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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熱點刑事案件,法官當有所為有所不為
        2021/8/17 13:16:55  點擊率[19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微信公眾號:刑事勝談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關鍵字】刑事案件;法官
          【全文】

            近日,兩起刑事案件引發熱議,一是某上市公司董事長王某某猥褻兒童案,涉及量刑是否適當的問題;二是王某某被控涉黑犯罪案,涉及到庭審質證程序問題。每一起熱點案件的審理,都是一堂生動的法治公開課,法官都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法官有必要在為與不為之間做好平衡,讓人民群眾在個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一、王某某猥褻兒童案:法官本該有所作為
           
            根據報道的信息可見,2019年6月29日,周某某將9歲女童帶至上海市一酒店,交予王某某,王某某對該女童實施了猥褻行為,并造成陰道撕裂傷,經鑒定為輕傷二級。事后,王某某支付周某某人民幣10萬元。
           
            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王某某的行為已構成猥褻兒童罪,但其不屬于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犯罪,也不具有其他惡劣情節。被告人王某某對不滿12周歲的被害人實施猥褻行為并造成被害人輕傷二級的嚴重后果,依法應從重處罰;被告人王某某到案后及庭審中拒不供認其猥褻的犯罪事實,可酌情從重處罰。綜合考量本案對被害人身心造成的傷害和影響及社會危害程度,在公訴機關建議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內,依法對被告人王振華從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從本案的審判長接受采訪時的答復可見,法官認為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對王某某重判,在量刑幅度內頂格判處。但是,這一結論的前提是認為王某某的行為不符合猥褻兒童罪的第二量刑幅度,不能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內判刑。
           
            《刑法》第237條規定:
           
            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本條的規定,為猥褻兒童罪設定了兩個幅度的法定刑。如果說王某某的犯罪行為只屬于第一量刑幅度,則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五年。在此幅度內,法院對量刑情節的認定和評價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拒不供認犯罪事實,是否可以作為從重處罰情節。
           
            我國刑法規定了自首、坦白等從寬情節,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皆是鼓勵犯罪分子積極認罪,對認罪者給予量刑優惠,但并沒有對不認罪者從重處罰的規定和精神。這是因為,刑事訴訟制度不能期待被追訴者主動認罪、主動配合,反而要容忍其為自己辯解。這既是對人趨利避害本能的尊重,也是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所以對某一罪名設置法定刑所針對的常態就是犯罪人不認。換句話說,裁判者要對不認罪者正常量刑,對認罪者從寬量刑,而不是對認罪者正常量刑,對不認罪者從重量刑,更不是對認罪者從寬量刑,對不認罪者從重量刑。
           
            其二,王某某主動到案,是否可以作為從寬處罰情節。
           
            案件發生后,王某某接到派出所通知后,主動去了派出所,但由于其沒有如實供述,所以不能認定為自首。自首是一個法定從寬處罰情節,據此可以對犯罪分子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正是由于從寬力度較大,所以自首的條件也就較為嚴格,要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兩個條件。
           
            刑法同時規定,沒有自動投案,但是能夠如實供述的,屬于坦白,可以從輕處罰。這一情節的從寬力度小于自首,條件也就相對寬松。
           
            再退一步,犯罪分子有自動投案情節,但沒有如實供述的,也是具備了自首情節的條件之一,相對于那些既沒有自動投案,又沒有如實的供述的犯罪分子而言,應該得到相對有利的量刑,即作為酌定從寬處罰的情節。案發后自動投案,畢竟免除了司法機關的抓捕之累,節約了司法資源,并且能夠將自己置身于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主觀惡性也有所不同。
           
            一審法院適用了不該從重處罰的情節,舍棄了本該從寬處罰的情節,從而對王某某在第一量刑幅度內判處了最高刑,說明法官是希望對其嚴懲的,只是苦于法定刑的約束,而不能判處更重的刑罰。
           
            但是,刑法關于猥褻兒童罪的規定真的束縛了法官的手腳嗎?對王某某真的就不能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嗎?可能情況并非如此。
           
            1998年《刑法》第237條第2款規定:“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據此規定,只有兩種情形可以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一是聚眾,其二是在公眾場所當眾。王某某并不符合這種情形。
           
            而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對此做出了修訂:“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相比較而言,這一規定使得可以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形增加了一項,即“有其他惡劣情節的”。這一修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解決了強制猥褻罪、猥褻兒童罪法定刑較低的問題,為司法機關有效打擊此類犯罪提供了可能。因為“有其他惡劣情節”具有較大的解釋空間。辦案法官可以通過合理解釋法律,滿足量刑的需要,而不能坐等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
           
            具體到王某某案件而言,并非就沒有認定“有其他惡劣情節”進而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判刑的空間。
           
            第一,從客觀上看,本案的后果較為嚴重。王某某的猥褻行為導致了女童陰道撕裂輕傷二級的后果,對女孩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再加上王某某的身份,使得本案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受害女童所受到的創傷將是終身的。
           
            第二,從主觀上看,本案屬于有預謀的犯罪,主觀惡性相對更深。本案不是發生在熟人之間,也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富豪花錢雇人尋找犯罪對象。王某某之前有無類似行為不能確定,但如果本次犯罪沒有案發,誰能保證其今后不再實施這種犯罪呢?這種犯罪,對不特定的兒童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對社會治安的破壞較大。
           
            第三,從規范層面看,兩高兩部《關于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對從嚴懲治有明確的要求。該《意見》第2條規定,“對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應當依法從嚴懲治。”第25條規定:“針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更要依法從嚴懲處……(3)采用暴力、脅迫、麻醉等強制手段實施奸淫幼女、猥褻兒童犯罪的;(4)對不滿十二周歲的兒童……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6)造成未成年被害人輕傷、懷孕、感染性病等后果的。”王某某案符合多項條件,需要注意的是,條文使用的是“從嚴懲處”而非“從重懲處”。從重懲處是指在法定刑幅度內判處較重刑罰。從嚴懲處的內涵更加豐富,包括了定性上的從嚴,將某一犯罪行為認定為“有其他惡劣情節”自然也是從嚴懲處的體現。
           
            第四,從類案比較看,本案的危害性并不低于那些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認定“有其他惡劣情節”,應當要求案件具有與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相當的危害程度。2018年度(第14屆)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案例之一的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抗訴,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的案件,該案確立的裁判要旨指出:“行為人在教室、集體宿舍等場所實施猥褻行為,只要當時有多人在場,即使在場人員未實際看到,也應當認定犯罪行為是在‘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猥褻行為,不論猥褻行為程度如何,均應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試想,在教室、集體宿舍實施的未被他人看到的一般猥褻行為,和本案比哪個更嚴重呢?
           
            第五,從國際社會看,性侵未成年人是普遍的重罪。查閱各國的刑法條文及裁判案例,對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是普遍嚴厲懲處的。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嚴厲打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認識。近年來,我國黨和政府高度關注未成年人權利保護,司法機關形成了嚴厲打擊性侵未成年犯罪的機制和態勢。本案作為一個公眾關注的案件,從嚴懲治能夠收到更好的社會效果。
           
            當然,以上是從實體角度分析本案具有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能性。但是,在檢察機關沒有認定“有其他惡劣情節”,只是建議判處四至五年有期徒刑的情況下,人民法院直接認定并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程序是否正當,則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二、王某某被控涉黑犯罪案:法官本不該用力過猛
           
            據案件所在法院通報,2020年6月15日,該院依法公開審理王某某涉黑犯罪案件。6月16日,在庭審舉證質證階段,鑒于該案被告人多,目前正處于疫情防控期間,公訴機關建議集中舉證質證,辯方律師主張一起事實一證一質。考慮到提高庭審效率,主審法官采納了公訴機關的建議,部分律師反對。發生爭議后,主審法官工作方法簡單、情緒失控、語言失范,在不冷靜的情況下,責令法警將律師帶離法庭。經調查,該院認為,主審法官工作作風粗糙、缺乏耐心溝通,對律師不尊重。該院經調查研究,認為律師主張一事一證一質符合法律規定,根據案情對部分事實確有一證一質的必要,決定采納律師的建議。
           
            在本案庭審過程中,律師要求“一證一質“,法官不予同意,并將律師驅逐出法庭,經媒體報道后引起廣泛關注。案件所在法院及時處置、回應,且沒有護短,值得贊賞。
           
            回到案件本身,我們可以認為主審法官只是基于庭審效率的考慮,為了追求庭審進度而不允許律師提出“一證一質”的要求,為了維護審判長的權威而責令律師離庭。作為這樣一起大要案的承辦法官,本身具有較大的壓力,再加上控辯雙方對抗強烈,法官指揮法庭不當并非不可饒恕的問題,但值得反思。
           
            首先,法官應當恪守中立,引導控辯雙方有序對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發揮庭審的功能,實現庭審實質化。法庭要充分調動控辯雙方的積極性,通過控辯雙方的對抗、辯論來查明案件事實,厘清法律關系。當控辯雙方對某一問題提出意見后,法官應當聽取另一方的回應意見,然后做出評判。從庭審視頻可見,辯護律師提出反對打包舉證,要求一證一質后,審判長直接否定了律師的意見。在當時的情況下,審判長應當首先征詢公訴人的意見,而不能越俎代庖。如果公訴人同意一證一質,法庭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必要反對呢?如果公訴人堅持打包舉證,審判長應當召集合議庭組成人員臨時合意,做出決定。如果合議庭認為律師的異議不能成立,而律師仍然反對的,則屬于庭審遇到了不能順利進行的情形,可以休庭處置。
           
            其次,法官不應當庭訓斥律師,更不能使用不合邏輯的言論訓斥律師。在本案庭審中,審判長除了責令律師離庭,還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們以前審理的多個涉黑案件中,都是這么質證的,沒有一個辯護律師提出過異議,我不知道你們有什么理由來提,是以前的辯護人水平沒你們高嗎?還是你們自認為自己的水平比別人高?還是你們根本沒有對證據進行熟悉,沒有進行準備?你們不反思一下自己的業務水平、對委托人的負責態度,反而屢次來對抗法庭,干擾法庭正常的審判秩序……”也許是因為審判長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也許是沒有來得及組織好自己的語言,但是覆水難收。如果法官認為律師要求一證一質不當,應當從法律層面評判、回應,而不能以自己的一貫做法作為依據。
           
            案件所在法院已經做出了客觀理性的回應,庭審已然繼續,我們希望這一風波不至于影響到對被告人的裁判結果。否則,誰贏誰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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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已于2020/06/2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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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清云淡
           
            39
           
            近期看到的有關王振華猥褻幼女案件最好的一篇文章。
           
            千萬富豪、豪華律師天團、猥褻幼女、刑期五年,這一系列組合引發了公眾激烈的口誅筆伐,但是很多文章都是立足于批判,批判法律對猥褻幼女罪量刑過輕,不利于兒童權利的保障,批判律師為了給當事人脫罪做超出一般人常識和情感接受范圍的辯解,說出來的話連自己都不信。批判權力和金錢加劇了法律適用的不公平。
           
            但是這種批判更多的是一種激憤情緒的宣泄,刑法對猥褻幼女的量刑不會短期內進行修正,律師也不會因此感到羞愧,自此只為蒼生說人話,權力和金錢加劇司法不公不僅僅在中國,在世界范圍內也是難題要不然辛普森怎么能脫罪,愛波斯坦第一次入獄像度假。
           
            這篇文章卻是做了純法律層面的分析,指出根據我國現有刑事規范,王振華案件也有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判刑的空間。最后畫龍點睛:法官可以通過合理解釋法律,滿足量刑的需要,而不能坐等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給審判實務再處理類似案件提供了解決方案。
           
            批判的聲音很寶貴,批判之外建設性的聲音方顯出智慧!

          【作者簡介】

          臧德勝,單位為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原北京朝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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