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能動司法與大調解需要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層級的法院找準自己的定位。[50]隨著司法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司法政策方面需要微調,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得專業化審判之外的調解或其他糾紛解決方式能夠發揮作用。執政黨通過司法政策力求做到對司法之中的弱者提供幫助,避免精英化程序主義造成的專業壁壘,以便在最終的司法效果上能夠實現大體上的平等。就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而言,需要避免“一刀切”的策略。在此輪司法改革中增加政策彈性,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如在員額制等改革中更多考慮各地差異。總之,需要轉變行政化思維和“一刀切”的工作方式。[51]
       
        其次,按照當事人主義的邏輯,當事人自擔風險,法院按照法律條文的規定判決即可,而現實中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差異太大,有些人不善于在專業化審判中發聲,或者根本沒有經濟實力聘請律師,司法過程如何考慮這些沉默的人民群眾的訴求?從2009年開始直至今天,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中,“群眾”一詞的使用頻率雖然有起伏但總是高于“當事人”一詞的使用,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群眾”一詞出現34次,而“當事人”一詞僅僅出現8次。程序主義所設想的同質化當事人被“群眾”一詞替代,法院在面對群眾時所追求的目標顯然超越了單純的法律效果,而是向社會效果、政治效果溢出,這種超越法律主義的訴求在具體案件中更多是由審判委員會實現的。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在具體的難辦案件中,由審判委員會來代表無法在精巧的司法程序中發聲的“沉默的大多數”的訴求,借助審判委員會應對法律條文難以消化的“硬核”,以輸出一個符合法律規定并使人民群眾滿意的判決書,最終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52]
       
        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體系需要更為重視對欠發達地區的反哺,以化解城鄉二元結構難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化配置,法治在化解利益沖突、助力社會的平衡發展中的意義不容小覷。[53]司法之所以要為弱勢的當事人考慮,就是要完成對弱者的平等對待,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進而實現司法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最終通過對民意的代表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正當性構建。[54]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具體的民事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之間在財力、人力及訴訟機會上存在差異,司法者就必須采取措施消弭這種不平等,站在窮人的立場上講話”。[55]這種“矯正”式司法在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的背景下更具有現實指向性,在司法專業化大趨勢下,對司法正當性提出挑戰的更多是難以適應精巧法律程序的底層群眾,對于司法政治正當性的構建而言,更重要的就是去回應底層群眾的訴求,在形式平等之外追求社會實質平等,關注難入法律之門的社會弱者,這也是社會主義政法體制的應有之義。
       
        五、結語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見證了學術界打造公民和塑造當事人的潮流,多元、異質化的群眾概念讓位于當事人主義塑造出的同質化當事人形象,這一塑造過程是在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合謀”下完成的。在當事人主義的強勢話語中,責任自負的理想當事人契合了民事訴訟的三大基本原則,符合現代法治的基本預設。但是理想的當事人在現實中遭遇困難,居高不下的涉訴信訪量從側面反映出專業化司法所帶來的問題,在司法程序中無法獲得滿意解答的人將求助的目光從法院系統轉移到黨政機關,重新化身為政法體制中的人民。因此,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中還是在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中,我們都需要恢復人在社會學和政治學視野下的含義。
       
        發現司法實踐中的人民與訴訟理論中當事人的脫節、探討和反思當事人主義,并不意味著否認當事人主義的價值和功能。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理性當事人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現代當事人的誕生與塑造不是在瞬間完成的,在新舊轉化之間,需要注意避免類似“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56]的問題,需要正視當下司法所應面對的多面化的人民,夯實中國司法的人民性,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的初心與本意。

      【作者簡介】
      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
      【注釋】
      [1]參見陳頎:《“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哲學》,載強世功主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4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4頁。
      [2]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頁。
      [3]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頁。
      [4]此處借用蘇力教授的一個提法。參見蘇力:《面對中國的法學》,《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年第3期。
      [5]參見蘇力:《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論》,《清華法學》2007年第1期。
      [6]參見顧培東:《人民法院改革取向的審視與思考》,《法學研究》2020年第1期。
      [7]參見程金華、吳曉剛:《社會階層與民事糾紛的解決——轉型時期中國的社會分化與法治發展》,《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2期。
      [8]參見梁慧星:《統一合同法:成功與不足》,《中國法學》1999年第3期。
      [9]李浩:《民事訴訟法當事人的自我責任》,《法學研究》2010年第3期。
      [10]《落實司法為民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依法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研討會”摘要(上)》,《人民法院報》2004年6月21日。
      [11]法律的“壞人論”出自美國法學家霍姆斯。See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Pathofthe Law, 10Harvard Law Review, 457(1897).
      [12]高洪賓、何海彬:《論民事訴訟舉證時效制度之確立》,《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
      [13]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施行情況的調研報告》,《人民司法》2007年第15期。
      [14]參見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執行情況的調研報告》,《人民司法》2006年第10期。
      [15]參見王福華:《民事訴訟的社會化》,《中國法學》2018年第1期。
      [16]馮少勇:《司法為民:新世紀法院工作的第一要務》,《人民法院報》2003年11月15日。
      [17]李彥生:《喜看秋菊民告官》,《人民司法》1993年第2期。
      [18]參見江蘇省興化市人民法院:《在告訴立案中減輕農民訴訟負擔》,《人民司法》1994年第2期。
      [19]參見強世功:《懲罰與法治:當代法治的興起(1976-1981)》,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210頁。
      [20]馬一平:《對涉訴上訪的調查與思考》,《人民司法》2006年第8期。
      [21]參見凌斌:《“法民關系”影響下的法律思維及其完善》,《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
      [22]參見陳杭平:《“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再考察:以“送達難”為中心》,《中國法學》2014年第4期。
      [23]這一信息主要來自與B市H法院Z法官、F法院J法官和S省X市中級人民法院F法官的訪談。
      [24]參見李洪祥:《離婚婦女婚姻家庭權益司法保障實證研究——以吉林省中等發達地區某基層法院2010-2012年抽樣調查的離婚案件為對象》,《當代法學》2014年第5期。
      [25]參見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廈門大學法學院聯合課題組:《新民事訴訟證據司法解釋的執行與完善——廈門市兩級法院執行<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情況的調研報告》,《法律適用》2003年第4期;左衛民:《刑事辯護率:差異化及其經濟因素分析——以四川省2015-2016年一審判決書為樣本》,《法學研究》2019年第3期。
      [26]參見張嘉軍:《民事訴訟調解結案率實證研究》,《法學研究》2012年第1期。
      [2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的“權威發布”中的“司法數據”欄目,http://www.court.gov.cn/fabu-gengduo-21.html, 2020-04-21。
      [28]參見邵六益:《政法與法政:司法話語的變遷(1998-2008)》,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16年,第104~147頁。
      [29]參見顧培東:《公眾判意的法理解析——對許霆案的延伸思考》,《中國法學》2008年第4期。
      [30]See Xin He, A Tale of Two Chinese Cour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39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384-409(2012).
      [31]蘇力:《為什么研究中國基層司法制度——<送法下鄉>導論》,《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32]參見熊浩:《論中國調解法律規制模式的轉型》,《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
      [33]See Minxin Peietc., A Survey of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Shanghai Courts, in Randall Peerenboom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China: Lessons for Global Rule of Law Promo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33.
      [34]See Xin He and Yang Su, 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in Shanghai Courts?10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120-145(2013).
      [35]參見何海波:《困頓的行政訴訟》,《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36]參見馮晶:《支持理論下民事訴訟當事人法律意識的實證研究》,《法學研究》2020年第1期。
      [37]參見邵六益:《悖論與必然:法院調解的回歸(2003-2012)》,《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38]參見彭小龍:《涉訴信訪治理的正當性與法治化——1978-2015年實踐探索的分析》,《法學研究》2016年第5期。
      [39]參見[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7頁。
      [40]參見邵六益:《同質性:盧梭公意思想中的隱匿命題》,《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41]參見邵六益:《社會主義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開放時代》2020年第5期。
      [42]參見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30頁。
      [43]參見孟慶友:《人民法庭對紳權的轉化和替代》,載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8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9頁。
      [44]直到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才明確規定不再新設人民法庭,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加強人民法庭工作的決定》。
      [45]參見[比]R. C.范·卡內岡:《英國普通法的誕生》,李紅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6頁。
      [46]湖南省臨澧縣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公開審理的五大好處》,《人民司法》1989年第11期。
      [47]參見馮象:《政法筆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增訂版,第96~106頁。
      [48]參見張靜:《被單位吸納的階級》,《文化縱橫》2012年第3期。
      [49]參見孔祥俊:《論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政法論壇》2002年第5期。
      [50]參見蘇力:《關于能動司法與大調解》,《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51]參見李擁軍:《司法改革中的體制性沖突及其解決路徑》,《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
      [52]參見邵六益:《審委會與合議庭:司法判決中的隱匿對話》,《中外法學》2019年第3期。
      [53]參見劉須寬:《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原因及其應對》,《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11期。
      [54]參見邵六益:《在政治性與法律性之間:“司法為民”的再解讀》,《西部法學評論》2014年第6期。
      [55]王福華:《民事訴訟的社會化》,《中國法學》2018年第1期。
      [56]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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