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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aul B. Miller:法人目的在行為、責任歸屬和法人人格構建中的作用
        2021/6/3 15:06:24  點擊率[271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律教育
          【出處】對外事務辦公室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Paul B. Miller
          【全文】

            2021年5月26日,北京大學法學院全球教席學者、美國圣母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私法項目主任Paul B. Miller教授以“法人人格、目的和責任”為主題開展了線上學術講座。講座由北京大學法學院許德峰教授主持,校內外百余名師生參與其中,并積極與Miller教授互動,活動反響熱烈。
           
            本文以文字實錄的方式呈現講座核心要點。
           
            Paul B. Miller:在美國,對法人人格和目的的上一次嚴肅討論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而在當下,美國社會再次開始關注和討論法人的社會目的問題,即法人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意義是什么?法人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以及法人社會身份對自然人社會身份的影響也成為了重要議題。比如,公眾越來越希望法人對社會、環境和政治進步發揮作用;但同時也對法人過多地參與政治感到警惕。上述話題當然已經不局限于法律領域,但美國公眾往往期待法律為此提供答案。然而,對于美國的法律,許多人存在錯誤的假定。一種錯誤的假定是法律能夠使法人具有某種單一的社會目的,但這是不真實的。美國法律允許法人作為個體獨立地從事行為,歸屬于不同種類(慈善、商業、政治等),并為自己確定特定的目的,因此,比起籠統地追問什么是法人的目的,關注一個特定法人的目的是更好的思考方式。
           
            相較于在政治、道德等其他語義背景下的含義,法人的法律意義是最原初的。原因在于,法律使法人獲得了社會身份并能夠從事行為,進而法人才可能在政治或道德意義上成為主體。
           
            法人人格具有真實性,因為法人現實地可以作為主體從事行為。但法人人格又是虛構的,因為是立法者決定了是否、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賦予法人以人格;立法也會限制部分法人(尤其是慈善或政府性質的法人)的人格。
           
            法人人格意味著法律認為法人可以作出行為,并獨立地承擔行為后果。然而,由于法人本身畢竟不能像自然人一樣行動,法人的行為需要通過代表人,也就是法人決策機關授權的特定個人或組織來完成(對于公司而言,代表人包括由董事會委任的經理、董事會和股東會)。由此,法人具有了享有和行使權利的能力(capacity)。
           
            法人須通過其代表人作出行為的基本結構產生了潛在的“能力二元性”(duality of capacity)問題:如何判斷某個法人代表人的行為是其本身的行為,還是法人的行為?相應地,該行為產生的責任應當歸屬于代表人本人,還是歸屬于法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問題是容易回答的,比如股東會或董事會以可查知的合法形式作出的會議決議可以歸于公司;但仍有些時候,常常是在中小型法人的情況下,決策機關作出的授權并不清晰,法院可能面臨著判斷上的困難。
           
            關注法人目的(corporate purpose)有助于區分代表人的個人行為和法人行為并解決上述問題。此處所指的法人目的并非規范的目的(normative purpose)而是實證的目的(positive purpose);是法人通過決策機關實際產生的特定目的,而非法人被認為應當具有的目的。在實證的范疇內,法人目的又可以分為機構性目的(institutional purpose)和經營性目的(operational purpose),前者是指法人為自己設立的宗旨或總體目標,通常由創始人確定,并且相對穩定;后者是指法人在經營和業務活動中產生的、反映在戰略計劃和執行方案等文件中的具體目的,數量龐大且內容豐富。法人的經營性目的反映了法人內部的意圖和決策,同時為代表人代表法人從事特定行為提供了理由;當代表人為法人從事行為時,這種經營性目的通常能夠反映在其行為中。因此,當法院在案件處理中難以確定代表人行為和責任的歸屬時,可以借助法人的經營性目的進行判斷:如果并無證據顯示代表人的某一行為反映了法人的目的,那么該行為與相應的責任原則上就不應當歸屬于法人。
           
            許德峰:對于公司是主體還是客體的爭論,您持怎樣的觀點?
           
            Paul B. Miller:美國的股東優先理論(shareholder primacy)認為公司是財產客體,股東擁有公司;但我認為不能僅因公司法人人格的擬制成分而將公司看作客體。我更傾向于強調公司被法律賦予的主體地位,強調公司具有人格并且能夠作出行為、承擔責任。法律對公司法人地位的肯定應當被認真對待。
           
            許德峰:您對法人人格的研究是在法律層面展開的。而在法律領域之外,一些經濟學理論也會關注公司的法人人格、能力、代理等問題,并對法律了產生影響,比如亨利·漢斯曼(Henry Hansman)教授的研究。您如何看待這些理論?
           
            Paul B. Miller:我認為漢斯曼教授的研究,包括資產分割理論(asset partitioning)、主財產防御(owner shielding)和特別財產防御(entity shielding)等,與我的研究本質上是志趣相投的。與漢斯曼教授不同,大多數經濟學家并不關注法人人格,而僅是將公司作為更有效率地訂立合同的工具,對此,我在其他研究中提出公司的法人人格有助于理解公司的締約效率。不過,我的研究方法比較接近于哲學,與包括漢斯曼教授的研究在內的經濟學視角,以及美國法的主流視角仍然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
           
            提問:法律規定法人代表人的特定行為可以歸屬于法人,但為什么在很多情況下,法律(比如刑法、證券法等)要求個人(比如公司董事)和法人同時承擔責任?
           
            Paul B. Miller:我對法人行為與責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私法領域,而在刑法領域,我認為很難將欺詐、故意、過失等主觀狀態通過法人目的歸屬于法人,通過法人目的論證法人的刑事責任也比較困難。不過,我了解到有研究主張考察法人的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以其中是否具有不適當的、有害的內容來判斷法人是否存在犯罪的主觀惡性。
           
            提問:您認為機構性目的(institutional purpose)和經營性目的(operational purpose)是否具有內在關聯?比如經營性目的是否以實現機構性目的為目標?更廣泛意義上的法人社會目的(social purpose)是否會對機構性目的產生某種影響?
           
            Paul B. Miller:機構性目的與經營性目的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一種情況是二者具有一致性,經營性目的能夠真實地反映機構性目的;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形。現在一些美國公眾懷疑某些法人提出的機構性目的如環保、勞動者權利保護等僅具有宣傳作用而并不反映法人的真實情況,此時就有必要通過經營性目的來確定法人是否確實以其所宣傳的價值為目標。
           
            我同意法人的社會目的與機構性目的存在關聯,但這種關聯需要根據具體情況確定。上世紀的美國將營利默認為公司的社會目的,這種目的也塑造了美國的商業文化;而如今很多人認為應當對公司的社會目的進行修正,使公司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我仍然認為不應期待由法律為法人規定統一的社會目的,并以此解決法人的社會責任問題,但社會目的的改變確實可能會影響法人對機構性目的的確定。
           
            提問:法院借助法人的經營性目的判斷行為與責任歸屬的前提是,確定什么是該特定法人的經營性目的。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法院有能力,或有權限作出這樣的判斷呢?
           
            Paul B. Miller:總體而言,我相信美國法官的能力是值得信任的,特別是在特拉華州(大多數美國公司的注冊地),法官大都是非常出色的公司法研究者。并且,在此類案件中,法官需要考察的其實是支持代表人根據法人目的行事的證據是否充分,仍然是基于案件客觀情況作出的綜合判斷。
           
            提問:請問您如何看待公司法人目的在刺破公司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中的作用?
           
            Paul B. Miller:據我所知,美國法總體而言對刺破公司面紗、否定法人人格和有限責任保護持比較保守和謹慎的態度。我了解到大陸法系的學者主要是基于權利濫用(the abuse of right)的基本原理來理解刺破公司面紗的,英美法系的原理與此具有相似性:如果公司的某些損害他人的行為并非基于善意的公司法人目的作出的,而是公司背后的個人出于謀取個人利益的目的,有意利用公司的有限責任防御而作出的,那么就可能導致刺破公司面紗。
           
            提問:法人主體地位是法律賦予的。我們是否能用同樣的方法賦予人工智能以主體地位呢?
           
            Paul B. Miller:我認為在討論是否應當賦予人工智能或其他本無生命的事物以法律人格時,我們可能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第一,其人格應當如何構造?比如是認為人工智能的目的完全來自程序設定者,還是認為人工智能本身也有一定的自主性?第二,賦予其主體資格的意義是什么?是使人工智能擁有能力進而可以獨立地承擔義務和責任更好,還是將其責任歸于該人工智能的創造者更好?
           
            提問:越來越多跨國組織的出現是否會影響您對法人人格、目的和責任的分析?
           
            Paul B. Miller:法人的法律主體地位是由其注冊地的國內法賦予的。當法人需要在其他國家開展活動或設立分支機構時,需要具體考察法人活動的形式(比如是否在該國重新正式注冊為法人),以及該國的法律如何認定這種形式。比如美國法認可一家在巴西注冊的公司在美國的法人地位,并認為其簽訂的合同有效。總體而言,我認為跨國組織在各國的情況仍然需要根據特定國家的法律確定。

          【作者簡介】
          蔡云飛,單位為北京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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