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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事理出發提煉和檢驗法理
            2021/9/15 8:59:24  點擊率[20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理學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寫作時間】2017年
              【中文關鍵字】社會科學;法理;法治實踐
              【全文】

                從事理講法理,訴諸的是常情常理常識,講述的是生活經驗,看起來比較簡單,沒有任何看起來深奧的、玄乎的理論。與之相反,那些抽象講法理的論述和寫作,看起來卻是復雜的、深奧的,其中有不少晦澀難懂的詞匯和術語,不但一般人聽不懂,就是行業內專家理解起來也頗為費勁。這種現象有其原因。抽象的法理,其實本來也是具體的,之所以讓人感覺到抽象,是因為它不是從中國法治實踐中提煉出來的,而是來源于西方法治實踐。一般來說,詞與物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通常人們理解詞時,以詞背后的物作為經驗基礎。從事理去講法理,之所以簡單易懂,是因為人們在見到詞時,能將詞與物迅速關聯起來;如果不能將兩者迅速關聯,那些詞就變得晦澀難懂。而抽象的法理之所以晦澀難懂,就是因為這些法理并非從中國社會自然成長起來的,而是源自對西方法治實踐的抽象,講述這些法理的詞匯和概念所指代的物,與我們的生活有一定距離,從而很難快速還原成生活經驗。
               
                從上述意義上說,從事理講法理,比講抽象的法理難得多,盡管后者看起來更晦澀而“有深度”。講抽象的法理,某種程度做的是“搬運”工作,盡管這種工作也有一些技術含量, “搬運”之前需要轉譯,搬運之后還要思考如何擺布。但這種工作更多類似于宣傳,盡管宣傳也需要技術和技巧,也畢竟只是宣傳。而從事理講法理,看起來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的解析、日用道理的陳述,背后需要經驗,但更需要理論視角,尤其是現代社會科學理論,既有的法學理論并不能提供多少力量資源。顯然并不是生活經驗越豐富,就越能講述事理和法理。農民對農村生活最熟悉,但他們寫不出《鄉土中國》;法官對司法實踐最熟悉,但他們寫不出《送法下鄉》。沒有理論視角,根本就無法從事理講到法理。所以,從事理講法理,看起來是訴諸日常生活經驗,訴諸常情常理常識,其實背后需要理論視角。日常生活經驗只有經過理論反思之后,才能以事理的方式呈現出來,進而才可能提出相應的法理問題。
               
                分析事理背后的理論,還需要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相對簡單的社會可以通過日常生活獲取經驗,在復雜社會越來越難以如此,從而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就變得舉足輕重。現代社會是個復雜社會,社會分工發達而細微,絕大多數人局限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范圍之內,對自己專業之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對工作之外的知識大多來自媒體,而媒體信息往往是極為簡化的。因此,研究生活和工作領域之外的問題,就需要依賴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方法。研究證券律師業務運行,靠常識很難解決,必須找證券律師做調查。
               
                討論網約車的規制,依據直覺的判斷很有可能出錯,需要依賴大數據以及對網絡大數據的科學分析。這些都需要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越是復雜的社會,越是如此。要提煉有意義的法理問題,就必須弄清楚事理;要弄清楚事理,需要有正確的社會科學分析。
               
                用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事理,從事理去展開法理分析,這是可靠的路徑。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國法律制度與社會現實之間必然存在巨大的張力。因此,法律在實踐過程中就會遇到各種問題,理解這些問題的事理,提煉背后的真正法理問題,檢驗來自西方的法理,就十分必要。不少問題仍然可以從日常生活感受觸發,基于事常、情常、理常識展開研究。而那些與日常生活相對較遠的領域,更需要借助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例如,傳媒監督法治問題需要對媒體和受眾進行專業的分析,還需要用組織學知識對媒體內部的組織結構進行分析。
               
                從事理出發的研究,應當走向法理。目前,學術界乃至社會上對中國法治存在諸多不同甚至分裂的認識和期許,而中國法治到底應該向何處去,以及如何去,法理學所提供的智識資源其實遠遠不夠。目前法理的知識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法治經驗所作的理論概括,往往被認為具有一般性。這一理論體系,在一些方面可以描述中國的情況,但是在很多方面并不能準確描述中國的狀況。例如執法,按照權威教材的說法,執法具有權威性、主動性和單方面性。然而,實際狀態常常是執法者與執法對象在協商的基礎上完成。
               
                目前法理的知識體系不能描述現實,因此,提煉符合實踐的法學理論,就十分必要和迫切。從事理出發,直面中國法治實踐,充分理解中國法治展開的宏觀背景、資源條件、制約結構、社會基礎等,理解這些方面給法治發展帶來的空間、制約和限度;理解中國法治各具體環節的實踐過程、機制、后果、制約條件等,理解不同因素在具體環節中的作用以及通過何種機制起作用。這些工作既要有足夠的經驗基礎,也要有恰當的提煉和足夠的理論化程度,而不至于陷入經驗細節的表述。從而,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精當概括出“事理”,對法治具體環節、過程進行概括,揭示出重要的結構、因素和機制,并概念化、體系化、理論化為“法理”。這樣的法理就不會與中國法治實踐隔膜,而是有助于理解并指導中國法治實踐。

              【作者簡介】
              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第九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2016年),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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