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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在別處
    2021/8/6 10:34:35  點擊率[213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微信公眾號:言志說法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事實真相;案卷材料;立場
      【全文】

        案卷材料以及庭審調查中反映出來的案件事實就一定是事實真相嗎?如果是事實真相,是不是已經完整地再現了所有能夠影響定罪量刑的全部事實和情節?在言之鑿鑿“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裁判中,存不存在人為對事實進行添附、刪除和再解釋的過程?以致力于發現真相為目的的訴訟會不會在發現真相過程中,同時喪失了真相?上述這些問題不僅沒有隨著筆者實務經驗的積累有所消減,反而越來越讓筆者有一種真相在別處的認識。
       
        這當然和訴訟中證據資源的有限性有關,殘缺和有限的證據資源常讓案件真相撲朔迷離,讓人不明就里。但筆者認為,訴訟過程中主要事實陳述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及證人,以及充當事實發現者的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在對案件事實陳述以及事實發現過程中頭腦中的“前見”同樣是導致真相在別處的重要原因,而且這一原因往往被大家忽視。
       
        “前見”是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 是指解釋主體在理解對象之前已經存在于頭腦中的意識結構,是主體解釋的先決條件。“前見”之所以在訴訟過程中會影響到真相的發現,是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及證人在陳述事實過程中,以及警察、檢察官、法官在發現和證成事實過程中,都不可能會是一種無意識、無目的性的行為,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受到已經存在于頭腦中先前意識的影響,并按照自己的立場對經歷的事實和發現的事實進行歸納、整理和解釋。
       
        因為受到自身立場的影響,在歸納、整理和解釋過程中,會互相確證偏見的問題,即只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或者從有利于己的角度對事實進行解釋,這就可能導致陳述和發現的事實不一定就是案件的真相或者未能全部反映出案件真相。
       
        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因為自身知識結構和應對訴訟能力、經驗的不足,導致對事實相關要素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出現偏差,并不都能把有利于自己的事實和情節陳述出來,出現有冤無處訴、有苦說不出來的情形。
       
        而作為事實發現者的偵查人員、檢察官和法官,在發現事實和證成事實過程中,大都會從符合構成要件和有利于歸責的角度,有意或無意的用已經存在于頭腦中的意識結構對事實進行形塑和解釋。他們在形塑和解釋過程中,會重點關注一部分事實,并會用帶有規范性和評價性的法律語言對陳述者日常生活用語進行歸納和總結。
       
        這種規范性和評價性的法律語言雖然讓事實類型化,有助于在法律上評價行為人的行為,但同時卻可能在突出某一事實情節的同時,忽略甚至是忽視另一事實情節,從而導致證成的事實沒有完全能夠反映出事實真相。
       
        為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筆者以實踐中一些偵查人員為證成行為人主觀明知,在訊問過程中,常會使用“難道你不知道或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問題”的問法作為實例進一步分析。偵查人員向行為人提出這一問題的目的是讓行為人進行解釋,并通過行為人的解釋是否合理來判斷其主觀是否明知。
       
        但這樣的一種問法:一是偵查人員在心中已經形成了前見,按照已經存在于頭腦中的意識結構,認為行為人的行為不合理,所以才會要求行為人進行解釋。二是這樣帶有質疑性的問法,很容易讓行為人產生事后諸葛亮的思維,不是站在行為當時而是站在事后反思和檢討自己的行為。
       
        實踐中,不少犯罪嫌疑人即便在行為當時,根本就沒有考慮或在意過其他人的行為,但在從事后角度反思和檢討后,會有一種原來如此和恍然大悟的感覺,自覺或不自覺就認同偵查人員的說法。偵查人員這樣問是為了發現事實,犯罪嫌疑人回答“知道有問題”也符合接受訊問時的內心想法,沒有做不實陳述。偵查人員這一訊問過程一旦形成筆錄進入案卷材料后,案卷材料所反映的事實就不一定是案件的真相。
       
        真相在別處的說法并不是認為案件真相不能被發現,而是提醒真相發現的過程,同樣可能是真相喪失的過程,我們需要重視“前見”對事實陳述和事實發現的影響。尤其是對于事實發現者——警察、檢察官、法官而言,要盡可能摒棄先入為主和事后諸葛亮的思維方式,要設身處地地站在行為人當時所處的具體背景下考慮問題,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判斷。

      【作者簡介】
      袁志,法學博士,北京煒衡(成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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