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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他人犯罪而提供幫助的中立行為無罪的原因分析
    2021/9/9 9:29:07  點擊率[53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微信公眾號:刑事疑案與刑法解釋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中立幫助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明知,客觀上促進了他人犯罪,因此,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根據只能是客觀行為本身;中立幫助行為本身不是犯罪行為,不符合幫助犯的客觀違法構成要件,他人利用之實施犯罪的,根據溯責禁止原理,應屬于故意的正犯的自我答責的領域。我國有關共犯的司法解釋規定,明知他人實施犯罪還為其提供貸款、資金、原材料、機器設備、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生產經營場所等幫助的,成立相關犯罪的共犯,這似乎說明我國司法實務在中立幫助行為處罰問題上,采取了與國外限制中立幫助行為處罰范圍的趨勢背道而馳的立場。其實不然,這類規定只是一種“注意性規定”,旨在提醒司法工作人員不要忽視對深度參與他人犯罪,原本就符合幫助犯成立條件的犯罪團伙成員的打擊,而非意味著將從事具有中立性質的日常生活行為、正常業務活動的人作為共犯“一網打盡”。
      【中文關鍵字】共犯司法解釋;中立幫助行為;幫助犯;客觀歸責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
       
        案1“出售機械設備案”:甲明知乙一直在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煙草制品,還向其出售生產煙草制品的通用機械設備。問:甲應否構成相關犯罪的共犯?
       
        案2“運輸偽劣皮鞋案”:專門從事貨運業務的丙,明知丁委托其運輸的物品系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偽劣皮鞋,仍予以承運。問:丙應否構成相關犯罪的共犯?
       
        案3“出租門面房案”:張三明知李四專門從事假冒偽劣煙酒批零兼營業務,仍將自己所有的門面房出租供其經營使用。問:張三應否構成相關犯罪的共犯?
       
        案4“車貸首付融資案”:王某為向銀行申請無抵押車貸而編造虛假材料,趙某明知王某沒有償還銀行貸款的能力和意愿,但為了賺取高額利息(月息三分)仍借錢給王某支付購車首付款(車價的百分之五十)。問:趙某應否構成相關犯罪的共犯?
       
        案5“還債助殺人犯逃匿案”:陳某十年前借給其同學劉某50萬元付購房首付款,之后一直沒有催要。某日,陳某因情感糾葛酒后殺人,跑路前找到劉某要求還錢,劉某遂湊齊50萬元一次性還清十年前債務。問:劉某是否構成窩藏罪?
       
        以上事例爭議核心在于:外觀上無害但客觀上促進了他人犯罪的行為,即國內外刑法理論上一直關注的所謂中立幫助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國外刑法理論界早期曾有全面處罰說的聲音,這與我國司法實務界一直秉持的傳統幫助犯的觀念不謀而合。我國司法實務一貫認為,只要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犯罪還提供幫助,即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的故意,客觀上促進了他人犯罪,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及其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就應毫無例外地作為幫助犯予以處罰。
       
        例如:案6“趙風云尋釁滋事案”,被告人宋亞斌以公安局不給其兒子宋春濤取消通緝就不走為由,在公安局政委辦公室內吃、住、小便,共滯留九日。其間,被告人宋亞斌的妻子(宋春濤母親)趙風云多次為宋亞斌送飯,法院據此認定趙風云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共犯。案7“陳慶順運輸死因不明狗肉案”,洪乃進收購了大量來源不明且無屠宰檢疫及動物產品檢疫證明的狗肉,被告人陳慶順知道上述情況還為其提供運輸服務。法院認為,“被告人陳慶順明知洪乃進為銷售牟利而大量購進死因不明且未經檢驗檢疫的狗肉,仍為其提供車輛及運輸的便利,依法應按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的共犯論處。”案8“還債助人逃匿案”,被告人李某明知債權人劉某殺人后欲逃跑,仍應其要求還債。對于此案,有法官認為,“如果孤立地從民法的角度來分析,李某的行為似乎無可非議,但是在實質上其卻實施了刑法所規定的不得向明知是犯罪的人提供財物,幫助其逃匿的行為,違背了法的價值沖突規則,從而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理當構成窩藏罪。案9“出租房屋開設賭場案”,被告人連某洪將其沿街店面租給林某蘭供其設置賭博機使用。法院認為,“連某洪雖只是出租房業主,但其在出租店面經過一段時間后,知道了林某蘭開設賭場后仍提供場所,應成立賭博罪的共犯”。不難看出,我國司法實踐固守只要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明知、客觀上促進了他人犯罪行為,就應以共犯或者獨立正犯論處的傳統立場。
       
        問題是,中立幫助行為通常具有日常生活性、業務性、中立性、非追求犯罪目的性、反復持續性、可取代性、非針對特定對象性等特征,如果全都作為幫助犯加以處罰,將不可避免地“使處于日常生活的公民陷入恐慌,無法正常進行經營活動,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損社會的穩定”。因此,限制中立幫助行為的處罰范圍業已成為理論與實務界的共識。尋找限制處罰中立幫助行為的路徑,明確不可罰的中立幫助行為與可罰的幫助犯的界限,也就成為了刑法學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由上,如何限制中立幫助行為的處罰范圍,或者說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根據何在,就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課題。
       
        二、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根據

        關于中立幫助行為出罪路徑的各種學說,除主觀說和折中說存在方向性錯誤外,其他學說均著眼于中立幫助行為的客觀方面,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立幫助行為與通常的幫助犯的共同點在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幫助的故意,即行為人對他人可能利用其提供的幫助實施犯罪存在認識;客觀上其提供的幫助行為促進了他人犯罪的實施,因而與正犯行為及其結果之間具有不可否認的因果關系。不同點在于:通常幫助犯的行為人與正犯之間存在意思聯絡(片面共犯除外),致使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及其結果之間具有心理的因果性;而中立幫助行為人與正犯之間缺乏意思聯絡,因而中立幫助行為可謂一種片面的幫助犯。既然中立幫助行為人主觀上的幫助故意和客觀上的(物理)因果性不容否認,那么出罪的唯一途徑就是進行利益衡量,從而否認幫助行為本身的犯罪性,即否認幫助行為是符合犯罪構成客觀違法要件的行為。
       
        中立幫助行為從自然意義上看與犯罪行為似乎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例如賣給殺人犯一把菜刀與殺人現場遞給他人一把菜刀,出租車司機將殺人犯載到殺人現場,與朋友用私家車將殺人犯送到殺人現場。但應該看到,前者是不針對特定對象、符合行業規范的正常業務行為,而后者卻是專門促進他人犯罪的幫助行為。正如法警執行死刑與殺人犯槍殺他人,在自然意義上都是射擊行為,但法律意義卻迥然不同,前者是合法行為,后者是犯罪行為。再說,任何行為離開其具體場景,是無法判斷其行為性質的。例如,為他人盜竊望風的行為,自然意義上屬于望風景,法律意義上卻是盜竊的幫助。
       
        在案6“趙風云尋釁滋事案”中,被告人趙風云為尋釁滋事的丈夫送飯,只是履行妻子應盡的義務,這種為他人洗衣、做飯、送飯等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行為,明顯屬于日常生活行為,不具有犯罪性質,刑法不應予以譴責。再說,尋釁滋事罪的規范保護目的也不在于通過餓死行為人的方式來達到杜絕此類行為的目標。因此,法院認定趙風云給丈夫送飯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共犯,是錯誤的。
       
        綜上,中立幫助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的故意,客觀上促進了他人犯罪而與他人犯罪行為及其結果之間具有(物理)因果性,因此出罪的唯一途徑就是否認中立幫助行為本身是犯罪行為,判斷的標準就是從行為人是否遵守行業規范,即行為本身是否被法律所禁止,行為本身所帶來的利益與被他人利用來實施犯罪所可能造成的法益侵害結果之間的比較等方面,來進行綜合衡量。
       
        三、共犯司法解釋的再解釋
       
        我國有關共犯的司法解釋始終固守傳統幫助犯的觀念。例如:(1)2001年4月9日“兩高”《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偽劣產品解釋》)第9條規定,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實是推定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帳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生產、經營場所、運輸、倉儲、保管、郵寄、制假生產技術等幫助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2)2010年3月2日“兩高”《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煙草專賣品解釋》)第6條規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卷煙、雪茄煙等煙草制品,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帳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生產、經營場所、設備、運輸、倉儲、保管、郵寄、代理進出口、生產技術、卷煙配方等幫助的,應當按照共犯追究刑事責任;(3)2011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知識產權意見》)規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而為其提供生產、制造侵權產品的主要原材料、輔助材料、半成品、包裝材料、機械設備、標簽標識、生產技術、配方等幫助的,以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共犯論處;(4)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詐騙意見》)規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而為其提供信用卡、資金支付結算賬戶、手機卡、通訊工具、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改號軟件、通話線路、資金、場所、交通、生活保障等幫助的,以詐騙共犯論處;(5)201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賭博意見》)規定,明知他人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而提供賭博機、資金、場地、技術支持、資金結算服務的,以開設賭場罪的共犯論處,等等。“這些司法解釋的一個共同點是,只要一個行為客觀上對犯罪行為有幫助作用,行為人主觀上也對此明知,該行為就應當按照幫助犯處理”。
       
        理論界也普遍認為,有關共犯的司法解釋是對傳統幫助犯概念的強調和重申,即只要幫助行為客觀上促進了他人的犯罪,行為人主觀上對此也存在認識和容認,就應以幫助犯論處,并不考慮幫助行為是否具有日常生活、業務交易等中立性因素,而完全排除了中立幫助行為出罪的可能性。如果這樣理解相關司法解釋,的確徹底封死了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之路。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司法解釋畢竟只是對刑法的“解釋”,并非“刑法”本身,只要刑法沒有封堵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之路,司法解釋就不可能“越俎代庖”堵死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之路。為了給中立幫助行為留一條出罪的通道,我們完全可以對有關共犯的司法解釋進行另一番解釋,即,共犯的司法解釋只是對幫助犯成立條件的強調,旨在提醒司法工作人員不要忽視對符合幫助犯成立條件的共犯團伙成員的打擊。
       
        例如,《偽劣產品解釋》第9條的規定,旨在提醒司法工作人員:實踐中從事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活動的,往往是以內部存在嚴密分工的犯罪團伙組織出現,在對這類犯罪進行打擊時,不要忽略對助力他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犯罪團伙成員的打擊。這些犯罪組織成員均系深度參與他人的犯罪活動,與犯罪組織的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員形成“同心一體”的關系。這些犯罪組織成員,只是內部分工的不同,但都對犯罪的最終完成作出了“重要貢獻”,因而應作為共犯予以打擊。換言之,司法解釋的意思并不是要將提供具有中立性質的融資借貸、房屋出租、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業務的人,也要作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共犯“一網打盡”。若非如此,必然導致社會上正常從事的出租、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業務活動的停滯,而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案2“運輸偽劣皮鞋案”中,由于丙從事的是不針對特定對象的中立的運輸業務行為,其責任僅在于保證運輸活動本身的安全,而不負有保證所運輸的物品質量的義務,所運輸物品的質量好壞,屬于委托其運輸的丁的自我答責領域。因此,丙不應與丁成立銷售偽劣產品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等罪的共犯。
       
        又如,《煙草專賣品解釋》中有關共犯的規定,也旨在強調對存在內部分工、事先具有意思溝通、與正犯結果之間具有物理和心理因果性的犯罪團伙成員的打擊,而非不分“青紅皂白”地對銷售偽劣煙草制品客觀上具有加功作用的任何人,都作為共犯予以打擊。對于那些從事具有中立性質業務的行為人,其行為原本就不符合幫助犯成立條件,而不屬于該解釋所規定的作為共犯處罰的情形。案1“出售機械設備案”中,由于甲出售的系煙草生產的通用設備,非專門用于制造偽劣煙草產品,這種銷售行為具有中立業務行為的性質,故甲不應與乙成立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共犯。另外,由于出租房屋屬于日常生活行為,其義務僅在于保證所出租房屋本身的安全,房東不負有監督、阻止房客犯罪的義務,所以,案3“出租門面房案”中,張三也不與李四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共犯。
       
        再如,《知識產權意見》中的共犯規定,也是強調對原本符合幫助犯成立條件的共犯的打擊,而不是將具有日常生活、業務活動性質的行為一概納入共犯的打擊范疇。很明顯,即便行為人知道他人在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假冒注冊商標,而為其提供重要原材料、輔助材料、半成品、包裝材料、機械設備、生產技術、配方等,只要所提供的這些材料、技術、服務不是專門用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假冒商標,就不能作為共犯予以打擊。正如,即便行為人知道對方系重污染企業而向其提供生產所用的原材料,由于污染企業用所提供的原材料生產產品的行為本身是正當的、對社會有利的,因而不可能被作為污染環境罪的共犯予以處罰一樣。
       
        綜上,有關共犯的司法解釋可謂一種“注意性規定”,旨在提醒司法工作人員不要忽視對存在內容分工協作關系的、符合幫助犯成立條件的犯罪團伙成員的打擊,并不意味著將實施具有中立性質的日常生活行為、正常業務活動的人也一并納入共犯的打擊范疇,因而未排除中立幫助行為出罪的可能性。
       
        總之,有關共犯的司法解釋不是中立幫助行為出罪的法律上的障礙,中立幫助行為是否值得處罰,還是應回歸到中立幫助行為本身,進行具體利益衡量的判斷。
       
        四、中立幫助行為的具體事例分析
       
        中立幫助行為存在各種類型,本文僅探討商品銷售、運輸服務、房屋出租、融資借貸、償還債務等五種類型。
       
        1.商品銷售
       
        理論上關于商品銷售的中立幫助行為的事例,通常是明知他人打算盜竊還向其出售螺絲刀的所謂“螺絲刀案”,明知他人購買菜刀是為了殺人仍向其出售菜刀的所謂“菜刀案”,以及明知他人購買面包是用于填充毒藥后殺人還向其出售面包的所謂“面包案”。針對此類型的事例,通常情況下,主觀說和折中說(綜合說)均肯定幫助犯的成立,而客觀說則否定構成犯罪。
       
        在筆者看來,只要所出售的并非國家禁止或者限制銷售的商品,即只要出售商品的行為本身沒有違反行業性的禁止規范,出售行為就不具有違法性,他人利用這種普遍出售的商品實施犯罪的,根據溯責禁止理論,應屬于故意的正犯的自我答責的領域。對于向正在店前斗毆的一方出售菜刀的所謂“店前斗毆售刀案”,在德國,無論持客觀說還是持主觀說的學者,均肯定幫助犯的成立,這應該與其刑法中存在“見危不救罪”的規定有關,而我國刑法中不存在這種單純違反道德義務的規范,所以不能“東施效顰”得出成立幫助犯的結論。至于明知他人購買面包的目的是為了投毒,而特意為他人制作便于裝填毒藥的面包的所謂“特制面包案”,之所以肯定幫助犯的成立,不是因為幫助行為與正犯結果之間具有物理的因果性,而是因為答應為投毒者特制便于投毒的面包的行為本身,強化了他人犯意,因而與正犯結果之間具有心理的因果性。雖然我國有關共犯的一系列司法解釋規定,明知他人實施某種犯罪還向其提供原材料、輔料、半成品、機械設備、配方等,成立相應犯罪的共犯,但應認為,這是指出售這種商品的人員已經成為犯罪組織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與正犯之間配合默契、心意相通,因而與正犯結果之間不僅具有物理的因果性,更具有心理的因果性。這類成員與其說成立幫助犯,還不如說成立“共謀共同正犯”更名副其實。換言之,如果不具有這種“精誠合作”、“心心相印”、“休戚與共”的關系,而只是單純的針對不特定對象的商品銷售行為,應否定共犯的成立。總之,只要所銷售的商品不是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目的(如出售造幣的專用材料、模板),就應認為商品銷售行為本身屬于合法行為,不成立犯罪。
       
        2.運輸服務
       
        眾所周知,我國刑法關于出租運輸相關規定的規范保護目的在于保證運輸的安全,而不包括保證所運輸商品的品質純正和乘客的人品端正。即便行為人明知所運輸的是假冒偽劣產品或者殺人犯,也不成立相關犯罪的共犯。如上所述,雖然司法解釋規定明知他人實施某種犯罪而為其提供運輸服務的成立相關犯罪的共犯,但對此應限于深度參與他人犯罪活動而成為犯罪組織體的一部分的情形,如犯罪團伙中專門負責運輸工作的成員,應銀行搶劫犯的要求將出租車停在銀行附近待命接應,以及讓出租車司機特意靠近其意圖奪包的路邊行人等,才有可能成立共犯。案7“陳慶順運輸死因不明狗肉案”中,由于被告人陳慶順提供的是不針對特定對象的正常的運輸服務行為,具有中立性質,不屬刑法評價的犯罪行為,故認定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共犯的判決存在疑問。
       
        值得討論的是,由于我國刑法規定有容留吸毒罪,對于出租車司機容忍乘客在其車上吸毒的“出租車容留吸毒案”,是否構成容留吸毒罪,理論上存在一定的爭議。有觀點認為,默認的方式也符合“容留”的內涵和外延,從主觀要件看,司機不僅不阻止,反而予以配合,故將其認定為容留吸毒罪并未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筆者對此不敢茍同。誠然,我國刑法有共犯正犯化的容留吸毒罪的規定,但應基于立法的目的對其構成要件進行限縮解釋以限制其適用。共犯正犯化,本來就是一種突破了共犯從屬性的例外規定,而且這種規定違反了任何人都沒有阻止他人犯罪義務的一般性原理。因此,應將容留吸毒罪的主體限定為提供大型公共場所的從事旅館、飲食、文化娛樂業等服務行業的經營者,而不包括提供小型空間的出租車這類情形。具體到“出租車容留吸毒案”,作為提供運輸服務的出租車司機,只有保證乘客運輸安全的責任,而不負有阻止乘客在車內違法犯罪的義務,故出租車司機不應承擔容留吸毒罪的刑事責任。
       
        3.房屋出租
       
        諸多司法解釋規定,明知他人實施犯罪還為其提供生產、經營場所的,成立相關犯罪的共犯。應該說,出租房屋形成的是民事契約關系,房東的義務就是保證房屋本身的安全,而不負有阻止房客在出租房內違法犯罪的義務。也許有人會說,我國刑法規定有容留賣淫罪、容留吸毒罪,但如前所述,基于立法目的,對二罪的主體應該進行限制解釋,將其限定于提供大型公共場所的服務業的經營者。而且,從民法角度講,一旦將房屋租出去,房東就不再是空間的管理者,房東未經房客允許進入出租屋構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也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出租房屋的人不對發生在出租屋內的違法犯罪活動負責。明知他人租房是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或者出租后發現房客在出租屋內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而不予阻止的,既不能成立相關犯罪的共犯,也不能單獨成立容留吸毒罪、容留賣淫罪的正犯。案9“出租房屋開設賭場案”中,被告人連某洪出租房屋的行為,具有中立性,法院認定其構成賭博罪的共犯,是錯誤的。
       
        4.融資借貸
       
        司法解釋規定,明知他人實施犯罪還為其提供貸款、資金的融資借貸行為成立相應犯罪的共犯。但如所周知,有關銀行貸款的金融法規的規范保護目的在于保證銀行信貸資金的安全,而非保證他人不會利用銀行貸款實施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等犯罪活動。換言之,銀行審批貸款時關注的只是銀行信貸資金的安全,而不會關心與銀行資金回收無關的他人犯罪活動。要求銀行在審批貸款時注意防范他人的犯罪活動,發放貸款后發現他人利用銀行貸款實施犯罪活動,應當予以阻止或者及時收回貸款,均屬科予了銀行難以承受的義務。發放貸款的銀行沒有阻止犯罪的義務,提供民間借貸融資服務的行為人更沒有阻止他人犯罪的義務,即便明知他人可能利用其提供的資金實施犯罪,只要所提供的資金本身被用于正當的用途(如用于購買生產所用的原材料),而不是用于走私、販毒等專門的犯罪用途,行為人就不應對他人的犯罪行為負責。案4“車貸首付融資案”中,趙某借錢給王某是用于購車這種正當的用途(不是用于購買毒品、槍支之類的違法犯罪用途),至于王某利用趙某提供首付的條件向銀行申請騙取貸款,則明顯屬于王某自我答責的領域,不應追究趙某貸款詐騙罪共犯的刑事責任。道理很簡單,即便行為人明知他的朋友會利用其提供的購房首付作為條件向銀行申請騙取貸款以支付購房余款,也不能因此追究行為人貸款詐騙罪共犯的刑事責任。
       
        綜上,即便明知他人將要實施犯罪而向其提供貸款或者借款,只要貸款、借款本身不是專門用于走私、販毒等犯罪用途,而是用于購買原材料、支付車輛房屋首付款、支付員工工資、還債等正當合法用途,即使單獨成立違法發放貸款罪的正犯,也不能成立貸款詐騙罪等相關犯罪的共犯。
       
        5.償還債務
       
        如前所述,有法官認為,民事義務應讓位于刑事義務。也就是說,償還債務這一民法上債務人履行債務的合法行為,在刑法上可能被評價犯罪。但這種觀點明顯違反了“民法或行政法允許的行為,必然不具有刑事違法性”的法秩序統一性原理。案5“還債助殺人犯逃匿案”中,劉某還陳某十萬欠款,屬于履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相反,其拒絕還債,還屬于民事違約行為。償還債務這種民法上合法的行為,根據法秩序統一性原理,不可能在刑法上評價為犯罪,故劉某不成立窩藏罪。同樣道理,案8“還債助人逃匿案”中李某還債的行為,系民事上的合法行為,不應在刑法上評價為犯罪,故法官的看法是錯誤的,李某的行為不應構成犯罪。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有觀點認為,中立的幫助行為應限于“幫助”行為,而不能包括正犯行為、實行行為,但是,“中立性”并非幫助行為的專有屬性,而且實行行為與幫助行為的區分具有相對性。就窩藏罪而言,其實早期是作為事后共犯對待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也不失為一種幫助行為。所以,不能以行為屬于實行行為為由,否定適用中立幫助行為理論,進而肯定犯罪的成立。
       
        綜上,根據法秩序統一性原理,償還債務這種民事法上的合法行為,不能成立刑事上的幫助犯或者正犯。
       
        五、總結
       
        我國有關共犯的司法解釋規定,明知他人實施犯罪還為其提供貸款、資金、原材料、機器設備、生產經營場所、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幫助的,成立相關犯罪的共犯,這似乎說明我國司法實務在中立幫助行為問題上采取了“全面處罰說”立場,而與國外限制中立幫助行為處罰范圍的趨勢背道而馳。其實,對這類司法解釋完全可以有另一番解釋:這類規定不過是一種“注意性規定”,旨在提醒司法工作人員不要忽視對深度參與他人犯罪,原本就符合幫助犯成立條件的犯罪團伙成員的打擊,而非意味著將從事具有中立性質的日常生活行為、正常業務活動的人作為共犯“一網打盡”。
       
        中立幫助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明知,客觀上促進了他人犯罪,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及其結果之間的因果性也不容否認,因此,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根據只能是幫助行為本身,即中立幫助行為本身就不是犯罪行為,不符合幫助犯的客觀違法構成要件,他人利用這種幫助實施犯罪的,根據溯責禁止原理,應屬于故意的正犯的自我答責的領域,由正犯獨自對法益侵害結果負責。
       
        商品銷售、運輸服務、房屋出租、借貸融資、償還債務等,要么屬于正常業務行為,要么屬于日常生活行為,由于不是針對特定對象,非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用途,只要行為本身不違反行業性的禁止規范,即在民法、行政法上屬于合法的行為,根據法秩序統一的原理,在刑法上就不應被評價為犯罪行為,不應認定成立幫助犯或者正犯。

      【作者簡介】
      陳洪兵,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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