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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初探
    2021/7/9 13:11:56  點擊率[1144]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證據科學》2021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隨著司法文明的進步和物證技術的發展,司法人員在認定案件事實時對口供等直接證據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在刑事訴訟中,司法人員越來越多地運用間接證據,而完全依據間接證據認定事實的案件數量也不斷增加,因此,研究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包括單個間接證據的演繹推理證明法和間接證據組合的同一認定證明法。二者都可以借助概率分析進行較為精細化的推論和驗證。
      【中文關鍵字】間接證據;證明方法;演繹推理;同一認定;概率分析
      【全文】

        導言
       
        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是對證據的學理分類,其根據是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之間的關聯方式。所謂直接證據,就是以直接方式與案件主要事實相關聯的證據,即能夠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例如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供述和目擊證人證言。所謂間接證據,就是以間接方式與案件主要事實相關聯的證據,即必須與其他證據連接起來或通過推理才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亦稱為“旁證”,例如刑事犯罪現場的手印、足跡和血跡等物證。在多數刑事案件中,司法人員在認定案件事實時使用的既有直接證據,也有間接證據。在少數案件中,由于沒有被告人的認罪供述和目擊證人證言等直接證據,司法人員在認定被告人的罪行時只能使用間接證據。這類案件可稱為“間接證據案件”或“旁證案件”。
       
        據統計,我國的司法裁判文書中提及“間接證據”的案件數量從2012年以前的每年不足10個增加到2019年的583個。另外,在我國的司法裁判文書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間接證據案件,即定案依據中沒有直接證據的案件。上述情況反應了我國司法文明的進步,同時也為我國的證據法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譬如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問題。
       
        一、間接證據證明方法的辨析
       
        司法證明方法似乎是一個學人皆知、毋庸闡述的問題。司法證明方法似乎又是一個博大精深、難以說明的問題。于是,我國的大多數證據法學教材都會使用這個語詞,但是都沒有做出具體的論述,甚至都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其實,“方法”一詞本身就是很難用準確語言解釋的。我們都知道“方法”是什么,但是你真要讓我解釋“方法”是什么,我還真說不清楚。或許因此,具有權威性的漢語工具書《辭海》(語詞分冊)就沒有收錄這個語詞。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闡釋這個概念呢?舉個通俗的例子:我們都會吃飯,而吃飯都要用一定的方法。那么,什么是吃飯的方法?回答一,就是用筷子吃飯還是用刀叉吃飯。回答二,就是細嚼慢咽還是狼吞虎咽。依此推論,司法證明方法應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用什么證明:其二是如何證明。前者的含義是證明的依據或載體,即各種證據,亦可稱為“證明手段”。不同種類的證據有不同的證明方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司法證明方法的歷史發展簡化為三個階段,即以神證為主的司法證明、以人證為主的司法證明和以物證為主的司法證明。后者的含義是證明的方式和辦法,亦可稱為“狹義的證明方法”。這是我們研究司法證明方法的主要內容。
       
        運用直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工作比較簡單,因為這些證據的內容可以直接證明案件事實的存在。例如,被告人甲供認自己用刀殺死了本案的被害人乙。這就是證明這起故意殺人案主要事實的直接證據。司法人員只要能確信被告人甲的認罪口供是真實的,那就可以認定本案的主要事實。然而,運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工作比較復雜,因為司法人員既要審查證據的真實性,還要審查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關聯性,還要確認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在這種情況下,證明方法的研究就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我們既要研究單個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也要研究間接證據組合的證明方法。下面,我們就通過一個經典的間接證據案例進行解說。
       
        二、單個間接證據的演繹推理證明法
       
        (一)辛普森殺妻案
       
        1995年,被稱為“世紀審判”的辛普森涉嫌殺妻案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在法庭上,公訴方提出的指控證據包括:
       
        在殺人現場提取的血跡(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現場院門口地面上提取的一些滴落血跡)、血足跡、纖維和一只血手套
       
        在辛普森家提取的一只血手套和一只血襪子
       
        還有在辛普森那輛越野車的方向盤和儀表盤上提取的微量血跡等
       
        通過DNA鑒定,法庭科學專家
       
        對手套、襪子、汽車里的血跡和被害人妮科爾的血液樣本做出了同一認定的結論
       
        對現場滴落血跡和辛普森的血液樣本做出了同一認定的結論
       
        對現場血足跡和辛普森的運動鞋做出了種屬認定的結論
       
        對尸體上提取的纖維和辛普森一件套頭衫的纖維做出了種屬認定的結論
       
        此外,公訴方還向法庭提供了一些能夠證明辛普森具有作案時間和殺人動機的證人證言等證據,包括案發當晚送辛普森去機場的出租車司機的證言、辛普森家鄰居的女傭關于案發當晚聽到汽車疾駛和碰撞的聲音的證言、案發后詢問辛普森時發現其左手中指有刀傷的警察的證言,以及關于辛普森曾經對妮科爾實施家暴的警方報案記錄和急救車送醫記錄等。
       
        該案中沒有證明辛普森殺人的直接證據,既沒有目擊殺人的證人和記錄殺人過程的錄像,也沒有被告人承認殺人的口供。總之,這是一個典型的依靠間接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案件,美國的一些法律專家和新聞記者就稱之為“旁證案件”(Circumstantial Case)。
       
        在該案中,這些間接證據雖然不能直接證明辛普森是殺人兇手,但是可以證明辛普森可能與該殺人案有關的一些事實。例如:
       
        現場滴落血跡及其DNA鑒定結論可以證明辛普森的血液留在了殺人現場;
       
        辛普森汽車內的微量血跡及其DNA鑒定結論可以證明有人把被害人的血液帶進了該汽車內部;
       
        警察在辛普森家提取的血手套和血襪子及其DNA鑒定結論可以證明該手套和襪子接觸了被害人的血;
       
        現場足跡和纖維的種類認定結論可以證明辛普森的鞋和套頭衫可能到過現場;
       
        此外,上述言詞證據和文書證據也可以證明辛普森去機場的時間和他曾經“打老婆”等相關事實,其中的警察證言還能證明辛普森在案發后手指有傷,而這與現場滴落血跡可以構成印證關系。
       
        那么,這些相關事實的證明能在多大程度上證明辛普森就是殺人兇手?或者說,這些間接證據對證明案件主要事實具有多大價值?這是陪審團在審查證據和認定案件事實時必須回答的問題。
       
        如前所述,司法人員在運用間接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時首先要審查證據的真實性,然后再審查證據的證明力。在法庭審判中,公訴方證據的真實性往往也是辯護方攻擊的焦點。在辛普森涉嫌殺妻案的審判中,辯護律師對公訴方證據的真實性提出了頗為巧妙的置疑。
       
        該案中還有多個并未受到辯方有效質疑的間接證據,如現場提取的血足跡、纖維和血手套,以及在辛普森的汽車中提取的微量血跡等。即使該案的間接證據都沒有因為真實性瑕疵而被排除,公訴方要證明被告人有罪也并非易事,因為上述證據都不能直接證明辛普森是殺人兇手,檢察官必須運用推理方法去證明辛普森殺人的事實,而且這推理要合乎情理并得到陪審團的認可。
       
        (二)單個間接證據的演繹推理
       
        在單個間接證據的證明中,所運用的推理方法主要是演繹推理,即從一般性知識或原理推導出個別性結論的推理。演繹推理的形式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組成,即所謂推理“三段論”。例如,辛普森汽車內的微量血跡及其DNA鑒定結論雖不能直接證明辛普森是殺人兇手,但是可以證明辛普森的汽車內有被害人的血跡。那么,通過這個證據來證明該案主要事實的推理三段論就應該如下:
       
        大前提:凡是在汽車內留有被害人血跡的人都是殺人兇手;
       
        小前提:辛普森的汽車內留有被害人的血跡;
       
        結論:辛普森是殺人兇手。
       
        演繹推理結論的正確與否,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其一是推理的前提是否真實;其二是推理的形式是否正確。
       
        在間接證據案件中運用演繹推理證明犯罪事實的時候,大前提的真實性是至關重要的。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我們可以把大前提的真實性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必然真實的大前提,即客觀真理或必然發生的事情,例如,從高樓窗戶扔出的煙灰缸會落向地面。第二類是或然真實的大前提,即可能發生或只在某些情況下才會發生的事情,例如,從高樓窗戶扔出的煙灰缸會砸傷下面的行人。也有學者根據蓋然性程度的不同,給出了更為細致的分類:法(必然)、經驗原則、經驗定律、單純經驗、純粹個人經歷和成見,后二者(純粹個人經歷和成見)缺乏正當性、可檢驗性,因而不能作為推理大前提使用。而法(必然)、經驗原則、經驗定律、單純經驗所對應的蓋然性分別為接近100%、85%以上、50%以上和50%以下……雖然這些分類都是基于對大前提蓋然性的主觀評價,且概率賦值較為寬泛粗糙,但對間接證據的初步評價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在使用這些大前提時可能犯兩種錯誤,其一是過分依賴個人的片面性經驗;其二是過分強調一般人的行為規律。個體經驗具有差異性,未必都能夠準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為了保證推理結論的可接受性,司法人員在分析大前提的真實性時不能過度依賴個體性經驗,而要盡量依據社會群體所接受的共同性經驗。不過,每個具體案件都是由特定行為人在特定的條件和背景下實施的,而具有普遍性的群體經驗未必都能在適用條件的匹配上達到絕對精細的吻合,因此司法人員也要考慮個案的具體情況。
       
        (三)單個間接證據推理的非結論性
       
        我們分析了通過單個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推理方法,以及運用這些推理結論時應該注意的問題。在間接證據數量不多的案件中,這種證明方法很有實用價值。但是在間接證據數量較多的案件中,特別是在只有間接證據而沒有直接證據的刑事案件中——譬如辛普森涉嫌殺妻案,單獨使用演繹推理的證明方法就顯得不足了,司法人員必須考慮如何運用這些間接證據的組合來證明案件事實的問題。因為演繹推理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可以作為大前提的經驗概括往往不是唯一的,可能有多個經驗概括可以適用于推理。一個演繹推理可能有多個被接受為真的大前提,其中一些可能指向相反方向。這意味著,對于單個間接證據而言,它既可能指向支持特定事實主張的方向,也可能指向否定特定事實的方向,其方向取決于從證據到證據事實推理所依據的解釋前提。這就是著名的帕特森準則(Patterson's Criterion)。那么在一個具體的案件中,何以確定哪一個才是應當適用的經驗概括?
       
        經驗概括來源于日常生活經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世界并不都是理性活動的產物,何以確定個案中的證據是基于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由(經驗概括)所導致,而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所引發?
       
        經驗概括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借助或然性的經驗概括,對證據進行解釋,只能得出一個或然性的結論。這一或然性問題與經驗概括選擇的準確性問題,經驗概括的普遍性與個案的具體性、偶然性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得針對每一證據的解讀至多只能帶來不穩定的、可廢止的結論。在遇到足以挫敗這一推理的證據,就會面臨被否定的風險。
       
        因此,上述演繹推理僅僅構成司法證明的第一步:以我們的背景知識為證據事實的得出提供一個初始可信的推理過程,但這并不會帶來任何結論性的東西。需要對上述初始可信的結果進行進一步的考察與評估,判斷他們之間是否足以形成一個穩定的、可資持守的結構。這就要借助依靠間接證據組合的同一認定方法。
       
        三、間接證據組合的同一認定證明法
       
        同一認定原本是犯罪偵查學的一個概念,系指犯罪偵查中有關人員通過比較客體特征而對這些客體是否同一的問題做出判斷的認識活動。其實,案件偵查的目標就是人身同一認定,即查找并確認誰是實施犯罪行為的人,因此,同一認定方法的運用貫穿于案件偵查的過程之中,而同一認定理論也就成為了犯罪偵查學的專門方法論之一。
       
        (一)間接證據組合證明案件事實與同一認定
       
        就認識活動的規律和方法而言,司法人員運用間接證據組合證明案件事實的活動也屬于同一認定的范疇。這在以查證作案人為主要任務的刑事案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此類案件中,司法證明的任務就是要證明被告人是不是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為的人,而這就是同一認定的問題。以辛普森涉嫌殺妻案為例,洛杉磯警方在現場勘查后確認戈德曼和妮科爾死于他殺,便要查明究竟誰是兇手,而證明活動也以此為基本路徑,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辛普森是否實施該殺人行為的人,即被告人與作案人的同一認定。
       
        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與作案人的同一認定可以由若干小同一認定或種屬認定組成,或者說,通過一些小同一認定或種屬認定來完成。仍以辛普森涉嫌殺妻案為例,小同一認定包括:現場滴落血跡與辛普森血液樣本的同一認定,辛普森車內血跡與被害人妮科爾血液樣本的同一認定,血手套上血跡與被害人妮科爾的血液樣本的同一認定;種屬認定則包括對現場血足跡和辛普森的運動鞋的種屬認定和對尸體上提取的纖維和辛普森套頭衫纖維的種屬認定。如前所示,這些小同一認定和種屬認定的結論都是依靠間接證據得出。從這個意義上講,整個案件中的被告人與作案人同一認定就是依據這些間接證據的組合來完成的。
       
        就認識方法而言,同一認定屬于排除法,即通過客體特征不斷排除相似客體并最終認定同一的過程。當然,這是指肯定結論的同一認定,因為否定的同一認定結論就意味著這一排除過程的中止。同一認定的排除法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排除法,一種是間接排除法。所謂直接排除法,是指根據客體的某些特征直接比較該范圍內的每個對象,逐個進行排除,直至最后一個客體。所謂間接排除法,是指根據特征組合的重復概率來排除其他相似客體,亦稱為“概率排除法”。在大多數同一認定中,由于客體的種屬范圍太大,客體數量太多,人們不可能把這些客體全部收集起來進行直接的比較和排除,只得以特征組合的重復概率為依據,來推斷能否依據該特征組合將其他客體排除在外。由于間接排除法的基礎是特征組合的重復概率,所以我們在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同一認定時,必須認真研究特征組合的特定性。
       
        在間接證據案件中,司法人員對犯罪事實的認識活動也具有同一認定的性質,因為那些間接證據所能證明的相關事實猶如案件主要事實的具體“特征”,而這些“特征”的組合能否達到同一認定所要求的特定性正是運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要點。再以辛普森涉嫌殺妻案為例,該案的間接證據可以證明以下事實:
       
        (1)辛普森的血液留在了殺人現場;
       
        (2)有人把被害人的血液帶進了辛普森汽車的內部;
       
        (3)在辛普森家提取的血手套和血襪子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跡;
       
        (4)現場的血足跡可能是辛普森的鞋留下的;
       
        (5)現場提取的某些纖維可能來自辛普森的套頭衫;
       
        (6)辛普森有時間去實施該殺人行為;
       
        (7)辛普森曾有“家暴”行為。
       
        這些相關事實猶如客體“特征”,雖然其不能單獨證明辛普森是殺人兇手,但是組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實現同一認定。司法人員的任務就是要評斷這些“特征”的價值或者權重,在確認其真實性的基礎上完成對辛普森與兇手的同一認定。他們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基于這些間接證據,被告人與兇手是同一人的概率是多少?換言之,司法人員要通過概率的分析來判斷這個間接證據組合是否足以證明辛普森就是殺人兇手。
       
        (二)間接證據組合的概率評價
       
        概率是指某一事件在一定條件下發生之可能性大小的數值。概率論原理可以指導司法人員對間接證據組合之證明力的審查和認定。有外國學者指出,避免出現概率計算錯誤的一個重要做法就是:讓法官、律師來篩選、確認概率評估所需要的變量,比如將金色馬尾辮的高加索女性作為一個整體來評估其概率,而不是將他們分開;由法庭科學專家(如概率學家)來進行概率演算,同時將概率計算的使用限定于那些具備“物理上的同一性”且可以再現的證據。
       
        此外,貝葉斯概率公式也可以為間接證據組合的同一認定提供較為精確的概率計算方法。借用這個公式,我們可以把辛普森涉嫌殺妻案中的間接證據組合同一認定表述為:P(h|e) = P(h)P(e|h)/P(e)。其中,h代表辛普森與兇手的同一;e代表前述間接證據所證明的事實。那么P(e|h)指的是辛普森與兇手同一的條件下證據e(如辛普森汽車內的妮科爾血跡或辛普森曾實施家暴)為真的概率;P(e)是在辛普森與兇手并非同一的條件下證據e為真的概率;而P(h)是在不考慮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辛普森與兇手同一的概率(主觀貝葉斯)或基于歷史統計數據得出的辛普森與兇手同一的先驗性概率(客觀貝葉斯);P(h|e)則是證據e為真的條件下h為真的概率。
       
        我們可以首先分別計算上述間接證據(e)為真的概率,以辛普森汽車內的妮科爾血跡為例。在不知辛普森與兇手是否同一的情況下,造成妮科爾的血液留存在辛普森車內(e)的情形可能有:(1)妮科爾在乘坐辛普森的汽車時將血液留到車上;(2)偵查人員在檢查該車輛時把妮科爾的血液留到車上;(3)其他人把妮科爾的血液帶到車上;(4)辛普森在殺人后將妮科爾血跡帶到車上。這些可能性事件為真的概率并不是相等的,而且存在相互競爭關系。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認為事件(4)為真的概率高于其他事件,從而給出一個適當的數值。然后,我們可以按照貝葉斯公式計算上述7個間接證據的組合概率,而這就可以為辛普森與兇手的同一認定提供較為客觀的依據。
       
        (三)事實認定的概率與證明標準
       
        辛普森案民事審判的證據與刑事審判的證據大同小異,但是法院的判決大相徑庭。辛普森在刑事審判中勝訴,但是在民事審判中敗訴,這似乎表明兩個陪審團對案件事實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認定。其實,這主要還是因為美國的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而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優勢證據的證明”。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準確地計算出這些證明標準所要求的裁判事實為真的概率,但是可以肯定前者的概率高于后者。為了表述的便利,我們估算前者的概率在90%以上,而后者的概率為60-70%。如果兩個陪審團都認為辛普森與兇手同一的概率大約為80%,那么就要做出不同的判決,因為這一概率沒有達到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但是達到了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由此可見,同一認定結論的概率分析與訴訟證明標準之間存在密切關系。這是我們在研究間接證據組合的同一認定方法時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
       
        結語
       
        綜上所述,間接證據是司法證明的重要手段,而且隨著司法文明的進步和物證技術的發展,其證明作用日趨重要,特別是在以間接證據為主的刑事案件中。與直接證據的證明相比,依靠間接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難度更大。
       
        一方面,審查間接證據的真實性或科學性是難度很大的工作。間接證據是多種多樣的,既有言詞證據,也有實物證據,而且后者的審查既包括實物證據本身也包括其檢驗鑒定。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審查都很難做出真實或不真實、科學或不科學的兩極判斷。即使有辯護方對證據的質疑,司法人員也很難完全否定公訴方證據的真實性或科學性。換言之,司法人員對證據的認知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停留在或深或淺的灰色地帶。
       
        另一方面,審查間接證據的證明力是難度更大的工作。間接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關聯是多種多樣的,既有因果關系也有伴生關系,既有必然聯系也有或然聯系,因此其證明力有大有小。盡管司法人員可以借助概率等方法評斷間接證據的證明力,但是這種評斷很難精確,而且司法人員對證明力的判斷還會受到真實性認知的影響乃至干擾。
       
        此外,刑事訴訟中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是很高的,這又增加了間接證據定罪的證明難度。當或然真實的證據認知與一定概率的證明力判斷結合在一起時,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就顯得高不可攀,于是在司法實踐中,司法人員就很難完全依靠間接證據判定被告人有罪,辛普森涉嫌殺妻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面對間接證據定罪的司法證明難題,我們必須加強對間接證據證明方法的研究。在本文中,我們論述了單個間接證據的演繹推理證明法和間接證據組合的同一認定證明法,以及二者的概率分析。毋庸諱言,我們的論述比較粗淺,還屬于初步探索的階段,期待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
      何家弘,呂宏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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