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tput id="qgjlo"><strong id="qgjlo"><xmp id="qgjlo"></xmp></strong></output>

      1. <p id="qgjlo"></p>

        <object id="qgjlo"></object>
        <table id="qgjlo"><strike id="qgjlo"><b id="qgjlo"></b></strike></table>
      2.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會理論研究
        2021/7/23 15:38:43  點擊率[27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理學
          【出處】《法學》2021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習近平法治思想涵蓋全面依法治國的各領域全過程,法治社會理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諧社會需要法治的引領和保障,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法治社會建設,需要健全社會領域制度規范,推動社會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理網絡空間。健全社會領域制度規范,應當完善社會領域立法、促進社會規范建設、加強道德規范建設、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社會治理法治化是法治社會建設的主體工程,需要著手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網絡空間法治化是法治社會的延伸,需要完善網絡法律制度,推動依法管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會理論,為法治社會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文關鍵字】習近平法治思想;和諧社會;法治社會;社會治理
          【全文】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深入分析社會治理和社會建設的客觀條件的基礎上,深刻揭示“和諧社會需要法治的引領和保障”的基本規律,做出“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的科學論斷,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健全社會領域制度規范、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命題,形成了內容豐富、論述深刻、邏輯嚴密、體系完備、實踐導向鮮明的法治社會理論。
           
            習近平法治思想涵蓋了全面依法治國的各領域全過程,法治社會理論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重大命題。[1]這一命題將“法治社會”從“法治”中獨立出來,具有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色彩。“法治社會”是西方法治先發國家在“法治”之外并不單獨討論的范疇,西方學界多抽象使用“法治”來指代一種理論、信仰或政治模式,并不劃分其次一級的范疇。[2]在中國,“法治社會”一詞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就被廣泛提及,[3]但它一般與“人治社會”相對使用,大意是指有法制的社會,其內涵和外延與“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幾乎一致。自提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命題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法治社會建設的構成領域、工作布局、重點任務、推進方式、重要保障等,進行了一系列系統深刻的論述。這些關于法治社會建設的論述,構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會理論。
           
            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是因為全面依法治國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零敲碎打地修補不行,碎片化應對也不行,必須統籌兼顧、整體謀劃、系統推進、一體建設。但“一體建設”并非不分主次、不分步驟,而是必須有重點,在整體中有重點任務,突出重點任務。中國是法治后發國家,法治建設由中央政權規劃和推動,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權體系貫徹實施,因此法治建設在一個階段往往有其重點推進的工作和任務,這實際是“一體建設”中的工作推進方式。將“法治社會”從“法治”中單列出來,強調了法治社會建設作為重點工作和任務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社會的根本方向。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2017年黨的十九大都強調“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命題。2020年,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指引下,中共中央印發《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明確規劃了“十四五”時期法治社會建設的總藍圖和施工圖,必將有力推動法治社會建設,進而推動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化。相對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我們對法治社會的理論認識相對不足,工作推進相對滯后。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印發了《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最近五年來法治政府建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與之相比,法治社會建設的需求更顯迫切。因此,我們亟須學深悟透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會理論,加快法治社會建設步伐。
           
            一、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
           
            和諧社會是秩序良好的社會,它要求社會依照既定的規則有序運行,反對無序化和無序狀態。法治是社會有序運行的重要保證,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石。只有把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納入法治的調整范圍,社會事務依照法定權限和法定程序進行治理,社會和諧才有切實的保障。因此,“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4]。
           
            (一)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
           
            社會和諧是社會秩序的最高穩定狀態,是矛盾和有差異的事物對立統一、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狀態。追求社會和諧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社會和諧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道家創始人老子提出“道法自然”,主張順應自然規則,從而達致天人和諧。儒家創始人孔子崇尚“仁愛”,主張“仁者愛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和而不同”的人際關系和諧觀。法家主張“以刑去刑、刑無等級”“賞譽同軌,非誅俱行”,力倡通過獎賞分明的制度達致社會和諧。墨家提出“愛無差等”“兼相愛、交相利”的平等和諧觀。
           
            追求社會和諧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馬克思、恩格斯闡述的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5]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非常高,人們科學文化素養、思想道德覺悟也處于極高的水平,經濟運行、社會治理按照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進行,社會分工分配和資源控制調度按照科學原則組織,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包容、團結協作、共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產主義者為之奮斗的理想社會,雖然沒有被直接稱作“和諧社會”,但是,其中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高度一致,沒有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分殊,無疑是和諧社會的理想形態。
           
            追求社會和諧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一貫訴求。早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領導軍隊和人民開展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實踐,并在延安及陜甘寧邊區建設了一個政通人和、風氣純正、充滿生機活力的新民主主義的新社會。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統籌兼顧,各得其所”作為處理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基本方法,并適時發表《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論著,系統闡述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各種關系和矛盾的處理。這個時期的探索,積累了大量追求社會和諧的經驗和教訓。改革開放后,歷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堅持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實踐中帶領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不懈努力,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奠定了基礎。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堅持促進社會和諧”作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八個基本要求之一,要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我們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社會形態,為社會和諧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保障和社會條件。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社會和諧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證。其次,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可以為縮小社會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創新社會治理、加強社會建設提供充分的經濟基礎。再次,我國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享有平等地位,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社會和諧最重要的依據。雖然市場經濟發展催生了新的社會階層,不同群體的具體利益有一定差別,存在著矛盾,但這些矛盾仍然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新的社會階層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凝聚和統一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目標之下。最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不斷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顯著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持續增強。這為社會和諧準備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綜上所述,社會和諧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因此,它是對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精辟概括。
           
            (二)和諧社會需要法治的引領和保障
           
            實現社會和諧有賴于人們對法治的信仰和遵循,只有把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納入法治的調整范圍,“發揮法治的引領和保障作用,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矛盾和問題”,[6]經濟、政治、文化和諧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才有切實的保障,整個社會才能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六大特征”都具有法治的屬性,因此,實現社會和諧,離不開法治的引領和保障。
           
            民主法治,就是民主得到充分發揚,全面依法治國落到實處,社會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民主法治是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和諧,它是和諧社會的制度要素。這需要在法治框架下,合理配置公共權力,穩步擴大公民權利,依法行使公共權力,依法維護公民權利,依法協調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沖突。
           
            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7]公平正義是社會規則與個人能力的和諧,它是和諧社會的價值要素。這需要在法治運行中,制定規則、執行規則都要堅持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抓準最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與不同階層和群體的具體利益,充分考慮和兼顧弱勢群體的承受能力。
           
            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誠信友愛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它是和諧社會的道德要素。這需要結合法治運行,發揮社會道德規范、社會信用體系的功能,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法律規范、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共同作用,以自治維護法治、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正如習近平指出,“要在實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時,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禮儀之邦、優秀傳統文化和法治社會建設相輔相成。”[8]
           
            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充滿活力是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創造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和諧,它是和諧社會的動力要素。這需要在法治運行中,通過民商法、知識產權、經濟法、社會法等法律規范,明確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權力和責任,引導政府依法調控、監管經濟社會行為,保障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權利,調節微觀經濟社會行為,實現法律的引導、激勵、控制功能。
           
            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治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安定有序是公民行為方式與社會秩序要求的和諧,它是和諧社會的秩序要素。這需要在法治框架下,整合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律師等治理主體,引導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維護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調適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供求,界定社會組織的功能和行為空間。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生產、生活、生態良性互動的和諧,它是和諧社會的生態要素。這需要在法治框架下,完善生態文明制度,健全生態環境監管,解決環境突出問題,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推動綠色發展。
           
            總之,法治為社會和諧提供引領和保障。法治通過調節社會各種利益關系來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為人們之間的誠信友愛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為激發社會活力創造條件,為維護社會安定有序提供保障,為人與自然的和諧提供制度支持。
           
            目前,我國正處在改革攻堅期,利益格局動態調整,各種關系錯綜復雜,群眾訴求日益多樣,社會治理面臨各種挑戰和難題。我國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和諧因素,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凸顯。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不斷提高,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突出。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其中大量的問題與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有關。正是在此意義上,習近平指出,“和諧社會應該是法治社會”,“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依靠法治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9]法治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對化解社會矛盾、維持社會和諧具有基礎性、長遠性作用。因此,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建設和諧社會,需要法治的引領和保障,通過法治來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二、健全社會領域制度規范
           
            習近平指出:“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是要靠制度”“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10]在社會生活領域,絕大部分事務可以通過個體自律、社會自理調節、市場調節予以調整。一般情形下,只有道德規范、社會規范、社會誠信制度等規范無法恰當解決各種問題時,法律規范才會介入。法治社會建設,首先需要健全社會領域制度規范,具體包括完善社會領域立法、促進社會規范建設、加強道德規范建設、推進社會誠信建設。
           
            (一)完善社會領域立法
           
            社會領域制度規范中,法律規范是主體,也是最重要的制度規范。法律規范是所有制度規范中最具有明確性、確定性和國家強制力的規范,是其他制度規范效力的保證。習近平多次強調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其中就包括完善社會治理、保障人民生活需要的法律。[11]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了社會建設委員會,其目的是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領域法律制度建設。[12]這及時回應了社會領域的法制需求。社會領域的法律規范,解決的是“社會生活有法可依”“社會主體可以依法治理社會事務”等問題,其重點是有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規范多元主體有效治理社會事務。目前,我們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社會領域可以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是,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實踐是法律的基礎,法律要隨實踐發展而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都會對立法提出新的要求。[13]社會領域一些法律規范還存在不協調、不一致、體系性差等問題,而且,隨著社會發展,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出現,社會領域的不少事務還缺乏相關立法。
           
            社會領域法律制度可以從社會治理主體和社會事務兩個不同角度進行劃分。從社會治理主體去看,包括黨委、政府、社會組織、自治組織、企業、媒體、律師、民眾等。不同主體治理社會的方式不同,包括政府治理、社會自治、政社合作共治三種,相應的法律制度就可以分為三類:政府治理社會法、社會自治法、政社合作共治法。社會治理是處理各類社會事務、規范社會生活的活動,而社會事務豐富多樣,包括很多領域:社會治理的有序參與、社會矛盾的預防與化解、物質文化生活秩序的維護、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調適等。《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對此規劃為:重點完善民生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包括教育、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藥品、安全生產、道路交通、扶貧、慈善、社會救助等領域和退役軍人、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正當權益保護等方面;加強公共衛生領域立法;健全社會組織、城鄉社區、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完善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立法,涉及見義勇為、尊崇英烈、志愿服務、孝老愛親等方面。
           
            (二)促進社會規范建設
           
            社會規范是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廣泛認可或相應組織制定的行為標準,主要包括居民公約、村規民約、行業規章、社會組織章程等。社會規范具有針對社會群體成員的制約性,有助于維持社會組織的穩定和發展,是相應的自治組織、行業組織、社會組織等發揮作用的工具。由于遵循社會規范是適應社會的需要,社會規范在協調社會關系、約束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有其獨特的積極作用,可以推動社會成員自我約束、自我管理、自我規范。
           
            習近平一直重視自治組織、行業組織、社會組織的作用,要求加強指導和管理,使各類基層組織按需設置、按職履責、有人辦事、有章理事,[14]要求提高各類組織的工作能力,[15]發揮各類組織在各項工作中的作用。為此,就需要促進社會規范建設,“完善包括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在內的社會規范體系”,[16]“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等基層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培育社區居民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意識和習慣,使大家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17]
           
            《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在規劃促進社會規范建設方面,主要從居民公約、村規民約、行業規章、社會組織章程等社會規范的制定、備案、實施等環節著手。第一,敦促社區、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積極制定相應的社會規范。為了提高社會規范的規范性、合法性,政府可以制定社會規范的示范文本,供相關的組織參考。第二,建立多層次的社會規范備案制度。將居民公約、村規民約、行業規章、社會組織交由相應的政府或政府部門備案審查,使社會規范制訂符合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第三,開展社會規范實施的常態化監督。定期或不定期開展對特定社會規范的實施情況的檢查工作,督促社會規范落到實處,確保社會規范在實踐中合法有效。
           
            (三)加強道德規范建設
           
            道德是一種靠社會輿論、社會習俗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保證實施的社會行為規范。它是人們關于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邪惡、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的感覺、觀點、規范和原則的總和。習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18]“法律規范人們的行為,可以強制性地懲罰違法行為,但不能代替解決人們思想道德的問題。我國歷來就有德刑相輔、儒法并用的思想。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如果人人都能自覺進行道德約束,違法的事情就會大大減少,遵守法律也就會有更深厚的基礎。”[19]這就要求我們,加強道德規范建設,應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把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結合起來,以法治促進道德規范建設。第一,完善道德激勵機制。褒獎善行義舉,把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誠實守信、敬業奉獻、孝老愛親等美德善行的倡導,落實為道德評價效果,形成好人好報、德者有得的正向效應。第二,用社會規范強化道德實施效果。將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適當內容寫入居民公約、村規民約、行業規章、社會組織章程等社會規范,強化道德規范的教育機制和實現效果。第三,用法律促進道德規范建設。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過強制性規范人們行為、懲罰違法行為來引領道德風尚。以法律承載道德內容,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把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基本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通過法律的強制力來強化道德作用、確保道德底線。在立法中明確對嚴重失德行為的懲戒措施,依法加強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失德行為的整治。[20]
           
            (四)推進社會誠信建設
           
            社會誠信是指在整個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的誠實守信的社會風氣,它與法治建設密切關聯,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指出:“要健全公民和組織守法信用記錄,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尊法守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21]“各類企業都要把守法誠信作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經營、依法治企、依法維權。”[22]“對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又要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對見利忘義、制假售假的違法行為,要加大執法力度,讓敗德違法者受到懲治、付出代價。”[23]
           
            社會誠信建設依賴于作為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社會信用體系以法律、法規、標準和契約為依據,以健全覆蓋社會成員的信用記錄和信用基礎設施網絡為基礎,以信用信息合規應用和信用服務體系為支撐,以樹立誠信文化理念、弘揚誠信傳統美德為內在要求,以守信激勵和失信約束為獎懲機制,目的是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24]2014年6月,國務院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至今,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了全面進展,但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不匹配、不協調、不適應的矛盾仍然存在。推進社會誠信建設,《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做出了規劃:第一,推進社會信用立法,完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制度,推動出臺信用方面的法律;第二,建立完善社會信用體系運行制度,建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完善失信懲戒制度,建立信用修復機制和異議制度,完善誠信管理和誠信自律機制;第三,推進信用信息平臺和系統建設,完善信用信息平臺,健全公民和組織守法信用記錄,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
           
            三、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構成部分,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環節。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這些已經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共識。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應當培育社會治理的法治環境,因此需要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一)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社會治理”概念,強調“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水平”,要求“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2017年,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2019年,習近平提出“社會治理現代化”命題,要求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構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25]從內涵而言,社會治理現代化包括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四個方面,社會治理法治化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法治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社會治理現代化必然要求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公民權益、化解社會矛盾、防控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穩定。因此,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和顯著特征。
           
            (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決定》將之前“社會治理體制”的表述變為“社會治理體系”,這是理論上的創新,因為治理體系包含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體制、治理機制、治理技術等,內涵更加豐富、科學、完整。[26]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堅持黨委領導是根本,完善政府負責是前提,開展民主協商是渠道,實行社會協同是依托,動員公眾參與是基礎,搞好法治保障是條件,提供科技支撐是手段,七個方面有機聯系、不可分割。
           
            黨委領導,就是黨委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和政治保障作用,既體現在各級黨委對社會治理的宏觀決策和微觀推動,也體現在黨的基層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發揮引領帶動、調節平衡作用。政府負責,就是政府履行管理職能,發揮在社會治理和公共事務中的作用,負責具體的組織管理、考核問責。民主協商,就是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為此需要統籌多層次的廣泛民主協商,完善各種民主協商機制,做到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先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27]社會協同,就是要充分發揮群團組織、社會組織、行業協會商會的作用,鼓勵和支持它們參與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加強政府與它們的分工協作,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公眾參與,就是引領和推動每一位公民充分參與社會治理,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社會治理過程人民參與、成效人民評判、成果人民共享。法治保障,就是要把社會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破解難題,推進社會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科技支撐,就是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統籌推進各種信息數據的集成運用,為提升社會治理整體效能提供有力支撐。
           
            (三)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縣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1963年11月,毛澤東作出重要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28]2003年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明確提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闡述“楓橋經驗”,對堅持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29]“結合新的形勢推廣‘楓橋經驗’,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30]
           
            “楓橋經驗”及其在各地的推廣實踐成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尤其是社會治理法治化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成熟提供了實踐基礎。習近平高度重視、善于總結、全面推廣、創新發展“楓橋經驗”,從而使“楓橋經驗”因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和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情況,而與時俱進、轉型升級、歷久彌新。“楓橋經驗”的理論品格、思想內涵和時代特征不斷豐富,從地方治理經驗上升為大國治理思想,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經驗。
           
            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習近平在深刻把握基層社會治理規律、系統總結以“楓橋經驗”為標本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科學凝練基層社會治理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深厚歷史底蘊。“楓橋經驗”的基本元素中,黨建統領是根本保證,以人民為中心是價值核心,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解決矛盾是精髓“真經”,共建共治共享是基本原理,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是基本要義,保平安、促和諧是目標效果,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是生命力。[31]學習推廣新時代“楓橋經驗”是建設法治社會、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抓手。2019年1月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2020年12月印發的《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2021 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
           
            2025年)》,都提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為此,我們應當結合新的社會治理形勢創新和推廣“楓橋經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四)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和《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都提出“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多層次,是指社區、鄉鎮、縣域、市域等不同層次,多領域是指不同部門、行業。中國是法治后發國家,法治建設依賴國家政權體系的自上而下的持續推進,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就是法治社會建設規劃和推進的抓手。“多層次”包括但不限于:開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使法治成為市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深化城鄉依法治理,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推進區縣職能部門、鄉鎮政府制定和落實權責清單;開展法治鄉村建設,推進城鄉社區自治規范化建設和基層單位內部規章制度完善,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多領域”指各行各業及相應的公共權力部門,尤其是法治薄弱領域。習近平曾提及,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藥衛生、住房、互聯網管理、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信訪制度等方面存在突出問題或難題。[32]
           
            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應重點著眼以下方面:第一,深化部門、行業和基層組織依法治理。從多層次多領域的社會組成單元切入,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促進各級政府部門依法行政,社會各行業依法辦事、誠信盡責。第二,深入開展多層次多形式法治創建活動。制訂符合實際的法治創建目標和實施方案,確定科學的法治指標體系和創建效果評估體系,通過法治創建活動推動社會治理法治化。第三,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培育健全各類組織,利用各類組織特點和優勢,建立制度化管道,完善工作機制,發揮相應的社會規范的積極作用,推動各類組織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參與維護權益、推動依法治理。第四,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習近平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33]要將社會治理置于全局中謀劃推進,用法治引領社會治理、破解治理難題,整合各主體力量形成社會治理合力,從源頭上防范和化解和諧穩定的隱患。
           
            (五)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有效維護群眾權益、妥善化解矛盾糾紛,是社會治理法治化的當然之義。必須建立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推動培育法治思維解決問題,運用法律手段、通過法律渠道、依照法律程序維護權益、化解糾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都提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這些為“楓橋經驗”的制度化提供了政策依據,為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提供了制度指引。
           
            第一,健全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推進以基礎公平、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建設,持續推進社會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社會救濟救助機制,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第二,健全社會矛盾預防機制。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主動開展大下訪活動,加強矛盾排查和風險研判,開展各類項目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堅持抓早抓小抓苗頭,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防止激化升級。第三,健全群眾利益表達維護機制。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建立多層多樣的協商民主體系,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第四,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銜接聯動。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體系,發揮行政復議、行政裁決的糾紛化解分流作用,落實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推進依法分類處理信訪訴求,推動公證、仲裁融入基層社會治理。第五,健全心理服務體系和法律服務體系。“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疏導機制、危機干預機制,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親善友愛的社會心態。”[34]整合律師、公證、調解、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鑒定等公共法律服務資源,形成覆蓋城鄉、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構建公共法律服務評價指標體系。充分發揮律師的作用,推動法律服務向基層延伸,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拓展法律服務領域,健全司法救助體系,保證權益受損能獲得及時的法律救濟。
           
            四、依法治理網絡空間
           
            網絡是現實社會的延伸,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網絡空間法治化是法治社會的自然延伸。應當推動社會治理從現實社會向網絡空間覆蓋,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關于依法治網的論述,為網絡空間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
           
            網絡是虛擬社會,但不是虛假社會。習近平指出:“網絡空間是虛擬的,但運用網絡空間的主體是現實的,大家都應該遵守法律,明確各方權利義務。”[35]網絡空間本質上由現實社會的人組成,不能將網絡虛擬社會視為“獨立王國”。網絡作為虛擬社會,有其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不是虛假性。作為現實社會的延伸,網絡虛擬社會不可能超越現實的規約,更不能以虛擬社會為借口,規避現實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作為現實社會的延伸,網絡空間的言論和行為都應有邊界,不可能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習近平指出:“網絡空間同現實社會一樣,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們既要尊重網民交流思想、表達意愿的權利,也要依法構建良好網絡秩序,這有利于保障廣大網民合法權益。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36]不能借著虛假的網絡身份,發布出位言論,煽動越軌行為。網絡可以成為合理的公共參與渠道,人們據此可以正常發表言論,但網上行為不能逾越底線。現實社會中不能僭越的法律底線、道德底線,網絡空間中同樣不能逾越。
           
            網絡空間同現實社會一樣,需要依法治理。習近平指出:“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網絡空間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網絡空間烏煙瘴氣、生態惡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誰都不愿生活在一個充斥著虛假、詐騙、攻擊、謾罵、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間。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我們要本著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37]正因如此,要把互聯網治理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全面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建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
           
            (二)完善網絡法律制度
           
            習近平多次強調制定網絡立法規劃、完善網絡法律制度。“這幾年,我們堅持依法治網,加快網絡立法進程,出臺了一批法律法規,網絡空間法治化持續推進,但同網絡空間快速發展新形勢相比,互聯網領域立法仍有很多空白,依法治網水平仍有待提高,廣大網民尊法守法意識有待增強。要把依法治網作為基礎性手段,繼續加快制定完善互聯網領域法律法規,推動依法管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確保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38]
           
            網絡法律制度是以《憲法》關于互聯網治理原則規定為基礎,以網絡空間治理專門法律制度規范為主干,以與網絡空間治理相關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等規范性文件相協調相配套的管網、辦網、用網、護網的法律制度體系。[39]目前,我國網絡法律制度體系的框架結構基本型構。適應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要求,以《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等為骨干、其他法律法規為支撐、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協調配套的網絡法律制度體系基本形成,相關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逐步與網絡治理基本法律制度銜接配套,保障網絡權利、懲治網絡犯罪、化解網絡糾紛的各項制度得到補充完善。
           
            《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提出了完善網絡法律制度的具體措施:第一,通過立改廢釋并舉等方式,推動現有法律法規延伸適用到網絡空間。研究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健全網絡相關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完善跨境電商制度。第二,完善網絡信息服務方面的法律法規。修訂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研究制定互聯網信息服務嚴重失信主體信用信息管理辦法,制定完善對新媒體業態和新技術應用的規范管理辦法。第三,完善網絡安全法配套規定和標準體系。建立健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數據安全管理和網絡安全審查等制度,加強對新技術研發應用的規范引導。
           
            (三)加強依法管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
           
            習近平一直強調,“要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讓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40]他明確指出:“利用網絡鼓吹推翻國家政權,煽動宗教極端主義,宣揚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動,等等,這樣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和打擊,決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網絡進行欺詐活動,散布色情材料,進行人身攻擊,兜售非法物品,等等,這樣的言行也要堅決管控,決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沒有哪個國家會允許這樣的行為泛濫開來。”[41]互聯網讓生活更便捷舒適,但同時存在網絡侵權盜版、網絡謠言、網絡色情甚至網絡恐怖主義等違法犯罪行為。與現實社會相比,網絡治理面對的問題更為復雜。因此,加強依法管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依法管網,需要把握互聯網的規律,結合法治與行業自律、市場機制等,延伸法律適用范圍,構筑有效的網絡治理體系,健全基礎管理、內容管理、行業管理以及網絡違法犯罪防范和打擊聯動機制,形成正面引導與依法管理的合力,提高網絡綜合治理能力。依法辦網,需要網絡媒體和網絡企業提升法治觀念,增強自律意識和底線意識,切實履行平臺管理責任,嚴格執行各種監督制度,不為違法違規言論和行為提供傳播渠道。依法上網,需要網民堅守法律法規底線、國家利益底線、社會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樹立凈化網絡空間人人有責理念,營造文明上網的氛圍,做尊法守法“好網民”。
           
            《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對此提出了具體措施:第一,堅持依法治網和以德潤網相結合。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加強網絡倫理、網絡文明建設,發揮道德教化引導作用,“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滋養人心、滋養社會。”[42]第二,網絡誠信建設與依法打擊相結合。加強網絡誠信制度化建設,推動互聯網信息服務領域嚴重失信“黑名單”制度和懲戒機制;打擊網絡有害信息傳播蔓延,建立健全舉報受理處置體系,加強網絡違法犯罪監控和查處能力建設,依法懲治互聯網違法犯罪行為。第三,安全用網保障與權利保護相結合。“網絡安全為人民,網絡安全靠人民,維護網絡安全是全社會共同責任,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廣大網民共同參與,共筑網絡安全防線。”[43]落實網絡安全責任制,建立網絡安全風險報告機制、研判處置機制,健全網絡安全檢查制度,完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執法聯動機制;加強對網絡空間通信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以及名譽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保護。
           
            五、結語
           
            習近平法治思想涵蓋了全面依法治國的各領域全過程,其中有關法治社會建設的闡述,構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會理論。它深刻揭示“和諧社會需要法治的引領和保障”的基本規律,做出“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的科學論斷,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健全社會領域制度規范、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命題。法治社會建設是具有高度中國實踐特色的概念和命題,在西方法學傳統中并不能找到相應命題。它是執政黨基于社會工作實踐和需要提出的。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會理論,是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法治化實踐的科學總結,是從理論自覺上把握法治的“中國經驗”的產物。因此,它必然成為法治社會建設的科學指導思想,是新時代法治社會建設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引領著中國法治社會建設的推進和深化。

          【作者簡介】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注釋】
          [1]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142頁、第144頁。
          [2]Richard H. Fallon, The “Rule of Law” as a Concept in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Columbia Law Review, Vol.97(1), 1997, p.1-56;[荷]阿德瑞安·博德納:《通向法治的基本方法——法治概念的要素分析》,王金霞譯,載張麗清編譯:《法治的是與非——當代西方關于法治基礎理論的論爭》,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182頁。
          [3]參見張文顯:《中國步入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載《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第181頁。
          [4]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頁。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6]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頁。
          [7]同上注,第17頁。
          [8]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60頁。
          [9]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103-104頁。
          [10]同前注[1],習近平書,第91-92頁。
          [11]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114頁、第266頁。
          [12]參見《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載《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第1版。
          [13]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19頁。
          [14]參見黃敬文、李學仁:《習近平在貴州調研時強調看清形勢適應趨勢發揮優勢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發展》,載《人民日報》2015年6月19日,第1版。
          [15]同前注[1],習近平書,第105頁。
          [16]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112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頁。
          [18]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109頁。
          [19]同上注,第51頁。
          [20]同上注,第109頁、第166-167頁。
          [21]同上注,第115頁。
          [22]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頁。
          [23]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167頁。
          [24]國務院關于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國發〔2014〕21號)。
          [25]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246-247頁;同前注[8],習近平書,第222頁。
          [26]參見張文顯:《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的理論、制度和實踐創新》,載《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頁。
          [27]同前注[22],習近平書,第292頁。
          [28]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頁。
          [29]王比學:《習近平就創新群眾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12日,第1版。
          [30]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234頁。
          [31]中國法學會“楓橋經驗”理論總結和經驗提升課題組:《“楓橋經驗”的理論構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頁;張文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體系》,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年第1期,第46頁。
          [32]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103頁。
          [33]王曄:《習近平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加強和創新特大城市社會治理》,載《人民日報》2014年3月6日,第1版。
          [34]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247-248頁。
          [35]同上注,第64頁。
          [36]同上注,第64頁。
          [37]同上注,第64-65頁。
          [38]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65-66頁。
          [39]徐漢明、張新平:《網絡社會治理的法治模式》,載《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第66頁。
          [40]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64頁。
          [41]同上注,第65頁。
          [42]同前注[6],習近平書,第64-65頁。
          [43]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頁。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