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put id="5zixi"></output>
<output id="5zixi"><legend id="5zixi"></legend></output>
<p id="5zixi"><del id="5zixi"><div id="5zixi"></div></del></p>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
<p id="5zixi"></p>
  •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td id="5zixi"><ruby id="5zixi"></ruby></td><acronym id="5zixi"><meter id="5zixi"></meter></acronym><object id="5zixi"><strong id="5zixi"><address id="5zixi"></address></strong></object>
    論環境權的性質
    2021/9/13 14:09:09  點擊率[204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環境法學
      【出處】《中國法學》2020年第2期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環境權是一項以環境要素為權利對象、以環境利益為權利客體、以享用良好環境為主要內容的,具有人格面向的非財產性權利。環境權本身既非人格權亦非財產權,而是一項需要綜合運用公法和私法、實體法和程序法進行系統保護的獨立、新型的環境享用權。環境權與資源權、排污權的權利對象都是自然要素,但三者的權利客體各異,分別指向環境支持功能、資源供給功能和環境納污功能。資源權、排污權屬于廣義財產權的范疇,在價值取向上同環境權截然相反;自然保護地役權具有民事權利和行政權力的雙重屬性,屬于保護自然的權利。被稱為程序性環境權的環境知情權和環境參與權,亦非環境權,而屬于保護和實現環境權的派生性權利。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在本質上屬于責令賠償生態環境損害之行政命令的司法執行訴訟,盡管同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一樣,也具有環境權益保護的重要作用,但二者均不屬于環境權訴訟的范疇。
      【中文關鍵字】環境權;環境人格權;環境財產權;環境公益訴訟
      【全文】

        環境權是環境法學的核心范疇,是解決環境法合法性問題的“權利基石”[1]。早在30多年前,肯·薩羅-維瓦(Ken.saro-Wiwa)就曾宣稱:“環境(權)是人的首要權利”[2]。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0年,在全球198個聯合國成員國中,已有142個國家的憲法直接或間接地確認了環境權。[3]德國、俄羅斯、烏克蘭、瑞士、韓國、越南、南非等國家的民法、環境法還對環境權作出了具體規定。[4]此外,司法實踐上也涌現了諸如“印尼市民訴總統等清潔空氣權憲法訴訟案”[5]、“日本國立市景觀環境權民事訴訟案”[6]、“河北市民李某訴石家莊市環保局清潔空氣權行政訴訟案”[7](被譽為“中國民間抗霾第一案”)等一大批或名義實質意義上的環境權司法案例。[8]
       
        環境權的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首次提出,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我國環境法學者紛紛從不同層次和維度進行了專門探究。[9]然而迄今為止,環境權依然還是一個屬性不明、范圍不定、主體不清的模糊概念,遑論建立起能行使、可救濟、好操作的環境權制度。如果說權利的性質是作為一項權利所固有的、本質的屬性,[10]那么環境權到底是一項什么性質的權利?環境權是人格權、財產權經“改良”而成的環境人格權、環境財產權,還是一項獨立、新型的權利?[11]環境權僅是指享用良好環境的權利,還是也包括自然資源權、排污權等開發利用環境的權利,甚至還包括自然保護地役權這一保護環境的權利?環境參與權、環境知情權和環境訴權(包括提起狹義環境公益訴訟、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環境檢察公益訴訟的權利)等程序性權利都有利于保護環境,它們同環境權又有什么關系?為推進環境權理論研究和法治實踐的發展,本文嘗試對“環境權的性質”這一理論基石問題,進行學說的反思和法理的拓展,以求教于方家。
       
        一、“改良”還是“革命”:環境人格權說與環境財產權說的檢視
       
        鑒于環境質量同人們的人格利益和人格權息息相關,環境資源具有一定公共財產的屬性,且相鄰權也有一定的環境保護功能,許多學者試圖通過“改良主義”路徑對人格權、財產權等傳統權利進行擴大解釋來認識和構建環境權。
       
        (一)環境人格權說及其檢視
       
        環境人格權說興起于日本,后來在我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可以說,自從20世紀60年代提出環境權概念以來,環境人格權說無論是在環境法學界,還是在民法學界,都有十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1.環境人格權說的主要觀點
       
        在環境權研究的早期階段,日本的野村好弘教授是持此觀點的典型代表。他認為,環境權的主體是公民,公民的環境權益應當包括人身權益,又由于侵害環境權的后果往往表現為對公民身體健康的損害,因此,環境權當然屬于人格權的范疇。[12]日本學者的研究對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國亦有學者持類似觀點。譬如,有學者認為,“環境人格權是包括生態利益、審美利益等在內的精神性人格權,它雖然與生命健康權有一定的競合,但又超越了生命健康權,是對自然人身心健康的更嚴格的保護。”[13]民法典人格權編的一般規定中應明確環境權為新型人格權,在健康權的規定中添加環境保護的要求,并規定環境權的一般條款及相應的權利保護規則。[14]
       
        民法學界更是傾向于將環境權視為人格權。譬如,王利明教授在其主持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二編“人格權”第六章“其他人格利益”第382條第1款規定:“自然人享有健康居住和清潔、衛生、無污染的自然環境的權利。”只不過,王利明教授將環境權的對象僅限于自然環境,將具有景觀、休閑、審美價值的人工環境(如敦煌石窟等人文遺跡)排除在外。徐國棟教授也在其主持的《綠色民法典草案》第一編“人身關系法”中的“人格權”部分第313條第1款規定:“自然人有權得到保障其生命和健康安全的環境,并有權得到關于環境狀況的值得信賴的資料。”在國外,同樣也有類似觀點,甚至還有相應的立法例。譬如,2003年的《烏克蘭民法典》在第二編“自然人的人身非財產權”第293條第1款中直接規定了環境安全權等權利:“自然人有權享有安全的環境,有權獲取其環境狀況、食品質量狀況、日用品質量狀況的可靠信息,并有權收集和傳播這些信息。”[15]
       
        2.對環境人格權說的反思
       
        環境人格權說看到了環境權與人格權的某些共性和聯系,這無疑有其可取或進步之處。不過,這種學說沒有認識到環境權與人格權的根本區別,有必要予以修正。
       
        首先,環境權與環境人格權的權利構造完全不同。一方面,環境權同環境人格權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和相似性,例如環境健康權、環境審美權,既像人格權,又像環境權。環境權的核心內容為公民對良好環境的享用權,這種權利往往是生命權、健康權等人格權實現和滿足的前提條件。事實上,當大氣污染、水污染等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乃至危及到人們的健康和財產(如養殖的魚蝦)時,其人格權和財產權無疑是難以實現的。“很難想象,在一個空氣污濁、噪聲震耳、污水橫流的環境里,人們會有健康的體魄和優良的智能。”[16]此外,采光權、通風權、眺望權、景觀權等環境權的實現,也將促進和提升人格尊嚴和社會福祉的整體水平。另一方面,環境人格權,只是人格權在環境時代的綠色化或者生態化,依然屬于人格權的框架和范疇,同環境權有著本質的區別。正如美國學者Sumudu Atapattu所言:“對于人類享有自由、平等和適當生存條件的基本權利來說,某一特定的環境質量是必要的,但這與承認一項獨立的良好環境權是兩回事。”[17]環境人格權只是“人格權”添加了“環境”這一前綴復合而成的概念,雖然套有“環境”的外衣,卻無“環境權”的內核,屬于“新瓶裝舊酒”。
       
        這是因為,環境權與環境人格權的權利對象和權利客體有著本質的不同。環境人格權以人格要素為權利對象,以人格利益為權利客體;環境權則以人體之外的環境要素(如空氣)為權利對象,以環境利益(源于自然要素的環境支持功能,如后文圖3所示)為權利客體。換言之,環境人格權只是傳統人格權在環境領域的應用而已,從制度創新的層次來看,可屬于人格權的“改良”(reform)。譬如,公民健康不受污染空氣侵害的空氣健康權,即是健康權在大氣環境領域的應用,與此相對應的清潔空氣權卻是直接以大氣環境為權利對象,以空氣潔凈清新之環境利益為權利客體的。
       
        其次,二者權利功能不同。毋庸置疑,環境權具有維護和增進人體健康的重要功能,或者說,環境權與環境人格權(特別是環境健康權)具有一定的功能重合性。不過,環境權還具有保持身心舒適、精神愉悅的內容,這無疑是環境人格權(如環境健康權)難以涵蓋的。正如日本學者所說:“環境權是指市民享受良好的環境并對其支配的權利。它不僅是指人類維持健康的權利,還是人類追求舒適生活的權利。”[18]事實上,環境權直接以清潔空氣、潔凈水源、自然通風、適足采光、安寧環境、美麗景觀等環境利益為權利客體,其實現往往有利于人格利益的滿足和增進(環境利益和人格利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共通性和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在權利屬性、權利對象、權利客體等方面均有不同,環境權顯然是無法被人格權全部涵蓋的,兩者完全屬于兩項不同的權利,[19]僅存在功能上的部分交叉性或重合性(如圖1所示,所謂的環境人格權位于陰影區域)。
       
        (圖略)
       
        圖1:環境權與人格權的功能關系示意圖
       
        至于景觀上的審美、愉悅利益更是難以被民法確認,遑論將其上升為人格權。這是因為,審美利益、愉悅利益等精神利益是一種較為輕微、主觀難定的利益,人們對于審美、愉悅、舒適的感受千差萬別,無法設立客觀、統一的標準,難以運用人格權法進行調整。否則,只要某乙使得某甲不高興,某甲就可以提起人格愉悅權侵權之訴,豈不會將人們推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境地?退一萬步講,即使法律上確認了作為人格權的審美權、舒適權和愉悅權,如何為他人設定相應的法律義務,如何規定侵權的邊界和標準,采用何種形式的侵權責任才能進行有效救濟(確保他人產生美感,感到舒適和愉悅)?換言之,將審美、舒適等精神利益上升為人格權的初衷雖好,但由于缺乏權利生成的基本要素(難以取得社會正當性,無法為他人設置具體的義務等)而沒有可行性。
       
        然而,若將被學者們置于環境人格權名下的采光權、寧靜權、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通風權、眺望權和景觀權等權利,改為采用環境權的路徑進行保護和救濟,則會柳暗花明。在法律技術上,對于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寧靜權等環境權,只需保護和修復好作為權利對象的環境即可(通常以環境質量標準為依據)。至于采光權、通風權、眺望權和景觀權等的救濟,排除妨礙、恢復原狀即可,如拆除擋風擋光的建筑設施。在司法實踐上,早有這方面的案例,如日本1976年的“大阪國際機場噪聲公害訴訟案”[20],美國1982年的“普拉赫訴馬里蒂侵害采光權案”[21],2000年“300市民訴青島市規劃局違法審批侵害眺望權和景觀權案”[22]等。
       
        試以采光權為例說明之。所謂采光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獲得適足自然采光(特別是陽光直射)的權利,如居室在冬至的日照時間不低于1小時。采光利益當然也是人們所需要的,但這種利益畢竟過于輕微,通常難以被法律確認為民法上的人格利益,繼而上升為采光人格權的。況且,作為環境權客體的采光利益,還為晾曬衣物、養護綠植、保持居室干燥等維護人體健康之外的日常生活所必需。很顯然,這些環境利益更是無法被人格利益和人格權涵攝的。正是由于采光的重要性,國家才出臺《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規范》(GB 50180-93,內含住宅建筑日照標準)、《民用建筑設計通則》(GB50352-2005,內含采光標準)、《建筑采光設計標準》(GB 50033-2013)等技術規范,對自然采光在相鄰建筑物之間進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概言之,采光權的實現雖然有利于人格權的滿足和增進,但其本身并非人格權。
       
        再次,環境權(特別是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景觀權等)具有社會性、共享性、公共性等典型特征,同人格權的個體性、獨占性、私人性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是因為,對于清潔空氣、潔凈水源、美麗景觀等環境利益而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享用(無排他性),并不會由于他人的享有而減少原權利人的享有水平(無競爭性)。此外,由于環境具有“整體性”和“共同性”,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往往具有“公害性”。這就決定了只要侵犯了某一公民的環境權,就意味著會對同一區域多數人“群體”之環境權的侵犯,當然也就是對“社會利益”“公共利益”的侵犯。然而,人格權所具有的“與人身不可分離性”,決定了人格權在本質上是“個體性”的,而非“社會性”或“公共性”的。從權利的特性看,環境權可屬于不確定多數人享有的“社會性”權利,而人格權則屬于純粹的“私人性”權利。[23]因此,將人格權改良為環境人格權的私權模式,因與環境權之“社會性”“公益性”的內在品性格格不入,缺乏可行性。
       
        最后,從程序法上看,環境權的救濟以環境質量受損(如低于當地的環境質量標準)為條件,不必待人體健康遭受環境污染的實質損害就可啟動救濟程序。這正是環境權優越于人格權的地方。背后的原因是,以人格權為請求權基礎的環境訴訟,其訴訟程序啟動的先決條件是權利人因環境問題遭受了現實的人身損害。然而,環境問題具有典型的累積性和滯后性,待環境質量惡化到危及公民生命健康權時再來啟動訴訟程序,為時已晚。此外,正如前文所述,雖然環境權有利于對身心健康等人格權的保障,但對環境權的侵害(環境質量受損)并不必然導致對人格權的侵害,有時只是給日常生活帶來不便或不良影響而已。例如,短期的霧霾天氣可能妨礙出行、影響心情,但還達不到損害人體健康的程度。此時,尚無法運用人格權來尋求司法保護,只有以環境利益遭受侵害為由,提起環境權訴訟,方能成功。
       
        (二)環境財產權說及其檢視
       
        環境權不僅與人格利益和人格權息息相關,與財產利益和財產權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正因如此,有人從財產權的“改良主義”解釋論出發,提出了環境公共財產說、環境區分所有權說、環境相鄰權說等環境財產權學說。
       
        1.環境公共財產說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學者薩克斯教授針對美國環境管理行政決定過程中公眾參與程度低、環境訴訟當事人不適格等問題,在“公共信托論”的基礎上,從民主主義的立場率先提出了“環境權”理論。[24]他指出,將環境作為公共財產的終極意義并不在于將其委托于行政機關,而在于主張居民擁有環境權,居民可以據此權利向法院起訴,提起關于公共信托的空氣、水和其他資源的訴訟,進而通過實施由法院干預的預防措施進行環境保護。[25]換言之,環境權的“具體作用在于,可以解決政府違反信托義務時公民的訴訟地位問題”[26]。此后,美國的《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等二十多部立法紛紛規定了“公民訴訟”條款,人人有權通過該條款對政府是否履行環境保護受托義務而進行監督和敦促。日本學者小林直樹、阿部照哉、針生誠吉和松木昌越等,也提出了環境共有財產權的思想。
       
        不過,學者們將“環境公共財產論”視為環境權的學說,可能存在一定的誤讀。實際上,“環境公共財產論”主要是針對美國的自然資源私有制提出來的,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將河流、森林、空氣等“公眾共用物”[27]作為私有財產而任意處置以致損害環境公共利益,從而對環境資源開發利用活動課加一定的約束和限制。其基本思路是,把具有公共屬性的環境公物(如河流、森林)作為公共信托財產,委托給政府管理(有責任進行保護);公民則保留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起訴政府和企業的權利。正如學者所言,從薩克斯教授提出公共信托論的初衷來看,他將環境作為公共財產的意義并不在于為政府機關的行政管理權尋求合法性基礎,而在于為公民通過訴訟實施環境保護措施而構建權利基礎。[28]況且,大氣、陽光、微風等公共環境要素,難以被占有和支配,無法成為財產權的對象。這一理論的根本問題在于混淆了“環境”與“資源”的概念(二者的關系,見后文的分析)。
       
        2.環境區分所有權說
       
        有學者認為,可以借鑒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的原理,創設環境區分所有權。該學說主張,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的共有權、專有權和成員權可分別對應環境權的公民環境共有權、環境資源所有權與公民環境公共管理權。成立環境區分所有權有利于增強公民的環境家園意識,賦予其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權利和成員參與權利,使環境權成為具有類似物業管理性質的財產權利、管理權利、民主權利及合同權利相結合的復合權利,也更有利于理清與環境相關的產權關系,并提升其法律化程度。[29]
       
        “環境區分所有權說”看到了“環境”與“資源”內在的矛盾統一性,極具啟示意義。然而,畢竟環境不同于建筑物,難以用“環境區分所有權”來解釋環境權:其一,許多環境要素具有整體性和流動性,幾乎沒有可支配性,難以成為所有權的對象。其二,作為權利對象的環境與建筑物具有本質的不同,難以在結構上劃分為環境共有部分和環境專有部分。其三,環境權與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的著重點不同,不在于解決環境歸誰“所有”,而在于如何滿足“享用”的問題。
       
        3.環境相鄰權說
       
        相鄰權,是指在相互毗鄰不動產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間,在通行、通風、采光、汲水、鋪管等方面,任何一方為了合理行使其所有權或使用權,享有由法律直接賦予的、要求有關相鄰方提供必要便利或接受一定限制的權利。所謂環境相鄰權,是基于環境保護的客觀要求而發生的一定范圍內的相鄰權。[30]
       
        一般而言,相鄰關系主體雙方總是同處于一定范圍的環境之中,相鄰權在處理某些環境民事糾紛方面確實能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從權利的構成和屬性上看,相鄰權與環境權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在解決環境糾紛、維護環境利益的制度功能上,相鄰權存在顯而易見的局限性,遠不如直接以環境利益為權利客體的環境權。
       
        這是因為,相鄰權本質上屬于不動產權利的擴張或限制,盡管在功能上與環境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或競合性,但相鄰權以相鄰不動產為基點和核心,以該不動產財產價值的有效利用為價值取向,不像環境權那樣以良好環境為基點和核心,以良好環境的享用為價值取向。換言之,環境相鄰權受適用條件的限制,難以全面、充分、有效保護環境利益(尤其是環境舒適)。譬如,對于道路的噪聲妨害和尾氣污染問題,行人(并非路旁不動產的權利主體)便無法運用相鄰權進行保護。再如,下游的環境受害者很難向遠距離的上游排污者提起相鄰權侵權之訴。更重要的是,環境相鄰權不考慮權利取得的先后問題,難以解決“迎向污染”的難題。[31]
       
        總體而言,環境權與相鄰權的關系,大致可用圖2予以簡略表示,陰影部分即為環境保護相鄰權。
       
        有學者主張,環境相鄰權不必要求有嚴格的土地上的連接,可以基于環境的生物性、地理上的整體性、生態的連鎖性和環境影響的廣泛性而發生更大范圍的“相鄰”,來擴大相鄰關系的適用范圍。[32]這種解釋論學說已明顯偏離相鄰權制度旨在解決相鄰不動產之間權利沖突的初衷,“擴張”得太遠,以致失去了相鄰權的本質。畢竟,“傳統法理的過度擴張,恐怕有破壞原有理論體系完整的弊端,并且還有可能因此而以偏概全,導致更大的弊端”[33]。
       
        (圖略)
       
        圖2:環境權與相鄰權的功能關系示意圖
       
        (三)環境權“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任何法律權利一樣,環境權的概念并非自古就有,而是世界各國運用法治思維應對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社會危機而歷史地形成的。然而,從學理上看,這并不是說環境權就是一項不證自明的權利。
       
        環境人格權說和環境財產權說試圖在“改良主義”解釋論的框架下來認識和構建環境權,發揮了環境權研究的啟蒙和先鋒作用,意義重大。然而,“改良主義”路徑畢竟捉襟見肘,只有進行權利的“革命”,直接創設以環境為權利對象的環境權,方能有效彌補傳統權利面對環境危機的不足。[34]
       
        從法理上看,環境權也符合資格主體(與特定環境具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代和后代自然人均有權利資格)、利益追求(環境利益)、正當性依據(保護環境已成為整個社會所廣泛認可和積極實踐的環境道德)、行為自由(可自由進入、享用一定環境并享有有限的自由處置權)、義務承擔者(個人、企業、政府和國家等均須承擔保護環境的相應義務)、可司法化(可被法律確認和保護,擁有司法上的可訴性)等權利生成的基本要件,具備創設的正當性和可能性。正如吳衛星教授所言:“環境權理論和制度的重大意義在于為傳統部門法無法保護或者不足以保護的具有公共性和擴散性的環境利益提供特別的法律規則。”[35]
       
        二、廣義還是狹義:環境權的基本內涵、屬性特征和保護機制
       
        既然“改良主義”路徑下的環境人格權、環境財產權都不能解釋環境權,那么,“革命路徑”下的環境權到底是一項什么權利?特別是,自然資源權(以下簡稱為資源權)、排污權和自然保護地役權都是以環境要素為權利對象的權利,它們跟環境權的區別和聯系何在?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與環境權又有什么關系?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和環境檢察訴訟都屬于以環境權為權利基石的司法機制嗎?
       
        (一)環境權的內涵:僅指良好環境權,不包括資源權、排污權和自然保護地役權
       
        廣義環境權說主張,環境權是指所有與環境有關的實體權利。具體包括:(1)良好環境權(狹義環境權),即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如清潔空氣權、寧靜權、通風權等;[36](2)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權(資源權),即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權利,如采礦權、取水權等;[37](3)環境容量使用權(排污權),[38]即向環境排放生產生活廢棄物的權利;[39](4)自然保護地役權。[40]
       
        廣義環境權說有利于認識和促進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的權利化,不過,美中不足的是未能穿透環境資源的內部而洞悉自然要素功能的多樣性和功能之間的沖突性,沒有再進一步對環境權、資源權、排污權、自然保護地役權的價值取向、權利客體、權利屬性作深入分析。
       
        須強調的是,在辨析環境權與資源權、排污權以及自然保護地役權的區別之前,務必首先厘清環境、資源、生態、自然等概念的關系。因為,這是認清上述權利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礎。實際上,環境、資源、生態與自然之間屬于“一體三用”或“一體三面”的關系(自然為“體”,環境、資源和生態分別為自然要素的三大“功用”“用途”,如下圖3所示)。[41]以此為據,這四項權利的錯綜關系便能綱舉目張。
       
        (圖略)
       
        圖3:自然要素的環境、資源、生態功能示意圖
       
        1.環境權僅指良好環境權
       
        環境權是指當代和后代的公民(自然人)享用良好環境的權利,具體如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安寧權(也稱為寧靜權)、采光權、眺望權、通風權和景觀權等。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與環境有關的權利都是環境權(具體見下文論述),環境權僅指環境享用權。從屬性上看,環境權是一項具有人格面向性的非財產性權利。環境權的客體是環境利益,源于自然要素所具備的環境支持功能(如上圖3所示)。環境權的主要內容(權能)是對一定環境的進入權、享用權和有限處置權等。
       
        所謂進入權,是指自然人可自由、免費進入一定環境區域的權利。譬如,德國的《拜仁州自然保護法》第22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都有權進入外部自然界的各個部分,特別是有權免費進入森林、山地、山崖、荒地、空地、灘涂、水岸和農地等”[42]。
       
        所謂享用權,是指公民可不經許可直接享用良好環境的權利。例如呼吸潔凈的空氣、飲用清潔的水源、欣賞美麗的風景、享受冬日的暖陽、夏日的涼風等,這是環境權的核心權能。例如,1998年的《德國聯邦森林法》第14條規定:“公民有權進入森林游憩和休養。”
       
        所謂有限處置權,是指在一定條件下,環境權人可有償或無償讓渡、放棄享用良好環境的權利。環境權雖然沒有收益權能,但也可通過讓渡環境權而獲得相應的經濟補償。這方面的案例如臺灣的“中油五輕建廠十五億‘回饋基金’案”[43],美國的“新區流動人口訴大西洋水泥廠案”[44],等等。
       
        要注意的是,環境權的行使,盡管也是對環境要素的利用,但只是基于人格需要(如健康、舒適)的靜態享用,既不追求財富的獲取或增值,也不會對環境要素產生消耗或損耗(即使有損耗也不明顯,如呼吸清新空氣、直飲天然水源),可稱為具有人格面向性的非財產性環境享用權。也有學者稱其為本能性環境利用權。[45]
       
        2.環境權不包括資源權和排污權
       
        其一,資源權、排污權與環境權的價值取向相反。
       
        廣義環境權說將價值取向完全相反的良好環境權和資源權、排污權等都置于環境權的名下,造成了權利體系內部的沖突和混亂,違背了權利歸類和體系化的原理。根據權利的法理,在由母權利和子權利構成的權利體系內部,母、子權利在價值取向上應具有根本的一致性,不可存在本質上的沖突和抵牾。譬如,作為母權利的物權及其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等子權利均旨在追求對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均有利于民事主體物質需求和財產利益的滿足和保障。再如,作為母權利的人格權及其健康權、生命權、身體權、肖像權、姓名權、名譽權、隱私權等子權利都旨在追求人格平等、獨立、自由和尊嚴的實現,均有利于民事主體的自然生存和社會生活。
       
        然而,在廣義環境權說的權利體系內部,良好環境權旨在實現對良好環境品質的享用,這就要求義務人務必約束其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行為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然而,資源權卻旨在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其權利的行使和實現,如林木的采伐、礦藏的開采、草原的放牧等,勢必對環境造成或輕微或嚴重的不良影響。同理,排污權旨在對環境容量(當實行排污權交易時,可將環境容量視為一種準自然資源)的利用,其權利的行使和實現,如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的排放,必然也會對環境造成或輕微或嚴重的污染。可見,對于資源權和排污權而言,其權利的行使和實現本身都會對環境質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這恰恰與良好環境權在價值取向上存在著根本的抵牾和齟齬。然而,廣義環境權說卻無視三者的根本區別,將資源權和排污權這兩項權利都置于“環境權”的名下,顯然背離了創設環境權的初衷和價值追求。
       
        事實上,無論是《法國環境憲章》《東京都公害防止條例》等外國立法,還是《人類環境宣言》《奧胡斯公約》等國際環境法律文件,其所規定的環境權主要是指良好環境權,并不包括資源權和排污權。
       
        其二,資源權、排污權與環境權的權利客體、權利屬性不同。
       
        在法理上,可以根據權利客體、權利對象、權利內容的不同,對法律權利進行分類。譬如,根據權利客體的不同,可將民事權利分為財產權(以財產利益為客體)和人身權(以人身利益為客體)。然而,廣義環境權說只看到資源權、排污權與良好環境權在權利對象上的一致性或同一性(都是對某一自然要素的權利),沒有看到三者在權利客體、權利屬性上的本質差異,將三者都歸到環境權的名下,明顯違背了權利分類的邏輯和法理。
       
        如前文所述,環境權是一項享有良好環境的非財產性權利。相反,資源權和排污權均屬于廣義財產權的范疇。資源權以自然要素的資源利益(源于自然要素的資源供給功能,如上圖3所示)為權利客體,具體包括資源攫取權[46]和資源使用權(在這里暫不探討資源所有權)。資源攫取權,是指通過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而獲取相應資源性產品的權利,如采礦權、取水權、采伐權、采摘權、狩獵權、捕撈權等,屬于自然資源的消耗性利用。[47]資源使用權,是指將自然資源作為載體或介質進行生產經營的權利,如土地使用權[48]、養殖權、航運權、海域使用權等。排污權,是指利用自然要素的環境容量(源于自然要素的納污凈化功能,如上圖3所示)進行排污的權利,如水體排污權、大氣排污權、土壤排污權等。
       
        資源權具有一定的財富生產性,排污權具有一定的財富減支性,皆屬于廣義財產權的范疇。只不過,同資源權能直接獲得財富或者可通過生產經營活動而創造財富不同,排污權只是間接性或隱蔽性的財產權。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排污權便沒有排污指標,企業為了實現污染物的零排放,就不得不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污染防治。基于此,可以把環境容量視為一種準自然資源(擬制性自然資源)。或者說,資源權屬于正向的財產權(增收),排污權主要屬于負向的財產權(減支)。何況,通過排污權交易,還可以直接獲得一定的財產收益。
       
        對此,徐祥民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把資源權請進環境權隊伍不能幫助環境權提高戰斗力,這就像請財產權入伙達不到加強環境權的目的一樣,因為,資源權首先是物的占有權、使用權,這種權利也是環境權抵制的對象,而不是環境權的同盟”[49]。
       
        3.環境權不包括自然保護地役權
       
        所謂自然保護地役權,美國1995年的《統一自然保護地役權法》第1條將其界定為:“權利人對不動產施加限制或肯定性義務的一種非占有性利益,其目的包括保留或保護不動產的自然、風景或開放空間價值,確保該不動產可以被用于農業、林業、娛樂或開放空間等用途,保護自然資源,維護或提高空氣或水的質量,或者保護不動產的歷史、建筑、考古或文化價值。”例如,為了實現對野生動物棲息地、野生植物原生地、景觀風光帶、飲用水源地等自然因素和自然空間的保護,在土地權利人(通常為對集體土地享有所有權的集體經濟組織和享有承包經營權的農戶等)與自然保護需役地人(通常為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之間簽訂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集體土地所有權人、承包經營權人和國有土地使用權人等主體因公共地役權的設立而負擔禁止或限制開發利用土地的義務,而自然保護公共地役權人則有權限制該塊土地的用途。目前,我國已開展生態保護地役權的探索和實踐,如錢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委員會于2018年出臺了《錢江源國家公園集體林地地役權改革實施方案》等專門性文件。
       
        對破壞政府設立了自然保護地役權(屬于公共地役權)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行為,[50]有關行政機關依法履行了生態環境保護監管職責,社會公共利益仍然處于受損狀態的,有關的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生態環境保護職能部門,可基于自然保護地役權(已簽訂自然保護地役權合同且已正式登記)和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義務,責令其停止破壞、治理和修復生態環境,并就損害賠償問題進行磋商;磋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公眾設立的自然保護地役權,現實中通常是為采光、通風、眺望、景觀、養生、休閑等良好環境需要而設立的,可稱為環境保護地役權。譬如,與相鄰的建設用地使用權人簽訂環境地役權合同,約定不得修建高層建筑而阻礙其眺望遠處的海景。至于公眾設立的環境保護地役權的保護和救濟,與物權法上的普通地役權大抵相同。
       
        要注意的是,盡管自然保護地役權與環境緊密相關且具有保護環境權益的重要功能和積極意義,然而,自然保護地役權并非環境權。這是因為,自然保護地役權(特別是生態保護地役權)以自然要素的生態服務利益為權利客體,以保護環境而非享用環境為首要目的。特別是政府和公共機構設立的自然保護地役權,兼有民事權利和行政權力的雙重屬性,與環境權有著本質的不同。事實上,《法國民法典》將包括自然保護地役權在內的法定地役權都稱為“行政地役權”[51]。
       
        至于公眾為采光、通風、眺望、景觀等需要而設立的自然保護地役權,盡管同環境權頗為相近,但在性質上應屬于地役權而非環境權的范疇。第一,公眾自然保護地役權通過合同取得,環境權的取得源于法律的直接規定。第二,公眾自然保護地役權的行使往往具有期限性(取決于合同),環境權的享有并無期限。第三,公眾自然保護地役權往往通過有償取得,環境權屬于無償取得。第四,公眾自然保護地役權的利益滿足程度往往高于環境權。因為環境權具有法定的限度,而自然保護地役權的限度可由需役地人和供役地人協商。依此而言,采光、通風、眺望、景觀等領域的環境權可稱為法定地役權,相應的自然保護地役權則屬于意定地役權。
       
        (二)環境權的屬性特征:環境享用權——一項獨立、新型的權利
       
        如前文所述,環境權僅指享用良好環境的權利,具有進入、享用、有限處置一定環境的權能,是一項具有人格面向性的非財產性權利。相比于人格權、財產權(尤其是物權)等傳統權利而言,環境權是一項“獨立”“新型”的權利——環境享用權,具有如下顯著特征:
       
        1.主體代際性
       
        環境權的主體不僅指當代的公民,特定情況下,后代人也可以且應當成為環境權的主體。通常情況下,對于一定環境而言,當代人的環境權能得到保障的,后代人的環境權也能得到保障。不過,在特殊情況下,當代人也有可能合謀而侵害后代人的環境,如垃圾填埋、毒地覆蓋(如“常州毒地案”)、原始森林過度砍伐等。此時,由于累積、滯后效應的存在,也許并不會馬上侵害到當代人的環境權益,但極有可能對后代人的人居環境造成重大危害,故特殊情況下授予后代人環境權就成為必要。
       
        當然,當代人在當時的技術、經濟條件下破壞環境實屬迫不得已(沒有過錯),的確沒有符合公共環境健康、安全、福利的“可行和謹慎的替代方案”[52]的,就不構成對后代人環境權的侵害。[53]至于后代人環境權的保護,在實體法層面采用行政法上最低層次的保護(如排污行為必須符合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要求)即可,在訴訟法層面則可通過訴訟信托,由當代人成立的后代人委員會或環保組織代為起訴。
       
        2.人身附隨性
       
        環境權是為權利人享有品質良好的環境而設立的,不可轉讓(特定情形下可讓渡環境權而獲得相應的補償),也不可繼承。換言之,環境權只可原始取得。權利人只要進入一定區域,就自然獲得有關環境權(享用良好環境,獲取有關環境信息)。權利人一旦離開一定環境,有關環境權便相對消滅。權利人死亡的,環境權絕對消滅。在這一點上,環境權同羅馬法上具有人身性的人役權[54]頗為相似。
       
        3.人格面向性
       
        環境權屬于對良好環境的享用權,同物權法上之用益權(環境權屬于對環境的非財產性用益權)或者屬人地役權(為人的審美、娛樂、休閑等需要而非特定土地之便利而設立,不必以實際需役地的存在為前提,其地役權人更不需要擁有與供役地相毗鄰的土地)[55]的屬性最為接近,或許可以將其稱為“人格性用益權”。
       
        環境權的行使既不需要取得對環境的所有權,也不打算采取行動(如轉讓、出租)而獲得環境上的財產價值,只圖歲月靜好地享用良好環境,以滿足人體健康、休閑愉悅、審美欣賞等身心上的需求。例如,呼吸清潔的空氣、飲用潔凈的水源、享受良好的通風、欣賞優美的景觀等,具有典型的人格面向性或人格服務性。正因如此,很容易把環境權與人格權相混淆。另一方面,環境權的這種人格面向性,既有可能與部分財產權發生權利沖突(很多財產權在行使過程中很可能產生不利環境影響,如生產經營權、養殖權、排污權等),也有可能增進某些財產的價值(如環境質量越好,房產價值越高)。因此,環境權雖無直接的財產面向性,卻與財產權息息相關。
       
        4.徑行取得性
       
        從屬性上看,環境屬于經濟學上的公共物品,行政法學上的公共用物(公物)。因此,對于一定的公共環境,公民可不經行政許可,就可徑行取得享用該環境的權利。對于公共環境,任何主體不得非法設置圍墻、門卡、壕溝、鐵絲網、禁止牌等予以阻斷、封閉,進行排他性、獨占性的占有。[56]換言之,無論環境要素的實體是否屬于國家所有、集體所有,還是他人個人所有(薩克斯教授認為,將大氣、水等環境要素私有化是極不明智的),公民不經行政許可,就可自由進入或接近并享用該環境要素。譬如,公民不經許可就可以直接呼吸清新的空氣,飲用潔凈的泉水,欣賞美麗的景觀等。這或許正是薩克斯教授最初提出“環境公共財產論”(environment common property)的精義所在,也與蔡守秋教授提出公眾共用物理論[57]的良苦用心契合。
       
        5.無償取得性
       
        同資源權、排污權的取得須繳納一定的稅費不同(生存性資源權免費取得除外),環境權的取得和行使不需支付任何對價,即可免費享用良好環境。這也與行政法的精神一致:既然環境權可徑行取得,“無須許可的使用即意味著免費的一般使用(指無需特別批準,任何人都可以按照公產的高權性目的規定使用該公產的公共權利),收費將導致失去一般使用的本意。因此,收費只能具有例外性質,并且需要正式法律的授權”[58]。不過,景觀權的取得,有時需要以支付一定的費用(如門票費)作為對價,作為對所有權人、使用權人等特別受損者和景觀維護者、服務設施建設者、運營管理者等額外貢獻者的補償。[59]
       
        6.直接實現性
       
        環境權屬于直接享用良好環境的權利,其權利的行使和實現無需經過生產、加工、經營等中間環節。換言之,環境權的行使沒有行為能力和物質條件的要求。在這一點上,與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資源權(采礦需要具備相應資質)和排放污染物的排污權(一般需要修建污染治理設施,不能向環境直排)相比,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7.公共性或可共享性
       
        對于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景觀權等典型公共環境權(采光權、通風權、安寧權等屬于非典型環境權,具有較強的私權性)而言,處于該區域環境的人,均享有此種環境權,幾乎不具排他性和競爭性。例如,人人皆可呼吸清潔空氣、欣賞美麗景觀等,并不排斥他人對該環境的享用。正因如此,公民以典型環境權(如清潔空氣權、潔凈水權、景觀權等)為請求權基礎而提起的訴訟,無疑屬于環境公益訴訟的范疇(可惠及該區域環境的所有自然人)。
       
        要注意的是,盡管環境權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或共享性,但環境權的行使卻不像“民族自決權”“國防自衛權”那樣只能由集體行使,而是既可以為個人享有也是可以為個人行使的。簡言之,“環境權的公共性并不能抹殺環境權的個體性”。[60]
       
        8.自由權和社會權的雙重性
       
        基于憲法的立場,環境權屬于繼生存權和發展權之后的新型人權——幸福權(舒適權),兼有自由權和社會權的雙重屬性。從權利的保護方式來看,環境權既要有自由權的保護手段,又要有社會權的保護方式。日本憲法學界的通說也認為,作為人權的環境權不僅擁有作為自由權的性質,而且還擁有作為社會權的性質,是一種復合的權利。[61]一般認為,社會權和自由權往往是與積極權利和消極權利相聯系的,即自由權的實現主要體現為使其免受公權力和私權利的侵犯,社會權的實現則要求國家權力在切實履行確保社會權免于遭受侵犯的消極保護義務的同時,更加強化積極保障義務。[62]環境權的實現,既須防范來自國家的侵犯,很多時候也需要國家的積極作為,正所謂“環保靠政府”。事實上,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積極履行,正是環境權保護和實現的重要保障。
       
        (三)環境權益的保護和救濟機制
       
        環境權益的保護,除了可以采用憲法上的國家環境保護義務(主要落實為人大的立法權等)、行政法上的政府環境職責(如環評審批之行政許可、責令治理污染之行政命令等)、企業環保法律義務(如企業的環保設施“三同時”、達標排污等)等實體法上的權力機制和義務機制外,還可以通過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以及環境權訴訟、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環境檢察公益訴訟等實體法和程序法上的權利機制來實現。不過,要注意的是,這些可以保護環境權益的實體和程序權利并非環境權本身,這些可以救濟環境權益的訴訟,也并非都是環境權訴訟。
       
        1.環境知情權和環境參與權
       
        對于危害環境利益的行為,環境權人可通過基于環境權效力所派生的環境權請求權,請求侵害環境權益的私人主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等,請求國家權力機關啟動或停止某一國家行為(如制定環境立法、采取國家行動),請求有關政府部門履行環境監管職責,以保護其環境權益。其中,環境知情權(具體體現為環境信息獲取請求權)和環境參與權(具體體現為環境行政參與請求權),就是為了保護和實現環境權而派生的權利(基于環境權的公法效力,與基于私法效力的物權請求權類似)。在立法上,2015年的《環境保護公眾參與辦法》和2018年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就是對環境知情權和環境參與權進行法律表達的典型立法例。只不過,這兩件規章的最大缺陷是沒有區分與環境有無直接利害關系的民眾,進而賦予不同效力的權利(只有與環境具有直接環境利害關系的公民才享有相應的環境權,方能享有全面、充分的環境知情權和環境參與權)。近年的廈門PX事件等“鄰避運動”,實際上就是擬建項目周邊公民運用環境知情權和環境參與權保護其環境權益的典型案例。
       
        要注意的是,環境知情權和環境參與權屬于保護和實現環境權的派生和輔助權利,而非環境權本身。因為,“程序權(直接)保護的法益是程序,而實體權保護的法益是諸如生命、健康、自由、財產、人格等實體性利益。因此,環境權不可能既作為實體權,又作為程序權”。申言之,“獲取信息、參與和監督只是與環境相關,但并非環境本身,它們只是輔助環境權的實現,甚至不僅輔助環境權,而且輔助其他權利的實現”[63]。
       
        2.環境權(信托)訴訟
       
        環境權的司法救濟可分為兩種基本方式:環境權人自身提起的訴訟和環保組織基于環境權的法定訴訟信托而提起的訴訟。
       
        一是環境權人訴訟。對污染、破壞公共環境的行為,無論該環境中的人文和自然資源是國家所有還是集體所有,享有環境權、具備相應能力、沒有違法違紀記錄的公民,可提起環境權訴訟。具體而言,包括環境權民事訴訟(如“張興國訴臨澧縣富達養殖業農民合作社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64])、環境權行政訴訟(如“區伯訴廣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等三部門拆除海珠廣場圍蔽案”[65])和環境權憲法訴訟(如“阿根廷公民訴請聯邦政府制定計劃治理Matanza-Riachuelo河污染案”[66])等形式。當然,以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景觀權等具有共享性的環境權為依據的環境權訴訟,其勝訴利益可惠及同一環境區域內不確定的多數人,這些能兼顧私益和公益的環境權訴訟,無疑屬于廣義環境公益訴訟的范疇。
       
        二是環境權信托訴訟。環境權人可能會由于資金、知識、時間、勇氣、意愿等原因而無法或者難以起訴,對此,環保組織可基于公民環境權和法定訴訟信托[67]而提起環境權信托訴訟,保護受損的環境權益。[68]從性質上看,此種訴訟以環境公共利益為訴訟客體,與環保組織并無直接利害關系,無疑屬于典型的“環境公益訴訟”(包括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等)。典型案例如“中國綠發會訴貴州宏德置業有限公司侵害公眾自由通行權和景觀權之環境公益訴訟案”。[69]
       
        3.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
       
        鑒于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同體性(許多自然資源同時也是生態環境要素,如森林、草原、河流等)、關聯性(某一自然資源要素受損很可能導致另一生態環境要素受損,如濫伐森林導致水土流失)等自然規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具有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系,故基于國家和集體所有權的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往往兼有環境權益保護的輔助和附帶功能。即利用“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附著在同一客體上”的特殊屬性,通過能夠“確權”的“自然資源”來保護“無主”的“生態環境”。[70]在我國,自然資源分為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機關和集體經濟組織可分別基于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提起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前者可稱為自然資源國益訴訟)。
       
        要說明的是,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在救濟環境權益上具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其一,適用范圍有限。既無法適用于煤炭、石油、金屬礦等只具有資源功能,幾乎沒有環境功能的礦產資源,也無法適用于難以產權化(特別是國有化)的空氣、陽光、微風、景觀(日出、夕照等)等自然要素。其二,適用條件有限,須以自然資源的實際受損為前提。很多情況下,環境權益的受損并不必然構成對自然資源的損害(如違規修建高樓對眺望權、采光權、通風權的妨礙)。其三,啟動時機較晚。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只有在自然資源遭受實際損害后才能提起訴訟,此時才來救濟環境權未免太過遲滯(環境質量往往先于自然資源受損)。其四,保護功能有限。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以保護和救濟自然資源為本,無權提出恢復環境質量等與自然資源損害救濟無關的訴訟請求,在功能上無法對環境權益進行全面、有效的救濟。[71]
       
        4.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
       
        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通過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方案》)和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若干規定》)所規定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制度,也有助于實現對環境權益的保護。只不過,這里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此處的“生態環境”是指由生態因素和生態關系組成的環境之意),在性質上講,既不屬于以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為基礎的國有“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即自然資源國益訴訟),[72]也不屬于以環境權和訴訟信托(授予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為基礎[73]的環境權信托訴訟(即狹義的環境公益訴訟),而應屬于“責令賠償生態環境損害”之行政命令的司法執行訴訟。
       
        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背后的理論邏輯,大致可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對于污染或者破壞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負有環境監管職責的地方政府及其生態環境監管部門應當責令致害者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如責令消除污染、恢復原狀等[74]);致害者不能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的,可由政府或第三人代為修復,責令致害者賠償生態環境的修復費用(包括環境事件應急處置費用、污染物質清除費用、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等);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或者已無修復必要的,實施損害賠償。
       
        第二,鑒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具有一定的爭訟性(賠償費用的確定具有可司法性),首先可由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生態環境監管部門與違法行為人進行磋商,經磋商達成賠償協議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進行司法確認;磋商不成或者無法進行磋商的,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生態環境監管部門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宗旨和核心在于對生態環境損害進行賠償,不在于對該生態環境上的財產價值(某些生態環境要素同時也是自然資源要素)進行損害賠償。對于生態環境上的自然資源財產價值的損害,可通過前文所述的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進行救濟。
       
        當然,由本就肩負環境監管職責的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未免具有懈怠行政權、濫用司法資源、損害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權力平衡的嫌疑。[75]另外,由于擔心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有可能“自曝家丑”“搬石砸腳”(由于起訴而暴露其未依法履行監管職責的事實,反而被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意愿并不如制度設計者預想的那么積極。事實上,自該制度實施一年半以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件總計不足30件。[76]典型案例如“九江市人民政府訴江西正鵬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連新建材有限公司、張永良等十被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77],等等。
       
        要注意的是,對于環境權人和環保組織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和環保機關認為必要的,也可以依法另行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環保機關決定另行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且認為需要中止環保組織先前起訴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的,可以在起訴時一并提出請求,闡明具體原因,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中止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待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件審理完畢之后,再就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未被涵蓋的訴訟請求依法作出裁判。這是因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本質是“責令賠償生態環境損害”之行政命令的司法執行,具有“行政權力權利化”和“行政監管訴訟化”的特征,可謂兼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雙重屬性,在效力上(基于行政行為的執行力)應當優先于環保組織提起的僅具有“民事性”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這在客觀上也有利于防止環保組織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提出不當的索賠請求。
       
        5.環境檢察公益訴訟
       
        檢察機關作為憲法所規定的法律監督機關,可基于民事行政公訴權和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義務,作為候補主體,通過提起檢察公益訴訟,在保護環境權益方面發揮最后的保障作用。具言之,對污染環境、毀損資源、破壞生態等危害生態文明建設的行政行為和民事行為,有關公民、環保組織、自然資源資產管理機關和環保機關在合理期限內均沒有起訴的,檢察機關依法履行有關訴前程序(如督促有關環保機關履行監管職責,督促有關污染企業治理和修復環境,通告自然資源資產管理機關和環保組織提起有關訴訟等)之后,可基于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義務和民事行政公訴權,作為后備隊,提起環境檢察公益訴訟。
       
        據統計,自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底,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環境公益訴訟案件2041件,其中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205件,檢察機關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1836件。[78]2018年,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為65件,檢察機關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達1737件。[79]可以預見,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國家隊”,檢察機關在維護環境權益方面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三、反思與啟示:強化環境權研究的“事理”和“法理”分析
       
        環境權是環境法的靈魂,是“環境立法、執法和訴訟,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環境公益訴訟的基礎”[80]。作為法學范疇的環境權,是指當代和后代的公民直接以公共環境為權利對象,以環境利益為權利客體,以直接、免費、徑行、共同享有良好品質的環境的權利。從權利發展的法理和進程來看,環境權是一項獨立、新型的權利——環境享用權。
       
        盡管環境權與人格權、財產權密切相關,且有利于人格權和部分財產權的實現,但由于權利的對象和客體各不相同,故環境權本身既非人格權,亦非財產權。環境人格權說和環境財產權說(包括環境公共財產說、環境區分所有權說、環境相鄰權說)等建基于傳統人格權、財產權的“改良主義”學說,均試圖在解釋論的框架內來認識和構建環境權,盡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闡釋環境權的某些側面,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終究不能全面解釋環境權。
       
        只有跳出環境人格權和環境財產權的“改良主義”解釋論思維,以“革命”的方式直接創設一項以環境為權利對象,以環境利益為權利客體,以自由進入、無償享用一定良好環境為權利內容的獨立、新型的權利——良好環境權,才能彌補傳統權利面對環境危機的不足,進而解決環境法的“合法性”問題。從學理上看,環境權也符合資格主體、利益追求、正當性、行為自由、義務承擔者、可司法性等權利生成的基本要件,具備創設的正當性和可能性。
       
        要注意的是,既不可將資源權、排污權和自然保護地役權等也以自然要素為權利對象而權利客體、權利屬性卻迥然相異的實體性權利都視為環境權,也不可將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等有助于環境權保護和實現的程序性權利歸入環境權的名下。[81]此外,更不可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訴訟、環境檢察公益訴訟等有助于保護環境權益的廣義環境公益訴訟都視為以環境權為權利基礎的環境權訴訟。概言之,切忌將一切與環境有關的權利都納入環境權的范疇。因為,環境權的外延越是寬泛,其內涵反而更為模糊。
       
        呂忠梅教授指出:新時代環境法學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從事理分析轉向到法理分析,實現從“事理”到“法理”的“驚心動魄的跳躍”[82],進而“構建法理分析的邏輯框架和理論體系”[83]。當前,我國環境法學研究的薄弱之處,正是不夠重視甚至普遍忽視“從事實到事理”“從事理到法理”這兩大關鍵環節,習慣于從“經驗事實”直接到“法律條文”、從“法律現象”直接到“法律對策”的“跨越式”思維,以致環境法經常被笑稱為“最不講道理”的法,環境法學被戲稱為“最沒有法味”之學。
       
        “從事實到事理”“從事理到法理”,有一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特別是環境學、生態學等)原理和方法的習得、歸納、整合和法學原理(包括理論法學和部門法學的原理)的轉換、提煉、創新問題,其底線是不能出現“科盲”和“法盲”。環境權的研究,雖然國內外學者前赴后繼,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產生了汗牛充棟的成果,但很長時間以來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歸根結底,最根本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事理不清、法理不明:
       
        其一,在事理層面,未能全面認識和準確理解環境權的對象——環境的內涵,特別是未能厘清“環境”“資源”和“生態”的關系。學者們要么把“環境”和“資源”混為一談,要么把“環境和生態”混為一體。事理不清,建立在事理基礎上的法理不可能不出問題。事實上,正是由于沒有準確認識“自然”“環境”“資源”和“生態”之間“一體三用”辯證關系的事理,當然也就難以辨別環境權與資源權、排污權等的區別和聯系,甚至把資源權、排污權也歸入環境權的范疇,構建所謂廣義環境權的法理。
       
        其二,在法理層面,未能準確認識環境法的地位及其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要全面認識環境權的屬性并科學構建環境權的制度體系,務必打破法律體系傳統法理的束縛,以全新的三維法律體系法理為基礎。從法律規范的構成和部門法屬性來看,民法、憲法、行政法、刑法和訴訟法屬于“單一型基礎性部門法”(如民法主要由民法規范構成,行政法主要由行政法規范構成,刑法主要由刑法規范構成),環境法、經濟法、社會法、衛生法、軍事法等則屬于“組合型領域性部門法”(由民法規范、行政法規范、憲法規范、刑法規范和訴訟法規范系統組合成一個統一整體)。正如紅、綠、藍三種基色和黃(紅+綠)、紫(紅+藍)、青(綠+藍)、白(紅+綠+藍)等混色都是獨立色一樣,環境法、經濟法同民法、行政法一樣,也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只不過屬于新型的部門法:領域法[84]。
       
        在環境法的面向上,環境權不僅是環境法學的核心范疇,而且構成了環境法合法性的權利基石。之所以說環境權是環境法學的核心范疇,是因為以環境權為核心,可以把環境監管權、企業環保義務、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污染環境罪、環境公益訴訟等概念聯結起來,連同資源權、排污權、自然保護地役權等核心范疇一起,構成整個環境法學的理論體系。之所以說環境權構成了環境法“合法性”的權利基石,是因為只有跳出傳統部門法的框架,構建作為“組合型領域法”之新型部門法的環境法,進而在環境法的框架下創設極富“革命”性的環境權,綜合運用民事法律規范、行政法律規范、憲法法律規范、刑事法律規范和訴訟法律規范,才能對環境利益這一新型利益進行全面、系統的保護。換言之,憲法意義上的環境人權、民法意義上的民事環境權、行政法意義上的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和環境監督權以及訴訟法意義上的環境訴權,盡管均有利于在某一方面理解環境權,但都只是看到了環境權的冰山一角。
       
        只有在環境法這一新型部門法意義上,創設作為環境法學范疇的環境權,才能全面理解環境權,并構造系統協調的環境權制度。具體而言,只有將環境權轉化為民法意義上的民事環境權(類似人格權一樣,可分為一般環境權和具體環境權,后者如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采光權、通風權、景觀權等)及其侵權責任,憲法意義上的基本環境權(即環境人權)和國家環境保護義務,行政法意義上的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監督權和政府環境監管職責,以及訴訟法意義上的環境訴權和環境公益訴訟,方能形成健全完善的環境權制度體系,從而完成環境權的法律表達。
       
        “環境權是生態文明時代的標志性權利。”[85]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從法學的角度來看,核心任務就是通過憲法和法律確認和保護好廣大人民群眾享有的在健康、舒適、美麗之環境中生活的環境權。然而,正如孟勤國教授所言,受國外影響,國內學界喜歡或者習慣從憲法和人權的角度來解釋和構建環境權,較少從民法的角度切入。“憲法權利必須轉化為部門法的權利才能落在實處,沒有部門法保護的憲法權利永遠只有宣示的意義。”“沒有環境權的民法典是一個瘸腿的貴族,沒有民法家園的環境權是一個流浪的孤兒。”[86]我們固然要研究憲法層面的環境權,但更要沉下心來,拓寬視野,在環境法和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部門法層面更全面、深入、具體地研究環境權。
       
        然而,正如李啟家教授指出,當前的“環境法學尚未完全系統性地形成能夠體現法學學科性質和本質特征的基礎理論”[87]。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根源是,“中國法理學的發展基本上還籠罩在西方法理學的范式之下,從某種意義上說還停留在一種‘西方法理學在中國’‘西方話語的中國表達’的階段,即還遠沒有達致一種自主自覺的研究狀態。”[88]對此,王利明教授曾呼吁,“不能只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而應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自己的見解,做中國學術的創造者和世界學術的貢獻者”[89]。呂忠梅教授更是強調:“中國的環境法學面臨著從‘外來輸入型’到‘內生成長型’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前提是環境法基礎理論必須建立在中國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生態文明建設理論、生態文明體系邏輯之上”[90]。
       
        沒有基礎研究作為理論支撐,環境法學和環境法治的發展將缺乏后勁。當前,我國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民法典和研究環境法典,我們務必拋棄“飯碗法學”的狹隘思維和陳規陋習,[91]厚筑“法學”和“科學”上的雙重理論基礎,綜合運用法學和環境學、生態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哲學等多學科的融合性知識,[92]加強對環境權的基礎理論研究。特別是要以生態文明觀[93]和三維法律體系觀為理論基石,以對環境、資源、生態的辨析為事理基礎,從私法和公法、實體法和程序法等不同側面入手,對環境權的證成、構造、屬性、取得、行使、保護和救濟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盡早形成成熟、系統的環境權理論體系,為全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中國的貢獻。

      【作者簡介】
      [1]呂忠梅:《環境權入憲的理路與設想》,載《法學雜志》2018年第1期,第26頁。
      [2][英]簡·漢考克:《環境人權:權力、倫理與法律》,李隼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頁。
      [3] See Varun K. Aery, The Hmuman Right to Clean Air: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Seattl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6:15, p.18(2016).
      [4]參見吳衛星:《環境權入憲的比較研究》,載《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4-176頁。
      [5]參見中國—東盟博覽雜志社:《雅加達在空氣污染上超越了德里和北京,居民聯合起訴政府》,載新浪網,https://k.sina.com.cn/article_3974550866_ece6d55200100ggx5.html?from=news, 2020年1月30日訪問。
      [6] See David R. Boyd,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 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UBC Press, 2012, p.129-131;裴敬偉:《試論環境權私法救濟之可能性——來自日本國立市景觀糾紛案件的啟示》,載《清華法治論衡》2014年第3期,第263-266頁。
      [7]參見王健:《“民間抗霾第一案”夭折的背后》,載民主與法制網,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4-04-14/content-997083.html, 2020年1月30日訪問。
      [8]參見吳衛星:《環境權理論的新展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128頁。
      [9]參見前注[8],吳衛星書,第3-22頁。
      [10]參見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
      [11]參見姚建宗、方芳:《新興權利研究的幾個問題》,載《蘇州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12]參見[日]野村好弘:《日本公害法概論》,康樹華譯,中國環境管理、經濟與法學學會1982年版,第239頁。
      [13]前注[8],吳衛星書,第53、237頁。
      [14]參見劉長興:《環境權保護的人格權法進路——兼論綠色原則在民法典人格權編的體現》,載《法學評論》2019年第3期,第171-172頁。
      [15]呂忠梅:《環境法學概要》,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頁。
      [16]李艷芳:《環境權若干問題探究》,載《法律科學》1994年第6期,第62頁。
      [17] Sumudu Atapattu, The Right to a Healthy Life or the Right to Die Polluted? The Emergence of a Human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 Vol.16:65, p.74(2002).
      [18]大阪弁護士會環境研究會『環境権』(日本評論社1973年)85頁,轉引自張利春:《日本公害侵權中的“容忍限度論”述評——兼論對我國民法學研究的啟示》,載《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4頁。
      [19]張震教授也有類似觀點。參見張震:《作為基本權利的環境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頁。
      [20]參見李鴻禧:《論環境權之憲法人權意義》,載《憲法與人權》,元照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頁;冷羅生:《日本公害訴訟理論與案例剖析》,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70-92頁。
      [21] See Prah v. Maretti, 108 Wis.2d 223, 321 N. W.2d 182(1982).
      [22]參見姜培永:《市民狀告青島規劃局行政許可案——兼論我國建立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載《山東審判》2002年第2期,第59-60頁。
      [23]參見前注[16],李艷芳文,第62頁。
      [24] See Joseph L. Sax, The Public Trust: a New Character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Defending the Environment: a Strategy for Citizen Action, Alfred A. Knopf, 1970, p.158-174.
      [25]參見[日]宮本憲一:《環境經濟學》,樸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67頁。
      [26] A. E. Dick Howard, State Constitu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Virginia Law Review, Vol.58:193, p.202-203(1972).
      [27]蔡守秋:《論公眾共用物的法律保護》,載《河北法學》2012年第4期,第9頁。
      [28]參見王社坤:《環境利用權研究》,中國環境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29]參見周珂:《生態環境法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頁。
      [30]參見呂忠梅:《溝通與協調之途——論公民環境權的民法保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頁。
      [31]參見楊朝霞:《論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基礎和起訴順位——兼談自然資源物權和環境權的理論要點》,載《法學論壇》2013年第3期,第105頁。
      [32]呂忠梅:《論環境物權》,載《人大法律評論》(第1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296頁。
      [33]邱聰智:《公害法原理》,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90頁。
      [34]參見前注[31],楊朝霞文,第104-105頁。
      [35]前注[8],吳衛星書,第54頁。
      [36]參見蔡守秋:《環境政策法律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頁;陳泉生:《環境法學基本理論》,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頁;周訓芳:《環境權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229頁。
      [37]參見前注[28],王社坤書,第184頁。
      [38]參見前注[30],呂忠梅書,第172頁。
      [39]參見鄧海峰:《排污權——一種基于私法語境下的解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頁。
      [40]參見前注[8],吳衛星書,第237-238頁。
      [41]參見楊朝霞:《生態文明建設觀的框架和要點——兼談環境、資源與生態的法學辨析》,載《環境保護》2018年第13期,第49頁。
      [42][德]漢斯·J.沃爾夫等:《行政法》(第2卷),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59頁。
      [43]參見葉俊榮:《環境政策與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44] See Boomer v. Atlantic Cement Company, 26 NY2d 219, 309 NY2d 312, 257 NE870(1970).具體案情也可參見[美]尼爾·k.考默薩:《法律的限度——法治、權利的供給與需求》,申衛星、王琦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0頁。
      [45]參見前注[28],王社坤書,第155頁。
      [46]拉倫茨將其稱為物權取得權。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頁。
      [47]吳衛星教授把這種資源攫取權稱為環境獲益權。參見前注[8],吳衛星書,第238頁。
      [48]包括宅基地使用權和建設用地使用權,以及在耕地、林地、草地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等。
      [49]徐祥民:《對“公民環境權論”的幾點疑問》,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第114頁。
      [50]這些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通常為集體所有,或者雖為國家所有但由集體或個人使用。
      [51]尹田:《法國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416頁。
      [52][美]愛蒂絲·布朗·魏伊絲:《公平地對待未來人類:國際法、共同遺產與世代間衡平》,汪勁、于方、王鑫海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頁。
      [53]當代人的自然資源權與后代人的環境權之間是有可能存在權利沖突的,這正如婦女的生育權與胎兒的權利之間可能存在權利沖突一樣。對此,英國、愛爾蘭、澳門等境外立法例規定,只有當婦女由于懷孕而導致生命危險時,墮胎才是被允許的,否則即使是被強奸懷孕,也不能墮胎,否則構成對胎兒的侵權,甚至犯罪。
      [54]參見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14頁。
      [55]參見[美]約翰·G.斯普蘭斯克:《美國財產法精解》(第2版),鐘書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頁;吳衛星、于樂平:《美國環境保護地役權制度探析》,載《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86頁。
      [56]參見蔡守秋:《公眾共用物的治理模式》,載《現代法學》2017年第3期,第5頁。
      [57]參見前注[27],蔡守秋文,第9-23頁。
      [58][德]漢斯·J.沃爾夫、羅爾夫·施托貝爾等:《行政法》(第2卷),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498頁。
      [59]吳衛星教授也有類似觀點,但吳教授似乎將無償享用良好環境的環境權與無償利用自然資源的生存性資源權(如采摘蘑菇、采伐柴火等權利)混淆了。參見前注[8],吳衛星書,第45-48頁。
      [60]參見前注[8],吳衛星書,第53頁。
      [61]參見前注[28],王社坤書,第19-20頁。
      [62]參見張敏:《社會權實現的困境及出路——以正義為視角》,載《河北法學》2014年第1期,第170-171頁。
      [63]王鍇:《環境權在基本權利體系中的展開》,載《政治與法律》2019年第10期,第19頁。
      [64]湖南省臨澧縣人民法院(2012)臨民一初517號民事判決書。
      [65]參見陳邦明:《區伯上法院狀告三部門》,載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c/7faP3ROHNeX, 2020年1月30日訪問。
      [66]參見劉慧明:《景觀利益私人化的可貴嘗試——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2006年3月30日判決評析》,載《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第55-56頁。
      [67]參見許衛:《論訴訟信托》,載《河北法學》2006年第9期,第107-108頁;肖建華:《民事訴訟當事人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
      [68]參見王明遠:《論環境權訴訟——通過私人訴訟維護環境公益》,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3期,第63頁。
      [69]參見Hattie: 《綠會提起“保障公眾自由通行和享受美好環境權利”公益訴訟,貴州清鎮環境資源審判庭立案受理》,載中國綠發會網,http://www.cbcgdf.org/NewsShow/4857/7435.html, 2020年1月30日訪問。
      [70]張寶:《生態環境損害政府索賠權與監管權的適用關系辨析》,載《法學論壇》2017年第3期,第15頁。
      [71]參見前注[31],楊朝霞文,第107-108頁。
      [72]參見呂忠梅:《為生態損害賠償制度提供法治化方案》,載《光明日報》2017年12月22日,第2版;郭海藍、陳德敏:《省級政府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制度困境與規范路徑》,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年第3期,第86-87頁。
      [73]參見李興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的性質辨識與制度塑造》,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第45頁。
      [74]參見《環境保護法》(2014年修訂)第61條、《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改)第85條和《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13年修正)第80條等。
      [75]參見王明遠:《論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方向——基于行政權與司法權關系理論的分析》,載《中國法學》2016年第1期,第56-57頁。
      [76]參見孫瑩:《最高法發新規首次將“修復生態環境”作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方式》,載央廣網,http://china.cnr.cn/gdgg/20190606/t20190606_524640820.shtml, 2019年12月20日訪問。
      [77]參見沈雙武:《九江中院受理全省首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案》,載中國法院網,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9/id/4491318.shtml, 2020年1月30日訪問。
      [78]參見江必新:《中國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踐發展及制度完善》,載《法律適用》2019年第1期,第6頁。
      [79]參見于澄:《依法維護環境生態公共利益訪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庭長王旭光》,載新浪網,http://k.sina.com.cn/article_2087169013_7c67abf502000lrhx.html, 2020年1月30日訪問。
      [80]蔡守秋:《規定環境權條款,彰顯保護人民切身利益——對修改〈環境保護法〉的思考與建議》,載《綠葉》2011年第8期,第19頁。
      [81]吳衛星教授將環境公共地役權也視為環境權,并認為應當在我國的民法典中作出規定。參見前注[8],吳衛星書,第237-238頁。
      [82]陳瑞華:《論法學研究方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頁。
      [83]呂忠梅:《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思考》,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第9頁。
      [84]除了環境法學界外,經濟法學界的劉劍文教授也提出了“領域法”和“領域法學”的概念。參見劉劍文:《論領域法學:一種立足新興交叉領域的法學研究范式》,載《政法論叢》2016年第5期,第3-15頁。
      [85]楊朝霞:《環境權的理論辨析》,載《環境保護》2015年第24期,第52頁。
      [86]劉牧晗、羅吉:《環境權益的民法表達——“環境權益與民法典的制定”學術研討會綜述》,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2月17日,第8版。
      [87]李啟家:《環境法律制度的完善與創新》,載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http://aff.whu.edu.cn/riel/article.asp?ID=29471,2020年1月30日訪問。
      [88]李擁軍、侯明明:《法外之理:法理學的中國向度》,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4期,第51頁。
      [89]王利明:《增強民法學理論創新的主體意識》,載《人民日報》2019年2月11日,第9版。
      [90]前注[83],呂忠梅文,第9頁。
      [91]參見王利明:《“飯碗法學”應當休矣》,載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773.html, 2020年1月15日訪問。
      [92]參見王利明、常鵬翱:《從學科分立到知識融合——我國法學學科30年之回顧與展望》,載《法學》2008年第12期,第58-66頁。
      [93]參見楊朝霞:《生態文明觀的科學內涵》,載光明網,http://theory.gmw.cn/2019-12/25/content_33429579.htm, 2020年1月30日訪問。
      【注釋】
      楊朝霞,北京林業大學法學系副教授,法學博士。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