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tput id="qgjlo"><strong id="qgjlo"><xmp id="qgjlo"></xmp></strong></output>

      1. <p id="qgjlo"></p>

        <object id="qgjlo"></object>
        <table id="qgjlo"><strike id="qgjlo"><b id="qgjlo"></b></strike></table>
      2.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訴因檢視:從解釋論到立法論
        以“生態”與“環境”的辨析為中心
        2021/9/24 8:46:15  點擊率[27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環境法學
          【出處】《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闕如的情形下,將破壞古民居的行為擴大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并選擇以和解方式結案,借道環境公益訴訟實現以“環境”保護之名行“文物”保護之實,體現了一種解釋論框架下的訴訟智慧。然而,從學理上看,破壞古民居,只是破壞了“環境”,并未破壞“生態”。原告的訴訟策略,抹殺了“破壞環境”與“破壞生態”的本質區別,屬于無奈的“取巧”。今后,有必要站在立法論的立場修正《環境保護法》第58條關于“污染環境”與“破壞生態”之訴因的規定,構建可涵攝“破壞環境”訴因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對于文物保護,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至多只能保護文物的環境審美價值,無法對更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價值進行“跨界”保護。從長遠計,有必要確立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讓“文物法”的歸文物法,“環境法”的歸環境法。
          【中文關鍵字】環境公益訴訟;環境;生態;法律解釋;文物保護;訴因
          【全文】

            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闕如,可否借道環境公益訴訟,以“環境”之名實現“文物”保護的“曲線救國”呢?2017年,“中國綠發會訴淮安市清江浦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保護古民居公益訴訟”案(以下簡稱淮安古民居保護案)就此做出了可貴的探索。[1]不過,令人費解的是,本案原告起先將“古民居”解釋為“環境”,隨后又將“破壞古民居”解釋為“破壞生態”,法律解釋前后不一,背后究竟隱藏了什么“玄機”,或者處于某種“無奈”?到底何謂“環境”,何謂“生態”,二者如何界分?“破壞古民居”屬于“破壞生態”嗎?或者說,如何識別《環境保護法》第58條環境公益訴訟條款所規定的訴因(count)[2](原告據以提起訴訟的原因):“污染環境”與“破壞生態”?第58條對這兩大訴因的規定是否存在重大瑕疵?如何修改?……可以說,淮安古民居保護案不僅牽涉文物保護法和環境保護法的基石范疇和制度建設問題,還深層次地反映了事理基礎在環境法治建設中的基礎地位和重大影響,[3]值得以此為契機進行以點帶面的反思和研究。
           
            一、解釋論下的“取巧”:通過目的解釋借道環境公益訴訟保護古民居
           
            淮安古民居保護案的最大亮點是,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闕如的情況下,原告通過法律解釋,借道環境公益訴訟,以“環境”之名實現了對“文物”的法律保護,[4]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5]
           
            (一)案情簡介
           
            2015年10月,江蘇省淮安市清河區人民政府發布《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以建設“總理童年讀書處周邊特色街區一期項目”工程為由,對存有義順巷民居、泗陽公館、西長西街清代民居等不可移動文物在內地塊進行征收。征收公告發布后,被劃定在征收范圍內的古民居建筑相繼被拆除,義順巷民居西廂房屋頂及圍墻被施工隊毀壞,泗陽公館也部分遭受損傷。
           
            2016年5月18日,中國綠發會以周某和清河區政府等被告“破壞生態”為由,向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受理了此案。在訴訟中,綠發會主張,不可移動文物遭受破壞造成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嚴重損失,清河區住建局、清河區文廣局和清河區人民政府等應當對此承擔文物修復等法律責任。被告清河區住建局、清河區文廣局和清河區人民政府辯稱:(1)文物被破壞,是施工單位在拆除義順巷民居周邊房屋時,由于保護措施不到位而造成的,住建局已采取一些臨時性措施,避免損失擴大;(2)本案是因房屋征收的行政行為而引起的糾紛,不屬于民事訴訟的范圍;(3)本案不屬于有關組織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提起訴訟的范疇。
           
            2017年9月14日,本案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法院制作調解書,順利結案。[6]從原被告雙方的法庭辯論和案件審理過程看,本案訴爭的焦點是:被告破壞古民居等人文遺跡的行為,是否屬于《環境保護法》第58條規定的“污染環境”或“破壞生態”的行為?[7]能否通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要求清河區政府及其城建局和文廣局等被告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對本案古民居進行有效保護?
           
            (二)現實難題:現行文物保護法難以對古民居進行有效保護
           
            據2011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我國近三十年來有20多萬座古墓被盜,近二十年間消失了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50%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8]2014年,國家文物局抽查的10個區縣不可移動文物,平均消失率竟然高達4.7%。[9]就連世界文化遺產,也難以抵擋來自開發建設洪流的損害。[10]對此,人民日報曾發文感嘆:“保護一個傳統村落比保護故宮更難!”[11]文物保護的形勢,已越來越嚴峻。我國早在1982年就制定了《文物保護法》,并于1991年、2002年、2007年、2013年進行四次修正。然而,囿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國的文物保護法還具有明顯的局限性,無法對文物進行充分、有效的保護。
           
            第一,行政保護制度力有不逮。在制度設計上,現行的《文物保護法》主要采用了行政管理的手段,如規劃、審批、責令改正、沒收、罰款等。盡管行政手段有著天然的優勢,但也具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首先,文物保護管理部門可能存在信息不對稱、手段缺失(無查封、扣押等權力)、人力不足、設備落后等客觀上的難題,難以有效防范和打擊文物破壞和偷盜者。其次,政府公職人員可能存在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枉法等情形。[12]再次,行政手段難以實現文物遺失和破損的損害賠償(屬于民事領域)。
           
            第二,缺失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從當前的立法框架看,根據所有權屬性的不同,我國的文物可分為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種。按照物權法和訴訟法的基本原理,文物受損,首先當由所有權人起訴。但問題是,作為所有權人的國家、集體和個人,很可能基于意識、知識、經費、顧慮等各種原因而不知、不愿、不能或不敢提起訴訟,勢必導致承載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文物處于無法保護的尷尬境地。從利益性質看,文物上承載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科學和環境價值可為不確定的多數人所享有(既無排他性,也無競爭性),無疑屬于典型的公共利益。[13]面對文物特別是不可移動文物的侵占、毀損等損害行為,一旦國家、集體和個人等所有權人(特別是個人)沒有起訴,則承載在文物之上的公共利益也就無法得到傳統訴訟(私益訴訟)的保護了。[14]從法理上看,對文物上所承載的歷史文化等公共利益的保護,在行政規制失效之后,可采用的最有效的法律武器,無疑是公益訴訟了。
           
            對此,早在2012年修訂《民事訴訟法》時,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任茂東、白克明、周玉清等委員就曾主張確立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15]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艷也認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屬于全體國民所享有,毀壞文物使文化資源滅失或減損,直接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應當通過公益訴訟予以保護。[16]然而,不無遺憾的是,直至本案發生之前,無論是《文物保護法》,還是2017年修改之前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均沒有確立能夠直接保護文物的公益訴訟制度,更無社會組織提起文物保護行政公益訴訟的規定。[17]可見,在文物保護立法體系的框架內,現行法律、法規均難以為社會組織提起文物保護公益訴訟,特別是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追究清河區住建局、清河區文廣局和清河區政府的文物保護責任而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據。
           
            (三)無奈的智慧:借環境公益訴訟實現古民居保護
           
            面對文物保護法律制度供給的不足,綠發會沒有放棄希望,而是另辟蹊徑,根據《環境保護法》第58條關于“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規定,提起了環境公益訴訟。
           
            1.通過文義解釋,將“古民居”解釋為“環境”
           
            人文遺跡,又稱為文化遺產,是指前人創造的可以用來表明特定歷史時期文化特征的舊跡。根據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的規定,人文遺跡包括:(1)古跡。即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或者具有考古性質的成分或構造物、銘文、窟洞以及景觀的聯合體。(2)建筑群。即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形式、布局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單位或連接的建筑群。(3)遺址。即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的聯合工程以及包括有考古地址的區域。我國《環境保護法》第2條[18]明確將其列為法律所保護的環境要素之一(不過,《環境保護法》通篇并未針對人文遺跡保護作出專門規定)。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綠發會訴稱:“《環境保護法》第2條規定,人文遺跡是環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本案中被拆毀的不可移動文物是人文遺跡之一種。據此,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同樣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有關規定。”換言之,綠發會通過文義解釋,將涉案古民居、公館等不可移動文物解釋為“環境”概念中的人文遺跡,從而為借道《環境保護法》保護不可移動文物,打開了入口。
           
            2.將“破壞古民居”的行為擴大解釋為“破壞生態”之行為
           
            “解釋是任何規則適用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步驟。”[19]德國哲學家加達默爾也認為:“法律不是擺在那兒供歷史性地理解,而是要通過被解釋變得具體地有效。”[20]盡管起訴狀中關于“人文遺跡是環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本案中被拆毀的不可移動文物是人文遺跡之一種。據此,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同樣適用《環境保護法》的有關規定”之法律解釋和法律適用的主張無懈可擊。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若采用“古民居—人文遺跡—環境”的文義解釋路徑,恐怕無法將本案破壞古民居的行為解釋為《環境保護法》第58條規定的“污染環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
           
            這是因為,“污染環境”無法涵蓋破壞古民居的行為。污染環境的行為,常稱為環境污染行為。所謂環境污染,是指由于人們將生產生活中廢棄(因副產、遺漏、剩余、陳舊、毀損等原因而丟棄或拋棄)的物質、能量排入環境,致使環境質量下降,以致危害人體健康,損害生物生長繁殖,影響工農業生產和人居生活的現象。[21]換言之,污染環境的行為,在本質上是指人類向環境中添加某種物質或者能量導致環境質量降低而產生危害的行為。本案中人文遺跡的受損,并非源于被告向環境排放了廢棄的物質或能量,而是由于拆遷行為破壞了古民居的結構和功能,顯然不屬于“污染環境”的范疇。
           
            或許正是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原告在起訴狀中選擇了另一解釋路徑:“與周邊環境具有不可分割關系的不可移動文物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是生態系統非生物因子。破壞不可移動文物就是破壞生態環境。”即采用“古民居—生態系統非生物因子—生態”的解釋路徑,將“破壞古民居”的行為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22]從而以《環境保護法》第58條為依據而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本案發生在2017年《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修訂之前,只能適用《環境保護法》第58條的規定)。問題是,這種解釋能否行得通?易言之,到底什么叫“生態”?古民居是否屬于“生態”的范疇?破壞古民居,是否屬于“破壞生態”的訴因?
           
            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58條雖然同時涉及“環境”和“生態”兩個概念,但只在第2條規定了“環境”的概念,整部立法并未對“生態”的概念進行明確的界定,這就為法律解釋留下了空間,也埋下了造成本案類似問題的“地雷”。
           
            “解釋方法之桂冠當屬于目的論之解釋方法,因為只有目的論的解釋方法直接追求所有解釋之本來目的,尋找出目的觀點和價值觀點,從中最終得出有約束力的重要的法律意思;而從根本上講,其他的解釋方法只不過是人們接近法律意思的特殊途徑。”[23]所謂目的解釋,是指從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解釋法律。“這里的目的不僅指原先制定該法律時的目的,也可以指探求該法律在當前條件下的需要;既可以指整部法律的目的,也可以指個別法條、個別制度的目的。”[24]
           
            從《環境保護法》第1條和第2條的文本看,可以合理推測,出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立法者當初擬定第58條的本意應當是,對于以污染、破壞等任何方式,損害任何自然因素,危害人與自然協調關系,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都可以對其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換句話說,可以通過目的解釋,將第58條中的“生態”擴大解釋[25]為整個國土空間生態系統中的一切自然因素及其內在關系(在外延上不窄于第2條規定的“環境”)。進而,將“破壞生態”的行為擴大解釋為對一切自然因素及其內在關系有“不利影響”的行為,從而將被告破壞義順巷民居、泗陽公館的行為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最終根據《環境保護法》第58條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概言之,只有通過目的解釋,采用“古民居—自然因素—生態”的解釋路徑,方能解決本案原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依據問題。
           
            3.以訴訟和解的方式巧妙規避有關司法難題
           
            由于歷史上的原因,我國的民事訴訟長期以來一直以民事審判與法院調解為基本框架,和解等非訴機制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實際上,相比于具有規范性、強制性、程式性、對抗性、繁復性、冗長性的訴訟機制而言,和解機制具有諸多突出的優勢。[26]首先,從任務上看,當事人在和解協議中并不需要全面澄清所存在的分歧、疑問以及具體的糾紛,可以開門見山,直接確定和解決各方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其次,和解的內容通常是創造性的,當事人既無須為其尋找實體法上具體明確的請求權依據,也無須為其提供清晰、翔實的事實依據,只要不違反強行法的規定而在其處分權限范圍內達成合意即可。[27]令人欣慰的是,《最高人民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5〕1號)第25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5〕5號)第289條都規定了公益訴訟和解機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既可由當事人和解,也可由人民法院調解,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和解或者調解協議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出具調解書;反之,認為和解或者調解協議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則不予出具調解書,繼續對案件進行審理并依法作出裁判。
           
            就本案而言,如果嚴格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起訴和審理,原告仍將面臨文物保護法律依據不足、環境保護法律解釋牽強和法律適用不當等司法難題。第一,采用將“破壞古民居”擴大解釋為“破壞生態”的目的解釋方式,混淆了“環境”與“生態”的概念,抹殺了“破壞環境”與“破壞生態”的根本區別,存在重大瑕疵(具體見下文的分析)。第二,請求法院判令清河區政府、清河區住建局、清河區文廣局等行政主體承擔停止文物破壞行為、恢復文物原狀、實施原址保護和遺址保護等民事責任(理應屬于責令停止、責令改正的行政命令,應當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十分牽強,甚至有違法理。[28]
           
            不過,被媒體曝光的清河區住建局、清河區文廣局和清河區政府等被告確實也有怠于保護文物的失職行為,應當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事實上,正是綠發會的此次訴訟行為和多家媒體的曝光,致使這些行政機關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不得不承認錯誤,做出妥協。[29]本案原被告雙方采用訴訟和解的方式結案,不僅讓原告回避了法律適用的難題和詰難,也讓被告以不失顏面的方式履行了文物保護的法定職責,可謂皆大歡喜。再者,本案和解協議的內容還遠遠超出了原告訴訟請求的范圍,對受損文物進行了全面、充分、有力的保護。首先,不僅清河區政府同意對義順巷民居、泗陽公館進行原址保護(按照第三方制定的修繕方案對該毀損文物進行修復),周耀禾答應將配合清河區政府為文物修復提供修繕條件,清河區政府也承諾對已拆除的西長西街清代民居等不可移動文物在建成后的“歷史文化街區”中予以復建。其次,文物保護修繕工程不僅必須經當地文物主管部門驗收,還應接受中國綠發會、淮安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地文物愛好者和文物專家等各方面的監督。最后,如果被告不執行和解義務,原告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概言之,本案原被告雙方選擇以訴訟和解結案,不僅全面實現了原告的訴訟請求,還為和解協議的完全履行設置了多重保障措施,充分保證了對本案文物的有效保護。[30]原被告雙方“巧妙”選擇此種訴訟策略,可謂充分利用了公益訴訟和解制度的重大優勢,成功地做到了文物保護的“案結事了”。
           
            二、立法論下的正道:厘清“生態”與“環境”的關系完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在本案中,原告通過目的解釋和訴訟和解,回避了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難題,使原告擺脫了尷尬、被動的不利局面,全面、有效地保護了文物。問題是,這種擴大化的目的解釋,在學理上經不起推敲,屬于短期的“取巧”行為,只有站在立法論的立場,構建可涵蓋“破壞環境”之訴因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方為正道。
           
            (一)將破壞古民居解釋為“破壞生態”有違科學原理
           
            目的解釋,尤其是擴張解釋,往往潛藏著一定的風險,務必接受理論和實踐的檢驗,至少不能違背法律背后的原理和規律。這是因為,目的解釋盡管“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法律文本與法律價值的緊張關系”“使法律解釋具有更寬廣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有助于克服法律的僵化性”,但是,“目的解釋放松了對法律服從的要求,因而在加大目的在法律推理中作用的同時,卻擴大了自由裁量權,因為目的是有多種的,目的論沖突也加大了法官等人的選擇權”“法律的權威性及其意義的固定性則可能在解釋中受到威脅”“使規則意義上的法治時刻處在危險之中”[31]。
           
            事實上,綠發會將“破壞古民居”的行為擴大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雖然能解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法律依據不足的眼前問題,但在理論上十分牽強,有違生態學的基本原理。按照生態學的基本原理,生態是指自然系統中以生物為中心的各種生物、非生物的生態因素(在自然界中對生物的生長、發育、生殖、行為和分布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自然因素,如光照、溫度、濕度、森林、草原、野生動植物等[32])以及這些生態因素之間相互的生態關系(如生物之間的合作、捕食、競爭、偏害關系,生物與環境之間的依賴、適應、影響關系)的統稱。[33]然而,本案被告破壞古民居的行為,沒有證據表明對生態產生了什么破壞后果或者任何其他不良影響,在學理上很難將其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
           
            具體而言,從理論上講,破壞生態的行為,即破壞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行為,常稱為生態破壞行為。所謂生態破壞,是指由于不合理的環境資源開發利用活動,改變了生態系統的組成、結構、狀態和內在關系,打破了生態平衡,[34]致使原有的生態功能下降、退化乃至消失,進而對生物的生存繁衍乃至人類的生產生活造成不利影響的現象。例如水土流失、土壤鹽堿化、沙漠化、氣候變暖、濕地萎縮、地面沉降等。本案中的義順巷民居、泗陽公館不可移動文物,雖然屬于人類環境中的非生物因素,卻很難被解釋為生態學上非生命或非生物的生態因子。這是因為,通常而言,這些不可移動文物只是人類的人文環境要素(主要功能為景觀審美和文化陶冶等),對野生動物、野生植物和微生物的生存、繁衍和分布,乃至當地生態系統的生態狀況和生態功能(包括氣候調節、水土保持等生態服務功能和土壤形成、植物生產等生態生產功能)均無生態作用。
           
            這就是說,本案被告對義順巷民居、泗陽公館等不可移動文物的破壞行為,對當地生態系統的生態因子和生態關系的破壞很少,對生態平衡和生態安全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當然也就很難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只有被告所破壞的古民居確實具有一定的生態價值,譬如是燕子等納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1989年)和《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2000年)的國家保護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或者是重要野生植物的原生地,才可以將其解釋和認定為“破壞生態”的行為。然而,本案原告并未提供這方面的證據。
           
            實際上,只能將本案被告破壞和毀損“古民居”的行為,解釋為“破壞環境”的行為。所謂環境破壞,是指由于人們的生產生活行為或自然力量等原因改變了環境的要素組成、結構和狀態,使環境的功能降低乃至滅失,以致損害生物生長繁殖,危害人體健康,影響人們生產生活的現象。本案被告對“古民居”的拆遷和毀損,就屬于對作為環境要素的人文遺跡的結構和功能的破壞,無疑應屬于“破壞環境”的范疇。問題是,到底該如何認識“生態”和“環境”的關系呢?
           
            (二)法學視野下“生態”和“環境”的全新辨析
           
            “環境”和“生態”,是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兩大基石范疇,如何認識和區分二者,尚無定論。學者們大多集中于范圍問題的討論(姑且稱為“范圍論”),即到底是環境大,還是生態大?環境科學的學者認為環境的范圍最大,生態學的學者則認為生態的范圍最大。
           
            “生態”一詞源于古希臘文(Oikos),意為“住所”或者“棲息地”。“生態”概念的出現,源于“生態學”概念的提出。生態學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國的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einrich Haeckel)于1866年提出來的,他強調生態學是研究生物在其生活過程中與環境的關系,尤其是動物有機體與其他動物、植物之間互惠或敵對的關系。[35]路甬祥院士也認為,生態是指生物與環境、生命個體與相同和不同生命群體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總和。[36]換言之,海克爾和路甬祥院士主要是從生態“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態的(可稱為“關系論”)。問題是,環境科學關于環境的概念,也是從人與環境的“關系”來界定的。譬如,我國環境科學開創者之一的劉天齊教授認為,環境是指“作用在‘人’這一中心客體上的一切外界事物和力量的總和”[37]。《環境保護法》第2條將環境的概念界定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這些概念界定方式,無助于認識環境和生態的關系。
           
            可見,“范圍論”和“關系論”均解決不了問題,有必要轉換角度、調整思維,進行全新解讀。有學者從“功能”的角度來理解環境和生態的概念及其關系(可稱為“功能論”)。例如,嚴耕教授主張,環境和資源是生態系統被人類使用而產生的兩種基本功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是要“強體善用”,擺正生態之本體地位強健生態之體,改善資源、環境的使用方式進協調發展。[38]嚴耕教授將“環境”與“生態”的關系概括為“用”與“體”的關系。不過,他所講的“生態”實際上指的是“生態系統”。再如,黎祖交教授認為,資源、環境、生態是分別體現自然對于人類不同功能的三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概念。[39]遺憾的是,他并沒有進一步對環境、生態的區別和聯系進行深入剖析。不過,“功能論”倒是給了我們重大啟發,進一步完善即可。
           
            實際上,法律是以調整利益關系為核心任務的,而利益往往源于客體對于主體的功能以及某一主體對于其他主體的作用。從環境法學的視角看,“環境”和“生態”是基于自然因素及其結合體的環境支持功能(如提供可呼吸的空氣、可飲用的水源、可欣賞的美景等)和生態保障功能(包括生態基礎功能和生態服務功能,前者如氧氣生產、土壤形成、礦物形成、水循環、氮循環等,后者如水土保持、凈化污染、氣候調節等,如圖所示)而對自然的兩種稱謂,即以“用”名“體”(“用”為功用、用途之意,“名”為命名、稱謂之意,“體”為實體之意),正如民法學界常將“物”稱為“財產”一樣。例如,對于水自然要素,有時稱其為水環境(作為環境用水),有時則稱其為水生態(作為生態用水)。反過來,對于礦藏自然要素,常稱其為礦產資源,鮮有稱其為礦產環境或者礦產生態的(煤炭等礦藏基本沒有環境、生態方面的顯著功能);對于空氣,常稱其為空氣環境,鮮有稱其為空氣資源(僅在風力發電的場合被稱為氣候資源)或者空氣生態(空氣僅在通過風力傳授花粉等場合具有生態功能)的。
           
           
            具體而言,“自然”與“環境”“資源”“生態”之間屬于“一體三用”或者“一體三面”的關系(自然為“體”,環境、資源和生態屬于自然三個“方面”的三種“功用”)。[40]正如我們對于同一位女士,基于不同的身份關系和社會角色而分別稱其為“老師”“媽媽”“員工”一樣。當然,自然要素及其結合體很可能同時兼有兩種或三種功能,此時我們可以其主導功能將其進行命名。例如,對于森林而言,可將水源涵養林、水土保護林、防風固沙林等防護林稱為生態林(此時,森林為“體”,生態為“用”),將用材林、經濟林、能源林稱為資源林(即商品林。此時,森林為“體”,資源為“用”),將風景林稱為環境林(此時,森林為“體”,環境為“用”)。
           
            依此而言,環境法學所稱的環境,是指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可以直接、無償、無排他性地為人類提供生存和發展所需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如水環境、空氣環境、光環境、聲環境、風環境、氣候環境、景觀環境等。環境法學所稱的生態,是指以人類利益為終極價值取向,具有一定生態功能,能直接和間接影響生物生存繁衍的自然因素及其生態關系的總體,它是對構成生態系統的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無機環境等生態因素以及生物之間、生物與無機環境之間、無機環境之間等生態關系的統稱。
           
            之所以迄今為止對“環境”與“生態”的關系依然難以認識清楚,主要在于學科之間的藩籬和隔閡使然。基于生態學的視角,“生態”是直接以生物為中心的,偏重于生物與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如競爭、捕食、寄生和偏害等關系)以及生物與生存環境之間的內在關系(如生物與周邊環境的依賴、適應和影響關系),更多地體現出生態系統的系統性、整體性、關聯性等特征,呈現為“生態—生物”的結構和關系。相應的,生態學視角下的“生態問題”,往往指由于生物種群消長或外部條件變化而對其他物種及其所共同構成之生態系統的影響,[41]如水土流失、物種消失、石漠化、荒漠化、鹽堿化等。
           
            相對而言,環境學視野下的“環境”,則是指以人類生存發展為中心的外部自然因素及其結合體,更多地體現大自然為人類社會生活提供的生存空間和外部條件,呈現為“環境—人類”的結構和關系,如清潔的空氣、潔凈的水源、舒適的氣候、美麗的景觀等。環境學視角下的“環境問題”,主要指那些直接影響人類生活的自然要素、自然空間及其結合體的不利變化,如霧霾污染、水污染、惡臭、噪音、噪光、放射性污染、景觀破壞(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破壞)等。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環境法學雖然要以環境學、生態學、管理學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原理為基礎,但并不能將這些學科的概念、原理和話語完全照搬過來,而是必須有一個學科之間的“轉換”和“翻譯”過程。[42]換言之,環境法學視角下的“生態”,雖然也直接面向生物和生態平衡,但根本上是以人類利益為最終歸宿的。實際上,環境法只保護在整體上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的生態要素、生態關系、生態平衡和生態系統。因為,在客觀上,人類只是生態演化的產物,沒有人類或者離開人類,生態照樣存在。在此意義上講,環境法當然是堅持“人類中心主義”而非“生態中心主義”的,只不過,必須遵守生態規律、恪守生態原理、維護生態平衡的“人類中心主義”。換言之,生態與人類之間通常屬于間接的利益關系,呈現為“生態—生物—人類”的更為復雜的結構和關系,這也符合人類生態學的基本原理。[43]事實上很多時候是先造成生態失衡,后續才衍發環境危機、資源危機,造成危及人類的不良后果。例如,由于大量砍伐森林,打破了生態平衡,造成水土流失、徑流減少、氣候變暖等生態破壞,最終導致農作物減產、氣候干燥、水源短缺等損害后果。
           
            依此而言,從環境和生態的外延看,由于環境是直接以人類為中心(而非以生物為中心)的,強調對人類生存發展的直接支持作用,因此,很多自然因素是環境因素,卻很難說是生態因素:對人類有重要意義,對生物卻無意義或無明顯意義。例如,樂山大佛、福建土樓、敦煌石窟、莫高窟、故宮、林肯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等大部分人文遺跡,以及石林、冰川、火山、古生物化石、美國猶他州巨型巖石拱門等部分自然遺跡。可以說,環境好的不一定生態好(如環境優美的單一人工林、紅石林等);反之,生態好的也不一定環境好(如生存環境惡劣的原始森林)。
           
            回到本文的環境公益訴訟議題,從理論上看,本案被告破壞的淮安古民居,顯然更屬于“環境”的范疇,很難甚至無法歸到“生態”的范疇。從長遠來看,直接將本案中毀壞作為“環境”要素之“人文遺跡”的行為擴大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很可能導致實務界和理論界繼續無視甚至否定“環境”與“生態”之間的區別,[44]看不到在“環境污染行為”和“生態破壞行為”之外的“環境破壞行為”的客觀存在和制度價值,致使環境法學和環境法治繼續處于淺層次、低水平的徘徊和停滯階段。這種不利影響是傷及根本的“內傷”,務必引起高度重視。
           
            正因如此,有學者認為,既然目的解釋可能潛藏著風險,有必要對其法律適用限定一定條件:(1)關于法律最終目的的證立沒有歧義;(2)這種目的從法律的表面(明顯或蘊含的)看是清楚的;(3)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立法者有意選擇克減法律目的充分實現的實施性語言;(4)法律語言與選定的解釋比任何其他解釋都更為一致。[45]按照這一主張,從淮安古民居保護案的情況來看,將被告對義順巷民居、泗陽公館等不可移動文物的破壞行為,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顯然難以滿足適用目的解釋的第四個條件。因為,將被告破壞古民居的行為解釋為“破壞環境”或者“破壞資源”(破壞旅游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行為,就遠比解釋為“破壞生態”的行為更為合理,更為科學。
           
            問題是,《環境保護法》第58條并未將“破壞環境”和“破壞資源”的情形納入環境公益訴訟的訴因范圍。事實上,被告清河區住建局、清河區文廣局和清河區人民政府就曾辯稱:“本案不屬于有關組織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提起訴訟的范疇。”這一問題,只有通過下文所說的法律修改來解決,方為“良法善治”的長效之計。
           
            (三)優化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訴因表達
           
            為了有效解決本案暴露出來的立法漏洞問題,有必要跳出解釋論的框架,站在立法論的立場,將環境破壞行為增設為損害環境公益的原因行為而將其納入環境公益訴訟的訴因范圍,并建立能夠涵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健全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為此,建議將《環境保護法》第58條修改為:
           
            “對污染、破壞環境和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和民事行為,下列主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享有相應環境權[46]、具備有關專業知識和技能且無違法違紀記錄的自然人;
           
            (二)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自然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
           
            在第一款的首句中,我們將“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表述調整為“對污染、破壞環境和生態”(在邏輯上講,可分解為污染環境、污染生態和破壞環境、破壞生態四類訴因),將“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的表述調整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和行政行為”(如此一來,環保組織既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也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當然,也可以考慮將“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表述調整為“對污染、破壞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所謂“生活環境”,是指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如地表大氣、飲用水源、自然空間、自然景觀、自然遺跡等自然環境,城市、鄉村、古民居、古村落、古建筑等人工環境。“生態環境”則是一個相對于“生活環境”的概念,[47]在本質上是指與人類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影響生態系統發展的生態因素及其生態關系,包括氣候條件、土壤條件、生物條件、地理條件和人工生態條件(如綠地、公園等)等。[48]“生態環境”概念主要強調“環境”和“生態”的相互交融性和密不可分性,要求人們站在生態系統的高度,看到環境所具有的生態屬性,遵循生態的規律,運用生態化的方法來開展環境保護(污染防治)工作。例如,城市黑臭水體的河底河岸硬化工程,就是只顧“環境”不顧“生態”,只能算“環境保護”,不能算“生態環境保護”。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生態環境”的概念并不能涵蓋“環境+生態”的全部。譬如,化石地、丹霞地貌、火山、紅石林等自然環境和古民居、古村落、古建筑、古構筑等人工環境,幾乎沒有什么生態屬性,很難說屬于生態環境的范疇,卻可屬于生活環境的范疇,特別是其中的風景名勝(如湘西紅石林、美國猶他州巨型巖石拱門、樂山大佛)屬于很重要的生活環境,同樣需要保護。
           
            如果2014年修訂《環境保護法》時對第58條采用了上述兩種立法方案,則本案原告綠發會不僅能對破壞古民居的個人和單位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還能對不依法履行古民居保護監管職責的行政機關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
           
            三、結語
           
            文物是人類在社會活動中遺留下來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遺物和遺跡,[49]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兩大概念之間是存在一定交叉的。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闕如的不利條件下,綠發會借道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采用“破壞生態”的擴大解釋,以“環境”之名成功實現“文物”保護的“曲線救國”。然而,此種解釋論的路徑雖然以和解的方式解決了眼前的問題,卻無法遮蔽背后的風險:不僅給社會造成“環保法成了文物保護的救命稻草”[50]的不良印象,而且由于回避了“環境”與“生態”的界分,反而可能妨礙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健全完善(沒有特別說明的,“環境法”“環境公益訴訟”等范疇中的“環境”概念,仍沿用約定俗成的廣義)。
           
            歸根結底,《環境保護法》第58條之所以將環境公益訴訟分為“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兩類訴因,其深層次的原因恐怕在于環境法理論界和實務界想當然地將“環境問題(這里指第二環境問題或次生環境問題)分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科學原理直接作為了環境法的事理基礎。[51]在環境科學和環境法學之間沒有進行原理和話語的學科轉換,既沒有注意和反思“環境”與“生態”之間可能的差異,[52]也沒有認識到“環境破壞”有別于“生態破壞”的客觀性和制度價值。[53]
           
            對于以“環境”之名行“文物”保護之實的“曲線救國”而言,環境公益訴訟有其“能”,亦有其“不能”。即使按照前述的立法建議修正《環境保護法》第58條訴因的表達,在效力范圍上,環境法至多只能保護人文遺跡作為景觀環境那部分的功能價值,無法對景觀環境價值之外的往往更為寶貴、更為豐富的文化遺產價值進行“跨界”保護。事實上,從刑法分則的立法體例來看,《刑法》也將故意損毀文物罪等損毀文物的罪名置于第四節“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名下,而未置于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可見,對于環境和文物的區別,刑事立法的思維是很清晰的。下一步,為加強對文物的法律保護,務必站在立法論的立場,增設有關征收機關(主要是地方政府和住建部門)和拆遷單位(拆遷公司及其施工單位等)的文物保護公法義務,并全面規定文物保護補償制度(對為文物保護做出特別犧牲、付出額外貢獻的主體進行補償,其原理,類似于環境法中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文物公益訴訟制度,讓“文物法”的歸文物法,“環境法”的歸環境法。除此之外,還需在《行政訴訟法》中明確授予社會組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資格,[54]從而建立可涵攝文物保護和自然保護的健全完善的行政公益訴訟制度。
           
            淮安古民居保護案的發生,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環境法的理論支撐還十分薄弱,其根本原因是環境法學的基礎研究跟不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蘇力教授20年前的告誡依然振聾發聵:“我們當然不能忘記法律的價值理性,但更應當指出,目前法律中的科學技術的因素不是太多了,而是遠遠不夠。法律中的科學精神,法律對實證科學的關注以及對實證研究成果的采納都太缺乏了。如果不改變這一點,我們就會永遠停留在原則的爭論之中,永遠無法推進對法律的了解和對實際問題的解決。”[55]今后,我們應當以生態文明觀為理論指導,不斷夯實環境法的事理基石和法理基礎,著力打通法學和科學之間的“任督二脈”[56],不斷實現環境法學和環境法的升級換代。[57]

          【作者簡介】
          楊朝霞,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1]江蘇省準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調解書(2016)蘇08民初107號。
          [2]楊玉泉:《選擇與規制:訴因在民事訴訟中的功能分析》,載《天府新論》2006年第6期,第82頁。
          [3]Eric Biber. Which Science? Whose Science? How Scientific Disciplines Can Shape Environmental Law, 79 Univ.of Chicago L. Rev.471, pp.471-552(2012).
          [4]劉曉星:《文物保護能否借道環境公益訴訟?》,載《中國環境報》2016年11月23日,第8版。
          [5]此前,綠發會曾成功提起全國首例文物保護環境公益訴訟案,成功保護了“中原第一文物古村落”的鄭州馬固村。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調解書(2015)鄭民二初字第125號。
          [6]調解書主要內容如下:(1)清河區政府對義順巷民居、泗陽公館采取原址保護措施,按照淮安市文物古建設保護設計院有限公司制定的修繕方案對該毀損文物進行修復;周耀禾配合清河區政府提供修繕條件(修繕完成后,房屋權屬關系不變)。(2)清河區政府對已拆除的西長西街清代民居、三元巷古民居、程家巷民居、周氏祠堂四處不可移動文物,在建成后的“歷史文化街區”中復建。(3)保護修繕工程需經當地文物主管部門驗收。(4)中國綠發會、本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地文物愛好者以及當地文物專家可以對文物修繕工作予以監督。(5)原告有權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7]另外,還有兩大訴爭焦點:(1)義順巷民居部分受損,是由于施工人員保護措施不到位而造成的,清河區住建局等是否應當對此承擔法律責任?(2)如何對本案定性,應當定為民事案件還是行政案件?換言之,綠發會對清河區住建局、清河區文廣局和清河區人民政府這三個行政機關提起民事訴訟,適用法律是否正確?
          [8]陳敏:《文物保護宜納入公益訴訟范圍》,載《檢察日報》2018年6月3日,第3版。
          [9]劉玉珠:《中國文物保護工作不容樂觀》,http://www.wenwuchina.com/article/201632/275457.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0年12月30日。
          [10]譬如,世界遺產“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的緩沖區和國家風景名勝區內的違章建筑“天中寺”,雖經中央領導人批示處理,卻仍然試圖以拖待變。參見郭旃:《當前我國文化遺產工作中的若干問題》,載《中國科學院院刊》2017年第7期,第721頁。
          [11]余清楚、龔仕建:《清華大學教授談古村落保護:比保護一個故宮更難》,載《人民日報》2015年1月31日,第版。
          [12]楊朝霞:《論環保部門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作用——起訴主體的正當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載《太平洋學報》2011年第4期,第108頁。
          [13]王太高:《公共利益范疇研究》,載《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7期,第84頁、第85頁。
          [14]張舜璽、馬作武:《公益與私益之間:論文物保護法的價值取向——以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為例》,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5期,第62-67頁。
          [15]任茂東委員認為,文化遺產是我國歷史文化的載體和見證,是我們祖先勞動實踐的結晶,也是人類重要的文化財富,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和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等特點,保護文化遺產關系到國家和民族利益。為此,他強烈建議在《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將“人為破壞文化遺產”納入公益訴訟的范圍,建立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參見任茂東:《將文物保護納入公益訴訟》,載《中國人大》2012年第9期,第29頁;商西:《大常委會委員建議:將文物保護納入公益訴訟》,載《京華時報》2012年4月28日。
          [16]余瀛波:《淮安為打造“總理童年仿古街區”拆文物建筑》,載《法制日報》2016年10月28日,第版。
          [17]盡管新修正的《行政訴訟法》(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第25條增設了行政公益訴訟的規定,但特別遺憾的是,該法只授予了檢察機關為保護國有財產等目的而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社會組織并無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訴訟資格。當然,也有王文勇等主張,《行政訴訟法》第12條第1款第12項關于受案范圍的兜底條款和第101條的規定,可以作為社會組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法律依據。
          [18]《環境保護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
          [19]M. J. C.維爾:《憲政與分權》,蘇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313頁。
          [20]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2d.reved),New York: Cross Roads, 1984,p.275.
          [21]金瑞林:《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頁。
          [22]周珂教授和孫中偉律師等就持此觀點。劉曉星:《文物保護能否借道環境公益訴訟?》,載《中國環境報》2016年11月23日,第8版。
          [23]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頁。
          [24]沈宗靈:《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頁。
          [25]目的解釋是法律解釋最重要的一種方法,主要分為擴大解釋、縮小解釋、當然解釋、反對解釋、歷史解釋、比較解釋、補正解釋等。
          [26]孫佑海:《完善多元化環境糾紛解決機制》,載《人民日報》2018年8月22日,第7版。
          [27]趙秀舉:《論民事和解協議的糾紛解決機制》,載《現代法學》2017年第1期,第132-144頁。
          [28]在訴訟過程中,被告對此提出了兩項辯護理由:(1)清河區住建局不應承擔法律責任。因為,義順巷民居部分受損,是由于施工人員在施工時保護措施不到位而造成的。(2)本案是因房屋征收而引起的糾紛,征收行為屬于行政行為而非民事行為,本案不應屬于民事訴訟的范疇(應屬于行政訴訟)。
          [29]劉曉星:《文物保護能否借道環境公益訴訟?》,載《中國環境報》2016年11月23日,第8版。
          [30]在本案中原告五項訴訟請求中,關于文物臨時保護措施和文物復建的請求得到了被告的認可,并體現于和解協議之中。剩余的訴訟請求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原告主張由房屋所有權人周某承擔文物修復費用,和解協議中變更為周某提供修繕條件;原告主張被告承擔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并支付律師費、差旅費等必要案件費用,和解協議中相關內容并未體現;和解協議中新增事項包括由原告參與文物原址恢復和復建的監督工作。
          [31]陳金釗:《目的解釋方法及其意義》,載《法律科學》2004年第5期,第38頁。
          [32]林育真、付榮恕:《生態學》,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33]王如松:《生態環境內涵的回顧與思考》,載《術語研究》2005年第2期,第28-31頁。
          [34]生態平衡,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和相對穩定的條件下,生態系統內各部分(生物、非生物環境和人)的結構和功能均處于相互適用于協調的動態平衡。參見曹湊貴:《生態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頁。
          [35]曹湊貴:《生態學概論》,第2頁。
          [36]路甬祥:《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挑戰和戰略》,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序。
          [37]劉天齊:《環境保護》,化學工業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38]嚴耕:《生態與環境、資源具有“一體兩用”的關系》,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0_145280.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0年12月29日。
          [39]黎祖交:《關于資源、環境、生態關系的探討——基于十八大報告的相關表述》,載《林業經濟》2013年第2期,第13頁。
          [40]楊朝霞:《生態文明觀的法律表達——第三代環境法的生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110頁。
          [41]鞏固:《“生態環境”憲法概念解析》,載《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第73頁。
          [42]呂忠梅:《中國環境法的革命》,見韓德培主編:《環境資源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43]生態學是一門探討生命體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科學。人類生態學則是一門描述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科學。在人類生態學中,環境被視為一個生態系統。杰拉爾德·G.馬爾騰:《人類生態學——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概念》,顧朝林、袁曉輝等譯校,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12頁。
          [44]楊朝霞:《環境司法主流化的兩大法寶:環境司法專門化和環境資源權利化》,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第91頁、第92頁。
          [45]張志銘:《法律解釋的操作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頁。
          [46]環境權即公民享用良好環境的權利,是一項與人格權有關,且有利于人格權的實現,但本身卻不是人格權的新型權利。具體的環境權,如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安寧權、采光權、景觀權等。參見楊朝霞:《論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基礎和起訴順位——兼談自然資源物權和環境權的理論要點》,載《法學論壇》2013年第3期,第104頁。
          [47]學界對于“生態環境”的理解,大致有六種學說。一是生物環境說;二是自然環境說;三是良好環境說;四是由生態組成的環境說(由生態因子和生態關系組成的環境);五是生態和環境說(即生態+環境)。筆者以為,第四種學說更具解釋力。
          [48]韓德培:《環境保護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49]李曉東:《文物學》,學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頁。
          [50]許輝:《環保法怎么成了文物保護的救命稻草》,載《京華時報》2015年10月20日。
          [51]汪勁:《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
          [52]蔡守秋:《環境資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金瑞林:《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
          [53]從筆者有限的閱讀范圍來看,只有韓德培先生提及這一問題。在韓老出版的環境保護法經典教材中,他將次生環境問題分為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把環境破壞分為對生活環境的破壞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并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簡稱為生態破壞,這是特別難能可貴的。只不過,美中不足的是,韓老并未對生活環境的破壞作進一步的說明。韓德培:《環境保護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54]2017年修正的《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款只規定了人民檢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
          [55]朱蘇力:《法律與科技問題的法理學重構》,載《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第71頁。
          [56]楊朝霞:《論環境權的性質》,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2期,第300-304頁。
          [57]楊朝霞:《生態文明觀的法律表達——第三代環境法的生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01-415頁;Craig Anthony (Tony) Arnold . Environmental Law, Episode IV: a New Hope? Can Environmental Law Adapt for Reslilient Commmunities and Ecosystems?21 J. Envtl.& Sustainability L.pp.14-45(2015).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