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k id="dw34f"><ruby id="dw34f"><menu id="dw34f"></menu></ruby></track>
  • <pre id="dw34f"><label id="dw34f"><xmp id="dw34f"></xmp></label></pre>
      1. <table id="dw34f"></table>

          <td id="dw34f"></td>

          1. 基于決定關系的證據客觀性:概念、功能與理論定位
            2021/10/22 8:12:44  點擊率[1314]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訴訟制度
              【出處】《法學研究》2021年第5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證據客觀說包含某些合理直覺,借助哲學工具提煉出這些直覺的最佳理論版本之后,證據客觀性可被重述為案件事實與證據事實之間的決定關系。但絕對的、不謬的形而上決定關系不具有實踐意義,需將其弱化為一種初顯的決定關系。在初顯決定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證據實踐,能夠為案件調查初期的事實調查活動提供指引。質言之,標記上客觀性的案件材料被用來搭建和形成案件事實狀態的參考框架,即案件待證事實,從而為所有相關證據的篩選、組織和評估提供指引。根據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證據客觀性理論,客觀性不是獨立的證據屬性,而是關聯性判斷的一個內置標準。但客觀性作為關聯性的子標準,含有傳統關聯性概念所不具備的獨特意義,即客觀性實踐的功能不僅是使待證事實更可能或更不可能,而是也包括構造待證事實本身。
              【中文關鍵字】證據客觀性;決定關系;待證事實;關聯性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當學者們主張案件證據具有客觀性時,他們意指證據應當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在討論證據概念時,該觀點通常被稱為“事實說”;在討論證據屬性時,則被稱為“證據客觀說”。事實說主張,證據是客觀存在、并能反映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最近,有學者對證據的客觀性屬性提出質疑,認為不僅應當拒絕證據概念的事實說,還應從整體上廢棄證據屬性中的客觀性概念。本文基本認可這些論斷,但額外提出:一旦從證據屬性中廢棄客觀性,如何安置證據客觀說所蘊含的那些合理直覺,同樣值得認真考慮。
               
                一般而言,證據客觀說的倡導者會支持如下全部或者部分主張。主張一:證據應該是客觀存在的事物;證據的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你認識它,它是證據;你不認識它,它作為證據的本質也不變。”主張二:證據與案件之間具有客觀的聯系,證據內容是對案件真實情況的正確反映。主張三:證據必須是隨著案件發生、發展而遺留下來的事物,證據的客觀性由案件本身的客觀性所決定。主張四:客觀性是證據最基本的因素或特征,其他屬性與特征均以證據的客觀性為前提。
               
                批評指出,“主張一”將證據客觀性解釋為證據存在上的客觀性(本體論客觀性),會面臨兩個難題:第一,偽造、半偽造的證據同樣因其看得見、摸得著、能夠被把握而具備存在上的客觀性。第二,客觀存在的證據作為一種“自在之物”,其自身是毫無斷定的;在司法實踐中,討論一種沒有被斷定的存在,不具備認識論上的重要性。實際上,辦案人員首先要介入案件,通過調查收集證據使案件進入認識領域,將最初意義上的、未經加工的客觀事實轉換為一種通過證據片斷性地加以證明的主觀事實。而這種主觀事實是“已經過去的客觀事實在思維中的再現,是以客觀事實為基礎的”。所以,在一些學者看來,與其說證據客觀性是關于證據存在的屬性,不如說是一種關系屬性:它并不要求證據的存在獨立于人的心智狀態,而是要求證據對案件的反映和再現具有外在于事實認定者心智狀態的獨立性。
               
                這樣,學者們就從“主張一”前進到“主張二”。根據“主張二”,客觀性作為關系屬性,是證據與案件之間的“反映關系”,即證據對案件客觀事實的反映受到客觀事實本身的約束(案件事實發揮著某種“使真者”的功能),這種約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一解釋策略的優勢在于,它承認客觀性產生于證據與案件真實情況的某種關系,因此避免了將客觀性賦予偽造的、虛假的證據或者證據的偽造、虛假部分;同時,通過強調客觀性的認識論意義,避免使證據僅僅作為一種“自在之物”而被談論。
               
                然而,“主張二”在理論傳統中依然會遭遇三項重要的詰難。首先,它顯著背離證據的司法實踐,使客觀性標準失去實踐意義。根據反映關系,一旦證據被賦予客觀性,便可直接“證明”待證事實。由于客觀性是證據確實、充分的最終判準和結果,而不是中間性判準,所以,收集獲得客觀證據的當事人在庭審之前就已經掌握案件的全部事實,這使得庭審中證據查證屬實的過程變得多余。其次,它造成了證據屬性間的功能錯位與重疊。關聯性、證明力等屬性同樣體現證據與案件事實間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若認為客觀性是程度判斷,則其與證明力會發生功能上的錯位;若認為客觀性是性質判斷,它與關聯性便存在功能重疊。最后,它無法說明證據的客觀性為何能與事實認定的蓋然性相兼容。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是一種蓋然性的事實探究活動,證據反映的僅僅是概率性的真相,而不是絕對客觀的真相。一方面,事實認定者在認知能力、認知范圍、認知手段上的局限性,決定了其對案件事實不可能具有絕對的和最終意義上的把握。另一方面,事實認定者的直接經驗客體是擺在面前的證據,而不是作為歷史事實的案件真相,由于與案件事實不具有直接聯系,事實認定者需通過“證據之鏡”來經驗性地推論過去發生之事,為尊重司法規律,這些推論應當容忍一定程度的可錯性。然而,反映關系預設了證據對案件事實的“無損的再現”,一旦接受反映關系,人們將無法同時主張證據的客觀性與事實認定的蓋然性。
               
                “主張一”和“主張二”均存在致命缺陷,這些缺陷來自它們包含的命題內容本身。那么,如何看待“主張三”和“主張四”?對“主張三”的質疑是,它會使客觀性根本不具備證據屬性的地位。畢竟,若客觀證據僅限于隨著案件發生、發展而留下的痕跡或材料,那些并非從案件中產生的事物就不具有客觀性,這會導致大量間接證據、輔助證據以及“環境證據”無法取得客觀性,如證明被告人在其他場合犯下與被指控罪行相同或者類似罪行的證據,為證明被害人“同意”而舉出的證明其過去行為的證據(如舉證證明被害人曾經提供性服務),以及證明被害人與被告人在案發前多次爭吵的證據等。由此推之,既然“主張三”會導致客觀性不能成為獨立的證據屬性,則客觀性更不可能是證據的第一屬性,“主張四”不攻自破。
               
                特殊的地方在于,“主張三”和“主張四”的失敗并非因其自身蘊含的內容或命題為假,而是因為未滿足“證據屬性是所有證據均需具備的基本要素”這一門檻要求。然而,只要這兩個主張蘊含一些為真的洞見,斷然否定它們就意味著丟失重要的理論可能性。于是,一種理論路徑開始浮現:我們能否析取這兩個主張中為真的部分,不在證據屬性層面,而是在其他方面梳理證據客觀性所可能具有的意義?如果它是合理的,我們會在延續我國證據理論傳統的情況下,將客觀性安放在一個新的位置,賦予其正確的理論定位。
               
                必須承認,圍繞客觀性概念存在一定爭議。本文一以貫之使用“客觀性”這個標簽的理由在于,今天的司法實踐中,人們依舊在大量使用客觀性、客觀證據這些概念來發揮證明主觀意圖、提供印證、反駁不合理的辯解、構建證據體系等功能,沒有足夠的依據表明這些概念的使用都是基于某種深刻的誤解。與客觀性的證據屬性地位不同,“客觀性”是一個尚未受到徹底否定的標簽,所以,不如將“客觀性”視為一種占位符(placeholder),用以容納在證據客觀說的理論脈絡中,人們經過反思而接受的那些恰當直覺。本文的任務是揭示這些直覺究竟是什么,以及“客觀性”如何在證據認識論的結構中發揮獨特作用。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客觀性不是獨立的證據屬性,而是關聯性判斷的一個內置標準;但是,客觀性作為關聯性的子標準,含有傳統關聯性概念所不具備的獨特意義;質言之,客觀性標準不僅旨在使案件待證事實更可能或者更不可能,還旨在構造待證事實本身。在第二部分,我將描述證據客觀說的支持者所能給出的最佳理論版本,即基于形而上決定關系的強客觀性理論,并證明這一理論為何會導致客觀性無法成為獨立的證據屬性,以及它自身遭遇的理論難題是什么。為克服這些難題,同時保留客觀性主張所內含的合理直覺,可將強客觀性弱化為一種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弱客觀性。在第三部分,我將在弱客觀性的意義上,證明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證據實踐如何能夠為案件調查初期的事實調查活動提供指引,發揮構造案件待證事實的功能。第四部分將說明,從改造后的客觀性理論中,我們可以得出哪些有價值的結論。
               
                二、作為決定關系的證據客觀性
               
                (一)基于形而上決定關系的強客觀性
               
                湯維建曾這樣定義客觀證據:“在案件事實發生之時,證據的內容就已經產生了,也就是證據的質料已經存在了。這種證據的質料是客觀地存在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有的學者稱它為客觀證據,這也是可以的。因為這個階段的證據就只有客觀性一個屬性,其他如關聯性和合法性等等屬性都是不存在的。”我們可以將這段話看成前述“主張三”和“主張四”的一種重述:一方面,客觀證據是隨著案件事實的發生而產生的;另一方面,這些隨著案件事實的發生而產生的證據在其產生之時便具有客觀性,客觀性是證據其他特征的基礎。
               
                這兩個主張在證據客觀說的理論脈絡中占據重要位置,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缺乏對它們加以理論化的恰當路徑。直到晚近,一些重要哲學工具的成熟才使我們有機會整理出上述主張的恰當理論版本。在展示這些工具之前,需要梳理關鍵概念。首先是理解“事件”(the events)這個概念。為此需掌握一對要素:事物(the things)和過程(processes)。事物包含占有空間的物和人,以及雖然不占有空間,但以可理解的方式獨立于人的心智的物、狀態或者其他實在。此處的“獨立”不僅包括因果上獨立,也包括認知上獨立。例如,雖然感覺、信念、情緒以及意向等在因果上依賴人的心智,但由于它們獨立于觀察者對其所持有的信念和看法,具有認知上的獨立性,所以依然可被納入事物的范疇。事件的基本組成部分是事物,但事件本身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演變、經過和呈現,事情的發生和進展,以及人的成長和衰老。換言之,事件是事物經過的時間系列以及在時間系列中再現的事物,我們可以將其中的時間系列稱為“過程”。事件是事物和過程的結合。嚴格說,這并非是指事件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事物,另一個是過程,而是說事件是“過程性的事物”或者“事物的過程”,過程是對事物的述說和展現。在這個意義上,表達事件的語句類似于表達事態的語句,均在其述謂中包含動詞,如“監控設備墜落了”“被害人逐漸失去意識”“犯罪嫌疑人正在駕車逃跑”。有學者因此指出,事件不僅與事情是同義詞,與事態也是同義詞。
               
                在事件內,諸多事物可以不涉及過程而單獨被辨識,典型如物與人,其中事物和過程之間只存在單向依賴關系,對過程的解釋單向地依賴于對事物的解釋,如死亡要被解釋為人或動植物的死亡,凋零要被解釋成花或葉的凋零,等等。但在某些情況下,事物與過程是雙向依賴的,對事物的解釋同時要依賴對過程的解釋。人的所想、所說、所做是確鑿的例證。根據雙向依賴關系,所想、所說、所做的最小單位只能是事件,無法從中再分離出任何更基本的東西,如搶劫的最小組成部分只能是某個行為事件,缺少事物或者缺少過程都會使人們無法談論它。
               
                單向依賴關系和雙向依賴關系的區別,證明了證據的不完整性為何是必然的。普遍的共識是,一個事件發生后,事件中的要素并不會完整地留存。現在似乎可以提出一個更強的主張,即有些要素必然不會保留下來。這些必然不會保留下來的要素,就是指具有雙向依賴關系的行為、語言、動機、意圖等,它們是事物與過程不可分離的結合。由于證據搜集、事實調查以及法庭審理無法提取事件中的任何一個過程,人的所想、所說、所做也就在概念上不能成為呈現在事實調查者面前的實在。我將這些具有雙向依賴關系的要素稱為事件諸要素中“發生即消亡的部分”;在證據實踐中,這些要素必然不可獲得。相反,可獲得的是那些僅具有單向依賴關系的事物,我稱為事件諸要素中“發生即持存的部分”。這一部分可細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事件自身的某些組成部分,如行為人自己、被害人、贓款、毒品、行兇所使用的管制刀具、進貨渠道、銷售價格、乘車車票等。第二類是事件因果性地造成的物理痕跡與心智痕跡,如被害人尸體、血跡、指紋、毛發、案發現場監控錄像、對話錄音、通話記錄、聊天記錄、行動軌跡、會計賬目、公司賬單,作案人、被害人以及證人的記憶等。人們通常所謂“從案件本身分離出來的證據載體”,就是指事件中發生即持存的部分。而且,證據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發生即持存的部分來推導和重建發生即消亡的部分。
               
                此外,案件調查典型地聚焦于兩個追問,第一個是“所發生的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第二個是“這件事與誰相關”。為回應這兩個追問,事實調查者通常要搜尋和重建的事件組成要素包括:(1)行為人以及行為人以外與事件有關的人,他們的身份、處境、相互關系、心智狀況以及在事件中的角色;(2)被實施的人類行為,包括行為、語言、意圖等;(3)事件發生的自然過程,主要包括物理過程、因果關系、狀態;(4)自然環境和社會情境。這些要素的羅列不是窮盡式的,要素間的相對權重也會隨著事件的不同而變化;重要的是,在具體案件中,要素的存在及其空間和時序分布總是決定著案件的存在和內容。
               
                從現在開始,當我把這些要素在特定時空中所組成的那個整體稱為“事件”時,我指稱的是案件事實這一經驗現象在本體論上的對應物。它是所發生之事本身(包括行為人在事件中的行為、言說和意圖),而不是觀察者對它的感知和報道。
               
                下面,可以使用“證據材料”來指代案件中被主張具有客觀性的證據載體,它們是事件諸要素中發生即持存的部分;可以使用“證據的內容”來指代證明直接待證事實是否成立的具體事實,按照威格摩爾的框架,它是指證據材料所呈現的簡明事實命題。要說明的是,由于許多案件的定罪依據僅包括言詞證據,有些犯罪甚至就屬于言詞類犯罪,故“證據材料”在這里既包括實物證據,也包括言詞證據。而“證據的內容”在這里只對應證據事實,而不直接對應要件事實或次終待證事實。這不僅是因為從證據事實到要件事實的推理經常依賴證據以外的因素(如經驗歸納),更重要的是這種推理并不完全由證據科學獨立完成。例如,證據事實之一是參與搶劫的行為人中包含軍警人員,該證據事實是否對應刑法第263條規定的“冒充軍警人員”這一要件事實,就是一個法律解釋問題或案件事實歸屬問題,而不能僅通過證據推理來給出答案。在作出上述澄清后,可以將所要證明的兩個基本命題表述如下:
               
                命題一:事件包含證據材料
               
                命題二:事件形而上地決定證據的內容
               
                事件包含證據材料,是指具有客觀性的證據材料是事件的組成部分,或者是事件因果性地留下的痕跡。存在爭議的是,事件是否包含與前兩者存在派生關系的材料,包括因果上的派生關系,如對毛發根鞘細胞的性染色體進行鑒定而產生的鑒定意見;以及邏輯上和解釋上的派生關系,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利用三維動畫模擬事故發生過程,向法庭演示肇事車輛的行駛軌跡等。我傾向于將具有因果派生關系的材料納入“命題一”的范圍,將邏輯上或解釋上的派生材料排除。只不過,這些被排除的證據材料同樣可以與案件有關聯性,可以使待證事實更可能或者更不可能。“命題一”可被看作“判斷證據是否具有客觀性”的初步標準。
               
                關鍵是對“命題二”的解釋。什么是“形而上地決定”?“事件形而上地決定證據的內容”究竟是什么意思?直白地說明這些問題,需要定義與例證相互配合。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形而上的決定關系:如果A形而上地決定B,那么對A的獲得包含著對B的獲得,并且與B相比,A在解釋上處于更加優先的地位。對A的獲得包含著對B的獲得,是指出現B則必然出現A,并且只有當A出現時,B的出現才可能被擔保,A相比于B具有本體論上的優先性(ontological prior)。A在解釋上處于比B更加優先的地位,是指在沒有對A進行解釋的情況下,無法對B進行解釋,但在沒有對B進行解釋的情況下,可以對A進行解釋,所以不能談論A便意味著不能談論B,A相比于B具有解釋上的優先性(explanatory prior)。形而上的決定關系有很多典型例證。“陽光射入近地面的球形小水滴并以40—42度的角度反射”形而上地決定了彩虹現象,即彩虹的出現必然意味著這類反射的出現,即彩虹現象奠基于(grounded in)這類反射,因為后者是更加基本、實在的事實,并且后者可以真正地定義(real define)前者。
               
                可見,本文主張的“決定關系”本質上是一種解釋關系,其探究的是究竟何者在解釋上處于基礎地位、何者處于派生地位。更確切地說,決定關系是一種帶有方向性的解釋關系,它為世界提供了一種特定的解釋結構或解釋方向,以說明究竟誰來解釋誰。例如,甲用刀片刮傷乙的面頰決定了刀片上帶有乙的血跡,其含義是甲用刀片刮傷乙的行為解釋了刀片上乙的血跡,相比后者,前者在解釋上處于更加根本的位置。
               
                需注意,之所以加上“本文主張的”這一限定,是因為并非所有形而上的決定關系均要求決定項與被決定項之間的關系具有可解釋性,有時候,即便A形而上地決定B,如何用A解釋B這件事依然可以是不透明的。我們知道大腦皮層的神經運動形而上地決定我們的意識,但這并不以我們微觀地知道這些神經細胞如何相互作用從而產生意識為前提。實際上,證據實踐中的決定關系并不總是具有可解釋性。如適用于環境公害犯罪的疫學因果關系理論強調在致病因子與疾病事實之間,可依據疫學統計上的強相關性建立一種推定的因果關系,即便兩者之間不存在能夠根據醫學原理進行解釋的法則關系。但是,疫學因果關系可被視作一種受司法政策影響的法律推定,尚不構成解釋優先性的實質例外。在大多數證據實踐中,事件與證據內容之間的形而上決定關系須具有可解釋性,調查者應當解釋事件如何使證據成為其所是的樣子。
               
                所以,“事件形而上地決定證據的內容”可以初步包括兩層含義:(1)對事件的獲得蘊含著對證據內容的獲得。無事件則無證據內容,事件相對于證據內容而言更加基礎(本體論優先性)。(2)相比“證據為何呈現為目前的樣貌”,“事件如何發生”在解釋上處于更前端的位置。要解釋前者,必須預先解釋后者,也就是探究事件究竟如何具體地貢獻于證據的內容(解釋優先性)。
               
                “命題二”是“命題一”標準的具體化,它更加具體地解釋了,在兩種優先性關系檢驗下,哪些證據可以被標記上客觀性。一旦將兩個命題結合,就可以得到案件與客觀證據之間的形而上決定關系。在下一小節,我會說明基于決定關系的客觀性與學界通常理解的客觀性有哪些聯系和區別。但當務之急是解釋,為何基于決定關系的客觀性會是證據客觀說的最佳理論版本。
               
                理由是,形而上的決定關系吸納了蘊含在前述“主張三”和“主張四”中的理論洞見。證據客觀說的支持者認為,客觀證據是隨著案件事實發生、發展而遺留下來的事物,是事件中發生即持存的部分,可以認為案件事實相比(某些)證據事實具有優先性。現在,形而上的決定關系從兩個層次構造了這種優先性:第一,證據材料是案件的組成部分或者案件因果性地留下的痕跡;第二,在案件事實與證據事實的關系上,這種優先性被重述為本體論優先性與解釋優先性的結合,即案件事實的存在蘊含著證據事實的存在,解釋案件事實是解釋證據內容的邏輯前提。在形而上決定關系中處于被決定項位置的事實所對應的證據材料或信息被標記上客觀性,于是,具有客觀性的材料就是事件留下的物理痕跡和心智痕跡。這些材料對于事實的重建至關重要,它們被用來搭建和形成案件事實狀態的參考框架,以吸附數量龐大且雜亂無序的信息群,從而為所有相關證據的篩選、組織和評估提供指引。因此,作為其他證據屬性的基礎,人們可以主張客觀性是證據的第一特征。
               
                但另一方面,基于決定關系的重構又表明客觀性不是一種證據屬性。請注意,“命題二”并不是主張當事人和辦案人員提交給法庭以及法官審查后作為定案根據的所有證據事實都以某種方式被案件所決定,而是主張在所有確實、充分的定案證據中,至少存在某些證據事實是被案件本身所決定的。這就導致客觀性僅適用于一部分證據,顯然,這與證據屬性的規范功能不相匹配。無論是我國傳統證據三性說,還是英美證據法傳統中的兩性說(可采性、相關性),證據屬性承擔的主要功能均是框定證據的范圍,即不滿足這些屬性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構成證據。如果某些并非由案件本身留下的材料,依然因其與案件待證事實的關聯性而具備證據資格,客觀性就不是所有證據必須具備的屬性。在這個意義上,客觀性不能被稱為證據的一種屬性。
               
                (二)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弱客觀性
               
                更重要的是,即便證據客觀說的支持者作出讓步,承認在決定關系的重構下,客觀性不是證據的屬性,而至多是證據乃至證明實踐的某種特征,主張“客觀性是形而上的決定關系”依然是一種過強的承諾。
               
                案件與證據之間的形而上決定關系所揭示的是,當事件存在且已知時,事件必然能夠解釋證據的內容。這一強意義上的、不謬的客觀性概念預設了“事件被完整地保留和把握”這一苛刻的條件。但是,一方面,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事件可能并不存在;另一方面,事件所保留的部分必然不完整,事實調查者只能(部分)掌握事件中發生即持存的部分,而不可能掌握事件中發生即消亡的部分。
               
                尤其在面對上述第二個限制因素時,基于形而上決定關系的強客觀性理論將遭遇三重實踐困境。首先,對于事件中發生即持存部分的掌握,并不足以解釋事件究竟如何具體地貢獻于證據內容。其次,為了說明事件留下的材料如何通過篩選、截取而產生證據內容,或許可以引入物證書證提取、證據保存、現場勘驗、搜查、人身檢查、尸體檢驗、偵查實驗、辨認、鑒定、詢問證人和被害人、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過程中所運用的規則或者規則體系,然而,這些方法雖然能夠與證據材料連接并得出具體證據內容,但其自身無法說明為何證據材料與特定方法的連接是可理解的。最后,即便通過諸理性因素,如演繹、歸納、溯因等基本推理形式和證明邏輯,可知論、符合論、真相的蓋然性、社會倫理性等理性主義傳統的基本假設,以及一些證明原則,如單個證據或復合證據證明力的評價標準、對證據造成的不適當偏見是否超過其合法證明力的判斷等,使證據材料與方法的連接可理解,卻依然無法說明選擇某種理性因素的理由。
               
                這是否意味著作為決定關系的客觀性失去了意義?未必如此。其實,形而上的決定關系包括兩層相對獨立的含義:第一層含義是事件的存在優先于證據的存在,即本體論上的優先性;第二層含義是對事件的解釋優先于對證據的解釋,解釋事件是解釋證據的前提。前面提到的限制因素所否定的是第一層含義,而并未否定第二層含義。我們可以看看究竟為何會這樣。
               
                如果事件先于證據而存在并且這一優先性已知,從解釋優先性的角度,人們的提問順序是:事件怎樣留下證據,并且使證據成為它實際上所具有的這個樣子。由于調查者不可能預先掌握事件,這一提問沒有實踐意義。反之,若“事件先于證據而存在”這件事情并非已知,但人們依然相信某個事件相對于證據具有解釋上的優先性,他們的提問順序會變成:若證據已經如此這般呈現,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事件會使證據成為它實際上所是的樣子。后一種提問方式不僅與前一種提問方式同樣有效,而且包含前者不具有的獨特實踐價值。可見,解釋優先性并不依附于本體論優先性,無論事件相對于證據的本體論優先性是否已知,事件均可以對證據保有解釋上的優先性。一旦放棄本體論優先性,決定關系遭遇的三重實踐難題便不復存在。
               
                于是,一個改進思路是,在決定關系中放棄本體論優先性而僅保留解釋優先性,所得到的并不是絕對的、不謬的形而上決定關系,而是一種初顯的(prima facie)、假定的(presumed)、可廢止(defeasible)的決定關系。它之所以是“初顯”的,是因為并不能擔保案件(事件)真的發生過,也不能擔保案件(事件)必然以所解釋的方式發生,因此,對于在先的事件只能用猜測組合的方式來構造(這就是案件待證事實的形成過程)。它之所以依然是一種決定關系,是因為它堅持了解釋上的優先性,被假定的事件必須先于證據得到解釋。兩種決定關系的異同見表1。
               
                
               
                證據客觀說的支持者有理由接受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弱客觀性,畢竟這種弱客觀性在“誰來解釋誰”這個問題上保留了案件事實相對于證據事實的優先性。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對客觀性的倡導終于建立在了一個牢固的地基上。為了理解證據事實的意義,人們不必掌握事件本身,而只需掌握對事件的假設或猜測。這恰好體現為人們所熟知的溯因推理:
               
                P1 證據事實Q被觀察到了
               
                P2 但是如果事件E為真,當然會留下Q
               
                C  因此,有理由猜測(suspect)E為真
               
                溯因推理(abduction)或者逆推法(retroduction)作為一種肯定后件式,并不是有效的假言推理形式。這里運用該邏輯公式是為了清晰呈現初顯決定關系的運作過程。在溯因結構中,案件調查者首先遭遇的是證據材料或證據線索。這與實踐是相符的,此時調查者必須作出一個決斷,即究竟以其中哪些材料所呈現的簡單事實命題作為建構的起點。換言之,他必須決定,哪些材料可能是案件本身留下的,因此需被標記上客觀性,作為搭建“框架”的基礎。當然,這個過程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要經過反復調整、對比、修正乃至推翻。在決定了一個適當的范圍后,調查者需追問自己,既然這些線索和材料被如此這般保留下來,那么在它們之前發生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對這一設問給出的回答,實際上就成為案件調查者對事件可能狀況的猜測。這些猜測的生成與組合,就成為案件待證事實的基礎。
               
                現在,是時候回答一個鋪墊至今的問題了,即決定關系尤其是初顯決定關系,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客觀性。對此,不妨通過釋明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客觀性與客觀性概念譜系中其他成員的關系,來澄清這種特殊的客觀性。
               
                首先,作為一種客觀性的獨特界說方式,決定關系的要義在于“關系”和“優先性”。由于它是一種關系,所以它與本體論意義上的客觀性不兼容。由于它承諾事件相對于證據內容的優先性,所以它不同于所有不體現這一優先性關系的客觀性理論。例如,它不是反映關系的一種鏡像,它的根本承諾并不是證據陳述與該陳述所指向的那個事實客體“相符”,而是事實客體相較于證據陳述的解釋優先性——為了解釋證據內容,必須預先解釋發生的事件本身——這種解釋上的優先性外在于人的主觀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其次,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客觀性不同于融貫論意義上的客觀性。根據真理融貫論,信念具有客觀性(即被證成),當且僅當其從屬于一個融貫的信念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信念之間相互支持并形成一個閉環。的確,證據事實的確證往往依賴其與別的證據事實的相互支持,但恰恰是這種對等的、相向的支持關系,無法體現出對案件事實的信念與對證據事實的信念之間那種帶有特定秩序與方向的、層級式的解釋結構。形象地說,融貫論展示的是信念之間的網狀結構或閉環結構,決定關系體現的則是信念之間的金字塔結構或層級結構。前者處理信念的證成問題,后者關注信念的邏輯構造。后者要說明,作為信念對象的事實之間存在一種秩序,某些事實在這個秩序中發揮地基的功能。
               
                當然,在各種版本的基礎融貫論中,信念不僅要得到它所在的信念體系的相互確證,還要有一些獨立的經驗信息為其提供外部印證,操作層面體現為找到與信念對接的“端口證據”。在這個意義上,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客觀性與基礎融貫論可以形成良好分工。客觀性被用來說明某些端口證據自身的結構如何支持事實信念的結構,基礎融貫論則用以解釋事實信念之間的強化、修正以及廢止。
               
                再次,以初顯決定關系為基礎的客觀性完全不同于共識、主體間性意義上的客觀性。共識或者主體間商談意義上的客觀性是指,事物的客觀性產生于主體間相互主張、相互評價并逐步達成共識的過程。訴訟上,主體間的證據客觀性來自不同訴訟主體從各自立場和利益出發,對用以證明案件情況的證據進行相互評價,形成合理結論的過程。然而,案件調查者在證據內容上是否取得共識以及究竟取得何種共識,并不影響案件與證據之間形成的決定關系,即便不存在共識或者作為共識對象的證據內容不同于被案件所決定的證據內容,特定案件相比特定證據內容的優先性依然是一個客觀的、不變的結構。
               
                有觀點認為,事實裁判的共識性是指以可信賴的結構容納真實:“它要揭示證明本身的結構,并通過這一結構揭示發現真相的過程與依據。這樣一來,真實就超越了信念乃至信仰的層面,而擁有了公共討論性。”無需否認,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客觀性的確提出了證明本身的一種層級結構,如果將人們對該結構的一致接受理解為共識意義上的客觀性,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本文支持的客觀性的確等同于這一特殊的共識客觀性。
               
                最后,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客觀性與可驗證(重復)的或者科學意義上的客觀性概念相兼容又有所不同。根據理查德·波斯納的定義,一個發現具有可驗證的或科學意義上的客觀性,當且僅當兩個以上未事先溝通的調查者均能得出同一結果。顯然,兩個以上未事先溝通的案件事實調查者如果均能正確解釋發生的事件,并以之說明事件究竟如何具體地貢獻于證據的內容,那么他們通常會得出同樣的證據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基于決定關系的客觀性與可驗證意義上的客觀性是兼容的。但是,可驗證或者可重復的證據實踐自身并不承諾事件相對于證據的解釋優先性,兩種客觀性理念依然在內涵上存在差異。
               
                實際上,基礎融貫論、共識論、可驗證性在解釋證據為何具有客觀性方面,都蘊含合理的主張;甚至可以認為,這些理論在某些方面更符合“客觀證據證明客觀事實”的邏輯。但本文采納初顯決定關系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它是對證據客觀說傳統命題的一種恰當重構,其他解釋均在一定程度上超出證據客觀說理論主張的既定射程。第二,它無法被還原成或者被容納進所有已知的客觀性理論。表2體現了初顯決定關系在客觀性概念譜系中的獨特位置。
               
                表2 客觀性概念的譜系圖片
               
                三、證據客觀性與案件待證事實的構造
               
                案件事實調查通常以事件中的一小部分線索為起點,這些線索體現為具有啟發性的初始證據材料。需注意,由于具有訴訟意義的事件對世界的改變是調查者的興趣或職責的根源所在,故初始證據材料往往在時間線上后于事件本身,調查者直接面對事件尤其是作案現場留下的痕跡,包括與要件事實直接相關或者間接相關的初始線索。這就是為何在偵查取證的最初瓶頸期,事實調查的核心對象幾乎總是那些可能被事件所決定的材料。
               
                要解釋這些初始線索,需要提出一些可能的猜測。為盡可能覆蓋所有可能的情況,猜測應在具備初步可信度的前提下越多越好,可信度為零或者接近零的猜測將首先被排除。所有猜測都應當對應具體且相互不重合的調查方案,因此,那些無法對應特定調查方案的猜測也隨之被排除。在剩下的猜測中,進一步縮小調查范圍的方法是沿著不同調查方案尋找進一步的證據。一旦其中某個(些)方案得到驗證性證據的支持,就在該證據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猜測以解釋新舊證據,并按照同樣的方式逐個驗證。直到最后,如果其中一組猜測能夠對應一條首尾銜接的證據鏈條,該組猜測的合取就有可能為事件本身提供最似真的解釋。理想狀態下,整個過程會如圖1所示(單箭頭代表推導關系,雙箭頭代表推導和驗證關系。以下出現的“證據”一詞,若無特別說明,均指證據事實)。
                
               
                出于解釋的需要,我區分兩個術語:當使用“待證事實”這個概念時,我指的是由證據或證據線索提供的信息點所組合成的信息框架,它是充滿疑點的猜想集合。當使用“事件的可能狀態”時,我指代一個理想觀察者對案件情況的全部可能認知所組成的集合。
               
                現在假設,事實調查以發現事件的某些部分或者這些部分的派生物為開端(稱之為啟發性證據),調查者會嘗試提出多個可能的猜測來解釋這些啟發性證據。原則上,啟發性證據對應的猜測是最為豐富的,原因是事實調查者尚不能根據現有事實充分收束事件的可能狀態,因此較為穩妥的策略是盡可能少地排除猜測。在確定猜測項的范圍后,調查者可依照特定順序(如依據調查成本或者可信度的高低)逐個驗證猜測的真實性。其中,沿著某些猜測進行的調查將會沒有收獲(如圖1中的猜測三),根據另一些猜測發起的調查則會找到一些進一步的證據。基于這些新證據,調查者就可以驗證該猜測,并重新提出一些猜測以解釋新證據與啟發性證據所可能證明的事實。如果將基于啟發性證據的猜測稱作初級猜測(圖1中的猜測一、猜測二、猜測三),基于新的驗證性證據而提出的猜測可稱作次級猜測(圖1中的猜測四、猜測五、猜測六)。由于被驗證的初級猜測已經排除了事件的某些可能狀態,所以次級猜測會提出更加具體的假設內容。最終,如果只有沿著其中一個次級猜測展開調查才能尋找到更新的證據(圖1中的證據三),該猜測組合就排除了足夠多的事件可能狀態。反之,若根據多個次級猜測均能發現進一步的證據,事實調查者就需要按照同樣的步驟再進行一輪調查和排除,直到找出最為持久地被進一步的證據所支撐的猜測組合,初步形成案件待證事實。
               
                那么,事實調查過程如何連接事件的可能狀態和待證事實?我使用兩個表格加以說明。表3是依調查步驟串聯證據事實和猜測以鎖定待證事實的一個具體示例;表4說明了,如何通過“排除”事件的可能狀態使事實調查者逐漸接近事件本身。請注意,一個完整的說明需要將表3與表4結合在一起。
                
               
                通過表3,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猜測和證據事實各自的角色。猜測指引事實調查者追蹤證據,新的證據事實一旦被發現,就證實了其中某個(些)猜測并排除事件的其他可能狀態。在此基礎上,新的猜測被提出,由此順藤摸瓜找到新證據,并再一次排除事件的某些可能狀態。如此循環往復,積累的證據鏈條越長,對案件待證事實的初步建構就越完整。
               
                當然,表3遺留了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排除”事件的可能狀態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二,“積累”是如何實現的。我們用表4給出說明。為了簡化討論,這里只考慮橫軸和縱軸的兩個猜測項。假設在啟動事實調查前,事件的全部可能狀態是一個集合{A/B/C/D, a/b/c/d},其中每一個字母都代表可能狀態中的一個分支子項。由于“可能狀態”是一個認識論概念,故并非集合中的每個子項都對應著世界的實際狀況。相反,它們是一個理想觀察者能夠合理想象的全體可能狀態,其中每一個可能狀態都和事實情況一樣現實,但其本身可能并不真的存在。事實調查從啟發性證據開始,依據猜測搜尋或挖掘證據,并基于新發現的證據驗證猜測,作出事實判斷。在表3提供的模型中,“驗證”和“判斷”即是“排除”的意思。例如,當第一個判斷是“作案人翻墻進入被害人住所”時,事實調查者就同時排除了{B/C/D}這個指代作案人以其他方式進入被害人住所的子集,同時保留{A, a/b/c/d}。在此基礎上,事實調查者根據新證據作出第二個判斷,如“作案人殺死被害人后從正門離開”,于是排除了作案人以其他方式離開被害人住所的子集,即{b/c/d}。最后得到的{A, a}就是兩個判斷的合取。這個過程是積累性的,因為每一個在前判斷的結果都體現在后續判斷的前提中。理想狀態下,當排除的事件可能狀態足夠充分時,就可以宣稱事實調查者掌握了最似真的一個或多個猜測組合。
               
                事實調查者搭建猜測組合的過程,就是其基于初顯決定關系,通過溯因推理的結構,構造案件待證事實的過程。事實調查者提出猜測后,其對證據材料的收集、篩選、解釋要追隨猜測的內容,必要時需及時調整調查方向。例如,若猜測作案人從被害人住所的正門離開,就應當尋找正門附近的監控錄像以及可能的目擊證人;根據犯罪嫌疑人口供和馬桶上血跡的DNA檢測,猜測被害人被分尸,尸塊通過馬桶被沖走,遂在化糞池中尋找尸體碎塊,等等。其結果是證據與猜測的相互啟發和相互塑造,最終呈現的就是通過猜測搭建的初步事實假設。
               
                這些事實假設的初步性或不可靠性部分源于(但不限于)如下四種情況。第一,案件調查結果有時是多元的,從多個互斥的猜測開始展開調查均可能發現進一步的證據,從而使案情呈現多副面孔。第二,事實調查者過早形成關于案件如何發生的偏好性框架,并以該認知偏好指導證據的收集、裁剪、解釋活動,致使其遺漏某些重要的猜測。第三,新證據不斷被發現,此前被排除的猜測在后續調查中有可能被重新納入考量,打斷、修正甚至顛覆之前已經完成的推理。第四,在訴訟結構中,控辯雙方或不同當事人往往會根據搜集到的證據提出不可兼容的事實假設,或者根據對方證據提出替代性事實假設,甚至形成每一個爭議事項都有兩個以上假設的局面。
               
                此外,在理想情況下,證據事實與案件待證事實之間是一種彼此塑造、相互強化的關系。更準確地說,證據事實的恰當安置與待證事實的合理建構需借助認識論工具。根據該工具,為證成案件事實,必須整理和構造我們知識范圍內的證據事實,并使之契合我們就事實給出的整體性敘事框架,同時又要修正和調整這個整體性敘事框架以安置和解釋這些證據事實,直至達到其中的框架和證據事實能夠穩定支持彼此的狀態,這個狀態就是反思性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狀態。反思性平衡與融貫論有著相似的構造,它們均給出了通往被證成的、客觀的真信念所要求的道路。
               
                但是,真信念的獲取過程并不等于真信念的結構。考慮一下“分子運動被用來解釋熱現象”這一真信念。為了獲得這一真理,我們既需要逐步調整分子運動的定理使之適應熱現象的諸種特征,同時也要漸進地調整我們對熱現象的解釋使之適應分子運動定理,最終取得的平衡點就是我們對該知識的恰當理解。但這一認識論上的過程無法代替最終呈現的知識自身的結構——是分子運動決定了熱現象,為了解釋熱現象,我們必須預先對分子運動的原理進行解釋。這樣,我們就區分了通往客觀知識的認識論道路與客觀知識自身的結構,前者是反思性平衡、融貫論等方法的運用場所,后者是決定關系的領域。根據后者,從假定的案件事實到標記上客觀性的證據事實的解釋關系,是一種穩定的單向關系。
               
                四、基于決定關系的證據客觀性的理論定位
               
                本文已經討論了如下事項:第一,作為證據客觀說的理想版本,基于形而上決定關系的客觀性理論所存在的缺陷。第二,為補救這些缺陷,同時保留證據客觀說內含的合理直覺,證據客觀說的支持者有理由接受一種基于初顯決定關系的弱客觀性理論。第三,從弱客觀性理論展開的證據實踐,能夠發揮構造案件待證事實的功能。現在,我們將上述判斷結合在一起,看看從中可以得出哪些有價值的結論。
               
                (一)客觀性作為關聯性的內置標準
               
                首要的結論是,在經過上述理論改造后,客觀性不再是一項獨立的證據屬性。換言之,客觀性不是判斷某個材料或信息是不是證據的必要條件。前面已經論證,如果要堅持證據客觀說中的“主張三”和“主張四”,放棄客觀性的證據屬性地位就是一個必要的代價。現在要問的是,如何重新定位客觀性在證據特征中的位置。
               
                回到一個已經多次論述的前提,從證據推導出事實是整體性敘事框架與信息流之間彼此相互塑造的過程,但事實調查者至少要從某些材料開始搭建其對案件的敘事。事實調查者應當假設,某個假定的事件以如此這般的方式留下了這些材料或痕跡,可將它們標記為客觀證據。這一標記過程宣告的是,事實調查者要從這些材料開始構造案件事實的可能框架。作為同一過程的兩個側面,這既是在固定客觀證據,也是在確定相關證據。例如,201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指出,證明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重點收集、運用的客觀證據包括與實施集資詐騙整體行為模式相關的證據、與資金使用相關的證據、與歸還能力相關的證據、其他涉及欺詐等方面的證據。實際上,這里的“客觀證據”就是基于對案件事實框架的預判而搜集運用的案件材料,故其要義首先在于構造案件待證事實,而這種意義上的客觀性又的確屬于關聯性。畢竟,構造案件待證事實的材料必然同時會被標記為與案件本身相關,所以客觀證據自身就是相關證據的組成部分(但并非所有相關證據都是客觀證據)。
               
                由此推之,客觀性其實是關聯性中一項獨特的子標準。其獨特之處在于,客觀性不能被歸入關聯性已有的子標準中。在英美證據法上,關聯性(相關性)通常包含兩項子標準。一是實質性,即證據必須處在與待證爭議性事實相關的范圍內,若證據并不旨在證明或證偽本案的爭點事實,該證據就不具有實質性。二是證明性,即證據的存在必須在邏輯上使待證的實質爭點事實更趨向于為真或更趨向于為假。客觀性無法被納入這兩項標準中的任何一項。尤其應注意,客觀性不等于實質性。標記上客觀性的證據之所以具有實質性,并不是因為其與本案待證的爭點事實相關。正確的推導順序是,滿足客觀性標準的證據之所以能夠與本案待證的爭點事實相關,是因為這些證據被用來構造待證事實本身。即這些證據之所以滿足實質性標準,是因為它們首先滿足了客觀性標準。在這個意義上,客觀性內置于關聯性,但又作為其他關聯性子標準的必要條件而存在。
               
                我們可以將包含客觀性在內的關聯性稱為廣義關聯性,將僅包含實質性和證明性的關聯性稱為狹義關聯性。
               
                (二)客觀性、狹義關聯性、證明力的功能定位
               
                1.客觀性、狹義關聯性以及證明力的功能比較
               
                首先是客觀性與狹義關聯性的功能分工。通過客觀性判斷,人們首先圈定構造案件待證事實所需要的證據材料的范圍,包括那些由案件本身決定并對案件敘事的完整性起輔助證明作用的證據。在此基礎上,通過狹義關聯性判斷再圈定對這些待證事實的證實或證偽具有任何趨向性的材料的范圍(后者往往大于前者并包含前者)。整個過程類似于層級式擴散的環形漣漪,被建構的整體性敘事框架位于中心,與該框架相關的部分則環繞四周并向外延伸。2018年《人民檢察院公訴人出庭舉證質證工作指引》(以下簡稱“舉質證工作指引”)第24條“零口供”案件舉證所采用的“關鍵證據優先法”,給出了與此相似的設計:“公訴人根據案件證據情況,優先出示定案的關鍵證據,重點出示物證、書證、現場勘查筆錄等客觀性證據,直接將被告人與案件建立客觀聯系,在此基礎上構建全案證據體系。”
               
                其次,客觀性、狹義關聯性與證明力的比較。可簡述如下:第一,客觀性與狹義關聯性均是性質判斷,而不是程度判斷。狹義關聯性是使待證事實傾向于為真或為假的趨向性。作為邏輯問題,只要這種趨向性存在,關聯性就存在,而不論其支持或反對待證事實的強度如何。后者是一個經驗問題,無法預先作為某種標準提出。客觀性是對“哪些材料可能由案件本身所決定”進行決斷,同樣是一個邏輯二值判斷。相反,證明力具有鮮明的程度性,證明力的大小或分量取決于權衡,而不取決于決斷。
               
                第二,客觀性與狹義關聯性均是門檻標準。滿足客觀性與狹義關聯性只是某個證據進入訴訟的初步條件。將客觀性設計為一項低限度的門檻條件,是為了盡可能完整列舉所有猜測組合以保留案件事實的可能性;將狹義關聯性設計為門檻條件,則是為了保障事實認定者獲得足夠的信息流。至于滿足門檻條件的所有證據是否充分證明了案件待證事實,并不是客觀性和狹義關聯性所要回應的問題,而是證明力要回應的事項,即證明力是滿足門檻標準以后所要達到的實質標準。
               
                第三,客觀性、狹義關聯性與證明力可相互影響。客觀性與狹義關聯性旨在標記后續階段將會被使用的證據材料,其效果是圈定可用證據的范圍。這個圈定是可廢止的,換句話說,它們只能相對于案件中最似真的整體性假設而言,一旦在具體個案中不同假設受支持的強度發生變化,原本最似真的整體性假設被剔除,基于該假設而具有客觀性和狹義關聯性的證據就不再被保留。證明力的工作便是改變每個整體性假設受支持的強度。在這個意義上,證明實踐經常反過來修正證據材料所具有的客觀性和狹義關聯性標記。
               
                2.客觀性、狹義關聯性與證明力在證明中的作用順序
               
                事實調查開始后,調查者首先要問,如果案件曾經發生過,它會導致哪些痕跡被遺留下來;而后通過調查,找到那些可能被事件所決定的痕跡,將其標記為客觀證據,并對這些證據提供的信息點進行編織進而作出猜測,再將這些猜測整理成一個被稱為案件待證事實的信息框架;隨后追問,哪些材料使這個框架中的某些部分更可能或更不可能,調查者需盡可能搜集這些材料并標記為相關證據。兩個標記活動最終劃定所使用的材料的可能范圍;進入實質證明階段后,再評估這些材料及其組合所具有的證明力。整個流程如圖2所示。
                
               
                尚需辨明的是,這一作用順序是否為證據真實性(可信性)留出了余地。支持者認為,真實性(包括言詞證據的可信度和實物證據的可靠性)在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方面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不否認真實性屬性對于證明實踐的現實意義,但仍需指出,在概念上,真實性并不具有區別于關聯性和證明力的獨立性。第一,若真實性等于同一性,則其實質上可被關聯性標準吸收。這一點可從美國《聯邦證據規則》901(a)中找到很好的佐證。規則901(a)規定:“一般而言,為滿足鑒真性要求或辨別一項證據,主張者需提供充分證據來證明該項證據就是主張者所主張的證據”。其中的邏輯是,只有當一項證據與主張者所主張的證據一致時,該證據才與本案有關聯性,若不一致則必然與案件不相關。對此,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第46條第1款的規定更為直接:“通過勘驗、檢查、搜查等方式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未通過辨認、鑒定等方式確定其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故證據的鑒真活動旨在證明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性。第二,若真實性等于可信度或可靠性,則其提供的實際上是證明力的標準。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39條第1款規定,“對證據的真實性,應當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審查”。這實際上是對真實性采取了一種整體主義標準,單個證據的真實性不僅取決于自身,還取決于其他所有證據,而整體主義標準主要在證明力階段發揮作用。因此,更好的做法或許是把作為可靠性的真實性內嵌于證明力標準中,而用關聯性標準吸收作為同一性的真實性。
               
                (三)以客觀證據為基礎構建證據體系
               
                如果我們以初顯決定關系理解證據客觀性的意義,一種明確的分工就可以漸次展開。客觀性要回答的是,在本案中,哪些材料搭建了案件待證事實;狹義關聯性要回答的是,哪些材料具有使這些待證事實更可能或者更不可能的任何趨向;證明力要回答的是,某個(些)材料支持或者反對待證事實的強度如何。客觀證據在整個證據體系中發揮“構造者”的作用。
               
                “舉質證工作指引”第24條規定的“關鍵證據優先法”與這一立場相契合。其強調要優先出示物證、書證、現場勘查筆錄等客觀性證據,直接在被告人與案件之間建立客觀聯系,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全案證據體系。反對意見可能指出,這一策略僅限于“零口供”案件的舉證。在被告人“零口供”的情況下,司法機關才需要加強調查核實,以客觀性證據為核心展開審查,并通過其他證據相互印證,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對此的回應是,即便沒有“零口供”這一極端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其指導性案例第27號“王玉雷不批準逮捕案”中,依然強調了“構建以客觀證據為核心的案件事實認定體系”。同時,2017年《人民檢察院刑事抗訴工作指引》第17條也規定:“證據摘錄一般按照先客觀性證據后主觀性證據的順序進行列舉,以客觀性證據為基礎構建證據體系”。應該說,客觀證據在證據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逐漸加強,是一個顯著的趨勢。
               
                本文的根本任務不是開啟一個新的理論傳統,而是為傳統學說提供一種新的理論樣式。根據新理論,證據客觀性意味著案件事實應當具有相較于證據事實的解釋優先性,故保有客觀性的證據是那些可能隨著案件事實的發生、發展而產生的證據。但是,不滿足這一標準的證據依然可以因其符合證據的必要屬性而具備證據資格,從而能夠被納入證明實踐。在這個意義上,客觀性并非證據的基本屬性,而是證據關聯性的一項子標準。并且,只要認為案件待證事實必須首先被建構、而后再被證明,那么標記有客觀性的證據理所當然會成為待證事實的首要構造者。總之,客觀性不再擁有證據屬性的地位,但其依然是一項獨特且重要的證據特征。

              【作者簡介】
              徐舒浩,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