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tput id="qgjlo"><strong id="qgjlo"><xmp id="qgjlo"></xmp></strong></output>

      1. <p id="qgjlo"></p>

        <object id="qgjlo"></object>
        <table id="qgjlo"><strike id="qgjlo"><b id="qgjlo"></b></strike></table>
      2. 陳興良 周光權:正確對待口供
        2021/8/27 9:54:25  點擊率[9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中國法院網
          【寫作時間】2002年
          【中文關鍵字】口供;刑事訴訟
          【全文】

            在我國刑訴法中,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簡稱,是證據的一種。如何對待口供是一個頗值研究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對待口供的態度反映了一種刑事訴訟制度的性質。
           
            隨著刑事訴訟中人權觀念的興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障,被告人成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而非消極的司法客體,因而逼取口供已經不可能。
           
            被告人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對于犯罪的舉證責任是由控方來承擔的,因而口供在刑事訴訟中的價值大為降抵,尤其是不能采用刑訊的方法逼取口供。
           
            沉默權制度限制了警察違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獲取口供的權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權,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口供。
           
            “零口供”與沉默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零口供”只不過是貫徹刑事訴訟法關于不以口供定罪規定的一種具體措施。
           
            陳興良(以下簡稱陳):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口供定罪幾乎是刑事訴訟的規律。即使在犯罪已經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口供對于定罪來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整個刑事訴訟活動是圍繞著獲取口供而展開的。
           
            周光權(以下簡稱周):這個時期的刑事訴訟可以說是實行口供中心主義的原則,口供至上,罪從供定。在中國古代刑事訴訟制度中,十分強調口供在定罪中的決定意義。定罪通常都必須取得被告人的“服辯”即認罪的供詞。在西方中世紀法定證據制度中,口供也是定罪的主要依據。因此,流傳著“口供乃證據之王”這樣一種說法。
           
            陳:在當時的情況下,定罪之所以如此依賴口供,有兩個原因是不能忽視的:第一個原因是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毫無地位,沒有任何訴訟權利,只是消極的司法客體。因此,可以對被告人逼取口供。在這種情況下,罪從供定就成為一種最節省司法成本的手段。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的科學技術落后,在今天已經十分普及的痕跡檢驗、尸體解剖、血液鑒定等獲取物證的方法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更不用說DNA檢測等尖端科技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在這種情況下,以口供定罪也就具有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現實合理性。
           
            周:在現代刑事訴訟制度中,口供意義的降低也同樣可以從上述兩個方面得以說明,即隨著刑事訴訟中人權觀念的興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障,被告人成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而非消極的司法客體,因而逼取口供已經不可能。尤其是在采用沉默權制度的情況下,是否供述完全取決于被告人的意愿。在一個刑事案件中,根本沒有口供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在刑事司法中的廣泛采用,獲取物證的能力大為提高。正如德國學者拉德布魯赫指出,科學證據理論的現狀是:一方面從心理學上對各式各樣輕信誤解進行深入分析,從而降低了人證的價值;另一方面對例如指紋、血跡等勘查對象用改進的技術進行分析,相應提高了物證的證明價值。
           
            陳:在實行口供中心主義的刑事訴訟制度中,由于口供對于定罪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采用各種手段逼取口供就成為十分正常。在中國古代社會,審訊時為獲取口供可以依法刑訊。刑訊是獲取被告人口供的法定手段,使刑訊制度化。所謂“錘杵之下,何求不得”,就是對于通過刑訊獲取口供有效性的生動說明。
           
            周:刑訊逼供在西方中世紀刑事訴訟中也是廣泛采用的。在當時的法定證據制度下,實行糾問式訴訟形式,被告人自白(即口供)被確認為完全證據,具有最高的證明力,從有罪推定出發,把被告人看作特殊的證人,是認罪的對象。因此,為獲取口供,對被告人實行刑訊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陳:刑訊逼供本意是要通過口供獲得對案件真實的認識,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刑訊逼供往往造成冤假錯案。對于刑訊制度的抨擊,最為有力者當推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利亞將刑訊稱為合法的暴行,指出為了迫使罪犯交待罪行,為了對付陷于矛盾的罪犯,為了使罪犯揭發同伙,為了洗滌恥辱--我也不知道這有多么玄虛和費解,或者為了探問不在控告之列的另外一些可疑的罪行,而在訴訟中對犯人進行刑訊,由于為多數國家所采用,已經成為一種合法的暴行。在貝卡利亞看來,刑訊抹殺了罪犯與無辜者之間的差別。這種方法能保證使強壯的罪犯獲得釋放,并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其根據就是這樣一種明確的推理:“我,法官,責任是找出這一犯罪的罪犯。你,強壯者,能抵御住痛苦,我釋放你。你,軟弱者,屈服了,我就給你定罪。”在這種情況下,刑訊就成為冤假錯案發生的根源。
           
            周:貝卡利亞對于刑訊的抨擊是極為深刻的。同樣,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對拷問即刑訊進行了批評,認為拷問可能適合專制國家,因為凡是能夠引起恐怖的任何東西都是專制政體最好的動力。
           
            陳:正是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在現代西方法治的制度建構中,刑訊被徹底廢除,代之以文明與人道的刑事訴訟制度。在這種法治的刑事訴訟構造中,口供的作用發生了變化,尤其是獲取口供的方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周:現代刑事訴訟制度是建立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上的,無罪推定必然否定刑訊,而刑訊恰恰是有罪推定的必然結果。斯洛文尼亞學者儒攀基奇對無罪推定的原動力進行了如下論述:就無罪推定而言,在典型的抗辯式訴訟中,無罪推定只是對等雙方的事先假定。就雙方的爭議而論,如果問題得以解決,這種事先的假定均衡了訴訟雙方的權力,如果雙方是平等的,檢察官擁有的權力超過被告權力的可能性就自動減少,因而它減少了被告必須服從調查官、檢察官的假設相匹配的權力。另外,正是由于檢察機關提起了公訴,因而檢察官負有查證案件事實的義務,即按事物的規律,否認事物存在的人不用提供任何證明,因而證明的義務只能由承認事實的人來承擔。檢察官必須出示證據,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使起訴成立,他最初為什么要提起訴訟呢?在這種無罪推定的原則中,被告人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對于犯罪的舉證責任是由控方來承擔的,因而口供在刑事訴訟中的價值大為降低,尤其是不能采用刑訊的方法逼取口供。
           
            陳:西方法治國家對于口供的態度,最典型地反映在沉默權制度上。沉默權是指被告人有沉默的權利。狹義上的沉默權是指受到犯罪嫌疑的人和刑事被告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對于來自官方的提問拒絕回答或完全保持沉默的權利,沉默以及對于具體問題的拒絕回答原則上不得作為不利于嫌疑人和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以物理強制或者精神強制等方法侵害這一權利所獲得的陳述,不得作為指控陳述人有罪的證據使用。廣義上的沉默權包括一系列權利,具體有以下六項內容:(1)任何人有權拒絕回答其他人或機構的提問,不受強制;(2)任何人有權拒絕回答可能自陷于罪的問題,不受強制;(3)任何人因受到犯罪嫌疑而被警察或者其他有同等管轄權的官員訊問時,有權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不受強制;(4)任何刑事被告人在接受審判時不得被強制作證或者在被告人席上回答提問;(5)任何人一旦受到刑事指控,警察或者其他有同等管轄權的官員不得再就有關被控犯罪的重要事項對他進行訊問;(6)被告人不得因在審判前沒有回答有關官員的提問或者在審判中沒有提供證據而受到不利評論和推論(至少原則上是這樣)。正是這種沉默權制度限制了警察違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獲取口供的權力,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口供,是完全基于自愿的,因而可以作為定罪證據。
           
            周:這種沉默權制度確實是在古代糾問式的刑事訴訟程序中聞所未聞的,它的確立對于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具有重大意義。
           
            陳:在沉默權制度實行以后,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權,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口供。在這種情況下,就要靠控方搜集各種證據以證明犯罪,否則,這種指控就不能成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棄沉默權而自愿陳述,那么這種情況下的口供就是基于本人意志自由而作出的,是可以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可以作為證據采用。
           
            周:沉默權制度是刑事法治的題中之義,盡管在世界各國對沉默權的內容有不同的規定,在各個時期根據需要也會對沉默權作出一些限制,但沉默權的基本內容是為法治社會所承認的最低限度的法治標準。
           
            陳:是的,在各種國際人權法中,都對沉默權作了規定。例如,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款規定:在就對于其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作出決定時,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不得被強制自證其罪或者供認罪行”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即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享有沉默權。
           
            周:我國正在考慮批準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因而沉默權就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尖銳地提到了我們面前。
           
            陳: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是不被承認的,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
           
            周:這種如實回答的義務與沉默權是完全對立的。我國學者在解釋如實回答義務時指出,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如實回答”,這表明我國沒有確認沉默權,不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而是期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陳述案情,以便迅速查明案件真相,使無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時從訴訟中解脫出來,使有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因其認罪而得到從寬處理。但是,不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回答,以及是否如實回答,都不得對其實施強迫,也不得以此作為刑訊逼供的借口,更不得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絕回答或不如實回答作為決定其有罪的根據。這一解釋當然是正確的,但這只是一種理想的應然狀態。從實際情況下考察,既然法律決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如果拒不回答,就是對法律義務的違反,因而使其陷于道義上與法律上的不利境地,從而也反襯了對其逼供的正當性。
           
            陳:在我國的刑事政策中,歷來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這些年來,這一原則的名聲很不好,諸如“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之類的俗語幾乎人盡皆知。雖然這是一個實踐中貫徹適用上出現的偏差,但和這一原則本身也有一定關系。
           
            周:所以現在看來,確實需要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進行法律上的分析。在坦白從寬的語境中,坦白并不是一種義務,而是可以獲得從寬獎勵的一種自愿行為。就此而言,坦白從寬似乎本身沒有錯。在實踐中出現的“坦白從寬,牢底坐穿”只是在坦白以后沒有真正兌現從寬的獎勵。但是,在坦白從寬的語境中,還是反映出一種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依賴心理,可以說是口供中心主義思想的殘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坦白從寬幾乎成為誘供的一種堂而皇之的借口。
           
            陳:你的分析很對。如果說坦白從寬是軟的一手,那么抗拒從嚴就是硬的一手,可謂軟硬兼施。由于對這里的抗拒沒有作出確切的界定,因而拒絕回答就成為一種消極的抗拒。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置于一種不坦白即抗拒的不利境地。面對這種境地,真正的犯罪人是容易作出選擇的,要么抗拒,要么坦白,因為他有罪,因而才有抗拒和坦白的可能。如果是一個無辜者,面對這種境地我想他如果不選擇抗拒,就只能選擇虛假供述。
           
            周: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以對方是真正的犯罪人為此前提的。在已經確認對方已經實際犯罪的情況下,采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才是具有正當性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沒有被告人的口供也是可以定罪的,又何必非要口供不可呢?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都是對沒有掌握確切的犯罪證據而言的。在這種情況下采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不能不說是有罪推定的結果。
           
            陳: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口供有一種矛盾的態度。從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來看,是相當重視口供的,使偵察機關在獲取口供上處于一種十分有利的法律地位上。但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又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也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既然如此,又何必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回答呢?
           
            周:這里不在于僅憑口供能否定罪,關鍵在于口供是否反映了案件的真實情況。也不在于可以根據其他證據定罪,而是這些口供是如何取得的。如果口供是犯罪嫌疑人在沒有外部強制下自愿供述的,為什么不能以此定罪?
           
            陳:這里涉及一個證據取得的合法性問題。以往我們只重視證據本身,認為證據的證明力完全取決于證據的內容,而忽視了證據的獲取過程,實際上證據的證明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證據的獲取。
           
            周:證據法上有大量的證據排除規則,而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則沒有。證據的排除規則是指如果證據不具有某種程度的使用價值,或者雖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價值,但具有過分的偏見,或者有不正當、混亂爭執等危險的,根據關聯性規則或者司法實踐中的某種政策予以排除。在應當排除的證據中,首先包括非法獲取的證據。
           
            陳:我國刑事訴訟法是禁止非法取證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違反上述規定非法獲取的證據是否可以采用。對于這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一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言、被告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以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這些司法解釋確立了非法獲取的口供應當予以排除,從而彌補了刑事訴訟法規定上的不足。
           
            周:確實如此,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司法解釋排除的只是非法獲取的口供,而不包括非法獲取的其他證據。
           
            陳:對于非法獲取的其他證據之所以不予排除,還是受到實事求是觀念的束縛,因為非法獲得的殺人兇器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犯有故意殺人罪。如果僅因其非法獲取就予以排除,從而使故意殺人罪不能認定,這明顯是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對于追求客觀真實的人來說,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周:在這個意義上說,對非法獲取的口供予以排除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因為非法獲取口供并非目的,目的在于通過口供獲得搜集其他證據的線索。犯罪人最知道犯罪真相,通過犯罪人的供述去尋找證明犯罪的其他證據是一條最為簡便的捷徑。由于非法獲取的其他證據不被排除,即使非法獲取的口供被排除了,仍然可以定罪,非法取證的目的還是達到了,警察又何樂不為呢?
           
            陳:這也正是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禁止刑訊逼供、我國刑法將刑訊逼供規定為犯罪,但在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仍然是屢禁不止的一個主要原因。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刑訊逼供獲取口供,再根據口供搜集到其他證據,使犯罪人受到了法律制裁。在這種情況下,又怎么可能因為刑訊逼供而受到追究呢?只是在個別的情況下,由于造成了冤假錯案,并且這種冤假錯案由于各種原因而被平反,對于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的刑訊逼供才被追究。
           
            周:現在對刑訊逼供的抨擊往往集中在造成冤假錯案上,正如同貝卡利亞所作的古典式的批評那樣。但實際上,刑訊逼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會造成冤假錯案。問題在于,在沒有造成冤假錯案的情況下,刑訊逼供就具有了道義上的正當性么?
           
            陳:回答是否定的。刑訊逼供是絕對惡、無條件的惡,它的惡就在于是對人性的褻瀆,對人的尊嚴的損害。懲罰犯罪本身就是為了維護人性,為了保護人的尊嚴,如果用一種褻瀆人性、損害人尊嚴的方法去懲罰犯罪,那只是一種惡惡相報,違背了法的旨趣。
           
            周: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刑訊逼供是極其殘忍的。對此,不能僅僅歸咎為極個別人的慘無人道,應當看到這是制度上的缺陷所致。因此,刑訊逼供現象的杜絕有待于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對待口供態度的轉變。
           
            陳:我認為,盡量減少乃至于最終消除刑訊逼供現象,不僅要排除非法獲取的口供,而且還要排除通過這種口供獲取的其他證據,引入西方的“毒樹之果”理論。
           
            周:能否在我國確立沉默權,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某基層檢察院推出了“零口供”的做法,被認為是沉默權的一種嘗試。
           
            陳:我認為,“零口供”與沉默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零口供”的含義是指:檢察機關接到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材料時,首先將口供假定為零,即不以口供定罪,而是看有沒有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以此決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公訴。這個意義上的“零口供”只不過是貫徹刑事訴訟法關于不以口供定罪規定的一種具體措施。
           
            周:沉默權是一個立法問題,只有在立法上確認以后才有可能在司法實踐中貫徹。沉默權制度引入我國,必須修改現行刑事訴訟法中關于犯罪嫌疑人有如實供述義務的規定。
           
            陳:是這樣的。我國法學界對于沉默權制度的引入越來越持一種積極態度。對此我也有同感。但我仍然存在一些擔憂,就是沉默權的確立要有相應的措施,否則只能是法律上的虛置。例如,為了保證沉默權的實現,警察詢問時就要有律師在場,而在我國目前律師參與辯護的刑事案件所占的比率很低,在這種情況下,是難以從制度上保證沉默權的實現的。因此,我認為沉默權在中國的實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必須看到,法律制度的演進是一個漸進過程。至少,我們應當從正確對待口供做起。
           
            來源:中國法院網
           
            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興良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周光權
           
            藍天彬律師
           
            江蘇法德東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刑事業務研究會副主任,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法律風險防控委員會委員,前政法記者,畢業于廈門大學,專注于研究公司人員、公職人員法律風險防控和刑事辯護。

          【作者簡介】
          陳興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周光權: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