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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國”是命運,“兩制”是生活——從《香港在中國》的新敘事建構切入
        2021/8/10 13:11:01  點擊率[9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中國憲法
          【出處】《中國評論》(香港)2021年8月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全文】

            2019,香港修例風波疊加”黑暴區議會”,港版顏色革命在“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旗幟掩護下極速推進,盛極而衰。這一本土運動理念上采取極端的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行動上采取勾結外部勢力及暴力恐怖主義,踐踏香港法治,敗壞香港民主,損及香港人權,其來龍去脈至今仍有深入挖掘和研究之必要。
           
            此年事變,震驚中外,“一國兩制”底線秩序出現嚴重危機,基本法治理工具基本失效,甚至特首的“自治緊急權”下的反蒙面法措施也無濟于事,不僅遭遇香港司法的所謂“違憲審查”壓制,更是在執法中面臨“法不責眾”的困境。
           
            2020,高度自治的制度紅利逼近臨界點,這對“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與香港繁榮穩定并非好的兆頭。即便基本法第18條及駐軍法提供了合法的國家緊急狀態權的觸發條件和程序,但權衡代價,仍難有決斷。
           
            窮則生智,必要性創造法律(necessity is law),“一國兩制”的整體政治生存及國家的政治決斷成為香港危機化解的根本法理,“一國”與“兩制”緊密結合的制度體系成為依法治港基本思維與基本目標,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成為治港“組合拳”的最強有力的兩記重拳,香港“一國兩制”決定性進入下半場,逐步升級為2.0版。2019-2021,香港原有制度漏洞頻出,新制度進場,新秩序的大致架構已成。
           
            對于這些宏觀制度變遷的背景、過程、理由和制度成效,作為“一國兩制”范疇的長期研究者,我以個人的獨立觀察和學理評判作出了較為深入的回應:《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辯》(新民主出版社,2020)和《香港新秩序:國安與民主的雙重變奏》(橙新聞出版社,2021)。
           
            香港“一國兩制”的觀念分歧與制度危機是顯然的,修例風波是其“問題性”的總爆發。凡事皆有因果,對修例風波的政治狂暴及其后的制度危機,香港社會焦慮者不乏其人。對這一切的變化,盡管事先未必有人能夠充分預言或預警,但智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歷史穿透力,對將然未然之事有所敏感和表達。
           
            《香港在中國:重新思考內地與香港關系》一書的作者就似有此種問題意識和敏銳性。該書有著鮮明的香港危機意識,準確判斷出“一國兩制”內在合法性敘事的二元對立及其沖突張力,希望以社會科學類型化與理性分析的過程及方法引起社會反思和集體對話,從中尋求一種凝固共識、化解危機的“香港新敘事”。
           
            當然,囿于作者的“準中間派”立場、知識結構及立足“香港本位”的方法論局限,新敘事雖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一國兩制”之國家主權權威與秩序的體認,卻未能更準確地理解和認同“一國兩制”中的國家法理及香港在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動態角色,因而仍有進一步思考和提煉的學理空間。
           
            1 未來怎么辦:香港危機的問題意識
           
            “現在香港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它怎樣才能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為未來的 20 年乃至更遠的將來做好充分的準備。” 這是香港陸恭蕙女士與其合作者高禮文教授(Richard Cullen)著作《香港在中國:重新思考內地與香港關系》之中譯本最后一章的“問題意識”,也是全書的“點睛之筆”。
           
            “未來的20年乃至更遠的將來”就是指香港“一國兩制”的下半場。類似的問題意識在香港研究群體中不乏其人,典型如呂大樂教授在《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二十一世紀》2017年6月號)提出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未能形成真正切合“一國兩制”的社會價值觀與身份認同,而香港終審法院原常任大法官列顯倫(Henry Litton)先生則在《香港司法夢游向2047?》(2019)一書中提出香港普通法的信任危機及如何面向“一國兩制”的制度挑戰問題。《香港在中國》屬于這群深入思考香港問題及其命運的卓越著作之列。
           
            陸女士在香港屬于資深專業人士,曾擔任港英政府委任的立法局議員及回歸后的立法會議員,在環境保護、城市規劃、平等機會與社會公共事務方面展現出卓越的專業性和參與性,并有著豐富的智庫領導經驗。合作者高禮文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教授(Visiting Professor),具有法律專業背景,并在香港媒體上多有涉及基本法的評論文章。他們對香港與中國關系的重新思考,帶有香港本地精英之問題意識與專業理性上的代表性,是我們涉港研究界應當關注的一種理性聲音。
           
            這是一本偏向于“香港本位”之宏觀敘事兼政策設計的“小書”,篇幅不大,但立意深遠,且分析精到,無論是本位敘事的建構,還是政策細節的拿捏,都有著一種長期深耕香港留下的獨有印記。香港本位之“一國兩制”敘事,不是香港本土主義敘事,而是立足于香港所處的“殖民現代性敘事”和“民族主義敘事”的沖突語境,尋求真正適合“一國兩制”的香港共識性敘事。
           
            新敘事回應的是殖民敘事的過去時效應,英帝國之“舊日榮光”已透支難續,同時也回應了日益高漲的民族敘事及其背后的國家意志。作者試圖在客觀看待香港殖民歷史與國家秩序現實的條件下,理性而“柔軟”地提出事關香港身份與進步之重大利益的新敘事。如作者在第一章“引論”中的自陳:“一種穩定的、具有充分解釋力的敘事可將過去與未來勾連起來”,這就是新敘事的正當性和功能性所在。
           
            人是政治的動物,也是意義的動物,原則上沒有這種新敘事,就沒有香港再出發的社會共識基礎。而“勾連”過去與未來,使得“現在”處于一個連續性的文明和秩序鏈條之中,這是一種典型的英國“輝格主義”敘事,也是一種保守主義心智。作者對英國文化與政治傳統的習得,在思考和應對香港變局與難題方面,顯有折射。
           
            在該書倡導的“新敘事”中,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試圖溝通回應“一國”與“兩制”的精神張力,消弭極化敘事,以“一國”為既定的法權前提,以地緣政治和國際體系的變遷為參考框架,以國家的戰略和體制為敘事脈絡,給香港一個新的定位和方向感。新敘事有著相對清醒的現實主義理性邏輯,認識到“香港在中國內部的穩步整合正在發生,而且不可避免。”
           
            國家整合的邏輯與現實必然性,是思考“一國兩制”變遷與演化的合理前提。但恰恰是這樣的國家前提,是香港原有的、高度寄生于殖民現代性敘事的本土價值觀無法從容接受的。該書的一個顯著的政治抱負即在于立足香港語境而促成香港面向“國家”的身份再建構,將國家主權的現實轉化為身份認同的規范。
           
            當然,這種“規范內化”的過程,就作者立場與論述而言,仍帶有顯著的“策略性”,而遠未達到一種基于“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秩序的國家價值認同的層次。這或許就是香港專業精英區別于愛國建制派的政治風格所在,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更多是現實性與功能性的,而不是基于內在信仰和信任。
           
            但相比滑向極端本土主義立場的反對派,這種頗有“港式中間派”風格的國家認同,或許也可以稱為一種特殊的“忠誠反對派”或“忠誠中間派”的立場與路線。他們處于香港政治的 “藍”與“黃”之間,具有特定的社會階層來源與社會理性偏向。香港作為專業精英主導的現代化社會,他們的聲音與力量是不能忽視的。
           
            兩位作者在最后一章開頭引述莎士比亞戲劇《凱撒大帝》的臺詞頗具啟發性:“親愛的布魯特斯,那錯處并不在于我們的命運,而是在于我們自身。”對于作者而言,“一國”是無法回避與選擇的“命運”,“一國兩制”的前提無法更改,但“我們自身”可以智慧地理解和適應,且在香港近代史上的多次對外適應中均有大量成功經驗可以追溯。因此,在作者的問題意識和歷史格局中,“一國”是命運,而“兩制”是生活。生活需要“適應”命運并在與命運的智慧互動中尋求新生。這是作者的參悟,也是香港歷來的智慧。作者的信心和用意正在于此。
           
            2 殖民現代性與精神創傷性:香港身份的兩種敘事
           
            作為偏向社會科學路徑的分析,作者提出了關于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兩種類型化的沖突敘事:其一,英屬香港的殖民現代性敘事,其核心是英國給香港帶來了現代化,準備好了現代的觀念與制度,這一敘事對香港回歸后的治理產生深刻而持久的影響,而由這一敘事引導而生的“民主抗共”傳統亦直接塑造了香港民主的“反國家”傾向,作者對此種敘事的歷史過程與局限性提出了一定的批評和反思;其二,國家立場的“精神創傷性”敘事,即從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立場出發,對香港故事進行了另一種系統化編碼,國家是“祖國”,英國則是殖民壓迫者,而“一國兩制”是國家對香港的特殊愛護與保障。
           
            這是兩種敘事,兩種身份,兩種關于“一國兩制”之前世今生的合法性之爭。這種“理想類型”的建構是韋伯式社會學的典型方法,具有分析和解釋上的獨到之處,但也可能存在簡單化和意義遺漏,比如對本土性立場的內在理路、資源與復雜性關注不足。
           
            作者特別提到香港人遭受到的一種與“英屬香港”敘事相關的“普選民主”的命運劫持,即英國人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為香港人爭取了民主選舉的權利并指導香港人在普通法的自由保障下追求普選,以普選作為完全自治的制度壁壘,對“一國兩制”中“一國”進行持久性的精神與制度防范。
           
            由此,大英帝國作為殖民者雖然在香港回歸時刻“隱身”而去,但帝國規范中的“民主”被作為最關鍵的遺產和武器留了下來,以作為香港人保衛“殖民”遺產的屏障。英國人為此進行了一系列的 “撤退部署”,即布局下了許多阻礙中國治理香港的“釘子”。這些“釘子”,有些是殖民政府的華人高官,有些是英國預留給香港的身份制度(如BNO、居英權計劃等),有些是教育、媒體、司法等領域追隨殖民宗主的精英,還有些是具體的法例和政策,以及一個刻意放任和壯大的“公民社會”。
           
            這些“釘子”構成了層層壁壘,既是阻擋“一國”滲透與控制的屏障,又是支撐香港普選民主運動的、不約而同的可動員力量。從國家立場,這些“釘子”的政治忠誠度和治理可用性非常可疑,是需要逐步偵測與清理的,2021年“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的選舉修法及香港本地關于公職人員宣誓與管理的修例以及教育、司法等范疇的配套改革,要完成的正是對“釘子”的清理與治理。
           
            從作者關于這一敘事模式及其政治效用的論述篇章來看,有一定的批評和反思性,包括對“一人一票”選舉民主的功能批評以及對包括占中運動在內的激進對抗路線的反思,這些思考是形成香港新敘事的必要環節。但作者對港英殖民統治的壓迫性、殖民撤退下的帝國策略、“釘子”的危害性以及英國持續干預香港事務的非法性,在事實梳理與規范評價上仍有不足,或者不愿觸及太深而干擾到自身的深層價值認同。
           
            本來,對于香港精英的政治反思而言,“策略”層面易為,這是其專業訓練的優勢,但觸及“靈魂”的真正的思想轉變,必然是漫長、緩慢和痛苦的,也是需要更多壓力事實、利益引導和歷史機緣的。果然,更深入閱讀,我們會發現作者認為“英屬香港”的殖民現代性敘事僅僅是“過時”了,而并未實質觸及這一敘事的價值內核及其正當性,因而反思的意識與力度仍顯不夠。
           
            但既然已經有了對殖民現代性敘事的反思努力,香港專業精英的另一種政治意識就可能被逐漸激發,即隨著回歸日久而英國影響日衰,他們有可能借助對“一國兩制”范疇中國家地位與角色的好感和嘗試性理解,逐步生成一種接近價值認同的新身份意識。新敘事的焦點是新身份范式的建構,如果作者的香港新敘事能夠達成塑造香港新身份的“橋梁”作用,其歷史與政治意義就是非常凸顯的。
           
            比之于第一種敘事,香港人對來自國家主體歷史與意志的第二種敘事,即作者所謂的“精神創傷性”敘事,則相對陌生和抗拒得多。這種陌生與抗拒,來自于香港和內地的互動歷史的特殊性(比如革命與運動的排斥效應、大逃港、貧富落差、共產體制、腐敗、人權與法治等),也來自港英殖民教育對國家與民族的淡漠處理,殖民者害怕引起殖民地居民的國家民族意識及反抗行為。
           
            作者將這種來自國家層面的香港敘事,歸結為一種與中國百年屈辱史有關的“精神創傷性”敘事,著力揭示其中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背景及其對香港殖民現代性敘事的擠壓效應。換算成筆者的概念系統,殖民現代性敘事構成香港人的“殖民史觀”,而民族主義敘事構成香港人的“愛國愛港史觀”,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光譜依此大致分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
           
            這一二元對立的劃分在香港回歸后的多次選舉與政治斗爭中又被不斷強化,于是“民主”似乎成了反對派的專利,而“建制”成了類似“保皇黨”、“阿爺黨”的角色。在香港過分發達的公民社會、媒體文化與國際干預構成的交織網絡中,“一國兩制”的國家角色與形象早已模糊不清,或被遺忘,或被妖魔化。而“精神創傷性”的民族敘事,在作者看來不僅不能打動香港的人心,反而遭致香港人對來自國家的威權或專制統治的嚴格警惕。
           
            內地近代史的民族性“精神創傷”在香港社會未能引起充分一致的“共情”與“共鳴”,這對“一國兩制”的共識史觀及愛國主義底線的建構構成嚴重挑戰。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了“兩制”的“體制沖突”,并延伸到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沖突,而作為兜底的“一國”是否足夠厚實以承受“兩制”沖突的持續沖擊?作者似乎是樂觀的,認為香港社會的自我修復和凈化能力很強,即便遭遇占中和旺角暴亂那樣的激進社會運動,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作者的書稿完成于2018年,當時的香港似乎是平靜的,經濟民生議題開始吸引社會關注,“過度政治化陷阱”有望被跨越,粵港澳大灣區愿景被宣傳性拔高。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幾乎否定了關于“一國兩制”既有建制的全部樂觀假設以及香港社會自治能力的迷思。
           
            在回避“國家”的香港自治民主思考中,香港已經找不到“止暴制亂”的法治方案和社會行動共識。國家據此主動介入,制定香港國安法,作出關于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將“愛國者治港”制度化,完善選舉制度,以及尋求對“一國兩制”制度與法理的系統性重塑。香港自治的短板暴露,實質證偽了所謂的“英屬香港”殖民現代性敘事及其神秘性、優越性假定。
           
            作者對此也是有一定批判意識的,認識到香港社會自我充當西方對抗中國的基地及政治棋子是一種角色錯亂和不明智的選擇。然而,“英屬香港”的殖民現代性敘事在深層的精神價值層面預設和誘導了這一切,英國對香港事務的持續干預及留下的各種“釘子”助成了2019年破局性的反修例運動。
           
            當然,這場運動中美國是比英國更為強大的干預力量。筆者全程觀察分析過香港反修例運動,在2020年4月出版《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書,對香港變局的國際政治背景與香港本地因素加以法學和政治學的分析,與作者展開的地緣政治分析部分有所共鳴。
           
            但作者雖然注重挖掘香港變局的國際因素,對于中國自身因應國際變革的戰略與體制的國家理性,似乎缺乏學術上的聚集分析,從而導致地緣與國際分析上的力度和深度有所欠缺。2014年治港白皮書標志著來自國家層面的第二種敘事的系統化,但其中的敘事主調已經不再是作者所謂的“精神創傷性”敘事,而是一種立足國家、面向未來的“民族復興”敘事。
           
            作者對國家敘事的變遷有所考察和肯定,但并未嚴密追蹤和內在認同這一變遷的價值基礎和主導性方向。顯然,隨著反修例運動刺激而來的國家制度與法理的確定性進場,國家敘事的主導性將更加凸顯,而殖民現代性敘事將不得不面臨正當性疑問。作者的新敘事,如果不能給予國家敘事以內在的理解和吸收,要想成為具有共識屬性和動能的香港新文化與新精神,恐怕并非易事。
           
            事實上,我們必須看到近十年里香港出現的競爭話語權的敘事新秩序,有來自傳統殖民史觀的,有來自新生本土史觀的,也有來自愛國愛港史觀的,更有來自十八大以來之“國家整合”史觀的。作者提供的“二元敘事”框架,有歷史根據和典型性,也有一定的延伸解釋力,但對于香港當代社會思潮與敘事的細化觀察與理論捕捉,在清晰度與辨析力上仍有深化余地和空間。
           
            3 如何對待“國家”:新敘事的政治考驗
           
            這其實提出了一個關于“一國兩制”新敘事建構的科學方法論問題。新敘事不僅要接受“國家”作為權力事實,還需要對國家的地位與角色進行價值規范上的內化。香港國安法提供了一個相對香港基本法更強的國家規范性,對公職人員與社會公眾的國家安全教育是國家新敘事的關鍵入口之一。作者小心拿捏著對國家的承認與認同之間的微妙區分。
           
            客觀而言,從“民主抗共”的傳統敘事到承認國家權力現實的新敘事,已經是香港專業精英與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進步,是“一國兩制”回溯性觀念建構的重要一環。但承認現實與認同價值之間仍有顯著的鴻溝,跨越這一鴻溝才有真正的“一國兩制”完整性敘事。這也揭示了作者所謂的“香港本位”的新敘事的可能局限性,一種“港式中間派”尋求政治共識與政治領導力的結構性限度。
           
            在未來的香港新敘事建構中,作者如能對國家有超越事實承認的內在性法理和規范的理解與認同,并引導香港社會建立穩固的“一國兩制”國家觀念,則作者最后一章開頭提出的關于香港未來20—30年向何處去的問題,才能找到正確的路徑與解法。
           
            2010—2020是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巨變”周期,源自回歸時刻的制度共識與民主游戲規則,在本土極端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的激進沖擊下遭受嚴重侵蝕,難以按照“自治”模式運作下去。2012年反國民教育折射香港教育中的“國家”缺失。2014年占中運動是普選民主運動的高潮,但政改闖關失敗,而守法倫理崩解。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證偽了香港自治能力,國家依法進場,撥亂反正。
           
            陸恭蕙及其合作者的這本小書誕生于這一“巨變”周期,代表了香港專業精英的一種積極理性的政治思考與政策解答。他們提出的關于“一國兩制”的兩種敘事及其沖突關系,具有一定的歷史和法理依據,對香港回歸以來的政治社會變遷有一定的解釋力,具有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理論建構價值。
           
            他們提出以承認“國家”為香港新敘事的邏輯起點,香港不作西方對抗中國的工具,從制度和政策上檢討與回應香港社會的主要關切,以及在民主與民生議題上尋求平衡方式,并確信香港社會的自我修復與凈化能力。這些觀點與建議總體上具有建設性和參考價值。但作者的承認國家并不等于認同國家,其中仍有對國家體制的價值和政治隔膜,而這是歷史和觀念的實質性差異造成的,亦不可苛求。
           
            這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小書,作者的專業性與思考深度決定了其可信度與學術價值。行文展現出作者非常熟練的社會科學功底和政策分析能力,相關建議可以作為對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展開理性對話的一種積極呼吁。
           
            香港在“借來的時光”中登頂全球現代性的高峰,長期以系屬于西方體系、價值觀與身份認同作為“優越感”的單一來源,但香港人常常以“平臺”取代“能力”,不能正確認識到支撐香港的力量絕對不僅僅是香港本身,而是中國與西方的長期互動,甚至包括地緣政治與國際層面的長期爭端與合作,其中國家的制度性保護與政策性偏向是最為關鍵的因素。
           
            香港取利及成長于中西的長期交通史,但“一國兩制”開啟的則是香港的利益、身份與意義的體系回歸史。對這一新歷史進程的理論自覺與社會實踐,才應當是香港新敘事的焦點所在。香港新敘事,當然需要超越作者所謂的“過時”的英屬香港殖民現代性敘事,而對于來自國家層面的“精神創傷性”敘事到底如何評估與吸納,在2019之后的香港由于國家制度和力量的強勢展現而顯得更具現實性和迫切性。
           
            新敘事很難或者說在方法論上不可能獨立于“國家”而成就為一種純粹自治性質的香港本位敘事,也不可能僅僅對國家持有一種消極承認的策略性立場,而需要內化國家的歷史、價值與制度,由此才是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也才能為香港再出發提供長期可靠的社會共識基礎。作為“一國兩制”范疇的青年研究學者,很高興看到這部具有專業理性色彩的“香港敘事”出爐,它要推動完成香港新敘事,而它本身就是一種“敘事”。
           
            4 未來已來:香港命運與民族復興
           
            香港未來的命運究竟如何?本書第三部分所含兩章的標題很有意味:第八章“擺脫困局”;第九章“譜寫嶄新篇章”。“困局”源自歷史和體系:歷史者,香港于中西之間反復“出入”和“調適”,其人口構成、文化浸染、意義錘煉及利益糾結,非內地較為“整體化”之歷史可相比較,于歷史之復雜性及作用于人心的微妙差異和本地化的精神韌性,研究者和決策者均需細察;體系者,香港處中西之間,歷經殖民/非殖民、冷戰/非冷戰及其金融中心與全球化平臺的建構,有本地的獨特資本、人才、制度及其創造性,也有過度依賴西方體系及處于“一國兩制”主權新制之間的左右逢源與左右為難的體系性擠壓及其獨特困頓。
           
            美國制裁香港及中國是其非法的帝國霸權習慣,是全球化體系中的野蠻力量,但香港本身的“反制裁”有特別的困難,因香港的獨特的全球化地位與處境具有對西方體系極強的依賴性。2021年6月10日,國家制定《反外國制裁法》,開啟中國與美國“法律平等化”關系的新幕。國家行動理直氣壯,但該法是否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及香港本地法律行動如何跟從,就香港本身而言并非易事。
           
            香港特首遭受美國制裁,在香港合法經營的各家銀行遵守美國制裁令取消其賬戶與相關服務,特首在自家地面竟然無招架還手之力,存在制度性羞辱的一面。此事雖有國家大局統籌之背景及涉外反制裁以國家為主的制度行動習慣,但也暴露了香港整體制度的對外依賴性質及其自治/自主法律行動的獨特困境和痛點。
           
            “困局”之下,各有所思,“新篇章”如何譜寫,是對香港的重大考驗。“時代革命”之路顯然是走不通的,盲目信賴西方不符合新時代中國與西方的總體關系性質及走勢,“愛國者治港”正以根本原則的地位強勢改變香港政治話語和制度取向,并得到國家頂層制度設計的積極回應。
           
            在香港的“新篇章”中,國家無疑是主場和主角,全面管治權及其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結構性重構,是無法逆轉及具有憲制正當性的法律構造運動,香港國安法及新選舉法就是典型,但不是全部。這是“一國兩制”的命運及下半場(五十年不變)之制度新風格。
           
            但新風格并不意味著“兩制”差異消除及香港“內地化”,而是香港必須在國際體系斗爭與國家法治建設中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基本法第12條)發揮恰如其分的作用。《香港在中國》努力地從困局和新篇章的轉承關系和必然命運范疇思考和探索,盡管前路仍不夠清晰,達成新共識的路徑和方法仍然懸空,但心智的轉向是根本的,對香港社會而言至關重要。
           
            本書作者兼跨政學兩界,對香港問題的理解和表達有其內在基礎、脈絡和價值偏向。譯者之精微譯筆基本傳遞出了作者長跨度的省思和建樹。從專業性而言,本書可引為“一國兩制”宏觀研究領域的一本力作,在“香港向何處去”的本地大辯論與大反思過程中當占據一席之地。本書之問題意識與學術努力,仍需置于新時代國家體制和戰略的結構演變中進行深描、反思和再提煉,才可進一步接近對“一國兩制”共識敘事的真正的規范性建構。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2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語重心長,特別提及“蘇州過后無艇搭”,兼有肯定和鞭策之義。
           
            在2021年嶄新的國家與香港制度環境下,尤其是中央負責任地引入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之后,來自香港歷史幽深處和外部勢力空間的所謂“反中亂港勢力”在政治上基本出局,在法律上需經受檢控和審判,從而補上了回歸時欠下的“去殖民化”的轉型正義。香港的“去殖民化”不是消除“兩制”差異,而是依靠國家法理和香港實際建構一個內在有機統一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確保香港回歸具備國家權威和法律體系上的結構嚴謹性,是國家理性在“一國兩制”法權秩序上的正當回歸。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建黨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再次確認“一國兩制”及香港制度演變的國家法理和基本方向。這表明,在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的進程中,“一國兩制”仍然是國家秩序和港澳治理體系的根本原則,是港澳繁榮穩定的最大共識和制度根基。
           
            確認“一國兩制”的穩定性與長期性,有助于堅定改革開放信念和全球資本信心,有助于打破香港極端反對派、臺獨勢力和外國勢力關于“一國兩制”演變為“一國一制”、融合發展就是“內地化”、香港自由民主權利及生活方式已經改變等無視基本事實和法理的蠱惑性言論,有助于穩定港澳社會人心及促進港澳社會繼續繁榮穩定,有序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七一講話更加凸顯了中央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中的憲制權力和責任,以及“一國”的深刻法權內涵與制度化要求:
           
            其一,“全面管治權”成為中央依法治理港澳社會、優化港澳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基礎性法理概念和制度思維。這一概念來自于2014年中央治港白皮書,是對“一國兩制”范疇中央權力性質和權能覆蓋面的精準提煉,是“一國兩制”法理學的關鍵支點。
           
            其二,“一國”的法權內涵被確認為是“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是一個辯證而完整的規范結構。其中“主權”是本質和前提,也是港澳回歸的正當性基礎,基于主權地位可排除外部勢力任何形式的非法干預,也可排除某些國家對《聯合聲明》文件的錯誤法理解釋和干預企圖,而“安全”則屬于“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需予保護的核心利益,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圍繞這一核心利益展開,“發展利益”則揭示了“一國兩制”的動態性和創造性內涵,折射了“一國兩制”與國家現代化及全球化戰略之間的緊密關聯。
           
            其三,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的根本責任,也是特區的憲制責任。香港國安法歷經一年實施而彰顯了“一法安香江”的制度功效,并以此為前提展開香港社會諸多治理領域(如教育、司法、媒體、對外交往等)的深刻制度變革,夯實“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同時香港特區已深刻理解和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責任與教育責任,以及繼續完成“23條立法”的憲制義務和推進責任。
           
            其四,港澳社會的“大局穩定”與“長期繁榮穩定”是“一國兩制”治理的國家承諾與制度倫理。這需要國家與港澳社會充分凝聚政治與發展共識、奠定牢固制度基礎以及共同致力于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偉大事業,在動態的歷史進程、共同發展與涉外斗爭中不斷創造港澳與國家的共同命運和光明前景。
           
            七一講話立足于從百年黨史及其未來愿景的高度總結經驗,規劃未來。黨的領導是“一國兩制”的創制主體和守護力量,“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已不再是神秘性或回避性議題,而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當話語和需要進一步探討深化的治理命題。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現代化、香港回歸、“一國兩制”創制與發展以及香港未來命運緊密相連,是香港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守護者,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實現新全球化增量發展的領導力量和推動力量。香港社會需要歷史地、制度地、科學地、民主地、發展地理解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和領導權,在“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進程中與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共進退,同命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心回歸”和“價值回歸”。
           
            港澳“一國兩制”的制度更新與豐富發展,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探索信心與制度前景,有著不可取代的支撐意義和吸引力,從而對中國共產黨最終完成“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具有關鍵的示范性和引導力,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圓滿達成繼續貢獻港澳智慧與經驗。
           
            由此,香港“新篇章”之主旋律及其制度節奏,當漸然明晰,漸成穩態的共識。作者之論述范疇與思考大體截至2018年,雖富有分析力和洞見,但對新形勢與新制度仍有進一步跟進、挖掘、理解和消化之余地。這不只是作者這樣的香港文化精英的責任,也是香港每一個人的歷史參與責任,因為“一國兩制”具體走向不僅事關國民民族大計,也事關香港每一個人的命運和未來。
           
            總之,“一國兩制”的下半場已然開啟,“香港在中國”是必然命運和制度安排,內地與香港關系必然伴隨著中國民族復興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有力進展而獲得前所未有的道德內涵與制度空間。
           
            香港專業精英的歷史認知、文化沉淀與政治抱負,在這個國家權力顯著入場、制度體系更形嚴密、身份認同快速變遷及世界體系分化重組的特定轉型時段,需有韋伯式更加自覺的“責任倫理”,在話語建構和行動引導方面展現香港社會真正的中產理性、民主素養和法治文明,于此則“一國兩制”之基本推定和自治美德預設仍可修復而有效,其制度活力和創造力仍可積極期待與釋放。
           
            “一國”是命運,“兩制”是生活,“一國兩制”是民族復興戰略和香港秩序來源,是一個法理的整體和制度的彈性框架。明乎此,香港身份的任何新敘事都不可能脫離“民族復興”,脫離“一國”之整體法權秩序。
           
            這一場由修例風波引起的香港“一國兩制”法理與制度更新運動仍在展開之中,《香港在中國》的新敘事建構存有善意,見其功底,但必須與時俱進,更成體系,才可真正作為“共識之橋”服務香港,服務國家。讓我們共同期待香港新敘事回歸“一國兩制”初衷框架,助力香港社會政治和解與團結,為香港與國家的相互理解及融合發展凝聚共識,貢獻心智,探討未來。

          【作者簡介】
          田飛龍,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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