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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知識付費平臺的著作權糾紛及其解決
        2021/7/28 13:30:44  點擊率[20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知識產權法
          【出處】《知識產權》2021年第6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知識付費平臺與著作權人之間的糾紛已成為知識付費產業發展的桎梏,用戶未經授權使用作品是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現行著作權法以“規模小且相對集中的商業使用者”為規制對象的作品授權機制與“大眾用戶創作模式”脫節,且平臺多采取“形式性審查”規避風險,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用戶侵權的動力。從知識付費產業看,平臺及其用戶與著作權人分別處于產業不同環節,三者合作可實現各自利益最大化。在侵權作品過濾、權利限制和作品授權許可三種機制中,可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機制能較好促成各主體合作,化解其利益沖突。可從保障著作權人報酬獲取權和退出權行使的角度入手,借助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打造選擇退出默示許可制度的運行框架。
          【中文關鍵字】著作權;知識付費平臺;用戶生成內容;侵權;選擇退出;默示許可;作品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基于已決案件的分析
           
            在信息過載時代,內容溢出成為常態,信息碎片化增加了信息獲取成本。付費模式成為高效獲取信息的重要方式,分享經濟商業模式為付費內容的推廣指明了道路,互聯網等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為知識積累與認知盈余者提供了知識變現的機會,共同催生了在線知識付費行業。2016年以來,知識付費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但著作權糾紛不斷發生。按運營模式的差異,可將知識付費平臺分為以下七類(如表1所示)。
           
            表1   知識付費平臺類別
           

          類別

          運營模式

          代表付費平臺名稱

          知識電商類

          綜合或垂直內容平臺,販賣課程、有聲書等產品

          喜馬拉雅、得到

          社區直播類

          付費進行音頻等直播,主講人與付費聽眾進行交流互動

          荔枝等

          講座課程類

          精品課程學習,主要以音頻及視頻為主要載體渠道展示

          豆瓣時間等

          文檔付費類

          平臺上線文章,對部分或全部內容定價,用戶付費下載

          百度文庫等

          內容打賞類

          支付者對平臺生產內容據自身意愿進行付費打賞

          微信、簡書

          線下約見類

          線上預約行業專家,線下進行一對一咨詢服務

          在行、問咖

          社交問答類

          交付費用后進行提問交流,平臺從問答雙方抽取提成

          知乎、分答

           
            因內容展示形式和受眾范圍等因素,前五類知識付費平臺較易出現著作權糾紛。在很大程度上,著作權糾紛已成為知識付費行業發展的桎梏。侵犯著作權問題泛濫,將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但若采取禁止平臺用戶使用作品的“一刀切”規制方式,不僅損害公眾利益,還可能讓內容付費產業從此夭折。前五類平臺用戶使用作品的行為本質上相同,均涉及對作品的復制、改編和信息網絡傳播等行為。知識電商類付費平臺和文檔付費類平臺模式近似,二者內容展現形式單一,這兩類平臺上的著作權侵權行為更易被發現,侵權糾紛較多。如以“百度文庫案”為典型的文檔付費類平臺著作權問題,在十余年前即已廣受關注。因此,本文以知識付費平臺中的知識電商類平臺為典型,選取音頻類知識電商平臺中的著作權糾紛作為研究對象,基于當事人行為偏好,厘清其利益目標,探尋優化解決方案。
           
            在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中,某FM平臺自運營以來,著作權糾紛不斷,深陷糾紛泥潭。筆者利用“無訟法律數據庫”檢索以該平臺為被告的著作權侵權案件,檢索結果中判決書有71份,準予原告撤訴的裁定書有600份。整理判決書后得到表2和表3。
           
            表2   原告主張平臺侵害的著作權權能及對應案件

          復制權+改編權+信息網絡傳播權

          改編權+信息網絡傳播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獲得報酬權

          1

          1

          40

          29

           
            由表2可知,在與該平臺相關的著作權案件中,原告主張平臺與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并要求平臺承擔侵害獲得報酬權的有29件,占已決案件的40.85%。“咪咕”案中原告主張某平臺侵害其復制權、改編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三項權能。“上海玄霆娛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與北京那里匯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某平臺等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中,原告主張平臺侵害改編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
           
            表3   法院認為平臺侵害作品權利人的具體權能及對應案件

          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獲得報酬權

          不侵權并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1

          40

          29

          1

           
            從表3可知,人民法院認為所有案件中的平臺均不構成對改編權的侵害;在70起案件中,人民法院認為平臺方侵害了權利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占已判決案件的98.59%。在“咪咕”案中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侵害了復制權;在“淘寶(中國)軟件有限公司與某平臺侵害錄音錄像制作者權”案中人民法院認為,涉案兒歌系用戶上傳,但因著作權人在起訴前未向平臺發送侵權告知書,且平臺架設了侵權內容過濾與預警系統,因而平臺對用戶上傳涉案音頻侵害他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既不明知也不應知,不構成侵權。
           
            二、糾紛的表現:平臺為用戶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
           
            當前,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與著作權人間的著作權糾紛頻發,是否與其營業模式有關?
           
            (一)以用戶生成內容為主的平臺運營模式
           
            免費知識同質化、信息過載、質量優劣難辨等原因,導致免費知識分享難以滿足大眾需求。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基于“為用戶提供最省時間的高效知識服務,提倡碎片化學習方式,讓用戶短時間內獲得有效知識”的理念,將內容音頻化供用戶付費獲取。同時,該類產品隱秘性高、應用場景限制少,使其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的運營模式如圖1所示。
           
            
           
            圖1  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運營模式圖
           
            網絡用戶天然抵觸降低使用體驗的行為,由此導致知識付費行業的廣告投放量遠小于其他在線付費行業。平臺不得不借助優質內容獲取更多經濟利益,也就意味著對內容生產者具有高度依賴性。從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的內容生產看,平臺主要在個人端和企業端進行投入,形成用戶生成內容(UGC)、專業生成內容(PGC)、職業知識內容(OGC)和獨家版權內容(ECC)的組合產品套裝。其中,在個人端引入或孵化專業領域的“知識網紅”,形成不同于明星網紅的專業性內容產出,進而依靠粉絲用戶群實現導流、變現和IP化。在企業端,平臺在按照傳統模式購買優質內容,快速打造爆品的同時,與優質機構合作以開拓企業端的藍海市場,拓展知識經濟的外延。可以說,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的運營呈現出“專業用戶生成內容”(PUGC)模式,對“知識網紅”和UGC的依賴性較高,對自身音頻內容的生產投入不高。囿于PGC成本遠高于UGC,平臺更傾向吸引、培育大眾用戶創作內容。為鼓勵用戶上傳優質知識內容,平臺采取積分獎勵等激勵措施,或從內容產品收益中抽取提成回報用戶。
           
            綜上可知,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多以UGC為主打造知識付費產品,依靠內容產品獲得收益并激勵用戶上傳內容。本文集中討論以用戶生成內容為主的知識付費平臺的著作權問題,而不討論平臺獨家版權內容的著作權問題。
           
            (二)用戶未經授權使用作品構成侵權
           
            在知識付費產業鏈中,平臺用戶利用他人作品錄制音頻內容,應獲得著作權人許可。但在現實中,用戶多未經許可,直接使用他人作品。用戶的行為到底該如何定性?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是以音頻為內容展現形式的知識付費平臺,這意味著用戶上傳內容的形式必須是音頻格式。因此,應將用戶未經許可將他人作品音頻化并上傳到平臺的行為,分為錄制行為與上傳行為。
           
            關于錄制行為的定性。對錄制行為的定性主要有三種觀點:復制、改編和正當使用行為。改編權標準作為一條分割線,對厘清平臺的著作權侵權責任有重要意義。用戶的改編行為自用戶音頻錄制結束就已完成,除非平臺與用戶是共同侵權,否則不能要求平臺對用戶實施的改編行為承擔責任。改編行為與利用作品進行獨立創作行為的分野在于:錄制行為是否達到“最低限度的獨創性”以及錄制后的音頻作品是否脫離原作品基本內容的限制。畢竟“改編權能從復制權中分離,意味著改編行為并非簡單‘復制’,而是融入一定創造性勞動的派生創作行為”。因此,在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中,用戶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利用他人作品制作音頻的行為可分三種情形:第一種是用戶錄制行為尚未達到“最低限度的獨創性”要求,僅是對原作品的重復,構成對原作品權利人復制權的侵害;第二種是用戶錄制行為達到“最低限度的獨創性”的要求,但未超出原作品基本內容的限制,則構成對原作品權利人改編權的侵害;第三種是用戶錄制行為不僅超過“最低限度的獨創性”的要求,且創作的內容明顯超出原作品基本內容的限制,則不屬于侵權行為。
           
            關于上傳行為的定性。用戶將錄音制品上傳至平臺的行為,受錄制行為是否超越改編行為范疇的限制,可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若用戶錄制行為并未產生脫離原作品基本內容的新作品,則屬于改編行為或復制行為,用戶再將內容上傳至平臺,是對原作品的取代。而且,其他用戶可根據自行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取作品,構成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害。第二種情形:若用戶錄制行為產生脫離原作品基本內容的新作品,則屬于正當使用。在此情形下,用戶將內容上傳至平臺,不構成對原著作權人權利的侵犯。
           
            用戶的錄制和上傳行為可能損害了著作權人的利益。著作權人希望作品能創造價值,因而不排斥自己作品被正當使用,但排斥不合法地搶占其市場份額的作品使用情形。用戶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將他人作品改編或復制成錄音制品并上傳至平臺,搶占了原作品的市場,不當獲得了原本應屬于著作權人的衍生市場的利益,二者的矛盾必然難以調和。
           
            (三)用戶利用平臺服務實施侵權行為
           
            用戶的侵權行為直接帶來著作權爭議。從行為過程看,用戶的錄制行為在錄音制品制作完成即已結束,此行為并不涉及平臺,平臺僅參與了用戶的上傳行為。但用戶實施的侵權行為,為何會被轉化成平臺與著作權人之間的侵權糾紛呢?
           
            在已判決案件中,平臺多以其僅是“網絡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為由進行抗辯。除在“中文在線數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某平臺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以下簡稱“中文案”)中,人民法院支持了平臺的抗辯理由外,其他案件中均未支持。可見,絕大多數案件中法院并不認為平臺僅是網絡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而傾向于將其認定為內容服務提供者。不過,在UGC模式下,用戶將其制作的音頻內容上傳至平臺供其他用戶獲取,對平臺的定性應根據內容獲取模式分別判斷。當音頻內容必須以付費形式才可獲取時,此時平臺不僅是網絡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也是內容提供者;當音頻內容是免費對所有用戶開放時,因平臺并未從音頻內容上直接獲益,其更多扮演的是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至于為何平臺應為用戶侵權行為擔責,應根據平臺的作用細分。當平臺以內容提供者的身份出現時,其與音頻內容上傳者的行為構成共同侵權,著作權人要求平臺承擔侵權責任具有正當基礎。但若平臺僅是網絡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平臺是否要為用戶的侵權行為擔責,應以“平臺運營者是否明知或應知其用戶實施侵權行為而仍放任該作品處于可被獲取的狀態”為評判標準。一方面,并非所有上傳行為均構成侵權,只有用戶的錄制行為屬于改編或復制行為,上傳行為才構成對他人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犯。另一方面,平臺具有過錯才應承擔責任。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是指,將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置于網絡中予以傳播的行為。當平臺作為信息存儲空間提供者,未實施上傳行為,未構成對作品、表演或錄音錄像制品權利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直接侵犯。只有符合《民法典》第1194條和第1197條的情形,即平臺運營者知道(包括明知和應知)侵權行為存在,或以引誘、促使或者以提供物質手段的方式幫助侵權時,才承擔侵權責任。若平臺是善意的,且在知道侵權作品存在后,及時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的,不構成侵權(《民法典》第1195條第2款)。
           
            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中存在侵權作品,用戶是否利用平臺服務實施了侵權行為較易證明,但對平臺明知或應知的主觀過錯證明則較為困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11條和第12條規定了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主觀過錯的幾種情形:(1)以言語、推介技術支持、獎勵積分等方式誘導、鼓勵網絡用戶實施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2)對熱播影視作品等以設置榜單、目錄、索引、描述性段落、內容簡介等方式進行推薦,且公眾可以在其網頁上直接以下載、瀏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得的;(3)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4)將熱播影視作品等置于首頁或者其他主要頁面等能夠為網絡服務提供者明顯感知的位置的;(5)對熱播影視作品等的主題、內容主動進行選擇、編輯、整理、推薦,或者為其設立專門的排行榜的;(6)其他可以明顯感知相關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為未經許可提供,仍未采取合理措施的情形。如根據某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用戶服務協議》“五、用戶的權利”部分規定——“用戶有權在注冊并登陸后,根據平臺的規定,分享聲音、專輯、主播并取得公司給予的獎勵,如積分等”——就可認為是情形(1)中的“以獎勵積分方式誘導、鼓勵用戶實施侵權行為”。基于此,在已決案件中,人民法院多認為平臺對用戶上傳侵權作品的行為具有過錯,應承擔法律責任。
           
            此外,礙于著作權人無法知曉用戶的真實信息,平臺比用戶更有能力承擔賠償責任,因此著作權人與用戶的沖突被轉換成著作權人與平臺之間的糾紛。如“‘荔枝FM’擅播《平凡的世界》有聲讀物”案即是如此。《平凡的世界》被用戶制成音頻并上傳至“荔枝FM”平臺。盡管“荔枝FM”辯稱其是“信息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且涉案作品是“身份未明”的用戶“平凡的世界小說”上傳,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系平臺上傳的涉案圖書。但人民法院認定“荔枝FM”經營者通過在線提供涉案圖書有聲讀物,使公眾可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地點獲取作品,侵害了著作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糾紛的成因:授權不暢與平臺審查不力
           
            知識付費行業著作權糾紛高發,難以有效化解,除商業模式、用戶基數大和內容審查難等因素外,現行著作權法以“規模小且相對較為集中的商業使用者為對象”的作品許可使用機制與大眾創作模式脫節,以及平臺缺乏控制用戶侵權行為的動力等是重要原因。
           
            (一)許可使用機制與大眾創作模式脫節
           
            著作權法作為調整著作權人與使用者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的法律規范,對維護文化市場秩序有著重要作用。著作權法保護作者的創作成果,賦予其一定期限的獨占權,以此期間的許可費填補創作支出,并激勵潛在作者群體創作以促進文化繁榮。因此,對于作品的使用,著作權法秉持“授權使用為常態,不授權使用為非常態”的基本原則。如在消費性使用情形中,對私人使用行為采取寬容態度,個人可以將“合理使用”作為抗辯理由對抗著作權人的侵權主張,以“無須授權使用”實現著作權人與社會公眾利益的平衡。在競爭性使用情形中,通過賦予著作權人控制作品使用行為的權利,以規范他人的作品使用行為。即他人在使用作品前,應獲得著作權人許可并向其支付報酬,以確保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
           
            知識付費作為一種新的知識創作與傳播方式,構建了認知盈余與知識變現的新渠道,其本身并不違反著作權法的基本理論。知識付費行業的著作權糾紛主要是緣于用戶上傳的內容損害了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這折射出其中的“大眾用戶創作”模式,已突破著作權法以“專業內容創造者(商業使用者)”為規制對象的作品許可使用機制。在“大眾用戶創作”興起之前,著作權法構建的規則主要針對基數不大且相對集中的商業使用者,權利許可機制以不改變作品同一性為前提。但“大眾用戶創作”出現后,極度放大了作品使用的范圍和頻率,作品使用者也由商業使用者擴展至普羅大眾,作品保護與許可控制的成本急劇增加,直接導致現行著作權法創設的許可機制與當前的作品使用模式日益錯位。
           
            有研究表明,一個商業使用者要想獲得作品使用授權,平均需簽訂二十個以上合同。在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上的作品并非局限于單一類型作品,而是可能融合多部不同類型的作品。若嚴格遵循“先授權,再使用”的原則,對平臺的用戶來說成本過高。盡管我國已有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等五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但其中每家負責的作品類型單一。在作品數量龐大、權利人聯系方式不明的情況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無法有效發揮作用,便捷獲得授權成為奢望。此外,對“大眾用戶創作”來說,用戶創作的動力并非完全是營利,內容變現的預期利益有限。“動輒須事前許可的規則設定,使得用戶在既有作品基礎上的創作行為無法在合理交易成本范圍內實現”。因此,用戶未經許可利用他人作品,并將錄制的音頻上傳至平臺成為行業常態,與著作權人的預期背道而馳。
           
            (二)平臺缺乏實質控制用戶侵權行為的動力
           
            對于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著作權糾紛,平臺運營者通常采取事先聲明和事后追究等措施來規避侵權,但實際收效不大。
           
            事先聲明的主要方式是在《用戶服務協議》中載明用戶上傳內容的要求,并開設侵權投訴渠道。如某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的《用戶服務協議》清晰載明“用戶承諾并保證其上傳的內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等條款,同時,設有“侵權投訴”渠道,并說明了侵權通知或侵權投訴書的內容要求。該《用戶服務協議》“十二、侵權投訴”部分第2款規定“通知書應當包含下列內容:權利人的姓名(名稱)、聯系方式和地址;要求刪除或者斷開鏈接的侵權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名稱和網絡地址;權利人的有效權利證明材料”。第3款規定“侵權投訴必須包含下述信息:被侵權人的有效權利證明材料,或被侵權作品的原始鏈接及其它證明材料;侵權信息或作品在平臺上的具體名稱及鏈接;侵權投訴人的聯絡方式,以便平臺及時與您取得聯系,包括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或手機等;投訴內容須納入以下聲明:‘本人本著誠信原則,有證據認為該對象侵害本人的合法權益。本人承諾全部投訴信息真實、準確,自愿承擔一切后果。’;本人親筆簽字并注明日期,如代理他人投訴的,必須出具授權人簽字的授權書”。
           
            事后追究則主要是刪除內容或斷開鏈接,并向具體侵權人追究責任。如某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用戶服務協議》第12條第1款規定“根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任何第三方認為,用戶利用平臺侵害其民事權益或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書面通知本公司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此外,當著作權人要求平臺承擔責任后,平臺可向具體侵權用戶追償。
           
            可見,平臺的措施主要是以宣示性的方式要求用戶尊重他人著作權,或在出現侵權作品后刪除或斷開鏈接,避免進一步損害著作權人合法權益。可以說,平臺有意無意地多關注“形式合規審查”,而缺乏實質性控制用戶實施侵害他人著作權行為的動力。當然就難以從根源上解決用戶侵權問題。
           
            四、當事人偏好:基于利益目標分析
           
            在知識付費產業中,平臺通過知識付費產品等獲益,用戶以其制作的音頻內容獲益,著作權人將作品使用費作為利益來源。三者雖分處知識付費產業鏈的不同位置,但因作品創作與使用相連接,可共同謀求商業利益的變現。
           
            (一)商業平臺的價值取向:對商業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知識付費行業興起,商業模式仍欠成熟,但發展前景廣闊。據統計,2017年以來,中國知識付費行業市場規模快速擴大,2020年達392億元,預計到2021年將達到675億元。不過,優質內容的持續生產、用戶付費意愿、盜版侵權等問題,嚴重影響行業發展。新進供給量降低,已有供給更新迭代慢,產品內容成為限制知識付費行業發展的瓶頸。為效益最大化,平臺多以PUGC模式獲取更多的優質音頻內容。但此種模式易帶來著作權糾紛,平臺在大多數情況下要為用戶侵權行為擔責,深陷訴爭。
           
            在現行法律規則下,即使平臺屬于網絡空間服務提供者,除非其能及時斷開鏈接或刪除侵權內容,從而符合避風港原則的要求,否則難以擺脫為用戶侵權行為買單的境地。因此,平臺希望用戶在利用他人作品進行創作前,獲得著作權人的許可,或者使用不在著作權法保護期限內的作品進行創作以減少侵權,降低平臺運營成本。
           
            (二)內容生產者的行為偏好:低成本使用作品的傾向
           
            作為著作權人與平臺之間的橋梁,用戶在知識付費行業中扮演著內容生產者與內容消費者的角色。但用戶作為內容消費者的行為并非本文探討的范圍,本文僅討論其作為內容生產者的行為。
           
            用戶作為內容生產者意味著其是作品使用者。著作權人與用戶之間的關系應是許可與被許可的關系。用戶利用受保護的作品進行創作,應先獲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否則構成侵權。但現實中,囿于授權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過高,導致授權機制失靈,用戶時常未經許可使用他人作品而陷于侵權境地。從理論上而言,著作權人雖可直接要求用戶承擔侵權責任,但因信息不對稱而難以找到直接的侵權用戶,轉而要求平臺承擔侵權責任,最終再由平臺向用戶追償。
           
            作為理性經濟人,用戶期望在不被追訴的情況下,生產更多優質音頻內容獲得更豐厚的回報,但授權機制的失靈使用戶無法便捷獲得許可,反而要付出侵權賠償的代價。因此,用戶希冀簡化授權機制。
           
            (三)原作權利人的利益訴求:對作品衍生利益的考量
           
            作者受激勵機制和作品“變現”的驅使,樂于授權他人使用作品。奉行“授權使用為常態,不授權使用為非常態”的原則,著作權法確立了激勵創作和促進作品使用的雙重價值目標,構建了以著作權人為核心的權利體系和授權許可機制。
           
            知識付費的興起沖擊了現有的授權許可機制,影響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大眾用戶創作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以規模小且相對集中的商業使用者為對象的授權機制,導致既有的許可授權機制無法滿足大眾用戶創作的需求。盡管權利人可追究侵權用戶的法律責任,但維權也是有成本的。不過,盡管用戶的錄制與上傳行為侵犯了著作權人權利,但也為著作權人帶來了利益。畢竟,不論以何種方式使用作品,都不會使作品貶值。將作品音頻化并上傳至平臺,擴大了作品的知名度,提升了作品的價值。因此,著作權人并不排斥用戶使用其作品,只是排斥以損害其合法利益的方式使用。
           
            (四)小結:合作可共贏
           
            平臺及其用戶和著作權人三者雖同處知識付費產業鏈,平臺運營者處于上層,用戶處于中間層,著作權人處于下層,但三者均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著作權人希望用戶以不損害自己經濟利益的方式使用作品;用戶則希望低成本使用作品創作更多音頻內容;平臺則期待用戶在不侵權的情況下生產更多優質音頻內容。從各自利益訴求看,三者均借助作品獲得更多利益,存在合作空間。在知識付費行業產業鏈中,平臺及其用戶與著作權人能構建良性互動的內容生產與變現生態圈(見圖2):著作權人與用戶之間建立良性的作品許可使用關系,保證用戶可便捷使用作品,用戶以音頻內容收益反饋著作權人;平臺與用戶共享優質內容的經濟收益,使雙方利益最大化,最終實現三方共贏。
           
            
           
            圖2  著作權人、平臺、用戶知識付費產業價值圖譜關系圖
           
            五、桎梏的破除:選擇退出默示許可制度的引入
           
            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及其用戶與著作權人之間合作共贏是可能的。用戶與平臺之間業已形成利益分配機制,在兼顧著作權人利益的前提下如何簡化作品授權機制,成為解決平臺及其用戶與著作權人之間糾紛的關鍵。
           
            (一)糾紛解決路徑及評述
           
            考察國內外實踐,本文認為可能的糾紛化解路徑主要有侵權作品過濾機制、著作權權利限制模式和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
           
            1. 侵權作品過濾模式
           
            以侵權作品過濾機制規制用戶上傳侵權內容的呼聲日益響亮。作品過濾機制源于美國多公司協商創建的“用戶生成內容服務商指導原則”(Principlesfor User-Generated Content Services)。該模式旨在由網絡運營者善意遵循指導原則,積極建立侵權作品過濾機制,防止侵權作品在平臺上傳播。后經國際電子前沿基金會改進,增加了披露權利人聯系方式、為網絡用戶提供救濟程序,以降低誤刪概率。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建立侵權作品過濾機制對用戶擬上傳內容逐一甄別,是否是一種可行方案?
           
            在語言分析、算法等智能技術成熟前的網絡環境下,依靠“通知—刪除”規則要求網絡運營者對用戶上傳內容進行審查。但因侵權通知數量激增導致網絡運營者的合規成本增高,通知本身的瑕疵問題降低了網絡運營者核實、執行“通知—刪除”規則的積極性,最終使“通知—刪除”規則運行成本高且效率低下。但網絡內容識別和過濾技術的進步使著作權人與網絡運營者合作共同預防盜版的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目前,基于智能內容分析的侵權作品過濾方法代表著內容識別和過濾技術發展的主流方向。利用語言分析、圖像處理、機器學習等技術對文本、圖像或影音作品等進行深度分析,自動識別出需要過濾的內容特征并建立索引,然后分析目標文件中是否含有上述作品的內容特征,從而決定是否干預。在操作層面,侵權作品過濾方案有兩個核心步驟:一是網絡運營者應著作權人請求,或自行收集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對作品進行索引分析后建立特征信息庫;二是在網絡關鍵節點獲取用戶上傳作品的復本,分析確定該復本是否含有作品特征信息庫內的作品特征,進而決定是否阻止該用戶的上傳行為。面對技術帶來的著作權保護新方式,在私法領域已出現課以平臺運營者技術性過濾義務的呼聲,且有國家或地區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平臺運營者的技術性過濾義務。但將作品過濾模式適用于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著作權糾紛解決,可采性并不強,原因如下。
           
            第一,純粹的侵權作品過濾機制難以區分經授權與未經授權的作品使用行為。過濾機制以作品內容特征為對比要素,旨在預防相同或雷同音頻內容的上傳,并不能據此區分上述兩種使用行為。盡管有學者認為,應要求平臺自主收集作品授權信息,但作品授權許可并非必須公示的行為,大規模收集作品授權信息不現實。此外,創作成本降低使作品創作速度顯著提高,每日新增作品不計其數。要求平臺收集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這本身就是耗時費力的工作,且還需對作品保護期限、作者是否放棄權利、作品是否以知識共享協議等方式作出許可進行甄別,無疑徒增其運行成本。
           
            第二,“用戶上傳的音頻內容”與“受著作權法保護作品”達到何種相似比例即可被認定為侵權作品,難以定論。用戶制作音頻內容的行為不僅有超越改編行為的合理使用行為,也有侵害復制權和改編權的侵權行為。音頻內容可能與原作品完全不同或完全相同,也可能部分相同。作品過濾機制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的音頻內容可輕易作出判斷,但對介于二者之間的音頻內容如何定性,則不可妄下定論。可以說,侵權作品的判定標準是過濾機制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但該標準的制定難以統一。
           
            第三,即使過濾機制可有效減少侵權作品的數量,但仍難從根本上遏制用戶侵權問題。用戶侵害著作權的行為自錄制行為就已開始,上傳行為僅是后續行為。侵權作品過濾機制未著眼于在先的錄制行為,僅對用戶上傳內容進行審查,并未實質減少侵權行為。因此,過濾機制不僅無法緩解用戶與著作權人之間的緊張關系,也未給予著作權人充分保護。
           
            2. 權利限制模式
           
            最常見的簡化作品使用授權的方式是權利限制制度——合理使用和法定許可制度,但其能否適用于此場景則仍需考量。
           
            法定許可制度允許作品使用者不經許可直接使用他人作品,但應向著作權人支付使用費。其初衷在于調和新傳播技術帶來的產業主體利益分歧,并在著作權市場尚未形成階段,降低權利流轉帶來的交易成本。但著作權市場業已成熟,著作權人與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分流早已常態化,法定許可制度更多演變為一種促進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如我國《著作權法》第25條將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場景限定為“為實施義務教育和國家教育規劃而編寫出版教科書”。教科書編寫者可不經著作權人許可,在教科書中匯編已經發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篇幅作品,但應按照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稱、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著作法享有的其他權利。
           
            盡管知識付費客觀上促進了作品傳播,但本質上仍屬私人的商業行為,不具有將其上升為增進公共利益的可能。以法定許可制度允許用戶使用著作權人的作品,在簡化授權的同時卻存在弊端。一方面,平臺中的音頻涉及的作品數量龐大,若將用戶利用他人作品制作音頻的行為納入法定許可范疇,將導致法定許可適用范圍被不適當擴張。另一方面,知識付費使作品的傳播范圍與使用頻次被極度擴大,按照協商授權的作品使用機制對著作權人將更有利,而法定許可制度將導致著作權人失去議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權利人利益。再者,法定許可制度允許他人未經著作權許可使用作品,但著作權人無法對所有平臺的全部音頻進行核查,也就無法知曉其作品于何時以何種方式被使用,直接影響許可費用的收取。因此,法定許可制度并非是用戶與著作權人間的良性互動機制。
           
            合理使用制度則是另一種簡化授權的方式,其允許作品使用者不經許可、不支付報酬使用他人作品,但須滿足嚴苛的條件。我國著作權法明確規定了合理使用的12種情形,且將非營利性使用作為前提條件。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的用戶未經許可利用他人作品創作音頻內容,若生成的內容的獨創性高度超出了改編行為所要求的范圍,則該內容是獨立的新作品,用戶的行為不應被視為侵權行為。若不具有獨創性,不屬于我國著作權法列明的12種情形之一,也就難被納入合理使用范圍。
           
            盡管按照2020年《著作權法》第24條的規定,在“不得影響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的情況下,可將作品使用行為視為合理使用。但用戶遵循授權使用這一普適原則使用作品并非不可能。若用戶不經許可直接利用他人作品制作音頻,顯然并非正常使用作品的行為,實質上搶占了原作品的市場份額,不合理損害了著作權人利益。因此,按照“三步檢驗法”,用戶的錄制行為不滿足“不得影響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的要求。
           
            以權利限制的方式容忍用戶使用他人作品制作音頻內容的行為,短期內對知識付費產業大有裨益。但從著作權人角度看,不論法定許可制度還是合理使用制度,均將損害著作權人的正當利益。以限制權利人著作權的方式扶持知識付費產業的發展,實質上是以降低著作權法的激勵效用,來促進知識付費平臺及其用戶私人利益的增長。換言之,是以抑制作者創作積極性、減少文化作品數量、損害文化市場為代價,換取知識付費“曇花一現”的繁榮。
           
            3. 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
           
            除權利限制的簡化授權模式外,還存在與常態化授權不同的許可模式,包括著作權人選擇進入的(opt-in)知識共享協議模式(CC協議)和選擇退出(opt-out)的默示許可制度。
           
            基于開放源代碼與通用公共許可證(General PublicLicense,GPL)運動的CC協議是一種促進作品傳播的授權許可模式。CC協議有多種可供選擇的授權形式,創作者可與大眾分享創作,又在保留某些權利的同時,授予他人再傳播的權利。CC協議共有四個授權條款:姓名指示(BY)、非商業性使用(NC)、禁止改作(ND)和相同方式分享(SA)。其又可組合為16種授權條款,但因ND和SA互斥,最終僅11種有效。CC協議意味著著作權人將其作品放入“共享池”,作品創作者可按照著作權人的授權直接使用池中的作品,但須保證自己的作品按照在先作品的許可模式公開授權。在該模式下,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的用戶能否直接使用作品,取決于著作權人是否愿意將其作品放入“共享池”。這對用戶而言并非難事,因為多數用戶并非以此營利、謀生,為了可以不支付使用費使用作品,其愿意將其制作的音頻內容貢獻于眾。但對以作品創作為業的著作權人來說,以CC協議的方式開放許可,不僅意味著將作品授權給不特定的人,還意味著對作品可能衍生出的市場利益的放棄。就單個作者而言,以CC協議的方式授權作品并非不可能,但面對音頻類知識付費平臺千萬級、甚至是億級規模的用戶群,要求全部作者放棄作品可能產生的經濟利益,缺乏足夠的動力。
           
            相比于選擇進入的CC協議模式,可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可能帶來另一種結果。該制度類似于建立一種“白名單”制度,在著作權人未明確反對他人使用作品時,可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直接使用作品,但應向其支付作品使用費用。若著作權人向使用者表示其“退出使用”(著作權人聲明不得使用作品),則他人不得再未經許可使用作品。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最早是在Fieldv. Google, Inc案中確立的。在該案中,美國法院認為Field不僅知曉谷歌公司使用的“Googlebot”程序是行業內通用的一種“爬蟲”程序,還知道該程序的工作原理,且有能力通過“禁止抓取內容公告”制止谷歌的行為。但Field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構成對谷歌行為的默許。從該案可看出,信息網絡技術、版權產業的商業模式和著作權法律制度,共同造就了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其改變了傳統環境下著作權人與作品使用者之間的典型合作方式。以“財產規則”為基礎的著作權授權使用制度要求作品使用者應先向著作權人獲得許可,再使用作品,否則構成侵權。但以“責任規則”的選擇退出默示許可制度,允許作品使用者在著作權人未作出“不得使用作品”的聲明時,可先使用作品后付費。一方面,這種改變兼顧了著作權人和作品使用者之間的負擔。對作品使用者來說,將傳統環境下作品使用者尋找作品權利人獲取許可的行為,轉變為檢索著作權人是否發布“不得使用作品”聲明的負擔。若使用者未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將承擔侵權責任。對著作權人來說,由被動作出授權許可變為主動發布“不得使用聲明”,若著作權人怠于發布聲明,則其作品將可被直接使用。另一方面,這滿足了版權產業的需求。在面對海量作品時,使用者不僅需要甄選出合適的作品,還須向著作權人取得授權。在傳統“一對一的先授權再使用”模式下,使用者不僅要面對巨大的檢索和獲得授權成本,還要應對侵權風險,不符合效益原則。但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允許使用者直接使用著作權人未禁止使用的作品,之后再支付使用費,可極大減少使用者的運營成本。
           
            其實,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存在兩種退出情形:一是著作權人在作品被使用之前作出“權利保留”聲明;二是著作權人在作品被使用后通知使用者以退出作品使用行為。在第一種情形下,作品使用者仍須與著作權人進行單獨協商,所需成本與一般許可使用的授權成本無異。因此,本文主要討論以第二種情形調和平臺及其用戶與著作權人之間利益的可能性。在此種情形中,一方面,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允許作品使用者免于許可使用作品,節省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該模式尊重了著作權人的自主決定權,并保證了著作權人的經濟收益。與第一種情形相比,選擇退出需著作權人主動作出拒絕使用的聲明,因此總有部分權利人怠于作出聲明。未作出聲明的作品的授權成本大幅度降低。這在促進作品使用的同時,確保了著作權人的利益,也為用戶創作音頻內容提供了原材料。因此,通過比較分析前述三種機制,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可更好解決著作權人與用戶之間的作品授權成本高問題。
           
            (二)選擇退出默示許可制度的實現
           
            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在本質上是對著作權人的權利限制,允許作品使用者“先使用,再付費”。這類似于我國著作權法中的法定許可制度,但兩者又有所不同。首先,法律基礎不同。著作權法明文規定了法定許可制度及其適用范圍;但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僅基于網絡環境下對個案的裁決而總結出的實踐做法,并無法定依據。其次,對相關主體的利益平衡有所差異。法定許可制度是為了平衡著作權人、作品使用者與公共利益所作的制度安排;但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因無明確的運行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著作權人的權利行使,轉而對使用者有利。與法定許可制度相比,在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中,著作權人處于一種相對主動的狀態。但該模式若無法保障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著作權人可作出禁止使用聲明,以矯正作品使用的經濟偏差,最終仍無法緩解作品使用者與著作權人間的沖突。為更好發揮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的效能,實現著作權人與使用者間的利益平衡,可從以下方面著手。
           
            第一,保證著作權人和作品使用者的知情權。一方面,著作權人對作品使用情況的知悉,是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有效運行的關鍵。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機制的重點在于解決作品使用授權成本高的問題,不能因損害著作權人合法利益而削弱該機制的成效。保證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前提,是著作權人知曉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情況。考慮到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作為溝通著作權人與作品使用者的橋梁,應積極發揮其在信息溝通方面的作用,保障著作權人的知情權。另一方面,應完善作品權利公示制度,保證使用者對作品權利情況和權利人的了解。相關政府部門及行業組織應充分運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建立作品數據庫和著作權交易平臺,使權利人與作品使用者之間實現信息對稱和信息共享。
           
            第二,確保著作權人獲得報酬權的實現。在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下,作品使用者將取代著作權人,成為確定作品使用費的主體。采取何種方式、何種標準收取作品使用費,成為發揮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作用的決定性因素。為保證著作權人能獲得合理的報酬,首先,可實行類似于法定許可使用費確定方式的報酬計算方式。即作品使用費率的確定,應基于音頻類知識付費產業中相關主體集體協商,并根據現實情況適時調整。其次,保證著作權人的對報酬數額提出異議的權利。一方面,在確定作品使用費率時,若著作權人因客觀原因未及時提出異議,應允許其在事后提出異議,以保證作品使用的合同法屬性。另一方面,當著作權人實際獲得的報酬,明顯低于正常授權使用作品應獲得的報酬時,其可提出異議;在必要時,應要求作品使用者追加使用費。最后,應確定報酬給付的透明化渠道。“先使用,后付費”的模式決定了著作權人獲取報酬的滯后性,不可避免地出現報酬給付不及時、不到位的問題。對此,行業協會或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完善使用費給付的透明化渠道,保證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實現。
           
            第三,確保著作權人“退出權”的順利行使。著作權人“退出權”是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若該權利無法自由行使,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實質上閹割了著作權人的正當權利和議價能力。此時,其是以損害權利人利益為代價,換取平臺及其用戶的短期利益。如出現作品使用者給付的使用費過低,或因著作權人未及時就使用費計算方式提出異議時,權利人接受不合理的費用,難免導致選擇退出的默示許可制度被異化為打破市場秩序的不當工具。借助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和交易平臺提供的暢通渠道,確保“退出權”順利行使,既能維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也可維持作品使用市場的正常秩序。
           
            結語
           
            用戶與著作權人因作品授權成本和經濟利益分配問題引發的沖突,被轉化為知識付費平臺與著作權人之間的糾紛,成為知識付費產業發展的桎梏。平臺及其用戶與著作權人之間存在共同利益。通過簡化用戶與著作權人間的授權機制,在確保著作權人利益的同時,可實現平臺、用戶和著作權人的共贏。當然,簡化授權并不能完全杜絕用戶的侵權行為,也不能因此就豁免平臺的責任。當平臺及其用戶構成共同侵權,或平臺具有主觀過錯時,應根據《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規定,為著作權人提供充分保護。

          【作者簡介】
            劉友華,湘潭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教授
            魏遠山,湘潭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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