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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認識論”到“認知論”——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之科學化走向
            2021/9/13 13:25:39  點擊率[95]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關于“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理論爭鳴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然而,似是而非的證明標準、僵化誤用的證明模式以及異化失靈的程序設計均表明,“刑事訴訟認識論”并未對立法與司法實踐產生足夠積極的影響,理論實效不如預期。因此,亟需在我國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研究基礎之上,合理吸收域外成果,拓展知識邊界,探索理論與實踐良性互動的可能。其中,將具有“硬科學”依據的認知科學引入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并與“刑事訴訟認識論”有效對接,是知識創新的可能路徑。“刑事訴訟認知論”與“刑事訴訟認識論”在知識背景、理論自洽性以及對立法和司法實踐的期許方面均存在區別,因此,欲探索理性認知向度的知識增量,就首先需要促成認知科學與刑事訴訟基礎理論的對話,進而為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科學化貢獻智識資源。
              【中文關鍵字】刑事訴訟認識論;刑事訴訟認知論;認知科學;客觀真實;法律真實;方法論
              【全文】

                刑事訴訟法學是一門特殊的“實學”,與法學基礎理論研究以及其它部門法學研究相比,其對于司法實踐的關照和依賴程度均相對較高,可謂“知易行難”。對于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評價,不能止步于評價是否存在更多的知識增量和創新的理論學說,還需聚焦于理論是否為司法實踐所用,是否有效推動了程序法治的進步。因而,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繁榮”的背后,究竟有多少理論被立法或司法實踐所吸收,理論究竟在多大程度是為滿足司法改革所需,均是值得反思的問題。其中,關于“刑事訴訟認識論”的討論,可謂我國刑事訴訟法學乃至刑事訴訟法哲學領域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爭鳴,這場爭鳴的參與者之廣、研討之深,在近四十年的法學研究中均是鮮見的。然而吊詭的是,在“理論繁榮”的背后,理論似乎并未對立法與司法實踐產生足夠積極的影響,理論與實踐“自說自話”的現象并沒有得到太大的改觀。理論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之間甚至逐漸產生某種“敵意”:前者認為,司法實踐對理論研究最新成果的接受度有限,較之理論進步,司法實踐仍在重蹈覆轍,對理論的關照和警示缺乏足夠重視;后者則抱怨理論脫離實踐,理論研究者過分強調應然,卻忽視了實然中的“苦衷”與“難處”,以致理論研究顯得“空洞”或“超前”。
               
                本文將在梳理過往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考察認識論之于我國刑事訴訟的理論效用。理論與實踐的理想狀態是良性互動:一方面,理論研究者需要在司法實踐中找尋問題,提煉素材并加以研究;另一方面,理論研究成果應當為司法實踐所用,理論的指引應能有效解決司法實踐問題,并提升立法與司法的品質。這意味著,所謂“良性互動”,就是一種循環的狀態,理論與實踐相互產生積極影響,持續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推動刑事司法改革不斷向前發展。在此意義上,倘若刑事訴訟認識論在理論上無法達成共識,并且難以對立法與司法實踐產生足夠積極的影響,就需要注入新的知識,以期在原有基礎之上作出進一步的理論貢獻。欲拓寬知識邊界并豐富研究方法,就勢必需要交叉學科的智慧和眼光,而可能與刑事訴訟認識論產生直接對話的,乃是上世紀中葉在域外興起的“法律和認知科學”思潮。認知科學是否可能被引入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之中?“刑事訴訟認知論”與“刑事訴訟認識論”在理論基礎與實踐意涵上如何分野?探索理性認知向度的知識增量是否可能?這些問題均是需要理論給予關注并逐一回應的。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科學化走向”,指的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科學化,這當然可能帶動刑事訴訟立法與司法的科學化,但本文的論域主要集中于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知識更迭。[1]此外,“刑事訴訟認識論”雖然不能涵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方方面面,但很顯然,其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本文之所以選取從“認識論”到“認知論”這一脈絡,是因為“刑事訴訟認知論”與“刑事訴訟認識論”從稱謂到內容均具有密切關聯。若試圖探索“刑事訴訟認知論”,就不能規避“刑事訴訟認識論”,因為二者將共同呈現出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科學化的一種可能。
               
                一、關于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理論爭鳴
               
                刑事訴訟法哲學作為我國部門法哲學興起的典型代表,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不斷走向深入。正如有論者所言,部門法哲學是現代法哲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法哲學研究的理論延伸,部門法哲學的反思性研究需要沿襲法哲學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范式,并有效運用法哲學的基本框架,藉此推動法哲學與傳統法律學的緊密結合。[2]事實上,九十年代翻譯引進的一系列域外成果為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的部門法哲學研究提供了理論模板,其間,聚焦于刑事訴訟構造、刑事訴訟目的、刑事訴訟職能、刑事訴訟價值等問題的學術成果均具有較高的部門法哲學色彩。從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相銜接的“中間地帶”切入,不僅能夠深化對刑事訴訟法學知識的理解和應用,還能夠以哲學思維重新認識刑事訴訟法學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應然性。[3]如果說九十年代的刑事訴訟法哲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試圖厘清刑事訴訟法學的知識邊界,為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奠定基礎,那么,世紀之交的那場有關刑事訴訟認識論的論戰則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哲學研究中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推進,[4]其參與者的范圍之廣與理論研討程度之深,在近四十年來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均屬鮮見。
               
                (一)挑戰傳統:理論爭鳴的緣起
               
                就刑事訴訟認識論而言,長期以來占據話語權重的顯然是“客觀真實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其認為,人的正確認識就是如實反映客觀的認識,而檢驗主觀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唯一標準即是實踐。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對于刑事司法實踐的指導在于,司法人員必須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司法人員的主觀認識必須與案件的客觀真相相統一。[5]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張子培先生就曾指出,認定案件客觀事實是執行政策、法律并正確處理案件的前提,正確認定案件事實是主觀認識與客觀存在相統一的結果。[6]此后,陶髦先生更是將刑事訴訟中“證據”的根本涵義理解為“證據必須是客觀事實,證據必須能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并且將否認證據是客觀事實的觀點視為唯心主義觀點。[7]關于“客觀性”,崔敏教授堅持認為,所有刑事證據都是獨立于被追訴者與辦案人員主觀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8]此外,陳一云教授在其主編的《證據學》中,更為深入地描繪了查明案件客觀真實所應具備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其一,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存在決定意識,人類具有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能夠通過調查來認識案件的客觀真實;其二,客觀上已經發生的案件事實必然在外界留下痕跡,為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提供事實根據;其三,我國司法機關有黨的堅強領導,有廣大的具有覺悟的群眾的支持,有一支忠實于人民利益、忠實于法律、忠實于事實真相、具有一定經驗和能力的司法隊伍,這是查明案件客觀真實的組織保障;其四,三大訴訟法作為總結司法經驗并反映司法實踐現實需求的產物,業已分別頒布,為司法機關查明案件之客觀真實提供了必要的規則依據。[9]以上內容是早期較有代表性的客觀真實論之論點,但在后來的理論爭鳴中不乏商榷者,這使得改革開放初期本已“達成共識”的學說受到了有力的挑戰和質疑。
               
                首先質疑“客觀真實論”的,是“法律真實論”。有論者認為,“客觀真實論”是一種較為理想化的模式,從這一模式的實用性和操作性來看,該模式并不利于切實解決訴訟證明中的相關難題,因而需要以“法律真實論”取而代之,即在刑事訴訟證明的過程中,公、檢、法運用證據對案件真實所作出的認定應當符合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規定,應當達到法律所確認的真實程度。在此基礎上,有論者指出,欲實現由客觀真實向法律真實的轉向,需要實現四個要件:其一,證據材料必須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其二,證據材料的內容必須與案件事實相符;其三,借助證據材料進行的推理必須符合邏輯;其四,基于證據所形成的案件事實必須排除矛盾,實現證據本身的統一、各證據之間的統一以及證據與案件之間的統一。[10]持這一觀點的學者盡管承認可以將“客觀真實論”作為一種應然的訴訟理念,但他們認為,裁判事實在實然層面包含著背離真相的可能,即便這種錯誤隨著認識能力的提升、法律規范的完善在逐步減少,但仍很難被徹底根除。[11]
               
                此后,有學者從訴訟證明的相對性出發指出,盡管認識是絕對的,但司法證明是相對的,由于司法證明是司法場域中各方所進行的認識活動,存在一定限度,所以試圖達到絕對真實會存在一定難度,司法證明難以與客觀案件事實形成百分之百的契合。[12]申言之,囿于人類認識能力的相對性,訴訟證明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對于案件事實的認識很難達到主客觀完全一致的程度。[13]還有學者從訴訟價值出發,認為訴訟活動不僅是一種以發現事實真相為目的的認識活動,還決定著訴訟價值能否實現、如何取舍的問題,倘若訴訟活動只是被視作一種認識活動,則可能造成“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權力、輕權利”等惡果,導致現代證據規則難以在中國確立。[14]在此意義上,在相關證據規則的起草和確立過程中,有必要將形式理性觀念以及程序正義理論視為規范之基礎。[15]
               
                (二)回應質疑:理論爭鳴的深入
               
                面對質疑,捍衛“客觀真實論”的學者進行了回應。陳光中先生認為,在刑事證明中,必須堅持以客觀真實為主導,再輔之以法律真實。客觀真實論與法律真實論的分歧在于:法律真實論認為,客觀真實不可能實現,因而是不科學的,應當以法律真實取代客觀真實。客觀真實論則認為,若不承認客觀真實,則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不可知論,故而不科學的恰恰是法律真實論。法律真實論在一般意義上也是相對真實論,其值得商榷之處包括三方面。首先,相對真實論往往把訴訟證明看成是與自然證明、社會證明完全不同的范疇,不存在任何相通之處。其次,所謂“真實”,既有絕對性又有相對性,二者之間存在辯證統一關系,但相對真實論對此予以否認。最后,相對真實論的錯誤要害在于,認為一切都是相對真實,沒有絕對真實,連對犯罪人的認定也沒有絕對把握,這與實踐中的許多情形并不相符,而否定認識論對訴訟活動的指導并認為我國訴訟活動的理論基礎應當是“形式理性觀念”和“程序正義理論”的觀點,本身即存在誤區:其一,把訴訟事實或法律事實神秘化、特殊化,不承認其是社會事實的一部分;其二,把認識論的一般規律與訴訟證明的特殊規律對立起來,犯了“白馬非馬”的錯誤;其三,過分夸大了程序公正的價值和作用,并把程序正義與認識規律對立起來。[16]有學者進一步研究認為,若堅持“認識的相對性”,則過于絕對化,因為這甚至會將發現實質真實視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由此,形式正義將凌駕于實質正義之上,獲取絕對的優勢地位,這會導致訴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只強調形式而不重視實質,即更關心輸贏,卻不在意是非。[17]
               
                有學者在對“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之爭鳴進行反思時認為,無論“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經歷怎樣的發展和變化,二者始終存在較為穩定的異同之處。[18]首先,二者達成共識之處在于:其一,刑事訴訟關乎公民基本權利,因而在設置證明標準時,必須采用一種相對較高的標準;其二,辦案人員尤其是裁判者必須在證據體系的基礎之上對案件事實進行認識;其三,證據“確實、充分”以及證據之間邏輯一致是案件事實清楚的基本前提。[19]其次,就二者存在的差異來說,存在以下兩點:第一,對于訴訟中“認識”的特殊性是否可能導致客觀真實難以獲得,“法律真實說”與“客觀真實說”存在觀點差異;第二,對于證明標準所達到的程度應是法律真實還是客觀真實,“法律真實說”與“客觀真實說”存在觀點差異。[20]“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之間最有探討意義的區別即在于此。申言之,在第一個爭議問題上,“法律真實說”認為,由于訴訟中認識時間有限,且認識手段和方法受到權利保障與程序正義等價值的限制,加之證據獲取較難、司法資源有限、案件數量巨大,所以訴訟中更難達到對客觀事物的正確認識,往往只能得到法律真實。然而,在“客觀真實說”看來,訴訟中的認識雖然有其特殊性,但不足以導致客觀真實難以獲得。在第二個爭議問題上,“法律真實說”認為,不僅要考慮證明目的之需要,還要考慮其他價值目標的需求,如司法公正、權利保障、司法效率、訴訟成本等,因此,證明標準不應是難以實現的“客觀真實”,而應是切實可行的“法律真實”,而“客觀真實說”則認為,“客觀真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能代替“法律真實”成為證明標準,只有在推定等極少數情況下,“法律真實”才是可以被理解和認可的概念。[21]
               
                (三)“世紀論戰”的降溫及反思
               
                本世紀初的兩到三年間是關乎認識論的理論交鋒最為集中和激烈的時期。在此之后,仍有學者延續這一學術話題,提出了富有洞見的觀點。例如,有學者在“客觀真實論”內部進行精細化的理論分析,界分了“積極的實質真實發現主義”和“消極的實質真實發現主義”,前者強調有罪必罰,即便錯罰無辜者,也不能放縱有罪者,后者則強調避免錯罰無辜者,確保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的有效平衡。易言之,“積極的實質真實發現主義”與“消極的實質真實發現主義”實際上是在“不縱”與“不枉”之間找尋合理的限度。在我國刑事訴訟傳統中,尤其注重客觀真實之發現,強調懲罰有罪,體現出一種“積極的實質真實發現主義”。相應地,為了實現“不枉不縱”的價值目標,應當逐步轉向“消極的實質真實發現主義”。[22]另有觀點認為,“客觀真實論”迷失于哲學話語亂象之中,以致“客觀真實”這種“事實觀”在刑事證明中是否具有可實現性已在理論上成了一個無法被說清的問題,這是由人們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事實認定的或然性與必然性、認識能否符合事實、事實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四個方面之哲學論辯的粗糙和混亂所導致的。[23]還有學者提出了“主體間性認識”的概念,即在主體間的交往活動中,個別主體將自己的經驗或感知轉換成對客體對象的語言性解釋,使這種解釋在不同主體間流轉,并求得其他主體的理解和共識,形成具有主體間性的認識。由于認識對象、認識過程、證據規則、訴訟程序、認識方法等方面的限制,人們對于案件事實的主體性認識存在永恒的局限,而在訴訟中引入主體間性認識有助于消解主體性認識的局限。[24]
               
                總體而言,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研究并沒有得到有效、持續的動態推進,在其后的十余年間,雖仍有零星探討,熱度卻已大幅消減。這一學術現象產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存在較為嚴重的“扎堆現象”。在針對認識論問題集中出產大量學術成果之后,理論界很快將目光轉移至“辯訴交易”問題,此后,又聚焦于刑事和解、附條件不起訴、非法證據排除、以審判為中心、認罪認罰從寬、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熱點問題。理論結合實踐,本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務必遵從的基本要義,具體而言,唯有根據立法的最新動向和司法的基本樣態,厘清理論的輻射范圍和知識邊界,以實踐問題為出發點和研究對象,確保理論研究“言之有物”,避免“不著邊際”“天馬行空”抑或“無病呻吟”,方能賦予研究生命力。然而,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扎堆現象”導致研究者們往往關注甚至追逐立法與司法實踐之熱點,更有人云亦云的情況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研究的問題意識和邏輯起點,以致缺乏發現“真問題”的能力和眼光。倘若試圖有效回應實踐問題,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則首先需要在司法實踐中提煉真問題并厘清其邊界,以便確定研究對象,進行集中、深入的研究。然而,“認識論”雖然屬于基礎理論問題,但其實還涉及部門法哲學思維,其適合精耕細作,并不是一塊利于快速、大量產出理論成果的土壤,相應地,自然容易在講求“高產”的年代逐漸失去熱度。另一方面,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孤立地處理命題,缺乏全局性的思考。部分研究將刑事訴訟認識論限縮至訴訟證明范疇,甚至局限于認識論與刑事證明標準的關系問題,缺乏與其它刑事訴訟程序環節的有效關聯,影響了刑事訴訟認識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理論爭鳴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以及部門法哲學研究中是具有顯著積極意義的,除了前文提及或未提及的多篇高影響力、高被引率的論文,它還直接或間接地催生出了多部富有啟發性的刑事訴訟法哲學著作。[25]
               
                二、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理論效用
               
                盡管理論爭鳴的熱度逐漸消退,但認識論之于刑事司法實踐的影響未曾中斷,甚至在理論證明之后的法律修改中也有顯著呈現。例如,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證據”之定義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這標志著證據定義從“事實說”轉向“材料說”,[26]并將“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確實、充分”所應當符合的三個條件之一加以明確。這是“法律真實論”或“相對真實論”所曾倡導的。在刑事司法實踐的某些困境中,也能找到認識論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但此種關聯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究竟是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還是理論與實踐的背道而馳,均是值得追問的。尤其是在刑事證明標準、證明模式以及相關程序設計等認識論浸入程度較深的領域,更可能窺見關于認識論的理論爭鳴之于刑事司法實踐所產生的真實效用。
               
                (一)似是而非的證明標準
               
                證明標準問題是刑事訴訟認識論所涉及的核心爭點,甚至有觀點認為,刑事訴訟認識論即是不同證明標準之間的理論交鋒場域。客觀真實論者將“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視為“客觀真實”最基本呈現。然而,法律真實論者提出以“排除合理懷疑”或“排他性”作為我國刑事證明標準之表述,認為我國證據制度應始終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引,由于域外國家關于“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相對難以把握,因此,與其照搬照抄,不如吸納其合理元素,進而依照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中的矛盾法則,將“排他性”作為詮釋刑事證明標準的理想表達。易言之,無論是證據調查抑或是證據運用,均強調對矛盾的發現和排除,而借助證據對案件處理所形成的結論則應當是足以排除其余可能的。[27]對此,支持客觀真實論的學者提出,“排除合理懷疑”之證明標準否定了訴訟證明達到絕對確定的可能性,因而是一種確定性不強的證明標準,可能導致實踐中形成司法錯誤,并且,建基于英美經驗主義哲學傳統的“排除合理懷疑”在很大程度上將感性認識視作認識的全部內容,將歸納法視為獲取新知的必然途徑,這不僅限制了人類的認知能力,還可能否定人類充分認識世界的可能。[28]
               
                實際上,客觀真實抑或法律真實并非關于證明標準的微觀表述,而是兩種對證明標準加以宏觀指導的真實觀。證明標準的確需要更加精細化的表述,而非籠統地被冠以某種真實之名。例如,有學者在討論中嘗試將“確定無疑”視為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具體表述,認為其兼采英美刑事證明標準中的排除法(“排除合理懷疑”)以及法德等國的確證法(“內心確信”),即對“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二者的綜合運用,其可驗證性與可操作性相對較強。[29]盡管理論爭議尚存,但正是在此次爭鳴過程中,“排除合理懷疑”開始在真正意義上與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產生理論聯系,為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增加“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奠定了基礎。
               
                然而,“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確實、充分”之關系究竟為何?我國刑事證明標準所采之真實觀究竟為何?關于這兩個問題的理論爭議,并沒有因為修法的塵埃落定而得到平息。本質上,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確實可能在許多具體案件中達成一致,也就是說,案件既能體現客觀真實,亦能符合法律真實之要義,最典型的即是現行犯案件。然而,將體現法律真實的“排除合理懷疑”作為體現客觀真實的“證據確實、充分”之必要條件,使二者完全融合,似乎是存在爭議的。理論上可能的解釋是,引入“排除合理懷疑”標志著我國刑事證明標準雖然保留了原有的形式化要求,但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核已經被“排除合理懷疑”所取代,逐漸從證明標準的客觀程度轉向辦案人員尤其是裁判者內心確信程度的規范模式。[30]可問題在于,理論上的解釋并不能有效消除來自司法實踐的疑惑。比如,有法官曾在調研中抱怨道:“只要法律上‘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還在,證明標準就沒有改變。我們不可能用主觀的確信程度來挑戰形式上的客觀要求。”[31]甚至還有法官認為,“排除合理懷疑”僅僅是“證據確實、充分”需要滿足的三項條件之一,故還應當以“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作為基礎,這反而是對“證據確實、充分”提出了更高要求。[32]由此觀之,原本可能是主觀與客觀、實質與形式、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攜手共存的一次積極嘗試在司法實踐中造成了似是而非、非驢非馬的尷尬。
               
                此外,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不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的“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成為刑事訴訟領域最受關注的理論話語。沈德詠大法官在撰文闡釋“以審判為中心”時指出:“以審判為中心,其實質是在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實行以司法審判標準為中心,核心是統一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也就是說,從刑事訴訟的源頭開始,就應當統一按照能經得起控辯雙方質證辯論、經得起審判特別是庭審標準的檢驗,依法開展調查取證、公訴指控等訴訟活動,從而‘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33]而后,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語境下,究竟是否應當統一證明標準以及如何統一證明標準,又成為理論與實踐的分歧焦點。有學者認為,“統一證明標準”并不違背認識規律,在各個訴訟階段,訴訟主體的認識均是層層推進的,經歷著從不認識到認識的漸進過程,并且,即便采取層層推進式的認識模式,也必須選擇一個階段作為認識完成的節點,這個節點既可以在審判階段,也可以在偵查階段。[34]另有學者從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出發,認為在我國絕大多數刑事案件中,因為案卷移送制度的緣故,法官在庭前業已形成較為明確的處理意見,相關意見并不會因開庭而產生較大改變,這導致“認識隨訴訟進程逐步深入”的理論觀點喪失了制度基礎。[35]還有觀點將《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明標準的規定區分為狹義的證明標準和廣義的證明標準,狹義的證明標準僅指辦案人員認定相關事實的心證條件,而所謂廣義的證明標準,除卻心證條件,還包括法律規定的實體條件與程序條件。在此意義上,證明標準的層次性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以不同心證程度為核心的顯性層次,二是在心證程度不變之前提下,因相關規則對達到心證程度之法定程序在嚴格性上存在差別規定而形成的隱性層次。[36]
               
                在關于刑事訴訟認識論之理論爭鳴最為激烈的時期,受到廣泛關注的學術問題不僅有“什么是證明標準”,還包括“證明標準是否應當具有層次性”。[37]可以說,在理論上尚未達成共識卻已稍顯沉寂的話題隨著實務界對“統一證明標準”的呼求而再次受到關注。理論界的聲音更多是從不同角度質疑“統一證明標準”,[38]但相關論點很難援引認識論知識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論據。例如,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只有當感性認識上升至理性認識,才能達到真實的程度。這原本可以被視作證明標準存在遞進性的認識論基礎,但“客觀真實論”又強調證據及其審查判斷的客觀性,倘若刑事訴訟程序初期的證明標準止步于“感性認識”或較低程度,那么,其主觀性就可能動搖“客觀真實論”之于刑事訴訟程序的支配地位。此外,“法律真實論”強調,應當在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規范框架內運用證據對案件相關事實進行認識,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結束前,辦案人員均會憑借現有認知對相關案件事實進行評價和判斷,而相關標準即是《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明標準的規定,其明確了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和作出有罪判決時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倘若試圖從規范本身的角度反駁“統一證明標準”,似乎亦是牽強的。除了縱向構造上的各階段的證明標準之差異以外,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關于認罪認罰案件在證明標準上是否較普通案件有所松動的問題,也存在爭議。司法實踐中普遍認為,認罪認罰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降低,但在《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明標準的規定尚未發生改變的前提下,無論是“法律真實說”抑或是“客觀真實說”,均很難認同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證明標準有所降低。更直觀地說,在這一問題上,僅僅借助刑事訴訟認識論的智識資源,很難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相關司法實踐上的爭議并不能獲取充分的理論啟發。
               
                (二)僵化誤用的證明模式
               
                近年來,“印證”問題頗受理論關注,“印證”逐漸從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證明方法上升至證明模式,即來源不同的兩個或兩個以上證據中應包含指向一致的信息,依此對待證事實加以證明。“印證”有自身存在的認識論基礎,龍宗智教授將其詮釋為“真實融貫論”以及“真實符合論”。基于真實融貫論的檢驗要求:首先,應檢驗證據間的相互印證關系,以獲得具有融貫性的證據體系;其次,對證據的法律陳述需符合經驗法則,與已經查明的事實相協調。從真實符合論出發,需要運用直接與間接的經驗觀察以及經驗法則對證據與事實進行判斷。就認識論內部關系而言,真實符合論又被視為“客觀真實論”的哲學基礎。有論者認為,證據真實是一種“法律真實”,即協調一致的證據所達到的證明程度,其主要根據是真實融貫論,在法律框架內追求客觀真實,既需要運用具有融貫論色彩的印證方法,也不能違背符合論的要求。[39]
               
                上述分析從認識論的角度進一步強化了關于印證問題之研究的理論深度。然而,“印證”盡管源自司法實踐,卻也在司法實踐中不斷變化,尤其是當將其實踐運作樣態置于“客觀真實論”與“法律真實論”的語境中進行理論對話時,問題的復雜性會得到充分呈現。申言之,印證原本不是“在法律框架內追求客觀真實”的必要條件,直到《監察法》通過后,印證才首次上升為法律規定,[40]此前,它雖已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證據規定”)以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后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中出現,但畢竟沒有得到與實踐運用相當的立法地位。[41]因此,“印證”在司法實踐中所體現的重要性主要源自對“客觀真實”的追求,即司法機關希望通過運用這樣一種更為“保險”的證明方法,增強證明效果。正是由于客觀真實論潛移默化的影響,法律和司法解釋才最終接受了這種來自司法實踐的需求和壓力,進行了規范上的轉變與調整,使源自司法實踐的印證逐漸上升為規范。然而,印證雖然強調對客觀真實的追求,但同時也注重形式,要求不同來源的證據包含相同信息,導致印證所追求的“客觀真實”逐漸異化為形式上的“真實”,而這恰恰可能是主觀的“真實”。通過對部分冤錯案件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形式上的虛假印證往往是導致錯誤定案的根源,最典型的情況即是以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口供來印證其它證據,或以本質上來源相同的證據進行自我補強。[42]原本對客觀真實的追求,因為實踐中“印證”的絕對化以及必要化傾向,導致辦案人員在一些在客觀上無法達到印證的案件中主觀地“制造”印證,消解了印證本應具有的客觀性。
               
                此外,“客觀真實論”與“法律真實論”之緊張關系在立法上本有的一些松動(諸如證據“材料說”的采納、“排除合理懷疑”的引入)也因為印證證明模式的運作,導致理論與實踐繼續在不同真實觀之間搖擺不定。自2018年起試行的《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進一步明確規定:“經過控辯雙方質證的證據,法庭應當結合控辯雙方質證意見,從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程度、證據之間的印證聯系、證據自身的真實性程度等方面,綜合判斷證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自此,“印證”已上升至與關聯性、真實性相當的重要程度,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印證”的作用已取代了證明標準本應發揮的作用。易言之,由于“證據確實、充分”之標準貫穿刑事訴訟各階段始終,所以形成印證的證據鏈條在偵查終結移送起訴時就已達到所謂的“證據確實、充分”,其在庭審時很難受到挑戰。這導致事實認定與證據評價的權力被前提至偵查機關,反而促成了“偵查中心主義”。但實際上,并非連接證據與事實的活動即是證明,真正狹義的、具有交互性的證明活動僅存于庭審之中,庭審之外僅有自向證明或狹義的“認識”。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我國證據法學研究一直混淆了“認識”與“證明”的概念,將作為論證的證明與作為知道的認識不加甄別,但二者在對象、規則、范圍和過程上均是有所區別的。就“認識”來說,偵查人員的直覺、經驗甚至“靈機一動”對其關于案件事實的信念形成均具有重要影響,從而能夠為偵查方向與偵查重點的確定奠定基礎,但在“證明”層面,證據之“可信”應表現為由常人依據常識或專家利用專業知識與方法即可作出判斷。[43]在此意義上,審前辦案人員基于“認識”形成的“印證”往往“暢通無阻”地在庭審中轉化為基于“證明”的“印證”。“印證”之初衷本是通過避免認識的恣意性來防范冤錯案件的產生,但當單向度的“認識”取代交互性的“證明”,“印證”就被僵化地誤用了。
               
                (三)異化失靈的程序設計
               
                在較早質疑“客觀真實論”的觀點中,即有學者認為“客觀真實論”為程序工具主義甚至程序虛無主義現象提供了合理化解釋。申言之,有關無罪推定、沉默權、非法證據排除、證明標準、證人資格的法律規定以及與對抗制實施相關的證據規則,要么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缺位,要么基于程序工具主義而缺乏對制度背景和價值的深究,要么程序運行樣態不佳甚至失靈,這與辯證唯物主義所倡導的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這一認識論目標密切相關。[44]對此,“客觀真實論”者進行了正面回應,認為包括刑事證據規則在內的訴訟程序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而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也是多元化的,客觀真實與程序公正、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可以形成有效制衡與良好配合。[45]
               
                程序設計的異化或失靈究竟與不同的真實觀有何關聯?對此問題,需要返回現實語境,從司法實踐效果出發進行考察。以非法證據排除為例,2010年頒布的“兩個證據規定”吸收和細化了一系列現代刑事證據法基本原則,初步形成了我國刑事證據規則體系,其中大部分成果被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所接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式上升為法律規定。然而,自2012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踐效果不佳,有效適用該規則的案件數量不高,非法證據“發現難、審查難、排除難”的現象突出。為了提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踐效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并進一步強調:“嚴格排除非法證據,事關依法懲罰犯罪、保障人權。要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46]然而,規則的細化只是提升實踐可操作性的一個方面,非法證據排除難還有認識論層面的原因。
               
                有學者認為,“客觀真實論”直接為刑訊逼供提供了心理原因,所以具有危險性。具體而言,辦案人員一旦認為自己認定的事實是正確的或者正確的可能性非常大,就會排斥當事人對事實發現的參與和辯解,壟斷對事實的發現權,并宣稱其認定的事實即是客觀真實的,以致《刑事訴訟法》中有關公民權利保障的規定在發現客觀真實的話語下被逐步架空。[47]這一觀點似乎有些激進甚至絕對,但其在被提出時亦有一定道理。隨著近年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和完善,其事后制裁與阻卻違法的雙重效用使得辦案人員已經不再盲目地為了自己所認定的所謂“客觀事實”而甘冒巨大風險采取刑訊逼供,各級政法委與司法機關給予特定案件的偵破壓力與不合理指標也開始逐漸減少。易言之,當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運行效果不佳的根源并非在于片面追求客觀真實而突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在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制度功能與客觀真實之間的關系尚未被厘清。具體而言,證據之真實性及其證明力是我國傳統證據理論所強調的重點,證據能力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因此,在2012年之前,《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證據規定的主要出發點是為了保障證據之客觀真實性,并非保障證據能力。在此語境下,一旦辦案人員確信某證據的真實性不存在問題,即便在收集和運用該證據的過程中違反法定程序,甚至使用刑訊逼供等嚴重違法手段,往往也依然傾向于不排除該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本應將程序正義、人權保障視為正當性基礎,但在我國,非法證據問題大多在冤錯案件被平反后才被發現和關注,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功能與作用也逐步被限定在預防冤假錯案之上。然而問題在于,如果僅僅聚焦于證據是否真實、是否可能導致冤假錯案,那么,當非法取得的證據可以被確定是真實的且不會導致事實認定錯誤,此項證據是否依然應當被排除?對此,需要借助程序正義、人權保障理論加以解答,無論證據是否真實,無論它是否可能導致冤假錯案,只要取證手段違背正當程序或侵犯基本人權,就應當對其嚴格予以排除。在堅持程序正義、人權保障的基礎上,通過符合規范的訴訟行為,自然能有效實現防范冤假錯案的制度目的,但絕不能因此混淆因果關系,將防范冤假錯案作為非法證據排除的根本目的和價值。[48]以上內容是對“在法律框架內追求客觀真實”的具體詮釋,包括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內的程序設計倘若試圖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異化或失靈,則首先需要厘清自身的認識論基礎,避免被不當的真實觀所誤導。
               
                三、刑事訴訟認知論的話語形塑
               
                刑事訴訟認識論研究的熱度逐漸消退,但并非已達成共識,似乎更像是在擱置爭議。司法實踐中的困境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一理論范疇。理論與實踐是否形成了良性互動?立法與實踐的變遷與理論指引是否真正有關?這些問題均需要被認真反思。倘若刑事訴訟認識論并未對立法與司法實踐產生足夠積極的影響,其理論效用不如預期,那么,理論的繁榮就僅僅是表象。哲學意義上的追問往往可以持續成百上千年,但有關我國刑事訴訟認識論的討論迄今不過開展了二十年而已,就此而言,這一理論范疇還很“年輕”,遠沒有達到形成共識的程度。然而必須承認的是,考慮到理論界逐漸消退的研究熱情和實務界不溫不火的接納程度,倘若繼續嘗試在部門法哲學的范疇進一步作出探討,并不必然能得出超越二十年前的理論成果。如果說關于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爭鳴仍是在延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建構刑事訴訟法學理論體系、厘清知識邊界之思潮,那么,當學科逐漸走向成熟并著眼于理論對實踐的實際影響時,即需要適當拓寬知識邊界,納入交叉學科的智慧和眼光,探索制度背后的深層邏輯。由此觀之,在刑事訴訟認識論原有成果的基礎之上,從交叉學科切入,找尋新的智識資源,拓寬相關研究的理論邊界,是刑事訴訟知識變革與創新的可能路徑之一。
               
                (一)認知科學知識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引入
               
                有關“刑事訴訟認識論”這一理論范疇的爭鳴有著鮮明的本土性,緣起于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很難與英美經驗主義、現實主義產生直接對話,即使“排除合理懷疑”入法,也并不意味著我國的刑事訴訟已接受了經驗主義的真實觀。那么,域外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影響我國的刑事訴訟認識論,并提升其理論品質?或者說,在我國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研究成果之上,是否能夠合理地吸收域外成果,進而拓展知識邊界?這需要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注入,亦即,相關知識應當是具有客觀性的,而不是主觀建構的,應當盡可能地降低不同訴訟文化、制度背景、運作樣態所帶來的話語分歧。以此標準對域外新近之學術思潮進行考察,可以發現,認知科學或許是具有啟發意義的智識資源之一。
               
                認知科學是關于人類心智研究的理論和學說,其將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和神經科學等學科加以整合。基于傳統法學“意義無涉”與“價值無涉”的自我辯護,自然科學知識原本被認為無法解決作為實踐理性之法律的意義期待和價值導向問題。無論是提出“是”與“應當”二分法的休謨(David Hume),[49]還是在純粹法理論中強調區分“應然”與“實然”問題的凱爾森(Hans Kelsen),[50]均認為法律應當解決的是“應當”或“應然”層面的社會需求,而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只能在“是”或“實然”層面作出解釋。然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被法律拒之門外的局面在上世紀的法律現實主義思潮的沖擊下開始逐漸改變,“法律和XX”的交叉學科研究范式開始改變法學研究的固有結構,法律與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相遇,有效拓展了法學的知識邊界。[51]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弗蘭克(Jerome Frank)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者將裁判者直覺的形成問題視為司法過程的關鍵所在。[52]人們逐漸意識到,法律人并非道德或智識巨人,其訴訟行為很難全部出于慎思,除卻認知的不確定性,裁判者所作出的判斷還可能基于直覺、策略甚至運氣。[53]當然,盡管法律現實主義思潮開始將法律與人類的思維方式加以勾連,但并未徹底厘清裁判者的認知過程,也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與認知科學交叉研究。直到認知科學思潮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才使得認知科學真正作為一種交叉學科知識開始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傳統產生沖擊,在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甚至哲學領域,逐漸出現從“書齋”走向“實驗室”的探索者。面對這一理論趨勢,法學同樣無法固步自封,“法律和認知科學”的研究在上世紀晚期興起,并在法律的推理過程、決策過程、事實判斷等層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啟發意義的成果。
               
                具體到刑事訴訟法學研究領域,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域外學者借助認知科學知識已取得了豐碩成果,尤其是刑事訴訟中的種族偏見,既是刑事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認知偏差,也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較為關注的認知問題。其中,Batson v. Kentucky案是頗具啟發意義的案例。[5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若辯方認為控方在挑選陪審團成員時基于種族歧視而要求某一成員絕對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則辯方可以提出反對。如果審判法官初步斷定控方提出的絕對回避帶有種族歧視色彩,則控方必須提供“種族中立”(race-neutral)的理由進行解釋。這種保障措施旨在勸阻檢察官不要僅僅因為種族偏見而從陪審團中移除有色人種。實際上,既有研究已發現,大多數人即使是那些接受非歧視規范的人都持有隱含的偏見,法律行為者同樣不能免于種族偏見。檢察官通常認為,如果被追訴人是非白人,則非白人陪審員將對案件追訴效果不利,即有色人種陪審員會認可有色人種被追訴人無罪或罪輕。部分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甚至將這種偏見制度化,檢察官被指示為要求回避的非白人陪審員提出甚至編造“種族中立”的解釋,以避免Batson規則的挑戰。[55]僅僅在Batson v. Kentucky案的判決作出一年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令人吃驚地作出了一項關于種族問題的判決,認為死刑案件中基于種族的量刑差異是“刑事司法系統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擔心,倘若在死刑案件中回應這一種族偏見,則必然意味著要求在其它刑事案件中同樣回應種族偏見,法院進而得出結論指出,“憲法”并未對使用死刑或刑事司法之刑罰設置這種“完全不現實的條件”。[56]如果說死刑適用量較少,樣本不足,那么,在適用率超過95%的辯訴交易程序中,種族因素同樣是影響辦案人員的認知偏差之一。研究顯示,警察對于種族、貌相的衡量預示著不利的請求結果和隨后對犯罪標簽的應用。尤其是男性、非白人、先前被捕過的被告,接受不利之辯訴交易的可能性更大。[57]就此而言,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認知偏差是一種系統性的認知偏差。因此,有觀點認為,消除認知偏差影響最重要的方法是控制自由裁量權,其中必須包括對自由裁量權進行有效檢驗和平衡的措施,同時保留訴訟制度的意識形態基礎,因為,對正當程序和個體權利的保障是產生公平、統一之結果的前提,有助于提高人們對刑事司法系統的整體信心。[58]然而,盡管對自由裁量權的控制或許可以遏制顯性認知偏差的負面影響,但更多的認知偏差是以隱性的樣態而存在的。研究顯示,認知偏差不一定是公開的、懲罰性的和極端的,司法行為者本來不必然有意識地持有偏見,但無意識的偏見更可能導致不平等因素對行為和判斷產生有害和令人不安的后果。然而,在當今人們有意識地踐行平等主義的情況下,人們有理由希望刑事司法行為者在預防隱性偏見方面作出嘗試,首先即需要改變放任隱性偏見產生影響的制度。[59]
               
                除了認知偏差,域外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較為關注的一個問題是“認知閉合”,即時間壓力對判斷和決策的影響。首先,時間壓力傾向于導致信息處理中的選擇性增加,隨著時間的流逝,注意力集中在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判斷或決策任務上,而主觀上不那么相關的信息則較少得到考慮。其次,當問題解決或決策產生是決策任務的一部分時,時間壓力通常會降低決策者的靈活性,也就是說,產生替代假設的能力會受到阻礙。最后,人們傾向于將他們的判斷更多地放在先前存在的信念或刻板印象上,而不是在時間壓力下對外部信息作出相對較少的判斷。因此,時間壓力可能對偵查的客觀性構成嚴重威脅,具體而言,在時間壓力下,偵查人員可能更愿意選擇與假設一致的證據,對犯罪證據的替代解釋則較少關注,并且更加堅持他們對犯罪的初步信念。換句話說,時間壓力可能會增加偵查之證實偏見的風險。[60]基于認知科學原理,認知閉合較高的人具有強烈的動機去尋找明確的答案,即使當時并沒有結論性的證據,所作出的決策或許也并不恰當。認知閉合較低的人覺得模糊一些無所謂,正好可以讓其自由發揮,所以常常不急于消除現在的混沌狀態,即不那么焦慮,反倒愿意進一步去搜集信息或者對信息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認知閉合的一個明顯的好處是,人們能夠很快地作出判斷和決策,尤其在面臨“最后期限”或者時間約束的時候。另外,由于認知閉合降低了人們進一步搜集和處理信息的必要性,因此可以節省人們的腦力勞動,這對于處于疲憊狀態或者不利于思考的環境中的個體而言,無疑十分具有吸引力。然而很明顯的是,這種認知閉合會導致人們過早地下結論,雖然認為問題已經被解決了,但實際上未必。[61]
               
                稍諳英美法律職業者均可脫口而出“Thinking like a lawyer”(像法律人一樣思考),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法律人”或許并不會按照絕對統一的路徑進行思考。然而,像“人”一樣思考卻是可以在同一話語層面被考量的,因為人類的大腦結構、神經系統等是大致相近的,細微差別之處也可以在科學標準之下得到較為可靠的分析。“認知科學”運用人類和動物行為實驗、心理量表和生理指標測量、腦神經活動觀察和計算機模擬等方法,屬于典型的經驗科學。“法律”與“認知科學”的結合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和認知科學”研究范式即是在“人”的認知結構之上,考察各種與法律相關的元素對人的認知路徑所形成的影響,借助對腦神經活動的觀察與實驗、指標測量、計算機模擬等,證實或證偽相關假設,是一種以科學為標準的經驗研究。這一研究進路主要憑借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行為經濟學乃至醫學的知識,回避宏大敘事,沒有明顯囿于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且采用簡化和數量化的經驗研究范式,以對方法客觀性的追求抑制意識形態的影響。[62]
               
                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者非訴訟中的法律關系相比,存在更多的參與主體,其中既有法官、檢察官、警察、律師等“法律人”,也有當事人、證人、陪審員等“普通人”。更多的主體參與訴訟,就意味著存在更多的認知主體、不同的認知能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認知行為乃至認知偏差,這些均可能成為訴訟程序和訴訟結果的變量,進而對刑事司法實踐產生深刻影響。更重要的是,前已述及,僅僅在認識論層面探討刑事訴訟的應然方向,很難達成理論共識并得出排他性的結論,因為只要生命還在延續,哲學意義上的追問就不會終止,但若切換理論視角,從認知科學出發,分析認知主體的認知能力以及相應的認知行為與訴訟行為之關系,則可能得出具有“硬科學”依據并且實踐意義更加深刻的學術成果,這也正是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引入認知科學知識的必要性所在。[63]可喜的是,這一研究動向和方法已經被我國刑事訴訟法學者所察覺,陳光中先生就曾指出:“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領域已經對影響司法公正的潛藏因素形成許多富有洞見的成果。我們充分運用這些科學研究成果,加強對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學探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完善現有的刑事程序。”[64]并且,在這一領域已有少量翻譯或原創成果產出。[65]當然,在學術研究中引入新知,需要證明其足以產生新的觀察角度或改革策略,否則便失去了研究的價值。前文曾提到的“刑事訴訟認識論”之于證明標準、證明模式以及程序設計的影響即可被作為“刑事訴訟認知論”的理論實驗田,倘若“刑事訴訟認知論”試圖證明其知識和方法價值,就應當在上述理論范疇中產出具有啟發意義的研究成果。
               
                首先,證明標準與認知科學原理進行對接,足以證成證明標準的認知遞進性。無論是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抑或是審判人員,在各自訴訟階段結束前,其均會憑借現有認知對相關案件事實進行評價和判斷,而這一標準即是《刑事訴訟法》在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和作出有罪判決階段所規定的法定證明標準,但這種認知的形成是與認知主體是否實質多元、認知行為是否及時得到監控、認知構造是否有效平衡相關的。愈是在刑事訴訟程序啟動之初,參與認知決策的主體就愈少,認知行為得到的監控程度就愈低,認知構造也呈現出單向性而非三角構造,這顯然是與刑事訴訟程序的推進程度相關的。因而,即便相關辦案人員在刑事訴訟程序啟動初期在認知決策中認為案件事實符合法定證明標準,這也是較為初步的認知決策,并沒有經歷足夠的監控和打磨,相應地,也更可能是非理性認知甚至認知偏差。就此而言,即便偵查人員在主觀上認為在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時相關案件事實已經達到法定證明標準,也僅僅是其認知上的判斷,至于這一判斷是否客觀,還需要在后續程序中由實質多元的認知主體在平衡的認知構造中加以監控。易言之,雖然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可能在主觀上均認為相關事實達到了法定證明標準,但因為程序的遞進帶動認知的遞進,所以這三者在主觀上對于“證明標準”的認知,也可能層層遞進,逐步深入。此外,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證明標準并不存在是否“降低”的問題,認罪認罰案件大多因被告人自愿認罪而事實清楚、證據扎實,這類案件由于達到證明標準的難度較低,所以程序相應簡化,并非程序簡化才可以降低證明標準。[66]有觀點提出,上述觀點忽略了心證程度和程序之間的關系,矮化了程序的意義,[67]但實際上,由于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認罪認罰從寬程序才得以啟動,而在此期間,辦案人員即需要結合被追訴人之認罪認罰對案件事實進行主觀上的判斷。這當然仍是主觀上的認知,并且隨著程序的推進可能產生變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認知決策先于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開啟,辦案人員正是在形成了案件證明難度不高的認知判斷之后,才能啟動程序簡化。因而,這一觀點并沒有矮化程序的意義,只是需要區分認知決策與程序開啟的先后順序,倘若是認知決策在先,那么,顯然是辦案人員形成了案件達到證明標準的難度較低這一認知決策。
               
                其次,認知科學與刑事司法證明模式的知識關聯有助于我們走出“印證證明模式”的理論與實踐困境。“印證證明模式”的僵化誤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論本身的不周延所致,其會對立法和司法實踐產生負面影響。上世紀末,“印證”僅僅被作為司法實踐中的一種關于“證明方法”的經驗總結,但在本世紀初被上升為“證明模式”后,相應的模式分類并未一同產生,因而缺乏類型化的理論嘗試,并不是一種盡善的模式界分。這也導致“印證證明模式”過于絕對化,缺乏不同模式之間的互補空間,以致司法實踐過于強調“印證”,在不能達到實質“印證”的案件中退而追求形式“印證”,進而產生司法錯誤。[68]正如有學者提出的那樣,事實裁判者在認知心理結構上呈現出直覺心智、算法心智和反思心智的互動,制度化的“印證證明模式”在實踐中對事實審判者的認知風格起到塑造作用,但其根據案卷內容形成印證的實質卻加重了事實認知主體在有限理性下的決策偏差,造成了證明過程中的認知失衡。[69]此外,業已形成印證的證據體系提升了事實裁判者的認知流暢度,認知流暢度越高,事實裁判者就越傾向于對證據能力及證明力作出肯定判斷,不易啟動理性認知系統對感性認知行為進行監控與修正。[70]從認知原理出發,“整體主義”證明模式或許是我國刑事司法證明模式轉型之可能選擇。具體而言,“原子主義”證明模式建基于證據原子的分析和推理,并由此提取關鍵信息,而“整體主義”證明模式在原子分析的基礎上,整合所有證據信息,形成整體認知并試圖完成“故事”的建構和講述,除了遵循證據規則,還需要結合經驗法則和邏輯法則,使“整體認知”更加豐滿,最大程度地還原案件事實。并且,“整體主義”證明模式注重對經驗法則與“概括”(generalization)[71]的合理運用,形成“環環相扣”的證明,不強求“印證”,且能容納產生合理懷疑的多元化形式,為理性認知提供足夠的空間。[72]
               
                最后,認知科學知識既能給予刑事訴訟程序設計新的啟發,也能對現有的程序設計進行理性認知向度的檢視。例如,上述認知原理和證明標準、證明模式的對話均是可以具體到程序設計上的。既然證明標準具有認知遞進性,那么就不必糾結于法律規范上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和有罪判決是否需要保持“統一證明標準”。應當避免在庭審中簡單地確認在偵查階段就已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以免將事實認定與證據評價的權力前提至偵查機關,助長“偵查中心主義”。同時,應當有意識地通過司法證明的程序設計降低法官的認知流暢度和正面愉悅感,以便提示其開啟理性認知系統,對感性認知行為進行監控和修正,借助認知系統使用上的“整體性”,避免認知偏差和錯誤。以“捕訴合一”改革為例,我們可以在認知向度上對現有的程序設計進行反思。“捕訴合一”改革之所以頗受爭議,原因在于這一改革舉措將檢察機關內部原本承擔不同職能的內設機構進行合并,使承擔訴訟職能的公訴部門與承擔監督職能且具有準司法審查性質的偵查監督部門合二為一。從職能上看,檢察機關內設機構的調整導致了履行訴訟職能與監督職能的機構合一,這可能造成職能界限不清甚至混同;從認知主體上看,同一檢察官可能需要在認知決策主體、認知提示主體、認知監控主體之間來回切換,這極度考驗其理性認知能力。長期以來,既有觀點認為,我國法院的獨立性及中立性有所欠缺,由法官控制強制措施,不僅難以實現制度目的,還可能使庭審形式化的難題越發凸顯,而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具有較為廣泛的監督權,故而將司法審查權交由檢察機關行使符合我國現實狀況。然而,在當前“捕訴合一”的改革中,職能的混同可能直接導致辦案人員認知決策過程的簡化或合并,倘若批捕、公訴并非建立于理性認知之上,則會增加認知偏差主導訴訟進程乃至結果的危險。因此,這樣的程序設計并不符合認知原理。
               
                此外,需要強調的是,訴訟制度中的“司法認知”與“認知論”雖然在中文表達上均有“認知”二字,卻是不能被混同的。“司法認知”是指,對于特定的事實,無需運用證據作出真實性的證明,法院可直接采用其作為判決的根據,因而“司法認知”也被稱為“審判上的知悉”。[73]司法認知是用于替代司法證明的一種認定事實的方法,在性質上屬于法官的認證行為,即法官根據待證事實的性質,在不經過司法證明的前提下認定事實。因而,這是被用于替代司法證明進而認定事實的具體方法,雖然法官在此過程中可能存在認知科學意義上的認知行為,但司法認知是一種在法律中業已被明確的制度安排,其規定了特定的司法認知主體、客體,并且既指法院認定某一事實的結果,也指法院認定事實的過程,其目的是提高訴訟效率。[74]相比之下,“刑事訴訟認知論”所關切的是刑事訴訟進程中多元認知主體所作出的、一般意義上的認知行為,其范圍更加寬泛,不拘泥于特定的制度安排。
               
                (二)刑事訴訟“認識論”與刑事訴訟“認知論”的理論辨析及其實踐意涵
               
                “刑事訴訟認知論”與“刑事訴訟認識論”僅有一字之差,且“認知”與“認識”在英文中均可指向“cognition”一詞。自然地,可能有讀者會懷疑:二者是否“新瓶裝舊酒”?是否存在真正的知識增量?是否能夠對司法實踐產生不同且積極的效果?是故,倘若試圖在“刑事訴訟認識論”的基礎上借助交叉學科知識建構和發展“刑事訴訟認知論”,就必須首先回應上述質疑,對二者進行理論辨析,并梳理二者之于司法實踐的不同意涵。
               
                其一,“刑事訴訟認知論”與“刑事訴訟認識論”的知識背景不同。“刑事訴訟認識論”雖然秉持部門法哲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哲學眼光重新審視刑事訴訟法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但這在本質上仍是人文社會科學內部的對話。哲學作為具備嚴密邏輯系統的思維運動,包含著闡釋世界或指導實踐的元理論與元知識,其追求的是“絕對”意義上的思想。[75]當哲學與法學相遇,所形成的知識交叉同樣會顯示出層次差別,即源自哲學的元理論與元知識居于相對高位,指導著法學理論的推進與創新。“刑事訴訟認知論”的知識背景源于自然科學,作為打破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藩籬的嘗試,認知論的科學知識并沒有居高臨下的傲慢,畢竟自然科學更多地是要揭示“是”與“否”的問題,聚焦于闡發存在的現象,并不貿然提出關于“應當”如何的判斷。易言之,“刑事訴訟認知論”在本質上是借助認知科學知識對刑事訴訟中的現象、行為進行解釋,以輔助的姿態提供不同于以往的詮釋進路。質言之,認知科學知識與法學知識處于平等地位。
               
                其二,較之“刑事訴訟認識論”,“刑事訴訟認知論”的理論自洽性相對更高。“刑事訴訟認識論”從哲學范疇的元理論、元知識出發,在刑事訴訟法學向度所呈現的理論爭鳴往往是針鋒相對的。例如,“客觀真實論”與“法律真實論”即是在相互質疑中找尋對方的理論短板和邏輯矛盾的,并且二者均是存在弱點的,這也正是二者的爭論尚未終止的原因所在。即使放眼域外,被英美證據制度視為認識論基礎的經驗主義哲學也與歐陸所推崇的理性主義(唯理論)相對,二者長期保持理論交鋒的態勢。反觀“刑事訴訟認知論”,因為其背景知識源于自然科學,所以其往往需要通過實驗被證成或證偽。實驗的方法雖然提升了知識產出的成本,但也增加了知識的可靠性,避免了理論上的自說自話。盡管從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出發,科學并非絕對真理,[76]但至少關于某一現象、行為或決策的認知科學闡釋在未被證偽之前,其結論往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較為穩定的,不會存在哲學范疇內多種理論長期保持交鋒的態勢。簡言之,基于認知論的理論成果是“我發現”,而非“我認為”。即使對同一研究對象可能存在不同視角,也不必然存在沖突,而只是存在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解釋路徑,因此不會動搖理論本身的自洽性。
               
                其三,“刑事訴訟認知論”與“刑事訴訟認識論”對立法和司法實踐的期許不同。“刑事訴訟認識論”聚焦于刑事訴訟視何種真實為根本追求,這是刑事訴訟的“終極追問”,畢竟刑事訴訟的目的即是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礎上實現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之間的平衡。由于對真實的發現具體體現在裁判結果之中,因而,“刑事訴訟認識論”更多地是在結果意義上對發現真實給予指引。然而,結果意義上的指引在很大程度上是方向性的宏觀指引,其關注點并非發現真實的過程,因而很難給出微觀的闡釋視角。正因如此,有抱持價值論的學者在對認識論提出質疑時指出,認識論可能導致刑事訴訟“重結果、輕過程”的惡果。[77]有趣的是,這一論斷恰恰可以反過來支持“刑事訴訟認知論”。在程序價值的背后,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程序的運作,而認知論恰好更關注微觀的行為過程,其認為,只要在過程意義上不產生認知偏差,認知結果即是可被接受的。認知論的出發點是解釋主體和行為,認知論試圖運用合理的認知科學知識,發現修正行為的可能途徑。易言之,與其在結果意義上糾結真實之取舍,不如更多地關注認知之過程,將“發現實然問題是什么”作為重點,并用“硬科學”對其中的認知行為加以闡釋。此外,如果認知論能夠最終影響程序設計,那么這也屬于附加值,而并非硬性要求。在這一點上,“刑事訴訟認知論”顯得更加謙和,并不會強加應然性的對策。自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正在得到積極試點或推進,甚至其中一部分已被2018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所接受,但其實施效果仍需被持續關注。值得思考的是,在定性和定量方法之外,是否有更科學的視角對相關問題加以闡釋?認知科學或許是具有啟發意義的選擇之一。
               
                (三)刑事訴訟“認識論”與刑事訴訟“認知論”的關系梳理及智識協作
               
                《決定》提出:“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這一“三符合”的“嚴格司法標準”意味著,對刑事司法正當性的評價應當從客觀真相、實體公正以及程序公正三個層面加以考量。實際上,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學語境中,“認識論”的引入和爭鳴即是聚焦于有關真相的兩種認識——“客觀真實論”與“法律真實論”,而作為訴訟法學的元命題之一,如何看待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之間的辨證關系又是促成研習者針對所謂真相產生不同認識的邏輯起點。當然,既不能簡單地將“客觀真實論”或“法律真實論”與側重實體公正或程序公正相對應,也不能否認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就此而言,“三符合”的“嚴格司法標準”顯然體現著認識論基礎。
               
                黨中央提出“嚴格司法”的初衷在于“深化司法改革”,“完善司法制度”,“樹立司法權威”以及“保障司法公正”,而底線標準即是切實防范冤假錯案。[78]在我國過往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不乏因為片面追求真相而催生冤錯案件的先例,而冤錯案件又總是與客觀真相背道而馳,這與“價值論”的失語存在直接關聯。本質上,“認識論”與“價值論”相輔相成,刑事訴訟當然要追求客觀真相,但也不能忽視程序的獨立價值,客觀真相應當建基于正當程序之上。以證據排除規則為例,如果僅考量認識論層面,那么證據排除規則反而可能在認識論意義上消解完備性,不利于真相的探究。相反,正是基于對價值論的強調,才使得證據排除規則逐步完善,成為探究真相過程中的程序保障,從而能夠避免辦案人員恣意而為。
               
                事實上,哲學層面的認識論遠比“法律化的認識論”復雜,而在法律向度上引入認識論,其目的之一即是服務于對客觀真相的詮釋。倘若僅僅是法律適用得當、訴訟程序合法,并不能被稱為完整意義上的公正。對客觀真相的揭示永遠是一個公正的法律體系所追求的目標,因而,在認識論層面重新梳理探究真相的涵義顯得尤為必要。探究是一種試圖發現某個或某些問題之真相的努力,在此過程中,所作推論越是嚴格,證據找尋越是全面,證據權衡越是一絲不茍并且明智、審慎,所作的探究就越可能接近真相。需要強調的是,真正的探究應當遵從得出最終結論的證據,而不是努力找尋證據去支持一個預定的結論。不少冤錯案件即是先有建立在偏見之上的“結論”,再對預設“結論”進行“探究”,但這樣的“探究”并不是哲學意義上所謂“探究”的應有之義。更何況,即使是最誠實和理智的探究者,也必然有自身的認知偏見和知識盲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寄希望于通過合理的刑事訴訟程序來消解可能存在的誤差和偏見,但域外學者的研究發現,以對抗制為代表的訴訟程序并沒有徹底消除認識論層面的疑問。一方面,法律和科學不同,法律為探究設置了規則、時限等多重約束,很難實現一種徹底的真相探究;另一方面,即便在對抗制訴訟程序中,訴辯雙方也并不是自始至終進行對抗的,而是很可能在庭審對抗之前,偏見或預定的結論即已形成。就此而言,關于刑事訴訟程序的未來走向,應當考慮認知偏差的消解問題,進而為認識論意義上的真相探究提供保障。[79]
               
                由此不難發現,在刑事訴訟中引入“認知論”,其目的是在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平衡點上,借助“認知論”的智識資源進行輔助。首先,所謂“平衡”,意味著“認知論”仍然以實現客觀真相、實體公正以及程序公正“三符合”的“嚴格司法標準”為目的,這既不同于無限度地追求客觀真相,也不同于片面強調程序價值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對客觀真相的選擇,這里提倡的是一種認識論與價值論并存且有效平衡的狀態。前已述及,曾有學者批判,若將訴訟活動僅僅視為發現客觀真相的認識活動,則必然會導致“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甚至“重權力、輕權利”的惡果,因此,需要走向以形式理性觀念和程序正義理論為基礎的價值論。[80]然而,“認知論”既不需要介入對“認識論”與“價值論”的選擇,也不需要參與“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之間的爭鳴,它只是從“人”的認知結構出發,考察刑事訴訟中的各種元素對認知路徑所形成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實體與程序、結果與過程、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平衡。其次,所謂“輔助”,意味著“認知論”較之“認識論”仍是輔助性的,其目的是在刑事訴訟進程中為各方訴訟主體進行認知提示,以促成理性認知,在最大程度上減少認知偏差對程序和實體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由于“認知論”沒有推翻傳統理論的野心,更不否定“認識論”的理論貢獻,加之認知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理論結合在世界范圍內均處于探索階段,因此,“認知論”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仍會以輔助的態勢介入,在傳統理論遭遇瓶頸之處提供一種新的觀察角度或改革策略,進而在傳統理論的基礎上輔助“認識論”與“價值論”擺脫理論瓶頸,發揮理論效用。
               
                四、余論:探索理性認知向度的知識增量
               
                隨著時代的發展,影響辦案人員決策的因素愈加復雜,正如波斯納所指出的那樣,上世紀初,我們遇到的“法律”話語比“科學”“技術”與“復雜性”等話語之總和更多,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后三個語詞出現的頻度之總和甚至已然超過了“法律”一詞的出現頻度,這正是當前司法所需面對的挑戰之一。[81]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法律和認知科學”研究進路的逐漸成熟,立法者、司法者、法學家們在建構政策框架和制度體系時,將可能依據最優的認知科學信息,回應法律和認知科學的關系。[82]實際上,在我國刑事司法場域,認知科學并非完全未曾留有痕跡,最早且最典型的嘗試即是測謊技術的運用。當然,測謊技術具有不確定性,所以測謊意見尚不能被作為證據使用,更何況測謊技術只是對技術本身的運用,并不能從認知科學原理出發對刑事程序設計形成實質影響。申言之,欲探索理性認知向度的知識增量,就需要首先促成認知科學與刑事訴訟基礎理論的有效對話,此外,需引入“認知論”作為新的研究視角,相關研究對象不再限于司法證明問題,使傳統刑事訴訟基礎理論的諸多研究范疇與認知科學對接,以此為傳統基礎理論注入新的生命力。不同立場的學者圍繞訴訟主體與認知主體、訴訟行為與認知行為、訴訟構造與認知過程、裁判錯誤與認知偏差、程序控制與認知干預等理論范疇,可以形成有效的理論對話。以訴訟主體為例,不同訴訟主體往往因為其制度角色和知識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認知方式,具有“法律人”屬性的訴訟主體在信息處理過程中可能更多地與法律知識產生連接,但具有“非法律人”屬性的訴訟主體則在認知過程中更多地倚仗經驗常識,這導致不同的訴訟主體對于同一程序事項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結果。即便對作為證明標準的“排除合理懷疑”,具體案件中的陪審員和專業法官將其與證據材料進行比對、權衡后所產生的認知結果也可能大相徑庭,甚至不同陪審員之間也可能因為社會背景、教育程度的區別而形成認知差異。因而,為了保證裁判的公正性,如何將認知偏差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范圍之內,即是程序設計所需考量的。
               
                當然,探索理性認知向度的知識增量,并非需要將現有的理論框架和制度設計推倒重來。前已述及,“刑事訴訟認知論”更在乎“我發現”而非“我認為”,即關注實然問題并嘗試作出具有“硬科學”依據的闡釋。介入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認知科學并沒有認識論那般居高臨下進行指導的理論姿態,它并不試圖解答關于何謂真實、何種真實的問題,而是期望在認知偏差可能發生之處,通過程序設計進行預防或彌補。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不斷完善、辦案人員能力不斷增強的前提下,程序控制的焦點不能再局限于預防主觀故意的程序違法,還需逐漸意識到預防認知偏差的必要性。認知偏差往往是在無意識狀態下形成的,因而相應的程序控制機制應當從強力制裁轉向柔性干預,提示認知主體在認知過程中開啟理性認知系統。在此意義上,“刑事訴訟認知論”更重視過程,只要在過程意義上不產生認知偏差,認知結果即是可被接受的。雖然不存在偏差的認知結果對于“刑事訴訟認知論”而言是可被接受的,但它并不必然是“客觀真實說”所追求的客觀結果。倘若遵守程序卻認知存在偏差,那么,認知結果即便在“法律真實說”意義上是可被接受的,但從“刑事訴訟認知論”的角度審視,仍是不可被接受的。由此觀之,“刑事訴訟認知論”絕非“新瓶裝舊酒”,而是足以產生知識增量的方法創新,其提供的理性認知向度能夠為我國刑事訴訟程序設計打開一扇新的窗戶,有望成為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科學化的轉型進路。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并非只能遵循“認識論”或“認知論”,二者即便被作為重要和關鍵的基礎理論,也不能直接被等同于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就此而言,本文只是在“認識論”的基礎之上對“認知論”的研究路徑進行了初步探索,隨著時代的發展,“刑事訴訟認知論”能夠逐漸成為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科學化的一種可能,但并非唯一路徑。

              【作者簡介】
              謝澍,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
              【注釋】
              [1]推動法學科學化和現代化是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內在要求,是中國法學學術共同體的歷史使命。本文所作之努力在于,探索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之科學化走向。參見張文顯:《邁向科學化現代化的中國法學》,《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6期,第5-25頁。
              [2]參見張文顯:《部門法哲學的屬性、對象和方法》,載張文顯:《張文顯法學文選》(卷五),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3]參見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哲理思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4]即使就新中國法學七十年的發展歷程而言,這次論戰也是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參見黃文藝:《邁向法學的中國時代——中國法學70年回顧與前瞻》,《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年第6期,第5-22頁。
              [5]參見陳光中:《評自由心證》,《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第14頁。
              [6]參見張子培:《關于刑事訴訟中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幾個問題》,《政法研究》1962年第4期,第11頁。
              [7]參見陶髦、李寶岳、宋峻:《刑事訴訟中證據的性質》,《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79年第1期,第27頁。
              [8]參見崔敏:《怎樣看待刑事證據的客觀性?》,《法學雜志》1984年第5期,第53頁。
              [9]參見陳一云:《證據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10]參見樊崇義:《客觀真實管見——兼論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第117、118頁。
              [11]參見吳宏耀:《訴訟認識論綱: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實認定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頁以下。
              [12]參見卞建林、郭志媛:《論訴訟證明的相對性》,《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第168頁。
              [13]參見卞建林、郭志媛:《論訴訟證明的相對性》,《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第176頁。
              [14]參見陳瑞華:《從認識論走向價值論——證據法理論基礎的反思與重構》,《法學》2001年第1期,第21頁。
              [15]參見陳瑞華:《從認識論走向價值論——證據法理論基礎的反思與重構》,《法學》2001年第1期,第21頁。
              [16]參見陳光中、陳海光、魏曉娜:《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兼與誤區論、法律真實論、相對真實論商榷》,《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第40-43頁。
              [17]參見張建偉:《認識相對主義與訴訟的競技化》,《法學研究》2004年第4期,第37頁。
              [18]參見王敏遠:《一個謬誤、兩句廢話、三種學說——對案件事實及證據的哲學、歷史學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頁。
              [19]參見王敏遠:《一個謬誤、兩句廢話、三種學說——對案件事實及證據的哲學、歷史學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頁。
              [20]參見王敏遠:《一個謬誤、兩句廢話、三種學說——對案件事實及證據的哲學、歷史學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頁。
              [21]參見王敏遠:《一個謬誤、兩句廢話、三種學說——對案件事實及證據的哲學、歷史學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5頁。
              [22]參見張建偉:《從積極到消極的實質真實發現主義》,《中國法學》2006年第4期,第177頁。
              [23]參見周洪波:《刑事證明中的事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頁。
              [24]參見楊波:《訴訟認識論探究——以刑事訴訟為對象的分析》,《求是學刊》2011年第3期,第78頁。
              [25]參見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哲理思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樊崇義:《部門法學哲理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謝佑平:《刑事程序法哲學》,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鎖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學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吳宏耀:《訴訟認識論綱: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實認定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韓陽:《刑事訴訟的法哲學反思——從典型制度到基本范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6]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
              [27]參見樊崇義:《客觀真實管見——兼論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第120頁。
              [28]參見陳光中、陳海光、魏曉娜:《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兼與誤區論、法律真實論、相對真實論商榷》,《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第45、46頁。
              [29]參見龍宗智:《“確定無疑”——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法學》2001年第11期,第32頁。
              [30]參見陳瑞華:《刑事證據法的理論問題》,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264頁。
              [31]出自筆者在S市P區法院的調研(2019年12月16日)。
              [32]出自筆者在S市P區法院的調研(2019年12月16日)。
              [33]沈德詠:《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國法學》2015年第3期,第5、7頁。
              [34]參見謝小劍:《以審判為中心改革中的統一證明標準:學術爭辯與理論反思》,《當代法學》2019年第5期,第120頁。
              [35]參見秦宗文:《司法改革新語境下公訴證據標準再檢討》,《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2期,第64頁。
              [36]參見孫遠:《刑事證明標準層次性理論之適用問題研究——以〈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2款之解釋為視角》,《法學家》2019年第5期,第59頁。
              [37]例如,陳光中先生曾主張以“確定無疑”“排除合理懷疑”和“有確實證據的推定”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加以層次性建構。參見陳光中:《構建層次性的刑事證明標準》,載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李學寬、汪海燕等認為,認識層次和階段任務的差異決定了各刑事訴訟階段應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而證明責任之機理又導致控辯雙方所負舉證責任、證明責任的性質有所區別,加之訴訟效率與人權保障之要求,不同證明對象也應適用不同證明標準。參見李學寬、汪海燕、張小玲:《論刑事證明標準及其層次性》,《中國法學》2001年第5期,第125頁。熊秋紅教授則指出,從英美法和大陸法關于刑事證明標準的規定看,證明標準的層次性或差異性主要從訴訟階段、證明對象、證明主體三個方面得到了體現。參見熊秋紅:《對刑事證明標準的思考——以刑事證明中的可能性和確定性為視角》,《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79頁。
              [38]參見楊波:《審判中心下統一證明標準之反思》,《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134頁;謝澍:《論刑事證明標準之實質遞進性——“以審判為中心”語境下的分析》,《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第132頁;吉冠浩:《刑事證明標準的形式一元論之提倡——兼論審判中心主義的實現路徑》,《證據科學》2015年第6期,第694頁。
              [39]參見龍宗智:《刑事印證證明新探》,《法學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7、158頁。
              [40]《監察法》第40條規定:“監察機關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進行調查,收集被調查人有無違法犯罪以及情節輕重的證據,查明違法犯罪事實,形成相互印證、完整穩定的證據鏈。”
              [41]尤其是司法解釋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導致部分司法解釋與立法之間的關系缺乏精細化處理,有關“印證”的制度設計即是例證。關于司法解釋制度的反思,參見苗炎:《司法解釋制度之法理反思與結構優化》,《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年第2期,第89-104頁。
              [42]例如,在張氏叔侄案中,未經法庭質證的“牢頭獄霸”袁連芳的書面證言系被告人供述的傳來形式,實際形成了以被告人供述進行自我補強的情況。
              [43]參見王敏遠:《一個謬誤、兩句廢話、三種學說——對案件事實及證據的哲學、歷史學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169頁。
              [44]參見陳瑞華:《從認識論走向價值論——證據法理論基礎的反思與重構》,《法學》2001年第1期,第24-26頁。
              [45]參見陳光中、陳海光、魏曉娜:《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兼與誤區論、法律真實論、相對真實論商榷》,《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第49、50頁。
              [46]《拓展改革督察工作廣度深度提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實效》,《人民日報》2017年4月19日,第1版。
              [47]參見鎖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學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5頁。
              [48]參見卞建林、謝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重大發展——以〈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之頒布為視角》,《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第21頁。
              [49]參見[英]休謨:《人性論》,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505頁。
              [50]參見[奧]凱爾森:《純粹法理論》,張書友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6頁。
              [51]參見王凌皞:《走向認知科學的法學研究——從法學與科學的關系切入》,《法學家》2015年第5期,第4-6頁。
              [52]See Jerome Frank, Law & the Modern Mind,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9, pp.108-126.
              [53]參見[美]理查德·波斯納:《法官如何思考》,蘇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頁。
              [54]See Batson v. Kentucky,476 U. S.79,100(1986).
              [55]See Andrea D. Lyon,“Race Bias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sciousness for Criminal Defense Attorneys”,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35, No.1(Feb.,2012), p.758.
              [56]See Bryan A. Stevenson, Ruth E. Friedman,“Deliberate Indifference: Judicial Tolerance of Racial Bias in Criminal Justice”,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51, No.5(Sep.,1994), p.509.
              [57]See Danielle M. Rousseau, Gerald p. Jr. Pezzullo,“Race and Context in the Criminal Labeling of Drunk Driving Offenders: A Multilevel Examination of Extralegal Variables on Discretionary Plea Decisions”,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Review, Vol.25, No.6(Nov.,2014), p.683.
              [58]See Andrew D. Leipold,“Objective Tests and Subjective Bias: Some Problems of Discriminatory Intent in the Criminal Law”, Chicago-Kent Law Review, Vol.73, No.2(Oct.,1998), p.559.
              [59]See L. Song Richardson,“Systemic Triage: Implicit Racial Bias in the Criminal Courtroom”, Yale Law Journal, Vol.126, No.3(Feb.,2017), p.862.
              [60]See Karl Ask, P?r Anders Granhag,“Motivational Bias in Criminal Investigators' Judgments of Witness Reliabil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37, No.3(Feb.,2007), pp.561-591.
              [61]See Karl Ask, P?r Anders Granhag,“Motivational Sources of Confirmation Bia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 Offender Profiling, Vol.2, No.1(Mar.,2005), p.43.
              [62]參見葛巖:《法學研究與認知行為科學》,《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第18-21頁。
              [63]例如,結合刑事訴訟原理與認知科學原理,可以將刑事訴訟認知主體區分為“認知的主體”和“影響認知的主體”,進一步結合其制度功能加以細化,即是“認知決策主體”與影響其認知決策的“認知提示主體”和“認知監督主體”,但各主體分類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可能存在交叉,甚至在特定訴訟環節會出現角色互換,故而需要借助具體的程序設計明確刑事訴訟中的“主體”之權利(力)與義務,兼顧認知的自由與認知的控制。但凡刑事訴訟行為建立于認知偏差之上,且涉及刑事訴訟行為的核心內容,即便認知偏差往往是“隱性”的,這一刑事訴訟行為仍應當被認定為無效。只是因為存在程序形成行為與實體形成行為之區分,才在隱性無效之刑事訴訟認知行為的認定上,需要分別進行制度設計。囿于篇幅,本文不具體展開論述,將另行撰文論述。
              [64]陳光中:《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學探究》,《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4期,第5頁。
              [65]參見[美]丹·西蒙:《半信半疑:刑事司法中的心理學》,劉方權、陳曉云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林喜芬、秦裕林、葛巖:《無辜者何以被懷疑——警察辨別真偽陳述能力的認知-行為研究述評》,《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第33-44頁;Jeff Kukucka等:《認知偏見與盲測:法證科學檢驗人員全球調查》,王進喜譯,《證據科學》2018年第6期,第666-677頁;謝澍:《人工智能如何“無偏見”地助力刑事司法——由“證據指引”轉向“證明輔助”》,《法律科學》2020年第5期,第109-119頁;唐豐鶴:《錯案是如何生產的?——基于61起刑事錯案的認知心理學分析》,《法學家》2017年第2期,第1-16頁。
              [66]參見謝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證明標準——推動程序簡化之關鍵所在》,《東方法學》2017年第5期,第131頁。
              [67]參見孫遠:《刑事證明標準層次性理論之適用問題研究——以〈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2款之解釋為視角》,《法學家》2019年第5期,第68頁。
              [68]從“模式論”的研究范式出發,針對“印證證明模式”的具體反思,參見謝澍:《反思印證:“亞整體主義”證明模式之理論研判》,《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143-153頁。
              [69]參見胡銘、邱士輝:《司法證明中的印證規則與事實認知》,《浙江學刊》2018年第3期,第114頁。
              [70]參見謝澍:《刑事司法證明中的專門知識:從權力支配到認知偏差》,《法律科學》2018年第4期,第102頁。
              [71]從證據性事實到待證事實,亦即從特定證據到特定結論,其中每一推論步驟都需要通過參照至少一個“概括”來加以證成。關于“概括”的概念,參見[英]威廉·特文寧:《反思證據:開拓性論著》,吳洪淇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39頁。
              [72]需要說明的是,“印證證明模式”并非如同部分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可以與“整體主義”直接等同,只是形式上接近“整體主義”的“亞整體主義”。關于“整體主義”證明模式及其認知原理的詳細闡述,參見謝澍:《邁向“整體主義”——我國刑事司法證明模式的轉型邏輯》,《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3期,第180頁。
              [73]參見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頁。
              [74]關于司法認知的特征,參見卞建林、譚世貴主編:《證據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49頁。
              [75]黑格爾認為,哲學的歷史就是發現關于“絕對”的思想的歷史,“絕對”就是哲學的研究對象。參見[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0、11頁。
              [76]參見[英]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傅繼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77]參見陳瑞華:《從認識論走向價值論——證據法理論基礎的反思與重構》,《法學》2001年第1期,第21頁。
              [78]參見沈德詠:《論嚴格司法》,《政法論壇》2016年第4期,第96頁。
              [79]參見[英]蘇珊·哈克:《證據與探究:對認識論的實用主義重構》,劉葉濤、張力鋒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39-346頁。
              [80]參見陳瑞華:《從認識論走向價值論——證據法理論基礎的反思與重構》,《法學》2001年第1期,第21頁。
              [81]參見[美]理查德·波斯納:《波斯納法官司法反思錄》,蘇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頁。
              [82]See Owen D. Jones, Jeffrey D. Schall, Francis X. Shen, Law and Neuroscience,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2014,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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