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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刑事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
    2021/11/10 13:13:43  點擊率[40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中山大學立法評論》2020年總第4輯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目前國家賠償金及精神撫慰金皆有限制,封頂額偏低;國家賠償法關于精神賠償的規定過于寬泛而難以被適用,且法官裁量空間大,間接導致精神撫慰金相對較少;賠禮道歉等適用不普遍,受害者或其家屬不滿意于“純粹的”金錢賠償。對于嚴重侵權的刑事冤案而言,賠禮道歉的精神賠償過于輕,與受害者受到的冤屈、痛苦、人格尊嚴的侵犯、身體健康的破壞或生命的結束異常不對等。且賠禮道歉只是一筆勾銷式的精神賠償,為了防止金錢賠償方式在國家賠償中占比偏高而導致人格尊嚴、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被價錢化,因而有必要另尋新的冤案國家賠償的精神賠償的方式,以實現較為充分的救濟。因此需要建立法治公墓制度、冤案紀念館,設立冤案紀念日等刑事冤案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這些方式有利于彌補冤案受害者受損的人格尊嚴,有利于培育司法文明,有利于使冤案受害者或其家人滿意。
      【中文關鍵字】國家賠償;精神賠償方式;冤案防范;儀式;人格尊嚴
      【全文】

        一、引言
       
        冤案數目不在少數,包括持續在發生以及未被平反的案件。冤案是法治的巨大傷病,也破壞社會的穩定、損害公民的基本權利。諸如聶樹斌、呼格吉勒圖的冤案逐漸被平反,他們的遭遇沖刷我們的視野,令我們驚愕他們所遭受的經歷與不公。關注類似案件的同時,我們亦為冤案家屬感到悲傷。法者,伸張正義。出于基本的倫理、道德觀念以及人文關懷、憂國憂民情懷,我們希望受害者本身及其家屬得到足夠的補償、賠償、尊重。但現實之中,國家賠償的現狀不可謂良好,冤案的救濟也尚未健全。首先,在當今的國家經濟條件較好但人民幣貶值,受害者所遭受的身心煎熬、自由甚至生命的犧牲巨大的情況下,諸多案例的賠償金不算多,往往難以滿足受害者或其家屬的正當訴求。其次,現實的國家賠償的精神損害賠償常常缺位,國家賠償通常以不一定充分的精神撫慰金和不一定有的賠禮道歉了事。以致冤案受害者受損害的生命、自由、健康、人格尊嚴沒有得到足夠的彌補。另外,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對冤案受害者的名譽的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賠禮道歉能夠起到一定的撫慰作用,但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這些現有方式遠遠無法彌補受害者在被刑訊逼供中受侵犯的人格尊嚴以及精神痛苦。因而,有必要增加刑事錯案精神損害賠償的賠償金額并推動賠償新方式的研究、創新,以完善對冤案受害者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自由的國家賠償、精神損害賠償。
       
        二、問題的提出——我國刑事國家賠償的現狀及其原因
       
        (一)我國國家賠償的現狀
       
        目前,我國國家賠償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般賠償金”金額過低,賠償、救濟方式較少,已有的精神賠償方式(如賠禮道歉等)適用不普遍,精神撫慰金適用不普遍。
       
        首先,我國國家賠償的“一般賠償金”數額偏低,救濟方式較少。我國國家賠償案件申訴率高、受害者滿意度低。國家賠償金的數額難以滿足要求。金額普遍偏少,受害者或其家屬對賠償金不滿意。國家賠償法第34條第三款規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造成死亡的,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賠償金標準為每日258.89元,一年約為9.45萬。臺灣地區的“冤獄補償法”則規定,死刑執行的賠償,應按受刑人執行死刑年度國人平均余命計算受刑人余命,且每日按照5千臺幣算。以臺灣地區江國慶21歲即遭槍決且當年島內民眾平均余命76歲為前提計算,江國慶失去了55年的寶貴光陰,2011年,江家獲逾補償1.3億元臺幣,約為2879.2萬人民幣,約為大陸呼格吉勒圖賠償金(約206萬)的14倍、聶樹斌賠償金(約268萬)的10.74倍。美國卡羅萊納州規定一年的冤獄7萬美元(以2017年對人民幣6.75倍的匯率算,約為47.25萬,比我國年冤獄賠償金多了37.8萬人民幣,約為我國的年冤獄賠償的5倍)、州提供的醫療護理以及學費免除,另外,如果是死囚牢房冤獄,一年冤獄在這些基礎上加每年5萬美金。得克薩斯州提供冤案受害者每年8萬美元的冤獄賠償和養老金,以及死囚冤獄或“性侵指控”冤案受害者每年兩萬五美金的賠償。新澤西州,法律規定給予冤獄受害者每年冤獄“過去一年”的年平均收入的兩倍賠償或者5萬美金(不論兩個數額哪個大),以及職業培訓(職業教育、職業訓練)、助學金、咨詢服務、住房援助、健康保險。如果冤獄在5年以下,伊利諾伊州為冤獄受害者提供8.5350萬的美金,5年以上14年以下則提供17萬美元,14年以上,則是19.915萬美金,該州還規定,退還律師費(封頂額為賠償金的四分之一),以及找工作、安排就業的服務。路易斯安納州給冤獄受害者每年兩萬五美金的賠償,封頂額是25萬美金(with a maximum of $250000),且法律規定還提供三年的技能訓練、醫療、六年的(心理)咨詢服務(counseling service)的花銷,以及學費花銷。馬里蘭的“賠償包裹”(compensation package)包括合理的金錢數額以及咨詢服務。馬薩諸塞州的冤案受害者會得到50萬美元內的金額以及物質的、精神上的、教育方面的服務。即是說,在我國臺灣地區和美國一些州,公民每年的冤獄的國家賠償金比我國大陸公民的冤案賠償金多得多。且對同樣單位服刑時間內冤案受害者而言,作為死囚冤獄、被控性侵的冤獄與普通刑期冤獄的冤案賠償的單位刑期的價錢是不一樣的。而我們的國家賠償法,沒有這樣精細一些的區分。這也是一個問題。意味著立法者對死囚監禁與其他有限刑期的監禁的認識過于簡單,沒有考慮到不同類型的監禁,受害者心理上的恐懼與折磨、社會影響、包括其親屬在內的精神損害、其他成本損耗,都是不同的。國家賠償的“撫慰金”宜做同樣的區分。沒有區分,體現我們國家賠償法的落后。我們有必要對冤案受害者所受的傷害分門別類,針對“痛苦”的分類,進而針對不同的痛苦,配套不同的救濟方式與程度。賠償金的多少的參考標準也應該參照人格尊嚴的損害情況,比如有刑訊逼供對受害者人格的侮辱、侵犯與沒有刑訊逼供、僅僅是關押,應該有所區分。另外,美國的救濟方式多樣,值得我們學習。我國的國家賠償有必要提高國家賠償標準(賠償金數額)、增加賠償金,配套有“全面服務”(comprehensive services),即增加各種救濟方式。
       
        其次,我國的國家賠償中,賠禮道歉適用少。錢不萬能,受害者家屬有金錢賠償之外的訴求。冤案受害者或其家屬要求追責有過錯的法官、檢察官等,或者要求賠禮道歉。金錢賠償占國家賠償的絕大多數作用的話,就會存在人格、生命健康與金錢等同化的問題。生命健康、人格尊嚴是無價的,不能被用金錢代替。“人的精神權益是無價的,任何形式的補償都難以達到充分的效果。”在張文志、孫春雨等人的部級課題的實證統計研究中,53個剝奪人身自由時間的案件中,沒有賠償金之外的“其他賠償方式”的案件占到絕大多數:43個,只有10個案件有消除影響或賠禮道歉這樣的賠償。沒有賠禮道歉等金錢以外的精神賠償形式。被誤會以票據詐騙為由剝奪人身自由4094天的廣東黃某怡案件,被以詐騙罪為由剝奪人身自由2085天的河南于某某案件,都沒有賠禮道歉等“其他形式”的賠償形式。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從幾千天、幾百天到幾十天不等,罪刑各式各樣,多沒有純粹的精神賠償。類似的統計總結亦可以參見李喜蓮、孫晶的研究。他們以M、N兩市2008年至2012年間審結的案件為樣本,分別為319、25件。M、N法院樣本中賠償請求人訴請賠禮道歉的案件分別為238、22件,即要求賠禮道歉的比例分別為74.6%、88%。但最終實現賠禮道歉的案件分別為144、12件,即公民訴請賠禮道歉獲支持的比例僅分別為40%、45%。法院工作人員張平、王譯萱對某省319件國家賠償案件的統計分析同樣可以看到賠禮道歉的適用之不普遍,以及人們對賠禮道歉的訴求。賠禮道歉不普遍的個中原因,包含了對賠禮道歉缺乏詳細、硬性的規定與追責規制。張平、王譯萱精到的分析了賠禮道歉處于“休眠狀態”的原因以及完善的方法。當然,筆者認為,即使賠禮道歉普遍適用了,賠禮道歉依舊抵不上類似刑訊逼供致重傷、死亡、誤判致死、誤判致長期冤獄等冤案受害者所受的侵害,仍然需要一些長期的“賠禮道歉”機制,才能實現更加充分的救濟。
       
        再者,我國國家賠償中,精神“撫慰金”偏少且未普遍落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9日發出《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說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具體數額,還應當注意體現法律規定的‘撫慰’性質,原則上不超過依照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所確定的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這樣的規定,是不重視受害者人格尊嚴的體現。也是對精神損害賠償的限制規定,是精神撫慰金為受害者或其家屬不滿意的規范根源。國家賠償金的多少,恰恰是國家賠償認錯的誠意以及人權尊重、重視的程度的體現。同樣如在張文志等人的課題所展示的,53個案件中只有15個案件有精神損害賠償金。這些案件中很多案件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都是幾百、幾千天的。可以說,對人身自由損害案件的國家賠償的精神撫慰金的賠償不是普遍的做法。國家賠償法第35條規定較為粗糙,適用困難。舉證責任機械苛刻,適用標準高。第35條“相應精神損害撫慰金”中的“相應”是無奈之舉。最高院也寄希望于“實務中去具體化。”由于第35條規定的粗糙不具體,導致法官有較大的裁量空間,便帶來現實中精神損害賠償金較少的隱患。
       
        (二)現行國家賠償法規定的不足
       
        針對國家賠償法,我們能夠很容易的找到造成國家賠償現狀的制度原因。我們以國家賠償法第35條作為主要分析對象。
       
        首先,撫慰金一詞不恰當。撫慰一詞不合適,撫慰的意思是中立者施好的善行,不是有罪者主動認錯的行為。用“撫慰”而不是用“賠償”,這可能意味著國家作為侵權主體認錯態度的模糊,或者說容易被理解為有掩蓋其有錯本質的嫌疑,或者,是國家賠償法立法不夠認真、審慎。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的Rachel Dioso-Villa同樣認為,將國家賠償作為國家的一種恩賜行為,而不是因為司法系統錯誤而提供的救濟方法,會讓公眾對國家司法系統的合法性及公平、效力的信心帶來威脅。最高院江必新副院長等人給的解釋是:根據國家賠償法上下文中對精神損害賠償與精神損害撫慰概念內涵的比較,可以得出撫慰金實際上就等同于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結論。這樣的說法有待謹慎斟酌。
       
        另外,賠償范圍狹窄,人格尊嚴被忽視。國家賠償法第35條在賠償情形范圍、理念、用詞上,皆體現國家賠償法的立法上明顯的缺陷。首先,該條對精神賠償范圍的限制性規定不合理。張文志等人的書中論述到:“國家賠償法中所確立保護的與精神有關的權益范圍要狹窄得多......《國家賠償法》僅僅涉及生命、健康、身體、自由權益。”精神損害里面的精神應該做廣義的理解,比如人格尊嚴的損害包括在精神之中。該條對賠償范圍的限制性列舉,是有局限性的。它只包含了第三條和第十七條規定的幾種情況,即第三條所指的行政機關對公民人身自由與生命健康權進行侵犯的情況,以及第十七條所指的偵查檢察、審判機關和監獄看守所機關對公民違法進行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造成身體傷害、死亡的情況,這些列舉性的侵權情形中沒有包括人格尊嚴、精神的侵害的情況,這是不完全、不合理的,這里范圍過于狹窄。現實中,公民的人格尊嚴的損害,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是普遍存在的。范圍的限制性規定,是防御性規定,不符合現實情況,理應有兜底、概括性條款,不應該純粹是列舉性的。國家賠償法對侵權情形進行列舉,體現立法者只重視公民人身自由、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侵害較為明顯、嚴重的情況,忽視因刑訊逼供抑或其他執法司法行為造成侵犯的公民的人格尊嚴。在《國家賠償精神損害賠償實證研究》一書中,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課題組亦認為:應該擴大精神損害賠償范圍。
       
        國家賠償法第35條的用詞極為籠統,導致規定顯得極其寬泛,難以為司法機關所適用,這為實務界人士及學界研究國家賠償法的人所詬病。“嚴重后果”難以把握,致使法官判案無所依據或者裁量權相對過大,從而導致精神賠償適用不普遍的問題;“相應的賠償”中“相應的”一詞同樣導致法官決定“撫慰金”沒有依據標準,間接導致“撫慰金”普遍偏少的情況。2012年9月,重慶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重慶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辦法》,對“嚴重后果”進行了細化規定,有相當大的進步意義。該《辦法》列舉了“屬于致人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一)受害人死亡、傷殘或者產生嚴重疾病不能治愈的;(二)受害人被羈押一年以上或被判處和執行一年以上刑罰的(緩刑除外);(三)受害者名譽權、榮譽權受到嚴重損害給其家庭生活或工作造成嚴重不利后果的;(四)其他導致受害人產生嚴重生理痛苦和心理痛苦的情形。”這個《辦法》也不夠精細,與國家賠償法一樣:忽略了公民無罪被宣判有罪、無罪被刑訊逼供、被無罪拘留等可能侵犯公民人格尊嚴、名譽但“沒有因此重傷、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家庭、生活、工作造成嚴重不利后果”的情形,國家賠償法已有規定的邏輯是:需要嚴重后果,才能有精神損害賠償,才可能有包括賠禮道歉等方式在內的精神損害賠償。在國家賠償法中規定“嚴重后果”的標準,是對公民可能受損的人格尊嚴、名譽等人格權的藐視。人格尊嚴,需要被嚴肅對待、認真對待,需要被全社會及每個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確立為第一規范,才能起到引領作用,進而避免許多法治悲劇、冤案的誕生。筆者主張,一旦是錯誤定罪、錯誤逮捕、拘禁、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都需要賠禮道歉。這能有效促進法官、檢察官、公安工作人員等守法不枉法。
       
        再者,已經規定的賠償方式單一。冤死的精神賠償,豈是一次道歉可以解決的?刑事冤案侵權與民事侵權的法理有相通的地方。學者關今華有提到:民事侵權上“賠禮道歉”適用條件之一是“行為人侵權行為的情節輕微、致人一般輕微的精神損害”,情節嚴重、致人嚴重精神損害則不是賠禮道歉所能夠解決的。我們知道,刑事冤案的侵權多為嚴重的侵權,賠禮道歉的功能未能與受害者受侵犯的程度相對等。因此,筆者認為,精神方面的侵害應該有更多、更深刻的純粹精神方式的賠償,且金錢的方式的賠償與精神方式的賠償可以有所區分,金錢賠償無法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精神方式的賠償的作用與意義。金錢能夠一定程度上賠償受害人被侵害的人身自由以及被刑訊逼供的身體傷害,但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人格尊嚴需要更多精神賠償方式的補充救濟。我們呼吁賠償的對等:在刑事國家賠償的金錢賠償沒有達到非常充分的情況下,精神性人格權(包括人格尊嚴)的彌補如果只是賠禮道歉明顯過于輕,且人格尊嚴不能完全用金錢對等,所以需要加碼“精神性”的賠償。
       
        國家賠償法第35條對于精神賠償的方式的規定,有照搬照抄民法侵權責任法的嫌疑:即恢復原狀、賠禮道歉的規定。人格權損害等精神損害是不可逆的,如何恢復原狀?學者法官等也在鼓勵、建言多元救濟機制,比如楊林萍法官的美國賠償法研究,介紹美國的賠償多元的方式:如德克薩斯州提供受害者工作培訓、醫療等服務,佛蒙特州“被宣告無罪者最多10年的州健康醫療”,康涅狄格州宣告無罪者學費免除等。伊利諾伊州有幫忙受害者找工作的支持服務,馬薩諸塞州提供受害者“在任何州立或社區大學的教育服務”。福建婦聯法律服務中心與福建省高院合作的心靈撫慰機制同樣是很有意義的救濟方式的創新。但它是善后的救濟,沒有類似“賠禮道歉”這種方式的公權力為過錯致歉意的意味。張文志等人對國家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對國家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未獲賠償的救濟途徑進行了思考,提出國家補償和心理疏導兩個方法。這是對未獲賠償的精神損害的關照,是一個值得贊許的思路和關懷,但也兩個簡單建議也是說明對現有方式思考的匱乏、不足。
       
        綜上,精神損害里面的精神應該做廣義的理解,比如人格尊嚴的損害包括在精神之中。可以分類賠償或者說:二分法賠償,金錢賠償的是針對受害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的賠償,而精神上的侵害,不能僅僅以金錢的方式進行補償,應該以充分的精神賠償方式進行賠償。較為嚴重的刑訊逼供、長期冤獄的案件,如聶樹斌、呼格吉勒圖案等,不可以簡單道歉和金錢賠償了事。這樣的二分,也基本上對應物質性人格權與精神性人格權的劃分。另外,純粹停留在數額的博弈,本身存在極其困難的衡量,因此,真正純粹的精神賠償是必要的,也是能夠緩解數額的多少的爭論,起到緩和、替代的作用,這也符合多元救濟的現實需要。當然,我們也支持提高精神賠償的上限標準,以緩和數額上不足、難以令人滿意的問題。以研究國家賠償著稱并被稱為“杜國賠”的學者杜儀方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建議增加賠償方式,如冤案受害者平反后的住房、養老、醫療保險等善后工作,這些是美國已有的做法,但她沒有詳細提出其他新的國家賠償新方式,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們學界對國家賠償方式研究的匱乏,值得改進。此文的國家賠償之新方式,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與需求之下產生的。
       
        三、對策:刑事國家賠償之精神賠償的新方式
       
        刑事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即包括法治公墓制度(或稱冤死者公墓制度)、冤案紀念館制度、冤案反思紀念日及未來可能有的其他新的方式的集合,畢竟學者、人民的智慧如同權利的種類一樣,會不斷增加,精神損害賠償的方式同樣如此。在此文中,刑事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又可以稱為國家賠償的法治文化方法。法治公墓、冤案紀念館,都屬于法治設施,也屬于法治建筑。
       
        (一)法治公墓制度
       
        公墓指人去世后,將遺體或骨灰式遺物集中到統一地點,這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的文明和進步。法治公墓,又稱冤死者公墓,是指收納因為刑訊逼供、錯案等運用實施法律錯誤而失去寶貴生命的人們的墓地。之所以叫作公墓,是指將冤死者按照屬人原則集聚在一起,以形成規模、影響力,彰顯意義,也方便每年紀念儀式或其他活動的舉行。法治公墓制度,即以國家為主體為冤死者而設立墓地,為之舉行追悼儀式,并每年由人們所瞻仰紀念的一系列規定、設計的集合。
       
        具體的制度設計,包含對法治公墓的納入對象的選拔、墓碑的安排、入墓儀式的環節等。按照劉斌教授對法治文化的分類,可以把法治公墓歸類為顯性法治文化里面的法律設施。法治公墓是“硬件”,而法治公墓制度能起到 “軟件”的作用。
       
        法治公墓的納入對象,以司法判決書等官方公文為準據,被確認平反的公民。因公權力行使錯誤導致死亡的個體,如被刑訊逼供、錯判死刑并執行、被錯誤拘禁拘留導致直接或者間接死亡等情況的受害者,如聶樹斌、呼格吉勒圖、孫志剛、沒殺人卻被抓被刑訊逼供以致認罪最終被槍決執行死刑的滕興善、因被誣告強奸入獄在羈押期間死去的宋保民、年僅23歲的被誤判為強奸犯被執行槍決的魏清安、被頂替唐建敏被槍決的張文華等。具體的核準可以結合國家賠償的程序,由相應國家賠償委員會給予確認、核準。并接受受害者家屬的申請。
       
        墓碑可以寫上冤案的經過及應吸取的教訓,如已有的呼格吉勒圖墓的做法。呼格吉勒圖墓志銘:“呼格吉勒圖,呼和浩特人,1997年生。十八歲時,蒙冤而死。1996年4月9日夜,一女子被害身亡。呼格報案,被疑為兇手。后不堪嚴刑而屈招。被判死刑,6月10日,斃……”
       
        入墓追悼儀式,又稱為冤死者追悼儀式,或入墓儀式、追悼會,即在冤案平反之后,對冤死者舉行的追悼儀式,由受害人親屬、朋友、社會人士、相關部門人員出席。根據死者家屬是否同意,決定是否將冤死者骨灰埋葬或者轉葬于單獨規劃出來的、為冤死者設置的法治公墓墓地。入墓追悼儀式的舉行及出席人同樣需要咨詢受害者家屬的意見。冤死者入墓儀式具體包括諸如出席主體、儀式環節等方面的設置。
       
        1.出席主體
       
        入墓儀式的出席主體,應該包括受害者家屬及其親戚朋友、公檢法部門人員(包括相應級別國家賠償辦領導、工作人員)、法律工作者、監獄看守所各部門科室相關工作人員,尤其是與冤案發生直接相關的單位、個人,必須參加。法學家、法學院學生及社會大眾可自愿參加。
       
        2.儀式的環節
       
        冤死者追悼儀式仿照一般的追悼會的一些儀式。儀式包括主持人對碑文的宣讀,案情及受害者受害過程原因的介紹。儀式包括參會代表講話,諸如與冤案相關的法院、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監察機關等單位代表講話。全體為冤死者默哀的活動以及可以在儀式中演奏法治之歌。儀式還包括出席冤死者追悼儀式的人員為死者獻花緬懷、鞠躬以及出席人員與冤案受害者家屬握手慰問的環節。
       
        3.儀式的其他細節
       
        儀式參加者的服裝應該盡可能正式,可以統一穿印有類似“冤案預防,人人有責”的標語的服裝,也可以只要求穿正裝,公檢法部門人員穿工作制服。
       
        儀式的操辦可由國家賠償委員會或地方賠償辦公室主導主辦,可以由法院、檢察院甚至民政局等其他部門協辦。儀式進行所用經費可以與國家賠償金的來源一樣,當地財政部門劃撥,同時可接受儀式參與者、社會人士自愿捐贈。
       
        儀式的時間可以在案件宣布平反之后,可在每年度感動中國十大法治人物頒獎儀式之后,也可根據其他具體情形,靈活決定。儀式舉行的地點為公墓所在地,或者當地習慣的儀式舉行場所。
       
        4.電視直播和錄像傳播
       
        入墓儀式活動過程電視臺應該直播,以體現國家、社會重視。也應該錄像,作為宣傳紀念的材料,供世人觀看紀念,“儀式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重復。或者在一定意義上說儀式是一種重復化行為。”將法治人物入墓紀念儀式錄像,有利于儀式的作用發揮最大價值,成為法治宣傳的另一個材料,讓儀式的作用持久。尤其是作為公、檢、法、監察部門及監獄、看守所等的學習宣傳材料。
       
        (二)冤案紀念館
       
        冤案紀念館,即為了起到銘記、警示作用,在國家、地方設立的紀念館,里面展示已有的較為典型的刑事冤案的細節,為人們所參觀、紀念、緬懷、警戒。
       
        紀念館展示冤案發生的經過和冤案證據、被刑訊逼供者身上的傷痕以及翻案、平反的經過,一審、二審、再審判決書、國家賠償決定書、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合影、一般冤案受害者接受采訪的錄像等。紀念館可以包括冤案致死區,如聶樹斌、呼格吉勒圖;也包括一般冤案區,如滕興善、趙作海案等。紀念館展示的對象,如趙作海案,都需要征求當事人的意見,經過其允許再作展覽,不能強制性展覽。對冤死案件的展覽,需要征求冤死者家屬的意見并經其許可,尊重他們的意愿。紀念館的建造可以由各地財政撥款,展示的材料可以來自各方提供,提供必要的冤案材料是法院、檢察院的任務。紀念館可以設立一個國家級,在省府、市縣級別視冤案多少決定是否設立冤案紀念館,是否應該建,以實際上該地區的冤案數量等實際情況為準,一般以省為單位建立冤案紀念館合適。冤案多少,可以按“屬地”和“屬人”兩種方式判斷,屬地,即冤案由所在的地區的法院審理過,如呼格吉勒圖案,可以由呼和浩特冤案展覽館、內蒙古冤案展覽館展示,具體冤案經歷過幾級法院、幾個地方法院,以導致冤案發生的“終審”法院為主;屬人,即冤案受害者的戶口在該地區,如念斌,就可以是福州冤案紀念館或福建省冤案紀念館的冤案展示典型案件。已經公布平反的冤案數量不算多,且不怕重合的情況,重復的情況是加強宣傳,亦是好的事情。紀念館應當不收門票,向社會大眾開放,并配套相應工作人員管理維護,經費由相應級別的財政部門劃撥。紀念館接受公安、檢察院、法院、監察委、監獄等部門的訪問學習,作為公安、檢察院、法院、監察委、監獄看守所、政法委等部門法治文化學習、公權力反思的基地。
       
        (三)冤案反思紀念日及其儀式活動
       
        為了有較好的影響力,仿照憲法日,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帶頭設立冤案反思紀念日。
       
        冤案反思紀念日,即公、檢、法、監察等公權力部門,尤其那些造成冤案或者對冤案形成負有責任的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等,于該紀念日反思過去的冤案,并反思“過去一年”的冤案發生情況與“本單位”的過錯,以反思冤案的發生,警戒冤案的再發生,改進執法、司法。冤案反思紀念日可以舉行一些相關活動,包括參觀冤案紀念館,瞻仰冤死者墓的活動等。參加人員包括公檢法監及相應各級領導,法學院師生,法醫專業師生等。同樣,在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內部,進行相應冤案反思檢討總結會議。
       
        紀念日活動,可以包括對過去與“本單位”相關的冤案進行反思、總結、警醒,沒有涉及過冤案的單位,則可以以過去的冤案作為素材,進行內部的自我警示、反省、學習,并進行適當的宣傳。
       
        紀念日對已經造成冤案或者對冤案發生負有責任的公權力機關及其人員來說,是一種“賠禮道歉”的方式以及擔當的體現,也是國家責任主動擔當的體現。更是一種長期的“道歉機制”和法治決心的宣誓,體現愛護關心同胞的民族精神。盛世重義,對于真正法治的國家,理應如此。
       
        河南省已經有類似的紀念日。“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要求全省法院以趙作海案件為反面教材。河南省高院把無罪釋放趙作海的5月9日定為全省法院‘警示日’。每年這一天,全省法院都要組織廣大干警圍繞這起案件深刻反思,并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堅持下去。”可以說,冤案防范以及國家賠償,我們非常需要這樣的擔當與首創。這也是對類似趙作海、念斌、聶樹斌、呼格吉勒圖、孫志剛等含冤者的一種尊重、精神慰藉、補償。
       
        四、精神損害賠償新方式的意義
       
        (一)防止人格尊嚴完全價錢化,彌補受害者的人格尊嚴
       
        人格尊嚴作為一切其他權利的基礎,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倘若人格尊嚴不受重視,等于權利大廈的根基不復存在,整個權利大廈便轟然倒塌。因此,人格尊嚴受重視、尊重,是極為重要的。
       
        康德曾說:“一個有價值的東西能被其他東西所替代,這是等價;與此相反,超越于一切價值之上,沒有等價物可替代,才是尊嚴。”這就是尊嚴的不可購買、不可以價錢化的基礎。較為純粹地用金錢的方式賠償冤案受害者被侵犯的生命健康權、人格尊嚴、人身自由等權利,純粹的精神性的方式的賠償較少,不可避免會陷入人格尊嚴價錢化、生命健康可以標價、人身自由商品化的誤區,這是嚴重的認知矛盾。金錢有一定的撫慰、賠償作用,但不應該成為絕對主導的賠償方式,純粹精神方式的精神賠償不可以廢棄。否則,無法避免將公民生命、自由、人格尊嚴等同于金錢的危險,更不用說是在金額上遠未達到令受害者以及社會大眾認可的標準。如果涉及公民健康、生命、自由、人格尊嚴的侵害的問題都能用一部分金錢解決,讓這些基本人權成為物品,帶上受藐視的外衣、屬性,從而,刑訊逼供、枉法裁判等的發生就顯得如此自然而然。重視純粹的精神賠償方式,是必要的,也很有意義。
       
        當下,冤案平反后,賠禮道歉的情況比較少,國家賠償也主要以一定的“撫慰金”形式,可以說,已經有將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尊嚴等金錢化的危險。因此,真正的精神賠償及其新方式,是亟需引入到國家賠償之中的。
       
        國家賠償的原因是國家侵權,是特殊的侵權類型,侵權法的原則是讓受害者的一切再次完整。文中的一些方法都在彌補受害者受侵犯的人格尊嚴,包括其家屬可能受侵犯的人格尊嚴。人格尊嚴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基礎,對人格尊嚴的蔑視是刑訊逼供、冤案發生的重要原因基礎,理念、認識上的錯誤是一切行為錯誤的根源。對人格尊嚴的不尊重,導致對公民身體的不尊重,即刑訊逼供手段的發生。“國家是公民人格尊嚴實現的義務主體。”目前的國家賠償法,沒有體現對人格尊嚴的重視,人格尊嚴,隱含在精神損害之中,國家賠償法對人格尊嚴的忽略,和冤案刑訊逼供發生的原因之一如出一轍。
       
        國家賠償法之于憲法實施,是以“部門法”、“模塊法”落實的方式,滋養憲法基本權利的落實,實現人權的可訴。刑事訴訟法常常被稱作小憲法,因為它包含了對公民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干預”與保護。實際上,國家賠償法也是小憲法,又或者,每一部制定正義、良好的法律,都是小憲法,是落實憲法治理的組成部分。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間接認可公民死后,生前受損的人格尊嚴同樣可以得到彌補,擴展了人格尊嚴的時間之維。冤案的國家賠償的新方式是落實憲法規定的人格尊嚴的保護的抓手。
       
        刑事冤案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充實了國家賠償之精神撫慰的內涵,擴展了精神損害賠償的方式。類似追悼儀式等活動的進行,是國家機關出席者代表國家對受害者及其家屬深刻而富有意義的賠禮道歉的行為方式,是一種長久的賠禮道歉,而非金錢賠償及賠禮道歉的一筆勾銷,體現了對受害者的尊重、對冤案的重視,以及認錯態度的誠懇,也有心理治療的作用。法治公墓、冤案紀念館、冤案紀念日相關紀念活動是國家賠償之精神賠償方式的長期機制,作為永久的機制和物態文化,長期為冤案受害者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長期體現公權力的悔過心態,也公開、持久彰顯公權力的內省、審慎。
       
        (二)培育司法文明,預防冤案,教化人民
       
        刑事冤案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可以作為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長期的“懲罰性機制”或預防式警醒。
       
        多學科融匯更能為問題的改進、解決提供幫助。談及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及冤案防范的新方式,不得不提及儀式這個人類學、社會學的詞匯、范疇及其作用與意義。冤死者公墓制度中的追悼會儀式、冤案紀念日中參觀紀念館以及到冤死者公墓瞻仰的儀式,都是國家賠償新方式中儀式的內容。儀式有助于確立、強化儀式參與者心中的秩序。文中倡議的國家賠償的精神賠償的新方式,既是權利救濟、人權補償的方式,也是一種柔性的懲罰,相對對審判人員等判刑、革職的刑罰追責,精神賠償的方法具有優越性,不會抑制法官等辦案人員的積極性,防止法官因為怕受到嚴格的強制性重罰而消減辦案的積極性。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彰顯了國家賠償的預防性、懲罰性、彌補性功能,呼應國家賠償法的需求與目的,是司法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文明的豐富有助于冤案發生的預防,作為“第一道防線”,畢竟國家賠償是不得已的矯正正義,預防冤案的發生才是本來就該有的原生性正義。通過國家賠償的這些法治文化方法,也能間接起到控權的作用:通過儀式之于公權力機關及其人員的內心的影響,是軟的方法,也是法治文化的方法。同時,規定儀式的參加、對受害者或其家屬的道歉,都是懲罰的一種柔和的方式,“攻人者攻心為上”,這是“攻刑訊逼供者、枉法裁斷者之心”的方式,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當下對枉法的司法人員追責較為缺乏、不完善的缺點。
       
        冤案有一部分是由法官、檢察官、公安機關工作人員等主觀故意造成的,儀式活動、法治物態文化作用于人的內心,能夠起到一定的教化、提醒、警戒的作用,讓相關國家工作人員參加活動,算是國家賠償懲罰性職能、預防性職能的落實的體現。同時,儀式活動包含道歉認錯的成分,亦是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有效方式。加強公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內心的自律,是減少國家賠償“案源”的一種間接的努力。
       
        冤案一直都在,是一個永遠難題,其防范措施我們的刑事界也進行了頗多的研究,可以說是刑事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已有的方法上,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仍是一個必要的補充,它也契合國家賠償的預防性功能。
       
        儀式具有教化的作用。通過追悼儀式、冤案紀念館、冤案紀念日及相關紀念儀式等,可以在全社會中培育法治文化,促進司法文明的培育及其良好風氣的形成,可以增進人民的法治觀念以及自我保護意識,增加他們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觀念,增加他們對冤案的認識,增加他們可能處于的刑訊逼供、冤案情境之中時的自我保護意識與能力,免于災難之中。
       
        公墓實體的存在,冤死者追悼會的舉行,儀式的洗禮與教化,每年一度的冤案反思紀念日及相應活動的參加,都是對相關公權力機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的一種警醒、教育、警戒,能喚醒人們尤其公安、檢察、法院、監察委、監獄、看守所等公權力機關的工作人員對冤假錯案的重視與警醒,喚醒各部門工作人員對受害人的同情、對法治觀念、法治基本原則、公民人格尊嚴的重新重視。
       
        文中的幾種方式的倡議,能提高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及普通公民的法制意識,能夠促進司法文明的形成。司法文明的形成也是冤案防范的重要基礎之一。良好的法治文化、司法文明一旦養成,就是最好的“第一道防線”,讓錯誤不發生的最佳防線,也是最好的冤案防范的方法,是國家賠償的終極目標:國家賠償案源的減少。
       
        (三)體現國家賠償主動性,爭取人民的滿意
       
        國家賠償法是一部義務性法律,主動是它應有的使命與態度。陳春龍教授也建議國家賠償應該向主動賠償方向努力。對人權的無知、健忘和蔑視,是公共災難和政府腐敗的唯一根源。認識的遲緩同樣有不小的弊端。整個國家賠償法,有一些的“消極主義特征”和“防御性規定”。之前2010年修改去除的“確認程序”就是對防御性規定的去除。文中的法治文化方法及其一些儀式的舉行,是國家與公權力機關、領導、人員的良好品格與擔當。國家主動推進類似的措施,有助于社會的穩定、公民心理的平衡,增進公民對黨和國家的認同。
       
        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增加受害者或其家屬的滿意度,照顧其心理,能夠緩解公權力與人民之間的沖突,增進社會和諧。加強人民的法治信仰,防止對受害者或其家屬的二次傷害。儀式的舉行,同樣是一種賠禮道歉,會促進受害者或其親屬、社會公眾對國家、公權機關情感的緩和、寬恕,化解矛盾,維護國家的形象與法治的權威。
       
        之前我們提到,許多的冤案受害者或其家屬,對缺乏賠禮道歉的賠償是不滿的,對賠償資金的不充分也是感到遺憾的,文中的國家賠償之精神賠償的新方式,能夠達到令受害者或其家屬盡量滿意的結果,化解國家賠償金計算的難題,實現更深層次的賠禮道歉的功能。學者也習慣將國家賠償的精神損害賠償方式稱作非財產責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學者型法官楊臨萍博士就總結到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非財產責任方式的價值與作用:除了直接的權利救濟、制約預防功能之外,還有“直接的情感恢復功能”,她認為“賠禮道歉作為化解怨恨的工具,有利于受害人宣泄憤恨、緩解消極情緒”、撫平受害人或其親屬的心理創傷。
       
        五、結語
       
        (一)對國家賠償及其研究的期許與批評
       
        國家賠償法沒有引起致力于憲法學基本權利研究、人權研究的學者足夠的關注,是不應該的。1國家賠償法涉及公民人權的保障,理應是人權研究的最佳實戰場,是實踐的憲法學。國家賠償,同樣涉及冤死者人格尊嚴的彌補與維護,是憲法人格尊嚴研究的抓手,不受憲法學、人權法的學者的關注實在可惜且不應該。也許這與國家賠償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和議題,以及國家賠償法誕生到現在才23年有關。
       
        國家賠償的研究,外文文獻的參考、翻譯引入不多,值得學界的努力,以防止在中文論文的槽口內相互引用,沒有新鮮的資源,形成一個較為狹窄的范圍內的集體自說自話。另外,我們應該適度跳出國家賠償看國家賠償理論,思考其改進,更多借助法治文化理論與思路、刑訊逼供與冤案防范理論、憲法及人格尊嚴理論等來幫助對國家賠償問題出路的思考。以防止徘徊于類似賠償歸責方法這樣“老生常談”的問題。
       
        從國家賠償法立法的時間(1995年)算起,至今,憲法經歷了三次的修改。國家賠償法,則隔了15年才在2010年第一次修改,2012年的修改則變化不大,是防御性的修改,有不少人認為是倒退。可以看出國家賠償法沒有被嚴格對待與重視,而不是說它制定比憲法良好,或者穩定性高。人權的保護是國家義務,及時制定、修改人權法也是國家應該有的義務、立法機關的職責所在。國家賠償法作為人權法,也需要及時修改。當下國家賠償法的種種缺點,需要被及時修改。以體現國家對人權的尊重及其應有的態度。期望國家賠償法新修改,更多的體現對公民人格尊嚴的尊重,提高國家賠償金的金額及精神損害賠償的金額,同時增加精神賠償的方式,賠禮道歉的適用標準是公權力對冤案有錯而不是“嚴重損害”。
       
        國家賠償的精神損害賠償的新方式,是順應國家賠償的不足而產生的。它在冤案防范的方法上是補充性的,但絕對也是必要而富有意義的,它之于冤案的防范的作用,絕不是雞肋。筆者也堅信,與楊臨萍法官的觀點一致,國家賠償的精神損害賠償方式的思考,將是一個國家賠償研究的一個小小里程碑。
       
        (二)對文中對策建議的落實的期望
       
        文中的建議之落實,首先,可以在國家賠償法里面肯定刑訊逼供對公民人格尊嚴的傷害,并將之列為必須賠償的范圍,即公民人格尊嚴的保護是賠償范圍的一部分。其次,文中的精神賠償的新方式、方法可以由國家賠償法加以規定,也可以用政策的方式加以推進。冤案紀念日可以仿照憲法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給予確立。可由學者、法官、公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建議。
       
        筆者期待也希望,未來法治公墓制度、冤案紀念館、冤案反思紀念日能夠得到學者們的細化研究,最終得到落實,為冤案防范、國家賠償貢獻一份力量。筆者也相信,包括上面提到的這些建議在內,未來類似《以法之名》等法治歌曲、憲法日、憲法宣誓制度等,會在國家的法治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最后,衷心希望聶樹斌先生、呼格吉勒圖先生等冤案受害者安詳,但愿我們都對得起他們的犧牲,也希望類似案例能盡量減少。尊重,是一切秩序、和諧的基礎,是一個帶有動詞意味的重要概念、法治理念。但愿我們能夠全面邁向尊重人的尊嚴的新時代。

      【作者簡介】
      黃鑫政,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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