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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法海外研究的樣本:德國
            2021/8/26 15:08:30  點擊率[17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理學
              【出處】《中德法學論壇》第16輯上卷
              【寫作時間】2019年
              【中文摘要】在中國鼓勵擴大中國學術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的背景下,本文回顧了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法在德國的研究狀況,并從研究群體、著述情況介紹了其現狀。在著述方面,考察了期刊論文、專著、文集的發表出版概況,并討論了德國本土學者以中國法為主要內容所撰寫的博士論文。總結德國對于中國法的研究現狀可以發現,如果不計算中國博士生在德國所撰寫的法學博士論文,關于中國法出版物的數量雖然有所增加,但仍穩定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并沒有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德經貿往來的加強而有大幅提升。本文分析了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并對于如何完善中國法在德國的研究,從知識生產與知識利用兩個方面提出了建議。
              【中文關鍵字】中德交流;英文法學期刊;外譯項目;中國法主題的博士論文;法律東方主義
              【全文】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中德兩國政府官方與民間在法制方面展開了多渠道、多方面、多領域的對話與交流。中國法學界對于德國法研究與引介的重視毋庸多言,但中國法在德國的研究現狀,對于大多中國學者而言是陌生的。與此相對應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官方鼓勵擴大中國學術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一些知名法學皖以及中國法學會創辦英文期刊,國家社科基金的外譯項目也為此設立。在中國愈加重視中國法研究在海外推廣時,把德國作為一個樣本,了解中國法在德國被關注的狀況更能讓人們對相關問題獲得感性認識。因為研究時間有限,本文提供的只是一個概況,也期待后續研究能夠發掘更多細節問題。其次,自2006年起,德國有學者每年收集涉及中國法的英文、德文出版物,匯總成文獻目錄發表,因此,本文關注的焦點不是具體的著述,而是這些出版物背后所隱藏的中國法研究方面的規律性特點以及形成這些特點的原因。最后,本文將重點討論德國學者以中國法為主要內容所撰寫的博士論文,這是因為博士論文對于特定中國法律問題的討論更為深人、全面,對中國法研究貢獻也更大,也更能夠反映中國法在德國研究的水平與深度。本文最后附帶一份1978年至今發表的以中國法為主要內容的德國本土法學博士論文清單,以便讀者對于這些論文所涉及的領域、具體的問題能夠有個總體認識。
               
                一、歷史回顧
               
                德國對于中國大陸法律的研究起步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當時德國法學期刊上就逐漸有一些關于中國法律內容的文章發表,內容涉及的領域也很廣泛,包括合同法、知識產權、保險法、反壟斷法、涉外經濟法、法學教育、法制史和法理學。這些文章主要刊登在《國際經濟法(RIW)》、《比較法研究雜志(ZVerglRwiss)》、《域外憲法與法律(VRÜ)》,其中《國際經濟法(RIW)》面向的讀者群為實務界人士,因此更傾向刊發一些與德國企業在中國投資相關內容。在1949年到上個世紀60年代末,德國關于中國法律的專著幾乎是空白。在文革期間,也有極個別德語區學者克服了重重困難到中國進行研究。即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于德國學者來說,研究資料的收集仍然面臨著意想不到的困難。當時,中國法律方面的信息多被認為是國家機密或者是內部資料,并不對外國人開放。一名德國律師回憶當年的經歷寫到,北京大學有四個圖書館藏有法律圖書,但只有一個圖書館是對外國人開放,在那個年代,法律圖書銷售也非常快,必須在新書面世后盡快購買,否則就可能脫銷。
               
                早期在德國專職從事中國法研究的主要有三名學者,即漢堡外國與國際私法馬普所的門策爾教授(Frank Münzel;1937年生),科隆大學哲學系的何意志教授(Robert Heuser;1943年生)以及弗萊堡大學漢學系的勝雅律教授(Harro von Senger;1944年生)。門策爾教授在1972年起的30年間在漢堡馬普所擔任東亞法負責人,期間除了推動中徳法學交流,還將大量中國法律翻譯成德文,并配以相關的注釋,在互聯網上發表,直到今天仍然是了解中國法律的重要渠道。何意志教授在1992年到2011年期間在科隆大學執教,研究范圍廣泛,專長為公法,但民商法、法制史、刑法等領域都有著述發表。勝雅律教授在1989年到2009年期間在弗萊堡大學漢學系執教,主攻計謀學,在法學領域關注馬克思主義法學,人權法等。三名學者的研究領域交叉不多,相互補充,使得德國的中國法研究領域非常寬廣。此外,原漢堡亞洲法研究所研究員Oskar Weggel (1935年生)的研究領域也包括中國法律,曾在70年代出版多部專著,涉及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簽訂的條約(1971)、國際公法(1972)、憲法(1976)、外貿法(1976)、法制史(1980)。
               
                三位學者中的兩位博士論文與中國法制史相關,其中門策爾教授的論文題目為《中國古代刑法:中國明史刑法志》(1968年),勝雅律教授法學博士論文題目為《傳統中國買賣合同》(1969年),其哲學博士學位的論文題目為《大寶令中的中國土地制度:仁井田升對再現中國唐朝土地制度的貢獻》(1981年)。何意志教授也曾經撰寫過《晉書刑法志:對中國早期法律的理解》(1987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帕紹大學的孟文理(Ulrich Manthe)教授,他的研究方向為羅馬法,但出于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曾經從1973年到1974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過中文。帕紹大學針對法律系學生開設有專門漢語強化教學,90年代到中國留學的德國法律系學生很多都來自這一大學。孟文理教授曾經指導過7名中國博士生,13名以中國法為主要內容的德國博士生,對推動中國法在德國的研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二、關注與研究群體
               
                1.群體的劃分
               
                在2000年之后,中國法的研究力量逐漸壯大,本文把相關群體作如下分類:首先可以將其分為關注型與研究型兩種,在研究型群體內再分為長期型與短期型。這是因為在德國對中國法感興趣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僅僅關注中國法的發展,自己并不進行研究或者偶爾參與研究活動、并有著述發表,這一群體屬于關注型。之所以有必要了解關注性群體的組成,因為他們是中國法研究出版物的受眾,直接決定了相關研究的重點與傾向性。
               
                在研究型群體中,長期型是指那些以研究中國法為職業的學者,這一群體的數量非常少。短期型是那些在一段時間內以研究中國法為主要工作的學者,這一群體主要包括在德國高校以德文或英文撰寫以中國法為主要內容的德國本土與來自中國的法學博士生。之所以說他們是短期型,是因為中國博士畢業后或者回國或者留在德國從事實務,德國本土博士畢業后從事的職業也很少為研究型,多為律師或在法院、政府機關工作從事公職,因此,他們對于中國法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隨著中國留學生在德國攻讀博士人數近些年的上升,而相關研究也多為中德法律比較,短期在德國研究中國法的這一群體規模也不斷擴大。德國本土博士生在論文完成后一般由研究型轉變為關注型群體。
               
                當然,一些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以及在中國進行研究、但在德國的出版載體上發表著述的作者,也為德國讀者開辟了了解、接觸中國法的可能性,但他們畢竟不在德國法學研究體系之內,所以只能看成是廣義上以德語為工作語言研究中國法律的群體。
               
                2.關注群體
               
                在德國關注中國法的群體頗具規模,相應的協會,即德中法律家協會,擁有會員約七百人,以實務界人士為主。而其中以中國法業務為主業的律師是一個較小的群體。目前在中國司法部登記的德國律師事務所代表處共有12家,這些事務所在德國的分所一般也有負責中國業務的德國律師。這些律師雖然只是業余參與中國法的研究,但卻構成了德國研究中國法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關注型群體中,也有一些綜合大學法律系的教授,因為所供職的高校與中國的大學存在合作辦學關系,經常到訪中國授課或者舉辦學術報告,其中包括柏林洪堡大學Reinhard Singer, 康斯坦茨大學Astrid Stadler、Jochen Glöckner,明斯特大學Sebastian Lohsse,哥廷根大學Rüdiger Krause、Hans-Peter Stoll,弗萊堡大學Rolf Stürner、Uwe Blaurock, 不來梅大學的Wolfgang Däubler、薩爾大學的Michael Martinek等等。此外有一些德國法學教授曾經指導過多名中國博士生,也因此對中國法比較關注。
               
                關注群體中另外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是法學專業的學生,目前不少德國大學開設有中國法課程,包括弗萊堡大學、柏林洪堡大學、科隆大學、奧斯納布呂克大學、慕尼黑大學、哥廷根大學、美因茨大學、奧古斯堡大學、特里爾大學。此外,一些法律系學生曾經通過校際或院系交流項目在中國留學,或者參加哥廷根大學每年舉辦的中國法暑期班,這些學生也都對中國法抱有興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與中國自2000年起一直進行“法治國家對話”,這一對話的渠道多種多樣,其中比較重要的活動有兩項:一項為中德兩國每年組織的主題研討會,至2018年為止已舉辦了18屆,另外一項為德國司法部每年春季在柏林舉辦的“德中法律領域合作大圓桌會議”(Der große runde Tisch zur Rechtszusammenarbeit mit China)。特別是后一項活動中,與中國法律領域有頻繁交流活動的人士都會受邀參加,包括聯邦律師協會、公證員協會等等。這一群體中的很多人或多或少對于中國法的發展比較關注。
               
                3.長期研究群體
               
                德國綜合性大學里以中國法為重點的教席目前有三個,分別設立在弗萊堡大學、科隆大學與奧斯納布呂克大學。其中科隆大學的教席設置在哲學系,早在上一世紀就已經設立,另外兩個設置在法律系,而且屬于2000年之后新設。德國教席的設置與名稱、研究領域等均由大學所在聯邦州教育部決定,因此新教席的設置頗為周折,相應也比較少見。奧斯納布呂克大學的中國法教席屬于私人基金會捐贈教席,但與美國不同,德國這類捐贈教席還非常罕見。漢堡大學民法教授Hinrich Julius, 美因茨大學民法教授Christina Eberl-Borges,因戈爾施塔特大學經濟法教授Claus Luttermann也都比較關注中國法,并有相應著述發表。
               
                此外,在高等專科學院(Fachhochschule)中也有幾個法學教授在其主頁中把中國法列為研究方向之一,比如Pforzheim高等專科學院的Andrea Wechsler教授、Ludwigshafen高等專科學院的Barbara Darimont教授、Osnabrück高等專科學院的Hendrik Lackner教授、Ostfalia高等專科學院的Winfried Huck教授。
               
                漢堡私法方向的馬普所設中國部,目前負責人為Knut Benjamin Pißer教授。弗萊堡刑法方向的馬普所以及慕尼黑知識產權方向的馬普所過去也曾經有專人負責東亞地區,而其他領域如民事訴訟法、公法的馬普所則沒有聘用針對中國法的研究人員。在美國,研究中國法的學者多是從律師轉行到大學或研究機構,但在德國這種轉型非常困難。這主要是因為在德國大學中獲得長期教職通常以完成教授資格論文為前提,而這一論文的完成至少也需要三、四年的時間。
               
                最后,漢學專業中同樣也有個別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國法律,比如弗萊堡大學教授Daniel Leese,研究方向為中國法制史與中國刑法,柏林自由大學助理教授Catherine Ruth (Katja) Levy,研究方向為中國法社會學、民間組織法。但漢學專業研究方法、發表媒體與法學學者有所不同,因此兩個群體的交集有限。
               
                因為專職研究群體小,使得在德國專門研究中國法的學者每個人都要覆蓋很多領域,以滿足德國法律界對于中國法律知識的需要,因為研究者的精力、時間與知識積累等方面的限制,無疑會導致研究無法深入的情形發生。
               
                三、著述情況
               
                1. 期刊論文
               
                在期刊論文方面,首先必須提及的是《中國法雜志》,其前身為德中法律家協會的Newsletter, 1994年出版了第一期。2004年改版為目前的期刊形式,2015年后再次增加網絡版,與紙質版并行出版。《中國法雜志》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翻譯中國最新法律,并對新出臺法律以文章的形式進行評論與引介,這一功能在2013年延伸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中國法雜志》的編輯部設在南京大學中德法律研究所,主編為德中法律家協會,編委會由Benjamin Knut Pißler與Björn Ahl兩位教授組成。《中國法雜志》為季刊,每期在100頁左右,除了刊登上述內容,剩余版面就比較有限,主要刊登一些中國法律更新情況的文章。
               
                此外,德國眾多領域都有針對比較法的雜志,比如民法的《拉貝爾比較法期刊(RabelsZ)》,知識產權方面的《工業產權與著作權雜志國際版(GRUR Int)》,民訟法方面的《民事訴訟法雜志國際版(ZZP Int)》,刑法方面《國際刑法教義學期刊(ZIS)》,公法方面的《外國公法與國際法期刊(ZaöRV)》,還有之前提及的《國際經濟法》、《比較法研究期刊》、《域外憲法與法律》。總體上,德國所有法學期刊都刊發外國法為內容的論文,只是針對德國本土法教義學的典藏期刊刊發數量較少。盡管如此,德國期刊中關于中國法的論文數量非常少。以《國際經濟法》為例,該期刊是《中國法雜志》以外發表中國法內容文章最重要的媒介,覆蓋包括幾乎所有法律領域,每年刊發中國法文章的數量都只在個位數左右,發表最多的年份集中在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到德國的幾年(2007-2009),這還是因為當時業務相對冷清,律師們有時間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
               
                2. 專著
               
                在學位論文之外關于中國法的專著,作者主要是專職研究人員,涉及的領域包括經濟法、行政法、知識產權、物權法、合同法、司法改革、繼承法等,這里不再一一介紹。專著類出版物中,數量最多的是一般導論性圖書,前后有門策爾教授1982年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歷史與現狀的導論》、勝雅律教授1994年出版的《中國法導論》、何意志教授1999年出版的《中國法文化導論》(2006年第3次印刷)、筆者自己所寫的《中國法導論》(2009年第1版,2017年第2版)、Christina Eberl-Borges教授2018年出版的《中國法導論》。這些書雖然書名近似、甚至完全一致,但內容、側重點、寫作風格有很大區別。盡管如此,似乎還是有比較探討一下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首先,下表中概括了這五本導論的主要信息:

                根據這一圖表,可以這些導論性質的圖書有下面的幾個特點:一、德國本土作者對于影響法律在中國現實運作情況的因素比較重視,對于微觀具體制度的研究則比較簡略。這可能與門策爾、勝雅律與何意志三位學者在中國學習研究的經歷有一定關系,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親身接觸更容易覺察到中國法實踐的不同。當然也不排除出于預想受眾范圍比較廣的考量,對中國法的介紹更趨向宏觀。二、給予法制史超比例的篇幅,比如Eberl-Borges的著作對于中國各個朝代的歷史都有介紹,占全書四分一的比例,何意志的著作與此類似。在西方讀者的印象中,中國法律獨創的部分更多來源于中國古代,現行法律多為繼受而來,特色不強。這種對于中國古代法制史的強調,對于西方(包括德國)作者而言,是一種善意的舉動,是一種消除中國法制落后偏見的努力。而且在過去,這種著重歷史視角的寫法甚至形成了一種學術傳統,不容得偏離。三、對于中國執政黨在法律運行中的作用都比較關注,勝雅律教授1994年的著作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內容是關于馬克思主義與黨內規范,這一重點的選取與勝雅律教授的研究興趣有關,但作者當初也未必預料到黨內法規今天成為一門新興顯學。
               
                對比德國學者所撰寫的英文《德國法導論》可以發現,其中對于法制史的討論篇幅非常有限,重點是集中在具體法律制度上。在德國出版的對其他國家法律導論類圖書中,對于法律外因素關注之多,中國可能是唯一的,這凸顯了中國法律的特殊性。對于德國讀者而言,這種特殊性至少體現在兩點:一可以概括“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既然法律規定與法律實踐分離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那么在這種導論類的書籍中似乎也沒必要細致探討具體法律制度。二是法律在中國社會中的真正作用并不明確。一名在中國法領域執業長達30多年的一位德國律師仍然感慨,盡管中國法律的內容對于西方法律界人士而言并不陌生,但是中國法律與政黨的關系對于西方人而言仍然難以琢磨。
               
                3. 文集
               
                文集類出版物多產生于學術會議,但也有一些是圍繞某一主題多位作者的合集。從80年代至今出版針對中國法的文集涉及了民商法、國際私法、勞動法、經濟法、農業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學方法論多個領域。德國多家出版社也推出了面向東亞法與中國法的文叢,比如De Gruyter出版社的《德中法律家協會文叢》,Nomos出版社的《東亞法》、《中國法與法文化研究》,Mohr Siebeck出版社的《東亞私法文叢》、《東亞刑法文叢》以及LIT出版社《東亞法文叢》。但這些文叢都面臨著同一問題,即可供出版的書目過少,因為每年在德國召開與中國法相關的會議數量非常有限,而且會議論文出于經費與影響力的考慮,也可能選擇在期刊上發表,而不是結集出版。這些文叢也收錄博士論文,但高質量的博士論文也經常因導師推薦在研究所屬領域的專門文叢出版,所以這些東亞法的文叢內容來源的匱乏非常明顯。
               
                此外,德國一些部門法國際實用指南類圖書中或者特定主題比較法文集也包括中國部分,比如反不正當競爭法、電子商務法、公司法等,還有一些法律評注也會在國際部分涉及中國法。這類出版物關于中國法的內容對于該特定專業以外的讀者而言比較隱蔽,因為無論使用書名還是關鍵詞都難以搜索到這些圖書的章節。
               
                4. 博士論文
               
                (1)數量
               
                以中國法內容博士論文在上個世紀70年末即已出現,但都屬于其他專業,最初兩篇德國法學博士論文發表月1989年。最近30年這一數量并沒有隨著中德的經貿、文化往來的發展明顯增加,除了個別年份如2009年達到七篇、2004年達到6篇,通常保持在每年一到五篇的水平,而在同一期間德國法學專業攻讀博士的人數大幅上升。這其中的原因,筆者認為是在于博士論文對于中文水平要求高,作者時間投入大,而德國法學教育完成一般就已經需要花費七至八年左右,導致有志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希望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博士論文,所以即便有法學畢業生對中國法抱有興趣,甚至曾經在中國留學,博士論文也未必選擇與中國法有關的方向。這里一個需要指出的背景知識是,博士學位對于德國法學畢業生來說與學術生涯沒有直接聯系。在實務界工作,擁有博士學位同樣重要,個別律師事務所甚至把博士學位作為聘用前提。因此,優秀的德國法學畢業生攻讀博士學位非常普遍。
               
                (2)動機
               
                對于那些選擇中國法內容的德國法學博士,他們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在其論文中通常沒有給出直接的回答。筆者所了解的選擇中國法作為博士論文題目的動機有多種,既有出于對于中國文化或者法律發展的興趣,也有出于職業規劃的考慮,特別對于有志于在國際組織或德國政府部門如外交部門工作的學生,中文背景也能增加求職的機率,還有一些是因為配偶來自中國。總體上,中國法對于德國法學博士生來說一直是一個小眾的方向。德國法學畢業生,無論出于什么原因決定撰寫中國法內容的博士論文,對于中國法研究的決心最堅定,其中很多也是德國法學畢業生中最為優秀的一批。
               
                (3)領域與選題
               
                從內容上看,多集中在民商法領域,其中民法方面論文數量最多,其次為商法、知識產權、競爭法、國際貿易法、勞動法、仲裁法,而刑法、公法、國際法方面的論文數量最少,這也與德國法律界對于中國法知識需求的領域成比例。從研究的主題來看,
               
                在民法領域,關注最多的領域是合同法,特別是買賣合同(1篇),此外還有承攬合同(1篇)、運輸合同(1篇)、借款合同(1篇)、代理(1篇)、違約責任(1篇)、合同的訂立與效力(1篇)。物權法是另外一個研究比較多的領域,共有六篇論文產生,討論的內容主要是中國《物權法》產生過程(2篇)、所有權概念與保障(2篇)、不動產法(1篇)、典權(1篇)。關于侵權法有三篇,涉及基礎理論、產品責任與航空運輸責任,人格權、家庭法各一篇論文。國際私法論文共有五篇,包括概論、繼承法沖突規范、國際私法的意思自治、知識產權的國際私法、中國區際國際私法。在民事訴訟法領域有四篇論文,分別為調解、判決執行與商事仲裁(2篇)。
               
                商法的論文主要集中在公司法與外商投資法,特別是對于投資法的研究涉及該領域的各個方面,包括合資企業(3篇)、投資領域的法安定性(1篇)、投資司法保護(1篇)、公司法與投資法關系(2篇)、商貿與投資法(1篇)。其次,內幕交易、資本市場、信托制度、破產法、股份有限公司法各有一篇論文產生。
               
                知識產權方面的論文包括專利法(2篇)、商標法(3篇)、著作權與鄰接權(1篇)、TRIPs的影響(1篇)、反假冒(1篇)。
               
                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內的競爭法是一個熱點,共有六篇論文產生,其中既有概括性質的,也有就具體問題的研究如企業集中(3篇)。
               
                國際貿易法共四篇,涉及貨物進出口、保險監管、市場地位與反傾銷、保障措施,國際公法共兩篇,涉及國際公約適用與臺灣地區的國際地位。
               
                勞動法方面,在1990年曾經有兩篇論文發表,之后在2010年后至今再次有兩篇論文發表,中間則是長達20年的空白,這可能與中國相關的立法進程有關。社會法方向也有一篇論文發表。
               
                法制史在80年代后至今為止只出版了一篇,研究對象為吐魯番契約文書(1995年),以在敦煌學發現的古代契約為研究對象。對于德國法學學者而言,法制史的研究與實際需要聯系最小,而花費的精力最多,而且需要法學與史學兩個學科的學術訓練,所以難度更大,這也是中國法制史研究最少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產生的其他專業的博士論文以中國法制史為主。
               
                關于中國憲法、行政法的博士論文,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共出現了六篇,分別涉及經濟行政法任務的中德比較(2009年)、行會與協會(2010年)、中國行政強制法(2017年)、特區立法(2018年)、香港特區法律兩篇。公法論文偏少的原因,筆者推測有這樣幾個因素:一是出于職業發展的考慮,很多博士生更強傾向于民商法,對于公法的興趣有限;二是已有的中國行政法研究比較少導致了德語和英文文獻比較少,所以相關論文都是一種開拓性研究,花費的精力就更多;三是與中國法學界聯系比較密切的德國公法學者比較少。從總體上而言,在德國行政法在比較法方面也遠沒有民商法發達。
               
                中國刑法方面的德國本土法學博士論文只有一篇,關于中國刑法與蘇維埃刑法的關系(1993年),此外有兩篇其他專業的博士論文涉及刑法,分別為關于1979年到1983年中國刑法立法(1985年)、刑法中的正當防衛(2015年)。刑法論文數量低的原因與行政法并不相同,一是關于中國刑法的由中國學者在德國所撰寫的博士論文數量不少,達到30本;二是刑法方面中徳交流也非常頻繁,對中國刑法感興趣的德國刑法學者也不在少數。所以,德國博士生對中國刑法熱情有限,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對職業發展幫助有限的考慮。
               
                在選題上,德國博士生中國法內容論文與中國立法節奏關系不大,也沒有明顯追捧熱門話題的傾向。此外,德國法學博士論文的熱點領域,與同期美國中國法研究的重點也有很多相近之處。在這個意義上,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法的研究,盡管語言不同,但聯系還是比較緊密,而且自從2006年歐洲中國法研究協會(European China Law Studies Association (ECLS))成立之后,每年年會吸引了不僅來自歐洲各國,還有美國、澳洲、港澳的中國法學者參加,成為了西方中國法研究的一個重要全球交流平臺,因此,海外中國法的研究有逐漸超越國界,形成一個國際學術圈的趨勢。當然,這一發展對于德語區的中國法研究帶來的影響并不一定有利。國際化研究,所用工作語言一般為英語,使得研究成果在國際上雖然影響更大,如果研究成果不轉化為德語文獻,在德國的影響實際是遞減的。
               
                (4)學位授予的大學
               
                上述論文多數產生于帕紹大學、哥廷根大學、漢堡大學、弗萊堡大學、科隆大學,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大學中一些法學教授對中國法興趣濃厚,更傾向于指導中國法內容的博士論文。
               
                (5)方法與影響
               
                從這些論文的寫作方式來看,絕大多數還是屬于通常的法教義學方法。但是,因為中國法理論與實踐差別較大,所以很多論文作者在寫作過程都嘗試在中國進行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來了解實踐運行狀況。另外,這些博士論文的絕大多數只是針對中國法,與德國的比較研究屬于少數,這與中國博士生在德國寫就的法學博士論文有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比較研究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要成倍增加,對德國法相關制度作出創新性研究困難較大,中徳某些具體制度的可比性有限等等,而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法更能為豐富德語文獻做出開拓性貢獻。
               
                上述博士論文對于中國法在德國的研究起到的推動作用至關重要。一方面,這些研究針對性強、更加深入,對中國文獻的考慮更加全面,可以大幅拓展該特定領域中國法知識。另一方面,在攻讀博士期間積累的中國知識也可以這一群體在博士畢業能夠參與中國法相關研究。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些實務界工作的博士,需要多人合作的中國法研究在德國都無法開展。
               
                四、評價與分析
               
                總結德國對于中國法的研究現狀,可以發現,如果不計算中國博士生在德國所撰寫的法學博士論文,關于中國法出版物的數量雖然有所增加,但仍穩定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并沒有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徳經貿往來的加強而有大幅提升。這可能與我們的預期有所不同。那么,這一現象的原因何在?筆者認為至少有如下三個因素值得考慮:
               
                一、對中文、中國的興趣停滯。
               
                2011/2012學年度與2016/2017學年度與相比,在德國中學里學習中文的人數也沒有增加,在多個聯邦州出現人數大幅下降的情況,到中國留學的德國大學生數量也沒有明顯增加,甚至在2015年一度下滑。一方面,因代際興趣不同,不同時代年輕一代在選擇留學目的地方面流行趨勢不同。經貿關系的緊密度并不一定直接轉化為民眾興趣的增加。德國媒體雖然對于中國報道一直批判性居多,但近幾年新聞報道中的中國形象更趨負面。但德國政府、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等學術交流機構支持德國學生到中國留學的態度并沒有改變。可以說,德國政治、經濟決策層對于了解中國重要性的認知與一般大眾是有差別的。目前三個中徳合作辦學項目(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上海同濟大學)都包含針對德國留學生交流的部分。南京大學與同濟大學還開辦了針對德國學生的雙學位項目。這些都為法律專業的德國學生留學中國創造了便利條件。此外,國內知名法學院針對外國學生的碩士項目也有少量的德國學生。德國大學與中國大學的學生互換項目數量也在增長。最后,德國二代華裔的數量不斷增加,其中也有一些在大學選擇法律專業。所以,德國在中國留學生數量的變化應該不是中國法研究規模小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二、中國法律研究難度的增加。
               
                對于想了解中國法的外國法律界人士而言,隨著中國法律的不斷復雜化與瑣碎化,確保對中國法律狀況的準確把握已經越來越困難,在某些涉及多個法律領域的問題,似乎成為了難以完成的任務。特別是法律評注的缺失,已經構成外國學者深入研究中國法的一個巨大障礙。而此中的艱難不只是語言障礙,而是在打開數據庫,搜索很多關鍵詞出現成百上千個匹配結果時的絕望和在花費巨大精力讀完一篇文章而發現內容完全無用時的沮喪。所以,對于德國法學專業畢業生而言,選擇中國法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除了語言天賦,多少是需要一些理想主義與無畏、樂觀主義的精神。能夠高質量地完成論文,也需要與中國學者的頻繁交流。但與在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一樣,德國學生即便掌握中文,如果不在中國工作,中文很多時候在工作中無法發揮作用,艱辛的付出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回報。
               
                三、法律知識與職業的地域性。
               
                德國法律專業人士在中國工作,主要就是從事律師職業。而與其他很多專業不同,法律是一個地域性非常強的學科,律師行業對于人際網絡、文化背景要求很高,加之在中國外資所隨著內資所競爭力的提升發展空間比以往更為縮小,使得長期在中國工作對于德國律師而言在職業發展上并不一定是最優的選擇。隨著全世界范圍法律更新速度的加快和法律咨詢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在中國工作的德國律師返回德國后,或多或少都面臨著專業知識與人際關系脫節的問題。可以說,與中國法結緣,改變了這些德國法律人的人生軌跡,在收獲不一樣的人生經歷的同時,也失去了很多原有的機會。反而是那些改行做投資的律師,更能利用中國經濟的發展機遇,獲得經濟上最大的利益,但這種情形都是特例。這些經驗教訓使得年輕德國法學畢業生在選擇到中國工作或者研究時,不得不反復考慮再三,這也直接導致在中國有留學經歷的德國法學專業學生雖然不少,但能夠堅守中國法這一領域的人不多。在對中國文化喜愛的情懷無法支撐人生發展的規劃時,不少已經在中國工作的德國律師也選擇回流。
               
                五、愿景與實現
               
                如果從中德法學交流的角度而言,雖然中國法在德國的研究力量有所增加,但總體狀態顯然無法令人滿意,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兩個國家彼此對于對方的法律知識需求程度不同,決定了研究力量的不對等。但即便在歐洲主要國家之間,對于法律狀況的相互關注程度也有落差。當然,中國法學界對于德國研究中國法的狀況,還并不特別在意,也還談不上有什么具體愿景。但對于致力于中德法學交流的學者群體來說,沒有愿景,就連努力的方向都沒有,改善現狀也就無從提起。因此,筆者嘗試著描繪這方面的理想狀態,以及思考通過哪些工作可以實現這樣的狀態。本文設想的愿景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知識生產,一個是知識利用。
               
                一、在知識生產方面,理想狀態是有更多的德國學者用德文進行中國法研究。德國學者更清楚德國讀者的興趣與需求、相關的已有知識,更能從德國法視角指出中國法的不同,使得對于中國法研究的知識更加通俗易懂。但基于剛剛提到的各種困難,這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中文一手資料的使用固然不可或缺,但同樣不能忽視德文二手資料的作用。如果某個中國法領域已有的德文研究成果積累較多,后續研究開展起來就比較順暢,針對性更強也能使研究更為深入。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增加德語中國法研究內容的學術活動都是積極的,包括中國學者在德國期刊、文集發表的中國法文章以及把中文著作翻譯成德文,但至今為止,外譯項目中只有一本被譯成德文。從廣義上說,中國法學英文期刊都可以進一步推動非英語區國家海外中國法研究。但是,鼓勵中國學者在海外發表,可以把中國的研究成果傳遞出去,展示最新學術水平,區域不應該只局限在英語區媒介。當然,這里也存在一些現實的困難,比如德文學術成果不為現有國內學術評價體系所認可、相關成果不為國內同行所知曉與參考等。前者有待學術界形成共識后對于評價體系進行適當調整,后者則是一個因為語言屏障而形成的、在所有非英語區國家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在法學尤為突出,這是由法學的研究對象,即制定法所使用的語言所決定。在德國,出于學術生涯發展的考慮,很多學者也沒有動力在國外期刊使用外語發表作品。這一問題,筆者認為目前只能通過學者多語種發表研究成果來解決。
               
                二、在知識利用方面,理想的狀態是中國法學界可以給予德國中國法研究更多關注。以往學界對于美國、日本的中國法研究有零星追蹤,近來一些學者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引入域外中國法研究成果,推出了像《海外中國法研究譯叢》、《遠觀譯叢》這類文叢。這些都表明中國法學界在此方面意識的增強。海外學者的中國法研究,無論從視角的轉換、治學態度與方法運用、還是“先發的時間優勢”,立場與觀點的新穎性,哪怕有所偏頗,也可能使我們自己的思考更加深入。即便目前德國中國法研究中可供參考的部分還不多,但其中的真知灼見也值得關注,也應該有中國學者從事這方面引介的工作,能夠進入國內學者的視野。外國學者對于中國法客觀、坦誠、有見地的評價,也需要中國學者去搜尋與發掘。這是因為,中國學者所批判的法律東方主義,至少在德國法學界,都是學者們所力圖避免的,對一些爭議話題在某種程度甚至比中國學者還要敏感,甚至有些矯枉過正。在很多中徳法學學術研討會中,考慮到中國同行的感受,德國學者的報告對中國法更多是友善同情的理解和謙和禮貌的贊許,少有的批評也謹慎委婉,針鋒相對的辯論幾乎沒有。在我們期待真誠與深入對話的時候,聽到的是外國同行對我們眼中并不成熟的某部中國法律大唱贊歌,的確是遺憾、甚至可悲的。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法律認真、哪怕是善意的批評,不僅需要學識,也需要求真的精神,而正是如此,這樣的見解也值得認真對待。

              【作者簡介】
              卜元石,德國弗萊堡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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