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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鄉村振興促進法》實施論壇側記
        2021/8/4 16:56:19  點擊率[92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律社會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鄉村振興需要穩定的發展環境、制度條件提供支持,既要發揮自治的動力作用,也要發揮法治的維穩作用。在基層精英的示范作用與群眾自治的基礎作用方面,處理兩者的關系時要注意:首先,基層民主的作用不是放棄選拔精英,而是防范精英腐化。其次,內生的群體合作機制作用更穩定,個人的帶動、刺激作用短暫、有限。再次,鄉村振興是要以現代化的組織、經營方式改變鄉村的運行機理,需要以群眾共同參與的制度支撐為基礎。
          【中文關鍵字】鄉村振興促進法;鄉村治理;人民法庭;矛盾糾紛調處中心;村民自治
          【全文】

            2021年7月30日,浙江省法學會三農法治研究會2021年年會暨《鄉村振興促進法》實施論壇在浙江省遂昌縣召開。會議由浙江省法學會三農法治研究會主辦,由遂昌縣人民法院和遂昌縣農業農村局承辦,由浙江農林大學鄉村振興法治研究所和浙江省法學會合作社與農民權益保護研究中心協辦。《法治研究》雜志社等為支持媒體。麗水市法學會、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遂昌縣人民法院、溫嶺市人民法院獲得優秀組織獎。
           
            本次年會共收到111篇投稿,評選出年會優秀論文一等獎8篇、二等獎12篇、三等獎18篇;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安徽大學、黑龍江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寧波大學、浙江工業大學、浙江農林大學、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天津師范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深圳大學、嘉興學院、紹興文理學院等高等學校的師生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遂昌縣有關單位,麗水、衢州、寧波、嘉興、臺州等地法、檢機關的領導和專家以及遂昌縣的村干部,共90余人參加會議。
           
            浙江省法學會副會長、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校務委員、教育長、博士生導師駱梅英教授出席會議并講話。在開幕式上,中共遂昌縣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羅運亁,遂昌縣人民法院院長陳裕琨、遂昌縣農業農村局局長周安濤、浙江農林大學人文社科處處長王成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楊治、浙江省農業農村廳法規處副處長吳承慧分別致辭。
           
            一、主旨報告
           
            在主旨報告環節,由浙江大學鄉村振興法治研究所所長馬永雙教授主持,中國農業農村法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高圣平教授以《鄉村振興視野下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實踐探索與法律表達》為題,中國農業農村法治研究會副會長、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丁關良教授以《鄉村振興促進法之國家立法特色和地方立法重點突破思考》,浙江省法學會合作社與農民權益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嘉興學院城鄉一體化研究院歐陽仁根教授以《以合作社為載體推進鄉村共同富裕建設》為題分別做了主題報告。
           
            高圣平教授認為,“法律上反映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時,無法從宅基地所有權中分置出一個帶有成員權性質的‘資格權’,只是在維系宅基地使用權身份性的前提之下,從中派生出一個不具身份屬性的宅基地租賃權。因此,即使在‘三權分置’架構下,宅基地使用權仍然具有身份屬性。準此,民法典物權編的定義性法條中應當明確宅基地使用權的身份屬性。”丁關良教授強調,“《鄉村振興促進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鄉村振興的目標和重要原則,將維護農民主體地位、尊重農民意愿、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擺在突出位置、貫穿法律始終,把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轉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將有力推動農民群眾成為鄉村振興的參與者、支持者和受益者,調動廣大農民投身鄉村振興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歐陽仁根教授指出,“合作社是由社員自愿組織起來、以服務社員為宗旨、民主地滿足其成員共同的經濟和社會需求的互益型社團法人。合作社遵循自愿互助、民主管理、惠顧返還、合作社之間的聯合以及合作教育與關心社區原則,合作社宗旨屬性能夠與共同富裕的旨意契合。以合作社為載體,提升農民組織化程度,通過合作、互助是促成鄉村振興、助推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徑。具體表現為,一是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載體組織(職業)農民振興產業。二是以股份合作社為載體使(身份)農民獲得財產性收益。三是以社會合作社為載體使農村(社區)居民獲得社會服務。”
           
            二、專題討論
           
            (一)鄉村振興中的治理問題
           
            在專題討論的第一單元由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的王長金教授主持。麗水市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鄒立偉報告的題目是《檢察機關助推鄉村振興的實踐與思考》,松陽縣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何一峰報告的題目是《關于鄉村振興背景下人民法庭參與基層治理的實踐路徑——以松陽縣人民法院古市人民法庭為視角》,遂昌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阮素靜報告的題目是《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基層社會治理新路徑——以浙江省遂昌縣法院探索的“信用村”建設為切入點》,溫嶺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方婧報告的題目是《鄉村振興視域下人民法庭角色定位與發展路徑的思考——以w市六個人民法庭為樣本》。龍游縣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高劍法官、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賈愛玲教授分別圍繞四篇報告展開與談。
           
            鄒立偉認為,“檢察機關在適用法律過程應當充分考量政治、經濟、社會的需求,綜合發揮懲治、教育、治理、監督、服務等多元檢察職能,為鄉村振興提供優質的檢察產品。在具體案件辦理中應當堅持打擊與治理并重。鄉村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結構有其特性,對于鄰里、村民之間矛盾激化導致的刑事案件,應當采用柔性執法的方式,充分運用刑事和解,力促村民矛盾化解;對于社會矛盾導致的群體性刑事案件,應當防范風險,查清、區分責任大小,審慎辦理;對于破壞生態資源案件,應當踐行恢復性司法理念,落實個案生態修復補償機制,實現辦案與普法融合,通過巡回法庭等方式提升村民法治意識。”
           
            何一峰認為,“人民法庭作為基層人民法院派駐鄉村社會的派出機構,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需要面對基層經濟、社會轉型的新動向。法庭發揮職能作用,有助于推進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但與此同時,人民法庭在參與基層治理中仍存在不少問題,‘訴源治理’工作滯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信訪不信法’時有發生等現象仍考驗法庭對基層的治理水平。因此,人民法庭應在立足服務于基層社會發展、穩定大局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職能優勢,構建完善矛盾糾紛逐級化解、導引機制,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阮素靜指出,“平安穩定是一切發展的前提。鄉村振興的關鍵一步就是要做好基層社會治理,不僅要做到‘治已病’解決已經發生的矛盾糾紛,更要‘治未病’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遂昌法院結合多年的司法經驗,通過信用賦能基層社會治理的方式,探索建立首個基層社會治理新樣式——‘信用村’。以‘解紛100'’守信激勵‘’信用修復正向激勵‘等機制,讓’和為貴,信則興‘成為鄉村的新風向。”
           
            方婧認為,“聚焦當前鄉村司法治理遭遇的各種新矛盾,從溫嶺市人民法院六個人民法庭的運行情況出發,需要探索人民法庭在新的戰略背景下新的角色定位與發展路徑。若將人民法庭的角色定位為鄉村社會治理的司法紐帶、人民法院辦案工作的’減壓閥‘、審判人才與基層治理人才的’孵化器‘、司法改革的’試驗田‘與’展示窗‘。那么人民法庭發展之路就是其深入參與鄉村治理之路,發展理念為’把準鄉土社會脈搏,助推良法善治‘,舉措上分為訴與非訴二元功能,在具體舉措方面,應特別突出數字化對人民法庭發展與鄉村振興的作用。”
           
            高劍法官認為,“鄉村的振興離不開鄉村的治理。鄉村治理本身面臨的最大困難人在變、事在變,但是很多體制、機制卻沒有變,所以導致鄉村治理出現一些新的困境。’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能用,軟辦法不頂用‘。對村民共同價值觀的塑造,能夠大幅度降低不確定性,并且能夠顯著降低自治和法治成本。自治關鍵是要確定好鄉村治理的半徑。只有在一個比較小的治理半徑范圍內,大家對一些事情才容易形成共識,才容易降低自治運行的成本。在法治建設方面,除了樹立依法治村、依法治鄉的理念外,更需要司法的參與。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特別是基層法院面臨的案件,往往存在以’氣‘’面子‘為內容的非適法性糾紛訴求。由于財力和人力的限制(浙江全省法院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案件數量是90萬件),國家對農村基層的統治相當薄弱,特別是針對這種糾紛,國家力量無法將自己希冀的法律秩序和法律規則切實有效地貫徹落實到底層社會。如何從源頭上理順和化解基層矛盾糾紛,是推動鄉村振興背景下基層法院必然面臨的課題。只有最大限度在訴訟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糾紛,有效實現訴訟增量明顯下降、社會和諧程度明顯上升的目標,才能開創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新格局,為鄉村振興貢獻法院的力量。”
           
            賈愛玲教授指出,“四位發言人來自檢察院、法院的司法第一線,因此他們的報告充滿了調研性、實證性、寫實性,也飽含著深厚的鄉情、濃郁的鄉味。四位發言人的發言聚焦于’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這一主題,圍繞著’綜合治理、源頭治理、長效治理‘這一任務而展開,當然也是今后法治鄉村建設的目標。綜合治理是以村規民約為依據,實現自治為基;以信用激勵機制為導向,以送法下鄉為首要,立足法治為本。源頭治理表現為從注重辦案到參與治理的拓展,從法庭內向法庭外延伸,達致司法全面助力鄉村法治建設。長效治理在個人角度,從思想意識樹立法治觀念;從鄉村層面,發揮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輻射效應,打造平安鄉村、文明鄉村。在鄉村振興、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道路上,提供司法保障,彰顯司法為民、司法擔當,法律人大有作為、大有可為。”
           
            (二)鄉村法治建設問題
           
            第二單元由遂昌縣人民法院審管辦(研究室)副主任朱偉主持。遂昌縣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子宸報告的題目是《農地流轉中耕地用途“非糧化”問題研究》,青田縣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金璐報告的題目是《進一步完善“陽光票決制”的建議和思考——以“三治”融合、“三民”推進為視角》,松陽縣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劉芷安報告的題目是《新時期鄉村振興的法治建設——以矛調中心建設為視角》,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環境法學碩士生潘守一報告的題目是《農業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法治保障研究——基于在衢州兩縣一市調研的思考》。杭州市律師協會農業農村委員會吳桂江律師、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陽相翼副教授分別圍繞四篇報告展開與談。在隨后的自由討論環節,杭州市富陽區農業農村局丁榮法調研員以《<鄉村振興促進法>主要特征分析及完善鄉村振興地方立法的若干建議》為題簡要發言,浙江農林大學環境法學碩士生孫嘯宇參與討論。
           
            李子宸認為,“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農地快速流轉,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在農地流轉過程中出現了耕地用途’非糧化‘的問題。因此,需要制定關于耕地用途管制的專門法律,用法律的規范和引導作用確保農地流轉能夠健康有序發展,防止耕地用途的’非糧化‘。地方政府應該合理定位自己的職能,加強服務,嚴格監督。只有完善規模化種糧的激勵機制,建立有效的規模化種植糧食作物的激勵機制,才能調動規模化農業生產者從事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只有在不危及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實現農地流轉的有序、健康發展,才符合農地流轉的應有之義。”
           
            李金璐認為,“’陽光票決制‘作為一項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經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關于鄉村治理、民主決策規定的實踐樣本。作為基層治理的麗水模式,其強化了陽光票決運用,構建了’三民‘推進新機制。在實踐中,源于制度、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實質民主方面存在一定欠缺,’自治本位‘’話語權‘尚有待加強,并且存在實體與程序兩方面缺少細化規定、協商規范或管理機制相對缺失、票決主體存在一定弊端、監督呈現一定’虛化‘現象等問題。進一步完善’陽光票決制‘,可分別以需求、問題、效益為導向,集’民智‘、合’民意‘、促’民生‘,積極構建以陽光民主共謀、共建、共享為核心的基層治理發展新格局。”
           
            劉芷安認為,“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是法治化。但目前,鄉村法治建設存在法治意識淡薄、司法力量薄弱、法律服務缺失等問題。為此,建議推廣縣、鄉、村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全覆蓋建設,以村(社)矛調中心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構建一個司法保障到位、法治氛圍濃厚、公共法律服務完善、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健全的鄉村法治體系。相較于人民法院等司法機構而言,具有鄉土本色的錨點三級矛調中心在鄉村糾紛化解、提供公共法律服務、法治宣傳教育上有更天然的地緣優勢,更能讓人民群眾感受到便民舒心、服務貼心、解紛安心的服務。同時,人民法院要發揮專業優勢,延伸司法職能,推動構建以人民法院為終端’一個平臺、多層過慮‘的漏斗型矛盾糾紛化解體系,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
           
            潘守一認為,“農業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建立、健全,對保障農產品供給和糧食安全、保護生態環境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途徑,加快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助力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重要途徑。但還存在占補平衡難以落實到位、生態保護標準有待提高、農民環境保護守法意識有待加強的問題;從公共利益和農民發展間的矛盾、農業生態產品品質保證和集約化生產之間的抵牾、人才需求和配置間的失衡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建議從調整占補平衡方式、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和農業補貼政策、完善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推進試錯免責機制和獎勵機制以及保障專業人才培養五個方面進行改進。”
           
            吳桂江律師認為:“一是研討會廣泛的學術討論和豐富的實務經驗介紹,為專委會引領了今后的業務研究方向;二是會議研討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觀點,感佩法律界前輩和青年才俊為鄉村振興做出的智慧貢獻;三是《鄉村振興促進法》和《浙江省的鄉村振興促進條例》實施后,在政策和法治引領下,地方和市場對鄉村資源的共同開發,以及城鄉融合進程將進一步拓展律師涉農業務,需要在理論的指引下摸索出適合律師服務于’三農‘的法律服務產品。”
           
            陽相翼副教授在與談時提出,“首先,關于’農地流轉中耕地用途非糧化‘問題,第一,應當堅持兩個原則:1、堅持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作為’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2、堅持科學合理利用耕地資源,不能單純以經濟效益決定耕地用途。第二,應堅持問題導向。1、明確耕地利用優先序。2、加強糧食生產功能區監管。要把糧食生產功能區落實到地塊,引導種植目標作物,保障糧食種植面積。3、有序引導工商資本下鄉。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從事良種繁育、糧食加工流通和糧食生產專業化、社會化服務等。同時,抓緊建立、健全工商資本流轉土地資格審查和項目審核制度,強化租賃農地監測監管。其次,關于’陽光票決制的完善‘問題,麗水市蓮都區首創的’村級事務陽光票決制‘,為浙江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蓮都樣本。’陽光票決‘在規范村級’小微權力‘與推行’陽光村務‘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促使村級重大事項的決策更加規范有序、民主開放;推進了農村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保障了群眾對村級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再次,關于’新時代鄉村法治體系建立的路徑設計‘,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推進鄉村法治化建設。三級’矛調中心‘的建設符合新時代鄉村法治建設從’訴內‘到’訴外‘,從’管理‘到’治理‘的發展方向。從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和原則看,鄉村法治化過程中的’三級矛調中心‘建設,應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善治為目標、以預防為基點。最后,關于’農業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法治保障‘,需控制好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三個環節:一、供方:要加強生態環境空間管控,夯實生態環境資源的’存量‘,加大生態保護修復力度,開拓生態環境資源’增量‘,促進優質生態產品源源不斷供給、多樣化供給和高附加值供給。二、通道:政府和市場要共同發力,高質量打通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制度、交易和產業通道,統籌規劃生態產品的保護與開發,盤活優質生態產品。三、需方:要健全、優化生態消費市場,加大生態消費引導力度,推動生態產品消費需求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力。”
           
            在自由討論環節,丁榮法調研員認為,“《浙江省鄉村振興促進條例》作為促進鄉村振興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全面細化完善《鄉村振興促進法》的原則性規定。一是更大力度促進鄉村人才振興。大力開展農業技能培訓、返鄉創業就業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培養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高素質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創新創業帶頭人,大幅度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二是更大力度促進鄉村農、文、旅融合發展。加大農業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傳統村落和鄉村風貌保護,出臺促進鄉村農耕文化與鄉村旅游有機融合的鼓勵性、激勵性法律規定,引導發展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的鄉村文化產業。”
           
            孫嘯宇結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重大行政決策制度提出,“首先要明確作為自治組織決策機制的’陽光票決制‘的行為主體,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民主決策本就是村民通過村民委員會等基層自治組織實現自我管理的重要環節,而’陽光票決制‘所涉及的決策事項通常與村民有著重大利益關聯,村民作為決策后果的最主要負擔者,其通過票決參與決策的權利應當被重視。其次,’陽光票決制‘亦是監督機制,’票決‘是手段,’陽光‘是目的。進一步發揮村民參與對基層組織的監督功能,可以讓這一制度成為村民行使參與權、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的充分保障,進而不斷提高村集體重大事項決策的公開性、民主性和科學性。”
           
            (三)鄉村振興中的改革問題
           
            第三單元由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四級主任科員周楊主持,溫嶺市人民法院蔡未法官報告的題目是《農村婦女參與社會治理的邏輯結構與機制建設——以D法庭“芋溪和”家事調解室運行實踐為例》,遂昌縣人民法院張曉珂報告的題目是《多元解紛視域下人民法院參與社會治理的困境審視與進路探究》,浙江農林大學環境法學碩士生周文溢報告的題目是《國家公園體制建設的路徑探索——引入生態地役權》,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童航博士報告的題目是《安置補助費在征地補償中的現實運作》。溫嶺市人民法院審管辦(研究室)副主任李潔、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副教授王家國分別對四篇論文的內容展開與談。
           
            蔡未認為,“對于宅基地是否可以產生經濟收益、三權是否可以分割、使用權是否應設有限制等存在立法空白,宅基地三權之間的利益沖突難以得到解決。非法交易現象愈演愈烈、宅基地管理缺乏規范、宅基地土地資源分布不均等問題日益突出,導致宅基地的流轉無法順利完成。要解決這些矛盾,實現對宅基地使用權予以合法行使的目標,應在確立土地配置最優化原則的基礎上,突出保護宅基地的流轉權,對流轉方式、利益分配等做出法律規定,完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
           
            張曉珂認為,“當前我國的多元糾紛化解體系雖已實現參與主體、參與方式的多元化,但是也面臨著合力化解糾紛局面尚未形成、結果導向導致源頭預防機制空白、人民群眾對非訴化解糾紛存在質疑、個人信用評價體系建設不完善等問題。遂昌法院建立了與旅游、醫療、教育、林業等16個行業性聯調組織的合作,基本實現了專業領域專業調解,但由于’行業糾紛行業解‘的理念還未達成共識,加上行業調解組織調解能力等相對欠缺,這些調解組織發揮的功能十分有限。在矛調中心建設方面,遂昌縣矛調中心雖已設立,法院也派駐相關人員入駐矛調中心開展調解指導、立案以及簡案速裁等工作,但目前還是有大部分群眾不了解該機構的存在,其應有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發揮。通過建立雙向守信機制,才能以矛調中心守信’治已病‘,以群眾守信’治未病‘。”
           
            周文溢認為,“在國家公園體制下,通過分析既有土地流轉模式的利弊,改造和拓展我國傳統的地役權模式,引入生態地役權理論,可以實現物權的生態化,化解我國面臨的環境危機。在借鑒錢江源國家公園林地地役權實踐的基礎上,由點及面推廣生態地役權改革,將生態地役權應用于國家公園實踐,吸納了環境保護的公共因素,既克服了原有私權的自發性,又規避了公法的強制性,使其具有更加靈活的理論內涵以及更為豐富的實踐外延。對我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地保護體系建設和貫徹鄉村振興戰略’生態宜居‘要求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童航博士認為,“在目前的征地補償費分配結構中,安置補助費具有特殊性,其是土地保障價值的轉化,承載著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的雙重功能。在線性時空觀下,安置補助費具有階段性特征,伴隨著規范和政策的變化而變化。2019年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確立了統一的’區片綜合地價標準‘,是立法對實踐的現實回應。對比《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前后的各地區在安置補助費在補償標準、補償方式等方面的實踐,發現除地區差異外,突出的問題是安置補助費的獨立性問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補償標準仍依賴于地方,缺乏相應的監督和約束機制。在政府和農民的博弈結構中,政府在安置補償方案的確定中居主導地位,農民憑借基本的道義權利,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錨點法官在審理涉及安置補助費糾紛的案件中對現行規范進行了創造性的解釋與適用,但矯正正義功能的發揮依舊有所欠缺。”
           
            李潔副主任提出,“基層法院作為社會正義、和諧秩序的捍衛者、守護者,履行好司法裁判、明斷是非的相關職能的同時,要時刻牢記自己應有的社會擔當和責任,將法院解紛置立于基層治理大格局中,加強一站式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體系建設以及訴源治理,加強與各類基層治理平臺的對接;既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優勢互補,取長補短,用法治定分止爭,以自治內消矛盾,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局面;讓公平正義實現得更加廣泛、更加持久、更可感受,才能切實提升老百姓的司法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王家國副教授認為,“四位報告人的發言都很精彩,前兩位關注基層矛盾化解尤其是矛盾調解問題,后面兩位討論農地征用與補償等與農民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問題,大家尋找的問題點都很好,都緊緊圍繞三農法治的中心話題,努力尋找基層治理與三農法治的最佳道路。今年參會的公、檢、法的一線同志明顯增多,帶來的文章極具可讀性,數據資料很詳實,個案案例分析非常精彩,即使是來自學院派的我們這些年輕學者們,所提交的論文也表現為非常實證化的研究風格。”
           
            三、博碩研究生交流
           
            (一)三農法治博士生論壇
           
            第四單元由寧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躍軍教授主持。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張華報告的題目是《村規民約的司法審查狀況考察——基于2008篇裁判文書的實證分析》,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李謙報告的題目是《三權分置語境下宅基地使用權外部繼承及其體系效應》,安徽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許俊偉報告的題目是《鄉村振興下農民美好生活權利保障析論——農民集體發展權的建構與實現》,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生王琦報告的題目是《<鄉村振興促進法>實施背景下新鄉賢的作用、困境及制度完善》。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陳真亮博士、紹興文理學院商學院講師董新輝博士分別對四篇論文進行與談。
           
            張華認為,“對村規民約進行司法審查是村民自治司法保障的重要機制。村規民約的司法審查實踐樣態是顯性因素、隱性因素和技術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隱性因素中行政之力、社會之力、個體之力的分布狀況對個案裁判的影響不亞于顯性因素。具體而言,行政之力督促著法院依法審查,個體之力推動著審查程序的啟動,社會之力影響著審查結論的做出。為進一步提升村民自治的司法保障水平,應厘清影響法院審查的三類因素,維持三種力量的平衡,發揮司法在鄉村秩序維護與活力提升方面的積極作用。”
           
            李謙認為,“伴隨經濟的急遽發展,宅基地使用權私權屬性日益蓋過公權屬性,以物的經濟效益和利用效益為衡量標準,應認可兩年內無附著物之宅基地使用權的可繼承性,閑置兩年以上的宅基地使用權由集體經濟組織收回。外部繼承人繼承宅基地使用權,以繳足國家稅費、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費為前提,出賣宅基地使用權應首先保障戶內其他主體的最先購買權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優先購買權。”
           
            許俊偉認為,“當前我國農民發展仍面臨突出矛盾。為了克服因重個人而輕集體所導致的農民向好發展要求無法在根本上得到滿足,有必要建構以農民集體為主體的農民集體發展權,以使農民能夠在集體中獲得更好發展。而在這一權利譜系中,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提升農村治理效能、解除農民后顧之憂顯然就是主要內容。正因如此,紓解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制約因素、優化’后脫貧‘時代農村社會保障供給,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了農民集體發展權的實踐導向,未來我國需要從這些方面著手予以深入推進。”
           
            王琦認為,“新鄉賢在助力實施《鄉村振興促進法》方面能夠發揮一定作用,在’文化繁榮‘方面體現為營造鄉村社會時代新風,在’組織建設‘方面表現為服務群眾、化解鄉村社會矛盾糾紛。目前新鄉賢的主體范圍較窄,成員的法治素養有待加強,法律地位亟待立法明確。我國應當擴大新鄉賢的選任范圍、優化新鄉賢的成員結構;通過對接式普法和強化新鄉賢主導或協同制定村規民約的能力,提升新鄉賢的法治素養;通過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或地方立法的方式,明確新鄉賢的法律屬性和社會地位,從而讓新鄉賢更好地助力《鄉村振興促進法》的順利實施。”
           
            陳真亮副教授指出,“四位博士生的論文體現了法學研究中立法論、解釋論的兩種路徑。這四篇論文在研究視角、方法、內容、觀點等方面有不少的創新。《鄉村振興促進法》生效實施之后必將迎來新的解釋論的法學研究任務,因此需要思考后續如何結合《鄉村振興促進法》相關條文進行更加有針對性的解釋論和立法論研究,甚至提出一些立法完善建議。”
           
            董新輝博士在與談時指出,“首先,張華博士的論文主題圍繞’村規民約的司法審查‘展開,并得出了’司法實踐中對鄉村原有秩序和原生社會之力的尊重‘的結論,但既然文章的落腳點是司法審查,那么2018年施行的《民法總則》在修改《民法通則》的時候就已經將習慣列為我國民法淵源,這個時候提一下《民法典》第10條可能會讓分析更貼近司法審查的主題。同時,在《民法典》施行后,從1988年到2020年近四十年的時間跨度上,能否對研究樣本中作進一步劃分,體現一種司法態度的轉變。其次,李謙博士的論文主題是宅基地使用權外部繼承及其體系效應。2020年,自然資源部在答復全國人大代表’宅基地是否可以繼承‘的問題的時候,做的這個答復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多的議論。首先,論文的基礎邏輯其實就是要把房和地的事情說清楚,按照《民法典》的規定,房地一體,特殊在于這個’地‘是宅基地,房’走‘了時’地‘能不能跟著一起’走‘,所以在分析”宅基地不可繼承與房屋繼承之間的矛盾“這個結論前,是不是要提一下’房地一體‘?第二,實踐中,老人去世,但兩個兒子,’老大‘隨父母住,戶口也在一起,’老二‘分戶甚至已經成為城鎮戶口,這個時候’老二‘想繼承,但作為宅基地使用權主體的戶還在,是否能發生宅基地的繼承,這是一個實踐當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大多通過協商調解去解決。如果當事人硬要判,依據在哪里?第三,三權分置后,再涉及繼承,尤其是城鎮的子女,對于他們繼承的這個權利,我們暫且稱之為宅基地使用權,這個使用權是否和’兩權分離‘的時候在權利內容上發生了變化?這次改革以宅基地流轉、農民財產權保障為改革方向,那么這個繼承問題也應該放到’三權分置‘改革中完成體系化構建。”
           
            (二)三農法治青年工作坊
           
            第五單元“青年工作坊”由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講師蘇紫衡博士主持。青田縣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范明偉報告的題目是《探索人民法庭參與鄉村善治的融合路徑》,浙江農林大學法律碩士研究生豆夢娜、北京煒衡(杭州)律師事務所姚強律師進行與談。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碩士生謝伍香報告的題目是《價值、困境與優化: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民參與鄉村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研究》,黑龍江大學法學院碩士生王每超、浙江農林大學環境法學碩士生沈秋豪進行與談。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陳藝尹報告的題目是《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的權能困境與優化路徑》,遂昌縣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黃超、浙江農林大學法律碩士研究生呂志雯進行與談。
           
            范明偉指出,“青田縣人民法院針對群團糾紛,深耕基層社會治理,探索出’三三制‘工作模式,即’關聯檢索+溝通‘(在立案環節,承辦人便對案件進行充分關聯檢索,搜集類案裁判,視情請示匯報,就案情可能牽涉層面進行充分研判,確保對案件處理心中有底。及時利用微法院、微信等線上方式保持與當事人的緊密溝通,在互相尊重、依法協商的基礎上,消除抵觸,建立信任),’風險預警+走訪‘(及時通過與鄉鎮共建的重大風險預警平臺向糾紛所在鄉鎮的主要領導發出風險預警,預估該案可能的裁判后果、風險隱患,保持信息互通。并開展實地走訪,梳理糾紛脈絡,搜索糾紛中的關鍵人物,重點協調溝通,促使群團內部及時達成共識,縮小矛盾對立面,確保工作有著力點),’三位一體+調解‘(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將涉群團糾紛訴前引導到鄉鎮調解機構,并跨區域邀請其他鄉鎮調解骨干組成跨域觀察調解團,建立鄉鎮、跨域觀調團、法庭三位一體的調解模式,增加群眾參與度與調解公信度)。”
           
            豆夢娜在與談時認為,“浙江農村緊跟信息技術、數字革命步伐,聚焦基層依法治理’最后一公里‘打造老百姓家門口的法庭,更好地服務鄉村振興、助力鄉村基層治理。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鄉村治理力圖破除城鄉不平等和不合理機制障礙,簡單來說就是彌合城鄉鴻溝、破除數據壁壘,使鄉村擺脫’數字化危機‘。近年來,浙江、湖北、貴州等基層治理實踐是數字治理驅動下的鄉村治理體系創新的典型案例。S村微法庭數字平臺建設為我們探討鄉村數字治理的實踐提供了有力注腳。首先,互聯網技術與基層治理相結合,從群眾跑腿到數據跑腿,突破了時間、空間限制。其次,法官的專業知識與村干部基層優勢相結合,實現了1+1>2的效果。最后,把個案糾紛與公民普法教育宣傳相結合,有利于開展源頭治理。”
           
            姚強認為,“人民法庭參與基層治理,有天然的地位優勢。人民法庭作為參與基層治理的重要力量,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發揮作用:首先,通過兩微(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一抖(抖音)的互聯網方式進行普法宣傳,發揮法律的教育與指引作用;其次,創新網格+送達模式,人民法庭通過網格員制度,聯系到所在村、社區的網格員,通過網格定位方式送達給當事人;再次,創新網格+調解模式,網格員對所在網格發生的爭議進行調解,并將調解結果及時回饋給人民法庭;調解不成,應當將調解未成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履行標的、履行期限等)詳細備錄,以便人民法庭作為展開后續調解的參考。以德清法院為例,為了扎實有效推進鄉村法治建設,德清法院在四個基層法庭設立鄉村振興法官工作站,在未設法庭的8個鎮(街道)設巡回審判庭(點),在25個省級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及民主法治化程度較高的村(社區)設立鄉村振興法官工作室,建立起以法官工作站、巡回審判法庭(點)、鄉村振興法官工作室的司法保障三級架構。”
           
            謝伍香認為,“農民參與鄉村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面臨著農民社會主體意識、生態保護以及法律意識淡薄、檢察機關’履行職責‘界定不明、線索處置配套機制缺位等困境。應從主體驅動之維,通過’扶志+扶智‘激發農民內生動力;從法律支持之維,通過’司法解釋+典型案例‘克服《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模糊性;從機制配套之維,完善涉鄉村環境問題線索的發現、處理與反饋機制,促進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在鄉村振興中治理效能的發揮。”
           
            王每超在與談中提出,“在我國,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守法觀念的建設,在鄉村中樹立并踐行守法觀念,有利于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有利于改善鄉村的發展環境和發展面貌。北方鄉村受制于地域差異,相對于南方鄉村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南方地區的鄉村振興優勢明顯,其路徑形式多樣、發展空間大。南北差異的存在,也對守法觀念的建設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沈秋豪認為,“從規范架構的角度來看,環境行政公益只是整個公益訴訟框架內的一種’獨特類型‘。鄉村環境問題兼具區域性、專業性、主體性、多元性等特征。跨區域性塑造管轄與協作等程序難題,專業性產生檢察院調查權限、程序與方式等困境,主體性、多元性衍生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運作難點。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限制于鄉村的特定場域可能遮蔽其豐厚的價值和功效,因此有必要重點解決在鄉村振興背景之下農民、村民參與鄉村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急迫性問題,進一步厘清農民、村民提起鄉村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條件和界限。”
           
            陳藝尹認為,“宅基地’三權分置‘依然面臨權能困境,即所有權主體地位表述不清、農戶個體資格權保障不足、使用權流轉范圍被嚴格限制三個方面。應對困境,應當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宅基地流轉、退出和入市等的風險防范機制。具體而言,要嚴格限定宅基地流轉的范圍;充分尊重擁有宅基地的農民的意愿,禁止誘導、強迫農民退出宅基地;禁止實行宅基地入市運動,防止侵害農民切身利益;建立宅基地入市后的增值收益公平分配機制,保障農民和村集體的合法收益;幫助失去農村土地和房屋的進城農民購買醫療和養老等社會保險,防止社會風險發生。”
           
            黃超在與談時提出,“2019年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第62條正式明確了進城落戶的農村村民退出宅基地’自愿有償‘原則,各地也進行了大量嘗試,浙江省遂昌縣出臺相應的易地搬遷政策,在推動扶貧工作和城市更新工作上取得成效,但同時農村涉宅基地的矛盾糾紛激增,通過遂昌縣易地扶貧搬遷政策映射出現行農村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施行過程中存在的障礙:一是一戶多宅等歷史遺留問題拖累政策施行;二是概念界定模糊,操作規范性不強;三是農戶權益受損后相應救濟制度未完善;為消除障礙,使宅基地盤活更具可行性,應通過嚴格執行宅基地登記等政策調節歷史矛盾;制定涉宅基地專門法律,細化法律概念,增強可操作性;完善農戶權利救濟配套制度,為解決涉宅基地糾紛提供依據。”
           
            呂志雯在與談時提出,“實際上宅基地所有權的主體處于一種虛化的狀態;使用權是’三權分置‘之后擺脫了身份限制的權利。從1963年到2019年主要的規范性文件,主要是限制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使用權流轉的主體可以分為三類,即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之間、跨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之間、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城市居民之間。放活宅基地使用權的重點是后兩類的探索。流轉方式主要有轉讓、入股、抵押、置換、出租,轉讓可以分為無償轉讓和有償轉讓,包括買賣、贈與等。浙江義烏和海南文昌的轉讓是有償轉讓,河南長垣是無償轉讓;采用入股方式的典型地區是浙江義烏、山西晉城;采用抵押方式的典型地區是四川成都和浙江嘉興,浙江德清的宅基地使用權可以抵押用于按揭建房;置換的典型地區是浙江嘉興和上海松江,這種方式典型的特點是政府主導;出租是比較常見的方式,而且承租人的身份不受限制。在這幾種方式中,轉讓、入股、抵押、置換等屬于物權性流轉,農戶可能喪失使用權,出租屬于債權性流轉。”
           
            閉幕式由浙江省法學會三農法治研究會副會長、嘉興學院城鄉一體化研究院歐陽仁根教授主持,浙江省法學會三農法治研究會會長、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馬永雙教授做了總結發言。

          【作者簡介】

          劉輝,男,講師,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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