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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百年歷程
        2021/7/2 9:00:50  點擊率[171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理學
          【出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等就曾經提出過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的想法,但是,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局限,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尚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思維。歷經一系列嚴重挫折甚至亡黨亡軍的危險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態度的嚴重危害性,旗幟鮮明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力挽狂瀾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征程。
          【中文關鍵字】馬克思主義法學;毛澤東法律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國化
          【全文】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法治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在法學領域的具體呈現,是中國共產黨人攻堅克難推進法治建設和堅持不懈推動法學創新的歷史素描和學理概括。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等就曾經提出過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的想法,但是,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局限,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尚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思維。歷經一系列嚴重挫折甚至亡黨亡軍的危險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態度的嚴重危害性,旗幟鮮明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力挽狂瀾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征程。經過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思想逐漸成為全黨的共識。從此,我們黨走上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密切相結合的光明正道。中國共產黨一百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在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中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傳統和成功經驗,也為新時代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積累了寶貴經驗。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的核心要義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既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發揮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的強大真理力量,又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把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經驗和歷史經驗上升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歷史底蘊、時代精神和實踐偉力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各個領域,涉及歷史、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生態、科技、軍事、黨建、外交等各個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實踐、全面推進的過程,具體體現在馬克思主義各個組成部分和各個方面的中國化,其中,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這是因為,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設新型國家政權、有效治理國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首要任務,是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核心課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致力于推翻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所掌控的國家政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則致力于科學有效地治理國家,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不斷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就必然使以國家和法治理論為主要內容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具有極其特殊的重大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歷史起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被中國人民所接受。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傳入中國并成為強大的社會思潮,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艱苦斗爭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指引
           
            “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中華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歷史,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無數輝煌成就。但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轟擊下,中國危機四起、人民苦難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無數志士仁人前仆后繼、不懈探索,尋找救國圖存、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卻在很長時間內都抱憾而終。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接連而起,但農民起義、君主立憲、資產階級共和制等種種救國方案都相繼失敗了。危機下的中國期待著新的社會力量尋找先進理論,以開辟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國外各種社會思潮被紛紛介紹到中國,諸如進化論、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權威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等。但是,實踐表明,這些理論都解決不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道路問題,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興旺問題。正在這時,1917年和1919年,相繼發生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兩件大事。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推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這一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立作出了理論準備,創造了實踐條件。1921年,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是中華民族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折點。
           
            (二)新文化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道路
           
            革命的啟步離不開思想的啟蒙。新文化運動是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思想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巔峰。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五四運動前后,我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在追求真理中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沖擊了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為馬克思主義等新思想新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道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的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產生了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等為代表的第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三)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初開始傳入中國,但總體而言沒有成為一種社會思潮,也沒有同中國革命真正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是通過十月革命的中介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的,正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和革命學說在俄國的成功實踐,使破解救亡圖存時代課題、探尋民族獨立之路卻屢遭挫敗的中國先進分子受到極大的鼓舞和啟迪,使中華兒女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新希望,渴望這一理論能夠在中國盡快實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先進分子從各種社會思想中選擇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產生了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嘗試以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探索中國革命規律和中國革命道路,站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歷史新起點上。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等發揮了先驅者作用。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曾經指出,“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十月革命后亦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組織一大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譯介、研讀、闡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建黨匯聚優秀分子。建黨之前,他和李大釗創建了《每周評論》,號召廣大知識分子走進工廠和農村,了解工人和農民。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黨綱,明確黨的基本任務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個黨綱基本上是照搬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十月革命經驗。1922年,在陳獨秀的主持下,黨的二大根據中國國情提出了革命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確立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形象地把“兩步走”比喻為文章的上篇與下篇。把中國革命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文章上篇與下篇,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中共二大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為后來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鋪墊了思想基礎。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是20世紀初我國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1913年,他東渡日本留學,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后,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科學精神,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封建頑固勢力展開猛烈斗爭。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備受鼓舞,連續發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銳的眼光,深刻認識到十月革命將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也從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和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之光。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李大釗熱情投入并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他更加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并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得到比較系統的傳播。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創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積極推動建立全國范圍的共產黨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李大釗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先驅。他較早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抽象的學理和不變的教條,研究馬克思主義必須研究它“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并在這個過程中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他強調,正確認識國情非常重要,考慮中國的問題,是不能置國情于不顧的。他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情況下的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他強調,社會主義“用以為實際的運動”時,它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發生“適應環境的變化”,要在運用中加以發展。“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因此,在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他理論聯系實際,不僅重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先鋒作用,直接從事工人運動;而且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積極發動和組織農民斗爭。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難的遠大志向。十月革命后,毛澤東熱情地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從紛然雜陳的各種觀點和路徑中,經過反復比較和鑒別,毅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從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中,毛澤東深刻認識到,面對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革命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克思主義,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創造性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他以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相結合的生動實踐為范例,宣傳十月革命的經驗,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大革命失敗的歷史危機關頭,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標志性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雖然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曾經提出過要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的實踐當中去的想法,也進行過一些探索,但在這個時期,黨對于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還沒有形成科學認識和廣泛共識。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真正深刻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在20世紀30年代,就全黨來講,則是在延安時期。第一個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是毛澤東。1938年,中共中央在陜北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理論命題,指出,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化,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更加完整準確地提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著名論斷,隨后,毛澤東在一系列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了深刻的論證與闡釋。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是其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國家,讓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讓人民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讓法治成為真正保障民權的良法善治。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核心的是其國家和法治理論的中國化。由此,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一條主線。
           
            習近平指出:“在人類思想史上,沒有一種思想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產生了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一科學判斷完全可以用來敘說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劃時代意義。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劃時代意義,可以用一句話集中概括,即“馬克思主義法學使法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在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寫下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資本論》等一系列重要著述,發表了《共產黨宣言》,深入揭示了法與統治階級的內在聯系,法與國家之間的必然聯系,法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因果聯系,法在不同社會不同國家的不同目的、作用和價值。正是由于他們現實地深入到法的實踐中,撥云見日般地揭示了法律現象內部的本質以及法律發展的客觀規律,才實現了人類法學思想史上的偉大革命,使法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強大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法學不僅為我們認識國家和法治現象提供了科學方法,而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堅實理論基礎。在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董必武等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大量著作、文稿和譯著中,以國家和法治理論為主要內容的法學著述位列第一位,且與中國革命相聯系、與中華法治文明相融貫、與世界法治文明相融通,開辟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之先河。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和深入發展。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歷史性飛躍。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也相應地發生了三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以毛澤東法律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習近平法治思想為主要理論標志的重大成果。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三次歷史性飛躍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生動體現。
           
            (一)毛澤東法律思想的創立,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歷史進程
           
            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蘊涵著豐富而深刻的國家和法治理論,學術界稱之為“毛澤東法律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時期,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和法治的論著、講話,推動出臺了一系列有關法治的重要文獻,具有代表性標志性的有:《新民主主義論》《論政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廢除偽法統》《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等。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等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和講話,如毛澤東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周恩來的《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劉少奇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董必武的《關于黨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等。這些論著和講話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法律思想,深刻論述了國家和法治的一般原理、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論、憲法理論等,為建設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和國家各項基本制度確立了理論基礎;深刻論述了社會主義法制,為推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構建社會主義法律秩序,提供了戰略思想;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政法工作、刑事政策策略等思想,為保障人民民主和權利、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在毛澤東法律思想的科學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開啟了社會主義法治新紀元。
           
            (二)毛澤東法律思想具有鮮明的革命性
           
            毛澤東法律思想是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應運而生的,并指引著人民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摧毀舊的法律制度,廢除偽法統、建立新法制的實踐。20世紀40年代,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和法律觀告誡全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法制和新中國的法律秩序絕對不能在國民黨舊法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而必須運用革命的暴力手段,徹底打碎國民黨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六法全書”。1949年元旦,面對徹底垮臺的大勢,蔣介石發表“救死求和”聲明,提出“和議”的最低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神圣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法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對此,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起草了《評戰犯求和》的評論,駁斥了蔣介石的“法統不致中斷”的謬論。緊接著,于1949年1月14日,發表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包括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等在內的國共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隨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發出了《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明確規定:“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其后,作為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之法律基礎的“六法全書”在中國大陸被徹底廢除并喪失法律效力,而代之以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法律和司法機關。
           
            (三)毛澤東法律思想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法律思想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法治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中央蘇區和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探索創建了新型法律制度,充分彰顯出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實踐偉力。中央蘇區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陜甘寧邊區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創造的“馬錫五審判方式”,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等法制建設的歷史性成就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重要理論和制度成果。
           
            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們黨在廢除舊法統的同時積極運用中央蘇區和革命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制定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抓緊開展立法工作和法律機構建設,很快就奠定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認了近代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為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進行的英勇斗爭成果,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變革。這部憲法以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兩大原則為統領,規定了我國的國體、政體、國家機構、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實現了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建國大綱、根本法、總章程的形式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法律思想。
           
            (四)毛澤東法律思想具有鮮明的科學性
           
            毛澤東法律思想是一個內容豐富、論述深刻的科學理論體系。其中,最具標志性的科學理論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法律觀、國體政體理論、憲法制度理論、社會主義法制理論、黨內法規理論等。
           
            關于國體政體的理論。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政權、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革命和建設時期,國體和政體問題是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毛澤東法律思想自然也就聚焦于國體和政體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等經典著作中,科學闡述了國體和政體理論。毛澤東精辟指出:“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國體決定政體,政體表征國體。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國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經過共產黨)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思想的國體政體理論是建立、發展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石和根本指針。
           
            關于憲法制度的理論。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從投入革命斗爭的那一天起,就致力于建設與專制獨裁政權根本不同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實行民主政治,建立憲法制度。在他們有關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和法治的理論中,包含著豐富的憲法思想。毛澤東指出:“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在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時候,他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毛澤東還用非常形象的比喻,稱我國憲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四梁八柱”。
           
            毛澤東非常重視憲法的人民性、民主性和人權保障,指出,世界上有不同類型的憲法,“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于資產階級類型”,“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早在20世紀2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等就發出“爭人權”“為自由和人權而戰”的呼喚,號召人民群眾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爭人權,為全中國人民的自由和人權而戰,并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打土豪,分田地,鬧工潮,爭自由,建立紅色政權和革命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團結、動員一切愛國民主力量,反侵略,打日寇,救亡圖存,保衛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抗戰勝利后,針對蔣介石發動的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反內戰、反饑餓、爭民主、爭自由,推翻了蔣家王朝,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徹底結束了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任人宰割、受盡欺凌的屈辱歷史和長期戰亂、民不聊生的悲慘局面,使中國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普遍、平等的人權,獲得了廣泛的政治自由和經濟社會權利。
           
            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我國憲法文本的起草工作,他主張在憲法文本中安排一個內容豐富的序言。通過憲法序言,人們可以清楚地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從哪里來,現在是什么樣,未來向何處去,可以極大地增強我們的歷史自信、現實自信、未來自信。這是馬克思主義憲法理論的重大創新,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思想光芒。
           
            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理論。在法制理論方面,毛澤東法律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思想、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諸如:民主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綱領性和靈活性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立法思想;有法可依,不僅需要民法,也需要刑法,無法無天不行,沒有法律不行,不僅要制定法律,還要編案例;有法必依,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所有的人都必須守法,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不得破壞革命的法制;對反革命分子和嚴重刑事犯罪,要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提出一系列契合傳統法律文化、符合現實國情的刑事政策,諸如,寬嚴相濟,鎮壓和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重證據、不搞刑訊逼供,設立“死緩”制度,等等。
           
            關于“黨內法規”的理論。1938年,在擴大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針對王明不服從中央決定、公開發表同中央不一致意見,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嚴重破壞黨的紀律等嚴重危害黨的行為,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為使黨內關系走上正軌,除了上述四項最重要的紀律外,還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黨內法規概念的提出和一系列黨內法規的制定和實施,特別是黨的七大通過新黨章,有力推進了黨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凝聚了黨的偉大力量,保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也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政黨理論,為我們黨在新時代明確提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依規治黨”積累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
           
            在毛澤東法律思想的指引下,建立在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及其法學體系廢墟上的社會主義新法學,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法治理論為根基,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南,批判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反人民、反科學的政治法律觀點,開展了一系列法學理論問題和法制實踐問題的研討活動,重要議題包括我國社會主義階段法的性質和作用、法學的研究對象、新法與舊法、國體與政體、民主與專政、政治與法律、國家與法制、法制與文明、政策與法律、黨的領導與依法辦事、守法與違法、法律與道德、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政法工作如何區分兩類矛盾、資產階級法權、鎮壓反動與保護人民、懲罰犯罪與保護善良、刑事政策、犯罪構成、特赦制度及其實施、死刑復核、訴訟證據、舉證責任、楓橋經驗、婚姻法和離婚裁判標準、合同制度、法律與和平、和平共處基本原則、主權與人權、國際法體系等,為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作出了開拓性歷史性貢獻。
           
            三、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成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鄧小平理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拓展、深化和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譜寫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新篇章。
           
            (一)鄧小平理論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新時期
           
            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總是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來思考法治問題,把法治建設放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內論述。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鄧小平始終從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題中之義的戰略高度來論述民主和法制問題,強調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指出:“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
           
            第二,從防止出現顛覆性、根本性錯誤,特別是避免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重演的戰略高度論述民主和法制問題,告誡黨和人民“搞人治危險得很”,“搞法制靠得住些”。
           
            第三,從保證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論述民主和法制問題,反復強調黨和政府要學會運用法律辦事,“這是現在和今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過程中要求我們必須盡快學會處理的新課題”。鄧小平經常告誡黨和人民,中國要發展起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良好的法制環境、嚴明的紀律和法律,政局不穩,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由于問題提得如此敏銳和嚴峻,故鄧小平強調指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這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決不允許有任何動搖。”
           
            鄧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十分豐富,極其深刻。其精髓在于:
           
            法治立國論。自古以來,怎么治理國家,是人治,還是法治?一直存有爭論。在比較國內外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著力徹底解決人治與法治問題,并明確提出依靠法制治理國家的方針,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在鄧小平主持下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分析了這一教訓,指出:種種歷史原因使得“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使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
           
            從1980年代初到1992年南方巡視,鄧小平不下十次強調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要靠法治,靠制度。1980年,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的提問時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著名講話中,鄧小平極其深刻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基于對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他反復強調“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鄧小平揭示的人治必然導致難以為繼、人亡政息的規律深刻地教育了黨和人民,堅定了黨和人民法治立國、厲行法治的信念。
           
            依法治國論。基于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而給黨、國家、社會和人民帶來痛苦和災難,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沖擊和損害的教訓,鄧小平提出,今后“不能采取過去搞政治運動的辦法,而要遵循社會主義法制的原則”。無論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還是解決敵我矛盾,都要遵循法制。“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
           
            在推進法制建設的進程中,鄧小平強調,我國社會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以這個基本國情為依據;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根本遵循;必須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評價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根本標準;堅持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政治保障;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強大動力;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中,既要認真地劃清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與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界限,又要大膽地借鑒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有益的經驗;“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動亂,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
           
            民主法制關系論。民主和法制的關系是鄧小平論述較多的法學原理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鄧小平反復強調:“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們的民主同法制是相關聯的。”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民主與法制相互依存、相互保障、相互促進。一方面,民主要通過法制來體現和保障。“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另一方面,民主要納入法制的軌道,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國家機關依法保障公民權利。總之,“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化、拓展和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推向新世紀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法學理論創新、法律制度創新和法治實踐創新的根本指針和價值導向。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必然要求法學理論和法治建設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根本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必然要求法學理論和法治建設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發展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夯實思想文化基礎;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要求法學理論和法治建設始終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獲得更全面更殷實的利益。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深化、拓展和創新主要體現在:
           
            第一,創造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和奮斗目標。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關于人治與法治的討論到黨的十五大宣布“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期間經歷了40多年的風風雨雨,最終我們黨選擇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正確道路。
           
            第二,深刻闡述了依法治國的本質規定和核心要義。江澤民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第三,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系。他指出:“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都離不開法制的健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呼喚著法制的完善;反過來,法制的完善,又會進一步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世界經濟的實踐證明,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
           
            第四,深刻闡述了法制與社會文明的關系。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家董必武曾經深刻指出:“說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項。”江澤民進一步闡明了這一觀點,指出:“依法治國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我們要“把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作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
           
            第五,深刻闡述了黨與法、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黨與法的關系是政治和法治領域的重大問題。江澤民在其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公開表示:“我們絕不能以黨代政,也絕不能以黨代法。這也是新聞界講的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我想我們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針。”江澤民明確指出,法制工作和法制建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整個過程中,堅持黨的領導是一條根本原則。而“堅持黨的政治領導,一個基本的方面就是要堅持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通過黨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模范作用,帶動人民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是人民群眾意志的體現,也是黨的主張的體現。執行憲法和法律,是按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辦事,也是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又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嚴格依法辦事,依法管理國家,這對實現全黨和全國人民意志的統一,對于維護法律的尊嚴和中央的權威,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第六,深刻闡述了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理念。江澤民科學總結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經驗,強調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進一步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確定為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江澤民關于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論述科學闡釋了依法治國作為政治文明和以德治國作為精神文明的關系,突破了法治與德治水火不容的陳腐觀念和思維定勢,闡明了一種現代法治和新型德治相結合的治國新理念。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綱領和部署出發,闡述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階段性目標,明確了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法制建設關鍵環節的重點任務。
           
            (三)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深化、拓展和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新進程
           
            黨的十六大以后形成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新發展新飛躍。科學發展觀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第一要務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一重大戰略思想對于法學理論創新和法治科學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科學發展觀把法學的論題從“什么是法治”“為什么實行法治”轉向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法治”“怎樣建設這樣的法治”,更加關注法治的發展道路和發展質量問題,把我國法治建設納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在法治發展中,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就是要用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理念和戰略思想審視、檢討和定位我國法治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道路;要深入貫徹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主體、尊重和保障人權等理念,充分體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要更加關注民生民利民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依法執政的有機結合,體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體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協調性。
           
            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創新還具體體現為:第一,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政治方向,即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道路,“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第二,進一步明確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指導思想,即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法律發展觀,用以人為本這一核心理念指導和規范立法、執法、司法活動,切實把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利、促進人的自由平等發展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靈魂;要充分體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根本要求,促進法律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促進法律體系的各部門、法律運行的各環節全面協調的發展,法律和其他社會控制手段、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全面協調的發展,妥當處理人與自然、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第三,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強調樹立以“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加強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公民意識教育。第四,進一步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法治原則,諸如: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并由人民依法行使,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堅持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堅持黨務公開、政務公開、法務公開,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實行以民族區域自治、城鄉基層群眾自治、公司自治、社會組織自治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自治;黨依法執政,既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又要領導立法、支持和監督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政府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等。第五,進一步精辟論述了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治軍及其有機統一,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我黨執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軍是黨領導和管理人民軍隊的基本方針。第六,進一步科學論述了法治與社會的關系,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特征,法治與和諧社會的重大理論既豐富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涵,又對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出了新任務。
           
            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自20世紀70年代末到2012年,中國法學界圍繞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法學領域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時代性主題,突破政治和意識形態禁區,開展了關于法治與人治、法治與德治、法的階級性與繼承性、法的本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的本位等重大理論問題的討論。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時代主題開展了關于市場經濟與現代法的精神、市場經濟與法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現代化、人權與公民權、公平與效率、中華法系、憲法實施監督、法治與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與法律制度創新等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具有重大建構意義的問題研究。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等時代性主題,開展了對法治的科學發展、民主政治與憲法、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的體制機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與創新、民族區域自治與民族法治建設、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和建設法治政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法制創新、法治與社會管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三大訴訟法修改與程序法治建設、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人權保障與救濟機制、環境權和環境法治、全球化與法律變革、全球治理與國際法治、中國海外利益的法律保護、法律外交、法學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持續深入研究。這些重大問題的研究有力地推進了法學領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全面拓展了中國法學的研究領域、推進了法學理論創新,為全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體系,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在新時期的中國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四、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第三次歷史性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中,引領法治時代進程、提煉法治時代精神、繪制法治時代藍圖,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
           
            (一)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習近平法治思想從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上,科學闡述了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理論、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觀點,系統闡述了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政治方向、重要意義、工作布局、重點任務、重要保障、重大關系等帶有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問題,成為黨和人民處理新時代法治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為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根本的行動遵循。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最新重大成果,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精華集中體現為習近平2020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十一個堅持”,即: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這“十一個堅持”是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創造性重大發展,構成了一個內涵豐富、系統完備、邏輯嚴密、論述科學、話語精深的法治理論體系。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法治的發展規律
           
            習近平法治思想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在科學洞悉和系統考察人類政治文明史的基礎上,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法治發展的客觀規律。習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的。相反,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種情況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基于這些歷史唯物主義法治觀點,習近平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而上升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強調“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們要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引領和規范作用。”“我們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堅定不移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發、為更好治國理政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個全局性問題。落實好這項重大戰略任務,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我們要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
           
            (三)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從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就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后,我們黨成功地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并對這條道路的科學內涵進行過初步概括。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中深入探索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內涵更加清晰、表述更加明確、方向更加堅定。
           
            習近平指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一個重大課題,有許多東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東西必須長期堅持。習近平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凝練為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并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一以貫之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同時,習近平領導黨和人民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實踐創新,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科學內涵,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升華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從“依法治國”拓展為“全面依法治國”,從建設“法治國家”拓展為建設“法治中國”,從“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轉型為“健全社會主義法治”,從“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拓展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法治建設目標實現了歷史性轉變;從“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有力促進了中國法治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發展為“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從形式法治轉型升級為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有機統一的良法善治。
           
            (四)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人類法治文明成果進行了擇善性借鑒
           
            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深耕于中華法治文明的土壤,深入研究中華傳統法律文化和法治思想,在思維中鑒古知今,在實踐中繼往開來。習近平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和法理精華胸懷深情,從先秦思想家到孫中山的法律思想,從商鞅變法、貞觀之治、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到清末民初變法圖強運動,從秦律、漢律、唐律到清律,從中國古代的國家法律制度到近代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他都進行過深入研究,得出“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代”的科學結論,概括出了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中華優秀法律文化精華,一掃近代以來歷史虛無主義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蔑視和曲解,使中華優秀法律文化的精髓得到傳承和弘揚,使法治的中國精神和民族精神得以充分彰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在法治問題上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汲取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精華的同時,也注重對人類法治文明成果的借鑒。習近平強調指出,我們既要“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也需要“用寬廣視野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堅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斷超越自己,在開放中博采眾長、不斷完善自己”,“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習近平系統考察了從古巴比倫國到現代社會法治文明的演進,作出“從世界歷史看,國家強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人類社會發展的事實證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當今世界,法治逐漸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共同選擇,但其具體模式千差萬別”等科學論斷。由此,他指出:“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體系中,依法治理、權力制約、權利保障、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約自由、正當程序、無罪推定等人類法治文明的成果得以批判繼承、擇善而用。
           
            (五)習近平法治思想彰顯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鮮明特色
           
            習近平法治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完美統一,蘊涵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深邃的政理、法理、哲理,彰顯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鮮明特色:
           
            黨領導法治的政治定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習近平法治思想把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作為決定全面依法治國政治方向的首要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全面依法治國的顯著優勢,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是我國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治最大的區別,深刻回答了為何堅持黨的領導、黨領導什么、怎么領導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明確要求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各方面,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不斷提高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增強了各級領導干部在法治領域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堅定了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人民性是習近平法治思想最鮮明的特征。習近平法治思想始終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作為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始終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法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不斷滿足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習近平法治思想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作為法治建設的主體,大力弘揚人民權益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靠人民維護的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強調法律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運用,增強全社會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自覺意識。
           
            奉法強國的堅定信念。習近平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對人類社會數千年風雨滄桑、興衰交替的歷史進行回觀和反思,揭示出“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的歷史規律,提出“一個現代化國家必然是法治國家”的科學論斷,把法治夢融入強國夢,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要堅定不移地走奉法強國之路。習近平強調指出,全面依法治國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我們“要著眼長遠,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促進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長期性的制度保障”。
           
            求真務實的實踐理性。求真務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理性,是我們黨思想路線的生動體現。習近平法治思想把求真務實的實踐理性運用于法治建設,不斷深化對法治國情和法治規律的認識,強化全面依法治國的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結果導向,釋放出無比磅礴的時代精神和變革力量。主要體現為:一是堅持實事求是;二是堅持從實際出發,與國情適應;三是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四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強調“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加強理論思維,從理論上回答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全面依法治國這個重大時代課題,不斷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取得新成果,總結好、運用好黨關于新時代加強法治建設的思想理論成果,更好指導全面依法治國各項工作。”
           
            統籌全局的系統觀念。習近平十分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系統觀念來指導實踐和推動工作。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習近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系統觀念作為基礎性思想和工作方法精致地運用于法治領域,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他堅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方位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定位法治建設;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在“兩個大局”時空背景中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統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一體建設;統籌推進法治領域各項改革;正確處理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辯證關系;堅持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面依法治國系統工程順利推進。
           
            精準練達的辯證方法。唯物辯證法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一以貫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習近平把唯物辯證法嫻熟地運用于法治領域,提出了許多飽含辯證思維的理論觀點和命題,諸如: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在法治軌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則必然禍害國家和人民;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法安天下,德潤人心;依規治黨深入黨心,依法治國才能深入民心;全面依法治國,要堅持加強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堅持對外開放、文明互鑒,但不能機械臨摹、全面移植;新聞媒體要加強對執法司法工作的監督,但要防止形成“輿論審判”;等等。
           
            尊法據理的法治思維。習近平法治思想洋溢著尊法據理的法治思維。“尊法”和“據理”是法治思維的兩個決定性要素。尊法,就是尊崇法律,信仰法治。在尊法的意義上,法治思維的要義是,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堅守法治底線,切實做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治軍、依法辦事、依法維權等。據理,就是依據法理,良法善治。在據理的意義上,法治思維的根基在于法律規定的合理性和法律行為的正當性。在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我們所厲行的法治,不是封建主義的嚴刑峻法,不是資本主義的形式主義法治,也不是其他法系的法治模式,而是符合我國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維護公平正義、弘揚美德義行、促進社會和諧的良法善治。尊法和據理的有機結合,在思維和行動兩個層面把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統一起來了。在這個意義上,法治思維即良法善治思維。
           
            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守正創新是習近平法治思想鮮明的理論品格,是其具有強大理論優勢和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精髓所在。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能夠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斷探索時代發展提出的新課題、回應人類社會面臨的新挑戰。”在依法治縣、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國的長期實踐中,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不斷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樹立了守正創新的光輝典范。他所發表的一系列堪稱經典的法治專題講話文章批示,他所錘煉的一系列義理精深的法治新概念新命題新話語,他所凝練的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充分展示了守正創新的偉大理論成果,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在法治領域的輝煌理論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國法學界緊緊圍繞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性主題開展高水平研究,主要研究課題有: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法理基礎,全面依法治國總目標總抓手,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依法治國和依德治國,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社會主義法治核心價值體系,法治中國的法理基礎,法治國情,法治小康,中華法治文明,中華優秀法律文化傳統,特別行政區憲制問題,建設法治政府理論,司法體制綜合性配套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民法典編纂和實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治,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法治保障,法治社會與社會治理法治化,新時代“楓橋經驗”,國家安全法治、應急管理法治,美麗中國建設的法治保障,數字法治,生物安全法治,健康中國與衛生法學前沿問題,涉外法治與國際法治,等。這些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質量理論成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創立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學術理論資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推進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五、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新使命新任務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百年歷程充分表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的時代條件和現實國情結合起來,與我們正在做的和將要做的偉業結合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才能充分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實踐性、開放性和時代性,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學新發展、開創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新境界。
           
            回顧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光輝歷程,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經驗,根本目的在于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進一步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學,讓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創新成果煥發出強大生命力和創造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高舉習近平法治思想偉大旗幟,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新的歷史進程。
           
            第一,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對其中的法學思想和法理精華再提煉、再升華、再闡釋,把飽含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的法理精華和法學理論精髓進行體系化構建而不能停留在語錄摘編或碎片化的引用上;同時,還原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科學本色,清除附加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之上的錯誤觀點,破除由于“左”或“右”的思潮影響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誤讀和誤解。當然,這樣做并不是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說的“回到馬克思”,而是進一步弄清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實質,構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本源性,讓馬克思主義法學之光照亮中國法學的前進之路。
           
            第二,對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偉大實踐進行系統總結、理論概括和理念提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源頭活水,只有認真地總結我國法治建設的豐富實踐和理論創新,才能不斷豐富、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新成果,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當代性。站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潮頭,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立足實踐、深入實踐、感悟和把握實踐,概括出有時代感的新命題,提煉出有原創性的新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必然指向,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與中國法治經驗馬克思主義化的必由之路。
           
            第三,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法學的思想寶庫。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中國法學是中國法治的學術和理論概括,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人類法治思想的寶貴遺產,也是我們樹立中國法學理論自信、建構中國法學話語體系的資本。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受到“法治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嚴重影響,我們對中國法學的歷史遺產重視不夠,甚至把它們歸入“封建糟粕”而廢棄。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偉大工程中,我們必須秉持不忘本來、追本溯源的文化理念,下功夫把中國傳統法學的精華凝練出來,對之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融入到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體系之中,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歷史底蘊和民族精神,為世界法學百花園增添一份姹紫嫣紅。
           
            第四,以開放眼光和科學態度跟蹤研究當代西方法學理論,把西方法學理論中的有益成分識別出來,融入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體系之中。在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新的歷史階段,要善于與西方法學開展平等對話和交流,打造融通中西的法學概念、命題和論語,在對話和互鑒中升華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海納百川的學術氣派和在學術競爭中的優勢。同時,我們要著力推進中國法學的時代化、國際化、世界化,為21世紀世界法學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回望過往奮斗路,眺望前方奮進路,我們應更好地履行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歷史使命。一是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是這部偉大教科書的“法治篇”。我們要在學習好中共黨史,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同時,學好用好黨在法治領域的創新理論,要深入挖掘中國法治的紅色資源,傳承中國法學的紅色基因,續寫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新篇章。二是堅持“三相結合”、“三化推進”,即堅持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和,深刻揭示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三大創新成果的實踐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及其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生命活力;注重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體系化構建、大眾化傳播,高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旗幟,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在“兩大奇跡”的基礎上再創“法治新奇跡”。三是解放思想、勇于創新,為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作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法學家應有的貢獻。在當今世界,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法學家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捍衛者,更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主要建設者和發展者,要通過我們的學習、研究、創新,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法學新的時代內涵,使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具科學性和時代性,更具思想魅力和生命活力,構建起集古今中外法治思想之大成、屹立于人類法治文明巔峰的科學理論體系。四是面向世界、放眼未來,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習近平法治思想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學,使中國從法學輸入國成為法學輸出國,使馬克思主義法學不僅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思想武器,而且成為全人類追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法理寶典,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奉獻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且與世界融通的法治理論體系。

          【作者簡介】
          張文顯,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法學學部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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