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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構建的再思考
    2021/6/28 13:42:52  點擊率[457]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國際商法
      【出處】《環球法律評論》2021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成功推進,其法治化體系構建已進入關鍵時期。新冠疫情暴發后,地緣政治因素不斷加劇了地緣經濟關系的緊張,“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法律風險更為復雜并呈現出高度特質性,必須對這些風險開展精準細膩的研究并提出合理的應對方案,從而推動法治化體系高質量構建。除傳統國際貿易投資風險外,“一帶一路”面臨的特質性法律風險包括:因重大項目缺乏透明度導致的法律風險;參與國國內貿易投資等法律滯后而導致的法律風險;參與國貿易規則、技術標準及國際投資和商事爭端解決機制“碎片化”現象導致的法律風險等。現階段,中國與參與國應針對上述特質性法律風險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密切合作,及時研究制定創新性舉措,防范化解風險,夯實法治化體系的根基。
      【中文關鍵字】一帶一路;法治化;法律風險
      【全文】

        一、引言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下稱“一帶一路”)的倡議,歷經七年發展,“一帶一路”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對于“一帶一路”為全球經濟做出的實質性貢獻予以高度評價,指出“一帶一路”將促使全球貿易增加1.7%-6.2%,沿線經濟體貿易增加2.8%-9.7%,沿線低收入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預計增加7.6%,“一帶一路”的交通項目將使7600萬人擺脫極度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聯合國數次將“一帶一路”倡議納入聯合國大會及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的內容,彰顯了該倡議的全球影響力和國際關注度。法治化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標志,也是其長期、穩定發展的制度性保障。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成功推進,其法治化體系構建業已取得明顯進展。
       
        在國際法方面,“一帶一路”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初步形成,涵蓋的內容日漸豐富,具有“一帶一路”特色的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體系日趨完善。近年來,中國已與17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205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這些協議包含了大量的貿易、投資規則,反映了我國的國際規則建構能力在不斷提升。2020年11月,中國與15個亞太國家正式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該協定既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市場準入規則,也包括貿易便利化、知識產權、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等規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簽署方大多屬于“一帶一路”參與國,該協定的實施必將為“一帶一路”規則體系增添高標準的國際法內涵。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商協會共同推進的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組織已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為“一帶一路”商事爭端解決提供了嶄新的國際平臺。中國作為首批簽約國簽署的《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下稱“《新加坡調解公約》”)已于2020年9月生效,簽署該公約的國家大多屬于“一帶一路”參與國,該公約的實施必將為“一帶一路”商事爭端提供更為便捷的解決路徑。
       
        在國內法方面,中國不斷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引入國內立法、大力推進自身涉外經貿法治現代化,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之間法治交流已常態化,司法合作更加深入,國內法治不斷與“一帶一路”國際法治相互促進、良性互動。中國于2019年初修訂了《外商投資法》,將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等先進的國際投資法規則納入其中,推動中國外商投資法律制度全面升級,該法的修訂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涉外經貿法治建設中的標志性事件。目前,中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增至18個,各自貿區紛紛推出一批創新性貿易、投資、金融、航運法律規則,貿易投資便利化、法治化程度明顯提高。針對“一帶一路”的新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并結合“一帶一路”建設的特點,于2018年6月設立國際商事法庭,推動建立訴訟與調解、仲裁有效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同時成立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包含眾多“一帶一路”參與國法律專家,可在該法庭框架內發揮商事調解、法律查明、顧問咨詢等作用,這一創新令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備受國際法律界關注。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明確提出對規則制度“軟聯通”的新需求,承諾在減少相互之間民商事法律沖突、推動簽證、通關規則便利化、加強民商事判決相互承認和執行、促進民商事司法文書送達及調查取證等國內法治議題方面開展深度合作。
       
        盡管“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構建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應當清醒地意識到,“一帶一路”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也是各種風險不斷顯現的過程,更是其法治化體系不斷與時俱進的過程。新冠疫情暴發后,地緣政治因素不斷加劇了地緣經濟關系的緊張,“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風險更為復雜并呈現出高度特質性,必須對這些風險開展精準細膩的研究并提出合理的應對方案,從而推動“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的高質量構建。
       
        二、“一帶一路”特質性法律風險分析
       
        “一帶一路”建設既是一項全球性公共產品,又是一項涉及眾多領域的國際經貿發展工程,在給中國及參與國提供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除傳統國際貿易投資的法律風險(主權風險和一般商業風險)之外,因特質性因素引發的法律風險,特質性因素突出表現為“一帶一路”參與國眾多、跨越地域廣、項目領域集中、規模巨大以及被施加復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等,這是其他國際經貿發展項目所不具備的,筆者將由這些特質性因素引發的法律風險稱為“一帶一路”特質性法律風險。
       
        在綜合考察“一帶一路”的法治實踐基礎上,結合全球經貿規則體系深度調整的最新發展,筆者認為,當前“一帶一路”面臨的特質性法律風險主要集中于以下幾方面。
       
        (一)因重大合作項目缺乏透明度而導致的法律風險
       
        “一帶一路”建設的一項重要目標就是要實現中國與參與國之間的互聯互通,這決定了包括鐵路、公路在內的重大交通基建項目合作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點。此外,參與國大多屬于能源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開展大規模能源資源開發利用的合作也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亮點。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開發利用涉及項目融資、土地利用、勞動用工等多領域法律問題,與環境保護、勞工權益、反腐敗等諸多社會問題直接相關,關注度非常高,而這些問題又是當前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協定重點規制的議題。盡管每個議題的規則不同,但透明度卻是這些高標準規則普遍要求遵守的共同義務。對于高標準經貿規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僅不能漠視,還應積極推動逐步將其納入“一帶一路”經貿規則體系。
       
        除了規則發展的需求因素外,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及日趨復雜的國際環境、參與國國內政治等因素都決定了透明度義務的履行對于“一帶一路”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于那些具有重大經濟利益和社會影響的合作項目,透明度的高低甚至會決定其最終命運。重大合作項目因缺乏透明度而可能導致以下風險。
       
        第一,因缺乏透明而產生的與所在國經濟狀況不相稱的債務危機以及該國債務可承受性的降低。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能源資源開發需要巨額資金支持,由于一些項目所在國的經濟實力所限,對此類項目進行大規模融資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意味著一定時期內所在國負債規模可能會大幅提升,因此其債務可承受性就面臨考驗。
       
        第二,因缺乏透明而產生的腐敗蔓延風險。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能源資源開發一般需履行所在國政府各部門的行政程序,項目審批、土地利用、政府采購、工程建設與驗收等領域容易滋生政府官員的腐敗,而一些參與國反腐敗形勢不容樂觀,提升此類項目的透明度、擴大公眾對項目的社會監督就顯得極為必要。
       
        第三,因缺乏透明而產生的環境風險及社會風險。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能源資源開發項目對所在國的生態環境影響巨大,例如,“一帶一路”交通設施建設可能導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提升0.3%,而在柬埔寨、吉爾吉斯斯坦、老撾等國這一比率可能達7%之多。此外,此類項目往往涉及大規模的土地征用,勢必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就業等民生產生重要影響,由此帶來的社會風險絕不可忽視。
       
        上述風險的成因復雜,既有項目所在國相關領域法治建設的因素,也有諸多國內政治、社會因素甚至不利的國際因素,但透明度的缺失無疑是上述風險滋生的溫床。
       
        (二)因參與國貿易投資等法律滯后而導致的法律風險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向縱深推進,參與國在貿易便利化、外國投資管理和審批以及改善營商環境等方面的法律滯后現象日益突顯,不僅會影響每一個具體合作項目的成本收益,且關乎“一帶一路”未來能否整體順利推進。
       
        在國際貿易領域,一些參與國貿易便利化相關的法律滯后,造成“一帶一路”進出口貿易通關效率低下、貿易成本增加、供應鏈受阻,對商品流通規模的擴大形成不小障礙。例如,就中亞國家而言,通關效率的低下已嚴重影響了“一帶一路”中商品的進出口貿易量,其他參與國如果大幅降低通關延遲可使得它們獲得從1.8%(東歐國家)到4.8%(南亞國家)的出口收益。其次,一些國家關稅及貿易管理法律滯后,導致參與國關稅稅率普遍較高,非關稅貿易壁壘仍大量存在,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下,“一帶一路”貿易關系受到全球貿易量整體下降的不利影響,其參與國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非但未能減少,反而呈日益增長的趨勢。
       
        除貿易領域外,參與國外資法律制度亦相對滯后,不僅含有大量限制性規定,而且投資保護標準普遍較低。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一帶一路”參與國在外資開業、獲得工業用地及解決爭議的商事仲裁等方面施加了更多的限制。按照分值標準衡量,高收入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在外資開業方面的分值是80分,而“一帶一路”參與國的平均分為70分。對外資所有權方面的限制,也普遍高于非“一帶一路”國家和高收入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對建筑、旅游、零售、媒體、銀行、保險及電信等服務貿易的外資限制則更多。在外資保護方面,“一帶一路”沿線的6個大陸走廊和21個參與國的投資法及投資協定在外資待遇及救濟機制可獲性方面差別很大,且許多都有透明度較低、提供的投資保護程度不高的問題。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幾年,“一帶一路”的投資爭議大多發生在民用設施及礦產領域,而且在已披露的案件中,訴求首先集中于東道國對公平公正待遇的違反,其次是指控東道國間接征收對投資者權益的侵害,這都凸顯了“一帶一路”參與國對外國投資保護的短板。
       
        (三)因國際貿易過程中的“碎片化”現象導致的法律風險
       
        由于“一帶一路”各參與國之間締結了不同的雙邊、多邊或區域性貿易協定,各國適用的國際貿易規則差異很大,特別是在貿易便利化、邊境措施、檢驗檢疫、貿易救濟規則等方面缺乏協調,“碎片化”現象較為嚴重,從而導致各國貿易商支付的通關費用、進出口成本上漲,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相關地區供應鏈的形成。不僅如此,比較研究“一帶一路”參與國之間簽訂的貿易協定和這些國家與非“一帶一路”參與國簽訂的貿易協定后發現,就條款的內容及其涵蓋范圍而言,后者的規則水平則明顯高于前者,甚至連一些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規則,如減少技術壁壘措施、衛生與檢疫措施及政府采購等條款,在“一帶一路”參與國之間的貿易協定中都頗為少見,而后者已覆蓋數量眾多的“超WTO”條款(如資本流動、投資、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條款等領域的規則)。
       
        除貿易規則外,參與國在交通設施、數據聯通、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差異對于貨物流通、人員交流、技術轉移和應用形成了直接阻礙。首先,“一帶一路”國家的交通設施狀況良莠不齊,在公路方面,中國與中國北方及西北方參與國的公路質量就遠不及中國西南方向參與國;在鐵路方面,許多東南亞國家和中國西南方國家的鐵路交通設施則比較差。其次,“一帶一路”物流成本及時間成本不斷增加,2018年全球物流表現指數排名最低的三個國家分別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阿富汗、不丹和伊拉克,與中國毗鄰的一些經濟體的物流表現排名亦較低。最后,參與“一帶一路”的許多亞洲國家互聯網的使用人數低于其總人口的55%,先進通信技術在一些地區覆蓋率很低,造成嚴重的通訊不便。此外,各種技術標準如鐵路、橋梁、港口等建設標準尚不協調統一,對中國企業在參與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日甚,由此還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一帶一路”國際投資及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差異化現象也很嚴重,這不利于有效保護商事主體合法權益,對“一帶一路”法治化營商環境產生消極影響。在投資爭端解決方面,縱觀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目前所采用的機制,既有《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議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ICSID Convention,亦稱“《華盛頓公約》”)提供的投資仲裁機制,也有參與國簽訂的大量雙邊投資協定中的臨時仲裁機制,中國自身對投資爭端解決的選擇方式也存在多種情形。在商事爭端解決領域,各參與國司法制度差異很大,對國際商事條約和慣例的不同理解與適用情況導致裁判標準大相徑庭,民事司法協助條約體系尚不發達,司法判決的國際流動性仍有待加強。盡管絕大多數參與國屬于《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又稱“《紐約公約》”)的締約國,但各國對待商事仲裁的理念和立法迥異,仲裁裁決的執行力亟待提升。這已導致許多嚴重后果,諸如,商事主體面對不同爭端解決機制付出的法律成本升高,司法判決、仲裁裁決因未能得到及時、有效執行從而無法保護商事主體合法權益,國際投資及商事爭端解決依舊為西方仲裁員壟斷導致參與國對國際經貿規則的話語權仍受限等。
       
        三、創新性制度安排:
       
        法治化體系構建的新使命
       
        “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的構建是一項復雜的制度構建工程,也是一個隨著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豐富、完善的探索過程,既沒有先例可循,也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國與參與國不斷推出創新性舉措。當前,針對上述特質性風險開展制度設計是“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構建的新使命。為此,中國與參與國應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共同設計創新性制度。
       
        (一)
       
        建立重大項目公開制度及相關配套機制
       
        透明度問題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中各方關注的焦點,必須予以制度化解決。當前,中國與參與國應就建立“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公開制度及配套機制方面開展專項合作,研究重大項目的標準、公開制度的基本原則及其例外、公開的內容及其程序、投訴機制及爭端解決機制等實體和程序問題,通過簽訂專項協定或備忘錄形式建立重大項目公開制度,全面提升“一帶一路”建設的透明度。重大項目公開制度應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1.重大項目的標準
       
        要求重大項目公開是因為這類項目涉及大量國際融資和土地、礦產資源大規模開發等敏感問題,關系到政府債務可承受性,理應公開、透明,接受各方監督,但對于中小型建設項目,則應給予“一帶一路”商事主體選擇是否公開的權利,故此,應確立重大項目的認定標準。在確立標準時應綜合考慮項目的總體規模、資金量、建設周期、對所在國政府債務的影響、對當地環境、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影響等因素,由中國與參與國各方面專家合作制定評估指標體系,設置相關分值門檻,將規模巨大、需大量資金投入、建設周期長、可能影響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對當地環境及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可能產生重要影響的項目納入其中。同時,避免將那些未達到評估門檻分值的中小型項目歸入強制公開范圍,充分尊重國際投資者保護商業秘密的權利及其對商業條件的自愿選擇權。
       
        2.公開的基本原則與例外
       
        重大項目公開制度應確立及時公開、充分公開以及平等獲得信息等三項基本原則,確保公開制度落到實處,讓相關方具有獲得感并享有非歧視性待遇。同時,應設置例外條款,將涉及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項目或相關事項予以排除,充分尊重參與國政府維護國家基本利益的權利,這是國際法主權原則的具體體現。
       
        3.公開的內容及其程序
       
        根據重大項目的特點及國際慣例,公開的內容應當包括項目的規劃與設計、投資者及合作者情況、融資渠道及規模、土地使用情況、原材料采購、該項目對所在國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影響的評估、對當地環境、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的影響等內容。應當對公開上述信息的主體、時間、途徑和可獲性等程序規則加以規定,以確保各方能及時、平等地獲得公開信息,同時還應建立適當的投訴機制,為未能及時、全面獲取公開信息的當事方提供救濟途徑。
       
        4.爭端解決機制
       
        爭端解決機制旨在解決因重大項目信息公開過程中產生的爭端,中國與參與國應本著平等協商的原則,建立雙邊或多邊機制,以充分協商為解決爭端主要路徑。另外,必要時設立專家組評議機制對協商不成的爭端作出裁決,各當事方應及時執行該裁決。此外,在建立重大項目公開制度的同時,還應建立與債務可持續、政府采購、反腐敗、環境保護等問題相關的配套機制,確保重大項目公開制度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各類風險能得以及時和有效地化解。
       
        在債務可持續評估方面,中國2019年發布的《“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借鑒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低收入國家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并結合“一帶一路”參與國實際情況,為參與國提供了一套債務可持續性分析工具。但這只是第一步,還應盡快協商建立債務可持續性評估機制,以使該分析框架真正發揮效能,該評估機制既要滿足重大項目公開制度的需求,又應當符合國際上對政府債務評估的通常慣例。在政府采購方面,日前,中國已向WTO政府采購委員會提出新的一輪出價,應盡快完成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的談判,為“一帶一路”提供可依據的政府采購國際法規則。中國還應與參與國共同協商,在重大合作項目采購領域制訂符合WTO《政府采購協定》的雙邊或多邊規則,給予各方以公平的市場機會,同時降低重大合作項目的采購成本。在反腐敗機制建設方面,中國與參與國應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等國際條約為基礎開展司法執法合作,推進雙邊引渡條約、司法協助協定的簽訂與履行,構筑更加緊密便捷的司法執法合作網絡。在環境保護方面,中國政府于2019年5月發布的《“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確定了六個方面的重點工作,體現出對生態環境高度負責任態度。一是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加強生態環保政策溝通;二是遵守法律法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綠色化;三是推動可持續生產與消費,發展綠色貿易;四是加大支撐力度,推動綠色資金融通;五是開展生態環保項目和活動,促進民心相通;六是加強能力建設,發揮地方優勢。為實現該規劃提出的目標,中國應與參與國一道推動“一帶一路”政府文件和協定中增設環境保護的具體條款,共同制定環境保護共同規則,并將其作為重大合作項目必須遵循的強制性規范。“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目標,避免對當地民生產生重大負面影響應成為重大合作項目優先考慮的事項,中國與參與國應建立相關合作機制,共同設計社會民生風險綜合分析指數體系,將社會風險評估作為立項及建設、運行全過程的強制性要求。在共商簽署“一帶一路”政府文件或協定時重申尊重國際公認的勞動權利公約,并將勞工保護條款納入其中,同時,考慮參與國不同發展階段和水平,確立不同層次的保護標準和相應規則以降低相關國家的經濟負擔。
       
        (二)開展貿易、投資法律領域的深入合作
       
        參與國國內貿易投資法律制度的滯后制約了“一帶一路”的建設效益最大化,是“一帶一路”持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突出風險。中國與參與國應開展貿易投資領域法律深入合作,整體提升“一帶一路”貿易投資法治水平。
       
        貿易法領域法律合作的重點在于:推動貿易便利化關鍵領域的改革,積極落實WTO《貿易便利化協定》相關條款義務;提升貿易監管透明度,建立更多的貿易信息窗口,創立并實施國家或地區間單一窗口制度;探索邊境措施中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的管理方式,建立貿易信息共享機制;建立非關稅管理部門之間信息共享平臺,推動合格評定結果的相互承認,建立高效的運輸管理體制。為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中國與參與國應盡快開展以下四方面的具體合作。
       
        第一,建立影響貿易便利化的因素分析機制。應借鑒世界銀行、WTO等國際組織的經驗和做法,建立“一帶一路”特有的貿易評估機制,論證和分析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影響貿易便利化的因素及其成因,為改革確定方向和重點。第二,設計具體改革方案并建立跟蹤機制。影響貿易便利化的因素包括關稅、非關稅措施、邊境措施、衛生檢疫措施、技術標準等諸多方面,而且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情況各異,必須根據不同情形設計不同的改革方案。同時,應合作建立跟蹤機制,督促相關改革及時推進。第三,建立常設交流機制。中國與參與國之間在貿易數據、操作信息、改革經驗開展充分和及時的交流是必要的,應建立常設機制為日常交流提供便利,以協調參與國的貿易監管制度,最大程度消除因貿易監管對進出口造成的障礙。第四,合作制定貿易便利化國際標準。在吸納國際最佳實踐基礎上,探索建立貿易便利化的“一帶一路”國際標準,運用“一帶一路”提供的實踐經驗為國際社會提供規則公共產品,提升中國與參與國的貿易規則話語權。
       
        參與國國內投資法領域改革的核心在于大幅降低投資準入門檻、提升對外資保護的法律水平。為此,中國與各參與國應開展以下幾方面重點領域的法律合作。
       
        第一,推動參與國普遍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定期就負面清單問題開展雙邊或多邊磋商。參與國應根據逐步減少對外國投資的限制范圍,擴大外資準入的領域,推動在本國的外資法律制度中確立負面清單制度。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國可本著平等、自愿的原則,運用自身資源或國際資源對這些國家開展專項法律援助,推動雙方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定期交流,幫助這些國家推動本國外資法律改革。第二,建立“一帶一路”國際投資評估機制。現階段,中國與參與國應建立國際投資評估機制,按照國際同行標準對“一帶一路”投資對貿易規模產生的直接、間接影響、社會價值、透明度、地域經濟的敏感性、以成本效益為核心的替代性分析等因素進行評估,運用評估成果科學規劃“一帶一路”重大合作項目,從源頭上規避風險。第三,推動參與國以國民待遇為原則改革外國投資管理體制。“一帶一路”參與國不同程度存在著對外國投資在注冊登記、土地使用、當地存在、外匯管理、資金流動等方面的限制性法律規定,中國應與相關國家合作推動在外資法中確立國民待遇原則,平等保護外商合法權益,限制征收及征用并確立及時、合理補償原則,同時還應保證外資自由流動。
       
        (三)建立針對性的法律合作機制
       
        如前文所述,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國際貿易規則、技術標準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存在“碎片化”現象,需要建立旨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法律合作機制。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應定期就降低關稅和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展開磋商,及時共商簽署或更新雙邊、地區性貿易協定,協調解決貿易規則之間的沖突。縱觀已簽署的聯合聲明、行動計劃和各方共同發表的聯合宣言,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均強調了維護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制、支持開放、非歧視的自由貿易等原則的重要性。例如,中國與阿聯酋于2019年7月簽署的《關于加強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規定:“雙方支持國際貿易原則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肯定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的重要性和核心作用。”又如,2019年11月發表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巴西利亞宣言》重申,“基于規則的、透明、非歧視、開放、自由和包容的國際貿易非常重要。我們繼續致力于維護和加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當前的任務是,推動業已達成的政治意愿盡早落實為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在這方面,中國與亞太國家應盡早批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歐雙方亦應盡快完成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簽署與批準程序。非洲對于“一帶一路”建設的意義重大,尼日爾、盧旺達和安哥拉等44個非洲國家于2018年簽署協議成立非洲大陸自貿區,中國應抓住該自貿區建設啟動的有利時機,與非洲國家之間盡快啟動雙邊或地區性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已開展多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與中亞地區國家之間業擁有上海合作組織、中國中亞合作論壇等政府間合作平臺,與拉美國家建立了拉共體與中國論壇部長會議機制,應充分利用上述資源和已有平臺推動與海灣國家、中亞、拉美地區早日達成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爭取在短時間內全面提升“一帶一路”貿易規則的協調性和規則標準。
       
        中國于2017年發布了《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8-2020)》,確立了該計劃的階段性目標和相關實施意見。當務之急是深化標準領域的合作,應采取以下具體措施。
       
        1.推動制定相關領域的國際標準
       
        中國企業特別是制造業、工程業的骨干企業應當聯合“一帶一路”沿線有關國家企業、行業協會等組織共同制定相關領域的國際標準,支持具備相應基礎條件的行業協會、產業技術聯盟等社會團體,將先進團體標準盡快轉化為國際標準。中國與參與國應成立“一帶一路”標準化委員會,下設建設工程、工業制造、信息通信等分會,就各領域技術標準的統一問題展開磋商,共同制定各領域國際標準。
       
        2. 合作推廣中國技術標準的海外應用
       
        中國在高鐵、船舶、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等工業領域已取得世界領先的地位,許多國家或國際組織極為重視中國在上述領域確立的技術標準,但由于制度、語言、文化等方面的障礙,中國的技術標準成為國際標準的進程尚不盡如人意,應鼓勵中國企業、行業協會將已成熟的、世界領先的中國標準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文字,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合作,讓當地的政府、企業切身體會中國標準的先進性和實用性,推動中國技術標準的國際應用。
       
        3. 建立“一帶一路”標準信息服務共享平臺
       
        我國國內相關行業協會、標準化專業機構應與參與國相關機構共同建立“一帶一路”標準信息服務平臺,為參與建設的中外企業提供國外標準化政策、標準文本、產品認證、WTO技術壁壘協議(WTO/TBT)通報咨詢及預警等標準信息服務,定期發布“一帶一路”標準化工作輿情報告,同時,參與國各行業協會、專業機構還可通過該共享平臺分享標準國際化方面的工作進程、成功經驗。
       
        為建立更加協調、高效、便捷的國際投資及商事爭端解決機制,現階段中國與參與國應當從以下三方面開展深入合作。
       
        第一,共同探討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問題。當前,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正對現有國際投資爭端的改革問題向全世界征求改革建議,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應在仲裁員選任、透明度、第三方資助、上訴機制等重要問題上加強溝通與協調,提出改革建議,促使相關改革更多地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呼聲。此外,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在共商簽署新的投資保護協定中協調建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選用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仲裁員參與該機制。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北京國際仲裁委員會、深圳國際仲裁院等仲裁機構已陸續推出國際投資仲裁規則,應加強與“一帶一路”參與國仲裁機構合作,共同探索“一帶一路”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第二,以《紐約公約》《新加坡調解公約》以及《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行公約》為基礎建立有機統一的“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體系。2015年10月,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歷經多年努力制定的《選擇法院協議公約》(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正式生效,2019年7月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22次外交大會通過《承認與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并向各國開放簽署,這兩項國際公約為各國民商事判決的跨境執行提供了新的國際法依據。與前不久生效的《新加坡調解公約》、業已成功運行60余年的《紐約公約》一道共同構成了國際商事爭議解決的國際法機制,無疑為“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解決提供了豐富的法律資源。在這方面,中國應做出表率,盡快批準《選擇法院協議公約》和《新加坡調解公約》,簽署并批準《承認與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并應將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機制建設作為“一帶一路”法治合作的重點,共同打造統一、協調的商事爭議解決平臺。
       
        第三,全面提升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國際化水平。近期,中國國際商事法庭應通過吸收更多發展中國家法律專家進入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適時通過修訂《民事訴訟法》吸收享有盛譽的外籍法官進入國際商事法庭、鼓勵法庭運用英語等外國語言審理案件、準許國外律師在華出席國際商事案件庭審,擴大互聯網技術在跨境送達、證據交換、證人作證、開庭審理等方面的司法運用。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制定《國際商事法庭法》,為國際商事法庭奠定更堅實的法律基礎。與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哈薩克斯坦國際商事法庭等“一帶一路”參與國的國際商事法庭的交流與合作應成為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一項重要任務,相互學習借鑒各自經驗,在條件成熟時,可考慮互派法官參與對方的國際商事法庭的審判,這對于吸引“一帶一路”商事主體更多選擇中國國際商事法庭解決商事爭端大有裨益。
       
        四、結論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成功推進,其法治化體系構建已進入關鍵時期。新冠疫情暴發后,地緣政治因素不斷加劇,地緣經濟關系緊張,“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風險更為復雜并呈現出高度特質性,必須對這些風險開展精準細膩的研究并提出合理的應對方案,從而推動法治化體系高質量構建。
       
        “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的構建是一項復雜的制度構建工程,也是一個隨著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豐富、完善的探索過程,需要中國與參與國不斷推出創新性舉措,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夯實法治化體系的根基。

      【作者簡介】
      劉敬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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