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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論私法中數字貨幣的規范體系
        2021/8/6 8:38:55  點擊率[32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經濟法
          【出處】《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7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根據發行主體的不同,可以將數字貨幣區分為法定數字貨幣與非法定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就是目前試點的數字人民幣,其性質為以數據為載體的現金。相反,非法定數字貨幣欠缺法償性和強制受領力,根據技術的不同,可以分為非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傳統數字貨幣(Q幣為代表)和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新型數字貨幣(比特幣為代表)。前者的法律性質為債權,后者的法律性質是絕對性財產權。而在貨幣規則的適用問題上,數字貨幣能否適用“占有即所有”的貨幣物權法規則,取決于是否發生混合。在貨幣之債規則的適用方面,不論是何種數字貨幣,在交易中均起到部分貨幣的作用,數字人民幣原則上得適用貨幣之債的規則;非法定數字貨幣則必須在個案中考慮類推適用貨幣之債的可能。
          【中文關鍵字】數字貨幣;區塊鏈;貨幣之債;占有即所有;履行不能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8年中本聰提出比特幣以來,數字貨幣、區塊鏈等新技術帶來的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盡管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等7部委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第1條第2款否定了非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在我國境內作為貨幣的流通性,但是區塊鏈、數字貨幣尤其是比特幣是目前貨幣銀行學和法學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也一直致力于人民幣的“虛擬化”。目前,數字人民幣已經在蘇州等地區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試。與比特幣相比,由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具備國家主權的擔保。而在比特幣之前,已經存在了其他種類的數字貨幣,如Q幣等。三者之間的區別引人關注。另一方面,因比特幣而產生的案例逐漸顯現。例如,不論是在我國還是在日本,均發生了比特幣交易平臺與比特幣持有人之間的權利歸屬糾紛案件。[1]在交易平臺破產以后,在平臺持有比特幣的人對于平臺是否享有取回權存在爭議。此外,盡管我國央行禁止比特幣的流通,但是我國法院并不禁止使用人民幣購買比特幣。[2]
           
            由此可見,圍繞數字貨幣大致存在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法律定性層面,法定數字貨幣和比特幣等非法定數字貨幣在法律定性上是否存在差異;比特幣等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與Q幣等非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在法律定性上是否存在差異。第二,如果不同數字貨幣的法律定性存在差異,那么是否影響規范適用。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貨幣之債在何種程度上可以類推適用于數字貨幣的交易。與這一問題相關,區塊鏈作為一種新興技術,對于傳統貨幣之債、買賣合同等法律規則在何種程度上會造成影響,同樣值得進一步深思。
           
            二、技術與法律研究現狀
           
            (一)數字貨幣的技術現狀
           
            根據所采技術的不同,可以將數字貨幣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第二類為不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
           
            第一類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其典型代表為比特幣,特點在于去中心化。此種去中心化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比特幣沒有發行機構;第二,比特幣在移轉過程中依賴區塊鏈技術,沒有中間商。前者的含義較為簡單,后者則必須結合比特幣交易過程加以理解。比特幣是一種存在于點對點網絡(P2P)中可以轉讓的價值單位,在移轉過程中,比特幣的交易雙方需要使用“比特幣錢包”,錢包內有比特幣地址,而地址是通過比特幣公鑰推導得出的。[3]比特幣公鑰和比特幣地址的概念基本重合,僅僅是不同的形式,[4]其作用在于受領比特幣,類似于銀行賬戶的功能。[5]在公鑰以外,比特幣交易還需要私鑰,私鑰起到授權交易的作用,[6]持幣人通過私鑰對比特幣進行加密,加密以后,得以證明交易真實,交易人對自己發出的交易信息不得抵賴。[7]比特幣的交易并非依賴傳統的單個中間商,而是存在于整個比特幣網絡,記錄于每臺裝有比特幣程序的計算機。比特幣此種去中心化的網絡,每十分鐘創建一個區塊,內含這段時間內全球所發生的交易,并且包括前一個區塊的ID,形成了完整的交易鏈條,因此被稱為區塊鏈。[8]區塊鏈可以分為公有鏈、聯盟鏈和私有鏈,其區分標準是寫入數據的權限,公有鏈對所有人開放權限,是完全的去中心化,聯盟鏈次之,而私有鏈僅一家機構享有寫入的權限。[9]比特幣所基于的區塊鏈是公有鏈,但在未來也可能出現選用聯盟鏈或私有鏈的數字貨幣。
           
            區塊鏈一方面使得所有的比特幣交易均得到了完整的記錄,另一方面,也使得特定交易得到了認可。例如,假設在交易1中,甲、乙、丙和丁各有10枚比特幣,如果甲想要將自己的1枚比特幣移轉給丙,那么甲必須先填寫丙的公鑰和1枚比特幣的來源,然后通過私鑰對其加密,將該交易信息發送到全網(乙和丁),乙和丁收到該信息后進行解密、驗證私鑰等,如果符合,則認可該交易,丙隨即取得1枚比特幣。之后,發生交易2,丙將1枚比特幣移轉給丁,丙填寫的信息中,必須包括交易1的信息,隨后加密并發送全網。最終的結果是,甲擁有9枚、乙擁有10枚、丙擁有10枚和丁擁有11枚。在交易2中既包括交易1的信息,也包括交易2的信息。也就是說,每個區塊均與上一個區塊相連,從一個區塊可以溯源至最初的區塊,由此形成所謂區塊鏈。[10]并且,由于交易信息必須公示全網,在全網中,該交易信息由全網所有的其他用戶按照比特幣的基本規則(“共識規則”)進行審核,其中包括二重買賣(重復支付、“雙花”)等問題,最終根據多數決,確認交易,由此,區塊鏈也使得特定交易得到了認可。[11]例如,甲同時用私鑰加密同一枚比特幣,用以完成兩筆交易,兩筆交易均同時發送至全網,那么,哪筆交易有效,取決于哪筆交易先取得全網認可,即達到51%的認可。
           
            第二類不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實際上早已存在日常生活中。例如,騰訊公司發行的Q幣,可以在騰訊商城中購買其他虛擬財產。此外,與人民幣之間存在兌換關系。與比特幣相比,二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是否存在中心,Q幣等傳統數字貨幣由騰訊等公司發行,存在中心發行人。2010年文化部發布的《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第2條第3款在定義網絡數字貨幣時同樣體現了中心發行的特點,該款指出網絡數字貨幣由“網絡游戲經營單位發行”。[12]
           
            目前,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的技術構建同樣沒有完全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首先,法定數字貨幣是由我國人民銀行發行的,[13]存在發行中心。[14]而在流通過程中,是否采區塊鏈技術,在何種程度上采區塊鏈技術仍然存在疑問。[15]而就目前試點的數字人民幣技術來看,數字人民幣交易采賬戶松耦合的方式,交易雙方均離線狀態下也能交易,但交易數據仍需通過中間人(商業銀行或者具備服務能力的商業機構)。[16]這就意味著,盡管我國央行沒有否定在流通層面引入區塊鏈技術,但就目前所采用的技術來看,基本沒有體現區塊鏈技術所強調的去中心化構造。
           
            (二)數字貨幣的私法現狀
           
            我國目前關于數字貨幣私法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其定性和貨幣規則的適用展開。我國目前的學界主流觀點認為,不論是法定數字貨幣還是如比特幣等非法定數字貨幣,在法律性質上,均屬于貨幣[17]或者至少在私人之間認可其具備貨幣的屬性。[18]其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從比較法來看,各國均通過立法或者司法判例的形式,確定了比特幣是法定貨幣;第二,數字貨幣本質上是一種記賬符號,并且在區塊鏈中具備信用;第三,處于交易便捷的需求,應當承認數字貨幣是貨幣;[19]第四,比特幣等非法定貨幣固然沒有強制流通性,但如果私人之間認可比特幣的流通性,那么比特幣至少在特定主體之間構成貨幣;[20]第五,如果不認定比特幣是貨幣,則有保護不周之虞。[21]
           
            對于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將其認定為貨幣自然毫無爭議。但是,對于Q幣、比特幣等非法定數字貨幣的定性,相比學說的激進態度,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仍持保守態度。針對Q幣等傳統非法定數字貨幣,2010年《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第19條第1項限定了網絡游戲數字貨幣的使用范圍,禁止其在其他交易中充當貨幣的功能。此種立場延續到了對比特幣等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中。2013年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第1條一方面在公法層面否定了比特幣的貨幣定性,另一方面明確了比特幣是虛擬商品。而2017年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第1條第2款又一次強調了比特幣在我國境內不具備強制法償性和流通性等貨幣屬性。盡管如此,對于比特幣能否作為商品買賣,持有比特幣的人受到何種程度的保護,我國法院觀點不一。有法院認為,由于比特幣等非法定貨幣不是貨幣,因此買賣比特幣等形成的債是非法債務,不受法律保護。在“金晨與北京火幣天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中,不論是一審法院還是二審法院均根據《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第1條第2款,認定當事人所購買的數字貨幣并非貨幣,以所形成的債務是非法債務為由,裁定駁回了原告請求賠償投資損失的訴訟。[22]相反,在部分典型案例中,法院認可了比特幣買賣合同的效力。在“陳某訴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中,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盡管比特幣不具備流通性,但比特幣可以作為商品買賣,[23]換言之,當事人之間購買比特幣的合同有效。在“馮某訴A公司合同糾紛案”中,法官在針對該案的“法官提示”部分中更明確表示,“比特幣屬于合同法上的交易對象,具有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的‘民事利益’”。[24]
           
            相較于能否買賣比特幣的問題,我國法院對于比特幣的不當得利返還和侵權保護態度又是統一的。在“李建鋒與北京葡萄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居間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盡管交易平臺系違法設立,但不影響比特幣的不當得利返還。[25]在比特幣的侵權案中,法院同樣認可了比特幣是侵權的客體,例如在“北京樂酷達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與綏化市華辰商貿有限公司,彭泉泉侵權責任糾紛案”中,原告起訴比特幣交易平臺不作為侵權導致其比特幣被盜,法院認可了原告的主張。[26]在上海的一個比特幣侵權案件中,法官同樣認可了比特幣作為“虛擬商品”受侵權法保護。[27]
           
            綜上所述,我國法學理論對于數字貨幣問題持較為開放的態度,主流觀點認為不論是法定數字貨幣還是非法定數字貨幣,在法律定性上均為貨幣,適用貨幣之債的規則。相反,我國金融監管機構區分了法定數字貨幣與非法定數字貨幣,對于后者持謹慎的態度,否定其貨幣的流通性。此種態度繼而影響了我國法院的司法裁判,而司法實踐中主要的爭議點在于比特幣買賣合同的效力,以及比特幣的保護問題。
           
            (三)貨幣在物權法和債權法中的法教義學構造
           
            1.貨幣的定義與分類
           
            對貨幣做法律上的定義存在困難,因為對于貨幣做法律上的定義很難脫離貨幣的經濟功能。基于側重點的不同,可以對貨幣做不同的定義,其范圍也有所不同。[28]我國目前的通說綜合了法律規定與經濟功能兩個方面的因素,將貨幣分為現金貨幣與存款貨幣。[29]現金貨幣是因國家主權而具有貨幣功能,具備名義價值的動產。[30]現金以存款方式存入銀行,同樣具備交易媒介和支付結算的功能,因此,盡管存款貨幣在定性上是對銀行的債權,但我國學說同樣將其作為貨幣對待。[31]不論是從比較法角度,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將存款貨幣歸為貨幣均是妥當的。對于貨幣的法律定性,無法脫離貨幣的經濟功能,在轉賬交易日趨頻繁的時代背景下,存款貨幣具備交換工具、計價單位等現金貨幣的作用。此外,由于存款保護規則的存在,也沒有給債權人帶來額外的風險,因此,存款貨幣是去物質化的貨幣。
           
            更進一步地說,存款貨幣的去物質化過程,也體現了抽象貨幣與具體貨幣的分離。從薩維尼開始,學理上就區分抽象貨幣與具體貨幣。抽象貨幣是可度量的財產權力(messbare Verm?gensmacht),是具備價值的一般等價物。[32]具體貨幣則具備有體性的貨幣。二者在規范適用上,存在差異。存款貨幣是典型的抽象貨幣,相反,現金貨幣由于客體有體,因此屬于具體貨幣。[33]
           
            2.貨幣在物權法中的教義學構造
           
            學界通說認為,貨幣是特殊的動產,其所有權適用占有即所有的規則,具體而言,貨幣所有權變動與占有統一;對于貨幣,權利人無原物返還請求權;貨幣所有權的取得無須適用善意取得,而是由貨幣的占有人直接取得所有權;對于貨幣無法成立間接占有。[34]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貨幣是具有高度替代性的種類物,只是價值的體現。[35]當然,學界對此多有反思,新近的有力學說認為,貨幣適用占有即所有本質上是動產混合規則的適用,并且其適用領域也應當限于法律行為領域,在其他領域中,必須具體分析貨幣的特定性是否已經喪失。[36]也有觀點指出,貨幣的高度替代性不必然排除貨幣的特定性,這一方面體現在貨幣也可以物理特定,另一方面更體現為價值的特定性。[37]
           
            3.貨幣在債權法中的教義學構造
           
            以給付一定數額之金錢為標的之債,是貨幣之債(金錢之債)。[38]盡管貨幣之債是重要的債法概念,但其規則散見于《民法典》、特別法、司法解釋與學說中,有進一步整理的必要。
           
            第一,《民法典》第514條規定了貨幣之債的基本內容,即除當事人另有約定以外,貨幣之債的給付內容是債務人所在地的法定貨幣。《人民幣管理條例》第3條規定了人民幣的強制支付力。這就意味著,我國貨幣之債的給付客體是人民幣。
           
            第二,《民法典》第511條第3項第1句前半句規定,在約定不明的情況下,貨幣之債的債務人應當在受領貨幣一方的住所地提供貨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8條第2款同樣認為受領貨幣一方所在地的法院具備管轄權。因此,貨幣之債在我國原則上是赴償之債,[39]這就意味著債務人須承擔貨幣的在途風險和遲延風險。例如,債務人在履行期屆滿之前轉賬,因銀行過錯導致履行期限屆滿以后,債權人才收到貨幣,債務人同樣構成履行遲延。此外,由于貨幣之債無履行不能,因此,債務人無資力或者無法取得預期融資等原因也不構成不可抗力。[40]但學界少數說認為應當區分在途風險和遲延風險,債務人僅承擔在途風險。[41]
           
            第三,《民法典》第579條結合第580條規定了貨幣之債在履行方面的特殊性,即貨幣之債無履行不能。這一規則是貨幣之債最為特殊的規則。我國通說認為貨幣之債的特殊之處在于實際履行。一方面,貨幣作為特殊種類物,具備高度的可替代性和流通性,因此無履行不能;另一方面,貨幣作為可替代物和流通物,可以轉化為違約金或損害賠償等貨幣之債,但貨幣之債本身不能轉化。[42]在此基礎上,也有學說進一步認為,貨幣之債不是種類之債,不存在特定化的問題,故而無履行不能。[43]由此可見,貨幣無履行不能規則源自貨幣的特殊性。給付特定數額的貨幣,給付標的指向的是抽象貨幣,也即特定價值。我國學說正確地認識到了這一點。貨幣之債就其本質而言,不是種類之債或特定之債,而是提供一定數額的貨幣單位,以創造一定的價值為給付內容的債,學理上也將其稱為“價值創造之債”。[44]一方面,由于所有的貨幣是同一的,因此貨幣之債無客觀履行不能,總有人擁有貨幣。另一方面,從概念來看,貨幣之債有主觀履行不能的可能性。例如,債務人在訂立合同以后,陷入經濟困難而無法履行,由此構成嗣后主觀不能,或者在侵權之債發生時,債務人無資力,由此構成自始主觀履行不能。此種情況下,如果是種類之債或者特定之債,則原給付義務轉化為損害賠償的次義務,但貨幣之債沒有轉化的問題,因此主觀履行不能原則上不影響貨幣之債的存續。[45]
           
            第四,由于貨幣是統一的價值單位,因此,一方面,通常情況下,貨幣之債是有償合同的主給付義務,例如,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典型有償合同均以貨幣之債為給付義務。另一方面,其他給付義務可轉化為貨幣之債。例如,買賣合同中出賣人的給付義務,可以轉化為損害賠償之債。
           
            第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20]17號)第24條至第30條作為借款合同的補充,規定了貨幣借貸的利息問題。具體而言,貨幣之債履行遲延,如果當事人約了利息,即使在約定不明的情況下,也可以參照當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標準計算的利息作為遲延損害。并且,利息之債也受到利息規則的限制。
           
            綜上所述,貨幣在私法體系中的特殊規則受到其本身特性和法償性的影響。就貨幣本身的特性而言,由于貨幣是一種同一的價值單位,個體之間的差異性微乎其微,因此,在物權變動中,貨幣之間極易發生混合,對于貨幣所有權人而言,也無利益取得與原來貨幣物理上完全一致的貨幣。貨幣之債不論是履行還是違約救濟方面,也與給付物的債有所不同。就法償性而言,貨幣是部分典型合同中法定的給付,并且遲延會產生利息。貨幣規則能否適用于數字貨幣均需要進一步檢討。對此的前提問題則是三種數字貨幣的定性。
           
            三、數字人民幣的私法定性、歸屬和保護
           
            我國目前的學說將三種數字貨幣均歸為(準)貨幣。其理論焦點有三:其一,法定數字貨幣屬于貨幣自不待言,但其與傳統貨幣分類之間、與非法定數字貨幣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有待明確;其二,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法律定性是否妥當,需要進一步檢討;其三,不同的法律定性也決定了不同數字貨幣的歸屬和保護方式。
           
            (一)數字人民幣的私法定性
           
            與其他數字貨幣不同,我國目前試點的數字人民幣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法定貨幣,不具備狹義上的“去中心化”,而且存在國家信用的保障,因此,在私法定性上,數字人民幣與其他人民幣無異,均為貨幣。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數字人民幣與目前流行的其他支付方式中的貨幣(例如,微信、支付寶支付中的貨幣)和現金貨幣是否存在差別。與其他支付方式中的貨幣相比,從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的設計來看,數字人民幣起到替代現金的作用,數字人民幣的使用人在使用時,無須開設賬戶。從法律定性來看,金融機構的存款、其他支付方式中的貨幣屬于存款貨幣。正如上文所述,存款貨幣是通過存款合同形成的,存款人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國家主權沒有對此種債權的實現提供擔保。在支付交易中,支付存款貨幣基于付款人和支付銀行之間的支付委托合同、收款人和托收機構之間的托收委托合同發生。[46]相反,數字人民幣由央行發行,是主權貨幣,而非通過存款合同等民事法律行為形成的債權。根據目前的技術設計,在數字人民幣的所有權方面,不要求數字人民幣的持有人在商業銀行開設賬戶,數字貨幣的持有人與銀行之間并無法律關系。在數字人民幣的支付方面,數字貨幣的支付采雙離線模式,付款人與收款人完成支付均無須聯網。這就意味,銀行在支付過程中,不起到履行輔助人的作用。因此,數字人民幣在定性上更類似現金,是具體貨幣。但是,與通常的現金貨幣相比,數字人民幣的載體特殊,是以數據為載體的現金。
           
            (二)非法定數字貨幣的私法定性
           
            我國目前的學說將非法定數字貨幣,尤其是比特幣同樣定性為貨幣。誠然,基于意思自治,當事人可以約定以貨幣以外的標的物為給付對價,但是該說始終存在疑問。第一,貨幣的定義固然無法脫離其經濟屬性,但是,即使從社會認可的角度定義貨幣,也沒法賦予非法定貨幣作為法定支付手段的效力。[47]第二,貨幣存在不同的表現形式,如果認定非法定貨幣同樣屬于貨幣,那么其與其他貨幣是怎樣的關系,是否是一種新的貨幣表現形式有待明確。第三,將非法定貨幣定義為貨幣,進而認為貨幣之債的規則可以直接適用于非法定貨幣是概念法學的結論。貨幣之債的特殊性在于貨幣是法定的支付手段,在欠缺此種特性的情況下,認為非法定貨幣是貨幣,可以適用貨幣之債的規則欠缺檢討。貨幣之債的規則能否適用于以非法定貨幣為給付標的的情況中,必須進行個案判斷。第四,我國學說對于非法定貨幣的法律定性的意義并不明確。非法定貨幣的定性直接影響的是其能否受到侵權法保護。如果認為非法定貨幣非絕對權的客體,那么不受侵權法的保護。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討論非法定貨幣的法律定性是有意義的。鑒于上述疑慮,在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流通性得到廣泛認可以前,不應將其認定為貨幣。而應當從歸屬、保護和貨幣規范的適用三個方面,進行個案的檢討。[48]
           
            1. Q幣等非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非法定數字貨幣
           
            非基于區塊鏈的非法定數字貨幣存在中心化的發行人,以Q幣為例,其發行主體為騰訊公司。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第19條第1項將網絡虛擬貨幣的使用范圍限定于網絡游戲運營企業自身的服務或網絡游戲產品。除了網絡游戲公司發行的數字貨幣以外,在2017年《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出臺以前,我國虛擬貨幣交易平臺也會以發行人的身份,發行虛擬貨幣。[49]我國學說傾向于將Q幣等傳統數字貨幣歸為虛擬財產,并認為虛擬財產構成數據。[50]此種觀點或許對于其他虛擬財產,如游戲賬號等有一定的意義,但對于傳統數字貨幣意義不大。因為傳統數字貨幣的價值源自于作為發行人的認可,而非數字文件本身。換言之,數據文件本身對于持幣人而言,沒有價值。這一點與債權文書相同,債權文書之上雖然同樣存在所有權,但債權文書的法律意義在于證明債權存在。在學理上,固然可以認為傳統數字貨幣是數據,因此持幣人可以基于數據文件請求發行人返還物權。這一點在法定數字人民幣中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法定數字人民幣的數據取回以后,該數據反應的信息仍為貨幣金額。然而,對于Q幣等持幣人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其因持有數字貨幣而對發行人享有的、請求提供服務或游戲產品的債權。[51]在此意義上,網絡虛擬貨幣之所以能夠購買發行人的服務或游戲產品,是因為發行人對其價值的認可,換言之,網絡虛擬貨幣是持幣人對發行人的債權。[52]
           
            2.比特幣等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非法定數字貨幣
           
            在對其定性之前,需要解決的前提問題是,我國央行否定了比特幣等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流通性,這是否意味著否定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權利性。一方面,盡管羅馬法將非流通物排除出了私法的客體,但目前民法學說均同樣認可非流通物是民法的客體,只是其流通性受限。[53]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比特幣的持有人僅享有事實上的排他地位,無法進行法律上的處分。[54]此種觀點的依據是,比特幣的成立以比特幣協議為事實根據,再尋找規范根據是無必要的重復。[55]如果以該說為前提,則比特幣無法成為一般侵權保護的客體。因此,有學者指出,此種觀點是一種消極的態度。[56]事實上,即使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也僅為了指出比特幣不屬于物或者其他知識產權,并非認為比特幣不受保護。例如,其同樣認為持有比特幣和利用比特幣的可能性構建了具有財產價值的地位,而此種(事實)地位可以作為整體轉讓。[57]因此,沒有理由否定比特幣的歸屬的權利屬性。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慮非法定貨幣的權利性。首先,非法定數字貨幣不是物,因為民法上的物限于有體物,[58]持有比特幣也不構成所有權。有疑問的是,比特幣等區塊鏈技術支持的非法定數字貨幣是否等同其他數據。在數據文件上成立所有權的前提是數據文件現實存在,并且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控制數據文件,并與其他數據文件相區分。此外,普通的數據文件不論是存儲于電腦還是存儲于云端服務器,至少均有數據的本體。但比特幣技術則非如此,比特幣技術中的公鑰和私鑰均不是比特幣本身,而僅僅是進入賬戶的手段,而賬戶內有多少比特幣,則須在去中心化的區塊鏈中讀取。由于去中心化的設計,比特幣的信息存在于區塊鏈中,也存在于每一臺安裝了相關軟件的電腦中。在這個意義上,比特幣至少不是數據文件,在比特幣上不成立所有權。[59]
           
            其次,比特幣與存款貨幣或傳統非法定數字貨幣不同,不是債權。我國通說認為,區塊鏈去中心化特質不要求發行人承擔法律義務,因此不存在與發行人或者第三人之間的債之關系,比特幣不是債權。此種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學說上仍有觀點認為,在私有鏈或者聯盟鏈中,由于僅特定人有權限,因此,私有鏈或聯盟鏈中所有的參與人之間具備共同的目的,形成了合伙關系,而相應數字貨幣是基于合伙關系產生的債權。[60]也有觀點將比特幣歸為證券化的債權(所謂的“價值權”[61]),其認為此種價值權是指作為支付手段,使用該數字貨幣的機會。并且,該說考慮到區塊鏈的去中心化設計,認為比特幣的移轉不同于證券,而是以債權讓與的方式進行。[62]比特幣債權說最大的問題在于無法與債權的定義相協調。債權是指對特定人得請求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63]債權說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即使是在私有鏈中,也很難認為所有的用戶都有法律拘束之意思,因為用戶只是希望將數字貨幣作為支付手段,而不愿彼此之間負擔一物;[64]其二,無論在公有鏈還是私有鏈中,持有比特幣的人均沒有可以請求的對象。在公有鏈中,由于徹底的去中心化,沒有數字貨幣的發行人,也即沒有債務人。[65]在私有鏈或者聯盟鏈中,即使存在發行人,發行人也并不擔保數字貨幣的兌現,這一點與存款貨幣不同,存款貨幣之所以可以被認定是債權,是因為存款銀行作為債務人負有支付現金的義務。
           
            最后,比特幣的價值本質上源自區塊鏈全體成員的合意,比特幣的本質是“受到他人認可而持有的單位數,此種單位可以移轉給其他參與人”。[66]此種合意由于不具備拘束意思,固然不能等同于傳統合同法意義上的合意,但是應當指出的有兩點:一方面,此種合意更類似共同行為的合意;另一方面,此種合意不論范圍如何,但基本的合意包括認可比特幣的價值和可以將比特幣移轉給他人。[67]此種類型的權利固然不屬于債權或物權,但不容否認,比特幣是民法中的客體,是所謂的“其他財產權”(或稱為絕對權屬性的虛擬財產),應當受到類似絕對權的保護。[68]
           
            當然,對此也存在反對的觀點,此種觀點體現在2015年日本法院在MTGOX株式會社破產案的判決中。作為被告的MTGOX是比特幣交易平臺的經營者,其于2014年2月28日提交破產重整申請。原告是該交易所的用戶,主張基于所有權取回其在交易平臺賬號中的比特幣。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否定了原告的訴請,其理由一方面在于比特幣不是物,不具備物權屬性;另一方面,更進一步否定了比特幣具備排他性,因為比特幣交易需要區塊鏈中其他成員的參與解密,確認比特幣交易的效力,換言之,與銀行存款不同,某一賬戶內比特幣的變化,是根據全網上與該賬戶相關的比特幣全部交易的計算差額得出的。比特幣也沒有如同數據之類的記錄。因此,即使是擁有私鑰的人,也無法排他性支配賬戶中的比特幣。[69]此種觀點是存在疑問的,日本學者雖然均支持該判決的結論,但東京地方法院的說理沒有得到學者的認可,[70]否定用戶取回權的原因不在于比特幣本身不具備排他性,而在于用戶與交易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此外,按東京地方法院的觀點推論,其他需要登記變動歸屬的數據等均不具備排他性,因為這些數據同樣存在于網絡,移轉須登記機關參與。
           
            (三)數字貨幣的歸屬與保護
           
            三種數字貨幣的性質各不相同,也決定了其歸屬和侵權法保護的不同。就歸屬問題來看,實踐中,三種數字貨幣的持幣人均通常依賴交易平臺的賬號,那么在交易平臺破產以后,是否能取回存在疑問。就侵權法保護問題來看,不論哪種數字貨幣均可能受到他人不法侵害。
           
            其一,與現金貨幣相比,數字人民幣是無體物,沒有物理上的載體。但與比特幣相比,數字人民幣不存在去中心化設計,并且就目前的交易來看,沒有采區塊鏈技術。因此數字貨幣是以數據為基礎的現金。我國學界有力說區分數據文件與數據信息,在數據文件上得成立所有權,因此,在云存儲的情況下,如果提供云存儲的公司破產,那么數據文件的所有人得行使取回權,取回數據文件。[71]在這個意義上說,數字人民幣的權利人對于數據文件享有所有權,而該數據文件的信息則是貨幣的金額,相比之下,傳統現金貨幣的物權載體是紙張。目前,數字人民幣存儲于各商業銀行提供的賬戶中,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持幣人和銀行之間并無債之關系,因此,數字人民幣直接歸屬于用戶。這就意味著,在商業銀行破產時,持幣人無須通過《商業銀行法》第71條第2款通過存款優先權獲得保護,而是直接根據破產取回權,取回數字人民幣。在認定數字人民幣是數據為載體的現金貨幣以后,對其侵權法保護的問題也可以適用數據文件保護的規則。由于數據文件是絕對權,因此故意或過失侵害數據文件,均構成侵權。[72]
           
            其二,在傳統數字貨幣中,持有數字貨幣的用戶與作為發行人的平臺之間形成了債之關系,持幣人是債權人。如果發行人破產,持幣人只能作為一般債權人請求參與分配,而不能直接取回。此外,在是否受侵權法保護這一問題上,《民法典》第1165條第1款是我國侵權責任的一般條款,該條未區分權利與利益,進行一體保護。有學者認為,在《民法典》的解釋論背景中,應當重視第1165條第1款提供的基礎性評價框架進行整體衡量。[73]在此種見解下,債權固然不是絕對權,但是如果侵害行為的違法性極強或加害人故意的情況下才能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74]在司法實踐中,僅有的侵害傳統數字貨幣的案件均是以故意方式侵害其歸屬,[75]過失侵害傳統虛擬貨幣的情況較為少見,也沒必要通過侵權法保護。例如,在“李攀登、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中,被告騰訊公司以原告使用外掛為由,凍結了原告的游戲賬戶,其中涉及相關虛擬貨幣。法院在審理騰訊公司是否有權凍結賬戶時,其裁判依據是雙方的服務合同。[76]由此可見,將虛擬貨幣定義為債權,通常情況下,通過合同法保護,在例外情況下,通過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保護已經足夠。[77]
           
            其三,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則有所不同,其歸屬和保護問題有待明確。與日本MTGOX株式會社破產案反映的情況類似,在我國實踐中,大量的比特幣交易同樣通過比特幣交易平臺進行。在北京海淀區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馮某訴A公司合同糾紛案”中同樣涉及比特幣在用戶與交易平臺之間的歸屬問題。該案中,由于比特幣分叉,比特幣的持有人可以獲得與其持有的比特幣數額相對應的比特幣現金,因此,被告交易平臺發出公告,承諾將給予用戶相應的比特幣現金,原告之后發現其未能取得相應的比特幣現金,遂起訴被告履行合同。海淀區法院判決支持了原告的訴請。饒有趣味的是,法官在針對該案的說理中提到,比特幣等虛擬財產不是物,基于物權法定原則,比特幣上不成立物權,因此原告不得基于物權請求交付比特幣現金,只能基于合同請求交付比特幣現金。[78]此種理由與前述日本MTGOX株式會社破產案中,東京地方法院的觀點是類似的,只是我國法院沒有進一步否定比特幣的排他性,而是以物權法定為由,否定了原告享有物權性請求權。
           
            上述中日兩個案件中否定原告有物權性請求權的結論是正確的,但從法官說理來看,其否定原告原物返還請求權的理由在于比特幣本身的性質,由于比特幣不是物,故而無法適用原物返還請求權。正如上文所述,比特幣固然不屬于物權,但仍為“其他財產權”,同樣存在絕對權意義上的歸屬問題。因此,單純從比特幣的性質出發,否定原告的訴請存在疑問。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的實質是受他人認可、并可移轉給他人的持有單位數,而持幣人通過公鑰和私鑰控制數字貨幣,其中,私鑰起到加密移轉比特幣的功能,因此,私鑰也是取得比特幣權利的關鍵所在。就目前比特幣交易平臺和用戶之間的關系來看,用戶為了交易比特幣,會在交易平臺開設賬戶,之后的交易在平臺上進行,此種情況下,即使用戶賬戶里有比特幣,但因沒有實際掌握比特幣的私鑰,因此,僅對交易平臺享有權利,需要在交易平臺中進行交易。換言之,此種交易實際沒有在比特幣的區塊鏈中進行,在比特幣交易的區塊鏈中,只有交易平臺是唯一享有私鑰,享有排他性權利的人。相反,只有在用戶提幣并擁有私鑰以后,比特幣才真正歸屬于用戶。而在這之前,用戶僅享有對平臺的債權。[79]因此,不論是“馮某訴A公司合同糾紛案”還是日本MTGOX株式會社破產案,比特幣均歸屬于交易平臺。
           
            按照筆者的觀點,非法定數字貨幣是其他財產權,作為一種絕對權受侵權法的保護。當然,在常見的侵害比特幣案型中,由于行為高度違法性和過錯程度極高,因此,即使認為比特幣不構成權利,也足以構成侵權。例如,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一起比特幣涉外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中,被告通過暴力毆打的方式,逼迫原告移轉比特幣等數字貨幣。此種情況下,被告的行為已經構成故意悖俗侵害他人,因此,必然構成侵權。此外,在通過暴力或非法拘禁手段侵害比特幣的案件以外,更多的案件則是通過黑客技術獲取比特幣的私鑰。我國刑法實務往往認定此種行為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80]盡管法院定罪的前提是否定比特幣等非法定數字貨幣的財產屬性,但是刑法上的數據概念較為寬泛,同樣可以涵蓋比特幣等非法定數字貨幣。由于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保護的是個別公民的利益,它便構成侵權法上的保護性法律,這就意味著侵權人的行為違法性極高。因此,構成犯罪的行為同時構成侵權行為。[81]在上述兩種典型情形之外,比特幣等作為其他財產權同樣是一般過錯侵權保護的客體。當然,由于比特幣存于區塊鏈,因此過失侵害他人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情況較為少見。根據新聞報道,出現過比特幣的持有人將私鑰記錄在紙上,但該紙被清潔工過失毀損,進而無法進入比特幣賬戶的情況。[82]由于私鑰是控制比特幣的唯一方式,因此,此種情況下有構成侵權的可能。此時需要考慮兩點:其一,清潔工是否構成過失;其二,用戶將私鑰記錄在紙張上,未加妥善保管,致使清潔工過失侵權,此時是否有與有過失的適用空間。
           
            四、貨幣私法規范在數字貨幣中的適用與類推適用
           
            盡管從性質來看,只有法定數字貨幣是貨幣,非法定數字貨幣均不是貨幣,但正如上文所述,私法中貨幣規則不僅受到法償性特點的影響,也受到了貨幣本身特性的影響。在交易中,如果當事人以非法定貨幣結算或者以法定貨幣購買非法定貨幣時,兩種非法定數字貨幣不論性質為何,但對于當事人而言,同種類的非法定貨幣之間是沒有區別的。例如,不同的Q幣之間沒有差異,均起到計價單位和支付手段等功能。因此,仍然需要考慮貨幣規則能否類推適用于非法定數字貨幣。此外,盡管數字人民幣屬于抽像貨幣,但是由于其載體特殊,因此在適用貨幣規則時是否存在例外也需要進一步檢討。
           
            (一)貨幣物權規則的適用
           
            我國學說普遍認可貨幣的物權法規則可以適用于數字人民幣和非法定數字貨幣,[83]尤其是貨幣“占有即所有”的規則同樣適用于數字貨幣。這一規則又可細分為四個方面:其一,通過代碼控制和支配數字貨幣的,即是數字貨幣的所有權人。其二,數字貨幣的返還請求權是債權性的價值返還請求權,而非原物返還請求權。其三,數字貨幣不能設立質權。其四,數字貨幣不適用執行異議。[84]
           
            筆者認為,貨幣占有即所有的規則本身就存在爭議。我國新近學說已經明確了貨幣占有即所有是對貨幣混合規則的簡略說法,這一規則起源于德國,但被日本法誤解,成為了我國目前的通說。[85]事實上,與我國通說所認為的不同,作為該規則來源的德國法,在貨幣被他人取得以后的返還問題上,并非絕對采混合后的債權性返還。第一,不論是現金貨幣還是存款貨幣,適用占有即所有的前提是發生混合,無法識別個體性。在一張100元的紙幣和兩張50元的紙幣放在一起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識別個體性,因此不發生混合。[86]在此種情況下,100元紙幣的所有權人可以主張原物返還請求權,但是基于交易觀念和誠實信用原則,返還義務人可以通過代物清償,返還2張50元的紙幣給100元的所有權人。在沒有特殊返還利益的情況下,100元的所有權人不得拒絕受領。[87]第二,在混合以后,學界的通行觀點認為,應當由主物的所有權人取得單獨所有權,例如,在100塊現金與收款機中的其他現金混合時,由收款機的所有權人取得單獨所有權。[88]但也有觀點認為應當原則上由雙方共有。[89]在共有以后,目前的德國法通說的觀點認為,如果混合導致共有所有權的觀點不加變動,直接適用于貨幣,那么會導致與生活利益和生活觀念相矛盾的結果。例如甲放了4枚硬幣在乙的收銀柜里,該收銀柜里已經有10枚硬幣。如果按照混合的觀點,則甲和乙共有14枚硬幣,必須進行分割,否則任何一方無法單獨處分。混合的觀點造成了利益狀況失衡,沒有必要如此復雜。甲應當享有“分割權(Sonderungsrecht)”,無須乙的同意就可以取得4枚硬幣。因為在現金這種可替代物的情況下,現金的價值和單個現金的本身的同一性無關。[90]由此可見,即使是在現金的情況下,占有即所有的觀點也不成立。貨幣是否混合,須考慮是否喪失個體性,混合以后,也應當賦予占有貨幣的一方單方的分割權。
           
            在明確了“占有即所有”規則的本質是混合規則以后,判斷其能否(類推)適用于數字貨幣,關鍵在于判斷數字貨幣是否會因混合而喪失所有權,是否喪失個體性。在不同類型的數字貨幣中,判斷標準不同。數字人民幣作為無體物,在交易中,具備可追蹤性。[91]這就意味著,與現金相比,數字人民幣不會喪失個體性,不存在混合的可能。假設甲與乙訂立買賣合同,并以數字人民幣支付。隨后該合同無效,那么在物權變動采有因性的前提下,甲作為數字人民幣的所有權人,可以主張原物返還。但與現金返還的情況相同,如果數字貨幣的所有權人對于數字貨幣的返還沒有特殊利益,那么返還義務人可以給付其他貨幣。例如在上述返還的情況下,乙可以向甲原物返還數字人民幣,也可以通過給付現金,或者轉賬支付記賬貨幣的方式,進行代物清償。此外,由于數字人民幣具備可追蹤的性質,因此在其上也可以設定質權,數字人民幣的所有權人也可以提出執行異議。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由于數字人民幣不會因混合而消滅所有權,因此,在交易中,需要適用善意取得規則。[92]
           
            上述觀點在Q幣等傳統非法定數字貨幣中同樣類推適用,其利益狀況類似于存款貨幣的混合,是債權與債權的混合。[93]有爭議的是,比特幣等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非法定數字貨幣是否必然會因混合而喪失絕對權。比特幣本質上是“受他人認可的可交易的單位數”,有觀點基于其技術特征,認為比特幣必然適用占有即所有,因為一旦比特幣轉賬進入他人賬戶以后,區塊鏈的其他用戶達成了受讓人取得該單位數新的合意,此種合意不能撤銷。[94]技術上的不能,并不意味著法律評價上的不能。即使是存款貨幣的轉賬交易中,如果發生原物返還,也很少通過撤銷原交易進行。關鍵在于,是否賦予原權利人可以對抗第三人的物權性返還請求權。例如在上述案例中,甲與乙訂立買賣合同,并以比特幣支付,后買賣合同被認定為無效,甲對于乙享有物權性返還請求權,那么在乙的其他債權人扣押其比特幣賬戶時,法院應當認可甲可以提出執行異議,并要求乙提供給相應的比特幣私鑰。
           
            (二)貨幣之債規則的適用
           
            數字人民幣由于其法償性,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可以直接適用貨幣之債的規則。相反,非法定貨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貨幣的功能,也具備貨幣的部分特征,因此需要考慮在個案中討論能否類推適用。首先作為前提的問題是當事人之間訂立的購買非法定數字貨幣或者以非法定數字貨幣結算的合同效力。
           
            1.購買非法定數字貨幣或以非法定數字貨幣結算的合同效力
           
            與法定數字貨幣不同,《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第1條第2款否定了非法定數字貨幣具備與貨幣相同的地位。已經失效的《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第19條第1項則明確規定,網絡游戲虛擬貨幣除購買發行人提供的網絡游戲產品和服務以外,不得用于支付、購買實物或者兌換其它單位的產品和服務。因此,在判斷貨幣規范能否適用于非法定數字貨幣時,必須先考慮當事人購買非法定虛擬貨幣或者以非法定虛擬貨幣購買其他產品的合同效力。
           
            我國司法實踐為了擴大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流通,在將其定性為“虛擬商品”的基礎上,認為《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禁止的是以非法定數字貨幣購買其他產品,而不禁止以人民幣購買非法定數字貨幣。[95]此種論證更多是一種形式論證。從《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的前言和第1條第1款明確表明,該公告適用于代幣發行融資、投機炒作的情況。投機炒作并非是嚴格的法技術概念,根據該公告第1條第2款結合第3條、第4條來看,其同樣應當適用于以人民幣購買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情形。不論是以人民幣購買非法定數字貨幣,還是以非法定數字貨幣購買其他產品,當事人中的一方均負有提供非法定數字貨幣的給付義務,并且非法定貨幣均起到了計價單位的功能。在以非法定數字貨幣購買其他產品中,這點毋庸置疑,在以人民幣購買非法定數字貨幣時,我國司法實踐認為非法定數字貨幣是買賣的標的物,但相反也可以認為是以非法定數字貨幣作為計價單位,衡量人民幣的價值。
           
            對于合同效力的判斷仍然要回到實質的判斷理由。從規范性質來看,《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第1條和《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第19條屬于公法規范。在公法層面上,上述條文限制非法定數字貨幣流通。但如果當事人之間約定了以非法定數字貨幣作為買賣合同(或者互易合同)的對價或者以人民幣購買非法定數字貨幣的合同,是否必然無效,則取決于該條是否屬于《民法典》第153條第1款第1句意義上的強制性規范。《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第30條第2款認為,應當基于保護法益、違法行為的后果和交易安全保護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構成強制性規范。與《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第1條和《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第19條類似,我國《外匯管理條例》第8條同樣禁止外匯在我國境內作為貨幣流通。我國法院在認定以外幣結算的合同效力時,呈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以外幣結算的條款違反《外匯管理條例》第8條無效,因此當事人應當以人民幣結算;[96]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外匯管理條例》第8條不屬于效力性強制規范,法院對于當事人約定以外幣結算的條款不予干涉。[97]兩種觀點均沒有否認合同整體的效力,對于債權人而言,如果外幣結算條款無效,其也能在獲得相應比例的法定貨幣以后,自行兌換成外幣。因此,對其利益狀況影響不大。筆者以為,從規范目的來看,上述規范均不應認定為效力性強制規范,其目的應當通過行政處罰或者刑罰方式實現,不應影響私法合同的效力。[98]
           
            2.貨幣之債規則的(類推)適用
           
            (1)法定數字貨幣與非法定數字貨幣的共通問題
           
            法定數字貨幣和非法定數字貨幣由于其特殊形式,因此在構成典型合同給付標的和履行遲延規則上有一定的共性。
           
            一方面,貨幣之債是買賣合同的給付義務。數字人民幣具備法償性,是貨幣之債的給付客體。因此,以數字人民幣購買其他產品同樣構成買賣合同。相反,由于非法定貨幣在定性上,不屬于貨幣,因此通說認為,如果當事人在買賣合同中,約定以非法定數字貨幣作為給付,構成互易,而非買賣,[99]應當適用《民法典》第595條、第647條,構成易貨交易,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規定。少數說則認為,當事人可以約定法定貨幣以外的外國貨幣作為買賣合同的價款,例如在歐洲,當事人也可以約定以美元作為買賣合同的價款,這不影響該合同被歸為買賣合同。那么,如果當事人約定比特幣作為買賣合同的價款同樣不應影響合同定性。[100]當然,由于互易合同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規定,因此,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實質上的區別是存在疑問的。[101]二者可能的區別在于,如果認為是互易,那么交付非法定貨幣之債可能發生瑕疵,適用瑕疵擔保的規定。然而,由于我國瑕疵擔保是違約責任的一種形態,因此,沒有必要細分是買賣合同還是互易合同。
           
            需要指出的是,不論是數字人民幣還是非法定數字貨幣,在構成合同標的時,均需考慮當事人是否選擇了數字貨幣作為給付客體。在非法定數字貨幣構成給付客體時,需要當事人明確約定。相反,數字人民幣雖然具備法償性,但是由于數字貨幣的技術特點,數字人民幣的交易需要借助智能手機,在便利性方面不如現金,因此,在特殊情況下,基于交易觀念和交易習慣,可以通過補充解釋的方式認定當事人以默示方式排除了數字人民幣作為給付客體。[102]
           
            另一方面,貨幣之債是赴償之債,這一規則同樣適用于作為貨幣的數字人民幣,但交付非法定貨幣之債是否同樣為赴償之債。貨幣之債之所以是赴償之債(或者至少是債務人負擔在途滅失風險的寄送之債),是因為目前寄送金錢比去陌生的地方收取金錢容易,因此,法律推定了當事人約定的是赴償之債,由債務人承擔在途風險。[103]此種價值判斷在非法定貨幣的移轉中同樣成立,相較于債權人,債務人更能控制其移轉,因此交付非法定貨幣的債同樣是赴償之債。
           
            在明確了這一點以后,不論是何種數字貨幣的交易均依賴交易平臺,因此在履行遲延方面具備共性。如果以現金為給付客體,那么在債權人終局性取得對金錢的支配(完成交付并移轉所有權),才構成履行并移轉風險。但是,就目前數字人民幣所采的技術路徑來看,盡管離線狀況下,同樣可以進行數字人民幣交易,但是受領數字人民幣的一方取得的數字人民幣必須經過商業銀行系統的確認,才能真正使用。[104]這就意味著,債權人取得數字貨幣后,如果一直處于離線狀態,則無法使用,此種情況下,如果嚴格適用現金貨幣之債的規則,那么,貨幣之債并未履行完畢,債務人可能陷入履行遲延,這就導致債務人的負擔過重。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更應當參考交付支票等進行支付時風險的移轉。在貨幣之債中,債務人負有及時和按規定提供給付的義務。此種及時性與合規性不在于債務人必須將收款銀行遲延記賬的全部風險計算在內,而是僅在于根據通常狀況,考慮到銀行記賬的時間,以及所選擇的轉賬方式符合約定或所處的情勢。[105]數字人民幣的履行遲延問題同樣應當適用這一點。在履行期屆滿之前,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數字貨幣即完成了給付,債權人是否及時聯網向銀行確認歸屬的風險不應當由債務人承擔。這一點與支票方式清償相同,債務人在履行屆滿前交付支票即履行完畢,是否及時承兌的風險由債權人負擔。[106]此種考量同樣適用于非法定數字貨幣,尤其是比特幣,債務人承擔非法定數字貨幣移轉中滅失的風險,并且在給付時間上,應考慮到賬的時間。因為只有非法定數字貨幣完全到達債權人的賬戶以后,才完成給付。
           
            (2)非法定數字貨幣的特殊問題
           
            在上述由于數字化帶來的共通問題以外,由于非法定數字貨幣不是貨幣,因此也存在特殊性。
           
            第一,如果當事人遲延交付非法定數字貨幣是否同樣產生利息。我國目前的實踐,基于非法定數字貨幣的法律性質不是貨幣,認為比特幣之債即使遲延,也不產生利息。[107]遲延利息的規則也無法類推適用于非法定數字貨幣,這一點與外幣之債不同,外幣之債中,外幣在其母國有利息規則,因此尚有類推的余地。但非法定數字貨幣并無利息規則。這一問題本質是遲延損害計算的問題,貨幣之債的遲延利息本質上是遲延支付造成的最低損害。[108]因此,即使否定了利息規則在非法定數字貨幣之債中的類推適用,債權人仍可以主張履行遲延造成的損害,最為典型的是因債務人遲延,非法定數字貨幣價格下跌的損害。
           
            第二,最為關鍵的貨幣之債無履行不能的問題。貨幣之債無履行不能的前提是貨幣之債的本質在于“價值創造之債”,貨幣之債的債務人提供的不是特定的貨幣。具體而言,債務人須提供相應數額的貨幣,此種情況與給付物的情況不同,在給付物的債中,物的種類與品質對于債權人而言具有重要意義,但貨幣之債中,品質和種類對于當事人而言并無意義。那么,無法想象市面上所有流通的貨幣均滅失,這就不會出現客觀履行不能的情況。而主觀履行不能同樣原則上不適用貨幣之債,因為債務人目前無資力不構成主觀履行不能,只有債務人將來也無獲得可能性時才構成主觀履行不能。[109]此外,其他的債務在履行不能的情況下,可以轉化為損害賠償之債,而貨幣之債無轉化的必要,因為給付的標的物均為貨幣。
           
            饒有趣味的是,針對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我國學說認為,由于區塊鏈技術問題,比特幣之債無法返還,因此,須轉化為法定貨幣的返還之債。[110]據此,則比特幣之債不適用貨幣之債無履行不能的規則。就技術而言,返還比特幣之債確實難以返還。但比特幣作為一種虛擬資產,其品質或種類對于當事人而言,無特殊意義。因此,以比特幣為標的物的債務中,固然無法返還原來的比特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給付比特幣的債務履行不能。重要的是比特幣的數額,因此,債務人仍負有支付相同數額比特幣的義務。此種比特幣之債可等同外幣之債,只要當事人約定的意義是為了取得比特幣的價值。[111]因此,比特幣之債與貨幣之債是類似的,原則上(類推)適用貨幣之債無履行不能的規則。一方面,比特幣之債無客觀履行不能,即使債務人所持有的比特幣滅失,債務人仍能通過“挖礦”或者用法定貨幣購買的方式取得比特幣。有觀點認為,比特幣總量限定,因此存在全部滅失的可能性。[112]當然,此種情況下,通過解釋也可以認為債務人得提供他種給付,因此比特幣之債沒有履行不能。另一方面,貨幣之債無主觀履行不能的論證也可以適用于比特幣之債。
           
            值得思考的是,債務人是否得因履行費用過高,拒絕履行比特幣之債,轉而通過法定貨幣進行損害賠償。在本國法定貨幣之債中不存在這一問題,相反,在外幣之債或比特幣之債中會存在當事人約定幣種突然升值的問題。但是,履行費用過高抗辯的前提是,債務人的履行費用與債權人的履行利益嚴重失衡,[113]在比特幣升值中,債權人的履行利益同樣因比特幣升值而提高,因此不存在失衡。[114]相反,在非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非法定貨幣之債中,由于其性質為對發行人的債權,因此更有可能發生履行不能。例如,發行人破產以后,所有的債權因清算而消滅,那么此種非法定數字貨幣客觀履行不能。而持幣人的賬戶也可能被發行人永久封禁,而陷入主觀履行不能,也即其再也無法取得此種貨幣。

          【作者簡介】
          馮潔語,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中德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
          【注釋】
          [1]我國案件參見“北京海淀法院發布8個涉互聯網商事典型案例之八:馮某訴A公司合同糾紛案”;外國案件如日本MTGOX株式會社破產案,東京地方裁判所平成26年(ワ)第33320號平成27年8月5日民事第28部判決。
          [2]參見“陳某訴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杭州互聯網法院成立兩周年十大影響力案件之三)。
          [3]Vgl. Beck/K?nig, Bitcoins als Gegenst and von sekund?ren Leistungspflichten, Ac P 215(2015), 655, 658.
          [4]參見楊延超:《論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楊曉晨、張明:《比特幣:運行原理、典型特征與前景展望》,載《金融評論》2014年第1期。
          [5]Vgl. Beck/K?nig, Bitcoins als Gegenst and von sekund?ren Leistungspflichten, Ac P 215(2015), 655, 658.
          [6]Vgl. Beck/K?nig, Bitcoins als Gegenst and von sekund?ren Leistungspflichten, Ac P 215(2015), 655, 658.
          [7]參見前注[4],楊曉晨、張明文。
          [8]參見前注[4],楊曉晨、張明文。
          [9]高航、俞學勱、王毛路:《區塊鏈與人工智能》,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頁、第246頁。
          [10]道垣內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擔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內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會の発展と民法學上巻』(成文堂、2019年)493頁參照。(該文的一部分已經翻譯成了中文,參見道垣內弘人:《比特幣的法律性質與交易所破產取回權的成立與否》,劉慧明譯,載渠濤主編:《中日民商法研究(第16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159頁。)
          [11]Vgl. 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 P 218(2018), 385, 403.
          [12]該部門規章已于2019年6月28日廢止。
          [13]李炳:《關于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究共識與展望》,載《金融理論與實踐》2018年第12期。
          [14]參見柯達:《論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載《科技與法律》2019年第4期。
          [15]在上述“周麗君與中金國際投資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翁家樂合同糾紛案”中,原告指出由于監管部門關閉交易平臺,原告所有的CNYH平臺幣失去了價值。由此可見,數字貨幣的價值源自于發行人的允諾。
          [16]楊曉晨、張明:《Libra:概念原理、潛在影響及其與中國版數字貨幣的比較》,載《金融評論》2019年第4期。
          [17]參見前注[4],楊延超文;趙天書:《比特幣法律屬性探析》,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18]當然,也有學者指出,這可能會使得民法的保護依賴于刑法的價值,而二者不一定總是并行不悖的。Vgl. 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 P 218(2018), 385, 408.
          [19]參見前注[4],楊延超文。
          [20]參見前注[18],趙磊文。
          [21]參見前注[17],趙天書文。
          [22]參見“金晨與北京火幣天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3民終3461號。類似觀點也參見“張琳琳與李彥鈺民間借貸糾紛案”,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陜01民終9832號。“濟南凱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孫呈昊買賣合同糾紛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終10232號。
          [23]參見“陳某訴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北大法寶引證碼CLI. C.84175716(杭州互聯網法院成立兩周年十大影響力案件之三)。
          [24]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79頁。
          [25]參見“李建鋒與北京葡萄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居間合同糾紛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終7176號。
          [26]參見“北京樂酷達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與綏化市華辰商貿有限公司,彭泉泉侵權責任糾紛一案”,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黑民終274號。
          [27]該案涉及以悖俗侵權方式獲取比特幣,根據中國法院網對案情的介紹,被告甲乙丙丁通過毆打等暴力方式,從原告處取得了比特幣。參見“閆向東等與李圣艷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二審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9)滬01民終13689號。
          [28]“Vgl. Mü Ko BGB/Grundmann, 8. Aufl.2019, BGB §245 Rn.10.
          [29]參見朱曉喆:《存款貨幣的權利歸屬與返還請求權》,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2期。
          [30]Vgl. Sebastian Omlor, Geldprivatrecht, Mohr Siebeck, 2014, S.117.
          [31]參見上注[29],朱曉喆文;孫鵬:《金錢“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權利流轉規則之重塑》,載《法學研究》2019年第5期。
          [32]Vgl. Staudinger/Omlor (2016) Vorbemerkungen zu §§244-248, A66-A68.
          [33]Vgl. Staudinger/Omlor (2016) Vorbemerkungen zu §§244-248, A62-A87.
          [34]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頁、第209頁;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81頁、第482頁。
          [35]參見上注[34],梁慧星、陳華彬書,第208頁。
          [36]Vgl. 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2. Aufl., C. H. Beck, 2020, S.238 f.
          [37]參見前注[31],孫鵬文。
          [38]參見王洪亮:《債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頁。
          [39]韓世遠:《合同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53頁。
          [40]Vgl. Heermann, Geld und Geldgesch?fte, Mohr Siebeck, 2003, S.44.
          [41]參見前注[38],王洪亮書,第108頁。
          [42]參見“馮某訴A公司合同糾紛案”,北大法寶引證碼CLI. C.74261012(北京海淀法院發布8個涉互聯網商事典型案例之八)。
          [43]參見前注[38],王洪亮書,第98頁。
          [44]Vgl. Heermann, Geld und Geldgesch?fte, Mohr Siebeck, 2003, S.24.
          [45]Vgl. D. Medicus, , , Geld muss man haben “, Ac P 188(1988), 489, 490.梅迪庫斯借助破產法的規定論證了債務人無資力(主觀不能)不影響貨幣之債的效力。根據原《德國破產法》第164條第1款(目前《德國支付不能法》第201條)規定,在常規清償程序終結以后,如果債權未獲滿足,那么債權人仍可向債務人主張。由此可見,債務人主觀不能,不構成履行不能。 Vgl. D. Medicus, , , Geld muss man haben “, Ac P 188(1988), 489, 491 f.
          [46]Vgl. Tonner/Krügger, Bankrecht, Nomos, 2020, S.160 f.
          [47]A. Spiegel, Blockchain-basiertes virtuelles Geld, Mohr Siebeck, 2020, S.46.
          [48]基于非法定數字貨幣欠缺法償性,其流通性也尚未被交易現實廣泛接受,實質問題應當貨幣之債的(類推)適用等理由,否定非法定數字貨幣(尤其是比特幣)的貨幣定性的,參見[德]塞巴斯蒂安·歐姆勒:《德國法與歐盟法下的金錢、貨幣數字化》,張佳麗譯,載《私法研究》2018年第1期。
          [49]例如,在“周麗君與中金國際投資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翁家樂合同糾紛案”中,原告購買的數字貨幣是由被告交易平臺發行的、由其他用戶持有的數字貨幣。參見“周麗君與中金國際投資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翁家樂合同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2175號。
          [50]參見梅夏英:《信息和數據概念區分的法律意義》,載《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6期。
          [51]2019年9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系列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對于數字人民幣“會堅持中心化管理,在研發工作上不預設技術路線,可以在市場上公平競爭選優,既可以考慮區塊鏈技術,也可采取在現有的電子支付基礎上演變出來的新技術。”,參見“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推進中國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70zn/fbh2/zbsl.htm , 2020年8月30日訪問。
          [52]針對有發行人的電子貨幣(E-Geld),德國法通說認為其為債權。Vgl. Mü Ko BGB/Casper, 8. Aufl.2020, BGB §675c Rn.30.此種觀點同樣適用于有發行人的非法定數字貨幣。
          [53]Vgl. Wieling, Sachenrecht.5. Aufl., Springer, 2007, S.24.
          [54]Vgl. Beck/K?nig, Bitcoin: Der Versuch einer vertragstypologischen Einordnung von kryptographischem Geld, JZ 2015, 130, 131.
          [55]對于此種觀點的評述也參見加毛明「仮想通貨の私法上の法的性質―ビットコインのプログラムコードとその法的評価」金融法務研究會『仮想通貨に関する私法上·監督法上の諸問題の検討』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news/news310339.pdf(2019)17頁。
          [56]參見前注[4],楊延超文。
          [57]Vgl. Beck/K?nig, Bitcoin: Der Versuch einer vertragstypologischen Einordnung von kryptographischem Geld, JZ 2015, 130, 130 f.
          [58]參見前注[29],朱曉喆文。
          [59]Vgl. Spindler/Bille, 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hrung, WM 2014, 1357, 1359.
          [60]此種觀點的介紹參見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 P 218(2018), 385, 406.
          [61]Vgl. Beck OGK/K?ndgen, 15.6.2020, BGB §675c Rn.132.
          [62]Vgl. Beck OGK/K?ndgen, 15.6.2020, BGB §675c Rn.132 ff.
          [63]參見前注[29],朱曉喆文。
          [64]Vgl. Spindler/Bille, 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hrung, WM 2014, 1357, 1360.
          [65]加毛明「仮想通貨の私法上の法的性質―ビットコインのプログラムコードとその法的評価」金融法務研究會『仮想通貨に関する私法上·監督法上の諸問題の検討』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news/news310339.pdf(2019)17頁。
          [66]道垣內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擔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內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會の発展と民法學上巻』(成文堂、2019年)494頁。
          [67]道垣內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擔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內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會の発展と民法學上巻』(成文堂、2019年)495頁。
          [68]Vgl. Mü Ko Ins O/Ganter, 4. Aufl.2019, Ins O §47 Rn.19, 19a.
          [69]東京地方裁判所平成26年(ワ)第33320號平成27年8月5日民事第28部判決參照。對于該案的介紹,參見羅勇:《論數字貨幣的私法性質》,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趙磊:《數字貨幣的私法意義》,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70]例如,加毛明采以當事人合意為基礎的權利說,加毛明「仮想通貨の私法上の法的性質―ビットコインのプログラムコードとその法的評価」金融法務研究會『仮想通貨に関する私法上の監督法上の諸問題の検討』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news/news310339.pdf(2019)24頁參照。道垣內弘人同樣采合意為基礎的財產權說,道垣內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擔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內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會の発展と民法學上巻』(成文堂、2019年)494、495頁參照。
          [71]參見紀海龍:《數據的私法定位與保護》,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6期。
          [72]參見上注,紀海龍文。
          [73]參見葉金強:《<民法典>第1165條第1款的展開路徑》,載《法學》2020年第9期。
          [74]相同觀點參見程嘯:《侵權責任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79頁。
          [75]例如,在“齊心月與蘇雨彤網絡購物合同糾紛一審民事裁定書”中,被告盜刷了原告QQ內的Q幣。參見“齊心月與蘇雨彤網絡購物合同糾紛一審民事裁定書”,山東省濟寧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2020)魯0891民初1407號。
          [76]參見“李攀登、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1民終11815號。
          [77]相反,梅夏英則認為通過合同不足以保護虛擬財產,其理由有二,其一用戶與運營商之間的合同關系如果免費合同關系,則很難成為民法上的合同關系,拘束力程度不明;其二,通過合同關系只能解決合同相對人之間的關系,無法解決第三人侵害的情況。參見梅夏英:《虛擬財產的范疇界定和民法保護模式》,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78]參見“馮某訴A公司合同糾紛案”,北大法寶引證碼CLI. C.74261012(北京海淀法院發布8個涉互聯網商事典型案例之八)。
          [79]道垣內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擔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內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會の発展と民法學上巻』(成文堂、2019年)496頁參照。
          [80]例如參見“許武浩、樸敏哲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案”,河南省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豫13刑終1204號;“孟陳林、劉鑄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03刑終1117號。
          [81]參見趙磊:《論比特幣的法律屬性》,載《法學》2018年第4期。
          [82]“對不起,弄丟了私鑰,只能怪你沒有擁有比特幣的這個命”, https://www.sohu.com/a/297594216_99978892, 2021年1月5日訪問。
          [83]參見前注[14],柯達文;前注[4],楊延超文。
          [84]參見前注[4],楊延超文。
          [85]參見前注[34],梁慧星、陳華彬書,第8頁。
          [86]道垣內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擔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內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會の発展と民法學上巻』(成文堂、2019年)494頁;Spindler/Bille, 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hrung, WM 2014, 1357, 1360; 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 P 218(2018), 385, 407.
          [87]Vgl. Sebastian Omlor, Geldprivatrecht, Mohr Siebeck, 2014, S.149.
          [88]Nur vgl. Medicus, Ansprüch auf Geld, Jus 1983, 897, 899.
          [89]Vgl. Mü Ko BGB/Füller, 8. Aufl.2020, BGB §948 Rn.7;
          [90]此種觀點源自黑克(Heck), Vgl.Heck, Grundripdes Sachenrechts,3 Aufl.,1930,Scientia Verlag Aaalen,1994,S.260 f.隨后成為了德國的絕對通說,vgl.Palandt/Herrler,79.Aufl.2020, BGB§94& Rn.3.對于黑克觀點的質疑,vgl.Brehm/Berger,Sachenrecht,3.Aufl.,Mohr Sie-beck,2014 S.459.其認為黑克舉的例子不具普遍性。因此仍然應當堅持所有的共有人達成合意后分割的觀點。
          [91]參見何德旭、姚博:《人民幣數字貨幣法定化的實踐、影響及對策建議》,載《金融評論》2019年第5期。
          [92]《德國民法典》第935條第2款規定善意取得同樣適用于貨幣遺失物與盜贓物的情況,進一步強化了善意取得在貨幣中的運用,以保護交易安全。Vgl. Mü Ko BGB/Oechsler, 8. Aufl.2020, BGB §935 Rn.14.
          [93]關于存款貨幣的返還應當如何評價,參見前注[29],朱曉喆文。
          [94]參見前注[4],楊延超文。
          [95]參見“陳某訴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 (杭州互聯網法院成立兩周年十大影響力案件之三)。
          [96]例如參見“霸州市新思鋼木家具有限公司訴東莞朗順五金塑膠制品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糾紛案”,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2008)霸民初字第215號。
          [97]例如參見“北京藍獅金橋投資有限公司與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委托合同糾紛上訴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終字第17307號。
          [98]此種觀點也受到我國仲裁實踐的支持,深圳國際仲裁院2018年公布的比特幣仲裁案中,當事人之間訂立以比特幣理財協議,但隨后理財受托人不愿返還比特幣,并主張比特幣理財合同無效。仲裁庭針對這一點認為,“并無法律法規明確禁止當事人持有比特幣或者私人間進行比特幣交易,而是提醒社會公眾注意有關投資風險。”深圳國際仲裁院歸納的裁判要點同樣提及,“私人間訂立的比特幣歸還契約并未違反法律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應認定為無效。中國法律法規并未禁止私人持有及合法流轉比特幣。”參見“深國仲案例精選比特幣仲裁案”, https://mp.weixin.qq.com/s/U_q Dg QN9hce LBbp Q13e Ed Q, 2021年1月2日訪問。當然,這一仲裁案件最終被我國法院以違反公序良俗為由而撤銷。
          [99]Vgl. Spindler/Bille, 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hrung, WM 2014, 1357, 1362; Erman/Grunewald, 15. Aufl.2017, §480 BGBRn.1.
          [100]Vgl. Beck/K?nig, Bitcoin: Der Versuch einer vertragstypologischen Einordnung von kryptographischem Geld, JZ 2015, 130, 137;相同意見參見G. Wagner對Langenbucher提出的質疑,vgl. Hamann, Diskussionsbericht zum Referat von Katja Langenbucher, Ac P 218(2018), 430, 432.
          [101]同樣指出這一點的如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P 218(2018), 385, 413.
          [102]法定貨幣的法償性是其公法屬性,這并不影響在私法中,當事人可以約定排除支付法定貨幣。 Vgl. Staudinger/Omlor (2016) Vorbemerkungen zu §§244-248, B81.同樣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參見前注[14],柯達文,但其混淆了貨幣的公法與私法屬性。
          [103]Vgl. P. Heck, Grundriβdes Schuldrechts, Mohr, 1929, §6, 6, S.24.
          [104]參見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科學技術研究所:《使用數字貨幣芯片卡進行數字貨幣支付的方法和系統》,專利號:CN107230052A。
          [105]Vgl. Mü Ko BGB/Krüger, 8. Aufl.2019, BGB §270 Rn.18.
          [106]Mü Ko BGB/Krüger, 8. Aufl.2019, BGB §270 Rn.20.
          [107]參見“深國仲案例精選比特幣仲裁案”, https://mp.weixin.qq.com/s/U_q Dg QN9hce LBbp Q13e Ed Q, 2021年1月2日訪問。
          [108]Vgl. Jauernig/Stadler, 18. Aufl.2021, BGB §288 Rn.2.
          [109]Vgl. Lorenz K?hler, Zur Entmythisierung der Geldschuld, Ac P 206(2006), 805, 821f.
          [110]當然,該說同樣認為,應當允許債權人選擇比特幣之債抑或法定貨幣之債。參見前注[4],楊延超文。
          [111]Vgl. Beck/K?nig, Bitcoins als Gegenstand von sekund?ren Leistungspflichten, Ac P 215(2015), 655, 663 f.
          [112]例如,Spiegel舉的例子是所有的比特幣均被挖出,且持幣人均不愿出售。 Vgl. A. Spiegel, Blockchain-basiertes virtuelles Geld, Mohr Siebeck, 2020, S.80.
          [113]Vgl.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16 Aufl., Vahlen, 2018, S.167 f.
          [114]Vgl. Beck/K?nig, Bitcoins als Gegenstand von sekund?ren Leistungspflichten, Ac P 215(2015), 655,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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