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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習近平法治思想與新時代憲法的實施
        2021/8/2 9:30:39  點擊率[21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憲法學
          【出處】《東方法學》2021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我國憲法制度的切實運行、憲法理念的深入人心、憲法文化的亙古長青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一項制度、一種精神和一種歷史敘事與憲法制度緊密地契合在一起,黨的領導制度、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成為了相輔相成、相互統一的體系。我國憲法制度與西方憲政制度有著本質區別,充分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征。2018年我國憲法修訂及時回應了世界格局重大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的客觀需求,以憲法實施推動國內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這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體現的重要內容。習近平法治思想還明確了新時代我國憲法實施的三大方略,即政治方略、法律方略和意識方略,并對憲法實施的具體路徑進行了指引。
          【中文關鍵字】習近平法治思想;憲法;法治;法律實施;憲法理念;憲法文化
          【全文】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召開,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以“11個堅持”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從而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我國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總括。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同志對憲法實施的相關論述,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對我國憲法制度的切實運行、憲法理念的深入人心、憲法文化的亙古長青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筆者擬從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新時代憲法實施的重要意義入手,解析新時代我國憲法實施的路徑和發展方向。
           
            一、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了新時代憲法實施的政治底色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憲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是統帥,是國家的根本法,是國家長治久安、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根本保障。任何法律唯有通過實施才能規范社會秩序,調解社會關系,才會產生法的效力,憲法作為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更是如此。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我國憲法實施所提出的具體指引,尤其是政治指引,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憲法實施機制逐步完善的根本遵循。
           
            (一)明確了黨的領導在憲法實施中的核心地位
           
            憲法的實施,傳統上認為包括了憲法的適用和憲法的遵守,而從遵循與背離的角度來看,對憲法的解釋、對憲法的遵守體現的是對憲法文本的遵循;對違反憲法行為的糾正則體現了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長久以來,我國憲法適用最主要的路徑是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過程,將憲法的有關條款予以法律化,學界也稱之為“立法性適用”。但對于違反憲法行為的糾正,即憲法監督,存在明顯的不足。究其原因,一是八二憲法修訂過程中對于憲法監督制度的設立受制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法制環境;二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將憲法監督與黨的領導作為兩項孤立的因素來考慮。對此,習近平同志在2012年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特別指出:“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提出:“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在此引領下,黨的領導與憲法實施之間的關系得以逐步明確。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習近平同志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明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并就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作了專門闡述。習近平同志指出:“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具體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又提出:“黨既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
           
            強調黨的領導在憲法實施中的核心地位,為憲法實施、憲法監督的開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一方面,根據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更名為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增加推動憲法實施、開展憲法解釋、推進合憲性審查、加強憲法監督、配合憲法宣傳等職責。另一方面,為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制定了有關實施意見,報請黨中央轉發。自2017年至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連續三年聽取和審議法制工作委員會所作的備案審查工作報告,改變了原先“鴨子鳧水”式的備案審查方式,使憲法監督真正具有實效性、公開性和權威性。在憲法的立法實施方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凡立法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的,必須報黨中央決定。黨中央向全國人大提出憲法修改建議,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進行憲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問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向黨中央報告等,使得黨的領導與憲法修訂、解釋,法律的立項起草、修訂等制度得以密切銜接。此外,憲法宣誓、憲法日宣傳等制度也得以相繼建立。
           
            2018年,現行憲法作了重大修訂,第2條第2款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回顧八二憲法,憲法序言中所體現的黨的領導主要強調的是黨的思想政治的領導,彭真在修憲草案說明中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是靠黨的思想政治領導的正確,靠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是靠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黨的主張經過反復和群眾商量,集中群眾的意見,反映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靠廣大黨員的帶頭和模范作用。”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的相關論述充分說明憲法的全面貫徹實施不僅需要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引領,更需要黨在憲法具體實施過程中的集中統一領導。2018年現行憲法修訂后,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更是明確指出:“特別是我國憲法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我國憲法最顯著的特征,也是我國憲法得到全面貫徹實施的根本保證。”這反映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一項制度、一種精神和一種歷史敘事與憲法制度的高度相關性,黨的領導制度、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構成了相輔相成、相互統一的體系。
           
            (二)進一步強調了我國憲法實施的社會主義特征
           
            習近平法治思想特別強調的一個觀點是:我國憲法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憲法,它的實施也必然有別于資本主義國家憲法。2014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2018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再一次重申:“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為什么我國憲法實施有別于西方“憲政”?一直以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往往著眼于憲法的具體制度上,從立法、行政、司法的機關職能設置以及相互關系上歸納為“三權分立”。應該說,孟德斯鳩關于三權分立的定義,在西方很難找到完全對應的制度形式。從本質上來看,西方“憲政”是以國家機關之間相互制衡為表象,以多黨競爭制度為內在驅動的政治體系。脫離多黨競爭,國家機關之間的權力制衡往往就不能正常運作。所以,習近平同志深刻地提出:“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因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因利益而結成的政黨,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組織起來的政黨”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貫之體現到黨的全部奮斗之中”。而西方政黨制度是以社會利益劃分作為政黨運作的基礎,通過不同群體的利益差異來實現社會動員,因此,不同政黨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并通過立法、行政、司法實現相應的利益訴求。而在我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三位一體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憲法中黨的領導地位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黨依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也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形式。
           
            由此出發,我國憲法實施的形式必然與西方“憲政”制度存在本質差別,而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征。一方面,憲法序言明確:“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我國將憲法的實施深深扎根于人民,強調人民在憲法實施過程中的主體性。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憲法的根基在于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憲法實施中的作用。全國人大作為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保障憲法實施的最高權威機構,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變革為憲法與法律委員會,有助于加強憲法監督和解釋工作,進一步突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憲法實施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中抓好“關鍵少數”,在憲法制度中增設監察委,構建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公職人員監察的全覆蓋,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同時,落實憲法宣誓制度,增強國家公職人員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也可以確保公職人員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在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職責過程中不變色、不懈怠,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了新時代憲法實施的時代特征
           
            “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而憲法的實施受到具體社會條件的約束,同時憲法的實施也要實現具體的社會目的。尤其是憲法作為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在構建國家根本法律制度和明確國家發展方向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于改革和法治的論證,既為我國當前環境下憲法實施的具體路徑提供了指南,也為憲法實施的具體環境進行了客觀分析。
           
            (一)新時代憲法實施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對世界局勢作出了深刻判斷:“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隱患,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挑戰,關鍵在于辦好自己的事,提高發展質量,提高國際競爭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抵御風險能力,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和諧安定。”首先,積極應對變革和挑戰,唯有通過不斷改革發展,充分發揮我國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而憲法作為根本大法,其全面深入實施對穩固國家政治基礎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論述了我國憲法的獨特優勢,這就是明確規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發展道路、奮斗目標,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國家各方面事業在憲法中都有體現、都有要求。2018年憲法作了重大修改,序言第7、10、11、12自然段對新時期我國改革發展的新任務、新目標進行了明確,提出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思想的指引下,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實現民族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在總綱中則進一步明確了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本質的特征。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判斷出發,2018年我國憲法修訂及時回應了世界格局重大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局勢的客觀需求。在憲法修訂后,進一步貫徹和切實實施,也是主動因應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所作的戰略性布局,對于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風險挑戰,全面協調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在服務國內改革發展大局的同時,通過憲法實施,貫徹和平發展的外交理念,構建新型大國外交關系,在國際交往中推動法治化進程,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新時代憲法實施的新發展方向。2018年修憲在序言第12自然段增加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表述。一方面,從憲法文本角度確立了新時期我國對外交往的制度定位;另一方面,憲法文本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涵又通過現實外交活動對憲法文本的具體實施,得以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使我國憲法對國際環境起到正面的輻射效應。習近平同志于2017年在聯合國演講中提出:“主權平等,是數百年來國與國規范彼此關系最重要的準則,也是聯合國及所有機構、組織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則。”“‘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內瓦,各國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就政治安全、貿易發展、社會人權、科技衛生、勞工產權、文化體育等領域達成了一系列國際公約和法律文書。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各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依法行使權利,善意履行義務。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義,各國和國際司法機構應該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真正做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2020年出席第五次世界議長大會時的講話中,也從代議機關層面強調:“中國始終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對抗疫防控國際合作提出三項建議:一要善做善成,共同抗擊疫情;二要攜手同行,捍衛多邊主義;三要積極有為,促進經濟復蘇。這些重要對外交往活動,突出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中主權平等性的意涵。主權平等原則,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相互關聯的核心。所謂主權,既包含了我國憲法中體現的人民主權,即對內治權的最高性,也包含了國家主權,即對外交往的對等性。而主權平等性的法律主張是以我國憲法為基礎,在黨的領導下,人民通過人民民主的政治形式集合成統一的意志,正是基于主權的人民性和集合性,其不能受到我國憲法主體以外其他力量的干預。由此,在國家主權對外交往中才能體現出平等性和自主性。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主權平等原則,正是建立在國內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民主政治的基礎上,而對外產生的法律效果,其使得憲法序言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人類共同體構想基于憲法上人民主權的法律意涵得以具體展開,本質上也是我國憲法對外交活動產生法律效力的充分體現。
           
            (二)新時代憲法實施與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
           
            通過憲法實施以有力應對外部環境復雜變化的同時,做好國內工作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以憲法實施推動國內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形成新格局,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體現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明確地對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作了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解決社會主要矛盾,離不開發展和改革。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其進行了深入而系統地闡發。
           
            一是處理好改革和憲法實施的關系。“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這就是我們說的改革和法治是兩個輪子的含義。我們要堅持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統一、相銜接,立法主動適應改革需要,積極發揮引導、推動、規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改革和法治同步推進,增強改革的穿透力。”重大改革于法有據首要的是看是不是符合憲法,有沒有憲法上的依據,憲法的實施對改革有沒有發揮引領作用。對此,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首要工作就在于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必須把宣傳、樹立和維護憲法權威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事項抓緊抓好”。到十三屆全國人大期間,對憲法實施和監督的內容、方式、深度又作了進一步明確。栗戰書委員長在講話中指出:“人大開展監督,其指向就是緊緊圍繞保障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的落實、實現黨中央提出的重大目標任務來謀劃和安排……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各國家機關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實施憲法法律,助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實現高質量發展,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筑牢堅實基礎。”“制定監督工作計劃時,要圍繞大局、貼近民生、突出重點。要深入研究黨中央的要求是什么?實踐需要是什么?人民群眾期盼是什么?把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全局的重大問題和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突出問題,作為監督工作的重點。”
           
            二是處理好風險和憲法實施的關系。新時代憲法實施是全面依法治國中的核心問題,也是抵御風險的定海神針。從世界格局發展來看,2020年中國GDP已占世界總量的17%左右,同時中國制造產業體系門類齊全,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家。在產業分布的廣度方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重要制造業的中心之一。中國貨物出口額占世界比重從1990年的1.78%提高至2019年的13.15%;以貨物進口額占世界的比重看,中國從1.50%上升至10.75%成為世界第二大貨物進口國。但發展的同時,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與國際國內風險集聚。對此,習近平法治思想清晰地反映出,通過法律制度來適時調整社會關系,是化解風險的有力途徑,“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的。相反,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種情況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加強法律制度的完善,加強權利保護,是權力在憲法法律劃定的范圍內活動的重要保障,是化解風險的必經之路。近現代法治的基礎是公民權利,這也得到我國憲法法律的確認,以法治應對風險的根本目標和邏輯起點就在于保護公民權利,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安全、穩定、發展帶來的福祉和利益。對此,習近平同志指出:“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讓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相信法律、自覺運用法律,使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憲法不僅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武器。我們要把憲法教育作為黨員干部教育的重要內容,使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掌握憲法的基本知識,樹立忠于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自覺意識。”
           
            三、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了新時代憲法實施的方式和方略
           
            如何實施憲法,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關涉國家政治體制長治久安、公民權利切實保障的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憲法實施的方式、方略提出了重要指引,尤其是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值得深入研究。
           
            (一)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新時代憲法實施的方略
           
            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同志從七個方面闡述了憲法實施問題,可以歸納為三大方略。
           
            一是政治方略。
           
            此乃我國憲法實施的核心要義,就是“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在這一論斷中,黨的領導和憲法實施之間呈現一體兩面的關系,黨作為一個整體是領導人民完成憲法制定的核心力量,當憲法法律制定形成后,黨的執政過程尤其是各級黨組織、黨員干部必須在國家憲法法律和黨內法規的規范中運行。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本質上體現為一種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在我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之間相互統一,構成了憲法實施的政治保證。
           
            二是法律方略。
           
            一方面是從法律體系的完備性上與憲法相配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繼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其他有立法權的主體,依法及時制定和修改配套規范,保證憲法在本系統本地區得到有效實施。另一方面,從憲法制度的落實上,各國家機關要切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社會主體和公民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和法律地位,依照憲法規定行使權利,開展活動。憲法實施的法律路徑的最后一項,是對憲法實施的監督和保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家有關監督機關要擔負起憲法監督職責,加強對憲法法律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堅決糾正違憲違法行為”。
           
            三是意識方略。
           
            “憲法的根基在于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要在全黨全社會深入開展遵從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運用憲法的宣傳教育活動”。各級國家工作人員通過憲法宣誓制度,增強憲法觀念,依照憲法行使職權,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帶頭遵守憲法、學習憲法、維護憲法、運用憲法。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憲法實施方略突出了憲法實施的全面性,是實現全面實施憲法的綱領。從內容上來看,政治方略、法律方略涵蓋了憲法制度的各個方面,統攝了憲法中各項條文的具體內容,使基本權利、國家機構和總綱的相關內容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呈現相互呼應的邏輯關系,形成了體系化的實施路徑。而憲法實施的意識方略是我國憲法實施方式的重要創新,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依法治國工作的著力點之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明確提出,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健全普法宣傳教育機制,“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堅持把領導干部帶頭學法、模范守法作為樹立法治意識的關鍵,完善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健全普法宣傳教育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對普法工作的領導,宣傳、文化、教育部門和人民團體要在普法教育中發揮職能作用”。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識路徑實際可以歸納為學法、守法和普法。2020年中共中央專門印發了《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其中法治社會建設的核心內容就是“推動全社會增強法治觀念”,而增強法治觀念的首位就是增強憲法觀念。該綱要明確指出,要“深入宣傳憲法,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憲法意識,推動形成尊崇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運用憲法的社會氛圍。切實加強對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的憲法教育,組織推動國家工作人員原原本本學習憲法文本。全面落實憲法宣誓制度,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進行憲法宣誓。持續開展全國學生‘學憲法講憲法’活動。推動‘12·4’國家憲法日和‘憲法宣傳周’集中宣傳活動制度化,實現憲法宣傳教育常態化”。這充分表明了意識方略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實施憲法的重要路徑,也是新時期憲法效力深層化實現的突出體現。
           
            (二)新時代憲法實施的方式
           
            2018年,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把實施憲法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工作,維護憲法法律權威。”隨后對2014年至2018年期間憲法實施的具體事例進行了詳細列舉,即通過設立國家憲法日、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實施特赦、及時處置遼寧賄選案、通過國歌法、香港口岸“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加強和健全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制度等,有效實施憲法。從上述列舉來看,新時代憲法實施的具體方式可能有這樣幾種:一是通過立法,形成完備的法律體系,使憲法條文規定得以具體化,同時通過法律體系使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得到保障。比如通過《國歌法》等。二是憲法的直接適用,主要是指黨中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等憲法主體,直接適用憲法行使相應職權。比如特赦,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直接根據憲法規定,在必要時作出特赦決定。三是憲法解釋,從廣義來看,憲法的立法性實施本身也可以視為一種憲法解釋,而從狹義而言,憲法解釋主要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憲法具體條款的解釋。1990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通過香港基本法的同時,還作出一個關于香港基本法的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該條內容實際上具有憲法解釋的意涵。四是合憲性審查或者憲法監督,也就是備案審查制度。五是根據憲法精神和原則,在應對新情況時,“采取創制性辦法”對憲法相關制度進行臨時性的補充。比如,在遼寧賄選案中,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遼寧省人大籌備組,代行部分職權。
           
            結 語
           
            憲法制度和憲法思想在憲法實施過程中缺一不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關于我國憲法的重要論述,構成了我國憲法制度發展、規范實踐、理論衍化的重要思想資源,形成了符合我國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憲法意識形態。習近平法治思想從宏觀政治大局到微觀機制構建,為我國新時期憲法實施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指引和理論支持。憲法是國家法律制度長存永續的保證,而唯有通過卓有成效的憲法實踐活動,才能真正發揮出憲法作為根本法,在國家政治運行中連接政治現實與客觀法律秩序,在法律體系中統攝各層級法律規范的核心作用。正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提煉,使得憲法的這一核心作用,能夠真正在新時代國家政治發展大格局中得到顯現,使得憲法從紙面文本最終轉化為規范國家權力運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活的力量。進一步領會習近平法治思想,既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憲法運行的根本屬性,為我們加快憲法實施,切實落實憲法監督、憲法適用、憲法遵守的具體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者簡介】
          王月明,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1]新華社評論員:《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載《中國人大》2020年第22期。
          [2]陳一新:《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載《人民日報》2020年12月30日,第10版。
          [3]參見《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2年12月4日);《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2014年10月20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5年2月2日);關于國家憲法日作出的兩次重要指示(2014年12月和2016年12月);《在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2018年1月18日、19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8年2月24日)等。
          [4]《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2年12月4日),載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頁。
          [5]參見王叔文:《王叔文文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76頁。
          [6]當然立法性適用是否屬于憲法適用的方式,仍然有一定的爭議。參見夏正林:《我國憲法適用體制的改善》,載《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劉松山:《人民法院的審判依據為什么不能是憲法——兼論我國憲法適用的特點和前景》,載《法學》2009年第2期。
          [7]參見劉松山:《憲法監督與司法改革》,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8頁。
          [8]同前引[4],習近平書,第10頁。
          [9]同上書,第15頁。
          [10]《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載《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第10版。
          [1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載《〈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50頁。
          [12]《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載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3頁。
          [13]參見梁鷹:《備案審查工作的現狀、挑戰與展望——以貫徹執行〈法規、司法解釋備案審查工作辦法〉為中心》,載《地方立法研究》2020年第6期。
          [14]參見沈春耀、許安標主編:《大智立法:新中國成立70年立法歷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86-89頁。
          [15]彭真:《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
          [16]同前引[12],習近平書,第214頁。
          [17]《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4年2月1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頁。
          [18]同前引[12],習近平書,第229頁。
          [19]《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2014年10月20日),載《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頁。
          [20]習近平:《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載《求是》2019年第19期。
          [21]習近平:《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載《求是》2019年第15期。
          [22]參見肖蔚云:《論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頁。
          [23]同前引[4],習近平書,第14頁。
          [24]栗戰書:《在深入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憲法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3月27日),載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803/a 47cbbccbe4448ccb547f70d542c493e。shtm, 2021年1月5日訪問。
          [25]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載《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20版。
          [26]參見栗戰書:《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推動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載《中國人大》2020年第24期。
          [27]參見季思:《中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世界意義》,載《當代世界》2020年第12期。
          [28]參見柳華文:《論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國際法要義》,載《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6期。
          [29]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載《求是》2021年第1期。
          [30]參見《栗戰書委員長出席第五次世界議長大會視頻會議情況的書面報告》(2020年9月3日)。
          [3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載編寫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
          [32]同前引[17],第189頁。
          [33]張德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2015年3月8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34]栗戰書:《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上的講話》(2018年7月10日)。
          [35]參見胡鞍鋼:《中國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基本走向與未來趨勢》,載《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36]《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0月23日)。
          [37]李少文:《堅持依法治理應對各類風險挑戰》,載《學習時報》2020年9月9日,第A2版。
          [38]同前引[4],習近平書,第16頁。
          [39]《切實尊崇憲法,嚴格實施憲法》,載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97-198頁。
          [40]同上書,第206頁。
          [41]同前引[4],習近平書,第197—198頁。
          [42]對憲法實施的方式有各種不同的分類方法,參見沈春耀:《中國憲法制度的若干問題》,載http://www。npc。gov。cn/npc/c541/201806/61f2a47be3014237b43a7958b32d0fd3。shtml, 2021年1月7日訪問。
          [4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成立遼寧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籌備組的決定》(2016年9月13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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