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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案紀念館、紀念日、紀念碑: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
    2021/11/12 8:34:30  點擊率[669]  評論[1]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理學
      【出處】《岳麓法學評論》第13卷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紀念館;法治文化
      【全文】

        源于智識的局限或責任感的缺失,冤案與人類法治文明的演進結伴而行,從未斷絕,甚至在法治昌明的當下,仍有不少冤案發生,部分被塵封、遺忘,部分僥幸得以糾改。冤案預防和賠償的重要意義,在于作為矯正正義的“最后一道正義”,更彰顯了法治的自我潔凈,體現了國家司法體系不斷進步的方向以及執政黨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尊重。冤案不斷消解著人民對法治的信仰及對國家機構的信賴,侵蝕著黨的執政基礎。此外,冤案的發生往往伴隨著刑訊逼供,[1]嚴重傷害了受冤者的人身、人格權利,受冤者的人格尊嚴亟待伸張。現行法中國家賠償之精神賠償不到位,不論是經濟賠償的微薄,還是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精神賠償之運用效果欠佳。有鑒于此,本文主張將法治公墓、[2]冤案紀念館、冤案紀念日、法治人物紀念碑作為國家層面對受冤者精神賠償的新方式,作為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彌補現有精神賠償的不足,更增冤案防范之瞢示。本文先闡述這些新方式的精神價值,再介紹這些新方式的制度設計。
       
        一、冤案法治文化進路的意義
       
        冤案法治文化進路能彌補精神損害賠償落實的不足,杜絕公民人格尊嚴的價錢化。“較純粹地”用金錢的方式賠償冤案受害者被侵犯的生命健康權、人格尊嚴、人身自由等權利,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格尊嚴價錢化、人身自由商品化的誤區,存在著嚴重的認知矛盾。金錢有一定的撫慰、賠償作用,但不應該成為絕對主導的賠償方式,真正的精神賠償不可以廢棄,不能流于形式,需要深挖。否則,無法避免有將公民生命、自由、人格尊嚴等同于金錢的嫌疑,更不用說在金額上遠未達到令受冤者滿意以及社會大眾認可的標準。
       
        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充實了國家賠償之精神撫慰的內涵,擴展了其方式,是國家機關負責人代表國家對受害者及其家屬賠禮道歉的平等主體間的交流,是人與人之間歉意的表達,而非金錢支付式的一筆勾銷,這體現了平等與尊重。這種人文儀式的治療作用,是一種公權力機關及其人員對受害者及其家屬深刻、真實而有意義的道歉。冤案公墓、冤案紀念館、紀念日等作為永久的機制和物態文明,長久、持續為冤案受害者恢復名譽、賠禮道歉,也公開、持久地彰顯公權力的內省、慎法,亦能夠凝聚民心,增進法治信仰。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警示后人不重蹈覆轍,預防刑事錯案的發生,作為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長期的“懲罰性機制”和預防式警醒,能夠警惕惡政惡行。
       
        談及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的幾個新方式,不得不提及“儀式”及其作用與意義這個人類學、社會學的詞匯、范疇。儀式有助于確立、[3]強化參與者心中的秩序。冤死者追悼會、公墓和紀念館瞻仰儀式的舉行,儀式的洗禮與教化,每年一度的冤案反思紀念日及相應活動的參加,都是對相關公權力機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的一種警醒、教育、警戒。入墓儀式活動能喚醒人們尤其是公檢法人員對冤假錯案的重視警醒,喚醒人們對受害人的同情、對法治觀念、基本原則的重視。國家賠償的法治文化方式,既是權利救濟、人權補償的方式,也是一種柔性的懲罰,相對于判刑的刑罰追責,沒有抑制法官審判積極性的缺點。因此,國家賠償的法治文化方式有效統合、彰顯了國家賠償法的預防性、懲罰性、彌補性功能,呼應國家賠償法的需求與目的。同時,國家賠償的法治文化方式也是司法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文明的豐富同樣有利于預防冤案的再度發生,可作為國家賠償的“預先的第一道防線”。畢竟賠償已經是不得已的矯正正義,預防冤案的發生是本來就該有的原生性正義。國家賠償的法治文化進路,也能間接起到控權的作用:儀式之于公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內心影響,是軟的方式,也是法治文化的方式。同時,規定儀式的參加、對受害者或其家屬的道歉,都是懲罰的一種更深刻的方式,“攻人者攻心為上”[4],這是“攻刑訊逼供者、枉法裁斷者之心”的方式,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當下對枉法的司法人員進行追責較為缺乏、不完善的缺點,[5]同時避免了對司法者嚴厲追責所需要面對的重重阻力。冤案有一部分是由法官、檢察官、警察造成的,儀式與法治文化等作用于他們的內心,能夠起到一定的教化、提醒、警戒的作用,讓相關國家工作人員參加活動,同樣是國家賠償懲罰性職能、預防性職能落實的體現。
       
        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體現主動賠償的精神,增加受害者或其家屬的滿意度。國家賠償法是一部義務性法律,[6]主動是它應有的使命與態度。陳春龍教授也建議國家賠償應該向主動賠償方向努力。[7]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能夠緩解公權力與人民之間的沖突,增進社會和諧,加強人民的法治信仰,防止對受害者或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促進受害者或其親屬、社會公眾對國家、公權機關的寬恕,[8]化解矛盾,維護國家的形象與法治的權威。
       
        二、冤案紀念館
       
        冤案紀念館,即為了起到銘記、警示作用而設立的紀念館,其中展示已有的較為典型的刑事冤案的細節,為人們所參觀、紀念、緬懷、警戒。
       
        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的引導,以及國家對于冤假錯案糾錯力度的增加,大量的冤案被平反,受到群眾的擁戴。晏樹斌、呼格吉勒圖得以沉冤昭雪,都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類似的典型案件和事例,值得設為典型,為司法者、執法者、普通民眾所銘記,也是冤案紀念館的展示對象。
       
        紀念館展示冤案發生的經過和冤案證據、被刑訊逼供者身上的傷痕以及翻案、平反的經過,一審、二審、再審判決書,國家賠償書,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合影,一般冤案受害者接受采訪的錄像等。可以仿照孫志剛、呼格吉勒圖的墓碑的寫法,如江平先生為呼格吉勒圖撰寫的墓志銘:“呼格吉勒圖,內蒙古呼和浩特人。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生。十八歲時,危難攸降。蒙冤而死。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夜,一女子被害身亡。呼格報案。被疑為兇手。后不堪嚴刑而屈招。被判死刑,六月十日,斃。呼格負罪名而草葬于野。父母忍辱十年。哀狀不可言。二零零五年十月。命案真兇現身。呼格之冤方顯于天下。令華夏震驚。然案牘塵封無所動,又逾九年。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再審。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呼格無罪。優良的司法,乃國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無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權柄者,應重證據,不臆斷。重人權,不擅權,不為一時政治之權益而棄法治與公正。今重葬呼格。意在求之,以慰冤魂。特立此碑。”[9]
       
        紀念館可以包括冤案致死區,如聶樹斌、呼格吉勒圖;也包括一般冤案區,如滕興善、趙作海等。紀念館展示的對象,都需要征求當事人的意見,經過其允許再作展覽,不能強制性展覽。對冤死案件的展覽,需要征求冤死者家屬的意見,經由其許可。
       
        紀念館的建造可以由各地財政撥款,展示的材料可以來自各方,提供必要的冤案材料是法院、檢察院的任務。紀念館可以設立國家級的,在省府、市縣級是否應該建,以實際上該地區的冤案數量等實際情況為準,一般以省為單位建立冤案紀念館。冤案多少,可以以“屬地”和“屬人”兩種范疇進行判斷。屬地,即冤案由所在的地區的法院審理過,如呼格吉勒圖案,可以由呼和浩特冤案展覽館、內蒙古冤案展覽館展示,不論具體冤案經歷過幾級法院、幾個地方法院,都應以導致冤案發生的“終審”法院為主。屬人,即冤案受害者的戶口所在地,如念斌,就可以是福州冤案紀念館或福建省冤案紀念館的冤案展示典型案件。已經公布平反的冤案數量不算多,且不怕重合的情況,重復的情況是加強宣傳、體現的結果,亦是好的事情。
       
        紀念館應當免費向社會大眾開放,并配備相應工作人員管理維護,經費由相應級別的財政部分劃撥。紀念館接受公檢法監等部門的訪問學習,作為公檢法監、政法委文化的學習基地,公權力反思的基地。
       
        紀念館屬于物態文化,或者說是法制器物,[10]也具有象征意義。這是深得民心的做法,體現國家對冤案的重視,以及對冤案的教育、警示意義的認同。體現國家對冤死者及冤案受害者的尊重,對其受到的遭遇的同情。紀念館能同時作為公檢法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學習的場所,以提高自身的責任心,便于正確執法、司法。
       
        三、冤案反思紀念日及儀式
       
        冤案反思紀念日,即公檢法監等公權力部門,尤其那些造成冤案或者對冤案形成負有責任的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等,于該紀念日反思過去的冤案,并反思“過去一年”冤案的發生情況與過錯,以防止冤案的發生、警戒冤案的再發生,改進執法、司法。
       
        紀念日可以舉行一些相關活動,包括參觀冤案紀念館,瞻仰冤死者墓的活動等。參加入員包括公檢法監及相應各級領導、法學院師生、法醫專業師生等。同樣,在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內部,進行相應冤案反思檢討總結會議。
       
        紀念日的作用與意義:首先,對已經造成冤案或者對冤案發生負有責任的公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來說,是一種“賠禮道歉”以及擔當的體現,也是國家主動擔當的體現。更是一種長期的“道歉機制”和法治決心的宣誓,體現愛護關心同胞的民族精神。盛世重義,對于真正法治國家,理應如此。
       
        河南省已經有類似的紀念日。“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要求全省法院以趙作海案件為反面教材。河南省高院把無罪釋放趙作海的5月9日定為全省法皖‘警示日’。每年這一天,全省法院都要組織廣大干警圍繞這起案件深刻反思,并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堅持下去。”[11]可以說,我們非常需要冤案防范以及國家賠償這樣的擔當與首創。這也是對趙作海、念斌、聶樹斌、呼格吉勒圖、孫志剛等受害者的一種尊重、精神慰藉和補償。
       
        四、法治人物紀念碑
       
        所謂法治人物紀念碑,主要是指仿照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形式,給予冤案受害者以崇高地位和尊敬,體現國家對冤案受害者的尊重和對冤案行為的不滿。
       
        黨和國家領導人極其重視冤案的預防與平反,習近平總書記“讓每個公民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呼吁影響深遠。類似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以及人民英雄紀念活動的意義重大,里面涵蓋了符號、象征、儀式等,里面體現黨的領導人、領導集體對無辜人民和革命戰爭時期的烈士的珍重與尊敬。通過法治人物紀念碑的設立,給予冤死者類似的待遇,體現我們國家對冤死者的尊重與緬懷,體現黨和國家對冤案的重視,在冤案防范上定下心理、意識基礎,是對冤死者人格尊嚴進行補償、彌補的方式,也是冤死者國家賠償之精神損害賠償的一種方式。
       
        五、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的新方式的可行性
       
        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具有道德合理性。法治公墓制度、法治紀念碑、冤案紀念館、冤案紀念日等的引入既是法律,也是道德。對因刑訊逼供、冤假錯案等而失去生命的人們給予特殊的尊重和紀念,符合中華民族的道德傳統,受人民支持,呼應民心,也有利于社會主義法治價值觀的樹立,體現盛世重義的風范,較容易為人們所認可。
       
        冤案防范的法治文化進路的幾種方式具有硬件設施可行性。墓地管理,可由一般公墓管理機構即各級民政部門管理,從目前來看,冤死者人數不算龐大,不會占用太多資源。冤案紀念館,可以仿照博物館的管理以及人員配置等,設立國家冤案紀念館以及地方冤案紀念館,冤案紀念館展示的內容無非一些文書、案件經過介紹、一些器物等。以全國影響重大的冤案為展示、紀念主體的國家冤案紀念館,或者以屬地或屬人為原則設立的地方冤案紀念館,展示的內容和數量皆不會過于龐大,冤案紀念館帶來的成本、管理、占用地和場館資源,在現有的條件下,都不會是重大的難題。
       
        結語
       
        在法治國家建設上,我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法治文化的生長更顯緩慢。可喜的是,無論從執政黨的政治指引抑或法學界的學術研究來看,近年來“軟的”“底蘊的”法治文化的塑造已經引起了更多的重視。類似《法治之歌》、法治公墓、冤案紀念館、紀念日、法治人物紀念碑、憲法日、憲法宣誓制度等法治的精神文明成果必將不斷涌現。

      【作者簡介】
      黃鑫政,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石寧輝,浙江鑒湖律師事務所。
      【注釋】
      [1]唐亞南:《刑事錯案產生的原因及防范對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7頁;黃士元:《刑事錯案形成的心理原因》,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3期。
      [2]包括為冤死者設立的冤死者公墓及冤死者追悼儀式。儀式要求公檢法、監察、監獄看守所等相關部門的人參加,需要諸如出席代表講話、出席人問候受害者家屬、默哀、播放國歌及法治歌曲、向受害者鞠躬等儀式。全程錄像,作為宣傳、學習的材料。見黃鑫政:《法治公墓:祭奠法治英靈》,載蔣海松主編:《岳麓法學評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17年版。
      [3]佟金玲:《司法儀式研究》,吉林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52頁。
      [4]《孫子兵法·謀攻》。
      [5]許多冤案的責任人沒有被追責。這對于當事人或其家屬是不公平、不正義的,且這也不利于人民法治信仰、信任感的維護、提升。輿論對冤案責任人是否被追責的關注也相對不夠強烈,冤案責任人的追責常常成為爛尾工程,或者說,不了了之。這對于法治的完善,是不利的。當然,追責也考慮適度,需要考慮責任人的職業性質及責任主觀故意的情況。
      [6]義務性法律的提法參見拉茲對法律的分類,參見[英]約瑟夫·拉茲:《法律體系的概念》,吳玉章譯,商務出版社2017年版,第六章。
      [7]陳春龍:《中國國家賠償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頁。
      [8]王晨:《國家賠償領域中賠禮道歉制度的檢討與建構——從國家賠償法、民法、刑法、國際公法“四法”比較的角度談起》,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5期。
      [9]《呼格吉勒圖墓志銘: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權柄者》,載《法制晚報》2015年11月12日。
      [10]王運聲,易孟林:《中國法治文化概論》,群眾出版社2015年版,第478頁。
      [11]陳春龍:《國家賠償法總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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