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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認罪認罰與自首等情節不作重復評價”如何理解與適用
        2021/8/3 10:37:27  點擊率[165]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微信公眾號:刑事勝談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認罪認罰;自首;量刑
          【全文】

            2018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這一規定以總則的形式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使得認罪認罰具有了量刑情節的功能,認罪認罰已經是一個法定的從寬處罰情節。
           
            認罪認罰作為一個量刑情節,需要落實到具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之中。由于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等情節存在重合之處,當被告人同時具有這些情節時,就面臨如何適用的問題。
           
            “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出:“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一般應當大于僅有坦白,或者雖認罪但不認罰的從寬幅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不作重復評價。”
           
            對這一規定,需要正確理解。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之間并非排斥關系,二者存在同時適用的問題。同一被告人既有自首情節,又有認罪認罰情節,司法人員不可能只認定其中一個情節,而是需要同時認定并作為從寬處理的依據。因為很多情況下,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的外延并不一致,認罪認罰的不一定是自首、坦白,自首、坦白的也不一定認罪認罰。只有同時認定才能準確評被告人的事后他態度。但這些情節之間會有一些重合部分,比如都包括“如實供述”,只是如實供述的時間可能不一致。
           
            所以,對《認罪認罰指導意見》所規定的不作重復評價要辯證的理解,僅指對這些情節中重合、競合或者交叉的部分不作重復評價,對其余部分不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苗生明廳長在《<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指導意見>的理解與適用》(與周穎合作,載《人民檢察》202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需要注意的是,對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相交叉和疊加的‘認罪’部分,在把握具體從寬幅度時,不作重復評價。”
           
            最高人民法院楊立新審判長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理解與適用》(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從實體角度言之,認罪認罰包含認罪、認罰的一系列情節,不是新的獨立的量刑情節。就認罪情節而言,它與自首、坦白、當庭認罪有重合之處;就認罰情節而言,它與退贓退賠、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亦有重合之處。因此,在實體從寬處理上,對重合情節不應重復評價。”
           
            以上兩文均強調,僅是對重合(交叉、疊加)部分不作重復評價。
           
            2021年7月1日實施的“兩高”《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對這一問題做了細化。在“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部分規定:
           
            (六)對于自首情節,綜合考慮自首的動機、時間、方式、罪行輕重、如實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刑罰。惡意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等不足以從寬處理的除外。
           
            (七)對于坦白情節,綜合考慮如實供述罪行的階段、程度、罪行輕重以及悔罪表現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幅度。
           
            1.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2.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同種較重罪行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30%;
           
            3.因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50%。
           
            (八)對于當庭自愿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依法認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十)對于退贓、退賠的,應當綜合考慮犯罪性質、退贓、退賠行為對損害結果所能彌補的程度,退贓、退賠的數額及主動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對其中搶劫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的,應當從嚴掌握。
           
            (十一)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以及認罪悔罪表現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積極賠償但沒有取得諒解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盡管沒有賠償,但取得諒解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對其中搶劫、強奸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的,應當從嚴掌握。
           
            (十二)對于當事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二百七十七條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禮道歉以及真誠悔罪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
           
            (十三)對于被告人在羈押期間表現好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
           
            (十四)對于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認罰的階段、程度、價值、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具有自首、重大坦白、退贓退賠、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等情節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6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6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當庭自愿認罪、退贓退賠、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羈押期間表現好等量刑情節不作重復評價。
           
            這一指導意見出臺之后,關于“不作重復評價”的規定再次成為容易產生認識分歧的問題。
           
            筆者認為,這一規定具有合理性,也符合量刑實際,但表述不夠嚴謹,可以理解為:“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當庭自愿認罪、退贓退賠、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羈押期間表現好等量刑情節中重合部分不作重復評價。”
           
            在司法實踐中需要對此正確理解和適用。
           
            第一,認罪認罰與自首等七個量刑情節之間既存在交集,又有各自的獨立內涵,需要準確把握各個情節的含義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比如,認罪認罰和當庭自愿認罪之間存在包含關系,既然認定認罪認罰,也就無需評價當庭自愿認罪,但在被告人不認罰的情況下,當庭自愿認罪就有了獨立意義。而賠償諒解既是認罪認罰的一種表現,但又不是認罪認罰的必要條件。有些認罪認罰沒有做到賠償諒解,有些賠償諒解了但不認罪認罰,有些既賠償諒解又認罪認罰,對于后者的從寬幅度,就需要考慮二者之間有重合部分。如果對認罪認罰減25%,對賠償諒解減15%,而合在一起減30%或者35%更為合適,減40%則有重復評價之嫌。
           
            第二,認罪認罰相關聯情節從寬幅度有上限,但仍有例外。《量刑指導意見》所規定的自首等七個情節與認罪認罰情節,都是反映行為人實施犯罪后至判決前的悔罪表現的情節。這些情節能夠從寬處罰的依據在于,被告人犯罪后有悔改表現、主觀惡性降低、改造的難度降低,刑罰特殊預防功能和對受害人的撫慰功能已經部分實現,所需要的刑罰量減少,同時,需要投入的司法資源也減少。對于這些具有同一指向性的情節,如果不做限制地簡單相加,則過于夸大了這些情節的從寬功能。通過設定上限即60%,基本能夠實現量刑的公正性。而且該條也例外規定,對于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60%以上或者免于刑事處罰。
           
            第三,從操作層面,在對重合部分不作重復評價的原則之下,可以靈活把握具體量刑方法。如何做到對重合部分不作重復評價,可以有兩種方式。其一,在確定各個量刑情節的調節比例時,扣除重合部分的影響因素。其二,在計算各個量刑情節的綜合調節比例時扣除重合部分的影響因素。比如一起盜竊案件的基準刑為10年,有認罪認罰、自首、退賠諒解三個情節。如果對認罪認罰減25%,自首減30,退賠諒解減20%,綜合起來本應減75%,擬宣告刑為二年六個月。但考慮到這些情節之間存在重合部分,則不能超過60%,擬宣告刑不低于四年。這是在計算綜合調節比例時予以折抵的算法。對于本案也可以按照第一種方式,在確定每一個情節的調節比例時扣除重合因素。如果確定對認罪認罰減25%,在確定自首的調節比例時,應適當控制比例,因為如實供述情節已經在認罪認罰中考慮,可以確定自首情節減20%。同理,對賠償諒解,可以考慮減15%。綜合調節比例為60%。
           
            第四,在法律文書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相關量刑情節,都應當予以表述并在量刑中體現。檢察機關在提出量刑建議時,審判機關在裁判文書中進行量刑裁判時,辯護人在進行量刑辯護時,均需要充分說理。認定哪些量刑情節,這些量刑情節有多大的量刑調節功能,正是量刑說理的重要內容。對于被告人所具有的《量刑指導意見》所規定的量刑情節,都應作為從寬量刑的依據,不能因為“不作重復評價”的要求而舍棄一些量刑情節,否則屬于遺漏量刑情節。

          【作者簡介】
          藍天彬,江蘇法德東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刑事業務研究會副主任,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法律風險防控委員會委員,前政法記者,畢業于廈門大學,專注于研究公司人員、公職人員法律風險防控和刑事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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