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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論對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的國際法規制
        2021/9/23 9:08:48  點擊率[22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網絡法
          【出處】《南海法學》2020年第5期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科學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給社會帶來了許多便利,并將全世界更好地連接在一起。但與此同時,其也在引發預想不到的犯罪行為,其中,網絡恐怖主義擾亂和破壞國家基礎設施,進而引發社會混亂,因此,對國家安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目前,如何對網絡恐怖主義進行國際法規制尚不明確,本文試圖從現有國際法的直接適用可能性入手,進而探討一般國際法、與恐怖主義和網絡犯罪相關國際條約的可適用性和充分性,最后再結合我國的情況,提出完善相關國內立法以及如何在相關國際立法中貫徹我國關注事項的建議。
          【中文關鍵字】恐怖主義;網絡攻擊;網絡安全;網絡犯罪
          【全文】

            一、引言
           
            科學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給社會帶來了許多便利,并將全世界更好地連接在一起。但與此同時,其也在引發預想不到的犯罪行為,其中,網絡恐怖主義擾亂和破壞國家基礎設施,進而引發社會混亂,因此,對國家安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起初,網絡恐怖主義僅僅是特定的個人或組織通過對某一機構的計算機網絡采取黑客的手段從而取得經濟利益或對外炫耀自己能力的程度。但是,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和物聯網的發展,社會的基礎均依賴于計算機網絡,網絡恐怖主義的危險性逐步在增大,正在威脅各國主要的基礎設施。我們可以舉出一系列網絡恐怖主義事件:2013年9月,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西門購物中心恐怖襲擊事件制造者對事件進行網絡直播;2014年12月,庫爾德工人黨聲稱制造了雷法希耶石油管道爆炸事件,恐怖分子利用通信軟件漏洞侵入操作控制系統,在負責警報管理網絡的電腦上安裝惡意程序,從而在不觸動警報的情況下加大石油管道內壓力引發爆炸。[1]互聯網已經成為恐怖組織發動恐怖襲擊的重要渠道,而且世界上的主要恐怖組織已經出現了網絡化特征。
           
            但是,目前尚不明確如何對網絡恐怖主義進行國際法規制,本文試圖從網絡恐怖主義的定義入手,再探討現有國際法是否可以以及如何適用于對網絡恐怖主義的問題,這就包括一般國際法、與恐怖主義和網絡犯罪相關國際條約的可適用性和是否在適用中具有充分性,最后再結合我國的現狀和利益,提出完善相關國內立法以及如何在相關國際立法中貫徹我國關注事項的建議。
           
            二、網絡恐怖主義的定義和形式
           
            至今,國際上尚未形成各國所普遍承認的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更不用說這些主權國家針對網絡恐怖主義的定義達成共識。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在部分國際條約,特別是區域性反恐條約中查找到關于恐怖主義的定義,而恐怖主義的定義對我們了解網絡恐怖主義顯然是有幫助的。這些定義大體上分為兩種形式,即列舉式和描述式。列舉式主要采取將具體的行為類型以列舉的形式納入恐怖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形式看起來非常直觀;而描述式則對恐怖主義進行歸納式的定義,這種形式的好處在于可以將更多實際上符合恐怖主義要素的行為納入進來。實際上,對這兩種形式采用補充式共用的條約也不在少數。
           
            從列舉式來看,1987年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關于制止恐怖主義區域性公約》第1條,2002年的《美洲國家間反恐公約》第2條,2005年的《歐洲理事會關于防止恐怖主義公約》第1條,2007年的《東盟反恐公約》第2條均采用了這種形式,這種形式往往會把具體的全球性部門反恐條約羅列出來,并將這些全球性部門反恐條約所規制的具體行為納入恐怖主義的定義中。隨著這些區域性條約締結的年代和締約國數量的不同,這些條約所包含的恐怖主義行為會有所不同。
           
            而其余的區域性反恐條約一般都采用了直接描述再具體羅列的形式。如,1998年的《阿拉伯制止恐怖主義公約》第1條將恐怖主義描述為:“在推進個人或集體犯罪議程并試圖在人們中間散布恐慌,通過傷害他人或導致其生命、自由或安全處于危險之中而發生的任何暴力行為或暴力威脅,無論其動機或目的如何,或試圖損害環境或公共或私人設施或財產,或占用或奪取它們,或危害國家資源”,緊接著該條又列舉了6個全球性部門反恐條約規定的具體行為也應視為恐怖主義犯罪。1999年的《獨聯體國家間關于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條約》第1條對恐怖主義的描述為:“為破壞公共安全,影響當局的決策或恐嚇民眾而犯下的可依刑法處罰的非法行為”,并且將其歸納為6種形式:(1)對自然人或法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脅;(2)破壞或威脅要破壞財產和其他物質,從而危害人的生命;(3)對財產造成重大損害或發生對社會構成危險的其他后果;(4)威脅政治家或公眾人物的生命,以結束其國家或其他公共活動或對此類活動進行報復;(5)攻擊外國代表或國際組織的受國際保護人員,以及受國際保護人員的營業場所或車輛;(6)根據當事國的國家立法或旨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國際公認的國際法律文書被列為恐怖主義的其他行為。此條約在全球性反恐條約之外,還將各締約國國內法確定的恐怖主義活動也納入進來,從而擴張了其外延。1999年的《伊斯蘭會議組織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公約》第1條對恐怖主義的描述則是:“任何暴力或威脅行為,盡管其動機或意圖是為了實施個人或集體犯罪計劃,以恐嚇或威脅要傷害他們或危及其生命、榮譽、自由、安全、權利或使環境、任何設施、公共或私有財產暴露于危險或占領、扣押它們,或危害本國資源、國際設施,或威脅獨立國家的穩定、領土完整、政治統一或主權。”2001年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第1條對恐怖主義的描述是:“致使平民或武裝沖突情況下未積極參與軍事行動的任何其他人員死亡或對其造成重大人身傷害、對物質目標造成重大損失的任何其它行為,以及組織、策劃、共謀、教唆上述活動的行為,而此類行為因其性質或背景可認定為恐嚇居民、破壞公共安全或強制政權機關或國際組織以實施或不實施某種行為,并且是依各方國內法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任何行為。”2002年的《歐盟理事會關于打擊恐怖主義的框架決定》第1條將如下行為視為恐怖主義罪行:“(1)襲擊某人的生命,可能導致死亡;(2)攻擊某人的身體完整性;(3)綁架或劫持人質;(4)廣泛破壞政府或公共設施、運輸系統,包括信息系統的基礎設施,位于大陸架上的固定平臺,可能危害人類生命或導致重大生命的公共場所或私有財產經濟損失;(5)扣押飛機、輪船或其他公共或貨物運輸方式;(6)制造、擁有、獲取、運輸、供應或使用武器、爆炸物、核、生物或化學武器,以及對生物和化學武器進行研究和開發;(7)釋放危險物質,或引起火災、洪水或爆炸,其后果是危害人類生命;(8)干擾或破壞水、電力或任何其他基本自然資源的供應,其作用是危害人類生命;(9)威脅要實施(1)至(8)所列的任何行為。”此決定并未將具體反恐條約羅列下來,而是直接羅列了包括這些反恐條約所包含的具體行為在內的各種可能類型的恐怖行為。這些條約均未將采取恐怖行為的政治目的與恐怖主義的定義聯系起來,并且傾向于將恐怖主義和恐怖主義犯罪區分開來,往往處罰的只是恐怖主義犯罪行為。
           
            因為這些條約都是成員國數量有限的區域性條約,上述定義顯然無法被認為是普遍得到世界各國認可的,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區域的條約所涵蓋的定義還是存在一些不同之處。相比之下,我們很難從全球性的國際條約中查詢到對恐怖主義的確切定義,這一點也與現有絕大多數全球性反恐條約都是部門反恐條約有密切的關系。而2005年的《聯合國全面反恐公約(草案)》(以下簡稱為《草案》)則又未對恐怖主義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這就更能說明世界各國對該定義確實存在意見不一。盡管如此,《草案》第2條還是對恐怖主義做了一些相關描述和界定。即,“根據行為的性質或背景,行為的目的是恐嚇某一人口,或迫使某國政府或某國際組織實施或不實施某一行為”。我國反恐怖主義法第3條則將恐怖主義定義為“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制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財產,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以實現其政治、意識形態等目的的主張和行為”。從這些國家實踐來看,各國雖然沒有限制必須要有政治目的,但政治目的往往是作為發動恐怖主義活動的一種理由,而且往往都將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引發恐慌等作為判斷是否屬于恐怖主義的要素。
           
            從這些現有國際法中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入手,我們再進一步觀察對網絡恐怖主義的定義或外延。網絡恐怖主義被認為是在2001年美國頒布的愛國主義法案中第一次作為法律術語出現。而對于網絡恐怖主義,各方也在嘗試著下一些定義。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將網絡恐怖主義定義為“蓄意利用計算機網絡作為攻擊的手段,目的是破壞計算機系統、服務器或基礎設施等目標的正常運作”;聯合國反恐怖主義執行工作組則將網絡恐怖主義描述為“通過遠程更改計算機系統上的信息或破壞計算機系統之間的數據流來實施恐怖襲擊的行為”。[2]還有研究將網絡恐怖主義定義為來自內部和外部網絡的網絡空間的電子攻擊,特別是來自互聯網的電子攻擊,這些攻擊源來自各種恐怖來源,其動機不同,并且針對特定目標。網絡恐怖分子通常將目標鎖定為國家重要基礎設施或企業運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恐怖分子的主要目的是造成破壞,從而造成重大的影響。[3]從這些定義來看,共同點是都承認網絡恐怖主義利用了網絡手段,并且主要是對網絡基礎設施進行打擊,所以,主要是從物的損壞這一影響來界定網絡恐怖主義活動。從這一點來看,網絡恐怖主義還是具有比較鮮明的特點,與傳統恐怖主義活動往往伴隨人員傷亡存在較大區別。
           
            也有學者認為,網絡恐怖主義的概念和范圍,是隨著網絡的演變、網絡恐怖活動犯罪的罪情變化而不斷發展的過程。在現階段,網絡恐怖活動犯罪是指出于恐怖主義目的,針對計算機、信息網絡,或者利用信息網絡,或者在信息網絡上進行的攻擊行為和威脅行為,以及建立恐怖活動組織、宣揚恐怖主義思想的行為。[4]其實,網絡恐怖主義不是一種新的恐怖主義形式,而只是一種“新的恐怖主義手段”,這就意味著對網絡恐怖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恐怖主義這一核心概念。
           
            網絡恐怖主義分為兩種:一是以網絡為目標進行網絡恐怖襲擊,即目標型網絡恐怖主義;二是以網絡為工具實施各種恐怖活動,即工具型網絡恐怖主義。[5]與傳統恐怖主義犯罪不同,網絡恐怖主義犯罪的組織形態和活動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例如,ISIS將恐怖活動的陣地從現實世界轉移到網絡空間,充分利用社交網站、網絡應用軟件、網絡音視頻等互聯網工具發動網絡攻擊、散布恐怖主義思想、實施恐怖活動培訓和招募人員、募集恐怖活動資金、制造恐怖氣氛等。[6]
           
            在理解網絡恐怖主義的內涵時,要特別關注與相關概念的聯系和區分,這些概念包括但不限于網絡安全、網絡戰(包括網絡攻擊)、網絡間諜、網絡犯罪等。一般認為網絡安全包括網絡戰、網絡間諜、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等概念。[7]這些概念往往會有一定的交叉,特別是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的關系更為緊密,因為恐怖主義被認為是犯罪的一種,從這一點來看,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之間也存在包含的關系。一般來說,由于恐怖主義的政治或其他“公共”動機,恐怖主義通常可以與以謀取私利為目的的“普通”跨國有組織犯罪區分開來。但這也并非絕對,因為盡管一些國家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包含政治動機元素,但更多國家則沒有采取這種方法。[8]網絡恐怖主義往往構成網絡犯罪,其可能與有組織犯罪的類別重疊,特別是考慮到許多恐怖組織的結構性和有組織性的特點更加如此。
           
            三、現有國際法對網絡恐怖主義活動規制的可適用性
           
            與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相關的現有國際法大致可以分為:一般國際法、與恐怖主義相關的國際規則和與網絡犯罪相關的國際規則。其中,一般國際法包括國際和平與安全、國家責任、武裝沖突等領域的國際法規則,而后兩者則主要包括與恐怖主義、網絡犯罪相關的全球性、區域性國際條約,安理會決議,等等。
           
            一般國際法義務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可以應對實施恐怖主義的新手段,包括網絡攻擊。[9]即,包括武裝沖突法、國際和平與安全法、國家責任法等在內的現有國際法規則應該能夠適用于對恐怖主義活動的規制,[10]當然包括網絡恐怖主義。同一網絡恐怖主義行為可能會受到反恐條約、網絡犯罪條約、使用武力的法律(作為武裝攻擊)、國際人道主義法(因為違反敵對行為規則)、國家責任法(未制止在其境內的恐怖活動)的規制。[11]
           
            全球性的反恐條約可分為針對特定恐怖活動的條約和較為全面對恐怖主義活動整體進行規定的條約。前者包括:1963年的《關于在航空器內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為的公約(航空器公約)》,1970年的《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非法劫持公約)》,1971年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為公約(民航公約)》,1973年的《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1979年的《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1980年的《核材料實物保護公約》,1988年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和《制止危及大陸架固定平臺安全非法行為議定書》《制止在為國際民用航空服務的機場上的非法暴力行為的議定書》,1991年的《關于在可塑炸藥中添加識別劑以便偵測的公約》,1998年的《制止恐怖主義爆炸事件的國際公約》,2005年的《制止核恐怖主義行為國際公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2005年議定書》和《制止危及大陸架固定平臺安全非法行為議定書之2005年議定書》等針對特定恐怖活動通過跨國犯罪予以處罰的國際條約。后者則主要包括1999年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和2005年的《草案》,而《草案》則尚未形成有拘束力的國際法。除了這些國際條約,聯合國安理會2001年第1373號決議(《國際合作防止恐怖主義行為》)和聯合國大會1994年第49/60號決議(《消滅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宣言》),2001年第56/1號決議(《譴責美利堅合眾國境內的恐怖主義攻擊》)等也屬于全球性反恐國際規則,當然,其中的聯大決議還只是一種軟法。
           
            除了全球性的反恐國際規則,我們還不難查找到不少區域性反恐條約,這些包括:1971年的《美洲國家組織關于防止和懲處具有國際影響的針對人員的犯罪和相關敲詐勒索罪行的恐怖主義行為的公約》,1977年的《歐洲制止恐怖主義公約》(2003年經過議定書修訂),1987年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關于制止恐怖主義區域性公約》,1998年的《阿拉伯制止恐怖主義公約》,1999年的《獨聯體國家間關于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條約》《伊斯蘭會議組織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公約》和《非洲統一組織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公約》,2001年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2002年的《美洲國家間反恐公約》和《歐盟理事會關于打擊恐怖主義的框架決定》,2005年的《歐洲理事會關于防止恐怖主義公約》,2007年的《東盟反恐公約》,等等。與全球性反恐條約一般僅對部門反恐進行約束相比,區域性反恐條約則多數為區域反恐整體的規定。從這一點來看,關于網絡恐怖主義行為,從實際效果來看,似乎這種區域性反恐條約在可適用方面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問題是,這些區域性條約應如何突破區域的特色,逐步將其適用范圍擴大下去。
           
            因為恐怖主義犯罪也是一種犯罪,所以,除了反恐條約,針對網絡犯罪的條約也是與網絡恐怖主義有密切的關系,而至今,國際上現存的相關條約都具有區域性。這些條約主要包括:2001年的《網絡犯罪公約》和《獨立國家聯合體打擊計算機信息領域犯罪合作協定》,2009年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保障國際信息安全政府間合作協定》,2010年的《阿拉伯打擊信息技術犯罪公約》,2011年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打擊跨國網絡犯罪指令》,2014年的《非盟網絡安全和個人數據保護公約》,等等。
           
            與恐怖主義相關的國際條約在符合條件時可以適用于網絡恐怖主義活動,而《東盟反恐公約》則是唯一直接提及網絡恐怖主義的區域性條約,其第6條列出了為“加強應對網絡恐怖主義和任何新形式恐怖主義的能力和準備程度”而采取的措施,作為締約方之間的“合作領域”。除此之外,其他部門反恐條約和全球性全面反恐條約當然也能適用于對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的規制,因為通過網絡攻擊等網絡形式同樣能夠造成對這些條約所保護法益的侵害。例如,《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為公約》中的某些罪行就可能會擴展到網絡行為,[12]通過實施網絡攻擊,顯然可以對民用航空安全引發危險,而這種危險有可能是致命的。
           
            還有,部分區域性網絡犯罪條約也對網絡恐怖主義進行了規定,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保障國際信息安全政府間合作協定》第2條將信息恐怖主義納入國際信息安全領域的主要威脅之一,附件1將信息恐怖主義定義為:“使用信息空間中的信息資源和/或出于恐怖目的對其進行影響。”其附件2又將其威脅根源界定為恐怖組織或參加恐怖活動的個人,利用或針對信息資源進行非法活動,而且還將其威脅特征描述為:“恐怖組織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恐怖活動,吸收新成員;破壞信息資源,導致社會秩序混亂;控制或封鎖大眾傳媒渠道;利用互聯網或其他信息網絡散布恐怖主義言論,制造社會恐怖和恐慌,以及對信息資源造成其他負面影響。”還有,《阿拉伯打擊信息技術犯罪公約》第15條規定了如下4種通過信息技術犯下的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1)傳播和宣傳恐怖主義團體的思想和原則;(2)恐怖活動的經費籌措和培訓,并促進恐怖組織之間的溝通;(3)傳播制造爆炸物的方法,特別是用于恐怖行動的方法;(4)傳播宗教狂熱和分歧,攻擊宗教和信仰。《非盟網絡安全和個人數據保護公約》第29條則對4種信息和通信技術特有的犯罪進行規制:(1)對計算機系統的攻擊;(2)電腦數據泄露;(3)與內容有關的犯罪;(4)與電子信息安全措施有關的罪行。《獨立國家聯合體打擊計算機信息領域犯罪合作協定》第3條同樣規制4種犯罪行為,包括:(1)非法訪問受法律保護的計算機信息,這種行為會導致破壞、阻止、修改或復制信息或破壞計算機、計算機系統或相關網絡的功能;(2)創建、使用或分發惡意軟件;(3)違反有關使用計算機、計算機系統或相關網絡的人的訪問的規章制度,導致破壞、阻止或修改受法律保護的計算機信息,在這種情況下行為造成重大傷害或嚴重后果;(4)非法使用受版權或軟件盜版保護的計算機和數據庫軟件,如果這種行為造成重大損害。
           
            談到網絡犯罪,不可否認目前最具影響力的當屬《網絡犯罪公約》(以下簡稱為《公約》),《公約》并非規制所有與網絡有關的犯罪,而是僅規制如下4種類型的犯罪:(1)危害計算機數據和系統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犯罪(非法訪問,非法攔截,數據干擾,系統干擾,設備濫用);(2)與計算機有關的犯罪(與計算機有關的偽造,與計算機有關的欺詐);(3)與內容有關的犯罪(與兒童色情制品有關的犯罪);(4)與侵犯版權及相關權有關的犯罪(與侵犯版權及相關權有關的犯罪)。而《公約》委員會同意,《公約》中的實質性犯罪也可以應對恐怖主義行為,且可以應對包括經濟上支持恐怖主義在內為恐怖主義提供便利和準備的行為。他們還認為,該《公約》中的程序性和司法互助工具也可用于對恐怖主義的調查活動。[13]《公約》第4條和第5條籠統地對破壞計算機數據和嚴重妨礙計算機系統的犯罪行為進行了規定。第4條規定:“1.對于未經授權故意對計算機數據進行毀壞、刪除、消耗、更改或限制的行為,每一締約國應采取本國法律下認定犯罪行為必要的立法的和其他手段。2.締約國可以保留限定第1款中記述的導致嚴重傷害行為的權利。”第5條則規定:“對于通過輸入、傳遞、破壞、刪除、毀壞、更改或限制計算機數據,蓄意未經授權嚴重阻礙計算機系統功能的行為,每一締約國應采取本國法律下認定犯罪行為必要的立法的和其他手段。”網絡恐怖主義犯罪似可囊括其中,但由于網絡恐怖主義犯罪與一般網絡犯罪在動機、目的和影響等方面的差異,這種概括性的規定并不足以應對日益復雜和形式多樣的網絡恐怖主義犯罪。[14]
           
            綜上,現有的一般國際法,與恐怖主義和網絡犯罪相關的國際條約是可以適用于網絡恐怖主義行為,但同時也不可否認,基于網絡恐怖主義犯罪的特殊性,這些國際法在直接適用于網絡恐怖主義犯罪還將遇到如下問題:(1)《網絡犯罪公約》僅包括少數的網絡犯罪,更不用說能夠涵蓋所有的網絡恐怖主義犯罪;(2)網絡畢竟有其特殊性,導致一般國際法和反恐條約在適用到網絡行為時會遇到一些問題;(3)大多數的條約締約國數量非常有限,并不能從國際法角度很好地規制多數國家的網絡恐怖主義行為。
           
            四、《網絡恐怖主義公約》制定的必要性探討
           
            正如上面已經談到,現有的國際法有適用于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的可行性,進而可以解決不少與網絡恐怖主義活動有關的國際法問題,并能夠有效地對其予以規制。但不可否認這些現有國際法并不能完全解決網絡恐怖主義相關的所有國際法問題,因此,就有探討制定類似于《網絡恐怖主義公約》的全球性國際條約之必要性。
           
            第一,網絡恐怖主義與傳統恐怖主義有較大區別,通過網絡實施恐怖主義效果的行為可以用傳統的反恐條約進行約束,而針對網絡本身進行攻擊等行為則似乎不屬于傳統網絡反恐公約約束的對象。網絡犯罪條約雖然能夠對部分類似行為進行約束,然而,這些罪行中哪些是與恐怖主義有關確實很難甄別,而且從筆者的調查來判斷,能夠包含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的網絡犯罪條約相關條款少之又少。
           
            第二,現有的反恐條約過于碎片化,需要一部較為全面的反恐條約,而從《草案》的推進過程可以預判到這一歷程將會伴隨相當大的難度。但從網絡發展的迅速以及不斷出現的新問題來看,與傳統的反恐領域相比,在較為有限的網絡反恐領域先行制定《網絡反恐公約》反而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第三,現有的與網絡犯罪相關的國際條約幾乎都是區域性的,就算從帶有相對全球性的《網絡犯罪公約》來看,域外國家加入該條約系統還是存在較大的門檻和不便,而且,就因為其對新加入國的不便和現有規則的不合理性,才導致在聯合國層面重新啟動相關立法的進程。這些都導致現有網絡犯罪相關國際條約在國家參與度方面不盡如人意,那么有沒有可能在比網絡犯罪相對狹小的網絡恐怖主義領域制定一個參與國較多的全球性國際條約呢?
           
            第四,制定特定于網絡恐怖主義的公約的原因之一是解決可能需要采取特殊預防和壓制措施的獨特技術難題。盡管網絡恐怖主義通常已經可以被視為普通犯罪或恐怖主義,但一項特殊的文書可以更明確地譴責和懲治濫用互聯網進行恐怖主義的行為,這可能會增強威懾力,并鼓勵加強國際合作。締結《網絡恐怖主義公約》的最終原因是,在確定網絡恐怖主義罪行的范圍時,要促進國內法律制度之間的一致性,并鼓勵各國政府加以克制。在各國廣泛同意網絡恐怖主義罪行基本定義的前提下,相互協助,引渡和起訴跨國網絡恐怖主義罪行才是最可行和有效的。[15]
           
            五、我國對網絡恐怖主義國際立法的應對
           
            從國內近年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來看,不少恐怖組織已經出現了網絡化特征,即主要通過上傳暴恐音視頻傳播、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思想,講授恐怖犯罪方法,拉攏恐怖主義分子,然后通過線下聯絡進一步策劃實施恐怖活動。[16]盡管我國所面臨的網絡反恐形勢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并不非常嚴重,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重視這一潛在威脅。
           
            目前,我國對恐怖主義活動的規制立法主要包括刑法、反恐怖主義法和網絡安全法,在刑法中,主要是通過在危害公共安全罪里包含的幾個罪名去懲罰這些犯罪。而網絡安全法第12條則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均不得利用網絡宣揚恐怖主義。反恐怖主義法則在第3條第2款中將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的下列行為視為恐怖活動:(1)組織、策劃、準備實施、實施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嚴重社會危害的活動的;(2)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或者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的物品,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戴宣揚恐怖主義的服飾、標志的;(3)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4)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提供信息、資金、物資、勞務、技術、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的;(5)其他恐怖活動。整體上,我國的現有立法還是并不完善,未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恐立法體系。具體而言,刑法和反恐怖主義法中對網絡形式恐怖主義犯罪的規定幾乎沒有,而網絡安全法則過于籠統,可操作性不強。與國際條約相比,我們也有必要通過將已經加入條約的類型犯罪明確納入恐怖主義類型中,例如,在反恐怖主義法第3條中可以增加相關的內容。另外,關于網絡恐怖主義相關犯罪的處罰,應該更加細致地規定具體罪名等實體規則和程序規則。
           
            我國也加入了多數的反恐全球性條約和上合組織的相關條約,也積極參與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多個國際組織展開的反恐相關議題討論。例如,聯合國大會在2005年通過的60/288號決議(《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就根據中國提出的修改意見首次寫入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的內容。我國還在包括聯合國、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網絡空間國際法工作組、全球網絡空間穩定委員會、上合組織等在內的多個國際平臺就網絡犯罪國際規則的制定發表過自己的主張。在此基礎上,我國應明確參與網絡犯罪國際規則制定的基礎和主要平臺是聯合國,通過聯合國制定網絡犯罪公約甚至網絡反恐公約。盡管《草案》遇到了困難,以及在聯合國體系下推進《網絡犯罪公約》尚處于艱難的起步階段,但我們還是要堅持積極參與對這兩個國際條約的制定過程,并發揮應有的貢獻,而且,在這兩個條約的制定中極力推動網絡恐怖主義問題的立法化,就是把此類行為明確寫入條約中,如果暫時無法完成這兩個條約,甚至可以考慮推動相關區域條約和網絡恐怖主義公約的制定。

          【作者簡介】
          馬光,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法。
          【注釋】
          [1] 程聰慧、郭俊華:《網絡恐怖主義的挑戰及其防范》,《情報雜志》2015年第3期,第13頁。
          [2] Nicholas Tsagourias and Russell Bucha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yberspa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5), p.147.
          [3] Shamsuddin Abdul Jalil, “Countering Cyber Terrorism Effectively: Are We Ready To Rumble?” GIAC Security Essentials Certification,2003.
          [4] 于志剛、郭旨龍:《網絡恐怖活動犯罪與中國法律應對——基于100個隨機案例的分析和思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11—12頁。
          [5] 王秀梅、魏星星:《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犯罪的法律應對》,《刑法論叢》2018年第3期,第30頁。
          [6] 王志祥、劉婷:《網絡恐怖主義犯罪及其法律規制》,《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第7頁。
          [7] 馬光:《論國際法上網絡安全的定義和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65頁。
          [8] Nicholas Tsagourias and Russell Bucha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yberspa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pp.149-150.
          [9] Nicholas Tsagourias and Russell Bucha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yberspa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p.148.
          [10] 黃瑤:《聯合國全面反恐公約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第15—22頁。
          [11] Nicholas Tsagourias and Russell Bucha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yberspa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5), p.150.
          [12] Nicholas Tsagourias and Russell Bucha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yberspa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5), p.153.
          [13] Cybercrime Convention Committee (T-CY), T-CY Guidance Note #11(DRAFT)Aspects of Terrorism covered by the Budapest Convention, p.5.
          [14] 李彥、馬冉:《網絡恐怖主義犯罪國際法治理研究》,《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第151頁。
          [15] Nicholas Tsagourias and Russell Bucha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yberspa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5), pp.165-167.
          [16] 王志祥、劉婷:《網絡恐怖主義犯罪及其法律規制》,《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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