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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意幫助他人解封微信號的行為如何定性
    2021/6/17 8:02:10  點擊率[58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選自 《人民檢察》2021年第6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微信號;解封;信息網絡犯罪
      【全文】

        案情簡介
       
        2019年11月25日至2020年4月8日間,高某、張某在山西省大同市恒安新區設立“super工作室”,并雇用安某文、徐某娟、劉某逾、王某、徐某麗(均另案處理)等人共同經營幫助解封微信號業務,并從中牟利,違法所得人民幣50萬元以上。具體解封方式分為兩種:一是“預加好友”解封,即“解手”在委托客戶微信號被封之前預加委托客戶為微信好友,微信號被封后,委托客戶會向“解手”發送微信請求解封,之后“解手”按照微信官方流程幫助委托客戶解封微信號。二是實名解封即人臉解封,委托客戶會提前告知需要解封的微信號和密碼,后“解手”用自己的手機登錄、解封。
       
        高某、張某等承接的微信號解封業務中,對象客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微商和普通用戶,另一類是網絡賭博、詐騙等違法犯罪分子。對于第二種情形,上述人員在明知他人微信號被封系因實施網絡詐騙(在具體操作幫助解封過程中,微信平臺會提示微信號被封原因,如“涉嫌詐騙”“多人投訴惡意營銷”等;另據查證,行為人在幫助委托客戶成功解封微信號后,查看其微信朋友圈,發現多為詐騙信息)等犯罪活動的情形下,仍多次通過“預加好友”或“人臉解封”的方式幫助解封微信號,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活動提供幫助,致使多名被害人遭受重大財產損失。
       
        此外,根據查證,該案組織框架主要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是解封團隊首腦,即工作室負責人高某、張某,負責和客戶對接、接受客戶委托解封等事宜;第二層級是工作室工作人員,負責聯系代理將需要解封的微信號下發給代理讓其解封,或者自己直接幫助委托客戶解封;第三層級是各代理人,負責招攬“解手”并將解封任務下派給各“解手”;第四層級是“解手”,負責對委托解封的微信號進行解封并收取報酬。
       
        問題一:惡意幫助他人解封微信號的行為如何認定
       
        行為人幫助網絡詐騙分子等解封微信號,可否認定為詐騙罪的共犯?如何理解與把握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構成要件中的“等幫助”行為?該案中,行為人的行為可否納入“等幫助”行為的范疇,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進行規制?
       
        幫助解封微信號可以評價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的“等幫助”行為。首先,該案中,幫助解封微信號行為不宜直接評價為詐騙罪的共犯。我國刑法規定的共同犯罪需要有“共同故意”,一般而言要求雙方有意思聯絡。但高某等人與上游詐騙行為人并無溝通,更不了解詐騙行為人使用微信號實施詐騙的過程,雙方無意思聯絡過程,互不認識,缺乏認定為共同犯罪的主觀條件。
       
        其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立法目的,就是解決網絡空間中意思聯系薄弱的片面共犯等情況。該案證據可以證明,高某等人“明知”被封微信號可能用于實施犯罪行為,但對上游行為人何時用于犯罪、用于何種犯罪及犯罪金額是多少等細節并無明確認識。這是一種抽象認識意義上的片面幫助行為,與故意傷害案件中甲明知乙追殺丙而悄悄絆倒丙的單方明確具體的幫助故意,有明顯區別。正是為了解決網絡空間技術和工具幫助者概括、抽象、片面的幫助故意難以認定為共犯的問題,刑法規定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這樣一個兜底性罪名,實行“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
       
        最后,將幫助解封微信號的行為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的“等幫助”行為,并無邏輯困難。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構成要件中包括提供“互聯網接入”等技術支持,以及“支付結算”等幫助行為,其客觀上都是中立幫助行為,外觀的違法性不高。一般而言,“互聯網接入”“支付結算”等主要用于合法經營活動,只在少數情況下成為違法犯罪的工具。相反,幫助他人解封微信號,不是中立幫助行為,違法性較高。因為一般情況下,微信號被封的主要原因是涉嫌違規、違法或犯罪。尤其是職業化的幫助解封微信號行為,其反規范意識很高。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的“等幫助”為擴張解釋留下了空間,按照“舉輕以明重”的基本邏輯,將比提供“互聯網接入”等中立幫助行為危害性更嚴重的幫助解封微信號行為納入“等幫助”評價,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問題二:如何確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入罪標準
       
        《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幫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一)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這里的“三個以上對象”如何理解?具體到該案中,是指為“三個以上委托人”提供微信號解封幫助即可,還是必須要求行為人所幫助對象分別隸屬于不同的犯罪團伙?
       
        這涉及到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立法定位。目前,關于該罪主要有兩種理解:一是該罪名的法條只是規定了共犯(幫助犯)的量刑規則,需要受共同犯罪理論的制約;二是該罪名是共犯行為(幫助行為)的正犯化,立法者對此類幫助行為獨立規定罪名和法定刑,不再受共同犯罪理論的制約。
       
        首先,從網絡犯罪的發展趨勢看,黑灰產業中技術幫助行為成為網絡犯罪的源頭,編寫、提供惡意木馬程序等幫助行為的危害性要遠大于利用該木馬程序實施詐騙的實行犯。因此,本著“從源頭治理惡意技術”的思路,宜將該罪理解為共犯行為的正犯化,即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不受共同犯罪理論的制約。相反,如果把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理解為“量刑規則”,會導致立法資源的浪費。因為如果只是量刑規則,立法者就沒有必要單獨設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這一罪名,而只需按照詐騙罪等罪的幫助犯處理即可。對于量刑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加以解決。
       
        其次,如果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理解為共犯的正犯化,是獨立入罪,無需受共同犯罪理論的限制,則“三個以上對象”就包括同一犯罪團伙內的三個人。“共犯的正犯化”理論認為,在無法成立共同犯罪、正犯行為難以查證等情況下,可以單獨處罰幫助行為。按照這一思路,“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就無需以成立共同犯罪為前提,因此,即便行為人為同一詐騙團伙內的三個人提供了幫助,也同樣可以成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而非詐騙罪的共犯)。
       
        最后,如果強調“三個以上對象”需來自不同的犯罪團伙,會使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單獨打擊幫助行為”的立法價值大打折扣。例如,高某等人受100個上游詐騙行為人委托解封微信號,但這100個上游詐騙行為人都在國外,無法查證其是否屬于同一個犯罪團伙(實踐中存在一個詐騙團伙有幾百人的情形)。此時如果強調“三個以上對象”需來自不同的犯罪團伙,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無法將行為人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這顯然不符合立法者基于“打早打小”思路獨立處罰網絡犯罪幫助行為的考慮。
       
        需要指出的是,“三個以上對象”中的“對象”是指“犯罪主體”而非“涉案微信號”,即必須限定為三個以上不同的自然人或單位,而不能理解為同一個人的三個以上不同微信號。
       
        問題三:犯罪數額如何認定
       
        該案中,行為人幫助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分子解封微信號的收益往往與合法收益混雜在一起。此種情況下,如何認定該案的犯罪數額?
       
        如何認定網絡犯罪的違法所得是一個實踐難題,對此應當把握以下幾點:一是根據司法解釋規定,我國對網絡犯罪數額采取“綜合認定”的方法,即采取不同于傳統犯罪的認定辦法,如抽樣取證、客觀推定、全案綜合認定等思路。二是對網絡犯罪數額的認定,應當允許司法機關采用創新性思路。網絡犯罪的定量問題常涉及海量數據,且有時相關物證在境外無法提取,此時如果一一加以印證,缺乏可操作性。對此,應當鼓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路,肯定司法機關的一些創新辦法。如,在該案中,司法機關將行為人幫助上游犯罪行為人解封一個微信號的平均報酬乘以實際幫助解封的微信號個數之積認定為犯罪數額。這一思路也是綜合認定的一種具體踐行。三是應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在采取創新式的犯罪數額計算方式時,如果被告人及辯護律師提出了合理質疑,應當查證;無法查證的,應當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加以認定。
       
        問題四:辦案中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該案組織框架主要分為解封團隊首腦、工作室工作人員、代理人、“解手”四個層級,各層級行為人分工明確,行為社會危害性不同。針對上述情況,檢察機關如何準確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合理確定打擊層面?
       
        目前網絡犯罪高度細化,形成了繡花針般的產業鏈條,一些參與者往往只從事其中極細微的“繡一針”過程,對整個繡花過程和圖案效果并不知情。在網絡黑灰產業“繡花針式”細化分工后,一些幫助行為的客觀違法性降低、幫助者的主觀犯罪故意稀薄,在這一背景下,對純粹的底層幫助者,在入罪時應當慎之又慎。一般而言,對于沒有獲取明顯超出勞動報酬的底層幫助者,不宜用刑法規制。
       
        從網絡黑灰產業涉嫌犯罪的情況看,危害的源頭主要是組織者、領導者、出資者。這些組織者往往以公司名義,或者在境外開設窩點,招募員工,或者利用網絡招募年輕人從事兼職活動。這些上游的組織者、控制者,如卡商、打碼平臺創建者等,才是刑法打擊的重點。對于處于中間層次的網絡黑灰產業中的職業化員工,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是分析其從事具體行為的違法程度。如果員工直接從事的是違法性明顯的危害行為,如語音詐騙聊天、開發賭博網站等,行為人已經明知其行為具有違法性,達到定罪條件的,應當定罪,只是在量刑時可以按照從犯處理。二是看其獲利情況。有些員工雖然從事的具體工作沒有明顯違法性,如收銀、轉賬等,但如果獲利金額較大,且對公司(團伙)的違法犯罪過程有明確認知的,也應當認定為犯罪。
       
        問題五:如何加強對網絡犯罪的治理
       
        2021年,最高檢發布了《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對于指導和規范各級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義。結合具體司法實踐,檢察機關在辦理網絡犯罪案件中應注意審查哪些內容?為切斷網絡犯罪利益鏈條,檢察機關應從哪些方面積極履行檢察職能?
       
        當前,惡意軟件、非法技術等可以從一些網站隨時下載,無人監管,甚至有些網站還傳授犯罪技術教程。為治理網絡黑灰產業,檢察機關應當督促相關行政機關積極履行監管職責,對非法網站(如空包網)、惡意軟件(如撞庫軟件)、非法技術(如可以改變IP地址的秒撥技術)等,通過行政處罰等措施進行全方位治理。同時,檢察機關應當監督互聯網企業盡到平臺管理責任。該案中,一些微信號因被舉報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而被封,但按照微信平臺規則,只要有人幫助解封就可以激活后繼續使用,從而出現了二次違法犯罪。如果微信平臺對被封微信號多一些審查責任,或者在微信號被舉報用于實施詐騙等犯罪活動后主動聯系公安機關,后續的詐騙行為甚至解封產業就不會存在。綜上,只有多管齊下,相關企業、行政機關共同參與,形成打擊合力,才能真正治理網絡犯罪。

      【作者簡介】
      高艷東,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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