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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債券糾紛中介機構民事責任應對:對發行人的虛假陳述行為不能簡單判令中介機構承擔連帶責任
            2021/7/5 10:57:14  點擊率[184]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證券法
              【出處】微信公眾號:雷繼平法律訂閱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債券糾紛;發行人;虛假陳述;中介機構;連帶責任
              【全文】

                《證券法》第163條中介機構對發行人虛假陳述承擔連帶責任,以致實踐中部分案件不區分中介機構的主觀過錯程度、原因力大小,徑行判令中介機構對投資者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責任。這種簡單的處理方式,導致過錯程度較輕的中介機構需承擔與其過錯程度明顯不相當的賠償責任,不符合過錯與責任相適應的公平原則,引起了中介機構的擔憂。
               
                01 中介機構連帶責任的立法淵源
               
                1998年《證券法》第161條規定:“為證券的發行、上市或者證券交易活動出具審計報告、資產評估報告或者法律意見書等文件的專業機構和人員,必須按照執業規則規定的工作程序出具報告,對其所出具報告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進行核查和驗證,并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承擔連帶責任。”
               
                該條釋義中認為:“……其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為: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承擔連帶責任。即當其出具的審計報告,資產評估報告或者法律意見書等事件核實,準確完整地反映委托單位的情況給投資者造成損失時,出具報告的審計機構、驗資機構和提供法律意見書的機構(律師事務所)和人員應當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作為損失一方可以直接向出具報告的審計機構、驗資機構和提供法律意見書的機構(律師事務所)和人員中的任何一方請求賠償。被請求的任何一方,對于請求賠償均不得拒絕。”
               
                2003年2月1日實施的《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下稱“《虛假陳述司法解釋》”)第24條、第27條規定的責任范圍、責任承擔方式與1998年《證券法》一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案件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下稱“《虛假陳述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對第27條的釋義中進一步認為:“……就上述責任主體之間各自承擔的賠償責任份額的確定問題,應當按照各共同行為主觀過錯程度和行為的原因力綜合判斷,加以決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虛假陳述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復函》中亦明確:“《規定》第二十四條內容,是從歸責角度對中介服務機構及其直接責任人作出過錯推定責任承擔總的規定,無論故意或過失,只要行為人主觀具有過錯,客觀給他人造成了損失,該類虛假陳述行為人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承擔民事責任。《規定》第二十七條內容,是從共同侵權角度對承擔過錯推定責任的各類虛假陳述行為人,如何判斷其與發行人、上市公司構成共同侵權并承擔連帶責任作出的規定。當發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存在虛假陳述行為時,上述負有特定義務的各類行為人如沒有對虛假陳述內容予以糾正或保留意見,又沒有證據證明其無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則其與發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構成共同侵權,對投資人因此造成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但專業中介服務機構及其直接責任人的民事責任限定于其負有責任的部分。”
               
                但自2005年修訂《證券法》以來,中介機構的責任范圍就從“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承擔連帶責任”修訂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擴大了中介機構承擔責任的范圍。2005年《證券法》第173條規定:“證券服務機構為證券的發行、上市、交易等證券業務活動制作、出具審計報告、資產評估報告、財務顧問報告、資信評級報告或者法律意見書等文件,應當勤勉盡責,對所依據的文件資料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進行核查和驗證。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他人造成損失的,應當與發行人、上市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是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現《證券法》第163條)
               
                對該條的釋義認為:“證券服務機構制作和出具的證券服務性文件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買賣接受服務的證券的人造成損失,應當與證券發行人、上市公司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基于上述規定,已發生的大量涉及中介機構賠償責任的虛假陳述糾紛案件中,均判令中介機構對投資者的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大智慧案”“金亞科技案”“昆明機床案”等。
               
                02 《公司法》與《證券法》就會計師事務所民事責任存在立法上的沖突
               
                2005年《公司法》第208條第3款規定:“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因其出具的評估結果、驗資或者驗證證明不實,給公司債權人造成損失的,除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外,在其評估或者證明不實的金額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現《公司法》第207條第3款)
               
                該條釋義中認為:“由于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所出具的評估結果、驗資或者驗證證明不光是提供給有關部門,往往還要為廣大社會公眾、股民提供信息,因此,如果給他人造成損失,其損失往往是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所不能預見的,如果讓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承擔所有的損失而不加以限制的話,對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本條規定,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在其評估或者證明不實的金額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即承擔的是一種補充賠償責任。”
               
                根據上述規定,在出具不實資產評估、驗資證明的情形下,會計師事務所應當在不實的金額范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與《證券法》關于中介機構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規定并不一致。
               
                就2005年《公司法》第208條第3款(現《公司法》第207條第3款)與2005年《證券法》第173條(現《證券法》第163條)存在的沖突,最高法院綜合考察其立法目的、制度價值、審計業務性質后,認為“公司法和證券法中分別就事務所法定審計這一相同事項規定了不同的法律責任類型,構成體系違反,應當認定為法律漏洞。對這一法律漏洞,需要借助于通行法理和司法解釋進行補充。”[1]
               
                03 最高法院通過目的性限縮的解釋方法——會計師事務所連帶責任僅限于故意行為,以填補立法漏洞
               
                最高法院在制定《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下稱“《審計侵權司法解釋》”)時,以填補法律漏洞為出發點,在厘清規范背后的法理、考量法律體系之協調、公平原則的實現等的基礎上,最終采取的法律解釋方法及處理方式是,對《公司法》第207條第3款進行目的性限縮解釋,僅適用于注冊會計師過失提供不實報告的場合[2],承擔與過失相適應的補充賠償責任,同時對《證券法》第163條也進行目的性限縮解釋,將其適用范圍限定于注冊會計師故意的場合[3],會計師事務所與被審計單位構成共同侵權,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2007年6月15日生效的《審計侵權司法解釋》最終于第5條、第6條[4]區分會計師事務所的故意、過失,分別規定了會計師事務的連帶賠償責任及補充賠償責任。第5條規定了會計師事務所故意與推定故意的判斷標準及連帶賠償責任,第6條則規定了會計師事務所過失的認定標準及補充賠償責任。
               
                04 《公司法》和《證券法》幾經修改,但最高法院對中介機構限縮解釋的適用基礎仍然存在
               
                《審計侵權司法解釋》以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對2005年《證券法》第173條中介機構的責任作出限縮規定后,《證券法》歷經2013年、2014年、2019年三次修訂,未對2005年《證券法》第173條的規定作出實質修改(僅做了個別用詞的調整)。《公司法》也歷經2013年、2018年兩次修訂,亦未對驗資機構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規定作出實質修改。
               
                對照表如下:
               
                圖片
               
                也即是說,《審計侵權司法解釋》第5、6條作出限縮解釋的對象并沒有發生實質變化,因此第5、6條仍然具有適用的基礎和條件。同時,最高法院未對《審計侵權司法解釋》作出修訂,也可以印證最高法院仍然堅持認為《證券法》規定的中介機構(至少會計師事務所)連帶賠償責任應做目的性限縮解釋,區分主觀故意和過失分別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和補充賠償責任。
               
                但現實情況是,在虛假陳述糾紛案件中,法院可能依據《審計侵權司法解釋》第5條認定會計師事務所存在主觀故意、應當承擔連帶責任,而依據第6條認定會計師事務所存在過失、應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案例則尚暫未檢索到。
               
                如在“金亞科技”案中,法院認定:“判斷專業服務機構是否應對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行為給投資者造成的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責任,關鍵是該機構對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行為是否‘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結合上訴人引用的《審計侵權司法解釋》第五條的內容分析,審計機構在按照執業準則、規則,依法履行審計職責后,應當知道被審計單位存在會計報表的重要事項有不實內容等情形,不予指明仍出具不實報告的,即應當認定審計機構對被審計單位的侵權行為‘知道或應當知道’”,最終判令會計師事務所對投資者的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責任。
               
                05 《債券會議紀要》再度明確——區分中介機構的故意與過失承擔相應責任
               
                2020年7月15日發布生效的《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下稱“《債券會議紀要》”)中強調:“對于債券欺詐發行、虛假陳述案件的審理,要按照證券法的規定,嚴格落實債券承銷機構和債券服務機構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核查把關責任,將責任承擔與過錯程度相結合。債券承銷機構和債券服務機構對各自專業相關的業務事項未履行特別注意義務,對其他業務事項未履行普通注意義務的,應當判令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同時于紀要第31條規定:“債券服務機構的過錯認定。信息披露文件中關于發行人償付能力的相關內容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足以影響投資人對發行人償付能力的判斷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信用評級機構、資產評估機構等債券服務機構不能證明其已經按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行業執業規范和職業道德等規定的勤勉義務謹慎執業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存在過錯。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信用評級機構、資產評估機構等債券服務機構的注意義務和應負責任范圍,限于各自的工作范圍和專業領域,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應當按照證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考量其是否盡到勤勉盡責義務,區分故意、過失等不同情況,分別確定其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
               
                根據上述規定,在債券虛假陳述糾紛中介機構責任范圍的問題上,回歸到1998年《證券法》規定的“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表述為“限于各自的工作范圍和專業領域”;在主觀過錯方面,未延續不區分主觀過錯程度的做法,而是明確應當區分故意和過失等情況分別確定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在責任承擔方式上,未采用《證券法》《虛假陳述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的“連帶責任”,而是表述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具體責任承擔方式未予明確。
               
                《債券會議紀要》對中介機構責任認定做了更細致的規定,沒有采取一刀切的簡單處理方式,至少在債券虛假陳述糾紛中,為法院認定中介機構責任提供了更符合公平原則及實踐需要的裁判指引。但由于會議紀要并非法律、司法解釋,其效力可能受到挑戰。
               
                06 司法實踐迫切需要更為明確的指導
               
                2003年《證券法》規定中介機構“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承擔連帶責任”,最高法院以此為基礎制定了《虛假陳述司法解釋》。2005年《證券法》將中介機構的責任修訂為“與發行人、上市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最高法院未對《虛假陳述司法解釋》進行修訂,二者已不相協調。《證券法》與《公司法》關于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不實報告應承擔的責任在立法上存在沖突,進一步造成法律適用的困擾。
               
                為解決法律適用的難題,最高法院經過充分的論證,在2007年《審計侵權司法解釋》提出了較為公平合理且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但卻受制于《證券法》的明確規定,而未受到司法實踐的重視,甚至于被棄之不顧。
               
                到2020年《債券會議紀要》,又體現出了回歸2003年《證券法》的傾向,但在責任承擔方式上還需進一步明確。
               
                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在《證券法》《虛假陳述司法解釋》規定的“連帶責任”之下,探索更符合過錯與責任相適應的公平原則的處理方式。典型的處理方式是,綜合考慮中介機構的職責范圍及主觀過錯,確定其責任范圍,并在此范圍內判令中介機構承擔連帶責任,這也符合前述《虛假陳述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中所闡明的規定原意。
               
                近年發生的個別影響力較大的虛假陳述糾紛案中,法院即采取了上述處理方式。在某公司債券虛假陳述糾紛案件中,一審法院判令案涉債券發行的資信評級機構對發行人應負的民事責任在10%范圍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對發行人應負的民事責任在5%范圍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在某上市公司證券虛假陳述糾紛案中,一審法院判令保薦人某證券公司對發行人賠償義務在40%范圍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會計師事務所對發行人賠償義務在60%范圍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該案二審已改判保薦人、會計師事務所均對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責任)。
               
                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不完全一致,司法態度的反復,可能導致誤讀,既有損法律的權威,也不利于保護投資者和中介機構的利益,亟需更加明確的指導。
               
                簡單判令中介機構對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責任無法公平合理地處理中介機構在虛假陳述糾紛中應承擔的責任,這幾乎已經成為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在最高法院3月9日舉辦的2021年全國兩會《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系列解讀全媒體直播訪談第二場活動中,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專委劉貴祥大法官也強調,“在有些財務造假案件中,中介機構對企業的財務造假活動,因為核查手段等限制沒有發現,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也強調責任追究的過罰相當,責任與過錯相一致,而不是采取一刀切,不問過錯程度一律讓中介機構承擔全部連帶責任”。
               
                實踐中,法院對于中介機構的責任范圍認定也做了有益的嘗試,而針對債券虛假陳述糾紛中介機構的責任,《債券會議紀要》已作特別規定,僅責任承擔方式為連帶責任或按份責任或補充賠償責任未在規定中予以明確,我們將另文探討。基于前述,債券虛假陳述糾紛案件中不應再簡單判令中介機構對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作者簡介】
              雷繼平,業務領域:雷繼平律師的執業領域為國內民商事訴訟、仲裁和有關融資租賃、公司、信托、擔保、票據、互聯網金融、貿易等領域的法律合規審查和策略規劃。雷繼平律師原任國家高級司法機構法官、民事審判第二庭審判長,具有非常豐富的民商事訴訟糾紛解決能力,其先后審理重大民商事糾紛案件200余件,曾多次榮獲最高法院嘉獎
              【注釋】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侵權賠償責任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頁。
              [2] 同上注,第178頁。
              [3] 同上注,第181頁。
              [4]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五條:注冊會計師在審計業務活動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出具不實報告并給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應當認定會計師事務所與被審計單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一)與被審計單位惡意串通;(二)明知被審計單位對重要事項的財務會計處理與國家有關規定相抵觸,而不予指明;(三)明知被審計單位的財務會計處理會直接損害利害關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隱瞞或者作不實報告;(四)明知被審計單位的財務會計處理會導致利害關系人產生重大誤解,而不予指明;(五)明知被審計單位的會計報表的重要事項有不實的內容,而不予指明;(六)被審計單位示意其作不實報告,而不予拒絕。對被審計單位有前款第(二)至(五)項所列行為,注冊會計師按照執業準則、規則應當知道的,人民法院應認定其明知。
              第六條: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因過失出具不實報告,并給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其過失大小確定其賠償責任。注冊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未保持必要的職業謹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并導致報告不實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會計師事務所存在過失:(一)違反注冊會計師法第二十條第(二)、(三)項的規定;(二)負責審計的注冊會計師以低于行業一般成員應具備的專業水準執業;(三)制定的審計計劃存在明顯疏漏;(四)未依據執業準則、規則執行必要的審計程序;(五)在發現可能存在錯誤和舞弊的跡象時,未能追加必要的審計程序予以證實或者排除;(六)未能合理地運用執業準則和規則所要求的重要性原則;(七)未根據審計的要求采用必要的調查方法獲取充分的審計證據;(八)明知對總體結論有重大影響的特定審計對象缺少判斷能力,未能尋求專家意見而直接形成審計結論;(九)錯誤判斷和評價審計證據;(十)其他違反執業準則、規則確定的工作程序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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