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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商標惡意注冊行為規制中的誠實信用原則適用
        2021/7/29 16:16:32  點擊率[18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知識產權法
          【出處】《法律適用·司法案例》2020年第6期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惡意注冊行為是我國商標注冊取得制度下的“寄生品”,已嚴重影響了商標功能的正常發揮。對惡意注冊行為,除立法上應予明令禁止外,還應對其行為的性質、法律后果進行明確。在現行法律框架之下,惡意注冊行為應定性為不正當競爭行為,司法機關可以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對此類行為進行規制,判令行為人賠償權利人的經濟損失。
          【中文關鍵字】惡意注冊;誠實信用原則;不正當競爭行為
          【全文】

            引言
           
            惡意注冊行為是我國商標注冊取得制度下的“寄生品”。我國是世界上商標申請量最多的國家,但每年數百萬件商標申請中都存在大量的惡意搶注申請,在不少領域,惡意搶注商標甚至已然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大大阻礙了我國商標制度功能的發揮,也給社會誠信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為解決這一問題,立法者業已做出大量努力,不斷規制惡意搶注商標行為:1993年、2001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時,規定“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由商標局撤銷該注冊商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商標法實施細則》)則以誠實信用原則對前述“欺騙”、“不正當手段”術語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細化;2013年《商標法》修訂之際,終于以法律的形式對誠實信用原則予以明確,第七條規定:“申請注冊和使用商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但遺憾的是該條并未對違反該原則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示,因此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據該條及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和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惡意搶注商標的法律后果有二:駁回申請、不予注冊,或被搶注商標被宣告無效,但惡意搶注者除沒有得到本來就不屬于他的東西外沒有任何損失,甚至可能已經在市場上收獲頗豐:在搶注期間利用被搶注商標的聲譽取得了可觀的收益,而被搶注者市場機會的喪失未得到任何補償。[1]
           
            2019年《商標法》的修訂,對惡意搶注行為的規制有了新的突破。其中,第四條增加了一款,“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應當予以駁回”,該條并非僅有宣示意義,事實上為商標局商標注冊審查提供了一條可操作的路徑:在修訂前商標局應對惡意注冊大多依據《商標法》第七條、第十條第一款第(A)項、第四十四條第一款,以這些條款駁回并非“名正言順”;修訂后的第四條則為惡意注冊的駁回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修訂后的《商標法》第十九條、第六十八條還規定商標代理機構不得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幫助委托人進行惡意注冊,將惡意注冊審查關口前移,標志著我國對惡意注冊的立法規制不斷完善。在立法不斷進步之際,人民法院對于惡意注冊商標的行為應當如何規制,以彰顯立法精神,促進社會誠信,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下,將主要結合當前司法實踐中對惡意注冊商標行為適用誠信原則的典型案例,討論誠信原則適用的現狀、必要性及具體適用規則。
           
            一、惡意注冊商標案件中誠實信用原則的司法適用
           
            立法者對惡意注冊的遏制主要集中在商標申請、確權階段,對于已注冊商標而言卻無能為力。與立法的遲緩、僵化不同,司法機關對惡意注冊商標的態度,經歷了從以往的“置之不理”到當前的“積極應對”,更為靈活能動。
           
            〔典型案例一〕:
           
            原告泉順公司在第20類商品上申請KOVEA文字及回旋鏢圖形商標,有效期從2015年5月7日至2025年5月6日,核定使用范圍包括桌子、魚籃、非金屬帳篷樁、竹木工藝品等。2017年2月27日,原告在被告科緯亞公司經營的“KOVEA戶外旗艦店”天貓店鋪中,購買了標有KOVEA商標的野營折疊桌子一張,并向義烏法院起訴,要求被告停止商標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義烏法院經審理查明,韓國株式會社KOVEA于1990年11月1日在韓國成立,專門生產便攜式戶外用品,曾多次在韓國及國際上獲得多個獎項。韓國株式會社KOVEA于2002年起向國家商標局申請在第6、7、18、21、22、25等類別上分別注冊了KOVEA商標。2014年6月25日,韓國株式會社KOVEA設立被告科緯亞公司,并授權其使用KOVEA各類商標。
           
            義烏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科緯亞公司的行為不構成侵權,理由如下:1、被告的使用行為具有合法的權利基礎。韓國株式會社KOVEA于2003年起便向國家商標局申請在多個商品類別上注冊了KOVEA商標,并于2014年在中國設立了科緯亞公司,經過韓國株式會社KOVEA及其經銷商長期的推廣、宣傳,在中國已經占據了一定的市場,故韓國株式會社KOVEA使用“KOVEA”及回旋鏢圖形在先,被告使用KOVEA商標也經過了韓國株式會社KOVEA授權。2、被告在其天貓網店中使用涉案商標不會導致混淆。被告在其天貓網店中銷售的產品,除被訴侵權產品外,均為其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的產品,消費者在該網店中購買被訴侵權產品,并不會產生被訴侵權產品來源于原告的誤認。3、原告取得和行使涉案商標權的行為難謂正當。原告作為與被告同一行業的經營者,從2015年起在多個商品類別上申請了近四十個包含“KOVEA”、“科緯亞”及“科緯亞”韓文的商標,其主觀狀態難謂善意。據此,義烏法院判決駁回原告泉順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原告不服,向金華中院提起上訴,金華中院經審理后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案例二〕:
           
            原告廣州花亦濃公司是第7733151號“(圖略)”商標被許可人,商標有效期從2011年5月14日至2021年5月13日止,核定使用商品包括(動物)皮、動物用套、背包、仿皮革、手提包、公文包等。被告拾樂公司在京東平臺經營的“珊詩麗箱包旗艦店”中銷售了標有“(圖略)”的皮夾,原告遂訴至義烏法院,要求被告停止商標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義烏法院經審理查明,《刺客信條》是一款由法國育碧蒙特利爾工作室研發的動作冒險類游戲,其于2007年便發行了第一部刺客游戲,至2018年已發行十余部刺客系列游戲,其中“(圖略)”為《刺客信條》游戲最具代表性的圖標。
           
            義烏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銷售的被訴侵權產品鏈接及產品上使用的“刺客信條”字樣系對皮夾上“圖案”的描述,且被告明確注明“動漫游戲”字樣,故產品使用圖案指向的是“動漫游戲”中的圖案,且“刺客信條”游戲知名度較大,相關公眾并不會對被訴侵權產品的來源產生混淆或認為與原告有關聯性,故產品上使用“(圖略)”并非商標意義上的使用,被告未侵害原告的商標專用權,遂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不服,向金華中院提起上訴,金華中院經審理認為,在案外人育碧公司公開發行多部《刺客信條》游戲的情況下,涉案第7733151號注冊商標與《刺客信條》游戲圖標雷同,且該文字及符號的組合并非慣常設計,可以排除系商標權利人的獨立創作,商標權利人明顯具有攀附《刺客信條》游戲知名度的故意,其還注冊刺客信條相關商標達135枚,這種試圖不勞而獲、有違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不應予以鼓勵,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前述案例中,司法機關并未機械地適用商標法上的“注冊取得”原則,而是以商標權利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駁回其訴訟請求。在傳統民法上,誠實信用原則的直接適用往往會遭受重重阻力,因為誠實信用原則貴為“帝王條款”,立法者與法學研究者一方面希望該原則能夠充分發揮解釋法律、確定行為規則、衡平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又擔心它動搖法律的穩定性,影響法律的可預測性,淪為法官濫用司法權的工具。然而在知識產權法領域,司法機關并未將誠實信用原則束之高閣,而是積極探索該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充分發揮其補缺具體規則的功能。須特別指出的是,上述案件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為實現社會導向確定的裁判案例,而是一個普通基層法院欲彰顯社會公德、促成實質正義實現的縮影。
           
            二、誠實信用原則在商標注冊爭議案件中適用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一)誠實信用原則內在邏輯與商標制度宗旨相契合
           
            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它應當適用于民法的整個領域。[2]然而,對誠實信用原則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幾乎又是不可能的,而造成這樣的原因是誠實信用原則本身是一個有很強道德性因素的概念,并且它并非是概念法學體系中的抽象性概念,而是來源于社會道德、生活中的一個“活”的變化的概念。[3]從上述原因可以看到,誠實信用原則具有兩個重要的屬性:道德、法律的雙重屬性,與開放性。
           
            一方面,誠實信用本身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準則,其將原本是道德范疇的標準與要求上升為法律規范,矯正了部分社會行為,實現了實質正義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誠如學者指出的,《商標法》中明確規定誠實信用原則,并不是立法者對其法律屬性的單一強調,而是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道德與法律雙重屬性共同發揮作用的期冀:[4]作為道德準則,誠實信用原則代表著立法者的一種愿景,期待商標注冊使用主體應達到的一種理想狀態;作為法律原則,立法者設置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所應承受的后果及制裁并賦予法律強制性。
           
            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商標制度歷來以“注冊取得”為基礎,注冊人與實際使用人之間可能存在的錯位成為了不少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漏洞,《商標法》第七條遂明確“在申請注冊和使用商標”時,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而2019年《商標法》再次修訂之際,在第四條進一步規定了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申請予以駁回。這一條款的確立是否意味著我國商標取得制度發生了重大轉變,申請人在申請時需要提供商標已使用的證據。筆者認為,結論是否定的。此次修訂盡管增設了該條款,但立法者目的主要在于規制惡意注冊行為,即為惡意注冊申請的駁回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而在制度層面,注冊人與實際使用人之間的罅隙,則需要通過誠實信用原則予以彌合,進而達致二者利益的平衡。[5]
           
            (二)人民法院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前已述及,誠實信用原則在糾正利益失衡中的特殊作用,但其作用的體現并非停留于紙面上的法律條文,而是應用于一個個鮮活的案例當中。事實上,在2013年《商標法》修訂之前,各地法院已經開始了對誠實信用適用的探索。
           
            在丹東康齒靈牙膏有限公司訴廣東省恒通工貿發展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中,廣州中院雖然認定被訴侵權商標與康齒靈公司的權利商標構成近似,但被訴侵權產品上已經標注了商品來源,且被訴侵權商標使用在先,恒通公司沒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其在先權利應當得到尊重。[6]法院在審理該案時,《商標法》尚未明確規定誠實信用原則,故該法院只能依據當時《商標法》規定的“保護在先權利”條文進行裁判,但事實上,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卻明確提及要遵循“《民法通則》確立的誠實信用原則”。須注意的是,誠實信用原則當時在實踐中雖有部分法院已經開始探索適用,但僅僅是零散的。相反,在同一時期不少案例中,對于惡意注冊人提起的訴訟,許多法院仍以惡意注冊人享有商標權為由支持其訴訟請求。即使是2013年《商標法》修訂后,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案例也寥寥無幾。[7]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惡意注冊人的“氣焰”,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再審王碎永訴歌力思公司、杭州銀泰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并將該案例確立為最高人民法院第82號指導案例后,惡意訴訟的現象才開始得到有效遏制。
           
            在歌力思案中,一、二審法院均支持了商標權人王碎永的訴訟請求,但最高人民法院再審撤銷了一、二審判決,其在判決書中公開宣稱: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切市場活動參與者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任何違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損害他人正當權益為目的,惡意取得并行使權利、擾亂市場正當競爭秩序的行為均屬于權利濫用,其相關權利主張不應得到法律的保護和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又作了進一步分析:首先,歌力思公司及其關聯企業最早將“歌力思”作為企業字號使用的時間為1996年,最早在服裝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時間為1999年,其擁有合法的在先權利基礎;其次,經長期使用和廣泛宣傳,作為企業字號和注冊商標的“歌力思”已經具有了較高的市場知名度,其在專柜銷售被訴侵權商品的行為,不會使普通消費者誤認該商品來自于王碎永;最后,“歌力思”本身為無固有含義的臆造詞,具有較強的固有顯著性,依常理判斷,在完全沒有接觸或知悉的情況下,因巧合而出現雷同注冊的可能性較低。作為地域接近、經營范圍關聯程度較高的商品經營者,王碎永對“歌力思”字號及商標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較低,其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標權對歌力思公司的正當使用行為提起的侵權之訴,構成權利濫用。[8]從歌力思案逐級遞進的闡述中我們得以窺見最高人民法院對誠實信用原則的倡導和對商標惡意訴訟打擊的堅決態度,體現了頂層司法審判智慧對全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積極引導意義。
           
            從上述司法觀點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相較于其他民商法領域,知識產權領域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已逐漸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探究其背后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二:其一,知識產權領域的亂象。在我國,知識產權是改革開放后逐步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的概念,我國知識產權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市場主體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仍然較為欠缺,不少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搶注或者將他人商標組合拼接注冊,進而向原權利人發起訴訟攻勢謀求高價轉讓商標,或是以商標權人身份向其他市場主體主張商標侵權責任獲得高額賠償,各地知識產權法官遂使出渾身解數,探尋應對此類“知產流氓”的破解之道,誠實信用原則便是其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其二,司法政策的導向。不同于普通民商事領域,知識產權的保護強度、范圍、懲罰性賠償等更易受司法政策的影響,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政策取向,而最高院也往往通過發布意見、通知、會議講話、典型案例等方式對全國各級法院的知識產權審判進行引導,以應對出現的各種新問題,前述第82號指導案例便是例證。
           
            三、商標注冊爭議案件中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具體規則
           
            (一)以謹慎直接適用、防止向一般條款逃避為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項法律原則,其精神貫穿于諸多民商事法律之中,發揮著統領民商事法律的作用,但依照法學基本原理,法律原則不能當然適用于具體個案,當存在法律規則時應當優先適用法律規則,即所謂“防止向一般條款逃避”。因為法律原則在具體案件的裁判中,往往展現的是其“隱身功能”,法律原則不輕易“拋頭露面”應為常態,而在法律規則缺失的狀況下,法律原則當仁不讓應充當裁判依據之角色。[9]
           
            在《商標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同樣應遵循這一原理,只有在《商標法》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和第三十二條等具體條款無法規制之際,才能向第七條的一般條款尋求幫助。須特別指出的是,第七條的表述是“申請注冊和使用商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有觀點認為該條款僅能適用于商標主管部門對申請商標注冊行為的規范,即主管部門可以對違反誠實信用的申請、使用商標行為進行規制,如商標確權程序中對惡意注冊行為的駁回,對商標不規范使用進行處罰。但從實踐來看,商標主管部門對商標的規范主要集中在商標注冊環節,對商標使用環節主管部門往往有心無力,仍有賴于司法機關發揮作用。在實務中,司法機關則傾向于將“使用商標”的所有行為均納入司法調整的范圍,即將各種惡意注冊及提起訴訟的行為都作為規制對象。
           
            (二)誠信原則適用中的事實審查
           
            誠實信用原則直接適用案件的增多,也引發了理論界對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擔憂。法官在檢索無具體條款可供適用轉而向誠實信用原則尋求幫助之際,由于誠實信用原則自身屬性決定了其在適用時的彈性,這是否必然導致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筆者認為,結論是否定的。按照正常的法律邏輯,法官適用時會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審查:
           
            其一,是否有充分證據證明存在違反誠實信用的行為。例如,在案例一中法官審理查明原告泉順公司從2015年起在多個商品類別上申請了近四十個包含“KOVEA”、“科緯亞”及“科緯亞”韓文的商標,即除了申請與被告在先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外,還將被告公司的企業字號也申請為注冊商標;而在案例二中,法官則查明商標權人在2016年注冊了刺客信條大革命、刺客信條編年史、刺客信條解放、刺客信條黑旗、刺客信條啟示錄、刺客信條叛變、刺客信條兄弟會等與《刺客信條》后續游戲名稱相同的商標;從2017年起,其又在諸多類別大量注冊刺客信條相關商標共計135枚。
           
            其二,主觀上是否有攀附他人商標的惡意。在案例一中,原告泉順公司注冊的圖形商標系回旋鏢形狀,與韓國株式會社KOVEA在先使用的圖形商標完全相同;其注冊的科維亞中文商標則與韓國株式會社KOVEA在中國設立的公司企業名稱完全相同,其主觀上明顯具有攀附韓國株式會社KOVEA商標知名度的惡意。在案例二中,涉案“A浮巒咒”商標,由“(圖略)”“(圖略)”“(圖略)”三個標識組合而成,其中“(圖略)”和“(圖略)”部分與《刺客信條》游戲的圖標“(圖略)”完全相同,且上述文字及符號的組合并非慣常設計,可以排除是商標權人獨立創作的可能,其主觀上亦具有攀附《刺客信條》游戲知名度的惡意。
           
            因此,法官在適用誠實信用原則時并非“心血來潮”,其前提是已然查明當事人存在商標搭便車的主觀惡意,具有嚴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并且,上述違反誠信的認定并非基于法官個人的主觀猜測,而是在當事人充分舉證或法官依法查明相關事實之后作出的判斷。
           
            (三)誠實信用原則適用中對混淆要件的重點考察
           
            筆者注意到,在典型案例一和典型案例二中,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均提到了“不會造成相關公眾混淆”。眾所周知,商標的基本功能是識別商品或服務的來源,破壞該基本功能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我國《商標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可能構成侵權,傳統法院在判斷侵權是否成立時也遵循這一標準,即比較涉案商標與被訴侵權產品上使用的商標。然而,倘若僅依據“商標相同或近似+商品種類相同或近似”即認定侵權成立,在案例一則會出現實質不公的情況。為應對該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引入了“混淆”的概念,該解釋第11條規定,類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產部門、銷售渠道、消費對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關公眾一般認為其存在特定聯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因此,商標法上的混淆是指對商品或服務的來源發生誤認,或者認為與商標權人有特定的聯系。也即,商品類別的相同或者類似以及商標標識的相同或近似均是認定混淆的重要因素,但并不必然造成混淆,并不必然是商標侵權行為。[10]10其后,2013年修訂的《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明確規定“容易導致混淆的”,將混淆的可能以法律形式引入了商標侵權判定之中。
           
            司法實務也對立法及理論界以充分的回應,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審申請人杭州奧普衛廚科技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浙江現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凌普電器有限公司、楊艷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中認定:杭州奧普電器有限公司在第11類、第6類上擁有多個“奧普”、“AUPU”注冊商標,其注冊日期均早于本案被訴侵權行為發生的時間;被訴侵權產品的銷售均在奧普衛廚公司經銷商的門店之中,在產品的外包裝及產品本身上,均清晰地標明了生產商奧普衛廚公司企業名稱的全稱,一般消費者憑借上述信息,已足以實現對商品來源的清晰區分,不會導致誤認被訴侵權產品來源于新能源公司的結果。在此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又進一步指出,商標法所要保護的是商標所具有的識別和區分商品及服務來源的功能,而并非僅以注冊行為所固化的商標標識本身。因此,商標標識本身的近似不是認定侵權行為是否成立的決定性因素,如果使用行為并未損害涉案商標的識別和區分功能,亦未因此而導致市場混淆的后果,該種使用行為即不在商標法所禁止的范圍之中。[11]
           
            法院之所以熱衷援引混淆要件,除在法理上商標侵權應當為破壞商標識別功能的行為外,混淆要件給法院裁判提供了一條新的裁判路徑。從我國《商標法》的體例看,第一部分為總則,其余篇章主要規定了商標注冊的申請、審查、核準、續展、變更、管理等,法院在裁判時能夠直接適用的條文主要集中在第七章商標權的保護,而司法實踐中的情形復雜多樣,有限的法律條文對法官而言自顯捉襟見肘,而混淆理論的引入則為法官打開了另一扇天窗:惡意注冊人搶注商標本為傍名牌、搭便車,搶注商標并未積累良好的商譽,消費者不會發生產品來源于惡意注冊人的誤認,故不屬于商標侵權。當然,有提出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的聲音,筆者認為惡意注冊的認定、誠實信用原則的激活、混淆的判斷均須建立在有充分證據的前提之下,而非完全依賴于法官的自由心證,此種擔心實屬多慮。
           
            (四)誠信原則適用與惡意注冊行為的法律后果
           
            前已述及,雖然2013年《商標法》修訂時將誠實信用原則在總論中予以明確、2019年《商標法》修訂時規定“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應予以駁回,但是兩次修訂均未明確惡意注冊行為的性質及相應的法律后果。對此,理論界也有不同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惡意搶注屬于侵權行為,被搶注人可以提起侵權之訴,要求其賠償商業標識被搶注造成的損失[12];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商標法》第七條誠實信用原則一般條款可以連接商標注冊與反不正當競爭法,適用商標法的禁止注冊法律后果對構成不正當競爭的惡意商標注冊進行規制。[13]
           
            對惡意注冊行為,司法機關也積極探索規制方法。在原告江蘇中訊公司訴被告山東比特公司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中,江蘇高院認為,行為人在明知系爭商標為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情況下,搶先注冊系爭商標,從而獲得形式上的商標權,并據此向在先使用人的被許可人提起商標侵權訴訟,應當認定為惡意訴訟,一、二審法院均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侵權責任條款,判令被告山東比特公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0萬元。而在原告拜耳公司訴被告李慶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余杭區法院認為被告通過侵犯他人在先權利惡意取得、行使商標權的行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擾亂了市場的正當競爭制度,應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判令被告李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50萬元。[14]
           
            可見,與理論界存在分歧一樣,司法機關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裁判思路,即對于惡意注冊行為是通過侵權責任法來規制,抑或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筆者更傾向于后者,即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因為從惡意注冊行為的性質看,行為的主體是市場經營者,其通過搭便車、傍名牌,主觀上有謀取不法利益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行為,攫取了合法經營者已經建立了商標商譽,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的范圍。并且,從《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體例看,其除了規制商業賄賂、侵犯商業秘密、虛假宣傳等行為外,還起著為《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等兜底調整的作用,在司法實踐中有大量的市場主體的經營行為在無法以特別法保護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的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企業名稱、域名等行為,這些行為在傳統知識產權法中未能給予明確保護,卻可以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救濟。基于相同原理,惡意注冊行為完全可以《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而無須轉而尋求《侵權責任法》的幫助。因此,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理論上更為周延,在實踐中也更容易為大眾所接受。此外,在當前知識產權審判已經實現專業化審判的背景下,由知識產權法官審理此類不正當競爭行為也更為合理。
           
            結語
           
            誠實信用原則對商標惡意注冊行為的規制除了在商標確權程序中能夠發揮審查前置的作用外,司法機關可以適用該原則駁回惡意商標訴訟人的訴請,商標合法權益人則得以該原則要求確認惡意注冊人的行為屬于不正當競爭行為,并要求其賠償相應損失。

          【作者簡介】
          張凌寒,法學博士,北京科技大學副教授;胡澤宇,寧波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1]田曉玲、張玉敏:“商標搶注行為的法律性質和司法治理”,載《知識產權》2018年第1期。
          [2]王利明:《民法總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頁。
          [3]江平主編:《民法學》(第二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頁。
          [4]陳奎:“《商標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的理論與實踐”,載《知識產權》2016年第8期。
          [5]同上注[4]。
          [6]參見(2011)穗越法民四知初字第526號,(2012)穗中法民三終字第199號。
          [7]劉自欣教授在《論我國商標注冊誠信原則運用機制的改進》一文中,曾用北大法寶數據庫對2013年修訂《商標法》后的案例進行了檢索,并未找到直接適用《商標法》第7條的案例。
          [8]參見最高院第82號指導案例,王碎永訴深圳歌力思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銀泰世紀百貨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9]同前注[4]。
          [10]李樹建:《論商標侵權行為認定中的混淆標準》,載《知識產權》2012年第6期。
          [11]參見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再216號。
          [12]同前注[1]。
          [13]劉自欣:“論我國商標注冊誠信原則運用機制的改進”,載《知識產權》2016年第11期。
          [14]原告江蘇中訊公司訴被告山東比特公司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參見無錫中院(2016)蘇02民初71號,江蘇高院(2017)蘇民終1874號;原告拜耳公司訴被告李慶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參見杭州余杭區法院(2017)浙0110民初186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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