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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理債權讓與中債務人的抗辯
        馮潔語;吳吉
        2021/8/6 10:44:32  點擊率[13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債權
          【出處】《人民司法(應用)》2021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保理合同;債權讓與;追索權
          【全文】

            我國民法典第三編第十六章新增了保理合同。在民法典頒布以前,保理合同作為無名合同已經成為了債權人重要的融資手段,我國理論界與司法實踐均認可保理合同的效力,并指出保理業務的核心是債權讓與,[1]理論界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將保理區分為保理合同與債權讓與兩個層面。其中,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定性為借款合同,債權讓與起到讓與擔保的作用;無追索權的保理合同定性為債權買賣合同,債權讓與是其履行行為。[2]此種觀點得到了民法典的確認。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六條和第七百六十七條采納了有追索權與無追索權保理合同的分類,也明確了有追索權保理中,債權讓與構成讓與擔保,保理人有清算義務。既然保理以債權讓與為核心,那么對于保理規則的研究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債務人保護體系的構建,因為債務人保護是債權讓與的基本原則。在債務人保護體系的構建中,債務人享有何種抗辯權至關重要。根據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九條的規定,在保理中可適用債權讓與的規定。據此,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條關于債權轉讓后債務人抗辯的規則同樣適用于保理債權讓與,但第五百四十八條適用到保理債權讓與中存在兩點疑問:其一,因第五百四十八條本身的模糊性,債務人享有何種程度的抗辯不明;其二,第五百四十八條作為債權讓與一般規則,能否完全適用于作為商事交易的保理債權讓與中存在疑問。
           
            此外,債務人抗辯問題也涉及我國立法和司法體系的進一步整序。一方面,民法典對于保理合同沒有嚴格根據保理合同與債權讓與二分的結構進行規定,保理合同一章中的部分條文就其法律性質而言,屬于債權讓與的規定,而非保理合同的規定。例如,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條針對債務人虛構債權的抗辯與債權讓與中債務人抗辯的關聯亟待明確;另一方面,民法典之前法院關于保理債權讓與中債務人保護的審判經驗并未完全被民法典所吸收,在民法典實施以后,這些特殊規則能否繼續適用、如何繼續適用均須進一步探討。
           
            一、債務人抗辯體系的理論依據
           
            (一)債權流通性、債務人保護與債權統一性的協動與張力
           
            債權讓與制度如何構造?這一直以來是法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與物權的移轉不同,債之關系是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羅馬法以來,一直有債是當事人之間的法鎖的觀念。如果恪守這一觀念,則債權讓與是債之關系主體的變更,讓與必然導致債權同一性的喪失,債權因此無法讓與,[3]所以羅馬法債權轉讓只能通過債的更新、自己事務的代理和擴用之訴移轉3種替代制度進行。[4]但這3種制度或需要債務人參與,或無法使得受讓人徹底取得債權,存在種種缺陷。因此,后世債權讓與理論的構建,均不斷試圖在維持債權同一性的前提下,實現債權的自由流轉。以普芬道夫為代表的自然法學說將債權類比物權,債權同樣為財產權的客體,因此可以適用物權移轉的規則。[5]此種理論下,債權讓與不影響債權的同一性,例如,奧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394條規定:“受讓人基于被讓與的權利而具有的權利,與讓與人的權利完全相同。”債權讓與也無須債務人同意。在將債務人排除出債權讓與之后,始生債務人保護的問題。由此可見,債權讓與涉及債權流通性與債務人保護兩種利益的權衡。
           
            債權讓與中兩種利益的衡量同樣體現在我國民法典中,并呈現出立法者更為重視債權流通性利益的趨勢。民法典增設保理合同部分,明確不論是現有還是將來的應收賬款債權均可以作為保理債權讓與的標的,表明了我國立法者試圖明確保理債權讓與的規則,以促進債權流通,為企業提供新的融資手段。[6]在我國債務人抗辯體系的構建中,同樣應當重視兩種利益的協調,以及立法者的價值取向。
           
            在此基礎之上,應進一步考慮債權同一性對債權讓與中利益衡量的影響。我國新近學說認為,債權同一性是債務人保護利益的理論總結,也是這些規則的理論基礎。[7]但是,就債權讓與的理論發展來看,債權同一性不僅涉及債務人保護的利益,而且涉及債權流通性利益。
           
            就債權流通性而言,債權受讓人取得債權是為了最終收取債權利益,債權同一性保證了受讓人可以同時取得債權所附的一切具備從屬性的擔保性權利。因為債權讓與不改變債權的內容與特質,只是使得受讓人完整取得了債權人的地位。與之相應,抵押等從權利基于移轉上的從屬性同樣歸屬于債權受讓人。[8]如果債權讓與不具備同一性,那么從權利根據消滅的從屬性,同樣消滅。對于受讓人而言,維持債權的同一性對于債權回收更為有利,債權讓與不應使得債權的價值減少。當然,其從更實質的角度指出,之所以移轉從權利等,是因為避免債權出讓人變現其債權時存在困難。[9]
           
            就債務人保護而言,債權同一性意味著債權受讓人僅得向債務人主張當初約定范圍內的給付內容,并且受讓人繼受與債權相對的抗辯。[10]人大法工委在對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條的說明中同樣指出,受讓人享有的權利不應優于讓與人曾享有的權利,而是僅享有與讓與人相同的權利。[11]換言之,債權同一性保障了債務人可以繼續向新債權人主張對原債權人的抗辯。
           
            由此可見,盡管債權讓與涉及兩種利益的衡量,但是債權同一性作為債權讓與法律構造的理論起點,本身不偏向于任何一種利益,其客觀效果既保障債權的流通性,也保護債務人。
           
            (二)債務人抗辯的三重依據與保理的特殊考量
           
            正如上文所述,債權讓與中債務人享有抗辯的依據之一是債權同一性。債權同一性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債權同一性是指債權受讓人取得的是出讓人所擁有的債權,因此,在債權讓與之前,債權上所負擔的所有反對權(抗辯、抗辯權和形成權)均延續。[12]此種情況下,債權讓與和物權的移轉是類似的,在物權移轉中,如果所有權上負有定限物權,那么,受讓人所取得的所有權同樣是有負擔的。
           
            但是,債權同一性的內涵不止于此。與所有權不同,債權往往源自于廣義的債之關系,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是雙務合同。在雙務合同中,債權同一性不僅指單個債權的同一,而且也包括整個債之關系的同一性,即廣義的債權同一性。換言之,在債權讓與中,不僅需要考慮被轉讓債權本身的同一性,而且要考慮與之有緊密聯系的對待債權的影響。[13]我國民法典同樣考慮到了此種同一性,例如,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五條規定了雙務合同的同時履行抗辯。在雙務合同中,兩個債權的命運應當是相同的,即使在債權讓與以后,此種給付與對待給付之間的聯系仍應存續。
           
            基于債權同一性,債務人可以繼續對新債權人主張其原有的各項抗辯。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債權同一性固然起到了保護債務人的作用,但這只是債權同一性的客觀效果。在債務人抗辯體系的構建中,債務人保護的利益衡量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在債權讓與中無須債務人的參與,因此,債務人的地位不應惡化,以此作為對債務人的補償。[14]盡管債務人享有的大部分抗辯均源自債權同一性,但是債務人保護的思想一方面起到界定債務人權利范圍的作用,另一方面債務人在債權同一性以外,也享有基于債權讓與處分行為所生的抗辯。此種抗辯與同一性未必相關。
           
            值得關注的是,上述一般債權讓與中債務人的抗辯是否均能適用于保理債權讓與?回答這一問題須考慮保理債權讓與的特殊性。此種特殊性源自保理所轉讓的債權是應收賬款債權,即金錢債權。與其他債權相比,金錢債權在現代經濟發展中起到重要的融資功能。除了保理以外,民法典第四百四十條第(六)項規定了應收賬款質押。此種對于金錢債權流通性的特別優待,也體現在對債權讓與禁止特約效力的修改,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條第二款否定了當事人之間關于金錢債權讓與禁止的對外效力。[15]此外,對于債務人而言,金錢債權的履行成本較低,且金錢債權的人身屬性較弱。
           
            此種對于金錢債權流通性的重視,應當貫徹于保理債權讓與的解釋論構造中。就邏輯和概念構造來看,由于債權同一性是債權讓與的基本特征,因此,債務人基于債權同一性而享有的抗辯同樣可以適用于保理債權讓與,以避免邏輯上的矛盾。相反,債務人基于債務人保護思想而享有的抗辯是否同樣可以適用于保理債權讓與,則需要進行個案探討。
           
            二、保理債權讓與中債務人抗辯的類型化
           
            (一)基于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關系的抗辯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條規定,債權讓與通知以后,債務人得向債權受讓人主張對讓與人的抗辯。就文義而言,此種抗辯源自債務人與債權讓與人的法律關系,既包括債務人對債權讓與人享有的抗辯權,例如時效抗辯,[16]也包括債務人享有的其他訴訟上的抗辯(權利阻卻抗辯與權利消滅抗辯),如產生債權的基礎關系不成立、產生債權的基礎關系嗣后消滅等抗辯事由。例如,債務人與債權讓與人之間雖然訂立了100萬元的借款合同,但債權讓與人實際僅交付給債務人70萬元,因此實際發生的債權僅為70萬元。債權讓與以后,債務人同樣可以向債權受讓人主張此種抗辯。此外,在債權讓與以前,債務人享有的形成權,例如撤銷權等,基于狹義的債權同一性,也得繼續向債權受讓人主張。
           
            此種基于狹義債權同一性而產生的抗辯屬于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條中的抗辯自不待言,有疑問的是,在債權讓與以后,債務人能否向受讓人主張基于廣義債權同一性產生的抗辯?就第五百四十八條的文義而言,其所指抗辯應為債權讓與通知以前債務人享有的抗辯,但不論是學說還是司法實踐,均認為即使抗辯事由產生于債權讓與通知以后,基于廣義債權同一性產生的抗辯也得向債權受讓人主張,以避免債務人遭受不利后果。在債權讓與通知之后,債務人享有的抗辯范圍與通知之前相同。實踐中,常見的債務人在通知以后的抗辯有兩類。其一,基于雙務合同對待給付牽連性而生的抗辯權。例如,在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沙分行、江西煤業物資供應有限責任公司合同糾紛案中,在保理債權讓與通知以后,債權出讓人一直沒有交貨,因此,債務人拒絕向保理人履行。[17]此種情況下,雖然債權讓與之時,債務人尚無法主張雙務合同的抗辯,但是債務人支付價款的給付義務與債權出讓人交付貨物的給付義務在廣義的債之關系中具備牽連性,此種牽連性不應受到債權讓與的影響。因此,未履行完畢雙務合同的抗辯同樣屬于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條所稱的抗辯。其二,隨著債之關系發展而產生的新的形成權,例如,在債權讓與之后,債權出讓人違約,導致債務人享有解除權。對此存在爭議。少數說認為,此時債務人不得主張解除,因為此種情況應當與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條作統一解釋,在債權讓與以后,具備對抗要件的債權受讓人利益優先于債務人利益,其地位不應受到解除的影響。[18]但主流觀點認為,債務人仍得基于廣義債權同一性主張解除權,如果禁止債務人主張解除權,會導致雙務合同中的一方當事人以債權讓與的方式避免解除的后果,那么解除制度的目的不能實現。[19]從債務人解除權的來源看,此種解除權源自廣義的債權同一性,是因為與被轉讓債權相牽連的債權發生履行障礙而產生的權利,因此,債務人仍應有權主張。有疑問的是,債務人應當向債權出讓人主張解除還是向債權受讓人主張解除。學說上認為,由于解除的是整體合同,因此,應當向債權出讓人解除。[20]但事實上,就債務人保護和所涉當事人的利益兩個角度來看,對于債務人而言,在對債權受讓人的訴訟中,提出解除作為抗辯更為便利;對于債權受讓人而言,由于解除導致其債權嗣后消滅,因此,對受讓人的影響較之出讓人更大。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以為由債務人選擇解除權行使的對象更為合理。[21]
           
            盡管債務人享有的基于基礎關系的抗辯,通常而言均以債權同一性為依據,但也存在例外。具體而言,債權讓與以后、通知以前,債務人如果明知債權已經讓與,此時其是否仍能與債權出讓人達成變更、終止或消滅被轉讓債權的法律行為?根據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五條的規定,保理債權讓與中,如果已經通知債務人,則債務人不得與債權出讓人達成變更或終止基礎關系的約定。人大法工委的釋義認為,在債權讓與通知以前,債權讓與對債務人不生效力,因此,債權出讓人仍為債權人,債務人有權向其為一切法律行為,包括免除、延期、清償等。[22]根據此種解釋,債務人在接受通知以前,不論其主觀狀態是否為善意,均可與債權出讓人達成諸如免除債務的約定,并以此對抗債權受讓人。以已經清償的抗辯為例,根據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條、第五百四十八條和第七百六十五條,保理債權讓與以后、通知以前,債務人即使明知債權已經讓與給保理人,仍可以向債權出讓人為有效的清償。
           
            此種解釋在學理和司法實踐中均存在質疑。我國多數學者認為,從價值判斷角度來看,惡意的債務人不得保護,因此主張引入誠信原則,對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條和第七百六十五條進行限縮,債權讓與通知的效力僅保護善意的債務人。[23]我國司法實踐對于這一問題則存在觀點上的反復。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涉及金融不良債權轉讓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第2條第2句規定:“不良債權已經剝離至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又被轉讓給受讓人后,國有企業債務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不良債權已經轉讓而仍向原國有銀行清償的,不得對抗受讓人對其提起的追索之訴,國有企業債務人在對受讓人清償后向原國有銀行提起返還不當得利之訴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盡管該《紀要》適用于國有企業之間的金融不良債權轉讓,但是在《關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發(2009)19號〈會議紀要〉若干問題的請示之答復》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據《紀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國有企業債務人的金融不良債權轉讓糾紛案件,亦應參照適用《紀要》的規定。據此,可以認為,我國司法實踐在一般債權讓與中,同樣以債務人的主觀狀態作為其是否能提出抗辯的標準。但是,在某保理再審案件中,法院在說理部分指出,債務人在沒有收到債權轉讓通知前,不論其是否實際知曉債權轉讓的情況,債權轉讓對債務人均不發生法律效力,債務人仍應向原債權人履行債務。這一觀點又回到了以通知作為債務人清償抗辯的唯一標準上。
           
            以債務人主觀狀態作為判斷標準是合理的,在保理債權讓與中更應當貫徹保護善意債務人的理念。從債權讓與的基本構造來看,在債權轉讓以后,債權已經歸屬于債權受讓人,通知是債權受讓人對債務人主張權利的要件。在讓與以后、通知以前,固然受讓人無法向債務人收取債權,但這是否意味著債務人在惡意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向債權出讓人清償?這一問題不是債權同一性或是債權讓與本身法理構造能解決的,而是取決于法律秩序的價值判斷。從價值判斷來看,以通知作為唯一判斷標準的優勢在于,通知是一種客觀標準,有利于構建客觀的債務人保護標準,以避免債務人地位的不確定。換言之,允許惡意債務人在讓與以后、通知以前繼續向債權出讓人清償,并對抗受讓人,本質上體現的是債務人保護優先于債權流通。在一般債權讓與中,固然可以認可此種價值判斷,但是由于保理債權讓與涉及的普遍是金錢債權,流通性較強,債務人在清償金錢債務時,更有必要明確債權人的身份。因此,筆者認為,即使在通知以前,基于誠信原則,惡意的債務人亦不得向債權出讓人清償,并以此對抗保理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對債務人善意、惡意的判斷,不能取決于保理行為是否經過登記。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條條規定的登記僅僅是保理債權讓與對外效力的產生要件,不對債務人產生不利影響。保理人不能僅以保理債權讓與已經登記,就主張債務人構成惡意。
           
            (二)基于債權人與保理人之間關系的抗辯
           
            除基于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關系而產生的抗辯以外,債務人也得主張基于債權人與保理人之間關系所產生的抗辯。根據保理中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二分法,債權人與保理人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相應分為保理合同關系與保理債權讓與關系。
           
            1.基于保理債權讓與關系產生的抗辯。學理普遍認為,債務人可以向債權受讓人或保理人主張基于保理債權讓與的瑕疵。司法實踐中,常見的保理債權讓與瑕疵是保理債權讓與的標的物是將來的應收賬款,此種將來應收賬款不符合處分標的物的確定與特定原則,故而導致保理債權讓與無效。例如,在卡得萬利商業保理(上海)有限公司訴福建省佳興農業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糾紛案中,二審法院認為,本案所轉讓的應收賬款是將來應收賬款,需要滿足確定與特定原則,但本案中,當事人僅約定了該將來應收賬款的期間,交易對手、交易標的及所生債權性質等債之要素均未提及,亦無其他可對該將來債權予以確定的約定。[24]保理債權讓與無效的法律效果與物權變動無效的效果相同,受讓人沒有實際取得債權。此種情況下,即使通知了債務人,債務人也得以債權受讓人或保理人不是真實的債權人為由進行抗辯。
           
            除了保理債權讓與因違反確定與特定原則無效以外,債權讓與作為處分行為同樣可能因當事人欠缺行為能力、無處分權或者通謀虛偽等原因而無效。例如,在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訴上海公路橋梁(集團)有限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中,債權人的負責人與保理人訂立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該負責人又通知了債務人。隨后,該負責人涉嫌刑事犯罪。[25]本案解決的關鍵在于保理債權讓與是否因債權人的負責人涉嫌犯罪而存在效力瑕疵。如果保理債權讓與因欺詐等原因而被債權人撤銷,那么債務人可以基于該抗辯拒絕向債權受讓人履行。
           
            2.基于債權人與保理人之間保理合同關系產生的抗辯。目前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爭議較大,通說認為這一問題涉及債權讓與是否采無因性。[26]在采無因性構造的情況下,保理合同無效,不影響保理債權讓與的效力。此種情況下,債務人自然不得主張保理合同的瑕疵。但在有因性構造下,保理合同無效,保理債權讓與同樣無效,因此保理人不是實際債權人,債務人當然可以以此為由進行抗辯。
           
            兩種觀點背后反映的價值判斷是債務人保護和債權流通性,何種利益應當優先?如果認為債務人保護的利益優先,那么應當允許債務人審查保理合同的瑕疵;如果認為債權流通性的利益優先,那么應當否定債務人審查保理合同的權利,否則的話,保理人的證明責任過重。從保理的特殊性來看,在保理中,應當更加重視債權的流通性,因此,有必要簡化保理人的證明責任,簡化債權的收取程序,以促進其流通。
           
            我國學說在此價值判斷的基礎上,試圖通過債權相對性等理論,限制債務人的抗辯。例如,有學者認為,如果允許債務人主張債權買賣合同的瑕疵,違反了債之關系的效力僅涵蓋創設法債之關系的主體的基本思想,換言之,債務人的抗辯因債之相對性原則而被切斷。[27]例如,如果債權買賣合同中,原債權人因錯誤而享有撤銷權但尚未行使時,債務人不得以此對抗債權受讓人,因為撤銷權僅得由撤銷權人行使。
           
            我國目前司法實踐同樣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紀要》第5條規定了國有企業作為債務人可以主張債權讓與的合同關系無效,但是需另案主張;如果不另外提起無效之訴,僅以此為由抗辯,則法院不予支持。這一規則一方面明確了國有企業債務人可以主張債權買賣合同、保理合同等存在無效的情況,另一方面又規定必須以訴訟方式行使,以避免債務人過度行使權利。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李杰與遼寧金鵬房屋開發有限公司金融不良債權追償糾紛案,[28]和指導案例第34號李曉玲、李鵬裕申請執行廈門海洋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廈門海洋實業總公司執行復議案中,[29]法院均認為,由于債務人未以訴訟方式主張債權轉讓合同無效,故而不得主張此種抗辯。
           
            筆者以為,上述維護債權流通性、限制債務人對于債權讓與合同瑕疵抗辯的觀點更應該適用于保理合同,在保理中,更應該限制債務人針對債權讓與合同的抗辯。也就是說,債務人沒有審查保理合同的權利,也不應當主張保理合同無效的抗辯,以此簡化保理人收取債權的程序。
           
            (三)小結
           
            與一般債權讓與相比,保理債權讓與更側重債權流通性。在此種價值判斷之下,應當盡可能限制債務人的抗辯。債務人的抗辯或源自債權同一性,或源自債務人保護的思想,前者是債權讓與的邏輯起點,因此無法以價值判斷為由進行限制,唯有基于后者的抗辯,應當讓位于債權流通。在此基礎上,應當在兩個方面限制債務人的抗辯:一方面,在債權讓與以后、通知以前,如果債務人明知債權已經讓與,不得向債權出讓人履行債務,并以此對抗保理人;另一方面,債務人也沒有審查保理合同的權利,以此簡化保理人收取債權的程序。
           
            三、債務人抗辯的排除
           
            盡管債務人享有上述抗辯權,但在特定情況下,債務人不得主張其享有的抗辯權。一方面,債務人可以通過意思表示的方式,放棄其享有的抗辯權;另一方面,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條規定了債務人不得對善意的保理人主張債權是通謀虛偽的抗辯。
           
            (一)債務人放棄抗辯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條是任意性規范,[30]債務人可以放棄其享有的抗辯。對此,存在兩點疑問:其一,我國實踐中大量所謂的債務人確認應收賬款真實的效力應當如何認定?這一問題事關債務人放棄抗辯的構成要件;其二,債務人可以放棄哪些抗辯?這一問題事關抗辯放棄的法律效果。當然,這兩個問題的核心均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解釋。
           
            1.債務人放棄抗辯的意思解釋。我國實踐中經常將債務人簽訂的應收賬款真實性承諾書或者應收賬款轉讓的確認書,理解為債務人放棄了抗辯。例如,在南京新一棉紡織印染有限公司與合肥科技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國路支行等合同糾紛上訴案中,債務人在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中以債務人的身份簽收確認,并承諾賣方已經按照基礎交易合同的約定履行了基礎交易合同項下的主要義務和其他已到期的義務。法院據此認為,上述承諾應理解為南京新一公司向合肥科技農行認可瑞安棉業公司已履行交貨義務,應當發生抗辯切斷的法律效果,基礎交易關系債務人再就其承諾的相應事項向受讓人提出抗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31]這一案例反映了我國法院對于債務人確認書、債務人承諾書的基本立場。
           
            此種立場體現的是債權受讓人或保理人利益優先的價值判斷。就比較法來看,早期德國法院同樣持此種立場。例如德國帝國法院在1913年的案例中明確表示,通過債務人的表示,以明確債權存續,這是債權受讓人的典型需求。在商事交易中,很難想象債權受讓人與債務人之間的詢問與回復,不具備交易特征。通常來說,如果債務人承認被轉讓的債權,而非僅承認債權讓與,那么,他知道也愿意遵守其承諾。[32]但是之后德國法的學說與案例均發生了轉向。一方面,德國的司法案例雖然仍試圖以債務承認作為理論基礎來解釋債務人的真實意思。但是在若干案例中,德國聯邦法院的觀點也發生了松動,認為如果債務人不知抗辯,則通常來說不會放棄。另一方面,德國的學者則更為激進,目前德國的通說認為,應當采保護債務人的解釋方式。而以卡納里斯為代表的少數學者甚至進一步認為,在通常情況下,債務人的確認書或承認書不是放棄抗辯的意思表示,而是意思通知,僅表明其知曉了債權讓與的事實。因為對于債務人而言,放棄抗辯毫無任何利益,其從債權讓與中無法獲益,不會關心債權出讓人能否通過債權讓與獲得融資。[33]債權受讓人只能通過權利外觀理論獲得保護。
           
            此種轉向值得重視。在我國法的解釋上同樣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并遵守意思表示解釋的一般規則。債權受讓人要求債務人確認債權真實,是否構成請求債務人放棄抗辯的要約?這一問題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在債權讓與中,為了保護債務人,應當對債務人的意思作限制解釋。[34]如果債務人沒有參與債權讓與,對債權讓與并無利益,那么,在文義不明確的情況下,不應將債權出讓人和債務人的意思解釋為要約與承諾,而應將債務人的確認書或承諾書解釋為意思通知。例如,債務人僅在保理人提供的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上簽字,不構成放棄抗辯的意思表示。第二,只有在文義明確、清晰的情況下,才能將債務人的意思解釋為放棄抗辯的意思表示。尤其是在債務人對于債權融資本身存在利益或者明知債權受讓人接受債權以其確認為前提的情況下,更應當作此種解釋。比較法上也有觀點認為,此種情況下,可以認為債務人作出了債務承諾。[35]
           
            2.債務人放棄抗辯的范圍。如果認為債務人所簽的確認書或承諾書構成放棄抗辯的意思表示,則應進一步考慮債務人放棄抗辯的范圍。這一問題的出發點同樣是債務人意思的解釋。通常而言,放棄抗辯的意思須以明示方式的作出,并不限于在債權讓與之后作出,事先放棄同樣是有效的。但實踐中,也常見以概括放棄抗辯的條款作出放棄的意思表示。對于債務人而言,如果概括放棄的條款能夠識別所放棄抗辯的范圍,則該條款有效。[36]實踐中,如果當事人僅確認了應收賬款的金額,或者基礎關系的真實性,那么法院認為債務人僅放棄了關于債權數額或基礎關系無效的抗辯,而沒有放棄其他的抗辯權。[37]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債務人享有的抗辯不限于抗辯權,也包括權利消滅的抗辯等。債務人能夠放棄抗辯權自不待言,因為抗辯權作為債務人的主觀權利,其當然可以放棄,但其他如產生債權的基礎關系違反公序良俗無效等抗辯能否放棄則存在疑問。
           
            (二)保理中債務人虛構債權的抗辯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條規定,在保理中,債務人不得以債權是虛構的,對抗善意保理人。就該條的文義與體系位置來看,該條的適用范圍限于債務人針對虛構債權的抗辯。人大法工委對于該條的適用范圍列舉了兩種情況:其一為債務人與債權人以通謀虛偽的方式制造了債權存在的外觀;其二為債務人向保理人確認債權真實。[38]
           
            就前者而言,盡管通謀虛偽的意思表示無效,但此種無效不應損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在立法與解釋上或認為通謀虛偽的意思表示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如日本民法典第94條),或認為對善意第三人而言,通謀虛偽的意思表示構成真意保留,不得主張無效。[39]
           
            就后者而言,正如上文所述,此種情況下是債務人意思解釋的問題。與一般債權讓與中債務人抗辯放棄不同,第七百六十三條為保理債權讓與中債務人針對特定抗辯的放棄提供了新的價值判斷,為的是便于債權融資、減輕保理人的審查義務。[40]此外,在保理業務中,保理人是否放款,非常依賴債務人的確認。因此,基于此種價值判斷,在保理債權讓與中,在解釋債務人針對債權真實性的確認書與承諾書時,應當更偏于解釋為債務人具備放棄相關抗辯的意思表示。
           
            結語
           
            債權讓與涉及債權流通性和債務人保護兩種利益的衡量,而債權同一性作為債權讓與的邏輯起點,同時起到了維護兩種利益的功能。債權同一性可以分為狹義的債權同一性和廣義的債權同一性,二者均是債務人抗辯的重要來源,但僅憑債權同一性無法解釋債務人享有的全部抗辯。現代民法為了補償債務人,而以債務人保護為基本理念,又賦予債務人其他抗辯。保理債權讓與作為一種特殊的債權讓與形式,更強調債權流通性。此種維護債權流通的價值判斷,也影響了保理債權讓與中債務人抗辯體系的構建。由于債權同一性是債權讓與的邏輯起點,債權同一性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債權讓與不受價值判斷的影響,因此,在保理債權讓與中,只能限縮債務人基于債務人保護理念而享有的抗辯。此外,即使債務人享有的抗辯,也會因不同的原因而被排除,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債務人放棄抗辯。對此,應當作嚴格解釋。

          【作者簡介】
          馮潔語,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注釋】
          [1]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論”,載《法學》2019年第12期;孫超:“保理所涉糾紛中的利益衡量與裁判規則”,載《人民司法》2016年第32期。
          [2]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論”,載《法學》2019年第12期。
          [3]Vgl. Kaser/Knutel/Lohsse, Römisches Privatrecht, 21. Aufl., C. H. Beck, 2017, S.331.
          [4]Vgl. Klaus Luig, Zur Geschichte der Zessionslehre, Boehlau, 1996, S.4;[意]彼得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頁。
          [5]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OCTO, translated by C. H. Oldfather and W. A. Oldfather, AT THE CLARENDON PRESS and HUMPHREY MILFORD, 1934, Book 4, Chapter 4, 1, Book 4, Chapter 4, 2, Book 4, Chapter 5, 3; Chapter 9, 4, 5.
          [6]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01頁。
          [7]朱虎:“債權轉讓中對債務人的延續性保護”,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
          [8]Vgl. BeckOGK/Lieder, 1.8.2020, BGB §401 Rn.3.
          [9]Vgl.v. Olshausen, Gläubigerrecht und Schuldnerschutz bei Forderungs übergang und Regreβ, Carl Heymanns, 1988, S.29 f.
          [10]Vgl. Lieder, Die rechtsgeschäftliche Sukzession, Mohr Siebeck, 2015, S.633.
          [11]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95頁。
          [12]Vgl. Nörr/Scheyhing/Pöggler, Sukzessionen, 2. Aufl., Mohr Siebeck, 1999, S.36.
          [13]Vgl. Nörr/Scheyhing/Pöggler, Sukzessionen, 2. Aufl., Mohr Siebeck, 1999, S.36 f.
          [14]Vgl. Mü KoBGB/Roth/Kieninger, 8. Aufl.2019, BGB §404 Rn.1.
          [15]朱虎:“債權轉讓中對債務人的延續性保護”,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
          [16]參見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豫法民三終字第36號民事判決書。
          [17]參見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贛民終506號民事判決書。
          [18][日]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II』(信山社、2017)435頁。
          [19][日]奧田昌道『債権総論』(筑摩書房、1987)442頁。
          [20]朱虎:“債權轉讓中對債務人的延續性保護”,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
          [21]Nörr/Scheyhing/Pöggler, Sukzessionen, 2. Aufl., Mohr Siebeck, 1999, S.41.
          [22]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19-920頁。
          [23]徐滌宇:“《合同法》第80條(債權讓與通知)評注”,載《法學家》2019年第1期。
          [24]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第640號民事判決書。
          [25]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6)滬02民終38號民事判決書。
          [26]朱虎:“債權轉讓中對債務人的延續性保護”,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
          [27]陳自強:《無因債權契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4頁;Vgl. Heinrich Dörner, Dynamische Relativität, C. H. Beck, 1985, S.166.
          [2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終字第199號民事判決書。
          [2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2)執復字第26號執行裁定書。
          [30]Vgl. Nörr/Scheyhing/Pöggler, Sukzessionen, 2. Aufl., Mohr Siebeck, 1999, S.52.
          [31]參見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終981號民事判決書。
          [32]RGZ 83, 184, 186.
          [33]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C. H. Beck, 1971, S.104 f.
          [34]Vgl. BeckOGK/Lieder, 1.8.2020, BGB §404 Rn.72.
          [35]Staudinger/Busche (2017) BGB §404, Rn.38-40.
          [36][日]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II』(信山社、2017)452頁。
          [3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31號民事判決書。
          [38]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13頁。
          [39][德]弗盧梅:《法律行為論》,遲穎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頁。
          [40]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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