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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物多樣性保護需要整體性法律規制
            2021/8/27 15:16:49  點擊率[14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環境保護法
              【出處】《中國環境管理》2021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生物多樣性;整體性;法律規制
              【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的“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構筑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明確了新時期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工作任務。2021年4月,我國《生物安全法》的正式實施也反映出生物多樣性保護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今年10月也將在昆明舉行,反映出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物安全治理工作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的提升。當前,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除了需要以保護物種、遺傳資源(基因)、自然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為目標之外,還應在保障國家安全、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全球化合作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而作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重要內容,法律規制也將在依據、主體、手段、對象等方面面臨新的發展契機和挑戰。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背景下,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性法律規制不僅可準確把握新時期背景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復雜性、關聯性等內涵,而且也可從法律規制的角度為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貫徹國家戰略部署、回應現實社會需求提供有益借鑒。
               
                在具體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性法律規制過程中,需要用多元化和動態化的視角對相關問題展開研究。在多元化視角方面,需要立足于新時期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復雜性、系統性前提,從規制依據、規制主體、規制手段、規制對象等方面整體把握生物多樣性法律規制的基本框架,在不同的面向和支點共同保障整體法律規制機制的運行和穩定。在動態化視角方面,不僅需要堅持法律的社會性特征,即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性法律規制仍然是以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戰略部署為根本導向,并通過自身的完善及其與外部其他手段的協同配合來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性目標,而且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性法律規制自身各要素之間也應體現出互通式、網絡式的特征,通過整合各要素自身的個體優勢來形成合力。在此背景下,可分別從法律規制依據、法律規制主體、法律規制手段、法律規制對象等方面探討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整體性法律規制的可行路徑。
               
                (1)法律規制依據。當前生物多樣性保護立法的整體性與系統性理念已不乏研究,但是在由抽象認知到具體理論提煉方面仍有較大研究空間。在立法實踐中,我國尚未出臺專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立法,不僅法律框架中缺乏綜合性的生物多樣性法律,而且現行立法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孤立性和分散性。因而在立法領域樹立整體性與系統性理念作為構建法律規制依據的原則性指引,將關系到法律手段對于貫徹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部署的實效性與價值性{1}。
               
                (2)法律規制主體。生物多樣性保護需要在“國家—市場”的二元結構上引入社會性主體,強調多種主體的合作與互動。明晰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基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權利(力)義務配置的動態過程,厘清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和社會“自治之手”之間的關系,需要在此基礎上形成一整套緊密聯系的制度框架,從而對政府、企業和社會的行為進行有效規范、引導和監督{2}。
               
                (3)法律規制手段。在整體性視野下,基于自然規律和法律規制效率的要求,以單一行政管制、行政區域劃分為代表的法律規制手段開始逐漸顯現出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特性的沖突性、矛盾性。樹立統一目標,實現政府主導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鏈條性、整體性,明確行政管制、經濟激勵、公眾參與等各種法律規制手段的價值定位與相互聯系,并對這些規制手段予以綜合性運用,將是實現生物多樣性整體性保護的可行路徑{3}。
               
                (4)法律規制對象。生物多樣性保護除了意圖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物種、遺傳資源(基因)多樣性以外,還在新時期背景下擔負著保護利益相關者知識產權、維護國家生物安全、促進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協作等諸多使命{4}。而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的層次性、多樣性特征,也將帶來不同類型的法律問題,需要在法律規制對象方面予以擴展延伸,從而實現法律規制的對象與目標在范圍上的一致性{5}。
               
                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性法律規制,一方面要突出問題的整體性,以更加宏觀的視角看待新時期背景下人與生物多樣性的關系以及人類自身的地位,更加全面而均衡地鋪設法律規制體系;另一方面要體現法律規制自身的系統性,在處理生物多樣性保護問題時應著眼于生態系統本身的自然規律與運行方式,以此動態關聯性為基礎構建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規則。而本期選取的幾篇文章基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整體性法律規制的角度,分別從法律規制依據{1}、法律規制主體{2}、法律規制手段{3}以及法律規制對象{4,5}方面展開了積極探索,可對新時期背景下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制工作提供較為有益的理論支持。

              【作者簡介】
              秦天寶,學術召集人,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杰出青年學者、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基地主任)。
              【參考文獻】
              {1}段帷帷.系統性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體系的定位與構建[J].中國環境管理.13(4):16-20.
              {2}張璐,王其樂.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制工具更新——規范層面的分析[J].中國環境管理.13(4):21-28.
              {3}杜輝,呂偉.生物多樣性保護中模糊治理的解釋與展開[J].中國環境管理.13(4):29-34.
              {4}劉慶.生物多樣性保護知識產權條款的功能:危機與應對[J].中國環境管理.13(4):35-41.
              {5}吳靜.環保社會組織依法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困難檢視與路徑優化[J].中國環境管理.13(4):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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