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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代孕等生殖技術法律問題的教義學展開
        2021/6/23 8:48:14  點擊率[139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律社會學
          【出處】微信公眾號:法學學術前沿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在教義學層面,代孕問題可以被解構為三個遞階的法律爭議:一是代孕契約的效力問題,二是“妊娠代孕”的裁判問題,三是代孕之子的撫養監護問題。就代孕契約效力問題而言,基于代孕活動合法化可能引致世界范圍內的“女性剝削”、“預制胚胎”行為隱藏代際倫理風險、“代孕產業”沖擊收養制度等方面的考量,不應賦予“代孕契約”以強制性效力。“妊娠代孕”契約效力問題的爭議焦點在于,“基因聯系”在確立“親權”中是否具有支配性。相應遺傳學研究成果表明,代孕者在保育胚胎成活過程中的貢獻(如“血液交換”)不可忽視,應當被納入確立“親權”關系的考量范疇,不應機械依照“子宮租用”觀點進行裁判。“代孕之子”撫養權爭議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認“最大化的兒童利益”。不應依賴財富、社會地位等“外顯型因素”進行判斷,訴諸“共同撫養”的所謂折衷方案亦非合理,應采“撫養權推定”的技術策略,即要求代孕委托人自證己身有能力為“代孕之子”提供更高質量的撫養。除代孕外,其他新型生殖技術——如“試管受精”——中的法律問題也值得關注。歸結起來看,生殖技術的諸多法律問題雖然生發且表徵于教義學體系內,解決方案卻要訴諸外部視角(如倫理學)的論辯。
          【中文關鍵字】代孕技術;代孕契約;基因聯系;代孕之子撫養權
          【全文】

            一、引言
           
            筆者在這篇論文中所想要完成的任務是,從法律人(lawyers)的視角出發,提出生殖技術和代孕中所潛藏的法律問題。應當清楚,除非我們所關注的法律領域已然經過了社會機體長時段演進的歷史考驗,否則,它必然未至平衡態。法律也必然不是完備的。立法者的主要任務是思忖和探尋到底何種規則應當被采用,因此,他們的“引導性原則”(guiding principles)在于“公平”:如何在問題更為嚴峻之前,妥恰地設計出針對這一特殊群體之事項的治理規則;這些法律上的創制和變更,又會如何影響社會。筆者認為,在許多方面,這些考慮同構于(parallel)宗教意義上的代孕考量:即便作為法律人的我們思考過程與之相異、所處的文化系統也預設了不同于宗教信徒的價值內容,但雙方卻都在追問這一問題并試圖找到答案。
           
            本文將起始于對代孕的討論,并提及三個較為突出的法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代孕契約是否具有強制性的效力。第二個問題是,“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是否應當適用同“傳統代孕”(traditional surrogacy)相異的法律規則。第三個問題是,假使代孕契約不具有強制性的效力,那么,“代孕之子”的撫養權應當歸于何者。在完成對這三個問題的討論之后,本文將就其他的生殖技術作簡要探討。
           
            二、“代孕契約”是否具有強制性效力?
           
            在代孕問題上,立法者所面臨的重大難題之一便是代孕契約的效力。代孕契約應當具有類似于動產或不動產合同的強制性效力嗎?是否應當就代孕活動的參與者及代孕活動本身加以刑法的評價或制裁?代孕契約效力問題最常被提及的場域是代孕委托人(father)起訴代孕媽媽(birth mother)要求歸還代孕之子的情形。這類情形既有可能出現在代孕媽媽懷孕期間,也有可能發生在妊娠結束后的不久,且前者多由于代孕媽媽已顯露出撫養孩子的意圖。典型案例如新澤西案(New Jersey case)——又稱“寶貝M”(Baby M)案——等著名案例,且類似的案件也在不斷涌現。在這樣一種情形中,司法官是應當基于“代孕媽媽”之承諾而判決合同有效,即撫養權歸父親所有;還是找到某些理由以說明代孕契約實際并非合同,不具有同動產或不動產合同一般的效力?還應追問的是,是否存在某些阻滯州司法機關(state)在契約得到確實履行之前施加強力的理由?
           
            在筆者看來,代孕契約是不具有強制性效力的。在代孕活動中,代孕媽媽(surrogate mother)具有“反悔權”(the right to back out of arrangement)。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之前站在代孕契約具有強制性效力這一立場的州都已經同意了筆者所提的上述方案,并轉而認為代孕契約不具有強制性效力。另有一小部分州更為激進,他們直接將代孕活動認定為犯罪行為。甚至有一小部分將其認定為犯罪行為的州已經就有償代孕行為——而非無償代孕行為——制定了具體的刑罰措施。即便有一些律師和學者建議承認代孕契約作為合同的效力,并認為這才是面對代孕問題所應堅持的適宜的立場,但就目前而言,并無任何一州的態度有所動搖。況且,如果將目光轉向國外立法,相同的經驗——代孕契約不應當具有強制性效力——也能夠被發現。當然,也有許多國家承認代孕契約的法律效力。不過,英國、荷蘭、德國、以色列以及澳大利亞的兩個州似乎已經就代孕契約問題作出了立場抉擇,他們表示支持“非強制性方案”(non-enforceability)。這便大致同美國的想法達成了統一。
           
            現在,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便是:為何不應當賦予代孕契約以強制性效力呢?有觀點指出,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對代孕活動形成一種激勵性的錯誤引導。這種觀點認為,如果承認代孕契約具有強制性的效力,便相當于為代孕活動亮起了綠燈。而且,代孕者的權益即便無合同保障,仍可借由其他的司法救濟方式得以實現。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非強制性方案”都是一個更為簡便優益的(take-it-easy)的路徑。換句話說,這一方案實際是緩滯代孕活動的一種手段。
           
            當然,更深層次的追問還能繼續。那便是,為何鼓勵代孕不具有正當性。首先,對“女性剝削”(exploitation of women)——尤其是貧窮女性——的擔憂始終存在。這些擔憂并非杞人憂天。在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假使這些經濟利益的體量是面臨抉擇的女性通過其他任何一種方式都無法獲取的——一些女性會選擇將己投身于“經濟理性”的障網之中,卻于事后追悔莫及。基于此,如果代孕活動得以泛化,則“女性剝削”的可能性便會大大增加。高度發達并產業化的代孕活動必然會引致“代孕商品”的跨境流動,譬如“冷凍胚胎”的貿易產業鏈:來自世界各地的“冷凍胚胎”以低廉的“子宮使用費”被植入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體內,從而完成資本分置的血腥過程。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剝削說”只不過是自命不凡的妄想罷了。在他們看來,應當尊重女性的選擇,她們有參與代孕活動的自由。而且,“非強制性方案”有變相貶低女性的嫌疑。原因在于,否定代孕契約強制效力的邏輯預設便是代孕者的無知、呆板,以及對她們締約能力的否定。實際上,“剝削說”的論辯無法印證女性的弱勢地位,甚至可能導向完全不同的結果:正是由于“剝削”論證所揭示的種種問題的存在,社會機體才會更加排斥家長主義的干預,具體表現為個人意志同各州司法約束的對抗。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有權、也應當依照他們的承諾行事。
           
            并非僅有代孕契約的效力無法得到法律承認;我們的法律同樣也會判定其他的類似行為——無論這些行為是由男人作出的,還是由女人作出的——“自始無效”。例如,承諾捐贈器官的行為。如果某人允諾將自己的器官贈予他人,這當然是合法的;但如若捐贈者在手術前改變了注意,絕不會有法庭因其承諾之拘束力而判處繼續履行。另一個例子便是放棄撫養子女的承諾沒有約束力,無論在美國的哪一個州,這種承諾都不會被賦予強制性的效力:如果作出這種承諾的人中途反悔,顯然不應當逼迫其放棄孩子的撫養權。這便是撫養權爭議的常見話本:計劃取得撫養權的一方顯然可能就血親父母放棄孩子的承諾而產生信賴利益,在某些已有的事例中,他們甚至會為承諾放棄者支付醫藥費;然而,一旦血親父母在母親懷孕期間或孩子被交到預期撫養者手中之前改變了想法,預期撫養者是無法獲得關于目標孩童的任何“父母親權”(parental rights)的。代孕的撫養權爭議也是同樣的道理,也即,代孕母親放棄孩子撫養權的承諾不具有強制性的效力。
           
            社會利益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某些特定領域對市場經濟因素的隔離。兒童的類財產化流轉正是市場經濟因素侵入的明證,顯然與相應社會利益(兒童利益)的保護需求相背離。基于這一原因,各個州均出臺了禁止孩童買賣的法令。對兒童買賣的禁止有時也被稱為“反兒童商品化運動”(an objection to commodifying children),即反對將兒童視作可供交換和轉易的“物”。在“寶貝 M”一案中,新澤西州高等法院指出,在文明社會中,并非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金錢買到。新澤西州高等法院還在判決書中暗示道,有償代孕會在無形中改變整個“社會的基調”(the tone of society),這也是兒童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在某種程度上,代孕以及其他新型的生殖技術,都會導向一種嚴峻的、關乎社會進化的代際倫理拷問:這樣一種以買主偏好選留“預制胚胎”(ore-fabricated embryos)的做法以及由其所構筑的世界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這樣一種經過“名人基因樣本”優選的繁衍秩序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這樣一種將雇傭生子作為消費——而非無奈選擇——的社會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更令人擔憂的是,代孕產業的從業者會將“代孕媽媽”們改造為適應并迎合此種“社會基調”的生殖工具,一旦人們的觀念體系和思想世界完全接受了這種異化,如此的社會發展畸形便會成為一種規范,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筆者所要闡述的最后一項駁斥代孕正當化的理由在于其對收養制度的潛在影響及可能由此引致的社會問題。這一問題不僅存在于理論維度,更關乎制度實踐。從理論層面上講,由于代孕產業的存在,過分強調基因紐帶在撫養責任分配中的重要性,將會瓦解既成的收養合意。在實踐層面上,當代孕變得流行,選擇收養的家庭數量便會銳減。著名律師和代孕支持者諾埃爾·金(Noel King)曾吹噓道,代孕終將取代收養。聯邦收養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doption)也對此表示擔憂,正是基于此,聯邦收養委員會明確提出反對代孕活動合法化。那么,相較收養而言,未孕夫妻更加偏愛代孕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代孕使委托人得以撫養新生兒,這對于收養而言難度甚高。另一方面,代孕使得委托人能夠同“代孕之子”建立起“基因關聯”(genetic connection),這當然也是收養制度無可比擬的優勢。
           
            如果放任代孕取代收養制度,必然會造成不利的社會影響。代孕能夠實現意愿化的新生兒“定制”,只是需要建立在已經出生且期待收養家庭的孩子們的犧牲之上。這種犧牲的部分原因在于,相較于撫養一個并未從小養在身邊的孩子——即便是健康的白人孩童——而言,依靠技術幫助擁有一個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孩子是更容易從心理上被接受的。這對那些本就不太容易被收養的孩子們(如黑人兒童)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總之,“代孕合法”將會切切實實地增加“社會成本”。
           
            于是,我們應當推行一種緩滯代孕產業發展的政策,該政策的要點之一便是判定代孕契約不具有強制性的效力。現如今,美國的大多數州堅持了這一立法取向。同代孕入罪相比,“非強制性方案”的優勢在于,它更加尊重女性的利用己身軀體為或不為某事的自由意志和選擇權。在這個意義上,“非強制性方案”的正當化根基在于走向由女性主義者開啟的代孕外部性之爭論的“第三條道路”:它到底是對女性的一種貶低,還是實現了女性的自由?“非強制性方案”(the nonenforcement option)允許女性出賣己身的生殖能力,也允許她們參與有償的代孕活動。它不同于美國的傳統做法,即以一種“家長主義”的姿態介入女性的行為選擇:不僅干預她們的職業行為,更限制她們的生殖自由。“非強制性方案”允許女性在己身意愿的期限內、由己身選擇的方式參與代孕等類似議程。也就是說,選擇權始終掌握在女性手中,“非強制性方案”并不是對男女平權的駁斥。
           
            上述關乎公共政策、剝削、商品化和待養兒童需求的探討實際已經導向了一種明顯的司法傾向,即在“非強制性方案”和“入罪方案”中選擇前者。這一立場植基于對“傳統代孕”的充分尊重,就像新澤西案中的瑪莉貝絲·懷特海德(Maribeth Whitehead)和寶貝M之間的關系那樣,代孕媽媽同時是孩子在基因關聯意義上的母親。
           
            三、是否存在特殊的“妊娠代孕”規范?
           
            近來,新的問題伴隨妊娠代孕的出現而發生。所謂“妊娠代孕”,是指代孕者同意成為委托人受精卵的“孵化器”。那么,“非強制性方案”是否仍舊適用于這一情形呢?迄今為止,“妊娠代孕”的案例僅發生過一起。因此,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仍有十分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一案例——卡爾沃特訴約翰遜案(Calvert v. Johnson)——發生于加利福尼亞州。大約一年以前(指1990年——譯者注),初審法院就這一案件作出過裁決;現在,這一案件已訴至加利福尼亞州上訴法院,但仍未進入加利福尼亞州高等法院的視野。在這一案件的判決中,初審法院和上訴法院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傳統代孕的處置方式。
           
            該案中,渴望生育的馬克(Mark)和克里斯蒂娜·卡爾沃特(Kristina Calvert)夫婦卻求而不得,原因在于卡爾沃特夫人經歷了子宮切除術。因此,這對夫婦雇傭了獨自撫養三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安娜·約翰遜(Anna Johnson),成為他們孩子的“孵化器”。卡爾沃特的卵子和馬克的精子于皮氏培養皿(petri dish)中結合,并藉由“試管受孕”(vitro fertilization)的方式于安娜·約翰遜的體內著床。經歷重重困難,約翰遜女士在第一次嘗試后便成功懷孕,一切本在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直到其在懷孕中期決定要撫養自己腹中的孩子。媒體對約翰遜所作決定的反應同初審法院和上訴法院的判決如出一轍。媒體的評價是,怎么會有人質疑這對夫妻作為約翰遜腹中之子的父母的身份?他們才是孕育那個孩子的“基因質料”的實際提供者。媒體似乎覺得卡爾沃特案并無爭議可言。初審法官帕斯洛(Parslow)指出,妊娠者與基因提供者并非同一人是從未有過的經驗,可他的工作偏偏是要在這分離的兩者間作出抉擇。
           
            筆者并不同意另行建構僅適用于“妊娠代孕”情形的分析工具的路徑,而認為其應當適用與“傳統代孕”相同的規則。筆者相信,在未來十年中,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將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相關的爭議案例也會不斷涌現。將妊娠受孕區隔于傳統受孕的不當之處在于,這種做法實際是將“基因聯系”(genetic link)推至支配地位,使其成為所有代孕規則的唯一理據。這一路徑的核心觀點是,基因是識別親子關系的排他性標準,而由何者妊娠卻并非緊要。然而,代孕媽媽在懷孕期間確實是嬰兒的保育者,代孕媽媽也確實經歷了分娩之痛,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否定其在嬰孩成活中所作的巨大貢獻。而且,基于這種妊娠的聯系,代孕媽媽還具備天然的哺乳能力,這通常是作為基因提供者的父母無法做到的。
           
            通常而言,與傳統代孕相比,妊娠代孕似乎更受偏好,也更具剝削意味。例如,妊娠代孕增加了這一事實的發生概率:代孕雇傭人往往會尋找與己身不同種族的代孕者完成妊娠。這也是卡爾沃特訴約翰遜一案的情形。很明顯,代孕者無需提供代孕所需的基因質料,而是一個純粹的“保育箱”,這正是妊娠代孕這種更具剝削意味的方式得以被引入的緣由。在傳統代孕和妊娠代孕的諸多差異中,似乎沒有任何一項可以成為我們傾于后者而否定前者的理由。這便是法院應當就二者適用相同規則進行裁決的主要原因。然而,還有更大的問題應當被思考和解決。那便是,法律是否會循著這個路向行進。
           
            四、誰能取得“代孕之子”的撫養權?
           
            對最后一個代孕立法問題的討論并不像代孕契約效力那般火熱:誰能夠實際取得代孕之子的撫養權?是代孕媽媽,還是聽從法院依據“兒童利益最大化”(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的原則所作出的判決?基于此,即便我們能夠確認代孕契約不具有強制性的效力,卻也無法最終獲知代孕之子的撫養權歸屬結果。許多州的法院似乎認為,最為妥恰的路徑是爭訴雙方就何者能夠使“兒童利益最大化”進行論辯,由法官居中裁決:到底是代孕委托人夫婦能夠為代孕之子創設更好的家庭環境,抑或是所謂的代孕者能夠做到。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論辯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通常情況下,都會由代孕委托人一方取得撫養權,即便代孕契約不具備強制性的效力。原因在于,“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通常要求法官考慮父母的教育水平、財富等方面的因素。畢竟,法官對爭訴雙方的了解都十分有限,如果不依靠這些可計量的因素來判定,法官也無從知曉到底誰能夠成為更加合格的家長。因此,這些“外顯型因素”在代孕之子撫養權爭議裁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對于代孕者而言,主張代孕契約無效的目的當然是取得代孕之子的所有權,但上述情形,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美國的一些州和其他一些國家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嘗試改變最大利益的裁判準則。他們采用了如下的替代性方案:推定代孕媽媽為代孕之子的撫養權人。在筆者看來,代孕媽媽不僅在代孕活動中有反悔權,更有保留代孕之子撫養權的權利。筆者認為,代孕反悔權若無后者的保障便成為了一項無意義的權利。
           
            越來越多被采用的“共同撫養”方案也是不可取的。一般而言,代孕媽媽和代孕委托人雙方不會生活在一處、也幾無可能共同生活,因此,“共同撫養”便意味著要將孩子的生活割裂成兩半,這看似通過衡平爭訴雙方的利益保證了孩子的最大利益,實則卻十分不可取。這種方案不僅應當消失于代孕撫養權的爭議領域,更加應當在所有類型的撫養權爭訟中隱退。另一方面,推定代孕母親具有代孕之子撫養權的法律處置方案可能會在實際上起到遏制代孕產業發展的效果,即便其原初意旨并未將此納入考量。
           
            五、其他新型生殖技術中的法律問題
           
            代孕并非是唯一的新型生殖技術,即便它是當下接受討論最多的一項生殖技術。其他的新型生殖技術也同樣伴隨有許多亟待解決的法律問題。實際上,人工受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并非是一項新型的生殖技術。在美國,人工受精——包括以捐獻精子為原料的人工受精——已經存在了較長的時間,且人工受精的程序也并非十分復雜。一些十分有趣的法律問題出現在了以“活體捐獻精子”為原料的人工受精領域。最值得關注的便是精子捐獻者的匿名問題。在美國,成熟的精子捐獻體制要求捐獻者向受孕婦女及其子女匿名。相應地,精子捐獻者無探視權,也無需承擔任何的撫養義務。美國的精子捐獻體制也因此飽受詬病。有國際法律評論員批評道,美國的精子捐獻制度同當代國際社會通行的收養法律精神——允許被收養者尋找他們的父母——相違背,是一種落后的做法。誠然,在國際人權議程所表徵的人道法框架之下,知曉己身血親的實際身份是兒童權利的應有之義。這一問題的凸顯也源于家庭法探討視角的國際化。現行的美國精子捐獻法律規范要求精子捐獻者匿名,而歐陸國家卻已經拋棄了這一做法;在筆者看來,對這一制度設計的批評將在美國的立法論爭中持續下去。
           
            “試管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簡稱“IVF”)是一項新型的、冒險性的生殖技術。IVF技術也可能引發諸多問題,其中便包括這一技術被濫用的風險:IVF的運用可能會突破作為生殖疾病治療手段的場域限制而被其他目的支配,甚至可能在侵損病者利益的情況下仍被使用。IVF的使用應當被控制在合理限度內,且我們不應對其持鼓勵的態度。至少,不應對其持過分鼓勵或吹捧的態度。然而,IVF技術的施行和政策導向現狀卻并不樂觀,頗有過度化的趨勢。
           
            與IVF相關的主要法律問題有兩個。一是患者知情權的問題。我們顯然無法保證將要接受IVF的患者完全知曉這一技術在操作過程中和完成后所可能引致的種種情形,我們甚至無法保證他們是否知曉己身接受這一“治療”的必要性。筆者將援用兩個例證來說明這一問題。
           
            第一,一些施行IVF的情況似乎還未到“不得不為”的程度。就目前可獲知的信息來看,不孕癥的嚴峻形勢似乎已經有所緩解。一是,人們對不孕癥概念認知的進步排除了一些早先被錯誤歸入不孕癥范疇的情況。不孕癥定義中的時間要素已經從“一年”縮短為“六個月”,也即,它現在指經過六個月的無避孕性交后仍未懷孕的情形。如果不孕癥在病程方面的要件以六個月——而非過去所采用的更為合理的一年或者兩年——為標準,恐怕我們真的要祈禱這世界上少些患有不孕癥的女性;因為如果采用一年或兩年的長病程標準,在很多情況下,若女性一直嘗試懷孕,許多所謂的“不孕癥”的問題都將不再是問題。
           
            第二,許多施行IVF的醫療機構存在成功率虛報和夸大的問題。例如,如果一位藉由IVF成功懷孕的女性最終流產,哪怕她僅僅保持了兩天的懷孕狀態,也會被計入成功的基數。然而,對于病人來說,只有孩子平安降生,才意味著IVF的成功。由此可見,欲以尋求IVF幫助的女性,在作決斷之前,應當進行充分且準確的信息咨詢,咨詢的事項應當包括其價格、成功率(當然在百分之十以下)、所可能承受的心理壓力以及其他可替代性措施(如收養)。只有當病患詳實掌握IVF的上述事項之后,方才能夠進行下一步的選擇。
           
            除了患者的知情權問題外,還有一個社會問題需待關注:對我們的社會來說,向IVF投放多少數量的醫療資源方是合理的?對于IVF技術的實踐者而言,它似乎是一項令人振奮的生殖醫學成果。對于施行IVF技術的醫療機構而言,它又潛藏了廣闊的盈利空間。似乎有太多理由促使IVF技術的規模化應用,然而,IVF技術卻可能擠占危重患者的醫療救助資源。這一醫療資源分配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已為絕大多數州所解決,即通過價格機制的調控,提升了IVF技術的使用門檻。但是,如果IVF成為了生殖健康社會保險的組成部分——就像馬薩諸塞州曾短暫施行過的政策措施一樣——政府(society)1便需要藉由其他的方法縮緊(cut off)IVF的供給,同時篩選出可能接受IVF救治的目標人群進行備案。顯然,一種可能性是遵從樸素的“先來后到”原則,及時備案的群體能夠獲得IVF救治的機會。另外一種可能性是由承擔這一保險任務的企業召開董事會,在現有信息的基礎上進行決策,以劃定目標人群。
           
            筆者認為,大多數的法律人都會對上述由“局外人”決定何者可以享用IVF醫療資源的方案持懷疑態度。原因在于,由于自身偏見、主觀價值判斷等會對決策產生不可避免的影響,決策合理性難以被保證。在法律人看來,兒童保護等重要社會領域的決策需要引入身負異質化經驗的制度參與者進行有針對性的觀點交鋒。這同樣也符合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對于言論自由和公民生活方式自決性的要求。在法律人看來,即便“正統路徑”(orthodox approach)可能是最佳選擇,也難以避免對社會意識多樣性的壓制;這歸根結底還是來源于基礎憲制和政治原則的影響,即政府應當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公民的自由空間(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然而,法律人并非是卓越的倫理學家,可代孕領域的法律創制和決策卻需要倫理學原則的“出場”。在這個意義上,法律考量便與這個世界上偉大的宗教視角(perspectives)、教義(teachings)發生了關聯。

          【作者簡介】
          瑪莎· 菲爾德,哈佛大學;譯者:吳國邦,維也納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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