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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金額的解釋論分析
        2021/8/5 8:03:14  點擊率[32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環境法學
          【出處】《環境保護》2021年第13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創設了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制度。但是其具體賠償金額的確定亟須通過法律解釋方法予以明確。本文從計算依據、計算方法和影響因素3個方面對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金額的確定方式進行了論述。在計算依據方面,優先以“生態服務功能損失”或“生態修復費用”作為計算基數,一般不宜將“被告節省之成本或獲利”作為基數;在計算方法方面,應對主觀惡性程度和損失程度進行細化,采用遞增與遞減相結合的區間倍率法,對于罰金、罰款則應當在計算絕對數額后直接進行并用或折抵;在影響因素方面,要平衡經濟自由與消除違法可能性。同時,本文對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中重復責任的折抵進行了分析,應基于整體制裁目標將包括沒收財產、沒收違法所得、限制生產等在內的所有制裁形式均納入評價范圍,若罰金、罰款單獨使用則可與懲罰性賠償直接折抵;若與限制自由等制裁形式并用則需要考慮是否“威懾過度”,若公法制裁已經較重可考慮不再判定懲罰性賠償。
          【中文關鍵字】民法典;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金額;重復責任
          【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規定,“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故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嚴重后果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相應的”這一定語為懲罰性賠償金額的確定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2021年1月公開審理的“浮梁縣人民檢察院與被告浙江海藍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以下簡稱“浙江海藍案”)是《民法典》頒布后的首例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案,其對賠償基數和倍率系數的選擇理由就不夠明確和充分[1],也為后續的“同案不同判”留下較大空間。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是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解釋論是明確分析疑難環境法律問題的基本途徑{1}。為了能讓懲罰性賠償更好地震懾環境違法行為,亟待通過法律解釋的方式明確懲罰性賠償金額的確定規則。
           
            基于解釋論立場,環境私益損害與現有消費者侵權和醫療損害懲罰性賠償指向的法益具有同質性,即嚴重的人身損害(包括造成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受損)可以比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以不超過2倍的賠償倍率加以核算{2}。當下,亟待明確的問題是懲罰性賠償在環境公益訴訟中應如何合理適用。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學術界對懲罰性賠償能否適用于環境公益訴訟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是相應司法案例已經出現,一些地方立法也已經將懲罰性賠償納入環境公益訴訟的范圍[2],從法律的實踐本位出發,不應忽視當前司法實踐對該制度的需求。因此,在理論存在一定爭議的情況下,仍然有必要分析懲罰性賠償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可能)的適用,通過科學的規則設計化解理論齟齬,為現實的司法裁判提供參考,引導并規范相應環境司法實踐的進一步發展。
           
            一、“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的內涵闡釋
           
            總體而言,《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中規定的“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屬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由于不確定法律概念授予了法官解釋的權限,法官在解釋時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3}。但基于法律解釋的基本要求,解釋者首先應該探尋其可能的文義范圍。“相應”一詞在法律文本中比較典型的用法有兩種。一是表示“相宜”的意思,即哲學意義上的“是其所是”,日常話語中的“該是什么”{4},與法律條文中“適當補償”“適當賠償”“合理期限”的含義和用法基本相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退役軍人保障法》第三條等均屬于此類。二是表示“相符合、相對應”的意思,特別是以“根據……”為明顯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五十五條、《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條即屬此類。這兩種用法中“相應”一詞均有連接上下文的語法功能,表示兩方面事物或兩種情況存在相關性,但兩種用法表達的相關性程度不同。第一種用法中兩方相關性較弱,第二種用法中兩方則存在邏輯上的因果聯系或變量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如果語句中存在“根據”一詞則變量間的相關性最強,是一種相互對應的關系。
           
            考察《民法典》中關于懲罰性賠償相關規定的構造(包括知識產權侵權、產品侵權、生態環境損害等領域),都表現為“故意+后果(情節嚴重)→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的邏輯構造。“相應”在這里其實表述了構成要件與法律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時,這也意味著《民法典》對于何種行為應當判定懲罰性賠償做出了整體評價,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進行了限制,“相應”一詞蘊含了“合理”“適當”“過罰相當”“合乎比例”的理念。這類似于英國普通法中發展出來的“適度原則”,其將判定懲罰性賠償金視為一種權力,而這種權力“既可以為了捍衛自由而使用,也可以為了抑制自由而使用”{5}。可以說,“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本身傳達了對懲罰性賠償金額進行限制的思想{6}。總之,盡管《民法典》沒有對懲罰性賠償的“量”做出規定,但“相應”一詞卻具有“質”的規定性,對法官具有實質性的法律約束,對法律解釋活動也構成了價值指引。
           
            二、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金額的確定方式
           
            從法律解釋的角度看,衡量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額是否合理,需要從案件的核心要素上進行分析,包括:計算依據、計算方法和影響因素。以下進行具體分析。
           
            計算依據:優先以“生態服務功能損失”或“生態修復費用”作為計算依據
           
            計算依據(賠償基數)是確定懲罰性賠償金額的“錨點”。在確定賠償基數的基礎上引入其他影響因素才能對最終數額進行確定。目前,各國在懲罰性賠償上的相關實踐主要有“損失”“填補性賠償”“被告節省之成本或獲利”三種方式。對于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而言,本文的觀點如下:
           
            第一,優先以“生態服務功能損失”或“生態修復費用”作為計算依據。根 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條規定,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可以請求侵權人賠償的損失和費用包括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修復完成期間服務功能喪失導致的損失、生態環境功能永久性損害造成的損失、生態環境損害調查和鑒定評估等費用、清除污染和修復生態環境的費用、防止損害的發生和擴大所支出的合理費用。其中,調查和鑒定評估等“費用”其實并不能衡量法益侵害程度,不應將其納入計算基數。根據“生態服務功能損失”和“生態修復費用”才能夠衡量法益侵害程度。在浙江海藍案中,法院僅選擇“生態服務功能損失”而未將同屬于“損失”的“生態修復費用”納入計算基數固然可行,但在環境司法實踐中,大量案件由于鑒定困難而難以有效計算“生態服務功能損失”;也有的案件由于環境自我凈化等原因已不需要修復,也未產生“生態修復費用”。因此,可以根據案情選擇“生態服務功能損失”或“生態修復費用”抑或二者之和作為基數。但需要注意的是,選擇二者之和作為基數時,倍率系數需要根據計算基數的大小進行調整,否則,可能導致懲罰性賠償金額過高。此外,基于虛擬治理成本法計算得出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與傳統侵權法中的損害范圍差距甚大。可以說,虛擬治理成本法本身就是對侵權法“填平”原則的突破{7}。因此,在運用虛擬治理成本法的案件中,懲罰性賠償計算倍率要根據運用虛擬治理成本的計算系數進行相應調整,或者根據具體案情不再判定懲罰性賠償。
           
            第二,一般不宜將“被告節省之成本或獲利”作為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的計算依據。有效嚇阻的前提是侵權行為以獲利為直接目的,低估獲利會出現威懾不足,高估獲利則會出現威懾過度。根據相關研究,在出現估算錯誤的假定條件下,以“損 害”為基礎的處罰要比以“獲利”為基礎的處罰更為合理{8}。事實上,大量生態環境損害行為的直接目的是節省成本而不是獲取相應的銷售利潤,最終的違法所得和預期收益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此,生態環境損害的違法所得或侵權獲利可能與造成的損失極其不相當且無直接聯系,導致懲罰與嚇阻目的的實現具有不確定性。這一點不同于產品侵權、知識產權侵權等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同理,被告節省的成本固然有作為懲罰性賠償依據的合理性,但生態環境案件中的損害和被告節省的成本同樣可能極不相當。當節省的成本遠遠低于生態環境損害對應的價值時,將節省的成本作為賠償基數就不再合理。
           
            計算方法:區間倍率式及其細化
           
            計算方法是指選定賠償基數后對最終賠償金額進行調整的方式。從我國現有的關于懲罰性賠償金計算方法的規定、其他國家的做法以及學理討論來看,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金額的計算主要有固定倍率式、區間倍率式和自由裁量式三種計算方法可供參考。固定倍率式無法將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納入個案考量范圍。自由裁量式則完全將數額的確定交由法官裁量,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可能因缺乏標準而引發爭議。區間倍率式實際上是固定倍率式和自由裁量式的折中選擇,具備既設定裁量法度又保留適度裁量空間的優勢。但是,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所慣用的區間倍率式計算方法無法包納生態環境損害的復雜性。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的損害金額往往很高,區間倍率式計算方法雖然能限制個案自由裁量權,但對于同類企業的類似違法行為仍然可能產生較大差異從而造成懲罰的不公平,這就需要更加精細化的計算方法。一般而言,在損害后果一定的條件下,使倍率系數與主觀惡性程度成正比可以最大化實現懲罰性賠償的目標。然而,主觀惡性與損害后果雖具有強相關性但不具有必然聯系。此外,在賠償基數過高的情況下,若倍率系數同時很高則會產生“天價”懲罰性賠償,從而可能使判決“落空”。因此,可以將目前較為籠統粗疏的區間倍率式計算方法改進為遞增與遞減相結合式倍率法,即根據不同的主觀惡性程度(考量情形包括間接故意、直接故意、首次違法、多次違法、混合過錯等)適用不同的懲罰性賠償區間倍率。有必要說明的是,目前懲罰性賠償條款中的后果要件亟須明確,即“嚴重后果”的標準是什么,其與刑法中對于“嚴重后果”的評價是什么關系,這直接決定了懲罰性賠償的“起算點”與倍率區間的設置。如果因為標準不確定而將本不該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情形適用了懲罰性賠償,這絕不符合該制度的初衷。總之,設計懲罰性賠償計算方法的約束條件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司法裁量科學性和公平性。
           
            影響因素:平衡經濟自由與消除違法可能性
           
            懲罰性賠償金額應當與作為構成要件的主觀惡性程度和后果嚴重程度相當,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則列舉了八種裁量因素,包括: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污染物的種類、濃度、排放量以及污染物破壞生態的方式、范圍、程度,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侵權人的獲利,侵權人的經濟能力,侵權人已經受到的刑事或者行政處罰,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案件的社會影響{9}。可見,影響因素的選擇實際上與懲罰性賠償的制度目標有關,即在經濟自由與完全消除違法可能性之間進行平衡。若以完全消除違法可能性為目標,考慮經濟能力的確有其必要,但不能因此就對經濟負擔能力強的被告從重懲罰。因為填補性賠償本身已經對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做出了評價,理論上也具有威懾功能。如果將被告的經濟負擔能力作為金額量定的影響因子,其他影響因子最終都會受到經濟負擔能力因子的“干擾”甚至因此“失 效”。對于民生保障類企業和就業承載力較大的企業而言,考慮被告經濟狀況就顯得更加不理性。結合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以及生態環境領域的特點,平衡經濟自由與禁止違法尤其重要。如果完全以遏制違法行為為唯一目標,就可能導致部分合法的行為也一同被遏制。因此,本文認為前文所述的改進后的區間倍率式計算方法已經考慮到了被告的經濟負擔能力,而案件的社會影響等主觀因素更是與損害程度、主觀惡性程度等因素存在重復評價,個案裁判中應盡量遵循細化的區間倍率式計算方法,避免隨意、籠統地疊加影響因素。至于刑事、行政等其他責任的承擔不應將其作為倍率系數的影響因素,而應在計算絕對數額后直接進行并用或折抵。因為通過倍率系數進行調整必然是模糊不清的,無法實現良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
           
            三、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中重復責任的折抵
           
            如果說計算依據和計算方法是懲罰性賠償金額確定的內部問題,那么懲罰性賠償與其他懲罰性金錢責任之間的關系則屬于外部問題。這兩個方面共同決定了被告最終承擔的懲罰性賠償金額。
           
            從“民事主體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不影響承擔民事責任”這一規則來看,行政罰款和刑事罰金與懲罰性賠償并不存在重復。從資金歸屬與用途方面來看,罰款、罰金歸屬于國庫而懲罰性賠償歸屬于不特定社會公眾,也可以得出“不重復”的結論{10}。然而問題在于,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本身就已經極具公法屬性從而與公法責任產生重復時{11},懲罰性賠償的公法責任屬性就更加鮮明了。懲罰性賠償與公法責任在適用對象上一致(都是針對損害環境公共利益的行為)、在目的和功能上重疊(都具有威懾的目的和功能),同時適用可能違反“禁止雙重處罰”或“禁止重復評價”的法律原則。在資金歸屬和用途上,歸屬于何者并不妨礙其目的和功能的實現。況且,行政罰款的公益補償性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實踐中也有一些類似的做法{12},如有將罰款用于生態修復{13}、將罰金用于環境公益訴訟資金的案例[3]。當然,如果因此直接將懲罰性賠償與行政罰款或罰金進行折抵,對于應對環境問題而言難免有“削足適履”之嫌。本文主張將各種具有懲罰性質的金錢給付責任作為整體對待,構建基于整體制裁目標的折抵機制,茲分述如下:
           
            懲罰性賠償與刑事罰金
           
            任何法律制裁手段或多或少同時具有懲罰與預防的功能,公法與私法之間的分野以及法律手段之間的功能分化多是一種理論上的鴻溝{14}。當然,每個工具的主要功能和目的不盡相同。填補性賠償本身也具有嚇阻功能,但相對于損害填補功能而言,嚇阻功能是次要的、附帶的、反射性的。在衡量一種責任是否實現了制裁的目的時,應該評價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必須將其主要功能和目的置于其所在的制裁體系中進行觀察。刑事罰金具有威懾功能,但并不是實現威懾目的的唯一手段。如果將罰金置入整個刑法制裁框架中考量便會發現,刑法對于環境犯罪行為的制裁有多種手段,罰金只是實現制裁目的手段的其中之一,沒收財產、沒收違法所得等同樣是實現制裁目的的重要手段。并且罰金不僅僅是對行為人財產利益的剝奪,也對行為人的名譽產生影響。對于民法體系而言,懲罰性金錢責任則是實現制裁目的的全部手段。在評估懲罰性賠償的威懾效果時,應當“探索包含刑罰和行政制裁在內的制裁制度整體的理想狀態”{15}。在同一案件中,判斷法院所判“罰金”是否足以實現制裁的目的或是否實現“最優威懾水平”時,不應將罰金金額與“最優威懾水平”相比,而應該將沒收財產、沒收違法所得等刑罰均納入考量,否則可能得出罰金數額永遠都“不夠”的結論。在責任主體同時承擔罰金、沒收財產或沒收違法所得時,尤其是罰金數額本身已經比較高時,可考慮不再判定懲罰性賠償;在責任主體被單處刑事罰金的情形下,可比照罰金與罰款之間的折抵規則,將懲罰性賠償與罰金進行折抵。
           
            懲罰性賠償與行政罰款
           
            同理,行政處罰也應將行政罰款的功能和作用與其他行政處罰形式結合考察。不過,環境行政處罰的情況稍有不同,大量環境行政違法案件的處罰手段都只是罰款,此時懲罰性賠償與行政罰款的主要功能都是懲罰與預防{16}。并且,二者具有相同的責任構成要件。根據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二條對“行政處罰”的定義,其懲戒行為是針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而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判定懲罰性賠償必須滿足“違反法律規定”這一要件,此處“違反法律規定”正是環境領域的行政管理規范。并且, 《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可見,我國行政處罰與懲罰性賠償的制度理念與構成要件都是高度一致的。在量定因素方面,行政處罰與懲罰性賠償也會發生重疊。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五條的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根據前文對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的分析,其量定因素完全涵蓋了行政處罰的考量因素。在數額計算方面,行政罰款基數主要包括損害和獲利{17},這一點與懲罰性賠償的基數選用并無二致。歸根結底,這是因為各種法律制裁手段在如何實現有效懲罰的考量方面都是基于相同原理。因此,在行為人滿足“違反法律規定故意……造成嚴重后果”這一條件時,同時追究其懲罰性賠償與行政處罰責任必然會涉及重復責任問題。
           
            從行政處罰視角看,“如果在相關領域私人機制有較強的執法沖動并建立了配套法律制度,那么倍率區間的取值可相應降低”{18},對于違法行為人的懲罰額度應進行“總量控制”。這一制度邏輯應當也適用于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目前,司法實踐中似乎只是將行政處罰情況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額的考量因素之一,而沒有明確折抵機制。例如,在浙江海藍案中,被告此前已經承擔了20萬元的行政罰款,裁判文書也表示要“綜合被告海藍公司的過失程度、賠償態度、損害后果、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受到的行政處罰等因素”,但其計算方法卻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規定中“所受損失的一至三倍”這一標準,最終按照環境功能性損失費用的三倍確定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可見,當所承擔的罰金或行政處罰只影響倍率系數時,其對最終承擔金額的調整作用是較小的且模糊的。根據“一事不再罰”的基本原則,當懲罰性賠償與行政罰款已經不僅是抽象層面的“質的并存”,還是實體層面的“量的重復”時,對于同一行為人的同一違法行為,如果在審理環境公益訴訟之前,侵權人(被告)已經承擔了行政罰款的法律責任,可以考慮判定其承擔行政罰款與懲罰性賠償中金額較高者。如果罰款金額更高則不再承擔懲罰性賠償,如果懲罰性賠償金額更高則懲罰性賠償金額僅包括高出罰款金額的部分。
           
            結語
           
            懲罰性賠償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的適用爭議折射出理論與現實需求之間的差距,這也是環境法回應實踐中環境問題時常面臨的難題。盡管懲罰性賠償位于民事責任框架中,但其“通過增加經濟負擔來震懾環境違法行為”的目的具有強烈的公法色彩。然而,在該制度被“寄予厚望”的同時,其金額確定規則的缺失卻可能引發司法不公,各種法律責任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也亟須明確,否則可能使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生態效果之間產生沖突。總之,在具體個案中懲罰性賠償金額是否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相應”的標準,須以動態視角加以全面分析和評估,綜合運用法律解釋方法加以合理確立。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規則本身的建構須與其他救濟機制的改革與完善同步進行。

          【作者簡介】
          陳海嵩,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豐月,單位為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
          【注釋】
          [1]在該案裁判文書[江西省浮梁縣人民法院(2020)贛0222民初796號民事判決書]中就懲罰性賠償的標準問題,只是簡單地闡明“為了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來保護公共環境,并綜合被告海藍公司的過失程度、賠償態度、損害后果、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受到行政處罰等因素,按照環境功能性損失費用的三倍由被告承擔環境污染懲罰性賠償171406.35元”。
          [2]例如,2020年8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制定公布的《深圳經濟特區生態環境公益訴訟規定》第30條就明確將“人民法院判決的懲罰性賠償金”列為生態環境公益基
          金的來源之一。
          [3]參見《泰州市環境公益訴訟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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