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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民刑邊界的討論
        2021/9/27 8:46:06  點擊率[42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分則;民法典
          【出處】《民主與法制》周刊2021年第35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個人信息保護;民刑邊界
          【全文】

            問題一: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犯罪對象的認定有什么影響?
           
            刑法沒有對“個人信息”進行界定,在此之前,刑法一般是參照林林總總的法律法規或者司法解釋來界定其犯罪對象,如網絡安全法、兩高《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身份證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那么,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出臺之后,應當如何理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對象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分為以下兩個層次:1.了解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信息的界定;2.從刑法的角度對個人信息進行界定并明確民法規定的借鑒意義。
           
            張新寶: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通過“概念+列舉”的方式界定個人信息
           
            張新寶教授梳理了民法典與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有關個人信息的規定。其中,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采取“概念+列舉”的方式對個人信息進行了界定,即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張新寶教授認為匿名化處理后的信息不屬于個人信息的范疇。
           
            而在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第四條對個人信息進行了原則性規定,即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與已識別或者可識別的自然人有關的各種信息,不包括匿名化處理后的信息。在此基礎上將個人信息劃分為一般個人信息與敏感個人信息。法律為了強化對敏感個人信息的保護,對其設置了特殊的處理規則,在敏感信息之外的其他個人信息則屬于一般個人信息。敏感個人信息的保護,是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重中之重。具體來說,依據法律的規定,敏感個人信息分為以下三類:
           
            一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人格尊嚴受到侵害的個人信息。如人臉信息等生物識別信息、宗教信仰和特定身份信息、醫療健康信息等。這些個人信息如果被泄露(盡管收集可能是合法的)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被他人非法歧視等。
           
            二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如生物識別信息、行蹤軌跡信息、金融賬戶及相關的信息等。這些個人信息如果被泄露(盡管收集可能是合法的)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比如,個人的行蹤信息被泄露或者被犯罪分子掌控,就可能危及該特定個人的人身安全;個人的金融賬戶包括儲蓄賬戶及取款密碼等泄露或者被犯罪分子掌控,就可能危及該特定個人的財產安全,導致存款被盜取造成其財產損失。
           
            三是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三次審議稿增加這一規定,將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規定為敏感個人信息,受到強化保護。也就是說,涉及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均屬于敏感信息。
           
            周光權:刑法應該直接采用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信息的分類方案
           
            為具體把握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對象,周光權教授采取了特征歸納的方法,提煉出以下三個標準對個人信息進行界定:
           
            1.具有可識別性。個人信息必須與自然人相關聯,而且與特定自然人相關聯,同時具有識別性,即通過該信息已識別或者可識別特定自然人。那種經過匿名化處理后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且不能復原的信息,雖然也可能反映自然人的活動情況,但與特定的自然人無直接關聯,不屬于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
           
            2.屬于有效的信息。信息必須有效,這是定罪時不能忽略的硬性要求。對于信息沒有進行匿名化處理,但行為人為獲取高額經濟利益,提供重復信息以增加信息數量的,或者信息經多次流轉,行為人獲得的信息重復量大的,或信息明顯虛假、無效(例如,手機號僅有10個數字,僅有座機號)的,這些信息由于其不能對應到具體公民,不屬于本罪的個人信息。
           
            3.對某些信息突顯與個人行動自由的關聯性,弱化可識別性。例如公民的行蹤軌跡等信息,由于與特定個人的行動自由、生命身體安全有緊密關聯,根據兩高2017年發布的《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侵犯該等信息的入罪標準非常低。對于這類信息,在與特定個人的行動自由、生命身體安全有緊密關聯的意義上,具備廣義的可識別性特征即可。
           
            周光權教授指出,關于個人信息的外延,刑法上的認識確實和其他部門法之間存在細微差別,不同部門法的規范目的不同,在概念使用上有所不同,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但是,這絲毫不意味著刑法上的判斷可以拋開民法典、網絡安全法乃至個人信息保護法“另搞一套”。此外,周光權教授還認為,未來應該考慮在刑法上拋棄對于個人信息種類進行細分的思路,直接采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方案將個人信息區分為敏感信息和一般信息兩種。對于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導致個人受到歧視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危害的種族、民族、宗教信仰、個人生物特征、醫療健康、金融賬戶、個人行蹤等信息進行嚴格保護,規定相對較低的定罪數量標準。對于除此之外的一般信息,規定相對較高的定罪數量標準,同時在行為人處理一般信息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對其數罪并罰,以防止輕縱犯罪人。
           
            問題二: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為劃定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入罪邊界起到了何種作用?
           
            這一問題涉及實體上刑法與民法之間的聯系,理論上已經基本能夠達成共識,即立足于法秩序統一原理,在存在前置法規定的情況下,民事違法與刑事違法之間是包容關系,具體到個人信息犯罪中,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劃定了最大的入罪邊界。在此分別從民法與刑法學者的視角進行觀點介紹。
           
            程嘯: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了哪些屬于個人信息民事侵權行為,進而為刑法入罪提供正當性基礎與依據
           
            程嘯教授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分為兩個層次:首先,通過對個人信息的法律性質進行辨正,認為在民法上個人信息僅僅是一種民事權益,且只有行為人違反保護性法律侵害個人信息時,才產生侵害個人信息的侵權責任;進而,這些保護性法律為刑法處罰對侵害個人信息行為提供了正當性基礎與依據。展開如下:
           
            程嘯教授認為,民法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不能也不應使自然人個體對個人信息享有絕對的排他的支配。這樣做不僅無法使每個自然人更好更快地了解自己和他人,也難以實現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以更多樣化的方式實現彼此的交流溝通的目的。民法不是為了保護個人信息而保護個人信息,個人信息本身也不是需要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但是,個人信息上附著了其他需要法律保護的利益。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利益已得到了現行法上各種人格權的保護,如個人信息上的隱私、生活安寧等利益為隱私權所保護,自然人對作為個人信息的姓名所享有的決定、變更和使用的利益被姓名權加以保護,肖像權保護的是自然人對其肖像的支配利益。
           
            除此之外,由于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被收集、存儲和利用的方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為了防止因個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或利用而產生的各種侵害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妨害人格自由,以及損害自然人既有的人格權與財產權的特殊危險,現代社會的個人信息上還附著了一種應當受到保護的防御性或保護性利益,即自然人針對個人信息還享有防止因個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泄露、買賣或利用而導致其既有人身、財產權益遭受侵害甚至人格尊嚴、個人自由受到損害的利益。該利益既無法為現有的人格權等民事權利所涵蓋,又屬于法律上有保護之必要的合法利益。
           
            為了有效地避免對信息自由(尤其是他人獲取信息的合理自由)和其他自由的不合理限制,協調個人信息權益保護、信息自由以及公共利益的關系,對于自然人對個人信息的利益應當采取最低程度的保護,即將其僅僅作為一種民事利益給予保護。自然人對其個人信息并不享有如同物權等絕對權那樣一般性的排他支配權,也無權要求其他人如同尊重物權等絕對權那樣來尊重其對個人信息的利益。因此,只有行為人違反保護性法律侵害個人信息時,才產生侵害個人信息的侵權責任,受害人才有權獲得救濟。
           
            在明確哪些行為構成個人信息民事侵權行為的基礎上,程嘯教授進一步指出,我國民法典及其人格權編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問題作出相應的規定極為必要。如果民法典不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作出規定,那么無論是行政法對個人信息的規制,還是刑法對侵害個人信息行為的處罰,都將因此缺乏民事權益上的正當性基礎與民事基本法的依據。換言之,只有違反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規定的民事侵權行為,才有可能進一步違反刑法,成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同時,民法典中規定個人信息保護,有利于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體系。民法典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與規則(如自然人就個人信息享有的各項權利,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侵害個人信息的侵權責任構成要件、歸責原則、免責事由及侵權責任的承擔方式等)作出相應的規定,既可以為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的制定提供基本的依據,也可以為電子商務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以及《征信條例》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隨著網絡信息科技的發展而修訂完善提供規范基礎。
           
            周光權:法秩序統一原理下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為個人信息犯罪劃定了最大邊界
           
            周光權教授深入解讀了法秩序統一性原理,認為這一原理要求在處理某一件事情時,所有的規范秩序不能相互矛盾。而要遵循法秩序的統一性,絕對不能偏離的規則是:在民商法上合法的行為,不可能成為刑法上的犯罪。反過來說,唯有民商法所要反對的行為,才有可能成為犯罪行為。在刑法與民法規范的保護目的相一致的場合,刑法應當絕對從屬于民法,這是法秩序統一性的當然要求。換言之,在民事違法不存在時,應當斷然否定待處理案件中行為的犯罪性;行為具有民事違法性時,也只不過是為定罪提供了“底線支撐”。總之,如果某一個行為的選擇在民商法上有爭議,甚至該行為被民商法所允許或容忍,就可能成為出罪理由。
           
            但是,周光權教授也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前置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主張,其認為前置法無法為犯罪認定提供“質”的根據。在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時,應當重點考察前置法和刑法的規范目的是否一致:如果二者的規范目標不一致,前置法的違法性判斷對于刑法判斷不具有制約性,刑法的判斷具有相對獨立性;如果二者的規范目標一致,前置法上違法的行為,在刑法上也具有違法性,但這不是刑法從屬于前置法的結果,而是刑法和民商法、行政法等在法秩序統一性的統攝之下,兩種違法性判斷所得出的結論相同而已,前置法上的違法性判斷不能替代刑法上的判斷。周光權教授將前置法與刑法生動地比喻為“煙”與“火”,煙霧之下未必真有火,只是起到提示司法人員的作用而已。
           
            具體到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當中,由于本罪的成立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為前提,那么,民法典、網絡安全法以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前置法關于個人信息外延的規定對于定罪就會產生影響,這是法秩序統一性原理的內在要求。對于本罪的成立而言,民法典、網絡安全法乃至個人信息保護法對于個人信息外延的框定,為定罪提供支撐,同時成為刑法保護個人信息的最大邊界。當然,由于刑法的構成要件設計上存在縮小處罰范圍的政策考慮,也由于刑法主要在與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相關聯的意義上把握個人信息,因此,前置法上的違法行為中只有極小部分最終被作為本罪處理,刑法上必須做相對獨立的違法性判斷。
           
            問題三:刑法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行為與普通的民事侵權行為有何區別?
           
            在明確了民事違法為刑事違法劃定了最大的入罪邊界之后,進一步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刑法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行為與普通的民事侵權行為有何區別?或者說,個人信息民事侵權行為要滿足哪些條件才可能升級為犯罪?這一問題涉及法秩序原理下民法與刑法的評價層次。為此,需要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實質解釋才能準確回答。刑法學者往往通過“法益”工具開展論證。
           
            劉艷紅:只有侵犯個人信息自決權的行為才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犯罪行為
           
            基于法益在犯罪論體系的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是“確定某一行為是否侵害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是否達到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的前提,劉艷紅教授認為,只有那種侵犯了信息自決權的行為,才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犯罪行為,而“信息自決權”恰好是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個人信息權的核心。那些侵犯了其他個人信息權的行為,屬于一般侵權行為,用民法進行調控即可。劉艷紅教授從刑民一體化的視角展開了詳細的分析:
           
            1.在民法典背景與刑民一體化視野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保護法益是對民法典及相關法律法規所確立的個人信息權的刑法確認。
           
            延續了此前身份證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對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民法典對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雖然沒有明確采用個人信息權的表述,但是其第一百一十一條后半段規定表明,法律所保護的并非作為客體的個人信息,而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權利,因此可以認為該條文確立了個人信息權。
           
            2.在刑民一體化視野與法秩序統一原理下,刑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保護法益個人信息權不是隱私權或者人格權等傳統權利,而是獨立的新型權利。
           
            刑法在分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時,應該跳出傳統思維,拋棄諸如隱私權說、人格權說、個人尊嚴說、生活安寧說等種種根植于民法傳統權利的法益學說,而將個人信息權作為一種獨立的權利來對待,將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權作為不同于傳統法益的法益來保護。
           
            3.民法總則與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個人信息權是一種寬泛的信息權利,基于“民法要擴張,刑法要謙抑”的理念,刑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個人信息權應進一步明確,具體為個人信息自決權。
           
            民法是規范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律,刑法是所有部門法的保障法,因而在公民社會生活治理層面,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益以及公民個人信息權的保護范圍肯定要窄于民法。個人信息權的核心是信息自決權,亦即信息主體原則上有權決定其個人信息能否被他人獲悉以及被獲悉的方式、范圍。
           
            因此,侵犯這項權利的實質是對個人自由權的侵犯,這才是刑法所要保護的重點。刑法作為最后保障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理當擇其最重要者予以保護。以信息自決權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無疑既契合民法典與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刑民兩大基本法保護法益在法秩序內的統一,充分貫徹了刑民一體化的思維,又符合刑法對一般性自我決定權的日益豐富和具體化的趨勢,更能發揮刑法充分保護公民自由等個人法益的機能,彰顯了人作為法律行為主體的地位。
           
            劉艷紅教授強調了“民法要擴張,刑法要謙抑”的適用理念,并認為在公法與私法融合發展的時代,對于個人信息保護等涉及刑民銜接適用的問題,應該遵守刑民共治規律予以研究。
           
            民法是私法,刑法是公法,民法追究民事責任,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具有彌補已經發生的損害這種向后看的機能”,刑事責任“具有對將來所能預想到的同種法益侵害或者危險進行事前預防的”向前看的機能。二者一前一后,共同完成對損害行為的懲罰和預防。這意味著,如果在確定刑事責任之前,追究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同時能實現“向后看”和“向前看”的機能時,不一定非要追究刑事責任。
           
            總之,在現行法的立法和框架內,應當堅持民法優先原則,恪守刑法謙抑主義,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性民法與物性刑法的融合發展,從而為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相關刑民銜接適用的典型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機制。
           
            姜濤:只有侵犯個人信息附帶的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才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犯罪行為
           
            姜濤教授認為,只有侵犯了個人信息安全的行為才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犯罪行為,其他的侵權行為由民法進行處理即可。其論述要點包括如下內容:
           
            其一,姜濤教授對個人信息安全進行了界定:即公民個人的姓名、住址、電話、指紋等身份信息不被違法使用而附帶保障的人身、財產安全。個人信息安全是由多個信息組合在一起或信息與他人犯罪具有關聯而形成的狀態,它不是權利,但卻關系到公民之權利的保障。如同公共安全是由若干個生命法益、健康法益、財產法益等集合在一起形成的獨立法益,個人信息安全是由若干個個人信息集合在一起或個人信息與其他行為(如犯罪)關聯在一起形成的獨立法益,這一法益與個人信息權不同,它不是權利,而是一種狀態,它帶來的附帶損害往往是人身、財產損害等的“疊加損害”。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解釋為個人信息安全,而不是公共信息安全,既體現了個人信息的重要性,也與司法解釋規定一致。
           
            其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不必然具有社會損害性。個人信息權作為人格權或隱私權,與生命權、健康權等不同,它的被侵犯并不必然給個人帶來損失,如果信息權人不被騷擾或被詐騙,那么就難以具有社會損害性。這意味著單一的個人信息權(除非是被他人利用信息去犯罪等)被侵犯,完全可以通過民事或行政手段解決,而不是通過刑罰手段來處罰。
           
            其三,把本罪的保護法益界定為個人信息安全,可以更好地將那些不涉及信息擁有者人身、財產安全的個人信息侵權行為排除在外。
           
            信息安全是因為涉及信息(如行蹤、人臉識別圖像、指紋、虹膜等)擁有者的人身、財產而具有刑法保護的真實性、價值性與必要性。相反,如果某種信息(如學歷、職業信息、個人發表論文信息、官員的財產信息等)并不涉及信息擁有者的人身、財產安全,或者說在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保護方面并不起著關鍵性作用,此類信息的出售等并不能成為本罪的處罰對象。但是,依據其他學說,如個人信息權說、網絡隱私權說、人格權說等,上述信息都屬于個人信息權的范疇,這類學說并不能合理解釋個罪的處罰范圍,有擴大該罪處罰范圍之嫌。
           
            問題四: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如何助力刑法完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出罪機制?
           
            在法秩序統一原理下,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除了為刑法提供適用標準、劃定犯罪圈以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功能是提供出罪事由。以獲取已公開個人信息案為例來討論這個問題:如獲取已在公共網絡上公開的企業登記信息、征信信息等,并出售或提供給他人的情形是否定罪、如何出罪,在實務上歷來都有爭議。在此僅對部分學者的觀點進行介紹。
           
            劉艷紅:用戶自愿的民事授權行為阻卻處理行為的違法性
           
            劉艷紅教授引用了喻海松法官編撰的案例展開具體分析:某甲從商貿網站和政府部門公開的企業信息網上收集企業公開發布的信息,包括公司的名稱、產品、經營行業、注冊信息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聯系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等。甲將上述信息存入數據庫,供他人付費查詢使用。甲的行為是否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在此可以援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條文作為參照。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1)項規定,取得個人的同意,個人信息處理者可以處理個人信息。而根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個人信息的處理包括個人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刪除等。
           
            劉艷紅教授認為,雖然甲從形式上都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比如甲主觀上出于故意,客觀上實施了未經他人授權或同意即爬取他人信息的行為,尤其是其在爬取后,通過他人付費而將爬取到的信息提供給他人,這一行為更是沒有經過信息權人的同意,假設甲涉案的信息數量也達到了立案標準,那么從形式上看,將甲的行為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似無疑問。
           
            然而,如果聯系本罪的法益即信息自決權分析,既然“信息自決權是指每個人自行決定與其個人相關的數據在應用上的權利,即每個人都必須知道,他自己的信息對于誰、何時以及哪些得到了公開”,那么,商貿網站和政府部門公開的企業信息網上由其公開的法定代表人或聯系人的個人信息,即為當事人同意并授權這些網站予以公開的,這些個人信息的發布是經過公民個人自由選擇自己決定的結果,甲上網爬取這些信息,并沒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自決權,沒有侵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的保護法益。因此,甲的行為不應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至于如果甲將這些信息又提供給他人的,除相關權利人要求“二次授權”的以外,宜推定存在概括同意,不宜對收集后出售或者提供的行為要求“二次授權”,不應構成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1款規定的出售、提供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甲在網上獲取這些信息是源頭行為,出售和提供給他人是下游行為,源頭行為合法,下游行為也不應入罪。同樣的道理,對于用戶在微博上自行公開的郵箱、電話號碼、工作或家庭地址以及用戶在單位網站公布的郵箱信息等等,如果使用爬蟲行為予以取得的,也應當認定用戶作出了自愿公開的民事授權行為,因而阻卻爬蟲行為的違法性,爬蟲行為不應構成犯罪。
           
            進一步,劉艷紅教授對網絡爬蟲行為進行了更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認為應當分別從形式和實質兩個維度加以判斷:
           
            第一步,從形式上來看,通過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有關收集、處理、利用數據信息的規定,或者行業規則即爬蟲協議的網絡爬蟲行為來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可以認定為“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之“非法”。
           
            第二步,從實質上來看,行為人在權限許可范圍內使用爬蟲行為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不屬于“非法”,不應認定為犯罪;行為人采取爬蟲行為非法收集的如果是無法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的公民個人信息,即便爬蟲行為性質上非法,也不構成犯罪。
           
            總之,通過形式判斷與實質判斷、形式入罪與實質出罪雙重機制,合理地實現對網絡爬蟲行為的刑事規制。
           
            周光權:不改變信息公開的目的或者用途可以阻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成立
           
            周光權教授對實務中那種一概認為“有罪”或者“無罪”的觀點均進行了反駁,認為應當基于法秩序統一原理,對已公開的個人信息進行目的或用途的檢驗,提出處理本類案件的合理主張應當是:獲取、提供已公開的個人信息但改變信息公開的目的或者用途的,可能成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反過來說,獲取、提供已公開的個人信息但是沒有改變原來的目的或者用途的,不成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此時需要特別關注前置法的相關規定。如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六條強調,如果行為系對已公開的個人信息進行不合理處理的,仍然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換言之,民法典允許對已公開的個人信息進行合理的處理,法律只是對于那些“不合理地處理”已公開的個人信息的行為持反對態度。民法典的這一態度在個人信息保護法中也得到了貫徹。在此基礎上,周光權教授具體闡述了可以定罪與不宜定罪的情形:
           
            1.處理已公開的個人信息可以定罪的情形:第一,明顯違背已公開個人信息的公開目的的。第二,明顯改變已公開個人信息的用途的。第三,利用已公開個人信息實施可能危及公民人身或財產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為的。例如,互聯網公司工作人員將其在工作中獲取的個人已公開信息出售給體檢機構,以便于后者拓展客源的;再比如,通過公開征信系統獲得他人手機號之后對個人進行追蹤定位的,使他人的生命、身體陷入危險。周光權教授進一步認為,即便否認這些個人信息屬于個人隱私,或系依法注冊登記而被公開,也不能阻卻違法性。
           
            2.處理已公開的個人信息應當出罪的情形:第一,針對已公開的個人信息僅實施單純獲取或爬取、持有等行為的。由于行為人還沒有將該信息予以批量出售、提供,很難判斷他人后來對于該信息的使用目的是否與個人公開其信息時相同,也無法確定信息的用途是否被改變,難以得出行為人侵害被害人法益處分自由的唯一結論。第二,獲取、提供他人已公開的個人信息的目的是幫助行為人拓展業務的情形。如企業注冊登記或者將其信息在征信系統中收錄,其目的是為了企業自身發展。行為人處理企業公開信息中包含的個人信息,如果與該企業的經營發展目的相一致的,應當認定該處理信息行為具有合理性。第三,獲取、提供他人已公開的個人信息的目的是為企業發展提供貸款等金融支撐的情形。企業的發展需要使用支付、結算器械,向企業推銷此類產品不違背企業設立的目的。

          【作者簡介】
          周光權,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張新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艷紅,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法論壇》主編;
          程嘯,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姜濤,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周光權:《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斷邏輯》,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3期。
          周光權:《法秩序統一性原理的實踐展開》,載《法治社會》2021年第4期。
          周光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行為對象》,載《清華法學》2021年第3期。
          張新寶:《〈民法總則〉個人信息保護條文研究》,載《中外法學》2019年第1期。
          張新寶:《新寶看法(十七)丨敏感個人信息的強化保護》,載微信公眾號“教授加”2021年9月1日。
          劉艷紅:《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法益:個人法益及新型權利之確證——以〈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為視角之分析》,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5期。
          劉艷紅:《民法典編纂背景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信息自決權——以刑民一體化及〈民法總則〉第111條為視角》,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
          劉艷紅:《網絡爬蟲行為的刑事規制研究——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為視角》,載《政治與法律》2019年第11期。
          劉艷紅:《法秩序統一原理下未成年人保護制度的刑民銜接適用》,載《現代法學》2021年第4期。
          程嘯:《民法典編纂視野下的個人信息保護》,載《中國法學》2019年第4期。
          程嘯:《〈個人信息保護法〉——“十大亮點”彰顯個人信息全面保護》,載《檢察日報》2021年8月30日第3版。
          程嘯:《我國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里程碑》,載《經濟參考報》2021年8月24日第006版。
          姜濤:《新罪之保護法益的證成規則——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論證為例》,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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