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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依法推進基層治理方式智能化建設的思考
    2021/8/20 23:09:36  點擊率[123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律社會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基層治理的任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小區內部相鄰糾紛、物業糾紛的妥善預防與及時化解,其次是街區范圍內的衛生、交通、市場與治安秩序維護,再次是基層政務服務在綜合執法、行政審批、民政服務等方面提質增效。基層治理方式智能化的著力點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表現為兩種形式。在數據共享的發展階段,智能化的目標在于減少重復工作、提高獲取信息的效率與精確度,形成成本低廉的數據收集、分析、處理機制。在人機交互的發展階段,智能化的目標在于以自動化的知識庫更新系統為基礎,形成超越既有人工服務水平的強智能化服務機制,創造人機合作的新模式。
      【中文關鍵字】基層治理;智能化;數據共享;電子政務;人機交互
      【全文】

        H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城市大腦賦能城市治理促進條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該條例在第一條宣示的立法目的在于“推動治理手段、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創新,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新型智慧城市”,在第十一條指出“應用場景是依托中樞,通過線上業務連接和數據協同計算,實現流程簡化優化的綜合系統”。在云存儲技術、大數據分析能力與智能化應用場景的銜接流程中,對于公眾而言,在應用場景中的滿意度是檢驗治理手段、模式智能化效果的重要指標。
       
        案例一:從市區層面建設線上服務平臺供社區使用的模式
       
        H市G區M街道轄區現有戶籍人口4.2萬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11456人,占常住人口數的26.45%,養老方面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為解決日益增長的養老服務需求,M街道建設的“陽光大管家”線上服務平臺以下轄社區老人的基本身份信息、身體健康信息、個人興趣愛好等信息構成的數據庫為基礎,基于若干應用場景設置了點餐服務、日托服務、生活照料服務等具體功能。[1]
       
        這個案例反映出區級民政部門應對老齡化社會發展趨勢的一種探索努力。通過打造生活照料型線上服務平臺的方式來增強高頻應用場景的黏性,從而促進該線上服務平臺的功能優化。這種模式以操作便捷性、效果滿意度為前提,因此在構建思路方面與商業公司設計、推廣的APP之間可能存在競爭關系,需要以各類服務主體與社區居民形成共同使用該平臺交流信息、完成交易的習慣作為繼續完善的必要條件。這種單獨條線式的線上服務平臺是否能夠幫助社區工作人員分擔工作內容、是否能夠與社區工作人員、物業公司使用的其他系統兼容并聯,或許是在思考自上而下推行某種智能化改革措施時首先要直接面對的問題。
       
        一、社區治理智能化的基礎在于低成本獲取高質量的服務
       
        社區治理的特點在于事情冗雜、人手不足、資金有限,因此低成本獲取智能化技術的支持才有可能形成廣泛適用的模式。在研發智能化設備、平臺的公司缺乏足夠成熟的產品之前,必然要經歷一個高成本投入爭取市場份額,同時借助社區工作人員反饋意見改善智能化產品性能的階段。從政府角度來看,一方面爭取政績亮點的需要不容忽視,另一方面試點探索的意義值得肯定,所以投入必要的財政成本來篩選可行的智能化服務模式也是必然的選擇。
       
        案例二:H市S區C街道G智慧中腦數字平臺
       
        G智慧平臺通過實時采集來往人員、車輛、樓宇等信息,為社區內的安防、消防、人員管理、環境監測提供了保障,也讓相關信息快速地運轉起來。據C街道J社區工作人員介紹,G智慧平臺的管理者還是物業公司,老小區的物業費很低,收入一部分來自政府補貼,該智慧平臺主要是政府投資,目前還處在保修期。[2]
       
        這種模式以物聯網基礎設施即時收集居民行動軌跡信息為基礎,注重對信息數據加工、處理能力培育等方面,能夠讓物業公司在收集信息之后,有限度地使用這些數據集來配合基層執法部門完成常規的執法工作。因此,實際上的掌控與使用主體是基層執法部門,需要政府統一建設銜接“中腦”與“城市大腦”的配套設施及程序系統來發揮整體協同作用。
       
        案例三:基于物聯網基礎條件提高綜合執法效率的模式
       
        H市G區X街道與Z公司合作開展了創新嘗試,以H市“雪亮工程”所建設的監控攝像頭為基礎,利用AI識別技術把這些“城市眼”運用在城市管理方面,借助Z公司提供的AI智能設備與算法,可以智能識別街道轄區內1700余路攝像頭中的違法行為。經過2年來的AI深度學習,現在的“城市眼”對違法行為的識別準確率高達90%以上,為城管人員發現問題、改善城管人員執法環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撐。X街道所有轄區的沿街都有“城市眼”攝像頭24小時攝像并且進行實時AI識別,一旦發現有游商、沿街商家在人行道上擺放商品等問題,平臺就會通過APP以圖片形式將事發時間、地點與事件類型,發送到一線網格員的手機上。[3]
       
        這種“城市眼”的監控模式可以實現扁平化管理的快速反應目標,確保協助綜合執法工作的社區網格員可以第一時間獲取信息。若從執法方式來看,更為關鍵的人性執法安排體現在微信群內與商戶的公開、平等溝通,通過公開提醒商戶的方式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使城管人員上門執行處罰措施成為備而不用的強制保障條件。
       
        從上述三個案例來看,對信息的收集、加工、處理能力是民政、公安、綜合執法部門在治理手段智能化方面關注的重點。這種自上而下的建設模式可以提高行政部門的工作效率,但需要從市區層面與市級層面建立“城區中腦”“城市大腦”之類的數據集成平臺實現連接互通。這項工作需要由新成立的大數據局負責,才能將從各條線系統的“數據煙囪”收集、儲存的數據轉換為可以由各類治理主體依據權限申請共享的數據資源。
       
        二、社區治理智能化的重點在于群眾自治能力的有效提升
       
        如果將社區治理智能化建設的重心放在技術改進方面,那么無論是技術研發,還是對工作人員的技術培訓都需要花費不菲的成本,至于吸引居民參與使用相關的智能化設備則更是一道難題。因此,盡管我們希望可以迅速獲得化繁為簡的技術產品來支持社區治理智能化建設,但絕不能因此忽視對群眾自治能力、自組織方式的培育。
       
        案例四:構建“一圖可感知”的鄉村治理數字化平臺
       
        Z省D縣“數字鄉村一張圖”發展規劃的基本思路是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統)和大數據技術,引入數字孿生技術,明確信息平臺服務功能、數據接口、信息平臺管理、平臺系統運行環境要求,打造多場景、多業務協同、動態交互的數字鄉村全景圖。構建覆蓋鄉村規劃、經營、環境、服務、治理等方面的“數字鄉村一張圖”數字化平臺,有利于推動物聯網、地理信息、智能設備等現代信息技術與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深度融合,深化農業、農村大數據創新應用,實現鄉村治理“一圖可感知”的目標。D縣《鄉村數字化治理服務規范》設定的目標是堅持“整體智治”理念,建立“一圖一端一中心”的應用支撐體系,建設“以發現問題智能化、處理過程自動化、事件管理全流程為核心,面向政府部門、鄉村基層組織、市場主體和村民等服務對象,提供數據資源整合匯聚、輔助決策的信息化平臺,包括數字鄉村一張圖、鄉村治理數據管理系統、數字生活服務平臺、治理決策中樞四大板塊”的鄉村治理數字化平臺。[4]
       
        通過依托“浙里辦”的電子政務平臺,基于“浙政釘”APP設定的組織框架體系,區分縣級、鄉鎮與街道級、村級的基層管理者和使用者,基于權限內容對應地開放在平臺上的數據內容,能夠使電子政務與電子村務充分銜接并產生良好效果。D縣嘗試基于逐步完善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基礎功能與廣泛布置的智能顯示終端,構建依托“一圖一端一中心”和“浙里辦”“浙政釘”與微信小程序三個交互端,覆蓋鄉村規劃、經營、環境、服務和治理五個領域的多層級、多部門整體聯動系統,以支持村民“隨手拍”“隨心問”與“自助辦”“掌上辦”的智能化服務順利開展,推動鄉村產業發展和鄉村治理可視化、數字化、智能化目標實現,是通過數字賦能促進城鄉融合的合理舉措。
       
        案例五:以“最多掃一碼”的簡約模式消除“增碼”擾民的疲憊
       
        從2020年以來,在Z省C縣各部門推廣多種二維碼、APP的條件下,L鄉投資80余萬元開發“一碼通”小程序力求提高信息共享水平、減輕鄉內各村委人員辦事負擔、方便群眾辦理事務,為探索“智治”模式、建設數字鄉村積累了經驗。L鄉利用技術條件將縣級部門設計的8種二維碼或APP整合為微信“一碼通”小程序,實現“最多掃一碼”的“多碼合一”目標,產生了緩解村委委員工作負擔、方便群眾簡捷辦事的效果。[5]
       
        L鄉在社會治理工作中注重資金保障、人員配備、機制建設、技術創新,為促進鄉村振興、加強民主法治、趨向智能治理、建設未來鄉村積累了有益經驗。L鄉在社會治理方面已經取得較好的成績,離不開該鄉內各村雄厚的集體經濟基礎支持。該鄉通過鼓勵九村聯營、四村聯營等方式將集體建設用地統一建成廠房或羊圈出租,確保每個行政村的集體經濟收入不少于100萬元。因此,各行政村的村委會日常開支等費用都能夠自主解決。在L鄉L村的村委辦公場所不僅包括集中辦公的工位、會議室,還設置了調解室供糾紛當事人使用。這些物質設施與網格化工作機制、三層調解的解紛模式、八碼合一的小程序形成相互銜接的系統,為L鄉的基層治理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績夯實了基礎。
       
        在《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中均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中明確指出,“用信息化整體帶動和提升鄉村現代化發展,著力彌合城鄉‘數字鴻溝’,著力發揮信息化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基礎支撐作用”。發展鄉村數字化治理,將技術運用到鄉村治理中,由依靠經驗轉向數據分析、由被動處理轉向事前預測,可以提升鄉村治理的有效性。對比前述兩個案例可以看到,“一圖可感知”的鄉村治理數字化平臺建設的成本高昂,需要上級政府提供巨額的財政資金支持,而且離不開D縣范圍內大量數據測繪企業形成技術人才富集優勢的條件支持,因此屬于自上而下的建設模式,在建設成本未能顯著降低的情形下很難在其他區域普遍推廣。“多碼整合為一碼”的微信小程序模式雖然同樣需要基層政府給予必要的財政資金支持,但其成本處于經濟發達地區基層政府可承受范圍內,因此屬于值得普遍推廣的建設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在于為人際交流、信息交換提供交流平臺。
       
        三、社區治理的智能化建設應當服務于在前端預防糾紛與在末端化解糾紛的需求
       
        社區治理智能化建設不應當只寄望于技術迭代而忽視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制度建設所產生的作用,需要以制度框架為基礎實現人力與智能化機器更高水平的分工與合作。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才能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行為預期進而實現和諧穩定的生活秩序。因此,常態的社區治理就是社區工作人員聯合多元主體接收居民發出的需求信息并予以妥善回應的過程。這使得智能化技術、設備在信息處理、數據分析方面的優勢得以彰顯,但并不會因此而否定社區工作人員的重要作用。
       
        案例六:R小區以營造村民回遷小區良好社群生態為基礎構建“數字平臺+專員”模式
       
        H市G區X街道S社區R小區在S社區的組織引領下,構建小區黨支部、業委會與物業公司三方協同工作機制,共同推進小區公共服務的多元融合發展,形成黨員、群眾、社團組織、經合社、共建單位聯誼結對共同參與的“3+N”小區微治理模式。在此基礎上,S社區在R小區試點建設信息資源集成管理系統,實現了社區、業委會、物業、生活、政務等服務功能的集成,既為負責小區事務的社區專員提供了信息化服務的工具,又讓小區居民能夠快捷地分享和使用各種信息;同時,還通過網絡決議系統提升了小區居民議事決策質量,通過大數據優化算法提升了社區治理的工作效率。[6]
       
        為了有效化解社區生活中多發的矛盾糾紛,H市G區X街道成立旨在整合社區、物業公司、業委會力量的“三方辦”工作機構,將社區專員下派到小區服務站開展工作,安排社區工作人員到街道辦的物業科掛職,借此增強社區工作人員的辦事能力。以S社區為例,該社區的Z書記從2010年開始到社區工作,從梳理《小區業主議事規則》《小區管理規約》兩份文件著手,及時修改內容粗糙、缺乏合理性的規范性文本,明確規定小區的經營性收益歸業主所有、由業委會經營,按照公共停車位租賃收益三七開或四六開的分成模式指導業委會與物業公司合理分配利益。針對S社區內單個小區住戶在700-1300戶區間的實際情況,在2012-2013年創設每幢居民樓各單元均推選1人擔任業主代表的制度,通過業主代表對物業服務標準、物業公司續聘方案先審先議,然后經各小區黨支部討論再交給業委會形成草案的工作機制,可以有效地彌合可能出現的分歧。通過對議事制度的完善,選聘物業公司、討論動輒上百萬元的物業維修事項等制約業委會有效運行的難題都得到妥善解決。在H市上一輪業委會組建率在30%以下,其中正常運行的業委會僅占20%的現實情況下,S社區通過聘請第三方確定物業維修標準、預算費用,以及在業委會成員中以5選1的方式確定接觸維修企業的人選,然后再安排其余4位業委會成員抽簽、業主代表抽簽、專家抽簽等環節阻隔商業賄賂情形發生的可能。通過組織端午節包粽子以及為弱勢群體送溫暖活動營造和諧氛圍,組織J社區“兒童第一跑團”及家長啦啦隊的形式孵化小區居民互助聯誼組織,并依據每年2000年資助經費的標準支持各文娛社團活動,以社區專員擔任小區服務站負責人等形式鼓勵小區居民參與塑造社區文化氛圍。在此基礎上,S社區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并免費使用“Q未來街區”微信小程序,設置“議事廳”功能實現電子簽名與區塊鏈存檔的目標,以“小區檔案”“財務公示”“社區12345”“隨手拍”“微學院”“矛盾調解”“預約疫苗”“問卷調查”等功能滿足不同類型主體之間的互動需求以及日常的社區治理需要。
       
        案例七:依托全域數字法院改革構建的在線化解糾紛模式
       
        依托C縣法院推動建立的“未來法治村居實踐站”,L鄉L村村民可以充分享受數字法院改革紅利,實現在線立案、在線調解、在線庭審等一站式糾紛化解和獲取訴訟服務。同時,村民可以直通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查詢相關有效信息,還有智能法律助手答疑解惑,也可以自主查詢相應法律法規、典型案例等。[7]
       
        C縣法院依托該縣的“一碼整合”數字化改革成果構建“未來法治村居實踐站”與H市法院推廣的“微法庭”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有相似性。“微法庭”主要發揮訴前分流糾紛的功能,同時具有支持司法審判工作在“線上”開展的輔助功能。[8]“微法庭”是人民法院依托Z省“移動微法院”APP、庭審直播系統等互聯網手段,設立在園區、行業協會、社區等場所的服務基層、群眾、企業的重要平臺。從村莊內部來看,依賴正式的司法裁判解決糾紛的訴訟成本相對高昂,因此在訴前分流解決糾紛是較為明智的選擇,但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來滿足村民這種現實需求。“微法庭”模式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基層法院既然是建設“微法庭”的主要推動者,那就要通過邀請調解員擔任陪審員、選擇典型案例在“微法庭”巡回審判,定期推介釋法說理充分的裁判文書以提升調解員隊伍解紛能力以及利用“微法庭”設備對調解員隊伍進行“線上”普法培訓等方式,成為調解員隊伍背后的“智庫”力量。這樣既不會違反法院保持中立的職責定位要求,也能夠在實際上幫助調解員隊伍逐漸掌握處理專業化糾紛的知識與技巧。
       
        從上述兩個案例的內容來看,開展社區基層治理不僅需要人力、智能化設備的投入,而且需要相對完備的制度作為基礎條件,依賴各類社團組織發揮協調、溝通的作用。無論是各住宅樓單元的居民代表-業委會成員-物業公司與社區派到各小區聯絡站的專員之間的聯絡互動,還是修訂小區業主議事規則、物業管理規約或討論物業重大維修事項、經營性收益的合理分配問題,都需要以居民積極參與自治和社區層面的有效鼓勵、引導作為必要條件。在充分預防糾紛發生的同時,及時分流、化解已經形成的糾紛,同樣需要以人民調解員隊伍、基層組織的協調聯動作為支持條件。在制度與組織建設的基礎上,智能化設備能夠發揮迅速收集、傳遞、保存信息與分析、運用數據形成參考方案的作用。只有實現這種人機平衡、分工合作的狀態,我們才可以看到不斷更新技術與改善智能化設備性能的合理作用。
       
        結語
       
        在社區的日常工作中,收集信息、答復咨詢、電話回訪等重復性工作的比例較高。這類處理信息型工作的技術含量不高但卻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人力成本,所以若能以智能化機器代替人工,就可以使社區工作人員能夠更專注于完成技能型工作。S公司成立于2017年,以P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80多人組成的實驗團隊完成的研發成果作為生產智能化人機交互系統的基礎條件,在2018年為T市公安局定制了出入境管理系統,達到即時更新出入境政策知識庫、即時回復電話咨詢的良好閉環運行狀態。在2020年2月,以AI語音電話的形式在3天時間對H市X區Q街道約4萬居民進行疫情調查,體現了基于多層交互邏輯的AI交互擬真服務設備在信息交互方面的強大優勢。由于科技實力超越國內同行業的企業研發能力,所以不僅在H市X區Q街道形成落地化的“親清在線”產品,而且以較低的成本在新疆的3個樣板社區試點,為后續向新疆的100個社區普及積累經驗。
       
        案例八:仿真“業務人”“小清”系統承接社工回復咨詢與回訪登記工作
       
        “小清”系統的建立和推廣,以政府服務于民眾的出發點為社區所有居民提供了無應用技術門檻的24小時不間斷的政務服務窗口及人機互動型的社區服務窗口。“小清”系統以AI交互生物智能語言等技術,實現擬真人化人工智能AI交互和BI大數據統計分析。H市X區Q街道通過梳理社區工作職能、居民辦事需求等信息,在系統中搭建惠老政策、為企服務、退管辦理、城市服務等十三項專業知識庫,為社區居民全天候提供咨詢解答等精準服務,有的放矢地滿足轄區居民辦理各類事務的服務需求。[9]
       
        技術的成熟度決定了人工智能企業在產品市場的競爭力。以出入境服務系統的設備為例,K公司以96.7萬元的價格為H市B區公安局定制的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統在運行過程中仍會面臨各種技術問題,但S公司為T市公安局提供的同類設備只需要25萬元的價格且能夠保證盈利。從智能回訪系統模塊的使用成本比較來看,A公司能夠以10萬元的價格為委托方安裝智能化系統,但在委托方使用調查統計的場景時,還需要按照每次2萬元的價格收費以滿足委托方的定制要求。如果采用人工的方式在4.5萬居民中進行問卷調查,那需要大概15萬元的費用支出。所以,對比來看,智能化設備顯然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S公司因為技術更成熟,所以不再需要像A公司追加技術投入來完成調查統計場景的功能模塊設定任務。所以,盡管A公司、H公司在業內能夠以總包的方式獲得智能化系統的業務,但仍會選擇與S公司合作開展搭建“智腦”平臺的業務。對于街道辦事處而言,與其以10萬元的成本增加雇傭2名社工,不如以10萬元的價格為社區添置智能化設備。總而言之,以投訴咨詢與通知回訪功能為表征、以自動化知識庫為基礎、以數據閉環與終端服務為目標的智能化應用系統,是社區治理智能化建設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方面。由于市場競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政府在采購環節也會考慮多種需要進行綜合平衡,所以檢驗這種建設效果的最直觀指標就是人機合作的順暢程度、智能化機器為社區工作人員減負增能的水平。至于數據收集、保存與下放使用的權限配置問題,則需要由大數據局負責解決。智能化系統的運行機理在于人機交互邏輯的擬真程度,因此只要設定數據接口對接數據集成系統即可開始運行,就其實質而言這是技術發展水平的問題。對于社區工作人員而言,最重要的任務在于完善制度、健全組織以適應智能化時代提出的新型人機合作要求并借助智能化機器提高人際溝通的效率。

      【作者簡介】

      劉輝,男,講師,法學博士。

      【注釋】
      [1]浙江農林大學本科生林沫玘等人在2021年8月中旬進行實地調研過程中了解到如下情況:在“陽光管家”下單上門服務之外,還可以使用“陽光好幫手”解決鄰里結對問題,利用“好管家”獲得可使用參與活動積分的站點服務,選擇“好小二”獲得居家養老服務,借助“好大夫”獲得醫療衛生院與站點里的醫療窗口服務。因為“陽光大管家”是G區層面在推動建設,小區層面更多是依賴微信群內交流的方式解決日常的小問題。
      在M街道的D社區成立于2001年4月,住宅樓大多為80年代建造的建筑,住戶3172戶,常住人口7264人,其中老年人口占32%。D社區委托公益組織G協會負責“陽光老人家”項目的日常運營,并成立為老服務志愿者隊伍,通過“銀齡互助”的方式讓社區的退休老人享受便捷高效的養老服務。自2019年7月1日起,經實名認證的M街道老年居民在享受政府購買的居家養老服務的條件下,可以利用熱線電話和市民卡APP下單的方式在G區范圍內訂餐。但是,課題組成員在對一些住戶訪談的過程中發現,D社區的一些居民對于外賣點餐服務的接受度不高,而是希望可以通過社區內部的食堂滿足訂餐服務的需求。
      [2]浙江農林大學本科生林沫玘等人在2021年8月中旬進行實地調研過程中了解到如下情況:居民遇到問題會上傳信息,如果是小事,要求在三天內解決,并且對服務進行打分,有獎懲制度督促工作人員及時回應居民的需求。具體的身份信息由社區層面掌握,比如物業只知道一樓住的是王大媽,但是社區層面可以查詢住戶身份證號之類的身份信息。使用人臉識別的門只有人臉識別一種方式進入,但是可以通過微信小程序遠程自動開門。同時有識別陌生人的功能配合,記錄下每一個陌生人的臉部圖片。中腦的信息主要是和公安對接,之前小區曾利用中腦的功能成功協助公安部門抓獲詐騙犯。
      [3]浙江農林大學本科生林沫玘等人在2021年8月中旬進行實地調研過程中了解到如下情況:“以前這種問題都是群眾爆料到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再告訴區城管局,區城管局再告訴執法中隊,最后下發到網格員的手中。這樣最需要信息的人反而是最后一個知道問題的人,明顯會影響執法效率。所以,現在可以依靠智能設備將辦理流程調整過來,使前端的違法信息可以在沒有任何人工干預的情況下直接被發送給網格員,這就讓網格員有了快速處理的信息條件。”
      此外,社區管理人員還和社委會、所有的沿街商鋪的商家共同建立了一個微信群。網格員在發現問題之后,可以直接在微信群中@商家,提醒其整改;若其不予整改,則會由社委會的管理人員再次提醒;如若其仍不予整改,再由城管人員上門處罰。這種完全公開、多次提醒、最后處罰的管理方法,有效緩解了商家與城管之間的矛盾,減輕了社委會的行政壓力,使社委會回歸了它的職責,也通過榜樣作用,促使沿街商家紛紛形成自律意識、養成良好的經營習慣,從而共同維護一個良好的社區環境。據X街道平安建設辦公室的Y介紹,隨著技術的成熟和設備部署點位的完善,“城市眼”的概念已不再是簡單的攝像頭,而是已經包括溫度、紅外傳感器等所有的環境感知設備。其應用的環境也發展到42個具體應用場景,未來將重點推進技術攻堅項目,包括典型應用、數據歸集、APP開發應用、統一地址庫綜合運用、“紅茶議事會”2.0版本、物聯感知網建設、運行體系建設等七大類。
      [4]  根據D縣《“數字鄉村一張圖”數字化平臺建設規范》的規定,平臺基礎層為“數字鄉村一張圖”數字化平臺提供必需的基礎設施,包括物聯網感知設備、縣內各委辦局的業務系統數據、第三方廠家的業務系統數據以及其他基本軟硬件設備和系統數據,可以滿足服務支持層和應用擴展層的正常運行需求。在確保系統安全、設備安全和數據安全的前提下,通過數據中臺內的數據集成、數據清洗、數據歸集等服務支持,在關鍵設備和關鍵部件應用冗余配置,為“數字鄉村一張圖”數字化平臺提供各類業務功能系統與接口。
      Z省D縣M鎮W村是全國文明村,2019年集體經濟組織收入約600萬元,2020年集體經濟組織收入為651萬元。W村在2019年和2020年各獲得1億元投入建設鄉村智能化設備平臺及配套設施。從鄉村規劃一張圖方面來看,在國土信息影像疊加的基礎上,Z院的項目組為W村設計了村莊建設發展規劃,通過村委會的智能終端顯示屏幕可以查詢存量建設用地、耕地保護、宅基地確權發證與使用情況。從鄉村環境監測保護方面來看,W村2014年開始推動垃圾分類工作,利用傳感器監測污水、易腐垃圾、空氣環境,購置每根價值3萬元的智能燈桿測量PM2.5數據,并定時傳送到終端顯示屏幕上。從對鄉村人口的服務與管理方面來看,出生、入學、就業、建房、婚育、就醫、智慧養老、殯葬等信息都可以匯總到“村民一生事”的終端進行調取和查看。電子圍欄可以及時顯示進入W村的人口來源地、駐留時長與性別結構等信息。這些數據都是由D縣大數據發展管理局負責整理和輸入,所以電子村務的數據來源是電子政務的相關數據。
      [5]據L鄉主管綜治工作的副鄉長介紹,2020年1-8月,L鄉各村村民共318次撥打C縣12345熱線電話。由于縣級層面需要記錄信息,在受理后熱線服務中心往鄉政府派單,而鄉政府接單后要由主管領導簽單再批給專線領導,專線領導安排工作人員調查核實情況后,還需要形成文字材料報給鄉政府主管領導,隨后還需要反饋給12345熱線服務中心并由其答復來電的村民。這個辦理流程需要大約5天的時間,而如果鄉政府及時獲取村民反映的信息,就可以將處理時間壓縮到3天以內。因此L鄉政府委托專業公司開發了微信小程序接受群眾投訴,2020年10月在L村進行試點,同時已開設了63-12345熱線電話作為微信小程序的補充,并承諾24小時內給來電的村民答復。
      為鼓勵村民使用小程序,避免出現領取獎勵而安裝APP后隨即卸載的情況,L鄉L村以提供積分兌換肥皂、牙簽、指甲鉗等自動售貨機式的“積分小超市”,來確保村民安裝小程序后的日常使用率。在小程序中設置了“我要調解”的功能模塊。L鄉已經組建了由村調解主任、退休的縣鄉干部、綜治辦主任、司法所長、征地拆遷辦工作人員以及離任的村委委員等20人組成的人民調解員隊伍,可以供糾紛當事人選擇。由企業主、副科級以上干部、教師、醫生組成的鄉賢會也可以在調解復雜糾紛方面發揮輔助作用。在文明誠信、解紛、村務一點通、市場監管等APP功能被微信小程序整合以后,一碼通小程序可以形成足夠的用戶黏性,因此能夠為吸引村民使用點單式調解功能創造必要的條件,進而有利于促成訴源治理的目標。
      [6]據H市G區S社區的Z書記介紹,R小區于2016年10月交付使用,總建筑面積13.21萬平方米,分為7幢高層住宅及2層低層商業用房,截止2021年8月總戶數為913戶,常住人口834人,流動人口1212人。物業服務企業為X公司。S社區工作團隊通過提升改造住宅樓架空層文化品位等方式,用心打磨R社區多地回遷的融合文化,依托持續的社區服務活動和鄰里自發的社交營造社群生態。在2020年度獲得H市物業管理優秀住宅、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小區、H市撤村建居示范小區、X街道物業項目考核“紅黑榜”評比的紅榜等榮譽。在社區黨委的組織引領下,小區黨支部和業委會聯合物業公司三方協同,將數字平臺與以人為服務重心的創新舉措相融合,實現了居民共建、共治與小區高效運營、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微治理目標。
      [7] C法院依托L鄉L村數字化未來鄉村建設,進一步推進數字法院改革下沉基層,主動融入基層社會治理,在該村打造全省首個“未來法治村居實踐站”,滿足群眾對高品質司法服務的新需求。L村“融一碼”戶均注冊率近100%,C法院借此努力將更多司法服務送到村民的眼前、指尖。在“融一碼”小程序中日常發布各類法律資訊、典型案例、失信曝光信息、執行懸賞公告等。村民可以通過投票的形式,定期在“融一碼”上訂制“法治大餐”。同時,實踐站采用司法大數據分析,向群眾精準定制投放普法內容。借助庭審直播、在線法治“云課堂”、錄制普法微講堂等方式,不斷增強基層群眾法治意識。通過法庭與村支部共建、黨員在線培訓、聯村法官專業指導等方式,培養一批基層“法治領頭人”,不斷提升村居法治水平。
      [8]2021年7月14-15日,Z省高院在T市召開全域數字法院改革推進會。會上,H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微法庭”打造司法參與基層治理的新模式、L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共享法庭”打造規范便捷的在線訴訟空間等經驗進行現場交流。自2018年9月以來,H市已累計成立“微法庭”2700余家,覆蓋率92.06%,指導調解各類疑難、復雜糾紛1401件,調解成功數為925件,成功率66%。8月18日上午,全國首家入駐國家級園區的微法庭——H市S區法院數智微法庭(Q智慧城-東方電子商務園站)揭牌儀式于H市Q智慧城-東方電子商務園舉行。
      [9] H市X區Q街道背靠吳山,面朝X湖,被譽為城市的“會客廳”。Q街道轄區面積約2.3平方公里,下轄QB、LD、QH、D、LC五個社區,是H市老城區的典型街區,街道總人口約4.2萬人,戶籍人口3.3萬人,家庭戶數1.1萬戶,不少居民都是老年人。
      “小清”系統不但可以實時記錄服務信息和數據,還可以對信息數據進行實時處理和分析,在全程溝通中,各類數據AI自動精準統計分析,實時文字+語音“雙記錄”,自動同步居民歸類標簽,并根據異常情況進行風險預警,做到數據可視化,以及對服務內容、風險的把控一目了然。該系統擁有應急求助功能,可為遇到老人摔倒、燃氣泄漏、自然災害等緊急情況的居民,通過熱線電話傳達第一手應急防護知識,并根據居民提供的相關信息實時轉接人工服務,以有效提升應急處置速度。
      【參考文獻】
      {1}代瑾、臧鵬、曹義杰著:《中國鄉村社會治理傳統及其法治化轉型》,四川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2}鄧大才著:《中國鄉村治理:從自治到善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
      {3}郭元凱、諶玉梅編著:《組織振興:構建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中原農民出版社2019年版。
      {4}賀雪峰著:《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
      {5}李萬忠著:《鄉鎮干部手記——中國鄉村治理中鮮為人知的實況(1990~2017)》,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版。
      {6}劉剛著:《鄉村治理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經濟管理出版社2021年版。
      {7}祁勇、趙德興著:《中國鄉村治理模式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8}王鵬翔著:《組織與鄉村:以中國鄉村治理精英為視角》,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9}溫鐵軍、張俊娜、邱建生著:《居危思危:國家安全與鄉村治理》,東方出版社2020年修訂版。
      {10}徐勇著:《鄉村治理的中國根基與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11}趙先超、周躍云主編:《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2020年版。
      {12}周慶智著:《鄉村治理:制度建設與社會變遷——基于西部H市的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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